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谈童年体验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谈一谈童年体验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共10篇）

篇1：谈一谈童年体验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谈一谈童年体验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几乎每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把自己的童年经验看成是巨大而珍贵的馈赠，看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的源泉。一般而言，童年经验是指从儿童时期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体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童年，童年的一切构成了他（她）的最初的生活环境和人生遭际，形成了他（她）的短短的却是重要的经历。童年经验基本上是一种心理效应，它是随人的年龄的增长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着，童年经验作为一种体验更倾向于主观的心理变异。童年经验的这种性质对作家至关重要，它意味着一个作家可以在他的一生的全部创作中不断地吸收他的童年经验的永不枯竭的资源。

童年经验对作家而言必然是刻骨铭心的，必然要这样或那样影响他一生的创作。曾有一位青年作者问海明威：“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海明威回答说：“不愉快的童年。”

在许多作家那里，童年经验以作品的生活原型和题材直接进入创作之中。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的同名小说《童年》以及许多作家的自传体小说，都直接把自己完整的童年经验作为题材写进作品。曹雪芹、歌德、鲁迅等许多作家则以童年经验为生活原型进行创作，他们的《红楼梦》、《少年维特之烦恼》、《朝花夕拾》等基本上是他们童年生活的结晶。在许多作家那里，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可以或多或少地寻找到童年经验的印记。譬如，如果我们有意识的查证的话，作家笔下的可亲的女人形象，都可以找到他的初恋少女和母亲的影子。

其次，童年经验作为先在意向结构对创作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整个童年的经验是其先在意向结构的奠基物。冰心说：“提起童年，总使人有些向往。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是悲哀，人们总觉得都是生命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的刻划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

童年经验作为创作的动力源。一般而言，童年经验按其类型可分为两种，丰富性经验和缺失性经验。弗洛伊德说：“幸福的人从不幻想，只有感到不满意的人才幻想。未能满足的愿望，是幻想产生的动力。”丰富性经验与幸福相连，而幸福就是欲望的满足，满足更容易变成厌倦，满足的厌倦会使生命失去追求的动力。童年的缺失经验更易于转化为强大的创作动力。

比如张爱玲，童年生活中母亲的出走，母亲的困窘以及与母亲之间的不愉快经历给予张爱玲的印象实在太深刻,这些缺失性的童年经验过早地促使她开始思索女性的命运，并因此在以后的创作中将关注的目光一直聚焦于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群体的女性。她清醒地认识到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和制度对女性精神、肉体的戕害。女性在社会生活中难以找到安放自我的所在，社会只允许女性作为男性的依附而存在,女性的命运只能是悲剧地活着,悲剧地死去。童年的诸多缺失性体验使张爱玲过早地开始了人生的觉醒“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 爬满了虱子”。张爱玲的一生都未能克服童年带给她的“ 咬啮性的小烦恼”。她一生始终都生活在那让她感到万分不幸的童年回忆中。童年中的生活、体验和感受成为了她一生不竭的创作源泉, 童年中那些不愉快的经历也养成了她孤独、敏感、内倾、自卑而又自信的复杂心理。这一切对于形成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童年的缺失性经验，从根本上说，是作家的沃土，作家在他的一生中永远可以从这里获得生命力的发动。回忆早年的缺失、不幸、苦难诚然使人感到痛苦，但却能使人的生命能量畅然一泄，从而使人快乐地享受生命的自由与甜美。

对作家来说，保持童心并充分利用童年经验是重要的。康·巴乌斯托夫斯基说：“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就是诗人和作家。”

童年是人生旅程的第一站, 它常常给人的一生打下某种底色。童年的悲惨与不幸往往会构成一个人对童年的缺失性体验, 这种体验对作家的创作影响深远。

篇2：谈一谈童年体验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缺失性体验对作家的创作影响很大，一方面，它给作家以心理上的创伤、痛苦和精神上的焦虑、压抑；另一方面，它又使作家在化解痛苦的同时超越痛苦，进而因自身的缺失性体验而感受到更为普遍的缺失性体验，也就是人类、社会和整个时代的缺失，从而得到精神上的升华。这种缺失性体验一个重要方面来自于童年的不幸。而童年的缺失往往会对一个作家的性格及其以后的创作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它促使着作家去回忆，去创作，去弥补曾经的缺憾，以求得满足和发泄。正如有人曾说的“沉痛的回忆，我们总想摒弃，但某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却常常将心事勾起。也许是一种声响，一朵鲜花、清风或海洋，然而一想起就会令人断肠。因为它触动了一根电箍，是它神秘地把我们捆束。”

童年的悲惨与不幸往往构成一个人对童年的缺失性体验，而这种缺失性体验往往给作家的一生都涂上一层特殊的基调和底色，并在相当的程度上决定着作家创作题材的选择、人物原型、艺术风格和情感基调。这其中以作家童年父母的离异、亡故、家庭的中落等痛苦体验对作家的性格和气质影响较大。正如美国作家海明威所说的“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不快乐的童年。”下面就以萧红、杨沫、巴尔扎克、卡夫卡等中外作家为例进行论述。

父母之爱作为最为神圣的爱之一，它常常洋溢着神圣的光环。萧红的笔下母亲的形象得到了丑化，传统父亲的威严也得以解构。这则源于童年萧红父爱母爱的缺失。1911年萧红生于黑龙江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但对于一个传统上重男轻女的封建大家庭来说，她受到的则是来自母亲的冷漠、歧视、辱骂和父亲的毒打。在她冷漠寡情的母亲去世后，萧红并没有找回这份失落的爱。因为她的父亲在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就又娶了一个。她的继母并没有改变生母的冷漠，反而变本加厉。她常常在萧红父亲的面前告状，离间其父女关系。这给萧红幼小的心灵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也深深地影响了她以后的文学创作。我们不难发现在她的作品里许多母性的形象都是被丑化的。具体体现在她的《呼兰河传》中的典型恶婆婆形象，如致团圆媳妇之死的婆婆以及周三奶奶、杨老太太等。还有《生死场》中缺失母性的老王婆、金枝婆婆的形象，她们对孩子缺少应有的母爱，被愚昧和残忍笼罩着。

在萧红的记忆中，父亲的形象是这样的“父亲在我眼里变成一条没有一点热气的鱼类，或是别的不具有情感的动物。”“父亲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人性。”现实中萧红曾被父亲当作礼物去交换富贵，她正是”为了逃避被出卖的命运，萧红逃离了父亲的家，与父亲彻底决裂。”所以她笔下的父亲形象都是卑微、麻木、萎缩、残忍、愚昧和怯弱、病态的。像《生死场》中摔死小金枝的成业、寻羊的二里半=组织镰刀会的赵三；《呼兰河传》中出走的有二伯；《马伯乐》中自私的马伯乐等等父亲形象都是这类的典型。他们在萧红的笔下共同构成了在那个时代那个特定环境中所形成的特殊群体。

杨沫的童年的心灵创伤主要来自父母关系的不和。她后来回忆说“孩子时候的恐怖悲哀，直到今天还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使我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觉得心酸。”这种缺乏抚爱、无人照管的生活培养了杨沫倔强、大胆、正义、热情的。“渐渐地我养成了一种眼泪向肚里咽的忍耐性，也养成了一种无言的深藏在心底的反抗性。”杨沫的种种因童年爱的缺失而形成的性格在她的《青春之歌》中主人公林道静的身上得到的最充分的体现。

好像举凡伟大的作家都有一段悲惨的往事，都有着不幸的童年，巴尔扎克也是如此。在巴尔扎克出生后仅三十三天，就被父母寄养在一个农家。在童年的这段时光里，他的母亲几乎没有去看过他。被称为“可怜的巴尔扎克”的他再后来的创作中写道“我从来就没有过母亲”。这种母爱缺失的阴影就像一个幽灵一直闪现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幽谷百合》中，他的那种母爱的缺失与德·贝尔尼夫人（他曾经钟爱的一名大他好多岁的女子）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将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与现实中的母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众所周知，卡夫卡的童年的不幸主要体现在父爱的缺失上。他的父亲是一个刚愎自负、粗暴的商人，他们不同的兴趣和价值观念造成了父子间强烈的冲突。从而使卡夫卡在父爱的缺失中看到了现实生活中各种专制现象。他在《致父亲》写道“您坐在您的靠背椅里，主宰着世界”“在我看来，您具有一切暴君所具有的那种种神秘莫测的特征，他们的权利基础是他们这个人，而不是他们的思想。”卡夫卡对父爱缺失的体验很快就升华到了对整个社会专制现象的体验，可以说《致父亲》是其起草的向“父亲文化”宣战的檄文。

篇3：童年体验对迟子建创作的影响

虽然人的一生都在进行着不断的选择, 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各种观点, 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所有这些都要受到他童年时“基本选择”的影响。童年体验对人的一生的影响总是或显或隐地存在着。而对迟子建来说, 童年体验对她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迟子建在她的小说集《逝川》的跋《雪中的炉火》里写到:“我出生在中国的北极村, 出生在冬天, 出生在一个属于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元宵节, 世界首先向我展示的是黄昏的冬景, 茫茫雪野、冰封的河流、高大气派的木刻楞房屋、安然释放着宁和之光的冰灯、黎明前无边涌动着的朔风……我六七岁的时候跟外祖母生活, 他勤劳、善良、富有忍耐力。她喜欢种菜、捕鱼、饲养家禽、做饭、讲故事, 我常常跟她去菜园、江边、供销社。”[3]这便是迟子建童年的缩影。中国最北端, 黑龙江漠河, 那里冰天雪地, 有不尽的冬天, 有高高大大的木刻楞房屋;同时有火炉前的热浪, 有冰封着但在冰层下潜涌暗动的河流, 更有这寒冷土地上活泼泼的生命的活动。迟子建正是出生并成长在这样一个寒冷又充满神奇的世界之中, 她对这块土地及土地上的人们充满了深情, 于是, 她一次次地用她的笔书写着这块土地。童年体验对迟子建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故乡的书写, 另一个是儿童的叙事视角。

一、对故乡的书写

迟子建曾说:“我想我若生为男性, 也许就不会成为作家, 因为男性往往对大自然不敏感, 而我恰恰是由于对大自然无比钟情, 才生发了无数人生的感慨和遐想, 靠它们支撑我的艺术世界。”[4]在北极村, 每天太阳从苏联那边升起, 使她常生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那里广袤的原野和森林、大雪、火炉、雪爬犁、木刻楞房、菜园、晚霞, 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和经历, 使她在大兴安岭师专读书时就深深爱上了写作。她的父老乡亲是她的文学启蒙老师, 他们谈天说地所传达出的那些关于鬼和神的传奇故事, 给了她无穷的幻想和最初的文学感觉。她认为“大自然是世界上真正不朽的东西, 它有呼吸, 有灵性, 往往会使你与它产生共鸣……我走上文学道路以后, 脑海里还时常浮现出童年时家乡的山峦、河流、草滩的自然画面, 似乎还能闻到花草的香气, 闻到河流的气息;也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童年故乡的生活场景, 乡亲们言谈举止的方式和表情, 他们高兴时是什么样子, 他们发怒时是什么样子……一下笔故乡的人、事、景、情就扑面而来。”[5]一个作家诞生和成长于寒冷的北极村, 其环境本身就会极其深刻地影响其创作。从一步入文坛起, 迟子建就与她的“北极村”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从《沉睡的大固其固》到《北极村童话》、《北国一片苍茫》、《关于家园发展历史的一次浪漫追踪》、《逝川》, 再到近年来的《采浆果的人》等等, 无一不是以她的家乡为依托。那个依山傍水、风景优美的严冬漫长的小村子, 大自然的风云变幻令她幼小的心灵痛苦和震撼。她对人生的最初认识, 完全是从自然界的变化感悟而来的。“我从早衰的植物身上看到了生命的脆弱, 同时我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了生命的从容。”[6]在她的童年里, 只有可爱的植物、动物和亲人, 它们和他们都是她的朋友。“我的亲人, 也许是由于身处民风纯朴的边塞的缘故, 他们是那么善良、隐忍、宽厚, 爱意总是那么不经意地写在他们的脸上, 让人觉得生活里到处是融融的暖意。我从他们身上, 领略最多的就是那种随遇而安的和平与超然, 这几乎决定了我成年以后的人生观, 至今那些令人难忘的小动物, 我与它们之间也是有着难分难解的情缘。”[7]

迟子建说自己在写《北极村童话》时写作状态极佳, “一展开纸笔, 故乡的乡亲们就仿佛非常亲切地纷纷来到我的面前, 我往往写得激情洋溢。”[8]北极村那个纯洁的地方以及纯洁的民风, 陶冶了迟子建的人生和灵魂, 她眼里的大自然、动物、植物和人成为笔下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在迟子建的作品里我们可以闻到土豆花那特殊的香味, 可以看到白雪中的墓园, 可以听到泪鱼呜呜的哭泣声, 可以尝到鲜嫩的大马哈鱼肉。我们可以尝试在冰封的黑龙江上凿冰捕鱼, 可以尝试在白夜的晚上八九点钟在菜园中精耕细做……这就是迟子建的故乡, 她自己不断书写着的故乡。

二、儿童的叙事视角

在迟子建的小说中, 以儿童和少年为叙事人的小说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因而儿童视角成为迟子建小说的一个重要叙事角度。

儿童视角, 指的是让儿童来担负观察感知和叙述的角色, 通过儿童的眼睛去观察世界, 以儿童的口吻, 对世界做出符合儿童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揭示和审美评价。迟子建的小说, 有的采用较纯粹的儿童视角, 如《北极村童话》 (小女孩“我”) 、《麦穗》 (男孩麦穗) 、《清水洗尘》 (男孩天灶) 、《疯人院的小磨盘》 (小磨盘) 等, 都是由一个女孩或男孩的眼睛来看, 以他们的口吻来叙述故事;有的则是多重视角中插入儿童生活和儿童视角, 如《沉睡的大固其固》中的小女孩楠楠、《鱼骨》中的小女孩旗旗、《朋友们来看雪吧》中的鱼纹、《日落碗窑》中的关小明等。

对儿童视角的偏爱, 迟子建是这样解释的:“我喜欢采取童年视角叙述故事。童年视角使我觉得, 清新、天真、朴素的文学气息能够像晨雾一样自如地弥漫, 当太阳把它们照散的那一瞬间, 它们已经自成气候。当然, 这大约与我的童年经历有关系。我生在北极村——中国最北的小村子, 再多走几步就是俄罗斯了。童年时我远离父母, 与外祖母生活在一起。我不明白那个时代的儿童何以如此少……所以说童年生活给我的人生和创作都注入了一种活力, 我是不由自主地用这种视角来叙述故事的……因为从某种意义来讲, 这种视角更接近‘天籁’。”[9]童年是一个人生命的初始阶段, 是全部人性展开的起点。童年经验可以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深刻的影响, 作家童年经历对创作的影响有时是决定性的。“童年经验作为先在意向结构对创作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就作家而言, 他的童年的种种遭遇, 他自己无法选择的出生环境, 包括他自己的家庭, 他的父母, 以及其后他的必然和偶然的不幸、痛苦、幸福、欢乐……社会的、时代的、民族的、地域的、自然的条件对他的幼小生命的折射, 这一切以整合的方式, 在作家的心灵里, 形成了最初的却又是最深刻的先在意向结构的核心。”[10]迟子建正是由于浓厚的童年情结而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儿童视角。她的许多作品往往是从童年记忆出发, 以童心去捕捉灵感、关照世界、表现自我。

在漠河那片广阔的土地上, 住户之间距离的遥远使童年的迟子建几乎没有玩伴, 也许她是寂寞的。然而, 无边无尽的冬天、绚丽的极光、成群的大马哈鱼、稳当的雪爬犁、结实的木刻楞房、温暖的炉火……这神奇的大自然还有外祖母和父母那挥之不去的亲情, 充实着迟子建童年的心灵, 并在她的心中扎了根, 发了芽, 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故乡是她创作素材的源泉, 更是她精神的支撑点;童年经历是她价值观的基石, 更是她人生的财富!

注释

1[1]王克俭.文学创作心理学[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118页.

2[2]冰心.我的童年.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百卷文库[J].北京:同心出版社.1997.

3[3]迟子建.雪中的炉火.逝川[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343页.

4[4][5][8]方守金, 迟子建.以自然与朴素孕育文学的精灵---迟子建访谈录[J].钟山2001 (3) .

5[6][7]迟子建.寒冷的高纬度---我梦开始的地方[J].北京日报·文艺周刊?2001.9.

篇4：浅谈古龙童年体验对其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童年体验 缺失性体验 丰富性体验 自恋情结 英雄情结

古龙一生创作了一百多部武侠小说，塑造了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展示了复杂多变的人性。作品的多彩往往来自性格和心理上的复杂。本文认为古龙创作的原动力，正是受其童年体验的影响，这也是解读古龙其人其文的重要心理背景。

古龙的童年介于抗日战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间，战争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恐怖的记忆。为了逃避战争带来的心灵灾难和父母不在家的孤寂，书成了他最好的朋友。古龙自小喜欢童话和侠义传奇类的书籍，他对书中的“游侠”充满了向往，这也是他最终选择武侠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因。父母的离异、父子的决裂更给他年幼的心灵留下伤痕累累的疮疤，使他的个性心理发展产生了社会化的阻滞，从而对人生和世事具有了超乎常人的敏感和独特的童年体验。这种童年孤独悲哀的情绪体验影响了他一生的心理和情感基调，也使他的武侠小说弥漫着一种神秘、恐怖、诡异的气息。

本文浅谈一下由古龙的两种童年体验而形成的情感在其创作中的艺术化记载。

一、缺失性体验——孤寞和自恋情结

所谓缺失性体验就是指主体对各种缺失（物质和精神）的体验。中外艺术史告诉我们：艺术家之所以会成功，很大方面归功于童年的缺失性体验。

幼年的古龙经过战争的洗礼，童年时因头大遭同学们的嘲笑和侮辱，少年又遭到父母离异和父子决裂的创伤，这样，他的童年就缺乏社会的关怀，父母的疼爱以及家庭的温情。他这种缺失性体验对他一生创作都有很深地影响，所以他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有着自己的影子：孤独、寂寞，像萧十一郎、李寻欢、傅红雪、沈浪等。

古龙少年父子决裂后离家出走，生存下去成了他最迫切的问题。天地之大，却常常找不到一个容身之所，也找不到一点亲切的关怀。这种童年缺失性体验折射到其武侠作品中，就会看到那么多孤寂的冷色调的自然景观和寂寞的描写。

古龙童年情感严重缺失，于是他在作品中寻求一种自我满足。几乎他所有的武侠作品中都有许多漂亮的女人同时爱上寄寓古龙自身的男主人公，甚至有些人明知无望，也苦苦相恋，如崔淑真、唐琳、大婉，甚至有些已嫁作他人的少妇，贤妻良母型的女人都舍家弃子投奔到他的怀抱中，如沈璧君等。这种做法集中体现在《楚留香》系列作品中，女孩子都喜欢、仰慕古龙化身的楚留香，为了他甘愿做任何事情，并且动不动就投怀送抱：琵琶公主就在半夜三更中，投进了楚留香的怀抱；新月公主在出嫁前夕，为楚留香献出了一切……

这似乎只是古龙，或者说是许多男人的一厢情愿罢了，这种风流自赏，有太多的自恋和作秀的味道。所以我们说，古龙在《楚留香传奇》中，讲述楚留香在女人圈中 “得心应手”的“事迹”，是古龙童年时期希望被许多异性爱慕潜在心理的再现，是童年孤寞缺失性体验的一种心理补偿。

古龙的自恋情结还表现在创作中人物的“偶像崇拜”。由于他童年失爱，缺乏温情，性格自傲孤僻，以己为大产生了奇异心理，总是把自己想象成豪侠志士，反映到武侠小说创作中，就有了《风云第一刀》中李寻欢的形象：出于义气将情人让给了朋友，甘愿做浪子而不愿作公子。他并没有多少英雄的行为，但大家见了他，要么崇拜，要么爱慕，好像他的脸上真有一股摄人的感染力。这种没有足够逻辑的叙述，把李寻欢写成了一个十全十美的英雄，一个人人爱戴的偶像，这有点像现实生活中的偶像崇拜现象。李寻欢这个形象，极端地反映了古龙那种渴望被崇拜的自恋式英雄倾向，这正是他童年孤寂体验发展到极致的自恋情结。

二、丰富性体验——多情和英雄情结

所谓丰富性体验指的是主体获得爱、友谊、信任、尊重和成就时的内心感受。丰富性体验是一种欢悦、幸福的体验，它使主体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古龙童年时期虽然缺少家的温情，但他却从书中和朋友身上得到“爱”的体验，这种童年丰富性体验是他主题人格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他主体心灵的宝贵财富，是他武侠创作的精神基础。

幼年的古龙孤独寂寞的时间大多打发在父亲的书房里，他看遍了连环画《杨家将》、《侠女十三妹》等书，书中主人公的忠诚侠义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也影响着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尤其《三侠五义》、《三侠传》这两部演义武侠小说影响最深[1]。书中敢做敢为、行侠仗义的男子汉成了他心目中的英雄，因而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其信念和价值观念，由此影射到其武侠创作中，就出现了一大批寄寓古龙童年侠义体验的英雄。

古龙童年的丰富性体验几乎遍及他的全部武侠作品中，如果用两个词概括，最确切的莫过于他的“多情”。

1.亲情。童年的古龙屡受父母的呵斥，后来遭受到父母离异、父子断绝关系的心灵创伤。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一道永远不可愈合的伤疤。为此，古龙创作的武侠作品中，凶案的最终幕后指使者就有不少是他的父辈。如《名剑风流》中的主人公俞佩玉被其叔父俞独鹤所陷害；《七杀手》中的主人公柳长街被其上司兼岳父金二爷所陷害。但这毕竟只是其童年缺失性体验的表现，而其童年丰富性体验在亲情上也使他最终原谅了自己的父母。这体现在他的经典名作《欢乐英雄》中王动这个人物身上。王动的身世非常神秘，从小过着流浪的生活，后来他被一个神秘而陌生的武林高手带走，这就是王动的父亲。王动武艺学成之后在江湖上行走，绝口不提自己的身世和家世，这可以说又是古龙的影子。由此可以看出，古龙最终还是原谅了父亲。就像现实中的他拖着病躯去探望重病在床的父亲，并一次性付清了两万元的医疗费。古龙童年的丰富性体验使他内心充满了爱，在亲情上化怨为和。

2.爱情。古龙在爱情上是风流飘逸，处处留香。他作品中的男主人公亦是如此。古龙在爱情上多情甚至是痴情的。十五岁的古龙萌发了自己的初恋，爱上了同学古凤，却遭到拒绝，但在内心深处一直深深地爱着她，并以“古龙”为笔名写出了一系列的武侠小说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仔细阅读其著作，不难在林诗音、沈璧君等人身上发现古凤的影子，即便是她们已嫁为人妇，但男主人公依然迷恋她们，就像现实中的古龙一样。其实，古龙对古凤的爱情丰富性体验更像他笔下的“香帅”。有人说他：瞬间偷心却兵不血刃；有人说他：有女无数，风流却不下流；有人说他：爱情路上，浪漫却不浪荡……古龙正是像楚留香这样的江湖游侠，风流潇洒，一生和许多女人有过缠绵的经历，但无论是苏蓉蓉、宋甜儿，还是琵琶公主、新月公主，她们都有童年古凤的影子。不能因为楚留香有众多的女人就说他滥情，其实他发自内心的爱着每一个女人，愿意为他们中任何一个去死。更为重要的是，他尊重她们，是一个真正的绅士。他是那种在所有的女人身上找同一个女人的男人，他便是古龙童年的初恋，也是他一生的爱情。

3.友情。朋友是古龙生命中最重要的颜色。这缘于少年失去了亲情，是在朋友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下才维持生存并日益中天的。童年友情的丰富性体验使他在作品中有这样深情的表白：“朋友就是朋友，绝没有任何事能代替，绝没有任何东西能形容。[2]”。古龙生性洒脱，爱交朋友，深得朋友心。从其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了朋友，李寻欢连心爱的女人都可以拱手让出；铁传甲为了朋友的名声，宁愿自己受屈，乃至死不为自己辩白一句……这才是真正的人间友情，古龙的小说惊心动魄的故事总是离不开结缡交心的友谊，《小李飞刀》如是，《陆小凤传奇》如是，《楚留香传奇》更是如此。

4.英雄情结。英雄情结是人类的基本情结之一，是一种最为宝贵的情感，当它与特殊的人、文化或时代思想结合时，会产生内涵上意想不到的改变。它作为人的一种主动精神，作为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作为一种自身追求的明确意识，它是伟大人性的体现，是受童年体验影响的。童年古龙的缺失性体验和丰富性体验使他笔下的英雄，大抵都是像他一样的浪子。尽管他们并不英俊，甚至有明显缺陷，甚或蒙受不白之冤，但他们经过艰苦的奋斗，不断自我证明，追求理解，在他们身上散发出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如《天涯·明月·刀》的傅红雪；《萧十一郎》中的萧石逸；《欢乐英雄》中的王动；《绝代双骄》中的小鱼儿等等。

古龙童年的丰富性体验促使自己豁达宽容，对人类充满爱与信心，这也是他一生的追求、人格的标志、英雄的情结。于是他创作中的英雄面对诬陷，不辩一词，以巨大的毅力去忍耐去承担；面对艰难，不屈不挠，以巨大的勇气去征服去战胜；面对强敌更是以视死如归的姿态，冷静而沉着的去应付。

“家园”和“希望”是儿童最宝贵的情感。作家在创作过程都会表现出这种感情。正如尼采所说：“即使艺术家并不站在启蒙人类之列，人们也应该宽宥他，他一辈子是个孩子，或始终是个少年，停留在被他的艺术冲动袭击的地位上；而人生早期的感觉公认与古代的感觉相近，与现代的感觉距离较远。他不自觉地以使人类童年化为自己的使命；这是他的光荣与限度”[3]。“使人类童年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古龙的创作就是有力的实践证明。他的武侠作品是成年人的童话，是童年体验的反映，是“人类童年化”事件的舞台。

注释：

[1]彭华：《浪子悲客——古龙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2]古龙：《古龙作品集：欢乐英雄》，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

[3][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76页。

篇5：谈一谈童年体验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一、我国资源环境的现状分析

（一）主要矿产资源可供利用储量有限。

我国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3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位石油消费国；2008年成为煤炭净进口国；石油净进口量由1990年的755万吨上升到2009年的2.18亿吨；石油进口依存度，即石油净进口量占国内石油消费量的比例，2007年首次达到50%之后继续攀升，2009年已升至56%。我国已成为世界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一次能源消费量居世界第二位，一次能源生产量居世界第三位。2002年，我国一次能源产量为13.87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产量13.8亿吨,居世界第一位；原油1.67亿吨，居世界第五位；天然气产量居世界第十六位；发电装机容量3.57亿千瓦，发电量居世界第二位，其中水电居世界第四位。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所的分析预测，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的需求在25~33亿吨标准煤之间，将是2000年的两倍；2050年，我国为实现达到目前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人均GDP将达到1万美元，届时我国能源需求量约为50亿吨标准煤。未来，我国能源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根据预测，2020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超过55%%，天然气的进口依存度为25~40%左右。2020年后，我国国内能源供应缺口将进一步扩大。据我国45种主要矿产可供利用储量对消费需求的保证程度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2010年可以保证消费需求的矿产21种，其它24种矿产难以保证需求； 2020年可以保证需求的矿产仅为9种，其他36种矿产难以保证需求。特别是铁、锰、铬铁矿、铜、铝铁矿、钾盐等关系国家经济和安全的大宗矿产将长期短缺。

（二）水资源短缺和时空分布不均。

我国人均占有的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值的31%%左右，亩均水资源量为世界平均值的61%%。未来我国水资源需求将持续增长，供应能力面临严峻考验。因此我国水资源发展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遵照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方针，采取多种综合措施分阶段逐步解决供需矛盾。可分为三个阶段（2020年、2035年、2050年）部署解决，从沿海到内陆，从东部到西部，逐步解决我国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和洪涝灾害威胁等重大问题。争取到2050年基本实现水资源供需总体平衡、水环境状况良好、人与洪水和谐共处的战略目标。

（三）土地资源在应对人口膨胀方面捉襟见肘。

我国将进入人口高峰期和城市化、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到202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5亿，城市化水平将达55%%，土地资源紧缺，人地矛盾将进一步加剧。未来20年，我国应施行“保护优先，保障有力，提高效益，防止退化，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战略，发展农用地保护技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展城市及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技术，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土地有效供给；发展土地评价与规划技术，保障土地资源的科学配置；开发和集成国土整治技术，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

（四）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环境的保护有待一进步提高。

我国大陆海岸线总长度超过1.8万公里，管辖海域近300万平方公里，海洋生物资源、油气资源、固体矿产资源丰富。2003年海洋产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近4%，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2010年增加值将达到全国GDP的近5%，2020年为6%。我国已形成了学科比较齐全的海洋科学技术体系，在海洋学研究、海洋技术开发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是由于过去对海洋科技发展的重视和投入不足，最近15年来，虽然有多种专项计划推动海洋科技发展，但这些科技计划之间整合衔接机制不完善，科技计划与各种海洋事业发展计划缺乏协调，影响了海洋科技的全面发展。目前，我国海洋科技总体水平落后于先进国家15年左右，这制约了我国海洋经济、海上安全、海洋环境保障事业的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

二、我国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影响

（一）人口增长对土地资源的压力

人口增长使得人口与耕地的矛盾尖锐化。我国有耕地约1×108hm2.约占总土地面积的10%。“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此话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农业取得的惊人成绩，另一方面却反映了人口与耕地的矛盾。这种矛盾具体表现在：①人口增加，人均耕地日趋减少。现在人均耕地不足0.10hm2，只有世界水平的1/4。据估计，21世纪中时，人均耕地将减少到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05hm2。②为保证粮食供应，加剧开发土地，致使土质恶化愈加严重：全国有1/3耕地受水土流失危害，每年损失土壤50X10 8；有393×104hm2农田受到沙漠化威胁；北方的0.3×108hm2盐碱地中耕地有0.07×108hm2；因开发加剧大片土地肥力下降，腐殖质等减少。③建筑及工业占用土地使耕地不断减少。如1992年，建设用地29.7×104hm2，各类开发区2700多个占地150×104hm2，其中80%是耕地。虽然我国的粮食产量在逐年增加，但由于人口增长较快，而人均粮食产量的增长却较慢。按照我国目前的生产力需要人均0.2hm2的土地，才能最低限度地养活全部人口以及支持经济和工业的幅度发展。然而，当前我国的人均土地面积只有上述面积的一半，加之土地质量和面积在不断减少，所以人口对土地压力的形势十分严峻。为此，我国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力争把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从恶性循环状态向良性循环状态转变。

（二）人口增长对森林资源的压力

人口增长使森林资源的供需矛盾尖锐化，我国在历史上曾是一个森林资源丰富的国家，但随着人口和耕地需求的增加，大量的森林被砍伐破坏，而使我国变为一个少林国。虽然经过全民植树运动、三北防护林等生态工程的建设，使森林覆盖率有所提高，但是仍然远低于世界森林覆盖率的平均水平。而人均森林面积为0.11hm2，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6。在世界160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仅名列第120位。

由于我国人均占有林木蓄积量很低，森林资源已经承受着过重的压力。加之人口增长和经济建设的需要，诱发了过量开采；农村人口增长和能源缺乏，导致乱砍滥伐；人口增长对粮食和土地的需求，加剧了毁林开荒。这些都使我国的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三）人口增长对水资源的压力

人口增长使得水资源的缺乏日趋严重。我国水资源总量并不少：按年降雨量计，全国年降水量约为60000m3，相当于全球降水量的5%，居世界第三位；按地表径流量计，我国多年平均河川径流量为27225X108m3，多年地下水资源量为8288m3。以上各项合计，全国水资源总量为28124×108m3，居世界第六位：仅次于巴西、俄国、加拿大、美国和印度尼西亚。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按人口和耕地平均计算的年径流量都不高。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为每人每年2580m3，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4，居世界第110位；单位耕地面积占有水资源量则为世界平均水平的80%，远低于印度尼西亚，巴西、加拿大、日本等国。因此，应该说，我国水资源并不十分丰富。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尤其是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剧增，耗水量也随之剧增，水资源短缺问题严重，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从1972年开始的黄河断流现象就是水资源日渐枯竭的一个集中表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黄河断流越来越严重，断流天数逐年增加，1992年为70天，1995年为122天，1996年增加至133天，1997年竞达226天，黄河下游几近干涸，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四）人口增长对能源的压力

人口增长必然会对我国能源供给长期短缺的情况日趋严重。己探明，我国煤炭储量1×1012 t，陆上石油储量（300－1000）×108，海洋石油储量53×108 t：1994年原煤产量12×108 t，占世界第一，石油产量1.46×108 t，占世界第5位，可以称得上是能源大国。但能源的人均占有量很少，特别是同工农业快速发展的要求仍有很大差距。因此，能源短缺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

21世纪初，我国总人口将达到13亿，比现在增加2亿人。如按小康水平的人均能耗1.5～1.6 t标准煤计算，每年要增加（3～3.2）×108 t标准煤。加上原有12亿人口的能耗，2000年需要（19.5～20.8）×108 t标准煤。这种逐年增长的能源消耗，加上中国以煤为主的不合理的能源结构，对环境将产生巨大的压力。

（五）人口增长对物种资源的压力

我国是物种繁多、生物资源丰富的国家。据计算，中国生物资源的经济价值在1000亿美元以上，但在人口急剧增加的情况下，为解决吃饭问题和发展经济，毁林开荒、焚草种地、围湖造田、滥伐森林，向荒野和滩涂进军，大批水利工程、交通建设和开发区兴建等等，破坏了生物栖息地，许多珍贵物种的生存环境缩小。例如，白鳍豚、熊猫等珍贵物种分布区面积和种群数量都显著减小。其中，属于中国特有的珍贵野生动物濒危物种有312多种：濒危珍稀植物有354多种。生物资源的减少将损害中国的生态潜力，特别是对农业的打击可能是非常严重的。

三、中国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压力分析

对中国的人口环境容量问题，许多学者做过研究。马寅初先生早在1957年就提出中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为7～8亿；同年孙本文教授也从中国当时粮食生产水平和劳动就业角度，提出了相同看法。田雪原、陈玉光（1980年）从就业角度研究了中国适宜人口数量，认为100年后中国经济适宜度人口应在6.5～7.0亿之间。胡保生等应用多目标决策方法，选择社会、经济、资源等20多个因素进行可能度和满意度分析，提出中国100年后的人口总数应保持在7～10亿为好。宋健等也从食品和淡水资源的角度出发；估算了100后中国适宜度人口数量应保持在7亿或7亿以下，若按发展中国家平均用水标准，则应控制在6.3～6.5亿之间。根据上述学者的研究结果，可以认为我国的人口环境容量应在6.5～8.0亿之间。

篇6：谈一谈我对语文教学的看法

一、教学方法要稳中求变

因为单一的教学模式轻易让学生厌倦, 而太多变的教学又让学生琢磨不透, 不能形成规律, 无“法”可依, 所以教学就成了一个需要不断思考和改进, 既需要象做饭一样要变换花样, 来引起学生的求知欲望, 又要形成一定的格局和习惯, 让学生觉得有规律可寻。例如天天的预习, 需要有一定的方法和规律, 让学生知道应该做什么。生字、词语以及有关作品的背景和作者的资料, 初次阅读课文, 是必须把握的。

二、语文教学中要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营造和谐平等的学习氛围

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有利于消除学生紧张、拘束的心理, 使学生对语文学习没有压力。教师一定要态度温和, 语言亲切, 这样才能使课堂气氛轻松、和谐, 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在十几年的语文教学中, 我倡导教学民主, 推崇教师“寓教于乐”学生“寓学于乐”让自己成为学生可亲、可敬、可信的朋友。并且给学生恰当的肯定和鼓励, 增强他们的信心。因此, 我的课堂总是洋溢着浓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息。研究表明一个人在轻松愉快、和谐民主的环境中活动的欲望就会被激发起来, 表现欲就会大大增强。学生思想活跃, 想法标新立异, 课堂才正真成为学生智慧飞扬的天地, 成为学生个性流淌的舞台, 语文课堂的效率才能得到提升。因此, 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首先要把时间还给学生, 并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情境, 鼓励学生要敢于质疑, 并告诉他们这样做是非常难得的, 让学生从不同角度去探索问题, 帮助他们确立自主的人格。

三、教学主体要调动激活

要相信学生, 把课堂还给学生, 激发学生聪明的火花。有时我们总是为僵化的课堂气氛而很苦恼, 其实学生的学习态度和爱好不是一天可以培养的。从新课程的角度来讲, 教师和学生都是课程的开发者和创造者, 而不是被动的执行者。尤其是现在的孩子他们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 聪明指数绝对超过了我们小时候, 假如要是用我们来衡量他们是不行的, 因此我们要相信学生的能力, 给学生一个施展自己的平台。

四、语文教学中要更新理念, 转变角色, 让学生真正发挥主体作用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要有责任感, 学生是否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与教师的态度密切相关, 一般的学生都喜欢笑口常开、和蔼可亲、幽默善导、宽容赏识的良师, 而从心底里拒绝神情严肃、心胸狭隘、苛刻责备、讽刺挖苦的教师, 所以教师应更新理念, 改变角色非常重要, 另外, 教师应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摆正自己于学生的关系, 放下架子, 放松面孔, 创造融洽的课堂气氛, 以民主平等的态度面向全体学生, 用真情实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让课堂成为学生表演的大舞台, 让学生在整个课堂中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真正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五、教学重点要突出体现

语文课堂要突出重点, 体现亮点。其实新课本每单元基本有一个重点, 但是每课又有各自的特点。让学生既看到知识的整体特征, 又看到每一课的特点。既要给学生知识又要让学生感受到快乐, 营造快乐语文的氛围。

六、在课堂上要创设情境, 激励兴趣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 在新教育理念的指导下, 应给学生创设多种多样的教学情景, 运用情境引入, 启发或谈话引入等, 激励学生主动参与。夸美纽斯曾说过:“兴趣是创设一个欢乐和光明的教学环境的主要途径之一”学生对语文学习往往是从兴趣开始的, 由兴趣产生动机, 由动机到钻研, 由钻研到成功。比如, 在授课时用情境导入或故事衬托, 能使课文更引人入胜, 由此吸引学生学习的兴趣与注意, 创设情境, 活跃课堂气氛, 使学生学习兴趣盎然。同时, 要引导学生进入情境, 还要根据教材内容设置疑点, 引导学生对课文内容再造想象, 训练学生思维的灵活性、独创性, 鼓励学生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理解课文, 从而得出课文中不明显的内涵。这样, 既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达到“大纲”中所要求的从阅读中获得乐趣的目的, 又可以使他们展开想象的翅膀, 从而开发他们的思维深度和广度。

七、教学情感要交流酝酿

重视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没有情感的教育是失败的, 没有情感的课堂是痛苦的, 让学生能把自己的喜怒哀乐, 在课堂上能真情流露, 与主人公共命运, 与作者形成情感的交流与对话, 以情来陶冶学生, 以情来激励学生。情感既是教育的目标, 也是教育的手段。比如, 在学习《背影》一文时, 我首先让学生听了《父亲》的歌曲, 然后让学生谈自己的父亲, 想想父亲给自己的关爱。其实老师假如有能力, 最好自己给学生唱, 或者让有能力的学生唱, 这样学生更有深刻的体会。我在教学《白杨礼赞》的时候, 给学生唱《小白杨》, 尽管唱的没有歌星好, 可是学生还是觉得我们老师真行, 于是就更加强了学生对老师的崇拜, 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爱好。

八、让学生在阅读中下功夫

怎样让学生学会阅读呢?去自己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呢?关键在于教师, 教师要有一定量的阅读方法指导, 每篇课文的阅读, 都应有利于学生的思想, 有利于学生自己学习, 自己去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切不可把学生看成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会, 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使他们从被动的听老师讲, 一跃而变为课堂的主人, 通过自己动脑、动手、动口去读懂文章。这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既读懂了句子的意思, 理解了文章内容, 也懂了课文的大意。

九、教学范围要拓展延伸

语文教学要走向生活社会。假如就语文课本学习语文是永远无法学习好的, 我们出色的课堂只是学生学习语文的很小的一部分, 只是能应付考试, 而学生的能力和实践是无法真正得到锻炼和提高的。学生的语文最终是要在社会中去检验的, 所以必须让学生能够活学活用。尤其是新教材, 更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和个性思考, 不在要求统一答案, 所以这就是说老师一定要把思维的空间真正还给学生, 这样才真正有助于学生的提高。要让学生更多的去观察生活, 体验生活, 去积累生活, 去品位生活。他们有了自己的思想才能真正的积极地去学习语文。

十、营造宽松教学氛围, 开展交锋讨论

课堂仍是传授知识, 提高能力, 培养学生创造精神的主战场, 要营建一种宽松自由, 活泼愉快的教学氛围, 鼓励学生自由发表创见, 开展交锋讨论, 改变过去的一言堂, 在没有有形的压制和无形压力中, 尊重学生, 与学生说成一片。

1. 设置认知矛盾, 诱发学生争鸣。

同一问题, 常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巧借认知矛盾能激发学生的思辩能力, 引导同学向纵深发展, 从而收到良好的效果。

2. 巧借知识疑点, 点燃思绪火花。

《怀疑与学问》一文曾说到“怀疑不仅是从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要步骤, 也是从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 启迪新发明的基本条件。”在语文教学中, 老师要鼓励学生质疑提问, 所以老师要善于激起学生思维探索的积极性, 鼓励学生大胆问为什么, 追根究底, 释疑求真, 直至否定既有结论。只有有勇气打破传统理论, 不服权威判断的人才能创造出新理论, 这正是一切创造发明的前提条件。

3. 品味推敲语言, 提高思辩能力。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 由语言组合成的课文是作者灵与肉, 气血同社会生活熔铸的产物, 语言教学要想引导学生有所感悟, 有所创造, 必须抓住语言品味, 瞻言见貌, 披文入情, 在语言的体味中深究课文, 在词句的琢磨中把握作者心灵的博动, 在词章的涵咏中培养语感, 在思维的碰撞中引发争鸣, 从阅读品味到思辩, 由储存消化到运用, 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培养创造精神的过程。

十一、激活写作思维, 进行创新作文

语文老师在写作教学中应注重进行创新写作思维训练。作文教学培养创造精神, 就要给学生作文的自由, 给他们抒写独特灵性的空间, 让学生笔下涌动真情实感, 作文才有个性。作文教学培养创造精神, 应让学生走向自然, 走向生活, 走向社会。程式化, 陈腐化的作文忌之, 唱高调, 说空话的作文忌之, 图解概念迎合时尚的作文忌之。要引导学生注意观察, 善于发现, 善于表达独特见解, 鼓励学生标新立异。

十二、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新《语文课程标准》 (实验稿) 指出“书本学习应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 第二课堂是学生猎取知识, 锻炼能力, 发展智能, 施展创造才能的乐园和广阔天地。语文教学应立足于建立一个开放的大语文教育系统, 通过一系列的课外实践活动, 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 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例如组织课外读书活动, 办墙报、小报, 举行故事会、朗诵会、演说竞赛, 进行野外考察和社会调查等。通过活动, 让学生动脑、动口、动手和多思、多问、多做, 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又能使学生从中受到激励、启发, 产生联想、灵感, 增强创造意识, 开发创造潜能, 培养创造力。

篇7：疾病对作家创作的积极影响

疾病是贾平凹文学转型之要因

病苦中的沉沦。贾平凹的作品中有许多生理有缺陷的人物形象，这也许是他对与生俱来的自我形象补偿的心态。然而更严重的事件发生在1988年，这年贾平凹因患上乙肝而住院，从此开始了一段孤寂、苦闷却又不寻常的疾病体验。以此为界，贾平凹前后期的作品呈现出迥然相异的面貌。《病人的世界》里贾平凹用痛苦的笔调谈着自己的处境，他写道：“朋友已很少来串门，偶尔有一些不知我患病消息的来，一到便嚷着要吃要喝，行立坐卧狼藉无序。我说，我是患肝炎了，他们那么一呆，紧着说‘这事的能传染给我吗？！’但饭却是不吃了，茶也不喝，抽自己口袋里的劣烟，立即拍脑门道‘哎哟，瞧我这记性。我还要到某某处办一件事的！’”

病苦里的重生。孤寂又被人当作异类的处境，给贾平凹的内心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然而，文学不仅仅有疗救社会的功效，第一功效或许还在于对作家本身的救赎。具体地来说，对于疾病缠身的贾平凹而言，肉体上的束缚反而使大脑处于异常活跃的状态，许多启示和感悟都是作家静躺在病床上时捕捉到的。

疾病给贾平凹文学创作带来的积极意义

拓宽审美的范畴。优美、崇高、悲剧是传统审美范畴中的美，贾平凹早期的作品，大部分也是徘徊在传统意义上的审美范畴行列。在后期的作品中，贾平凹尝试并最终成功地拓宽了审美的范畴，将“病态的神秘”纳入自己的审美范畴。疾病为贾平凹提供了一个密闭的空间，这个空间里充满药味、充满排挤、充满不屑，因而使得他后期的作品无疑染上了浓重的药罐情节。他开始由原来描写美转向欣赏丑陋，展示神秘世界，揭露病态人性。贾平凹颠覆传统审美观念，直面“丑态”，正是要刺激人们那已经麻木的感觉神经，使人民能够正视现实中的丑恶和阴暗，来反叛传统的美学规范，其作品的内涵和深度也由此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独特的文学感受。由于有切肤之痛，疾病使患病作家拥有比一般作家更强、更敏锐的感受。在作家笔下，患病这一基本而又极端的生命体验在作品中获得了超越一般经验的表达功用和意义，作家若能充分利用这种表达和功用，对于创作则是一场洗礼。对于贾平凹而言，后期作品中无处不在的神秘气质已不再是猎奇，不再是感性的冲动，而是独特的文学感受下创造的独特美感。这种神秘的美感描绘出一种原始中透露着清秀，混沌里充满奇异的生活，作品由此构建出一个虚实结合、亦真亦幻的境界。

叩问生命的意义

当作家将疾病以及疾病带来的压抑、痛苦还有对死亡的恐惧客体化之后，作家所关注的就不仅仅是疾病，而是给人们带来身心伤害的社会现实。贾平凹的作品中就很多地表现了变态、精神失常、精神错乱、梦幻、梦魇、歇斯底里等非正常的精神状态。在文学的隐喻作用下，疾病题材中的疾病本身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家运用文学这种表达方式来完成自己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通过疾病描写来揭示社会的病态，既达到一种人类情怀的传达，完成对自我的救赎，对存在意义的叩问，也完成文学的社会功用。

疾病是必然存在的一种较为极端的生命状态，而文学要表达的也是对于生命的体验，因此疾病对于作家创作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对于患病作家的创作而言，疾病的意义不在疾病本身，而在于带给作家心灵以涅槃式的解放，带给作家思想以超脱式的顿悟。从某种意义上说，疾病对于他们的成就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作者单位：浙江省杭州市大关中学）

篇8：谈一谈童年体验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作为学生的校园写手应该多多阅读, 扩展视野, 通过大量的阅读来弥补自身阅历浅显的不足, 提高专业知识和文学修养, 这样才能在创作时游刃有余, 才不会觉得理亏词穷, 搜肠刮肚还是无话可说, 无论是对典故的引用还是语言的选词造句, 才能做到像“80 后”作家一样拿捏自如。

二、校园文学要发展就必须有创新。

因此, 我们应该多举办校园征文活动, 鼓励学生多进行创作活动, 像许多“80 后”作家来源于“新概念作文大赛”一样, 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进行交流的平台, 集思广益, 取长补短, 定能涌现出不少优秀的校园文学写手。更重要的是要将交流的平台系统化, 校园文学应该成立一个有组织、有规模的体系, 保证校园文学能在不断的切磋, 不断的交流中谋得发展, 带领校园文学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这样, 校园文学可以采众人之长, 定能出现不少有创见, 有新意, 不同于以往传统模式的优秀作品和优秀写手。

三、文学尤其是校园文学应避免市场化商业化, 不应远离了文学的主题, 找准自己的位置。

对于校园文学的写手们来说, 他们生活在相对纯净的校园, 这点更为重要, 文学性的存留远比市场的追捧更有意义。校园文学应在抵制名和利的诱惑后, 在文学的世界里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四、写作内容上应注重现实意义, 避免虚幻的、消极的, 倡导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不要忽视了思想性。

在2006 年首届“中国当代文学南京论坛”上, 批评家吴秉杰认为:“‘80 后’写作有想象, 有游戏精神, 有梦幻, 这些都是值得肯定;但是在他们的小说里, 看不到未来, 这是一个困境。”这句话说得很中肯。在校园文学的发展中就应该多写一些有深度的、有思想性的作品。文学应该是能给读者带来一种推动力, 能让人在失落中找回信心, 在黑暗中找到光明, 就像那些经典作品, 总能给我们带来启发和有益的东西。

五、风格上要脱离自传, 避免语言等模式化, 更不能抄袭。

一方面, “80 后”作家创作的作品中, 很多都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来记叙的, 他们着重写自己的喜怒哀乐, 甚至一举手一投足之间的情绪都放大来写。如郭敬明的《郭敬明成长日记》[1], 在这本书中郭敬明给读者展示的是他成长的一个全过程, 从出生到小学、初中、高中的校园生活以及青春的忧伤和迷茫, 然而这本书的意义也就仅在于此了, 除了能引起像他们一样感情细腻的同龄人的共鸣外, 我们找不到其他更深刻的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 他们作品中存在严重的模式化倾向, 尤其是语言上, 就拿“忧郁”来讲, 自从郭敬明开始“泪流满面”之后, 大多“80 后”作品中, 只要是“哭了”一般就“泪流满面”了, 还有诸如:“明媚又忧伤”, “明亮的笑容”, “我只是个孩子”之类, 铺天盖地, 数不胜数, 读来感觉都似曾相识。基于此, 校园文学就要趋利避害, 不要在陷入这种体裁, 语言上的模式化, 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 就是, 借鉴归借鉴, 但千万不要抄袭, 这种行为不光是要被人告上法庭的违法行为, 像郭敬明抄袭案一样, 而且还违背了文学道德精神, 将会被喜爱文学的人不耻。

六、校园文学的创作者作为一个个仅仅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应放低自身姿态, 虚心向前人学习。

很多报道称, “80 后”作家狂得很, 举个例子来说, 在一篇名为活鬼的《80 后作家危机四伏》的文章中指出, “他们对其文学的日渐‘泡沫化’浑然无知, 于是就怨天尤人地怪罪于上一代作家 (“60 后”作家和“70 后”作家) 脑袋固化”, “控制卡了思考权和话语权”, 把持着文学的大闸门, 挡了去路;甚至诅咒:“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2]这种狂言乱语充分显示了“80 后”部分作家的不知天高地厚和自以为是, 他们拒绝批评, 出了几本畅销书就不把前辈放在眼里, 就不知这种行为除了显示他们的无知自满外, 便再无他用。因此, 校园文学的写手要深知自己还年轻, 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未来的文学路是漫长而又艰辛的, “忠言”虽逆耳但利于行。

摘要：80后”作家主要是指以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为代表, 出生于1980年以后, 在文学创作上有一定成果的一个写作群体。他们大约是在上个世纪末开始崭露头角, 进入本世纪后, 新的作品层出不穷, 新人相继涌现, 力量不断壮大, 备受年轻读者的欢迎。“80后”作家这一群体“80后”作家与校园文学存在的必然联系, 他们的出现和壮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下校园文学的创作和发展, 成为当代文坛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有积极影响, 也有消极影响。“80后”作家的创作对当下校园文学创作产生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80后”代表作家,校园文学,影响,启示

参考文献

[1]郭敬明.郭敬明成长日记[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46.

[2]特级活鬼.“80后”作家危机四伏.红袖添香[Z].http://article.hongxiu.com/a/2007-6-7/2169860.shtml.

篇9：谈一谈算法的优化

例1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烧水泡茶”的算法.

算法一：

第一步：烧水；

第二步：水烧开后洗刷茶具；

第三步：沏茶.

算法二：

第一步：烧水；

第二步：烧水过程中洗刷茶具；

第三步：水烧开后沏茶.

很显然，算法二更高效，因为节约了时间.

例2 “秦九韶算法”.

大家都知道，一元n次多项式的求值，用逐项乘方相加的方法需要经过次乘法和n次加法，而用秦九韶算法至多需要n次乘法和n次加法.例如：用秦九韶算法计算多项式f （x）=3x5-4x4+6x3-2x2-5x-2的值时，式子改写为（（（（3x-4）x+6）x-2）x-5）x-2，至多做5次乘法和5次加法.

篇10：谈一谈童年体验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蒙元统治者入主中原后, 为了实现对人数众多的汉人的统治, 逐步采取联络女真、契丹、回回、吐蕃而抑制汉人的民族压迫政策, 把国人划分为四等, 推行等级制[1]。宗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 因此, 朝廷实行宗教宽容优待的政策。众多宗教中, 蒙古族统治者对佛教大为崇奉, 对道教大力扶持。《元史·卷二百二·列傳第八十九釋老》云:“元興, 崇尚釋氏, 而帝師之盛, 尤不可與古昔同語。”[2]因此, 在元代多元宗教信仰中, 佛、道教的影响最为深广, 剧作家的杂剧创作也体现出鲜明的佛、道教思想。

二、宗教影响下的杂剧创作

如果说在元代之前, 宗教就已渗入到诗词、音乐、绘画、雕塑、建筑、舞蹈领域, 那么, 元代释、道剧的出现则是宗教文学发展到元代, 宗教与戏曲艺术结合的必然产物[3]。佛教和道教在元杂剧创作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鬼魂戏、佛教剧、神仙道化剧这三种杂剧创作中。

(一) 鬼魂戏。魏晋以来, 佛教与道教的盛行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的鬼魂信仰。在元代宗教鬼神思想的影响下, 鬼魂戏应运而生。元杂剧鬼魂戏中, 鬼魂为主要角色, 多出现鬼魂托梦、祭奠亡灵的情节。剧中均有不同程度的鬼魂出场, 比如关汉卿写的鬼魂复仇的《西蜀梦》、鬼魂伸冤的《窦娥冤》。此外, 武汉臣的《生金阁》、孔文卿的《东窗事犯》、朱凯的《昊天塔》、郑廷玉的《后庭花》等, 均为此类题材。此类情节表现了劳动人民对黑暗现实的强烈反抗及借助鬼魂惩恶扬善的美好愿望。

(二) 佛教剧。元杂剧佛教剧传达了佛度众生、善恶有报等思想, 反映了金元之世佛教生活禅净合一的现状及佛教追求和谐宽容的思想。

佛教剧有郑廷玉《布袋和尚忍字记》、吴昌龄《花间四友东坡梦》、李寿卿《月明和尚度柳翠》、武汉臣《散家财天赐老生儿》、刘君锡《庞居士误放来生债》、无名氏《观音菩萨鱼篮记》六部。另外, 关汉卿《山神庙裴度还带》, 郑廷玉《看钱奴买冤家债主》, 无名氏《崔府君断冤家债主》, 虽有佛教成分, 但道教成分也不少, 不是单纯的佛教剧[4]。剧中不惜违背佛经本义, 大肆张扬神佛奖惩思想和血亲复仇思想, 隐晦表达了元代处于受压迫地位的广大民众的愿望。

(三) 神仙道化剧。神仙道化剧为元杂剧的大宗, 其兴盛要归因于全真教的广泛流行。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5]载, 此剧分两类, 一类仅存残曲或剧目, 共有九种:马致远《王祖师三度马丹阳》, 郑廷玉《风月七真堂》, 李寿卿《鼓盆歌庄子叹髓骸》, 纪君祥《韩湘子三度韩退之》、《陈文图悟道松阴梦》, 赵明道《韩湘子三赴牡丹亭》, 赵文殷《张果老度脱哑观音》, 钟嗣成《宴瑶池王母蟠桃会》, 无名氏《蓝采和心猿意马》;一类剧本比较完整, 见于臧懋循《元曲选》、隋树森《元曲选外编》, 共十四种:史樟《老庄周一枕蝴蝶梦》, 王子一《刘晨阮肇误入桃源》, 李好古《沙门岛张生煮海》, 马致远《邯郸道省悟黄粱梦》、《马丹阳三度任风子》、《吕洞宾三醉岳阳楼》, 岳伯川《吕洞宾度铁拐李岳》, 范子安《陈季卿悟道竹叶舟》, 谷子敬《吕洞宾三度城南柳》, 贾仲明《吕洞宾桃柳升仙梦》、《铁拐李度金童玉女》, 无名氏《瘸李岳诗酒玩江亭》、《汉钟离度脱蓝采和》, 杨景贤《马丹阳度脱刘行首》。

三、杂剧创作中的宗教态度

同样作为宗教, 道教不像别的宗教竭力否定人生价值, 而是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在一些作品中, 作家描写世间男女在财富、青春、声色、佳肴等红尘诱惑面前, 拒绝神仙世界召唤的合理性, 高扬了世俗人生的价值, 符合道教重视生命、享受人生的世俗精神。佛教虽是外来宗教, 但它在元代社会的渗透力却远超过道教, 作者往往在作品中借用对佛教教义的推崇来表达劝善戒恶的道德教化作用, 为百姓指出一种解脱苦难的方法。

随着时间转移, 宗教弊端日渐显露, 所阐释的理想境界也越来越不为人所认同, 元杂剧中也不免流露出反宗教的倾向。元杂剧作者在其佛道剧中对对宗教教义及教士的怀疑都有着艺术的反映, 因不想获罪于人, 于是表面上宜扬佛道教教义, 实际上对佛道教进行了深刻地、间接地批判。更令人深思的是, 元杂剧中许多坏人在被提上受审时, 总喜欢以按佛者自居为己申辨[6]。

参考文献

[1]孙悟湖, 孙庆章, 蒋尉.元代宗教文化略论[J].内蒙古社会科学, 2003, (3) :47.

[2][明]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76.4517.

[3]庆振轩.元代释、道剧初探[J].兰州大学学报, 1990, (18) :107.

[4]郑传寅.论元杂剧中的佛教剧[J].武汉大学学报, 2013, (1) :86.

[5]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M].北京:作家出版社, 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