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对税收影响论文

2022-04-19

摘要：“互联网+”是以特定技术手段为支撑，契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求的、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深远影响的、国家战略层面的新型生产要素。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互联网对税收影响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互联网对税收影响论文篇1：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双创人员知识共享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储节旺是沁

〔摘要〕[目的/意义]探究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影响双创人员知识共享的因素，为双创人员更好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进行知识共享和合作创新提供建议。[过程/方法]在分析、总结现有文献基础上，构建概念模型，并运用层次回归法对数据进行分析，验证提出的假设。[结果/结论]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双创人员主体因素：知识共享意愿、知识共享能力、信任关系与知识共享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客体因素：知识的经济价值与知识共享行为存在负相关关系，移动互联网技术和政策在主客体因素和知识共享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

〔关键词〕移动互联网；创新创业；双创人员；知识共享；影响因素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7.05.002

〔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Knowledge Sharing of

Innovative Personnel in the Environment of Mobile InternetChu JiewangShi Qin

（College of Management，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601，China）

〔

〔Key words〕mobile internet；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innovative personnel；knowledge sharing；influence factors

2014年在天津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首次发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以下简称双创）的号召，双创是一个全世界共同的话题，长久持续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创新的拉动和人才的支撑。双创人员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并凭借技术优势从事创新性劳动，并为社会创造新财富以及为社会经济转型发展起着较大促进作用的人才。双创人员是国家技术进步与创新的原动力，是振兴经济发展的最大引擎，已成为国家加速发展的第一战略资源。双创人员的知识共享是影响创新人员成功的关键因素，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以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智能终端为途径的信息获取途径称为了双创人员知识共享的主要渠道。2016年1月22日，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在报告中显示，在上网设备中，中国网民个人上网设备进一步向手机设备集中，手机比例不断增加。根据报告统计，截止到2015年12月，中国的网民总数为688亿人，其中手机网民规模总数为602亿人，手机上网人数已经占到了总上网人数901%。新增网民数量为3 951万人，新增手机网民6 303万人[1]。种种数据表明：移动互联网将逐渐取代传统互联网。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基于移动互联技术进行知识共享已經成为新的发展趋势。

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众多，学者也对此作出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知识共享的效用为导向，主要分析的是影响知识共享的个体因素。邓雪等将个性特征与知识共享有机结合，研究了五大个性特征对企业科技人员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构建了个性特征对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模型，并验证了外向性、宜人性、神经质、开放性4种个性的个体拥有更为积极的知识共享态度，更易产生知识共享行为[2]。第二类是关注知识共享社会影响的研究，主要分析外部社会因素。黄海花等验证了环境变量、共享渠道、知识资源需求和知识资源池4个维度对知识共享的作用[3]。然而，知识共享行为一般既受个体因素影响，又受社会因素影响。VAlbino等验证了知识共享主体、知识共享客体、知识共享渠道还有知识共享环境因素是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4]。SMclaughlin等从知识特性、组织结构、内部人员和整体环境4个方面来研究影响知识共享的因素[5]。蒋媛卉从知识共享主体、知识共享客体、知识共享渠道和知识共享的情境出发，研究影响科研人员知识共享的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激励科研人员知识共享的建议[6]。

目前，从移动互联网在知识共享领域的研究来看，GVon Krogh、LArgote等[7-8]认为，移动互联网和Web20会对知识共享产生影响，特别是会对知识的获取和共享的途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GVon Krogh认为在移动互联网的环境下，知识的创造、共享和获取的成本更低，尤其是基于“云”平台提供的移动服务功能，能够有效地满足用户和企业知识共享过程中的个性化需求[7]。胡刃锋等认为，移动互联网技术和工具的普及和应用，可以满足产学研各主体知识共享的需求，从而促进知识共享行为的产生[9]。从文献分析来看，国内外学者对移动互联网对于知识共享的促进作用已达成共识，研究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双创人员的知识共享影响因素，对于双创人员更好地利用移动互联网资源进行知识共享，加快构建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在文献综述基础之上，首先从双创人员知识共享基本过程入手，这个过程中存在3个核心要素：编码与解释、知识传输渠道和社会环境。影响编码与解释的主要是知识的价值、知识提供者与接受者的意愿、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和相似的知识共享能力。依据知识共享过程概括出影响双创人员知识共享的主客体因素，在此基础上加入了移动互联网技术和政策这一外部环境因素作为调节变量，构建了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双创人员知识共享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并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模型进行验证，对双创人员知识共享起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指导作用。

1概念模型

本文结合移动互联网的特点和双创政策环境因素认为：双创人员作为知识共享主体，是影响知识共享的主要因素之一，知识共享的内容和形式作为知识共享客体因素，也会对双创人员的知识共享产生重要影响。国家的一系列知识共享、协同创新的政策为双创人员营造了良好的氛围。移动互联网的便捷性则在知识共享意愿和知识共享行为之间起到有效调节的作用。综上，本文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模型。

图1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双创人员知识共享影响因素模型

11双创人员知识共享主体因素对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111双创人员知识共享意愿和双创人员之间信任对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

知识共享意愿主要指双创人员愿意提供和获取知识。郑万松等认为在知识共享过程中，知识共享者的态度和主观规范决定知识共享意愿，而共享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知识共享行为[10]。Chen Tsung-Yi等以信任为基础研究了企业知识共享模式，指出员工的分享意愿对提高企业的创新意识和竞争力有重要影响[11]。McDermott认为，动机和意愿是影响知识共享的关键[12]。姜道奎认为，科技型人才为了保护自己的知识优势地位，往往更倾向于保护自己的知识，因此知识共享意愿对共享行为的影响更突出[13]。只有当创新人员之间建立起信任关系，双方都愿意参与到知识共享中，愿意分享、贡献自己的知识，共享才能实现。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本文认为提出假设1：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双创人员知识共享意愿对知识共享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假设2：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双创人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对知识共享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112双创人员知识共享能力对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

知识共享能力是指吸收和表达知识的能力。赵莉认为，在知识共享过程中，共享人员之间的知识的传播与吸收能力会对共享行为产生影响。李倩认为，知识提供者对于知识的表达能力是影响共享行为的关键因素[14]。知识共享双创人员之间共享的信息有其自身特征，首先共享的知识以隐形知识为主，因此，创新人员如何将隐形知识转化为易于理解的显性知识，就要凭借良好的知识认知和表达能力。其次共享的知识密度大，创新人员一般掌握行业内的关键知识和技能，具有很高的创新能力。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双创人员之间的知识共享能力对知识共享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12知识共享客体因素对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

影响双创人员知识共享的客体因素主要是知识的经济价值。知识的经济价值是指给拥有者带来的经济利益和附加价值。Garyson认为，过于强调知识的经济价值，会常常使知识分享者出于对知识经济价值的保护，不愿主动与其他成员进行知识共享[15]。双创人员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一定量的经济利益，因此，除非出于个人的信任或者交换的意愿，否则双创人员会潜意识的隐藏自身具备的知识。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4：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知识的经济价值与创新人员的知识共享行为存在负相关关系。

13知识共享情境因素对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

目前对于知识共享情境因素的研究较少，有的学者认为要从组织结构因素、组织文化因素、组织制度因素及社会因素4个方面入手。Thompson和Walsham认为知识共享情境因素是理解知识产生和获取的重要工具。由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全民创新的特殊社会背景，本文着重分析这两个社会因素作为知识共享情境因素对知识共享产生的影响。

移动互联网技术作为知识共享的基础，双创人员进行实时的知识共享离不开它的支持。AMFermoso等把移动技术和语义技术应用到知识管理中，得出了技术对知识共享有重要作用[16]。Yu Tai-kuai等验证了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对于知识共享的积极影响[17]。Zhou Tao研究表明，信息技术可以降低知识共享双方的时空障碍，促进知识共享行为的产生[18]。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5：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与创新人员的知识共享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

国家创新创业和知识共享的政策的实施一方面保障了双创人员的权益；另一方面促进了双创人员的知识共享、知识创新。赵爽认为国家机关出台促进知识共享的相关政策，吸引企业积极参与知识共享的企业联盟，不仅有利于企业的发展，还能加快国家经济的增长[19]。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6：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国家对于创新创业、知识共享的政策支持与创新人员的知识共享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

基于以上对于知识共享情境因素、移动互联网技术、政策因素文献的整理，本文提出假设7：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双创人員知识共享情境因素在知识共享主客体因素与知识共享行为之间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2数据分析

21问卷基本情况

本文首先邀请了常州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的6名创业人员进行半结构化访谈，通过访谈概括出影响双创人员知识共享行为的主要因素。本文在访谈基础之上构建了3个方面的潜在变量，分别是主体因素、客体因素和情境因素，每个变量含2～5的观测变量。确定变量和题项后，邀请了8位有过知识共享行为的双创人员进行试调研，取得了一些反馈后，最终确定了问卷的变量和题项。本次问卷采用的是李克特量表，问卷调查历时2个月，问卷发放主要集中在安徽和江苏两个省，总共发放问卷200份，剔除不符合双创人员身份和没有进行过知识共享行为的问卷，剩余有效问卷为164份，问卷的有效率为82%。

问卷数据显示：在使用移动互联网上网频率方面，日上网时间小于1小时的占3%，1～2小时占128%，2～3小时占22%，其余622%为日平均使用移动互联网上网时间3小时以上，说明被调查者使用移动互联网上网频率很高。其中，手机是双创人员最常使用的移动互联网终端。

本研究中总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55，说明量表的信度较好，各个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都在07以上，由此可知，有各个变量的测量题项所组建成的分量表具有很高的内部一致性，说明信度很高。通过表1还可以看出，每个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都大于06，说明量表具有很高的收敛效度。

22研究方法和计量模型

本文采用阶层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分析，为了重点分析移动互联网和政策这两个调解变量对双创人员共享行为影响的显著性，本文对样本建立了5个模型进行回归：模型1为仅含有双创人员身份和行为特征变量的基准回归方程；模型2进一步加入了主体因素（双创人员之间的信任关系、知识共享意愿、知识共享能力）和客体因素（知识的价值）；模型3加入了移动互联网技术变量；模型4进一步加入了政策变量；模型5在模型4的基础之上将主客体因素与情境因素的交互作用纳入模型中。

模型1，R2为0045，整体模式未达到显著水平。

模型2，F值为9825，达到0001的显著性水平，R2=0338，说明模型2的解释能力达到338%；ΔR2=0293，说明知识共享主客体因素的加入使模型2的解释能力比模型1高出了293%。同时，从模型2也可以看出，双创人员的知识共享意愿、双创人员之间的信任关系、知识共性能力与知识共享行为存在正向关系，系数分别是：0260、0261、0357，假设1、假设2、假设3初步成立。知识的价值与双创人员知识共享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系数为-0204，假设4。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双创人员只有出于主观意愿，才会开展知识共享行为。并且双创人员认为，知识共享能力是影响知识共享的原因之一，这里的能力不仅仅指知识共享主体清楚表达信息的能力，还包括知识接收者吸收、理解信息的能力。只有将外部接收到的知识和自身的原有知识融合，对新的知识调整应用时加以实践创新，知识共享才算是有效的。一些对能对创新产生重要影响的知识，决定了创新的成败，因此创新人员已是到这类知识的重要性时，会对知识价值进行判断，决定是否该分享、与谁分享。当其认定知识的价值较高时，创新人员通常在情感上趋向于自己拥有知识不展开共享行为。由于双创人员具有的知识的特殊性，所以创新人员只有彼此之间信任时才能够避免投机行为，降低知识共享的成本，促进知识共享行为的产生。

模型3加入了移动互联网技术变量，F=9780，达到0001的显著性水平，R2=0365，说明模型的整体拟合度较好，相比于模型2，新增加的变量对模型的解释力增量为0027，移动互联网技术这一变量的系数为0254，说明移动互联网对双创人员知识共享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假设5成立。在模型3中，加入了移动互联网技术这一变量，知识共享意愿、知识共享能力、创新人员之间的信任关系系数仍大于02，进一步验证了假设1、假设2、假设3。移动互联网技术消除了信息障碍，將知识共享者、知识接收者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虚拟的知识社区，便捷的知识共享工具提高了知识共享的效率，使知识传递更加便捷。

模型4新加入政策变量，新增的变量对模型的解释力增量为0035，说明政策这一变量的加入有效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政策变量的系数为0214，假设6成立。政府政策的关注与知识对于创新人员知识共享非常重要。一些发达国家已经采取了政策鼓励知识共享行为。例如，对于参与知识共享的企业减少一定额度的税收，实施补偿计划等。

模型5输入交互项，如果模型输入交互项后的R2变大则调节效应得到支持。模型5中F=7679，且在统计上非常显著，回归系数均为正，R2由0400上升至0441，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得到增强，也就是知识共享主客体因素与知识共享情境交互作用对共享行为的影响大于知识共享主客体中单独各个变量的解释力。假设7成立。从表2中还可以看出，知识共享客体因素与情境因素的交互项与知识共享行为之间无显著正向关系，知识共享主体因素与情境因素的交互项与知识共享行为存在显著正向关系。主要原因在于，情境因素的主要作用对象是知识共享实践者，双创人员知识共享行为实质是创新人员双方进行知识交换、知识转移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双创人员的知识共享能力和知识共享意愿。因此，从交互视角来提高双创人员的知识共享行为，就需要从多角度改善双创人员之间的关系，包括基本的信任和沟通，提高分享知识的能力，在此基础之上辅之以便捷的通讯工具、良好的政策氛围。

模型1至模型5的检验表明，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的最大值都小于5，可排除因子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31营造良好的知识共享氛围

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双创人员对知识共享意愿越强烈，越有可能参与知识共享行为。促进知识共享的前提是双创人员对于知识共享态度的转变，而知识共享行为是一种双向沟通的行为，涉及知识供给者和知识接受者两方面的意愿，一方面知识供给者要拥有共享其创新知识的意愿；另一方面接受者要及时接收理解新的知识，彼此在共享基础上诚意沟通。所以要创建良好的知识共享氛围，鼓励双创人员积极主动共享知识，才能使知识共享达到预期的效果。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能使知识传播范围更广，效果更显著，利用移动互联网的优势可以促使创新人员形成更为积极的知识共享态度。

32完善知识共享技术支持

隐性知识具有复杂性等固有特点，良好的知识共享渠道会对知识共享效果密切相关。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每一个知识共享主体也是一个移动的虚拟网络主体[20]。在移动互联网状态下，创新人员一旦遇到问题就可以借助移动终端实现与其他创新人员之间的交流互动，且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应运而生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性网络服务平台，例如微信、微博、QQ等，这些个人门户成了人们汇集各种信息的节点，通过这一个个节点汇集成了一个社会性的知识共享网络，深化了知识共享的深度和宽度，促进了创新人员隐形知识的分享和转化。因此，双创人员选取合适的移动互联网设备，能有效促进知识的分享。

33营造创新人员知识共享的政策氛围

人们采取所有的行为都源于一定的动机，适当的政策支持和社会奖励会满足创新人员的动机。2014年10月国家提出协同创新的思维促进发展战略，2015年李克强总理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改革，加大了财政资金的支持，打造了一系列的创新创业平台，为双创人员的实施创新创业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使双创人员积极地参与到知识分享、知识创新中。在未来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例如政府设立专项资金、出台融资优惠政策，提高创新人员积极性，同时，引导监督创新人员知识溢出行为，逐步建立合作信任观念和知识共享文化。

4结语

本文以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双创人员的知识共享问题作为切入点，从双创人员主体因素、知识客体因素和移动互联网、政策情境调节因素3个方面来研究，并运用实证研究的验证了假设。

从理论上来看，构建了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双创人员知识共享影响因素模型，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模型的拟合性较好，为创新人员知识共享和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知识共享研究提供了概念模型。

从实践意义上来看，本文结合了常州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进行实地调研，采用问卷调查和层次分析法验证了模型，结果表明，双创人员知识共享意愿、知识共享能力、创新人员之间的信任关系、移动互联网技术、政策对共享行为产生重要正向影响，知识的复杂性与共享行为存在负相关关系。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其他群體的知识共享行为也存在一定的借鉴作用。

本文研究调查的数据主要来自江苏省和安徽省，数据可能具有的区域特色，结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未来如果有机会，将会对不同区域的创新人员的知识共享行为进行研究，以期获得更为准确的研究结果。

参考文献

[1]CNNIC.第37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www.199it.com/archives/432572.html，2016-01-22.

[2]邓雪，孟城霖.辽宁沿海经济带企业科技人员个性特征对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4，（28）：49-53.

[3]王海花，蒋旭灿，谢富纪.开放式创新模式下组织间知识共享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3，34（6）：83-90.

[4]Albino V，Garavelli A C，Schiuma G.Knowledge transfer and inter-firm relationship in industrial districts：The role of the leader firm[J].Technovation，1999，19（1）：53-63.

[5]McLaughlin S，Paton R A，Macbeth D K.Barrier impact on organization learning within complex organization[J].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2008，12（2）：107-123.

[6]蒋媛卉.科技型人才集聚中的知识共享机制研究[D].太原：太原理工大学，2015.

[7]Von Krogh G.How does social software change knowledge management？Toward a strategic research agenda[J].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2012，21（4）：154-164.

[8]Argote L，McEvily B，Reagans R.Managing knowledge in organizations：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and review of emerging themes[J].Management Science，2003，49（4）：571-582.

[9]胡刃锋，刘国亮.移动互联网环境下产学研协同创新隐性知识共享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5，（7）：48-54，90.

[10]郑万松，孙晓琳，王刊良.基于社会资本和计划行为理论的知识共享影响因素[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4，34（1）：43-48.

[11]Chen T sung-Yi，Chen Y M，Lin C J.A fuzzy trust valuation methods for knowledge sharing in virtual enterprises[J].Compuyers & Industrial Engineering，2010，59（4）：853-864.

[12]Richard McDermott.Wh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spired But Cannot Deliver Knowledge Management[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1994，41（4）：103-117.

[13]姜道奎.团队知识共享机制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2.

[14]李倩，程刚.企业隐性知识共享能力综合评价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4，37（2）：66-70.

[15]Grayson O.If only we knew what we know：Identification and transfer of internal best practices[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1998，40（3）：154-174.

[16]Fermoso A M，Mateos M，Beato M E，et al.Open linked data and mobile devices as e-tourism tools.A practical approach to collaborative e-learning[EB/OL].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747563215001363，2015-01-12.

[17]Yu Tai-Kuai，Lu tong-chuan，Liu Tsai-Feng.Exploring factors that influence 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r via weblogs[J].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10，26（1）：32-41.

[18]Zhou Tao.Understanding online community user participation：A social influence perspective[J].Internet Research，2011，21（1）：67-81.

[19]赵爽.论我国企业联盟知识共享的现状与出路[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8，15（6）：91-93.

[20]王晰巍，郭宇，魏骏巍，等.移动互联网环境下企业影响知识共享因素[J].图书情报工作，2014，58（24）：113-120.

（本文责任编辑：郭沫含）

作者：储节旺

互联网对税收影响论文篇2：

论“互联网+”战略及其在税收治理工作中的应用

摘要：“互联网+”是以特定技术手段为支撑，契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求的、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深远影响的、国家战略层面的新型生产要素。“互联网+”对包括税收治理工作在内的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深远，在税收工作实践中，应主动融入“互联网+”，树立“互联网+”意识、善于运用“互联网+”思维，全面掌握“互联网+”先进技术，加强税务系统内外部的数据共享和数据挖掘力度，创新纳税服务模式，加强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网络安全建设和“法治税务”建设，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做好“互联网+税务”的试点和推广工作，为构建全天候、全方位、全覆盖、全流程、全联通的“智慧税务”生态系统提供有力支持。

关键词：“互联网+”；税收；战略；经济

一、引言

1996年在上海才出现全国第一家面向公众开放的网吧，但互联网在我国发展迅速。2016年1月22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新发布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网民已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网民人数居世界第一。如何实现由“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的跃进，更好地发挥互联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很多专家学者一直在探讨的问题。近两年来，国家在顶层设计层面出台了多项扶持政策，大力鼓励互联网企业转型升级。可以说，互联网业的深刻变革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是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的应有之义。“互联网+”深刻影响着传统行业甚至是人们的思维方式，“互联网+”不仅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还为包括税收治理工作在内的社会经济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二、“互联网+”文献综述

国内学术界对“互联网+”的广泛关注始于2015年的“两会”之后，根据中国知网（CNKI）的统计，2015年有关“互联网+”的学术论文约1万篇，2016年以来有关“互联网+”的学术论文也已多达6700余篇，而2014年这一数量不足50篇，2013年仅为5篇。近5年来，比较系统地对“互联网+”进行深入分析的学者包括何昕擘、苏楠、邹学思等，互联网行业的几位领军人物也对此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一）互联网行业领军人物对“互联网+”的界定

邹学思（2015）对“互联网+”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归纳和梳理，根据他的研究表明，国内“互联网+”概念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2012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易观第五届移动互联网博览会，于扬当时在博览会上提出移动互联的本质离不开“互联网+”。腾讯创始人马化腾2013年11月在众安保险的开业庆典仪式上提到，互联网加上一个传统行业，就代表了一种行业创新的能力，或者是一种外部资源条件对传统行业的改革。2015年马化腾等人编著的《互联网+：国家战略行动路线图》一书，用三篇十八章篇幅对“互联网+”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这些业内领军人物发挥了先导作用，并深刻影响了国家有关“互联网+”政策的制定出台。

（二）政府文件对“互联网+”的阐释

2015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及了“互联网+”，指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政府工作报告对“互联网+”的上述阐述，对“互联网+”战略的全面推广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这一阐述本身并没有对“互联网+”的全部内涵和外延进行深入分析，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为振兴实体经济寻找新的途径和手段。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缩略词注释》对“互联网+”做出的解释是：“互联网+”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常态。于此相类似的，《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40号）中指出，“互联网+”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上述界定，主要强调应借助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为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服务，形成一种“经济发展新常态”。

在税务方面，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指出，“互联网+税务”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税收工作深度融合，拓展信息化应用领域，推动效率提升和管理变革，是实现税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一表述与《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三）学术界对“互联网+”的研究

何昕擘（2015）认为，“互联网+”的实质是将互联网技术作为基础设施，渗透到各个行业中，以激发新的创造活力。“+”是一种融合，是将某种思维、行为方式（在技术的基础上）加入到经营者形态中，而与此同时，它并不能取代传统行业[1]。

苏楠认为（2015），“互联网+”战略就是利用互联网的平台，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把互联网和包括传统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结合起来，在新的领域创造一种新的生态。它以创新2.0为基础，互联网所展示出的一种全新的形态，也是一种全新的行业动态和演进，其动力便是知识型社会的创新2.0[2]。

北京大学移动政务实验室宋刚博士认为，“互联网+”是互联网发展的新业态、新趋势，是知识经济社会在创新2.0推动下互联网发展形态的进化。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黄骞认为，“互联网+”是希望借助国际领先的互联网技术力量、结合国内相对优秀的物质资源来加速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内制造业的品质、效率、创新等能力的提升，符合国家“一带一路”整体发展战略，推动整体产业的国内和国际影响力。清华大学付志勇认为，“互联网+”概念是信息化促进工业化的升级。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黄璜教授认为，“互联网+”是两化（工业化、信息化）融合的升级版，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概念叠加，其关键在于创新。新浪公司董事长曹国伟认为，“互联网+”代表的是一种互联网技术与传统行业这两者之间深度融合的新经济形态，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行业发展环境[3]。

通过对“互联网+”相关文献的梳理以及笔者对“互联网+”的研究，“互联网+”战略的形成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标志事件：

2012年11月易观国际董事长于扬首次提出了“互联网+”理念。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互联网金融”。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互联网+”行动计划。2015年7月，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2015年8月31日，国务院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发〔2015〕50号）。2015年10月1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拓展网络经济空间。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4]”。具体到税务方面，2015年9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为“互联网+”背景下的税收工作制订了时间表和路线图。

值得强调的是，“互联网+”战略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它经过了一个广泛讨论、充分酝酿的过程，既符合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又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它建立在经济社会实践、探索和创新的基础之上。在这一过程中，市场主体是“互联网+”的先行者，国家是“互联网+”战略的积极推动者。

三、“互联网+”的内涵

“互联网+”的内涵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互联网+”以特定技术手段为支撑

这些技术主要包括：移动互联网技术、物联网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等。而且这些技术是相互交融在一起的，没有这些核心技术，“互联网+”就无法在现实中发挥最大功用。

（二）“互联网+”是一种理念

仅仅把“互联网+”理解为“技术”还是比较肤浅的，它蕴含共享、平等、创新、互联互通、以人为本等理念。“互联网+”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市场主体，最大程度地发挥普惠性，它尊重不同的文化，尊重人的个性，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先进的理念、技术一经和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相结合，就会产生出巨大经济社会效益。比如“腾讯课堂”每周上课人数达7万多人，有力促进了教育均等化；全国近100家医院通过微信公共号实现移动就诊服务和快捷支付，累计超过1200家医院通过微信挂号，服务累计超过300万患者，为患者节省超过600万小时[5]。

（三）“互联网+”是一种生产要素

“互联网+”不是其他行业的替代者，更不是终结者，而是合作者和促进者。“互联网+”提供了一种更加便捷、高效、廉价、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手段。就如同“蒸汽机技术”和“电力技术”的出现不是对当时传统行业的威胁而是一种极大的促进一样。“互联网+”对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只要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产品质量足够好、服务足够周到，任何市场主体都可以在“互联网+”的大潮里脱颖而出。可以说，“互联网+”是一种最新的生产要素，它有效激发了人的创造性，鼓励、倒逼市场主体不断创新。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对“互联网+”做这样一个界定：“互联网+”是以特定技术手段为支撑，契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求的、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深远影响的、国家战略层面的新型生产要素。

四、“互联网+”战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互联网+”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促进和带动了就业，缩小了“信息鸿沟”，消除了“信息孤岛”，有效加强了社会各行业、社会各阶层间的互联互通，促进了社会公平，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互联网+零售”产生了电子商务，据统计，2015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18.3万亿元，同比增长36.5%，农村网购市场规模达3530亿元，同比增长94.3%。截止到2015年12月，我国电子商务服务企业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70万人，由电子商务间接带动的就业人数已超过2000万人[6]。“互联网+金融”产生了“互联网金融”，绑定银行账户的“微信支付”和“QQ钱包”账户已经超过1亿[7]。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对传统金融业产生了深刻影响。全国第一家网络银行“微众银行”已于2015年4月正式营业。“互联网+通信”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比如仅“微信”在2014年拉动了952亿的信息消费[8]。“互联网+能源”已经在电力行业开始应用，“互联网+健康”开启了“智慧医疗”新图景，“互联网+教育”促进了知识学习生活化，“互联网+税务”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苏州智慧国税”的经验正在全国税务系统推广。

可以说，“互联网+”既是一个加速的过程，又是一个破坏性创新的过程。可以预见，“互联网+”会与“三农”、媒体、社会公益、行政管理等实现更加深度融合。

五、“互联网+”战略背景下税收治理工作面临的机遇

（一）有正确的政策予以扶持

国家税务总局高度重视“互联网+”战略，《“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已经指明了行动目标，明确了需要重点推进的5大板块、20项具体行动。这些具体行动贴近税收工作实践，贴近纳税人需求，有很强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二）有成熟的技术可以利用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这些“互联网+”的核心技术都已经比较成熟，而且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应用。比如早在2008年，英国著名杂志《自然》就推出了“大数据”专刊，美国在2012年正式启动“大数据发展计划”，投资2亿美元以上[9]。2006年“云计算”被首次提出，谷歌、微软等大公司早已经开始研发自己的云计算系统[10]。“物联网”理念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在美国提出，2000年前后“物联网”技术在美国开始应用，2009年美国政府还提出了“智慧地球”战略[11]。可见，支撑“互联网+”的各项技术都已经比较成熟，可以根据各地税务工作实际，有选择性的嫁接到“互联网+税务”的实践中。

（三）用较低的价格即可购买

无论是直接购买软、硬件，还是购买“互联网+”服务，现在的价格都比较低廉。完全可以做到用较低的价格“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内外协同，聚力共进[12]。”

（四）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

我们可以积极借鉴“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苏州智慧国税”的成功经验，为本区域的“互联网+税务”实践服务。

（五）有优秀的队伍予以保障

从2013年开始国家税务总局就开始实施税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通过多年的努力，税务系统已经培养了一支优秀的队伍，相信这支队伍能够成为“互联网+税务”战略的中坚力量。

税收治理工作现代化与“互联网+”战略背景下的新形势新要求相比，与广大纳税人的新期待相比，还存在很多不足，比如在观念方面还有部分税务干部对“互联网+”不重视，有的认为“互联网+”只不过是“电子税务+互联网”，没能理解“互联网+”的本真要义，有的不愿意与其他部门、各市场主体共享海量税收数据，有的地方缺乏复合型人才队伍，对“互联网+”核心技术的学习力度不够，有的税务干部还没有从战略的高度来理解和把握“互联网+”对税收治理工作的全局性影响，等等。

六、“互联网+”战略在税收治理工作中的应用

（一）转变治税观念，树立“互联网+”思维

树立“互联网+”新思维，不是在原有税收征收观念基础上简单地加上计算机，“互联网+税收”是现代信息技术和先进管理理念的有机融合在税收管理领域发生的一场深刻革命[13]。这就需要税务部门加强组织领导，充分认识“互联网+”对税收治理工作的重要性。打破税收治理工作的旧思想旧观念，顺势而为，统筹协调解决重大问题，明确职责分工，完善工作制度，切实推动各项“互联网+税务”工作制度的落实落地。

（二）加强对“互联网+”核心技术的学习和应用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这些“互联网+”的核心技术在国内外的很多领域都得到了应用，我们应加大对这些新技术的学习力度，至少能够在宏观层面了解这些技术的基本原理、应用范围、适用条件。注重对“互联网+”进行实践体验，了解“互联网+”的最新成果，学习包括“苏州智慧国税”在内的各种“互联网+”成功经验。

（三）加强数据共享和信息公开力度

数据共享、信息公开，是“互联网+”背景下税收治理工作现代化的前提之一，“共享”与“公开”应该是双向的，不仅税务部门及其他相关行政部门应加强数据共享和信息公开力度，而且其他市场主体也应该增强涉税信息的主动申报和主动交换意识。税务机关及其他行政机关方面：应积极扩大可共享数据范围，丰富数据共享内容，让纳税人和税务人充分感受到互联网时代数据资源共享带来的便利[14]。加强税务与财政、海关、银行等部门的联动，加大涉税信息的收集、分析、处理及风险任务的推送力度，更好地实现税收风险管理。通过信息共享实现“情报交换”，促进税收治理工作进一步优化。信息共享和信息公开的途径，除了传统的税务官方网站、报刊、广播电视以外，还应注重利用微信公共号、手机APP客户端等新形式，在这一过程中，应特别注意确保信息和数据发布的权威性、及时性、准确性。除了注重简化对外办事流程，还应注重简化对内办事流程，增强对“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全面理解和整体把握，充分调动基层税务局（所）、税务机关内部业务科（股）室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其他市场主体方面：以“金税三期”平台为依托，汇总纳税人涉税信息，使税务部门能够及时取得纳税人的网络交易信息和资金流信息，消除信息孤岛，形成全方位多渠道的涉税信息收集体系，特别是网络交易平台、金融机构、第三方支付平台等应及时将涉税信息传递给税务机关。在此基础上，运用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方式进行全面动态监控，防止税款流失。

（四）加大数据挖掘力度，为税收治理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数据挖掘”是“互联网+”背景下税收治理工作现代化的关键一环，能够有效提高海量数据资源的经济效益转化率和管理效能转化率。重视发挥“金税三期”的作用，利用“互联网+”思维对海量数据资源进行梳理、整合、优化与细分，为税源管理、纳税评估、内部考核、税务风险防范等提供强大的数据支撑。

（五）创新纳税服务方式

应用“互联网+”，实现大数据和小数据的有机结合，税法宣传和纳税辅导的良性互动，税源管理和税款征收的无缝对接，税务内部治理和税务外部风险防范的相互促进，促进智能纳税服务、人性化纳税服务立体化建设。比如，针对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纳税人实施个性化服务，分类差异化推送相关政策法规、办税指南、涉税提醒、税收数据等信息[15]，这种“个性化服务”其实就是充分发挥了“小数据”的作用。

（六）加强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

“互联网+”新形势下，更应注重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对高素质人才的引进、培养和储备，形成有利于吸引人才的激励和保障机制，建立起能够适应“互联网+”时代要求的人才队伍[16]。这就要求税务工作人员不仅要熟练掌握税收专业知识、税收政策法规、“互联网+”核心技术，而且还应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宏观思维能力和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加强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本身也需要有“互联网+”思维，注重用“互联网+”思维组织、管理、考核科研人才，课题的选择也应注重发挥大数据、云计算的作用，增强课题选择的针对性、前瞻性和创新性。探索科研外包、科研人才外聘，打造以税务干部为主体、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税务智库”。

（七）加强网络安全管理

“互联网+”除了给我们带来了各种便利，同时也带来了信息安全、隐私保护等方面的新考验。2014年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习近平总书记亲任组长，“网络安全”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底线思维，强化互联网应用安全意识，确保安全、平稳、有序运行[17]。应注重开展丰富多样的教育培训，提高广大税务干部的网络安全意识，细化安全访问控制策略，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监控。注重发挥第三方安全评估机构的作用，优化网络运行环境，防范网络安全风险。

（八）做好试点工作，推广先进经验

“苏州智慧国税”、上海自贸区“办税一网通”等已经在实践中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我们可以结合本区域税务工作实际，借鉴成功经验，制定符合本区域税务工作特点的“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在一个市的范围内，可以选择一至两个县级税务机关作为试点，通过试点发现问题，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建议，优化发展路径，条件成熟后再进行推广。

（九）落实税收法定，加强法治税务建设

实践中，应加快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要部署，也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法定要求。然而，目前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税收征收法律仅有三部：《个人所得税法》、《车船税法》、《企业所得税法》。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截至到2015年1月1日，我国现行有效的、由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制定的税收法规、税收优惠政策等多达966个（这还不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税收法规以及税收优惠政策），其中个人所得税方面有118个，企业所得税方面171个，增值税方面244个，营业税方面110个，消费税方面55个，关税方面9个，城市维护建设税方面12个，烟叶税方面2个，资源税方面24个，车辆购置税方面12个，车船税方面10个，土地增值税方面12个，城镇土地使用税方面41个，耕地占用税方面4个，房产税方面有31个，契税方面35个，印花税方面36个，税收征管方面40个[18]。税收法定尚未全面落实，这是推进法治税务建设的一个短板，也是推进税收治理工作现代化的一大劣势。在落实税收法定的同时，我们还应主动适应“互联网+”新要求，在业务创新的基础上，推进税收法律、法规和制度修订，善于通过“大数据”发现税收执法过程中的各种违法线索，创新举报、监督途径。利用“互联网+”实现税务检查、税务行政复议、税务行政诉讼、税务重大案件审理等的全过程记录。

七、结论

文章对“互联网+”相关文献进行了全面梳理，对“互联网+”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互联网+’是以特定技术手段为支撑，契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求的、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深远影响的、国家战略层面的新型生产要素”这一新观点。从宏观层面分析了“互联网+”战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互联网+”战略背景下税收治理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联系税务工作实际，从转变治税观念，加强对“互联网+”核心技术的学习和应用，加强数据共享和信息公开力度，加强数据挖掘，创新纳税服务方式，加强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加强网络安全建设，做好试点工作，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等方面分析了“互联网+”战略在税收治理工作中的具体应用。（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

参考文献：

[1] 何昕擘.“互联网+”背景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法规制[D].华东政法大学，2015.09.

[2] 苏楠.“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创新型企业的新型办公空间设计[D].青岛理工大学，2015.6.

[3] 邹学思.“互联网+”背景下的荆门市人社系统信息化发展策略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5，5.

[4]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5年10月19日通过）.

[5] 马化腾.“互联网+”：国家战略行动路线图[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7：141.

[6]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100EC.CN）.2015年度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新华网，2016-5-17.

[7] 同[4]：94.

[8] 同[7]：92-93.

[9] 韩晶.大数据服务若干关键技术研究[D].北京邮电大学，2013，4.

[10] 王静宇.面向云计算环境的访问控制关键技术研究[D].北京科技大学，2015，5.

[11] 苏美文.物联网产业发展的理论分析与对策研究[D].吉林大学，2015，6.

[12]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的通知（税总发〔2015〕113号）

[13] 贾宜正.税收管理：从“+互联网”到“互联网+”[J].中国税务报，2015-9-9.

[14] [17]同[12]

[18] 杨东广.税收法定：深化税务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J].北方经济，2016，3.

作者：杨东广

互联网对税收影响论文篇3：

“互联网＋”背景下税收征管模式探究

【摘要】互联网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世界各国积极探索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型税收管理模式。我国税收征管体系建设起步较晚，更多依赖“人盯户，票管税”的管理模式，征管成本高且税收风险难以把控，距离实现国家税收现代化还有较大差距。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文章通过梳理我国税收征管模式的现实状况，从法规制度、基础信息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指出当下我国税收征管模式存在的问题及挑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税收征管模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税收管理; 互联网+; 税收征管模式; 税收現代化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已经融入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9年2月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2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9.6%，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到3.94亿，占总体网民的47.5%[1]。在当前“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将互联网思维引入税收领域，推进税收征管模式的改革，是当前税务主管部门面临的“制度+技术”多方位的挑战。2015年，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的通知（税总发〔2015〕113号）正式在全国税务系统布置实施“互联网+税务”行动。该行动计划包括社会协作、办税服务、发票服务、信息服务、智能应用5大板块20项具体行动，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提升税收征管效率，降低征管成本和遵从成本，优化税收环境，促进互联网与税收工作的深度融合。

围绕互联网背景下的税收征管新模式这一课题研究，国内众多学者以及税务机关的一线从业人员从不同角度开展了细致、深入的探讨。对于为何要与时俱进推动税收征管模式的改革完善，王秀芝[2]认为税收征管现代化是税收现代化得以实现的基本途径，是实现税收能力提升的基本保障，而落实信息管税则成为目前我国税收征管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杨杨等[3]以提高纳税人合作性税收遵从度为研究对象，提出利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可以有效提升税收征管过程中各部门间的融合程度，优化纳税成本管理，大幅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在如何设计改革的具体实施路径方面，刘海峰[4]提出我国要建立“智能税务信息系统”，该系统业务流程设计主要包括智能化信息采集、纳税申报、审批流程、风险筛查四个模块，依托现代信息手段，确保税收制度的执行和实现净化税收环境的目标;张云华等[5]通过比较国内外税收征管模式，提出在“互联网+”的背景下，运用分布式计算技术（MapReduce），将涉税数据从金税三期数据仓库转移到分布式文件系统（Hadoop）架构中进行分布式计算处理，可以极大提高涉税数据处理的能力和效率;袁娇等[6]概括性地提出发展中国家推进税收征管信息化改革绝不只是技术层面的事情，而应从“制度+技术”层面双管齐下推进“互联网+”税收征管改革。总之，在“互联网+”背景下，当前征管模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为保证税收各项职能的充分发挥，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征管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一、“互联网+”税收征管模式提出的内在逻辑

（一）政府职能定位的转变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努力实现政府管理方式从管制型向服务型模式的转变，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新公共管理论认为，随着知识爆炸性的增长，政府原有的管理模式和运转方式越来越难以适应，为此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和实现社会信息化至关重要。税务部门作为国家重要的行政执法部门，直接面对广大纳税人，面向各类微观经济主体，积极落实好税务系统职能转变的各项工作不仅关乎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关系到国家职能的发挥。改革优化税收征管模式是税务系统职能转变的直接体现。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税务部门要充分理解并运用“互联网+”思维模式，以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提升服务为核心，重新思考现有征管模式的组织模式、管理方式、业务流程和具体的技术支撑，提高行政效能，提升征管效率，使“互联网+”成为推动税务部门职能转换的重要驱动力。

（二）实现税收征管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税收征管现代化可以定义为：具有现代特点、适合现代国家治理和税收治理需要的税收征管状态，同时又指一国在税收征管领域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展过程[2]。目前，在推进现代化税收征管的道路上，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思路是：税收征管部门内部实行管理手段专业化、管理职能扁平化，同时基于不同的纳税主体有针对性地设计税收管理与服务，形成一种合作性的征纳关系，降低税务部门的征收成本及纳税人的遵从成本，从而最终以公正、高效的方式筹集财政收入[7]。互联网作为当前信息化发展的驱动力，不仅具有信息储存量大、传播速度快、数据分析能力强等特征，而且可以通过搭建虚拟平台，实现跨界融合、技术创新、结构优化，上述互联网的内在优势刚好契合税收征管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因此，借助互联网技术构建新型税收征管模式，可以在既定人力、物力等资源约束下，达到税收收入最大化或税收缺口最小化的目标，创造出良好的税收征管环境，推动实现税收征管现代化进程。

（三）电子商务的发展对税收征管提出更高要求

电子商务是指在互联网上进行交易的一种商务活动。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蓬勃发展，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网上零售额达9万亿元，同比增长23.9%[1]。在传统的商业活动中，交易痕迹容易掌握，如注册地址、货物流通、交易地点、收入金额和性质等，依据相关的法律和征管手段可以完成税金征缴工作。然而，现代化的电子商务交易模式与传统商务活动截然不同，具有高效性、扁平化、虚拟性等特征，由此便导致税收信息跟踪困难，税务征收程序加大，具体体现在：目前税务机关难以从第三方平台准确获取交易金额;对于从事电子商务的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来说，本身自建账困难、纳税遵从度低，不能提供规范的会计核算信息，从而导致税务稽查工作无法开展;各国税务机关针对于跨境从事电子商务的交易活动，在判定税收管辖权和划分利润归属方面仍存在争议。面对如此巨大的税基，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税收征管模式将会导致税款流失，甚至损害国家权益。随着电子商务规模的不断扩大，互联网技术日益成熟，互联网创新所产生的“倒逼”效应，要求税务机关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进行税收征管模式的改革，保证财政收入，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二、我国税收征管模式的发展现状

2013年的全国税务工作会议确立了2020年基本实现税收现代化的目标。近年来，我国一直在努力建设以纳税评估为重点，实行分类分级管理，规范税收征管程序，建立税源专业化的管理新模式。世界银行与普华永道联合发布的《2019年世界纳税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纳税时间缩短为142小时，同比降低31.4%，纳税次数缩短为7次①，企业办税便利水平持续提升。在“互联网+”背景下，税收征管效率得以大幅提升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税务机关通过网络宣传、线上互动，为纳税人提供个性化服务;另一方面，大数据下的信息整合亦能减轻纳税人报送信息的负担。

金税工程在历经一期、二期的开发应用后，“金税三期工程”于2016年在全国范围正式上线。“金税三期工程”实现了纳税登记、全税种（费）纳税申报全国范围内的网上管理。税务局可以做到分行业、分税种、分企业类型、分经营方式、分经营性质、分地区等多层次、多角度的税务大数据分析、综合税务预警评估，也可以实现对某一个企业的经营情况进行全方位的动态税务分析。例如，税务机关可以对企业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评估，分析企业的收入、费用、存货周转率、收入成本率、企业利润率等财务指标，进行数据信息和逻辑关系分析，通过与同行业利润率水平对比筛选出可疑信息，进而锁定稽查对象。

随着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重新修订并施行，在国家税务总局统一部署下，各省市税务机关陆续开放线上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ITS）。该系统包含税务大厅端、扣缴客户端、手机端及网页端4个渠道，业务范围涉及登记（采集）、申报、优惠、征收、证明、会统核算、查询统计7个环节。其中，税务大厅端是面向税务人员的业务办理渠道，支持依申报的办税业务、依职权的日常管理业务等;扣缴客户端是面向扣缴单位办税人员的远程业务办理渠道，主要支持办税人员实名、个税预扣预缴申报和缴税业务办理;网页端是直接面向自然人纳税人的远程业务办理渠道，支持个人实名注册、专项附加扣除信息采集，个税预扣预缴申报、汇算清缴申报和缴税等业务办理;手机端是通过手机APP的形式，业务范围与网页端相同。

总体来看，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我国积极打造适应新形势发展的税收征管模式，运用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推动税收管理和服务现代化，取得初步成效。但是还应理性认识到，目前所实现的信息化水平与既定目标尚有一定差距，还需要在未来不断实践和完善。

三、“互联网+”背景下税收征管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一）传统的管理思维方式有待转变

“互联网+”税收征管模式的出现，是在传统征管模式基础上的一种创新，既不是彻底推翻原有的管理方式，也不能簡单地将其理解为信息技术在税务管理中的应用。由于受以往业务模式的影响，当前许多税务机关从业人员认为“互联网+”税收征管就是利用计算机这一工具通过虚拟的计算机网络，进行单据传输和数据申报，将纸质版的资料以电子版方式存储，借助互联网进行涉税事项的公布。在没有进一步拓宽涉税信息来源渠道和搭建信息共享平台的情况下，所搜集的涉税数据依旧呈碎片化状态，数据背后的价值不能够充分体现[5]。过去，传统的税收征管模式与互联网思维不相吻合，税收征管的效果得不到实质上的提升。因此，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应该及时转变思维方式，准确理解“互联网+”税收征管模式的重点和核心。

（二）相关法律法规有待完善

目前我国在开展各项税收征收管理工作时主要依据2015年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税收征管模式的变革，尤其是在互联网的背景下，现行的税收征管法律规范与现代化税收征管模式逐渐不相适应。首先，与传统的产业、商品流通形式不同的是，在互联网经济领域，由于网络平台上存在着大量虚拟的企业和个人，税收征管的主要对象由有形的企业演变为分散的主体，税源由集中变得分散，由清晰变得模糊。因此，在税收征管体系建设落后于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会产生征管对象确定困难、涉税数据获取渠道不畅、税收征管权难以划分等一系列问题，由此造成大量税款流失，影响我国财政收入，降低税收公平性。其次，《税收征管法》明确规定“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支持、协助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但是由于缺乏具体的实施办法，在现实执行过程中，税务机关从其他政府部门获取相关信息难度较大，各部门对数据共享的积极性并不高。这不仅影响到税务部门信息收集的质量，增加了税务人员的执法风险，也导致整个社会运行效率的降低。

（三）涉税信息的不对称

据多年的征管经验与理论研究表明，税务部门与纳税人之间存在长期的博弈关系[8]，因此关于涉税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现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征纳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首先，纳税人直接掌握自身的全部涉税信息，相对于征税机关有着信息优势，并且两者作为一对利益矛盾的主体，纳税人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些纳税人会通过少报漏报、欺诈等手段隐藏不利的涉税信息。其次，税务机关掌握各类税收政策信息，包括税法制度、税收优惠、税额计算等，由于税法宣传工作不到位或纳税人理解偏差等多种因素，导致纳税人无法及时、准确了解到相关税收政策[9]。

第二，征管部门内部的信息不对称。当下我国税收征管体系中，征管和稽查归属于不同的部门。征管部门掌握纳税人的税务档案，而税务稽查掌握的信息源较少，在涉税信息共享不够充分的情况下，稽查部门得不到较为规范的案源信息资料，致使选案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因此往往造成普查和重复检查的局面。

（四）税收征管信息化水平有待提高

第一，涉税数据未能有效整合利用。经过多年的税务信息化建设，我国税务部门系统内部已经积累了海量的涉税数据，但是由于数据采集口径不一，应用技术有待进一步提升，涉税信息缺乏有效整合，形成诸多涉税信息“孤岛”，数据使用效率低，税收风险难以把控[10]。

第二，跨部门信息平台有待进一步落实。长期以来，我国税收征管参与主体单一，往往是税务机关孤军奋战，尚未形成统一的信息平台实现跨部门的信息共享[11]。这既不符合现代化税收征管模式的基本要求，同时也加大了税务机关征管成本和纳税人的遵从成本。

第三，数据分析方法的技术层级有待提升。当前税务工作中的数据分析方法基本特征是基于汇总、简单分类计算基础之上对原始税收数据的一般性描述。由于缺少对数据本身深层次的价值分析，其静态分析结果对于决策制定、政策执行、风险预测等方面鲜有实质性的参考价值[12]。

四、优化“互联网+”背景下税收征管模式的政策建议

（一）适应现代化税收征管的思维模式

以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契机，构建“互联网+”税收征管模式是现代化税收征管的重要环节。“互联网+”背景下的税收征管模式强调开放共享、团结协作，打破原有的思维定势，拓宽涉税信息收集渠道，不再单纯依赖于纳税人的自行申报和税务稽查，将其他政府部门、中介机构以及利益相关者进行有机融合，形成一个优势互补、信息共享、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改变过去以经验为主的决策方式，要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挖掘数据内在的价值和联系，“循数而行，依数决策”的科学决策模式，从而为相关部门提供政策支撑;提高服务意识，形成多元化的服务方式，尽可能将各项工作实现线上申请、线上办结、线上反馈，减轻纳税负担，降低涉税管理成本，提高服务能力。

（二）完善税收征管的相关法律制度

“互联网+”及大数据模式下，若要实施科学化征管、精细化管理，必须要以法治为引领，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完善征管法律制度，增强税收执法的统一性和规范性[13]。

完善税收征管的相关法律制度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第一，完善税务登记制度。对于以电子商務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模式，通过建立自然人纳税识别号将分散于互联网平台各个角落的纳税人全部纳入税收征管体系，同时可以考虑以属地管辖权确定税收管辖权的归属。第二，完善电子凭证管理制度。将电子凭证、电子发票、电子档案等财务信息统一纳入税务机关书记系统，参与大数据分析，不仅便于涉税信息的获取，同时降低了征管成本和税收风险。第三，强化纳税人权益保护制度。涉税信息往往会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在互联网时代极易被非法利用，因此为保障每一个纳税人的利益，建立完善纳税人网络涉税信息的保密机制和责任体系至关重要。第四，建立健全涉税信息提供机制。强化金融机构、中介平台、其他政府部门的信息披露和报送义务，并完善责任追究体系，使税务机关在获取涉税信息，行使风险管理、税务稽查等职权时更加有法可依。

（三）营造“互联网+”环境下的良好征纳关系

我国的征管模式已经开始发生重大改变，传统的以收入管理为重心的征管模式，逐步转向现代的以遵从管理为重心的征管模式。为提高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遵从坡面模型”（S—S模型）提供了另一条可选择的路径——合作性遵从，征纳双方通过建立一种相互合作、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也可以达到提高征管效率的目的[13]。科奇纳等的研究表明：当对税务机关信任度提高时，纳税人将会遵守税收法律而不会致力于如何最大化他们个人利益的目标[14]。在互联网模式下，税务机关可提供的纳税服务渠道可谓多种多样，通过打造“网上办税厅+移动办税终端”，将线下实体办税服务厅的所有功能转移到线上，打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实现全方位24小时纳税办理;以解决纳税人“痛点”为导向，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将与纳税人密切相关的税收优惠、办税流程等税收政策实行个性化、精准化推送，在优化征纳关系的同时也降低了纳税人的隐形遵从成本。在实现税收征管现代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营造一种合作性征纳关系，削弱了“管理与被管理”的传统征管模式的特点[15]。这一转变不仅可以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也能够让税务机关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税务稽查和风险防控等关键领域[16]。

（四）建设纳税信息共享平台

以大数据、信息化技术为支撑，建设基础信息共享平台，确保内部与外部、征管与服务等不同角度有效衔接，实现部门之间的互联互通。

首先，要在税收征管系统内部组建“纳税人数据仓库”。在“金税工程”三期投入以后，我国涉税数据实现总局、省局两级集中，但在“互联网+”背景下的税收征管模式进一步要求扩大税务数据管理的外延。税务机关应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开展涉税数据的收集工作，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信息渠道，例如办税服务厅、行政服务中心办税窗口、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ITS）、网上电子税务局等，实现对纳税人经营流程的全方位把控。同时，“对纳税人数据仓库”内的各项信息进一步归类、汇总、结构化储存，在各级税务机关、各部门之间，按照职能权限实行信息共享和增值应用。

其次，实现跨部门资源共享。税收征管现代化的主体表征为参与主体多元化，要改变以往税务机关孤军奋战的传统模式，构建以税务机关、纳税人、征纳双方以外的第三方共同参与的税收征管共同体。在互联网模式下，各部门间边界逐渐被弱化，信息交流渠道更便捷，这为实现跨部门资源共享创造了条件。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将税务机关、银行、市场监管、住建等部门“链”接在一起（如图1所示），实现数据及时更新，这不仅省去了中间抄送环节，同时也提高了涉税信息的时效性和精确度。随着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重新修订以及未来房地产税的出台，税制本身也要求各政府部门之间实现信息共享，确保税收工作的顺利开展，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协同治税的新局面。

（五）提升涉税数据的分析能力

税收大数据分析是未来税务决策支持的基础，也是税收信息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提升涉税数据的分析能力是“互联网+”背景下税收征管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税收大数据作为税务部门最核心和关键的征管资源，要不断深化对大数据的处理和应用，加强对各方涉税信息内在关系的梳理，绘制涉税数据基因图谱，为有效制定税收政策和实施税收风险管理指明方向和提供技术支持。值得注意的，运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可以有效提高涉税数据分析应用能力[4]。人工智能技术主要应用于互联网背景下各种预测领域，通过建立、模拟人脑的分层结构，对外部输入的声音、图像、文本等数据进行从低级到高级的特征提取，从而能够解释外部数据。在税收征管过程中，搭建涉税数据智能分析应用平台，可以实现税收决策智能化、涉税办理自动化，促进税收管理从信息化到智能化的转变。

鉴于涉税数据分析是一项专业性强的系统工作，各级税务机关可以设立专职的数据分析研究中心，该部门职能是根据不同的工作需求，通过“信息筛选→构建模型→数据分析→政策建议→结果评估”的运作模式，形成了上下联动、分级管理、相互促进的格局。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分析机构应该不断拓宽分析视野，立足于税收但不局限于税收，强化税收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多维度综合分析的能力，使得其分析结果不仅有利于税务部门的政策制定，对整个经济社会也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目前，部分发达国家已经能够将数据分析技术成熟地运用于税务机关的日常工作，以此识别税务风险，提高税收征管效率。据英国皇家税务海关总署2018年6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2017年度英国国内税收缺口330亿英镑，占应纳税额的5.7%[15]，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细化分析得出：在所有税种中所得税缺口最大，约占40%;纳税群体小微企业税收缺口最大，约占41%;按照不同的欠税行为分析，纳税意识不到位所造成的税款流失比例最大，约占15%。因此，在大数据分析技术的支撑下，上述分析结果不仅为税务部门未来税款征收问题提供针对性较强的解决路径，也有利于相关政策的制定，推动实现高效、科学的现代化税收征管模式。

（六）培养高素质、综合型人才

在“互联网+”背景下，由于纳税人的经营方式呈现多样化趋势、经营范围不断拓展，涉税信息在地区、部门、行业间相互渗透，导致涉税业务日益复杂，迫切需要大批既具有深厚的税收专业功底，又深谙税收信息化发展规律;既具有互联网创新思维，又懂得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研发的综合型人才。培养适应时代发展的人才队伍，要做到内外并举：一方面，将人才队伍的培训、储备工作纳入税务系统的建设内容，在强化税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着重加强互联网应用技术、数据管理、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培训，提高税务征管人员的信息化素质水平;另一方面，充分运用社会资源，通过公务员招录、产学研相结合等途径吸引各领域优质人才加入税务征管工作当中，提高税务干部队伍的内在活力和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43次）[R].2019.

[2] 王秀芝.税收能力提升的必由之路：税收征管现代化建设[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29（6）：27-36.

[3] 杨杨，杜剑.“互联网+”背景下税收合作性遵从实现的路径分析[J].税务研究，2016（5）：37-42.

[4] 刘海峰.我国税务信息系统转型的主要思路和基本架构[J].税务研究，2013（11）：62-64.

[5] 张云华，商永亮.大数据时代税收管理的机遇与挑战探析[J].税务研究，2018（9）：76-81.

[6] 袁娇，陈彦廷，王敏.“互联网+”背景下我国税收征管的挑战与应对[J].税务研究，2018（9）：82-88.

[7] 李万甫，黄立新.构建“互联网+税收大数据应用”机制的思考[J].税务研究，2016（7）：45-48.

[8] 黄阳，周亚，李克强.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4）：437-440.

[9] 唐跃，王超，薛剑秋，等.“互联网+”背景下大数据对现代税收管理的影响[J].税务研究，2016（10）：108-112.

[10] 余宜珂，袁建國.大数据在我国税收领域的应用：前景和挑战[J].税务研究，2017（2）：114-116.

[11] 卢晓晨，屈震，马泽方，等.论“互联网+大数据算法”在税收工作中的应用[J].税务研究，2017（2）：108-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