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化创作水诗风格影响论文

摘要：卞之琳作为中国现代新诗的先驱者之一，对于卞诗歌作品的研究，从他踏入文坛开始创作后便展开了。在创作理念上，卞之琳自觉地吸收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艾略特、闻一多等人的关于诗歌创作的理论之上，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探索出了一条崭新的创作道路，一方面拓宽了诗性美的领域，另一方面也提升了中国新诗的理性层次。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个性化创作水诗风格影响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个性化创作水诗风格影响论文 篇1：

“初唐四杰”在承继中变革和创新

[摘 要]初唐四杰的诗文创作在内容上和题材上有了新的突破，他们提出诗文创作要做到言情达意，提倡诗文要凸显出“文质并重”的思想主张，具有“刚健”、“雄壮”、“宏博”的特色，在承继中变革和创新。

[关键词]初唐四杰；承继；变革；创新

初唐四杰的诗文创作在内容上和题材上有了新的突破，他们提出诗文创作要做到言情达意，提倡诗文要凸显出“文质并重”的思想主张。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四杰的骈文作品创作上，骈文很大程度上显示出骨力劲拔、气势磅礴、神思跳跃、情致酣畅的特点。在诗文革新方面，他们主要批判形式主义诗风，提倡“雅奏、健骨”，严厉打击“淫哇、雕琢”的思想。诗歌题材广泛而丰富，思想内容深刻而复杂，诗风也是变化多样、刚健清新，他们一方面对六朝骈文和诗歌加以继承，另一方面又对其加以疏导促进其创新和发展，创作中保持一种积极进取的健康的思想感情，诗文闪耀着积极进取的理想精神和乐观开朗的浪漫主义情调，这是在承继中变革和创新的结果。

一、四杰诗风创新思想诞生的时代背景

初唐前期受南朝齐梁诗歌诗风创作的影响深远，初唐后期诗歌出现了新的转机，“四杰”的诗歌创作开创了新诗风。

初唐前期的诗歌创作受南朝齐梁诗歌诗风创作的影响很大。由于齐、梁、陈、隋时代，文人一味追求形式上的新巧华美，乏善可陈，为后人留下了“垢病”的把柄。唐初文坛一仍其旧，骈体文、宫体诗风靡一时。骈体文以歌咏皇家气象、帝居风光为能事，形式上表现为抽黄对白，采丽竞繁，柔媚无骨，华而不实。最有代表性的骈体文作者，当首推陈隋遗老虞世南。在他的带动下，当时的宫廷文士们都热衷于“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成为一时风气。他的许多骈体文章一味追求偶对，堆砌辞藻，了无生气。和骈体文相对应，宫体诗以歌颂宫廷生活，描写妇女病态美为主要内容，形式上表现为辞采华丽，缺乏骨气。最有代表性的宫体诗人，莫过于活跃于唐太宗时代的上官仪。上官仪创立的“六对”、“八对”之说，及其大量的诗歌创作实践，把诗歌的形式美推到了极致。他所创立的“六对”（即正名对、同类对、连珠对、双声对、叠韵对、双拟对），“八对”（即地名对、异类对、双声对、叠韵对、联绵对、双拟对、回文对、隔句对）之说，为中国古代格律诗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虞世南和上官仪都是当时文坛的重量级人物，影响所及，可想而知。 骈体文、宫体诗写作题材的狭窄，内容的空洞，技法的单一死板和程式化，把初唐文学创作引向了死胡同。这也是后人对初唐文坛评价不高，研究少人问津的最主要原因。

唐太宗的文学主张，集中地反映在他的《帝京篇序》中： 予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轩、昊、舜、禹之上，信无间然矣。至于秦皇、周穆、汉武、魏明，峻宇雕墙，穷侈极丽，征税殚于宇宙，辙迹遍于天下，九州无以称其求，江海不能赡其欲，覆亡颠沛，不亦宜乎。予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成英之曲，变烂漫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故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台榭取其避燥湿，金石尚其谐神人，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故沟洫可悦，何必江海之滨乎？麟阁可玩，何必两陵之间乎？忠良可接，何必海上神仙乎？丰镐可游，何必瑶池之上乎？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 （《全唐诗》卷一） 他在《帝京篇·序》里明确地提出“艺文”应“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认为文章要有益于教化。如果一味追求华丽的形式，放弃文章应劝诫世人的道义和责任，就会使人耽于淫乐，就会使国家危亡。尽管这些看法和要求的极端化使其具有浓重的实用主义色彩，但是，这对笼罩于齐梁文化氛围的初唐文坛，无疑是吹进了一股清风。

关于唐太宗和文学、文人的故事，史书记载多不胜数，兹不赘述。武则天也是颇爱文学的君主，她不仅自己亲自创作诗歌作品，而且喜欢召集朝臣唱和。据刘悚的《隋唐嘉话》记载，有一次，武则天游龙门，让随从的官员们赋诗，先赋成者赐予锦袍。左史东方虬的诗先写成，武则天便将锦袍赐予他。还未等东方虬坐稳，宋之问的诗也已写成。经过公开评议，大家公认宋之问的诗“文理兼美”，高出一筹。宋之问便毫不客气地从东方虬手上夺过锦袍穿在了自己身上。从这个“赐锦袍”的故事可以看出，武则天对文人的奖掖爱重。“上有所好，下必有甚”。太宗、武后之爱好文学，有别于此前的各个朝代，她们以其无与伦比的政治感召力和人格力量，在唐代文坛树起一坐巨型风向标，对有唐一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特别对包括“四杰”在内的初唐文人个体人格的建构以及“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价值取向，影响甚大。

文学需要反映现实生活，文学呼唤个性化风格！于是，生活在下层社会的文人一一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一一应运而生。他们让文学从宫廷台阁走向市井沙塞，使初唐文学步入前景光明的康庄通衢；他们把文学从“唯美”的形式主义的死胡同里拉了回来，并且以各具鲜明特色的个性化风格创作诗文，抒写情意，为唐初文坛吹进阵阵清风，为初唐的文风改革增添了无穷的生机和活力。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辞齐名，当时即有“四杰”之称，后人称之为“初唐四杰”。“四杰”的诗歌创作开创了新诗风，诗歌在内容、思想题材、审美追求和创作风格上都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具有“刚健”、“雄壮”、“宏博”的特色，开创唐诗新境界的序幕和唐诗“风骨”美的先河。 四杰诗歌语言的主导倾向，发展了六朝绮丽清新、藻绘自然，形成了美丽和婉的语言风格，在这总体语言风格下，五言诗和七言诗的语言又各具特色。五言趋向于偶对精切，疏朗工稳，刚健之气；七言则骈偶藻绘，秾艳动荡，流利畅达，和婉可歌。这是在承继中新变和创造。

二、初唐四杰提出了鲜明的诗文创作思想，扩展了诗歌题材

初唐时期，“初唐四杰”的骈文创作特别突出，由于时代的限制，四杰的骈文作品也受到了影响，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六朝以来的形式化和程式化的特征。但是四杰在对六朝骈文和诗歌加以继承的同时又对其加以疏导，促进其创新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四杰开创了骈文新的模式，骈文很大程度上显示出骨力劲拔、气势磅礴、神思跳跃、情致酣畅的特点。

四杰的创造理论主张：“凡所著述，多以适意为宗，雅爱清灵，不以繁词为贵”。推崇“磊落词翰，铿锵风骨”，目的在于“立言以重其范”。四杰提出了鲜明的诗歌革新主张，对于形式主义诗风的批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们提倡“雅奏、健骨”，打击批判“淫哇、雕琢”。 骆宾王对东晋玄言诗深恶痛绝，强烈要求“弘兹雅奏，抑彼淫哇，澄五际之源，救四始之弊，固可以用之邦国，后此人伦。”以声势浩大的“雅奏”来抑制、打击“淫哇”。杨炯在抨击上官仪等人的宫廷诗风时指出：“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竟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四杰的诗文创作革新主张鲜明，提倡诗文“雅奏、健骨”，批判形式主义的创作诗风。

四杰扩展丰富了诗歌题材，内容包括多个方面，通过不同题材的描写形成新的诗文风格和诗歌理念，同时也表达了自己丰富而复杂的感情。总之，无论是在题材上还是在诗风上四杰的新思想无疑不是唐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闪光点。

他们的诗文创作很多都是在生活经历中突显历史责任感以及将宇宙意识融入诗中。山水诗山水景物在“四杰”的笔下，或者抒发抑郁不平气愤，或者寄托时间易逝的感慨，有时又表现一种复杂矛盾的心境等。

生活经历中突显历史责任感的思想。四杰处于唐朝初期，在经历了六朝动乱以后，唐朝初期社会稳定，国力强盛，国家显示出一片繁荣景象。此时的唐代文人们也在此基础上激发了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尤其是对六朝动乱后的历史责任感。一方面借诗歌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政治才能，另一方面留下对历史沧桑的思索和感悟以警惕统治者和世人。

四杰将宇宙意识思想融入诗中。他们虽出生于豪门之家，家族前辈也多出于仕途，但是后来家道中落，有名无实。四杰命运坎坷，他们多次参加科考但是都名落孙山，到最后始终不能在朝廷上一展自己的才华。一方面，在遭遇仕途窘困，遇人不淑后他们妄想有一天能够被有才识的人提携，所以诗歌不乏掺杂了对仕途迷恋、希望提携的思想。另一方面，在希望被提携而又不能够实现时，四杰又将复杂的、矛盾的心灵去适应自然，赞美讴歌大自然的美好，幻想得到大自然宇宙的宠爱，将自己化身为宇宙中的一员，得到心灵的净化。宇宙意识的加入，使得初唐山水诗获得了更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审美趣味，从而走向更高的层次。

赠友怀别诗。怀友赠别表达的是一种朋友离别的伤感和不舍之情，四杰的诗歌很多都是感慨聚少离多，感慨前程渺茫，感慨仕途坎坷，感慨时不我待。其实，四杰写此类作品更多的是为了表达珍惜友情、珍惜时间的思想，在初唐繁荣昌盛，社会稳定的环境中，四杰显得有些孤傲和孤独，因而友情也是他们寄托孤独之思、渴望真诚的一种流露。

“四杰”的边塞诗开了唐代边塞诗创作的先河。四杰的边塞诗大都和诗人对功业的追求紧紧联系在一起。诗歌中宏大真实的战争场面，描写主人公细致的内心思想情感，有的抒发了希望和平、思乡之情，有的抒发了建功伟业、英勇善战的思想情感。

咏史述怀诗。他们的咏史诗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表达对前朝兴衰的感慨和人生不得志的悲愤之情。这些诗多凝聚着诗人的人格理想，表达了诗人对怀才不遇的感慨。

四杰借此类诗作抒发生活之感。四杰这一题材的创作以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为最有名，其他还有王勃的《临高台》、骆宾王的《帝京篇》、卢照邻的《行路难》等。

其他题材的诗如都市生活诗、悼亡诗、艳情诗等。都市生活诗抒发生活之感，悼亡诗歌表达了诗人对死者的惋惜和思恋之情，诗歌中带着个人悲剧性生命的意识。艳情诗歌主要描写的是美女佳人，诗人运用细致的笔调和对外貌情感生动的描绘，透出对佳人无限的深情。

关于四杰诗文创作思想理念形成的原因。就创作情感而言，四杰提出诗文要言情达意，丰富的思想内涵是成就一篇好的诗文的基础，自己的情感要借助诗文表达出来，没有情感的诗文犹如一副没有生命活力的躯壳。四杰虽出生中下层阶级社会，但是具有极高的思想内涵和深厚的文学才华，他们希望自己的创作得到社会尤其是上层阶级有识之士的认同和接受。他们一方面是探求和革新诗文创作以促进社会文化思潮得以长足发展，丰富诗文创作内涵。另一发面希望借助诗文创作得到文人官士的肯定，以实现他们登上仕途、施展治世才华的宏愿。在创作理想方面，四杰呼应匡时济世的精神，急于登上政治舞台，形成了锐意进取、渴望建功立业的热情和幻想积极用世之心。这种入世进取的精神和高度的社会政治责任感是他们人生价值的最高追求，他们将这种人生价值追求注入到诗歌创作中，形成新的审美风格和新的创作理想。〔责任编辑：谭 蕊〕

作者：李方阁

个性化创作水诗风格影响论文 篇2：

卞之琳诗学理论研究

摘  要：卞之琳作为中国现代新诗的先驱者之一，对于卞诗歌作品的研究，从他踏入文坛开始创作后便展开了。在创作理念上，卞之琳自觉地吸收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艾略特、闻一多等人的关于诗歌创作的理论之上，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探索出了一条崭新的创作道路，一方面拓宽了诗性美的领域，另一方面也提升了中国新诗的理性层次。

关键词：诗歌格律;非个人化;诗歌意象;诗学蜕变

作者简介：李荞伊（1995-），女，吉林省延吉市人，延边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卞之琳，“汉园三诗人”之一，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拥有重要的地位。于1929年入学北京大学，翻译了《传统与个人才能》，以及《魏尔伦》两篇论文。这两篇论文对卞之琳的诗学理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他创作生涯的前期又恰逢“新月派”的黄金时期，以至于卞之琳前期的诗学理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新月派”、“现代派”、“汉园”之间的沟通的桥梁。而1935年之后的卞之琳，便走上了告别新月诗派的浪漫主义之路，实现了自我诗学的蜕变。

一、西方文化影响下的诗歌意象

卞之琳诗歌创作的第一阶段，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在这段期间内，中国的文艺界开始对西方文学进行了大量的介绍、翻译以及评论。而这段时期的卞之琳，同时在进行对西方文学和西方文艺理论进行翻译研究，随着翻译工作的不断进展，卞之琳对外来地文化观念自然也开始了加工再创作，尤其是以西方作品中的各种意象为主。以《灯虫》为例：“……多少艘艨艟一起发，白帆蓬拜倒于风涛，英雄们求的金羊毛，终成了海伦的秀发。赞美吧。芸芸的醉仙……”这首诗中包括了数个古希腊神话中的知名意象。如稀世珍宝的金羊毛，在古希腊神话中，许多英雄都为了得到金羊毛而死于非命。海伦则是众神之王宙斯的女儿，她是世间最漂亮的女人，海伦与往死帕里斯的私奔则引发了著名的特洛伊战争。《灯虫》中的另一部分：“小蠓虫在灯下纷坠，不甘淡如水，还要醉，而抛下露，养的青身。”则引用于波德莱尔的《献给美的颂歌》一诗：“蜉蝣花了眼，朝你这蜡烛飞去，嘶地一声烧着，还说：火炬有福！”。对两首诗进行品读后，不难发现，两首诗都隐晦地表达了，世人不应过分追逐凡尘中的美丽虚妄。而在此基础上，卞之琳的诗则更偏向于对世人的劝诫。诗歌中所引用的金羊毛也在更多的表达遗憾和批判，带有明显的中式教育的色彩。除了《灯虫》，《白螺壳》也是卞之琳从西方文学中挖掘出的能够引起共鸣的经典意象。《白螺壳》取材于瓦雷里的《人和螺壳》。在《人和螺壳》序言中，瓦雷里自诩，人和螺壳的创作对他来说，就像一个过路人在海边捡起了一个鬼斧神工的贝壳，由此引出自己无限的想象。再回到卞之琳的《白螺壳》：“空灵的白螺壳，孔眼里不留纤尘，漏到了我的手里，却有一千种感情：掌心里波涛汹涌，我感叹你的神工。”[1]可以看出，卞之琳笔下空灵美丽的白螺壳，与瓦雷里序言中的白螺壳有异曲同工之妙。

卞之琳对诗歌意象进行创作选择的过程中，既包含了他对西方文学的二次淘洗，也体现了诗人对现代文学中时代性呼喊的共鸣。在学习领悟西方文学的方面，卞之琳的主动积极也能侧面体现诗人对世界时代性的关注。此外，卞之琳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也不会刻意回避东方传统古典诗学中的诸多理想，他强调，白话新体诗虽然获得了一个巩固的立足点，但古典诗学仍旧是一个经年累月，不断变化流传下来的艺术遗产。

二、对“诗的格律”的继承与发展

唐湜曾说过：“就诗品而言，诗人卞之琳是介于五四新诗创始期与30年代成熟期之间的桥梁，具体地说，即‘新月派’、‘现代派’与‘汉园’一代之间的桥梁”。[2]回顾卞之琳走上创作生涯的开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新月派正在中国文坛上大放异彩，处在黄金时期的新月诗派，对卞之琳的诗歌创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阅读卞之琳早期创作的诗歌作品，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现代新诗从新月派到现代派的逐渐转变的过程。

（一）新旧诗体的格律问题

“五四文学革命”的开始，为中国文学打开了新世纪的大门，在胡适等人白话文运动的倡导下，大多数作家跳出古典文学写作的藩篱，开始尝试白话文创作的探索打破古典诗歌创作的格律要求，可以为诗歌本身注入新的活力，但是新的诗歌创作观念、美学原则究竟是什么，却没有一个大众都认可的标准，在这种纷杂烦扰的状况下，闻一多的《诗的格律》横空出世。《诗的格律》也确确实实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诗的格律》一文提出了详尽的、完备的有关诗歌格律化方面的原则和主张。

闻一多强调，从诗歌本身出发，格律包含了两方面，一方面属于诗歌本身的视觉方面，另一方面是诗歌的听觉方面。而视觉听觉两方面其实有可以将它们看成息息相关的两个层面。诗歌没有格式，就没有小节的匀称，而诗歌没有音尺，自然也不会有句式的均齐。他所推崇的三美，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分别对应诗歌的音节、辞藻以及小节匀称和均齊。无独有偶，废名在《天马诗集》序中谈到，新诗的意见以及所谓“自觉”的问题。包括做新诗的人如何感受新旧诗歌的变迁，汉字对于中国诗的必然性。朱光潜也在读诗会上将新诗的诵读作为议题，他替诗歌的音律辩护，认为新诗的内容是首要的，形式是诗歌的灵魂。

（二）卞之琳对诗歌格律的主张

卞之琳的《群鸦》就很好地运用了闻一多关于“音乐美”的理论：“啊，冷北风里的群鸦，哪儿去，哪儿去，哪儿是你们的老家？……飘远了，一点点消失在苍茫的天涯。”[3]《群鸦》一诗总共分为五个小节，每小节都是由三小句组成，句式也大致相当，而每小节的最后一句话的尾字也都压了韵脚a，“家、下、嘛、花、涯”，整齐的韵脚使得全诗带有整齐的音乐美，使诗歌富有浓厚的情感。

关于建筑美，卞之琳也有自己的审美理解运用，《远行》一诗：“不用管能不能梦见绿洲，反正是我们已烂醉; 一阵飓风抱沙石来偷偷埋了我们倒也干脆。”[4]整首诗的结构整齐并且字数匀齐，每一行都有相同的音尺。虽然诗的每小节诗句长短不一，但整首诗的各小节长度相同、数量相同，在强调句的匀称方面也充分体现了闻一多所主张的“建筑美”。综合来看，卞之琳的诗歌确实是新诗格律路线的重要代表之一，但他并不是完全按照闻一多的格律理论进行创作的。一方面是因为闻一多过于强调格律诗在音节方面上的创作，以至于一定程度上将视觉效果和听觉效果进行了糅合，另一方面，句式匀称整齐，甚至强调到小节的整齐划一，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诗歌对于情感的表达和抒发，将这些缺点转移至诗歌创作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完全遵照闻一多格律说进行创作的诗歌，在节奏上未免显得过于形式甚至有点呆板，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诗人自身的表情达意。

于是从1935年开始，卞之琳在诗歌创作中，除了诗歌本身的格律创作之外，也开始注重诗歌整体的建构问题，在已有的格律基础上，卞之琳对诗歌所带有的声音和意义进行了二次结合，开始从新的方向探讨诗歌的格律问题，由此衍生出了诗歌更广义的节奏方面的问题，与之相应的，卞之琳的诗歌创作也展开了新的画卷。卞之琳将闻一多关于二字尺、三字尺的想法进行改良，改造出了一种关于诗歌的“顿”的新的安排。将句式的匀称整齐转化为顿数必须相同，“一行诗用三、二字‘顿’相间，节奏就从容[5]”。如《白螺壳》：“请看︱这一湖︱烟雨……风穿过，︱柳絮︱穿过，”整首诗由二三字“顿”结合而成，错落地分布于诗歌之中，节奏上既又变化又富于张力，还能体现出作者的情意，在整饬中做到参差的均衡。

三、“非个性化”的诗学理念

前文中已经提到，卞之琳在北大求学时便已经着手翻译《传统与个人才能》，以及《魏尔伦》两篇论文，这两篇论文的译注工作对卞之琳的诗歌道路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卞之琳曾在《雕虫纪历·自序》中谈到过西方对他造成一定影响的诸位诗人：“我前期最早阶段写北平街头灰色景物，显然指得出波德莱尔写巴黎街头穷人、老人以至盲人的启发。写《荒原》以及其前短作的托斯·艾略特对于我前期中阶段的写法不无关系。”[6]

“非个性化”理论源自艾略特，他在他的代表作《传统与个人才能》中首先提出了这一理论。在艾略特看来，“诗不是感情的放纵 ，而是感情的脱离;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7]诗人在创作作品时，要将自己融入到广袤的历史语境中去，在日常生活中激发出的个人情感，并不能创作出不寻常的、有趣的诗。艾略特认为，诗人无法独自拥有完整的意义，创作作品时要将主体情感客观化，即“冷静”的、“非个体化”的诗学概念。这种诗学概念反映到艾略特的作品中，通常以一种常见的戏剧性模式出现。艾略特认为，要展现“客观”，就需要寻找到一种“客观对应物”，预先设置场景，再引出事情的发生发展。

回到卞之琳的诗歌，不难发现艾略特“非个性化”的理念。如《寒夜》一诗：“老陈捧着个茶杯，对面坐的是老张。……他们（眼皮已半掩）看着青烟飘荡的消着，……当！哪儿来的钟声？”《寒夜》全诗的叙事视角都是以第三人称进行的，叙事者客观地站在故事发生的情景之外，而观众（读者）走进作品的方式则是通过诗歌中的客观场景与客观事物。以《距离的组织》的一段为例：“（‘醒来天欲暮，无聊，一访友人吧。’）灰色的天。灰色的海。灰色的路。”括号中的内容暗示了诗人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三个灰色组成的场景更凸显了“我”的心情。诗人的情感利用客观对应物得到展现，最终完成了主体情感的客观转化，戏剧性的处境来呈现诗中人的感觉，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四、从浪漫主义到大众诗学的转变历程

（一）反抗“缪斯”：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

在第二章中已经简单概括了新月诗派对卞之琳诗风的影响，新月诗派按照自身艺术风格经历了前期的浪漫主义色彩逐渐过渡到理性的、克制的感伤情调。卞之琳的诗歌也以1935年为分水岭，告别了新月诗派的浪漫主义，开始转向智性诗。而这段以智性诗为代表的卞之琳的诗歌创作时期，也被大多数研究者视为卞之琳诗歌创作的黄金阶段。从《距离的组织》开始，诗人的诗风发生转变，诗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对前驱诗人的模仿和学习后，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光芒，“我自己写新诗，经过一段曲折道路，刻意在实践里也学习这一方面，还感到难以企及这两位师辈的这种艺术优点。”[8]自此卞之琳开始了对闻一多等人的诗学理论进行修正。卞之琳认为诗歌中那些平庸的表情达意的方式应当“成堆删去”，以此来消去新月诗派的情感渗入。他的诗风转向正是解构主义文学家布鲁姆所强调的“打碎与前驱的连续运动”的直接体现。

（二）诗学蜕变：现代主义至大众诗学

卞之琳在三十年代后期创作的《慰劳信集》，被研究者们视为从现代主义转变至大众化诗学的产物。《慰劳信集》的诗风、主题、立意都与他“黄金创作期”时的作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诗歌靠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抗战生活。蓝棣之曾评论《慰劳信集》是“另一位诗人卞之琳的作品”，是诗人为了思想正确而放弃艺术审美的一种牺牲。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评价似乎并不全面，诗人在中华民族遭遇空前困难危机的时刻，选择将小我转变为大我。从“哪儿去？哪儿去”到“已经摸到了方向。”《慰劳信集》展现了诗人对抗战必将胜利的希望和信心，詩歌内容上围绕了战时热点，抒情主体也由个人上升到集体。迎合了大众化诗学的阵营。诗歌的艺术风格也由以往的冷静沉郁变得富有张力。以《修筑飞机场的工人》为例：“你好吗？我好，大家好。放心吧，干！”诗人用口号性质的话语来调动诗歌情绪，使诗歌整体节奏变得铿锵有力。可以说，《慰劳信集》正是诗人“非个人化”探索的一个必然转变，家国情怀的驱使，爱国心的推动，使得诗人告别了过去抒情诗创作风格，开展了带有强烈集体意识的现实主义风格的诗歌创作。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卞之琳发现了新意的“小”，发现了人和人的不同，而这些不同又被整合起来从而营造出更大的集体。

结语：

卞之琳的诗歌创作，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吸纳了新月派和西方象征主义的艺术风格，早期的作品对诗歌三美的追求随处可见。随着诗人创作经历的丰富，诗歌的走向也逐渐沉潜，诗人吸收了西方“非个人化”以及“戏剧性冲突”的创作，开始对现代主义诗学理论进行积极的探索，创作出情理结合的智性诗歌，当抗战的旗号打响，诗人又遵从了内心的号召，将诗歌的情怀从“小我”走向“大我”，无论是哪一个阶段的诗人卞之琳，他的创作都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注释：

[1]卞之琳.《白螺壳》.

[2]唐湜.六十载遨游在诗的王国──说说卞之琳和他的诗[J].读书，1990，（1）.

[3]卞之琳.《群鸦》.

[4]卞之琳.《远行》.

[5]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3页.

[6]卞之琳：《人与诗：忆旧说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296.

[7]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

[8]卞之琳.《人与诗：忆旧说新》[M].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52页.

参考文献：

[1]蓝棣之.论卞之琳诗的脉络与潜在趋向[J].文学评论，1990，（1）.

[2]冯文炳.谈新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4]闻一多.诗的格律[M].中国现代诗：上编.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

[5]唐湜.六十载遨游在诗的王国──说说卞之琳和他的诗[J].读书，1990，（1）.

[6]屠案.精微与冷隽的闪光──读卞之琳诗集《雕虫纪历》[J].诗刊，1980，（4）.

[7]袁可嘉.西方现代派诗与九叶诗人[J].文艺研究，1983，（4）.

[8]袁可嘉.略论卞之琳对新诗艺术的贡献[J].文艺研究，1990，（2）.

[9]李怡.卞之琳与后期象征主义[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4，（2）.

[10]陈本益.卞之琳的“顿法”论[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

[11]舒建華.卞之琳诗歌投射型的空间调度[J].文学评论，1993，（4）

]12]艾略特.诗的音乐性[A].王恩衷译 .

[13]艾略特.传统与个人的才能[J].卞之琳译 .学文，1卷1期，1934年5月 .

[14]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15]王泽龙.论卞之琳的新智慧诗[J].文艺研究，1996，（2）.

[16]冯文炳.谈新诗[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17]张玮思.寻求智性的栖居——卞之琳诗歌流变探寻[D].黑龙江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18]石娉婷.卞之琳新诗理论研究[D].扬州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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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荞伊

个性化创作水诗风格影响论文 篇3：

论李白浪漫主义诗风

摘 要：李白是盛唐诗坛的代表作家，同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另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诗歌中，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达到了高度统一。他生活的时代主要是开元、天宝的四十多年，即所谓“盛唐时期”这是唐帝国空前繁荣强盛却又潜伏着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的时代。这一时代特点结合他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性格，使他的诗篇表现出了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

关键词：李白；浪漫主义诗风；艺术特色；成因；艺术成就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是伟大的，也是最典型的。他在《江上吟》中说自己写诗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洲。”诗圣杜甫也高度称赞他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这种无比神奇的艺术魅力，是他诗歌最鲜明的特色。他的诗歌，不仅具有最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还创造性地运用了一切浪漫主义的手法，使内容和形式得到高度的统一。纵观李白诗歌作品，我们不难看出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了李白浪漫主义精神，包括“安社稷”、“济苍生”的人生理想；在政治上敢于蔑视权贵，傲岸不屈的反抗精神；狂放不羁、追求个人自由；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

一、李白诗歌概述

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在盛唐诗人中，李白是艺术个性非常鲜明的一位；在中国诗歌史上，他的作品的艺术个性也是独一无二的。李白的诗歌感情充沛，率真豪放，偏重于内心感受的抒写，他的诗歌无论何种题材都具有浓厚的主观抒情色彩，这种色彩使诗歌呈现出山呼海啸的气势，有先声夺人的力量，也使感情的表达喷薄而出，一泻千里；李白的诗歌雄奇奔放，善于运用丰富而奇瑰的想象，创造出寄托着诗人的情感意蕴和精神境界的绚丽多姿的艺术形象；李白的诗歌内容丰富多彩，体现的风格多种多样，既豪迈奔放，又清新飘逸；既想象丰富，又语言轻快；且音律和谐多变。“气象雄浑，豪放飘逸”是李白浪漫主义特色的鲜明概括。

二、浪漫主义诗风的表现手法

李白的诗作，不仅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还创造性地运用了一切浪漫主义手法，使其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得到了高度的统一，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他的浪漫主义诗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个性化的形象，强烈的主观色彩

李白一生丰富而复杂的生活经历和狂放不羁的强烈个性，使他在表达各种生活感受时都不可磨灭地留下了浓厚的自我表现色彩。如他要入京求官，就宣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政治上失意了，就大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内心悲伤时，就低吟“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这种强烈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从艺术效果来说，使诗歌增加了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先声夺人的力量。

李白的主观感情色彩，往往也表现在叙事或写景的诗篇中，让人感到有诗人的形象活在其中。以《蜀道难》为例，全诗以神奇莫测之笔，凭空起势，从蚕丛鱼凫说到五丁开山，用渺茫无凭的神话传说，烘托出奇险的气氛；又用黄鹤、猿猱、悲鸟、子规作夸张的点缀，最后才叙述正题；在诗的开头、中间、结尾处诗人三次发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回旋往复，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整首诗蕴藏着李白豪放的性格和激昂的感情色彩，使人读后精神振奋，同时寄寓着作者的隐忧，反映了作者对国家和人民的关怀。

2.大胆的夸张、惊人的幻想、瞬息万变的感情

李白常用大胆的夸张和惊人的幻想来表达他喷薄而出、一泻千里的感情。如《秋浦歌》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借有形的发，突出无形的愁；《望庐山瀑布》里“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以高度夸张的比喻，赞叹飞瀑从高处腾空而下的恢宏壮观景象，也展现出自己开阔的胸襟和气概。在极度的夸张和惊人的比喻之外，李白的诗作也常给人留下充分想象的余地。如《夜宿山寺》“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通篇处处隐着一个“高”字，到底有多高，任凭读者自己去充分想象。

李白独特的艺术手法，使他的诗歌呈现出感情充沛、瞬息万变的特色。以《行路难》之例，诗人以起伏跌宕的感情，跳跃式的思维，高昂的气势表达出内心复杂矛盾的思想。“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道出了仕途的艰难和悲愤之情，“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抒发出对前途的茫然无措之感，但在结尾处笔锋一转又豪情万丈地发出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自信乐观的情怀。全诗融悲愤、茫然、希望、自信等各种情感为一体，在诗人瞬息万变的感情中，表现出李白内心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和诗人豪放不羁、自强不息的个性。把如此复杂矛盾的思想感情，处理得这样洒脱灵活，并且达到艺术上的高度完美，只有李白有此水平。

3.语言质朴、清新、豪放，不拘于格律、不雕琢字句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李白对自己诗歌最生动的形容和概括。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两首诗都以普通的景物作比喻，显示了李白与友人之间依依惜别的深厚感情，语意极其真挚自然，让人读来倍感亲切。

三、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原因

盛唐时代经济的繁荣，政治的安定，孕育了众多杰出优秀的诗人，这一时代特点结合李白自身豪放、张扬的思想性格和独特的生活经历，使他的诗篇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风格，形成了独特的浪漫主义诗风。

1.社会因素——“时势造英雄”

诗歌是时代的产物，李白能取得巨大成就，与盛唐的政治、经济全面繁荣由此形成的盛唐气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特定的时代孕育着特定的气象——政治上的开明、文化上的博大包容，使得大唐帝国孕育着一种乐观、自信与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李白就是生活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所谓“时势造英雄”，当时自由开放的文化氛围，正是李白得以成长的沃土。他那追求理想的精神，个性张扬的气质，雄奇飘逸的诗风，特别是他那吞吐天地的气势，无疑就是唐朝政治经济全面繁荣昌盛在精神领域的真实写照。风格是时代的产物，可以说李白浪漫主义风格正是盛唐气象的反映。

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与唐朝特定的文化大背景有着必然的深刻的联系。繁荣昌盛的社会带来了文学百花齐放的美景，造就了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唐朝诗歌中不同思想倾向的表现、不同题材领域的发展、声律的运用、语言风格的创造、手法技巧的革新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这种广阔的文化空间和自由的文化氛围对盛唐诗人的心理和气质上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李白重传统，更勇于创新，善于吸取诸家精华，这不仅对他诗歌的思想内容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且对其语言风格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李白诗歌形成的朴素自然的语言境界，得益于他对乐府民歌的深入学习，那些初看平淡无奇的语言，后代却没有人超越这样高度完美的境地。正所谓学腔调似难而实易，学语言似易而实难

2.个人因素——“性格决定命运”

首先，性格是人的心理的个别差异的重要方面，人的个性差异首先表现在性格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我们可以把一个人的性格特点，看做是他的生活经历的一种反映，是他生活的历史记录。李白幼年及少年时期良好的教育形成了诗人豪迈奔放、热情、刚直不阿的性格。此后诗人经历了长安失意，又走上了漫游之路，他虽然感到沮丧，但不悲伤；虽然感到懊恼，但不沉沦；虽然感到失意，但却矢志不渝地去追求。诗人笔下的山川、河流、日月总是气势磅礴，宏伟壮观。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诗歌中得到证明：他写长江的浩渺无际：“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送孟浩然之广陵》）他写黄河奔腾咆哮，一泻千里的景色：“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他写庐山瀑布飞泻喷涌的壮观：“飞流直下三千里，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如果诗人没有博大的胸襟，开阔的视野，丰富的阅历，豪迈奔放的性格，试想：诗人如何能写出这气壮山河、脍炙人口的诗篇！长江、黄河、庐山在诗人笔下，那么自然流畅的涌动出来，使读者仿佛看见了那浩渺无际，滚滚而来的长江水；奔腾咆哮、一泻千里的黄河浪；那紫烟萦绕飞泻喷涌的庐山瀑布。这一幅幅壮美的画卷令人游骋目怀，而心旷神怡。因而家庭的熏陶、豪迈的性格，丰富的阅历是诗人浪漫主义诗歌风格形成的重要原因。

其次，他错综复杂的思想是其浪漫主义诗风的又一成因。一方面他接受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又接受道教和道家的思想，他求仙访道、委顺自然、遗世独立追求绝对自由，深受庄子影响，“投汨笑古人，临濠得天和”甚至把庄子抬高到屈原之上，蔑视世间的一切，当他在现实生活中失望时，他就把思想寄托在山川、河流、仙界神灵上。他以山为朋——“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以月为友——“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和神仙为伴——“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同时他还受游侠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游侠本是不相容的，但这种错综复杂的思想却是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主观上的结合并不等于事实，在黑暗面前他这种人生思想始终不能实现。他虽然渴望入世、匡济天下，又不屑于走科举出仕的道路；他干谒王侯“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却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他希望从政，但却要求从政不能妨碍他对自由的追求。李白这种不能实现理想的错综复杂的思想，在诗歌创作中浪漫主义艺术手法是他必然的选择。

四、艺术成就

李白的诗歌，继承了前代浪漫主义的创作成就，以他叛逆的思想，豪放的性格，反映了盛唐时代乐观向上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满封建秩序的潜在力量，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在李白的诗中，理想主义、反抗精神和英雄性格得到了全面的表现和进一步发展，并达到高度成熟。这些成就，使他的诗成为继屈原之后，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歌的新的高峰。

李白诗歌对后代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他的诗在当代已广泛传扬，到贞元时期，他的没有定卷的诗集已“家家有之”。中唐韩愈、孟郊大力赞扬他的诗歌，并从中吸收经验，以创造自己的豪放诗风。李贺浪漫主义的诗风更显然是受过他更多的启发。宋代诗人苏舜钦、王令、苏轼、陆游；明清诗人高启、杨慎、黄景仁、龚自珍等也莫不从他的诗中吸收营养。此外，宋代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的词，也受过他的影响。他那些“戏万乘若僚友”的事迹传说，被写入戏曲小说，流传民间，更表现酷爱自由的人民对他的热爱。

总之，李白是伟大的，他诗歌的浪漫主义色彩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他积极乐观自信的情怀在当代仍让我们青年人备受鼓舞。

参考文献：

[1]袁如俊,高国金.论李白诗的入世思想与浪漫的艺术风格[J].达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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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1-18

作者简介：田莉（1982-），女，陕西宝鸡人，助教，从事汉语言文学研究。

作者：田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