婚姻家庭立法赔偿管理论文

2022-04-21

【摘要】婚内侵权现象由来已久,但我国现行婚姻法律制度中对婚内侵权行为的规制不尽完善,而且夫妻共同财产制对婚内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实现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因此,为完善我国婚内侵权损害赔偿立法,维护家庭、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文章在明确婚内侵权损害赔偿的法理依据,分析婚内侵权现象产生的原因和立法缺陷,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实行夫妻非常财产制的立法建议。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婚姻家庭立法赔偿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婚姻家庭立法赔偿管理论文 篇1:

浅谈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摘 要: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修改后的婚姻法增加的一个新规定,它既是婚姻关系民法属性的直接反映,也是保护离婚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离婚损害赔偿责任是侵权责任,有四个构成要件,应将过错推定原则引入到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损害赔偿制度中。损害赔偿作为侵权者因承担的民事责任之一,具有制裁和预防违法行为的功能。这本身就体现了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并且对其他可能发生侵权行为的人而言,也有警戒和预防作用。

关键词: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权利主体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概述

(1)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含义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指离婚夫妻,配偶一方由于过错行为侵害了另一方的合法权益,并且其过错是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离婚时无过错的配偶一方对由此所受的损害,过错的一方配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民事法律制度。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上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和物质损害赔偿;狭义上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一般是指物质损害赔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中,精神损害赔偿是指由于配偶一方的过错,造成无过错方精神上的痛苦和内心的创伤,导致婚姻关系破裂而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就其所受的精神损害赔偿要求过错方赔偿。物质损害赔偿是指,由于配偶一方的过错,造成无过错方财产上的损害,导致婚姻关系破裂而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就其所受的损害要求过错方赔偿。

(2)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特征

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具有法定性、救济性和惩罚性的特点。

1.法定性。是指离婚损害赔偿主体是法定的。即只能是离婚当事人中的无过错方提出损害赔偿,而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则只能是离婚当事人中的过错方。可以请求的事由也是法定的,只能是《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所列举的四种情况,而对四种情况以外的行为通常是不能请求损害赔偿的。

2.救济性。是指通过损害赔偿,使无过错方的实际财产损失得以填补,精神伤害能够得到经济补偿和精神安慰,使无过错方被损害的利益得到救济和恢复。

3.惩罚性。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就是希望对造成离婚的配偶一方的违法行为加以追究,进行惩罚,从而体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3)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功能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作为一种救济措施,通过以财产赔偿的方式使离婚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损失得到填补,同时精神也得到安慰,其悲愤也可相对地得到一定程度的平息。制裁离婚当事人中过错方违反《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行为,警示、预防那些意欲实施相同行为的已婚者。

二、赔偿情形

1.重婚行为

重婚分为法律意义上的重婚和事实上的重婚两种。法律上的重婚是指,有配偶者与他人结婚,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其结婚的行为。事实上的婚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事实婚姻是指男女双方在主观上具有永久共同生活的目的。狭义上的事实婚姻是指没有配偶的男女双方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

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是否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是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与重婚的区别。然而在这种情形中,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到底是指多长时间一起生活才能算是同居,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

3.实施家庭暴力

实施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家庭成员身体、精神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家庭暴力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都存在。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清官难断家务事:,很多人认为家庭暴力是家务事,不好管也管不好,特别是在一些经济欠发达、文化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甚至有人认为丈夫打老婆、家长打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在家庭暴力妇女通常是主要的受害者,然而事实家庭暴力很多时候发生在家庭内部,比较隐蔽,不易被发觉。

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虐待是指,以作为或不作为的形式,经常故意地折磨、摧残家庭成员,使其在肉体或精神上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遗弃是指家庭成员中负有赡养、抚养、扶养义务的一方对需要赡养、抚养、扶养的另一方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对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情节严重,构成犯罪。

三、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问题

(一)、拓宽请求权主体范围

受到离婚过错损害的家庭成员都可以成为提起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主体。从立法上看,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赔偿请求权人被限定为夫妻一方,但该条(三)、(四)两项即家庭暴力和虐待、遗弃行为的对象是家庭成员,从《婚姻法》第三章家庭关系的有关规定来看,家庭成员不仅包括夫妻双方,还应包括配偶的父母、子女或其他直系亲属在内。虽然,遭受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行为的其他家庭成员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赔偿之诉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是,这样做在诉讼上是不经济的,不仅增加了诉讼成本,也会使部分受害者因不愿诉讼得不到法律保护。事实上,夫妻一方因另一方对其他家庭成员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行为提起的离婚诉讼,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其他家庭成员,因此,法律应允许受害者作为第三人参加到离婚诉讼中,并有权独立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二)、赔偿义务主体应包括第三者

侵害配偶权的第三者应成为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赔偿义务主体。现行法律把离婚精神损害赔偿义务人限制为有过错的配偶一方,使得受害人在权利保护上受到影响,实际上免除了共同侵权人的连带责任。在理论上,配偶权的绝对权性质决定了配偶以外的任何人都是配偶权的义务主体,都负有不得侵害配偶权的义务,若第三者侵害了合法婚姻关系中无过错方的配偶权,受害人应有权向其主张损害赔偿。

四、结语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生活条件的提高,致使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突出表现在重婚现象呈增多趋势,另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也比较严重,这样使本应幸福、和睦的婚姻关系产生了危机,甚至走向了破裂。2001年新修订的《婚姻法》怎加无效婚姻制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其中引人注目和引起各界关注的是,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其中对重婚行为、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无过错方可请求在解除婚姻同时,主张离婚损害赔偿,这无疑是我国婚姻保障制度内容的重大完善和补充,不但其丰富我国婚姻家庭内容,同时为无过错方在离婚时主张损害赔偿提供了强有利的法律保障,同时也是对导致离婚损害赔偿的否定和嫔弃,对于引导和规范我国婚姻家庭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具有指引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001年4月28日)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2001年12月24日)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03年12月25日)

[4]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答记者问(2001年12月28日)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发生的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处罚的批复。(1994年12月14日)

作者:贺金丽

婚姻家庭立法赔偿管理论文 篇2:

婚内侵权损害赔偿的问题研究与实现方式

【摘要】婚内侵权现象由来已久,但我国现行婚姻法律制度中对婚内侵权行为的规制不尽完善,而且夫妻共同财产制对婚内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实现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因此,为完善我国婚内侵权损害赔偿立法,维护家庭、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文章在明确婚内侵权损害赔偿的法理依据,分析婚内侵权现象产生的原因和立法缺陷,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实行夫妻非常财产制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夫妻财产制

一、婚内侵权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

婚内侵权行为,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对配偶的人身或财产权利,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实现的,使之受到损害的过错行为。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自然人享有平等的民事地位以及合法的民事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婚姻法是民法的一部分,夫妻关系也是一种民事关系,民法中的基本理论在婚姻法中同样适用。而且《婚姻法》第13条规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夫或妻作为独立的民事权利主体,其身份等同于其他自然人,同样平等地适用民法,受民法保护。因此,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夫妻一方的行为侵犯了另一方当事人的民事权益时,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夫或妻的身份不应成为侵权责任构成的障碍,也不应成为侵权人享有侵权豁免权的理由。就像曹诗权教授所说,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社会意义上,人的独立的主体性都不受婚姻关系的影响,只要侵权行为事实成立,行为人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然而婚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虽有《民法通则》等作为法律依据,但毕竟缺乏针对性,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有效地解决复杂的实际纠纷。这就需要在婚姻法中增加有关规定,明确婚内侵权的范围以及损害赔偿方式,追究婚内侵权方的责任,切实保护受害一方,尤其是不以离婚为前提的受害者的权利。

二、婚内侵权现象的产生原因及立法缺陷

(一)婚内侵权现象产生的原因

近年来,社会中非婚同居、家庭暴力、冷暴力等新型婚内侵权现象层出不穷。而这些现象的出现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自古以来,“男尊女卑”就是我国夫妻关系的基本模式,女子被要求“出嫁从夫”,“夫为妻纲”是夫妻关系的指导原则。特别是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人们严格奉行“夫妻一体主义”的夫妻关系,在人身关系上,妻子没有独立的人格权;在财产关系上,妻子没有独立的财产权。夫妻在享有人身和财产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和法律责任等方面,都无平等可言。夫权被无限地扩大化,而妻子的权利却得不到有效保护,这为婚内侵权行为的频繁发生埋下了历史根源。

(二)我国婚内侵权损害赔偿的立法不足

随着人们民主法制观念的增强及其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对新形势下的婚姻家庭关系进行了调整。但《婚姻法》在对婚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上,仍存在一些不足。如虽然《婚姻法》第46条规定了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导致离婚的四种情形,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9条却只将该权利的行使限定于离婚之时。对于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以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的案件,当事人均依据《婚姻法》第46条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以上规定表明我国婚姻法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责任而没有规定婚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婚内侵权的立法还不尽完善。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将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仅限定在离婚之时的司法解释,使得大部分不愿意离婚而只要求对方承担侵权责任的受害者的请求权无法行使。受害一方只能选择离婚来维权,否则只能继续忍受婚内侵权行为。这对于受害配偶一方而言过于苛刻,也违背了法律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的立法精神。同时,绝大多数婚内侵权行为由于缺乏法律约束而难以得到及时遏制,受害夫妻一方的合法权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在这样的情势下,完善夫妻婚内侵权损害赔偿的立法便显得尤为必要。

三、从比较法角度看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

在西方国家的民法、婚姻家庭法或侵权法中,对于侵害配偶合法权益的行为,都对应有相关的法律责任,有的还非常完备。它们的成功实践经验均值得我们借鉴。

(一)英关法系

在婚内损害赔偿问题上,英美法系国家经历了由最初的不承认到对妻子的财产损害进行赔偿,再到对夫妻间的一切损害进行婚内侵权损害赔偿三个阶段。早期英美法系奉行夫妻一体主义和夫妻侵权豁免原则,故不承认婚内损害赔偿。后为了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各国通过颁布成文法将婚内侵权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并结合一系列婚内侵权判例,共同形成了普遍适用的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

(二)大陆法系

早在罗马法时期,立法者就已经开始允许夫妻间进行侵权之诉。1907年,《瑞士民法典》最早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开创了大陆法系之先河。随后,北欧各国都借鉴其做法,在民法典中对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进行了规定。日本最高法院也认可婚内侵权损害赔偿,支持夫妻间侵权行为的成立,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

(三)比较与评析

就目前我国婚内侵权行为的普遍性和相关法律的规定来看,夫妻婚内侵权行为并没有得到有效地规制,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尚未建立。这一缺失需要借鉴相关国家成熟的立法模式与经验,并充分结合我国的现实,对其进行补充和完善。可适当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关于婚内侵权责任制度的规定,用侵权法中有关的救济措施来作为婚内侵权行为的救济途径。也可以学习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有关立法规定,既赋予夫妻双方一定的离婚自由,又注重保护无过错配偶一方的合法利益。无过错配偶一方可以通过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方式,来弥补因婚内侵权行为或离婚等遭受的人身或财产损失。

四、婚内侵权损害赔偿的实现方式

那么如何使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尽快得以实现呢?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财产上。我国《婚姻法》规定的法定财产制是婚后所得共同制,即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双方共同所有。对于共同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共有关系发生的原因没有消灭,共有财产就不能分割。在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情形下,对方没有可以用来承担婚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个人特有财产,那么赔偿的结果就等同于行为人将共同财产中的一部分拿出来交给受害人,这无异于把左口袋里的钱拿出来放进右口袋,不具有赔偿的意义。

所以婚内侵权损害赔偿的实现必须以夫妻财产分别所有制或以对方有个人财产为前提。然而现实中实行夫妻约定财产制的人毕竟只占少数,绝大部分都遵循共同财产制。如果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婚内侵权损害赔偿的物质基础就不存在,受害方所享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只是“空头支票”,无法真正行使。因此,为了完善婚姻家庭关系立法,更加全面、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建立夫妻分别财产制就显得十分必要。

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为了克服夫妻共同财产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执行方面的缺陷,法律规定在出现法定事由时,法院可依据法律的规定或夫妻一方(或夫妻之债权人)的申请,宣告撤销原依法定或约定而设立的夫妻共同财产制,改设为夫妻分别财产制。由于在特殊情况下才能改设为分别财产制,所以分别财产制相对于普通财产制而言,又被称为非常财产制。

在通常情况下,夫妻共同财产制能够保证婚姻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转,但在特定情况下,如出现婚姻一方通过各种手段侵害另一方的共有财产权益的情形,或出现一方因各种原因而陷入经济困境,而另一方不履行夫妻扶养义务,有可能危及婚姻家庭生活的维持情况时,可通过法律规定变更夫妻共同财产制,而使得夫妻财产归各自所有。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解释(三)》第4条只规定了两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共同财产,人民法院予以支持的除外情形。但上述规定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非常财产制只有在夫妻一方的财产权利受到侵害时才得以实行,当夫妻一方的人身权利受到侵害时,共同财产不能得到分割。为了完善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应当拓宽将婚后所得共同制改变为分别财产制的法定情形。根据我国《物权法》有关规定,结合相关的实践经验并参照各国立法,主张出现下列特定事由之一时,可由夫妻一方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变夫妻共同财产制为分别财产制:(一)夫妻一方没有妥善管理共同财产的能力;(二)夫妻一方没有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家庭基本生活费用;(三)夫妻一方出于故意,对另一方的人身或财产造成严重损害;(四)夫妻一方因触犯刑法,被处以罚金、没收财产等刑罚;(五)夫妻因感情不和,分居时间满一年以上;(六)夫妻一方被宣告失踪;(七)其他重大事由。在上述特定事由消除后,人民法院可以批准夫妻一方提出的恢复原夫妻共同财产制的请求。

夫妻非常财产制不仅有利于为受侵害的配偶一方提供法律保护,使其在不离婚的情况下获得赔偿,而且能够有效遏制婚内侵权行为,维护婚姻关系的和谐稳定,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家庭经济和夫妻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五、结语

婚内侵权损害赔偿是我国现行婚姻法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对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婚姻家庭的稳定,保障法律法规的实施,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有着重要作用。但我国的婚内侵权损害赔偿还不尽完善,需要在总结司法实践教训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使其达到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

作者:林寰

婚姻家庭立法赔偿管理论文 篇3:

农村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维护的多元化机制

摘 要: 婚姻家庭权益是农村妇女权益保护的重点和难点。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迅猛发展,农村社会相对封闭的模式被打破,人们的精神生活出现新的变化,一些人道德失范,农村婚姻家庭出现重婚纳妾、姘居、包养情妇、家庭暴力等新情况、新问题,严重威胁着合法婚姻家庭的稳定,严重侵害农村妇女在婚姻家庭的平等地位和合法权益。因此,必须完善农村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维护的多元化机制。

关键词: 农村妇女;婚姻家庭权益;多元化机制

婚姻家庭权益是妇女权益的基本内容。从总体趋势而言,农村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婚姻自主程度和婚姻质量进一步提高,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趋于平等,家庭民主化程度越来越高,妇女在家庭中享有相对平等的经济决策权。但在农村社会转型期,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迅猛发展,农村社会相对封闭的模式被打破,人们的精神生活出现新的变化,一些人道德失范,农村婚姻家庭出现重婚纳妾、姘居、包养情妇、家庭暴力等新情况、新问题,严重威胁着合法婚姻家庭的稳定,严重侵害农村妇女在婚姻家庭的平等地位和合法权益。必须完善农村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维护的多元化机制。

一、多元化机制对农村妇女婚姻

家庭权益维护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引导农村妇女依法维权

多元化机制是农村妇女依法维权的基本途径。长期以来,广大的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不高,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对法律的了解不多,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许多农村妇女在面临离婚、婚外恋、家庭暴力等问题时,不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许多农村妇女面对家庭暴力的不法侵害,不注意收集相关证据,而是本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采取忍让态度,放弃自己的权利,忍辱负重地维持已破碎的家庭。有的农村妇女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采取“以暴抗暴”的方式维权,使自己在依法维权的道路越走越远。多元化机制的运转有利于农村妇女选择合理、合法的维权途径。

(二)有利于充分维护农村妇女的合法权益

婚姻家庭权益是农村妇女权益保护的重点和难点。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迅猛发展,农村社会相对封闭的模式被打破,人们的精神生活出现新的变化,一些人道德失范,农村婚姻家庭出现重婚纳妾、姘居、包养情妇、家庭暴力等新情况、新问题,严重威胁着合法婚姻家庭的稳定,严重侵害农村妇女在婚姻家庭的平等地位和合法权益。但由于受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思想的影响,许多农村妇女经济不能独立,对丈夫有严重的人身依附性,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导致婚姻家庭权益受不法行为侵害的情况严重。在遭受不法行为侵害的妇女中,主动向各级妇联、公安机关、法院投诉的比例为数较少。多元化机制为受害妇女设置多渠道的救济路径,使受害妇女能够及时、有效地得到法律帮助。例如,针对婚姻家庭案件中受害妇女取证难的特点,各级维权组织指导妇女在日常生活中注意收集相关证据,必要时将有力证据提交给司法部门,请求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多元化机制的运转有利于动员有关职能部门的力量,制止家庭不法行为,充分保护妇女的人身权益。

(三)有利于依法惩罚婚姻家庭的违法行为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的违法行为既破坏家庭的稳定,也破坏社会稳定。在农村妇女遭受不法侵害时,妇女的弱势地位决定无法充分对违法者行使追诉权。多元化机制是在多个部门的协调运作之下,有利于对违法者行使充分的追诉权。一些农村妇女在遭受家庭暴力时,及时到医院开具诊断证明书,及时报案或请求有关组织调解,有关部门的处理往往为遭受暴力行为的妇女提供充分的证据,家庭暴力的客观存在,有利于法院判决认定一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农村妇女的合法权益受侵害后,通过及时的投诉、报警、和解、调解,能够使违法行为及时有效被制止,依法得到惩罚。

二、多元化机制对农村妇女婚姻

家庭权益维护的紧迫性

(一)单一的维权方式使妇女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维护

在发生婚姻纠纷时,单一的维权方式使妇女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维护。一是人身权益。妇女因为生女孩而受到歧视的现象依旧存在。由于封建意识和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生男不生女”的落后思想很难完全消除。农村妇女因为生女孩而遭到丈夫的殴打和遗弃,并引起婚姻纠纷。离婚自由是农村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基本内容,但在夫妻感情破裂后,农村妇女要求解除婚姻关系往往承受丈夫阻挠和亲属劝说的巨大压力。有的农村妇女甚至认为先提出离婚的一方“吃亏”,从而顾虑重重。有的农村妇女结婚证被男方及亲属藏匿,婚姻登记机关又不同意出具相关证明,妇女无法到法庭起诉离婚。农村妇女遭受家庭暴力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救助。农村妇女在遭受家庭暴力后,这些妇女往往找双方亲属自行和解,在自行和解无效后,再到村委会要求调解,但村干部以 “家务事”为由,有的推脱不管,有的以“和气生财”劝说。在向公安派出所投诉时,有的公安部门往往以“清官难断家务事”为由,要么不予调查受理,要么以简单的批评教育了事。在法庭调查时,有关知晓案情的亲属代表和村干部大多不愿为受害妇女出庭作证,致使受害人妇女对家庭暴力举证困难,无法得到过错损害赔偿的权利。二是财产权益。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使妇女在离婚时处于被动局面,不利于离婚案件中妇女权益的保护。婚姻家庭男女不同的分工使农村妇女在财产分割得不到平等权利。农村妇女多以家务事、照顾小孩和老人为主,男方多在外务工、经商为主。长期的家务劳动,农村妇女根本不清楚男方的收入和财产经营状况,无法掌握夫妻共同财产的内容、数额和来源等情况。男方把有关的证据毁灭,或隐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甚至找人作伪证,写假借条,捏造大量虚假的共同债务,致使在分割夫妻财产时,农村妇女少分、不分。在离婚中,对农村宅基地一般以作价补偿的形式进行分割,农村妇女因原籍不在本村而无法取得宅基地使用权或房产。

(二)基层妇女组织的维权机制不健全,导致维权不力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7条规定:“中华全国妇女联全会和地方各级妇女联合会依照法律和中华妇女联合会章程,代表和维护各族界妇女的利益,做好维护妇女权益工作”。各级妇女联合会对维护妇女权益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在具体的维权工作中,基层妇女组织的维权机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基层妇女组织处于农村妇女维权的第一线,但基层妇女组织对妇女的维权工作存在很多薄弱环节。一是农村基层妇女组织对妇女的维权工作有畏难情绪和消极思想。妇女的维权工作涉及面广,牵涉一定的利益冲突。很多基层的妇联干部认为妇女组织缺乏法定权力,帮助农村妇女维权缺乏保障手段,弄不好会给自身招来“麻烦”,存在不敢“得罪人”的思想。这种畏难情绪和消极思想,导致一些基层妇女组织的妇女维权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例如,有的基层妇女组织在接受律师调查时,因担心遭到当事人的报复而拒绝向律师出具有关投诉材料和证明材料。二是农村基层妇女组织开展依法维权工作的能力不高。面对成千上万的妇女投诉者,基层妇女干部能做到的只是倾听、安慰,疏导、教育工作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于农村妇女投诉的问题,应当如何依法解答,如何依法解决,采用何种法律途径,一些农村基层妇女干部心中无数,毫无对策。有的解答内容甚至违反法律规定。许多农村基层妇女干部开展维权工作不主动、不积极,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妇女投诉反映的情况没有做深入调查,没有积极帮助农村妇女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有的基层妇女干部虽对妇女投诉批示、转送有关部门处理,但对于层层批示、转送的案件,基层妇女干部往往不再作跟踪调查、落实和督促。三是基层各级妇女组织缺乏协调性。基层各级妇女组织没有设立专门负责妇女维权工作的机构,通常都是由各部门各司其职,且相互间职责划分不明确,缺少统一的管理机制,协调性差,并容易发生部门间互相推诿、扯皮的现象。

(三)多元化的妇女维权机制不协调,无法形成合力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条规定:“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保障妇女的权益”。“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各自的工作范围内,做好维护妇女权益的工作”。按《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规定,各级妇女联合会、工会组织、青年团是妇女维权的主体,但工、青、妇等人民团体缺乏法律赋予的职权,特别是《妇女权益保障法》虽然明确了各级妇女联合会的执法主体,但各级妇女联合会有责无权,妇女联合会没有法律赋予的调查取证权和保障妇女权益受侵犯的强制执行权。各级妇女联合会在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时,妇女联合会在具体个案中参与、支持妇女维权享有的法律主体资格不明确、不合法,妇女联合会开展维权活动必须借助律师事务所等其它维权组织的支持、帮助才能进行,维权的身份从“主角”变为“配角”。这种尴尬的身份使各级妇女联合会在开展维权活动时得不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配合。各级妇女联合会发出的督促函、建议函变成无关紧要的通知书,得不到应有的认可和尊重。从现实各部门之间互相配合、协作的程度,形成妇女合法权益维护的社会化维权工作格局任重道远。

三、完善农村妇女婚姻家庭

权益维护的多元化机制

(一)健全农村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维护的法律机制

加强农村妇女婚姻家庭权益保障的法律制度建设是多元化机制构建的基础。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以宪法为依据,以《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其它与妇女权益相关的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和地方法规为支撑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但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妇女婚姻家庭权益保障的法律制度有待细化。一是在《婚姻法》的立法完善上,加大对家庭暴力、转移、隐瞒夫妻共同财产、捏造共同债务等违法行为的过错责任和惩罚力度。提高男方对女方经济帮助和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和标准。二是在《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立法完善上,明确各级妇女联合会在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权利与义务,依法赋予各级妇女联合会的法定职权。明确有关部门对各级妇女联合会开展妇女维权工作应承担的法定职责。三是在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的立法完善上,行政法规要确保《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的配套衔接,地方性法规要依据地方实际制定,充分保障《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原则和有关规定落到实处。最高司法机关要根据司法实践的具体要求,适时制定妇女权益保障的司法解释,指导各地准确理解和正确适用法律,切实维护广大农村妇女的合法权益。

(二)健全各级妇女联合会为主导的权益维护机制

各级妇女联合会干部要转变观念,创新妇女维权工作思路、方法。各级妇女联合会干部要迎难而上,积极、主动开展妇女维权工作,解决妇女维权工作要“维什么?”“如何维?”的问题。一是要充分发挥妇联组织作为党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善于发现和掌握《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涉及农村妇女权益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并及时向各级党委、政府和司法机关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二是要充分借助人大执法检查和政协调研监督工作,密切联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完善建言献策机制,反映法律执行中的问题,反映妇女群众的呼声,监督《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落实。三是要创新妇联信访工作制度。提高各级妇联维权的效能,各级妇联要改变工作方式,变“上访”为“下访”,深入农村基层倾听民情,了解民意,有针对性的开展妇女维权工作。进一步完善妇联信访维权工作的督办制、责任制。对侵害妇女权益的典型案件,积极要求并协助有关部门或单位查处。

(三)健全农村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维护的社会化机制

一是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提高妇女的法律意识。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要紧紧抓住“五五”普法的契机,面向最基层、最广大的妇女群众,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活动,积极“送法上门”。利用法律讲座、培训班、案例讨论、法律知识竞赛、法律热线电话、公审旁听、模拟法庭等多种途径,使《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与妇女的权益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真正进入千家万户,妇孺皆知。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的优势,抨击丑恶,倡扬正义,推动全社会贯彻执行《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妇女权益保障工作的开展。二是加大对农村妇女法律援助的力度,提高妇女依法维权的效果。要通过“四级”信访网络、法律援助中心和组建特邀陪审员队伍等活动,组建一支精通法律的妇女维权专业队伍,使维权工作制度化、法制化。注重整合社会资源,变“单打”为“双打”、“多打”,不断壮大维权队伍,把妇女维权工作的范围拓展到人大、政府及司法机关等各职能部门。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对经济困难的农村妇女,人民法院要减免其诉讼费,强化庭前指导,提高农村妇女的举证能力。指导农村妇女聘请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密切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联系,建立多层次的社会救助网络。成立由公、检、法、司以及群众团体等组成的维权联席会,共同为农村妇女群体提供法律援助。三是运用综合治理的手段,加大对破坏婚姻家庭的违法行为惩罚力度。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等手段,加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公安、司法部门要严厉打击卖淫嫖娼、重婚、家庭暴力等严重危害婚姻家庭的违法犯罪行为,强化维权效果。

作者:李国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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