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民族特性管理论文

摘要：在当前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研究中，对民族地区的关注较少，研究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对于增强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拓展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研究视野、深化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等有着重要的实践和理论价值。本文从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基本概念着手，着重探讨了其内涵、特点、构成以及开发利用等基本理论问题。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舆论民族特性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舆论民族特性管理论文 篇1：

建设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行政文化

摘要：从社会发展史看，行政文化的发展与社会治理方式是相一致的。要建设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行政文化，需通过宣传教育、规章制度建设、优化社会环境等途径促使行政主体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树立法律至上理念、互动协商理念、高效行政理念、主体多元理念和信息化理念等现代行政理念与意识。

关键词：行政文化；社会治理；现代化

一、社会治理方式与行政文化相辅相成

从社会发展史看，人类社会治理经历了从统治型社会治理到管理型社会治理再到服务型社会治理的历史演变。而相应地，作为社会治理的软组织和软结构，“行政文化的发展也经历了统治型行政文化、管理型行政文化两种类型，并逐渐步入服务型行政文化的发展轨道。”[1]可见，行政文化的发展与社会治理方式是相一致的，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作用。

（一）社会治理方式决定行政文化。从世界范围看，中西方因为各国的行政体制和行政行为准则不一样，因而形成了不同的中西行政文化。西方由于其行政管理方式主要表现为权力的分散与制衡，就形成了重权利、效率、法治、民主等行政文化价值观。中国因为治理权力比较集中，行政文化领域里就带有强烈的集权、管制和人治特色。从古今中国看，我国历史上是个中央集权君主制国家，法在治理国家中的地位低微，几千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就孕育出了皇权至上、重人治而轻法治的行政文化。新中国成立后较长时期里，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主要是借鉴和学习苏联的行政管理模式，其主要特点是领导体制上的高度集中统一，具体执行上的高度行政化，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部门，因而这个时期的行政文化表现出较强的领导意识、服从意识。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改革的深入，在行政方式上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控制管理模式，行政机关的行政理念也逐渐由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由此可见，行政文化是随社会行政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一个国家，一个时期形成什么样的行政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选择的行政实践治理方式。

（二）行政文化受多重因素影响。行政文化是一种多层次的、复合的文化，它是在社会文化基础上，在具体的行政活动中形成的。它的形成除了受社会治理方式的影响外，还会有如历史条件、地理环境、社会制度、民族特性、文化心理、文化背景、传统习惯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因而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民族特性、不同的文化心理就会培育出不同的行政文化。比如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封闭、保守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中国古代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而“美国的行政文化具有民主、自由、积极、奋发的特色，德国的行政文化就表现为重法、守纪、严正、整齐的特色”[2]则主要是不同民族特性、不同文化心理而产生的。

（三）行政文化反作用于社会治理。行政文化与社会治理的关系还表现为行政文化反作用于社会治理。这种反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行政文化影响社会治理行政行为。行政文化对行政行为的影响是全面的、直接的，不仅影响行政决策是否果断、科学、可行，而且影响行政执行是否快捷、完整、灵活。一般而言行政意识比较强的行政人员，在行政行为上表现为果断、坚决、执行力强，反之则表现为决断力弱、优柔寡断、行政效率低等。二是行政文化影响社会治理行政体制。“行政文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通过对文化传统、社会条件等方面影响着行政体制。在文化传统较为开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社会条件下，其行政体制相对民主性较好、法治程度较高；然而当一个地区这些条件较差，其行政体制就朝着专制化、集权化发展。”[3]比如在美国的主流行政文化传统中，对行政权力具有与生俱来的限制约束意识，那么，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构建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体制就自然而然了。三是行政文化影响社会治理行政觀念。行政文化通过作用于行政人员的观念、习惯，从而影响行政人员的行政方式，这种影响是一种深层次的长远的影响。如行政人员的行事风格、思维方式等等，都是受到行政文化的影响。总之，行政文化对社会治理的影响是广泛的、深远的，同时，这种影响不是直观的、简单的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多样的、潜在的过程。

二、社会治理现代化对行政文化的新要求

如何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这是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各级行政机关、政府各级管理者必须深刻思考的重大问题。行政主体在行政活动中采取什么行动、为什么行动、如何行动对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但任何行动的背后必然有一定理念的支撑和推动。当今世界，全球化、信息化浪潮风起云涌，社会生活更加复杂多变，为迎接挑战，积极培育相应的现代行政文化无疑是关键，是重点。这就要求各级行政主体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应树立现代行政理念。

（一）树立法律至上理念。依法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树立“法律至上”意識也是现代行政文化构成的核心要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得到了迅速发展，现在行政主体的依法行政意识有所增强，但在社会治理活动中，行政主体的长官意识、惟上是从观念依然浓厚。譬如，一些行政人员只是把依法治理停留在口号上，在实际执法中多是凭关系、人情，对不熟悉的管理对象加重处罚，对关系较好的管理对象就无原则的纵容；还有社会上流传的顺口溜：“黑头（法律）不如红头（文件），红头不如白头（领导批条），白头不如口头（领导指示）”，这些都从侧面说明我国行政文化中仍然具有浓厚的权力本位思想，严重阻碍着现代法治理念的建立，从而阻碍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由此，行政机关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必须树立法律至上理念，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社会秩序、化解社会危机，以此保障社会治理的科学性、规范性、稳定性。

（二）树立互动协商理念。我国传统社会管理，其主要方式是采取自上而下的“一元制”单向管理。行政主体由于受传统行政文化理念影响，管制思维根深蒂固在大部分行政人员头脑中，他们在执法中习惯于扮演着“父母官”“家长”的角色，以“管理者”自居，在行政执法中也多采用命令、处罚、强制的手段，执法方式粗暴、简单，从而使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数量以及程度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甚至出现“政府买单、群众不买账”的现象。当前，随着人民群众民主法治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这种单向的强制命令方式越来越难以适应形势需要，也越来越难以收到满意成效。由此，在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过程中，行政主体要充分认识到社会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平等协作的关系，每个参与者都是平等协商的主体，都有平等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而参与主体之间需通过理性表达、互动协商、彼此说服达成共识，决不是由所谓权威某级政府或某个机构说了算。

（三）树立高效行政理念。要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行政机关在推进社会治理工作中，必须提高行政能力和行政效率，实施科学、高效行政。当前，各级政府强力推进政府效能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提高了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但是行政成本过高、行政作风懒政怠政、行政效能不高等问题仍然没有彻底改变。据今年《人民论坛》的调查结果显示：71.7%的受访者在与干部打交道办事时经常有“为官不为”的切身体验，七成以上受访者认为基层干部最容易出现“为官不为”现象，可见，“为官不为”的懒政怠政现象还相当具有普遍性。有一官员把当前“为官不为”的表现总结为“五型”：“打盹型”，精神萎靡不振，遇事装聋作哑；“木偶型”，工作不推不动，甚至推而不动；“太极型”，有问题左躲右闪，遇矛盾上推下卸；“比划型”，用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说唱型”，动口不动手，务虚不务实。很显然，此类懒政怠政现象已成为影响政府效能建设的顽疾，进而阻碍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

（四）树立主体多元理念。社会治理与传统社会管理的本质区别在于，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政府管理者是主体，人民也是主体，还有各组织、各单位，都是参加管理的主体之一。过去，因受“集权”观念的影响，在社会管理中，政府一直扮演着社会权力中心角色。整个社会结构表现为力量悬殊的两极：“一方是强大的、无所不包的政府，一方是弱小的、缺乏独立自主的市民社会，企业和个人没有主体地位，只能作为行政的附庸。”[4]从而造成社会失序的状态。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优化社会治理，要“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5]既要加强党政主导、社会管理，又要坚持多方参与、共同治理。这就要求行政机关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要树立主体多元理念，从单纯的政府管理转变为政府、市場、社会的联合治理，既发挥政府的基本职能，又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在治理中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整合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形成“政府主导治理、社会参与治理、群众融入治理”新格局。

（五）树立信息化理念。当前，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正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生活，也给社会治理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就要求各级行政机关必须顺应信息技术时代的发展潮流，树立治理工作信息化理念，深刻认识到信息化是破解社会建设难题、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和社会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程中，要注重把信息化思维、信息化理念融入社会治理各方面，加强顶层设计、统一规划，发挥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现代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构建管理扁平化、服务网格化、工作信息化的格局。要加快推进基础信息数据库建设，形成纵向贯通、横向集成、共享共用综合平台，努力形成全面覆盖、联通共享、动态跟踪、功能齐全的社会治理信息系统。

三、积极主动建设与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相一致的行政文化

在明确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对行政文化的新要求后，就面临一个如何依据新要求建设行政文化的具体路径选择问题。本文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培育行政文化，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注重宣传教育培育现代行政理念。行政文化“研究的不是行政管理中的具体问题和具体办法，而是行政管理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回答的不是行政管理中某个具体问题如何解决的问题，而是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具有什么样的基本信念、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重大精神因素。”[6]。而价值观念、行政道德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后天不断地学习与培训。因此，加强行政文化建设，需注重宣传教育，使行政主体通过学习掌握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关于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征收、行政诉讼等行政基本制度，培养行政主体的民主行政、协商行政、法治行政、透明行政、服务行政、责任行政等现代行政理念与意识。具体而言，一是可以充分利用各类高校、党校以及行政学院的资源，定期开展多种形式的现代行政理念知识宣传教育、行政法制讲座与培训等；二是可以创新培训方式，扩展宣传教育的有效途径。在充分利用传统方式、传统媒体宣传教育基础上，要树立“互联网+”的思维，利用互联网络特别是智能手机等移动互联终端，加大现代行政理念宣传广度、强度和有效度。同时，各级行政主体应积极吸收时代信息，主动去把握社会发展脉搏，不断学习和主动创新，提高自己的综合素养，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健全规章制度规范行政行为。行政文化建设，仅靠宣传教育是远远不足的，还需加强规章制度建设。因为制度能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活动，使行政主体认识到在进行社会治理活动中哪些行为是被禁止的，哪些行为是法定职责，从而使宣传教育中的行政思想在其行为中逐渐形成。建立健全行政规章制度，依当前的现实情况来看，首先有必要清理出一些不科学、不规范，不协调的行政法规制度。比如当前的行政审批权之所以存在放虚不放实、流于形式的问题，因为现时的审批制度存在审批文件多，审批范围太广、环节太多，缺乏公开性等弊端，而出现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些相关法规制度没有适时调整，我们有些不合理的行政审批其实是有法律依据的。因此清理、修改当前不符合现代行政文化要求的行政法规制度应该成为当前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可喜的是，对此，当前党和国家已有充分认识，并正在努力进行改革。其次还需加强行政规章制度建设，尤其要加大行政问责制度建设。当前，行政乱作为、不作为、滥用职权的现象之所以较为严重，主要是因为问责不力不正当，一些地方在征地拆迁、治安管制中出现的暴力执法、野蛮执法就是真实写照。因此，行政机关要强化问责制度的执行力，“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7]“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8]否则，即是违法，而违法必究，必须严格问责。再次要健全对权力的制约监督机制，形成对行政主体的监督常态化。要有序整合党政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法律监督等不同途径，形成常态、严密、高效的监督合力，把各种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违纪违法行政行为消灭在苗头阶段。

（三）优化行政环境促进良好社会氛围的形成。行政文化作为行政系统的一种內在特质，必然处在一定的客观环境当中，与行政环境有着相互关联的影响。可以说，有什么样的行政环境，就会形成什么样的行政文化，行政环境是行政文化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因此，建设行政文化，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充分考虑行政环境因素并做出相应的努力。要多途径强化民众的“公民意识”，促进民众理性有序政治参与，使其在行政权力面前既摆脱传统的臣民意识，又避免陷入消极破坏式的对抗，而是善于通过制度化、法治化的形式维护自身权益；行政主体要适应现代文明社会的要求，切实改变过去那种传统政府给人们高高在上的冷傲印象，要时刻观察民情民意，并充分了解、吸收，加以集中和反映，要畅通沟通渠道，加强与民众的交流和协商，对民众的抱怨及时处理，对民众的合理利益力图实现，促进政府与社会公共关系的和谐，促进良好社会氛围的形成，能够真正有利于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同时，在当前互联网时代里，要大力推进电子政务改革，充分利用网络时代资源，积极广泛开展网上行政审批、网上政务论坛、网上民意调查、网络听证等形式的电子政务行政活动，以此增加行政的透明度和公开度，努力形成全社会参与社会治理的氛围。

参考文献：

[1]张秉福.服务型行政文化：特征、意义及其构建[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6（1）：101.

[2]姚琦.行政文化建设与行政管理现代化[J].贵州大学学报，1999（5）：40.

[3]王燕萍.行政文化建设与行政管理之现代化探讨[J].黑河学刊，2015（3）：68.

[4]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J].中国社会科学，2006（1）：110.

[5]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6]蔡林慧.行政文化的特质和要素分析[J].理论探讨，2003（4）：78.

[7]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16-10-29（1）.

[8]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4-10-29（1）.

责任编辑：周育平

作者：谭东华 宇赤

舆论民族特性管理论文 篇2：

浅析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及其开发利用

摘要：在当前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研究中，对民族地区的关注较少，研究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对于增强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拓展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研究视野、深化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等有着重要的实践和理论价值。本文从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基本概念着手，着重探讨了其内涵、特点、构成以及开发利用等基本理论问题。

关键词：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开发利用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意义

首先，研究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对于增强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民族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当今世界民族纷争加剧、我国民族问题日趋复杂的大背景下，尤其应该引起人们的特别重视。我国有着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青少年和广袤的民族地区，由于其不同于汉族的自然环境、历史传统、风俗文化、宗教信仰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也有其独特之处。目前，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困扰人们的最突出问题就是如何才能提高实效性。加强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不仅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普遍规律，更要根据受教育者生长的特殊物质、文化环境，在教育的目标、内容、载体和方法等各个方面结合民族实际、把握民族特点、体现民族个性。而每个民族各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宗教，乃至自然环境中都包含着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这些资源素材由于其民族化的亲和力、较强的认同度和持久的渗透力，一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得到充分的开发、整合和利用，能很好地产生“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使民族地区的青少年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熏染和教育。因此，增强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必须转变思维，强化资源意识，加强对各种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换言之，关注民族地区特有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加强对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认识，实现其深度开发和高效利用是加强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一个重要研究视角和实践途径。

其次，研究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拓展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研究视野、深化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等，有着积极的理论价值。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和整体推进，人们的资源意识普遍增强，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也自觉地加强了市场意识和资源意识，对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加强。但总体看来。目前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研究仍然比较薄弱，无论是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都有待拓展和深化，特别是其中针对我国广袤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深入系统研究更是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研究将成为未来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研究的重要方向和视角。同时，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在国际国内民族问题错综复杂、日益敏感的环境之下，在党和政府愈加重视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之下，作为揭示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回应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领域重大问题、提升我国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水平的新兴学科，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学正快速发展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其发展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研究将从资源的视角深化对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规律的认识。

二、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内涵与特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强化了人们的资源意识，在突破了传统限于自然界、以物质和有形的形态表现的、旨在其经济价值的资源观之后，资源这一概念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上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之中。在开发利用思想政治教育各种具体资源的热烈讨论声中，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内涵界定也展开了研究。罗洪铁等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在阶级社会中，随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而产生并不断丰富的，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利用并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目标的实施产生重要作用的物质、精神因素的总和”；陈华洲在《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论》中把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定义为“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能够被教育者开发利用的、有利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各种要素的总和”；陈清则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就是指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具有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功能和价值的，且被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一切存在”。从上述表达可以发现，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内涵界定虽然不尽相同，但普遍认同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以物质和非物质形态存在的、能被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开发和利用的、在一定条件下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实施及其目标的实现有着积极意义或潜在价值的各种因素。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下位概念。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由于锁定特定地域范围内特有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区别于一般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从而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主要关注的是体现民族地区特色、针对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特殊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因此本文认为，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指的是在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本民族地区所特有的，能够被教育主体开发和利用，在一定条件下对本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实施及其目标的实现有着积极意义或潜在价值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因素。

与一般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相比，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民族性。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一个主客体双向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对象不是普通的客体，而是“具有鲜明主体性的客体”，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必须建立在对教育对象的思想状况、情感特点、知识准备以及接受能力等个性特征的充分了解之上，从而制定有针对性的教育计划和方案，同时对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区别于一般思想政治教育首先就在于其教育对象是身处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居民而非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居民，独特的民族文化必然孕育出独特的民族个性，教育对象思想特点、情感体验、行为模式、教育和接受教育方式等方面的民族特性决定了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民族特性。其二是地域性。不同的民族地区，由于其地理条件、自然环境、历史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显著差异，逐渐形成了带有明显地域特色的地域文化。主要蕴含于特定地域文化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其选择、开发和利用也必然体现出浓郁的地域色彩。例如，相对于内地的少数民族，沿海沿边地区的少数民族有着更多抗击外敌入侵的历史，其中可挖掘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相对于平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山区的少数民族其生存的自然条件比较艰苦，民族文化中更多的强调艰苦创业、不畏险阻等奋斗精神，这些都是可供培养时代精神的宝贵资源。其三是针对性。通常人们所说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如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信息、技术、管理资源等都是任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必须和

适用的，它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普遍的意义，而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主要研究的是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就地取材于特定民族地区、直接对应一定条件下民族地区居民特性、以提高本地区思想政治教育效率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资源体系。故而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会因时因地因不同的少数民族而不同，表现出明显的针对性。

三、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构成

既然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关注的并非普遍意义上的、而是独具民族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那我们寻找资源的眼光当然就要集中在民族地区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载体和环境之上，从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教育者到教育对象、从民族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到民族语言、从不同于一般地区的历史传统到制度规范，处处都能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矿藏。从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结构框架来看，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可以划分为主体资源、客体资源、载体资源和环境资源。

主体资源。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这里主要指的是其教育者，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组织者、策划者、执行者、评估者和管理者等，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主体资源是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民族地区而言，主体资源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内蕴含的，在一定条件下对本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实施及其目标的实现有着积极意义或潜在价值的各种因素。主体资源除了教育主体的政治立场、思想觉悟、理论素养、业务水平、职业热情之外，还包括他们的民族情感、对本地区和民族文化的了解和认同、对受教育者文化背景、情感体验和思想特点的相对熟悉和趋同等。例如，民族地区要根据地区的特点来组织、计划和实施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案，没有长期从事本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熟知本民族地区文化和环境以及受教育者民族特点的思想政治教育者，这项工作显然难以完成。

客体资源。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这里主要指的是其受教育者，虽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受教育者具有鲜明的主体性，且其主体性的发挥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因此并不是绝对的客体，但是相对于教育者，受教育者仍处于相对的客体地位。对于民族地区而言，客体资源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内蕴含的，在一定条件下对本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实施及其目标的实现有着积极意义或潜在价值的各种因素，除了受教育者相应的知识准备和接受能力以外，还有他们的民族情感、民族生活体验、对本地区和民族文化的了解和认同等，这些资源如果能充分的开发利用，对于调动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增强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有着重要的意义。例如，在进行抵制民族分裂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民族地区受教育者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优越性的亲身体验、对于本民族和国家的情感和认同等积极因素如果能充分的发掘利用，定能事半功倍。

载体资源。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所运用的，能负载、传递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发挥着连接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并促使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式”，载体资源则是指所有成为和有可能被开发利用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因素。作为连接主体与客体现实的或潜在的中介和桥梁，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资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并且有巨大的开发空间和潜力。对于民族地区而言，独特的载体资源主要蕴含在民族语言、民族传统、民族艺术、宗教信仰等民族文化载体以及舆论导向、行政手段和法律法规等管理载体之中。例如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有自己语言或文字，使用民族语言文字不仅有利于培养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作为人们交际和社会化的重要工具，民族语言文字还能帮助人们更好的了解社会和适应社会，从而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是典型的载体资源；例如我国很多民族地区都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史中留下佳话，革命遗址、伟人故居和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等红色遗产都是培养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素材，作为载体资源有深度开发的价值；例如我国壮族、苗族、土家族等一些南方少数民族钟爱一种传统的竞技项目——赛龙舟，它不仅可以激发人们的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还有助于不同民族、阶层间建立相互尊重、和谐共处的观念，在相应民族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可以作为载体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又如傣族的传统节日泼水节以其独特的庆祝方式闻名遐迩，相传傣族人民为了纪念和感谢在与一个作恶多端魔王的斗争中挺身而出、轮流抱住被砍下的魔王头颅以防止其继续危害百姓的十二名女子，在每年的傣历新年时以泼水表示纪念，以示冲洗身上的污秽，以后逐渐演变成俗，虽然这只是民间传说，但却广为流传、深入人心，如果其中传递出的舍己为人的集体主义等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能更多的被关注，民风民俗和民间传说都有可能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资源价值；另外，我国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之下契合各少数民族地区具体实际的行政法律制度等，也具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资源价值。

环境资源。在一定环境中存在和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与制约，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形成和发展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虽然环境因素独立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之外，但其中仍然蕴含着在一定条件下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实施及其目标的实现有着积极意义或潜在价值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因素，即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资源。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资源主要来自于其民族文化。例如各民族特有的民风民俗，对于增强本地区居民的凝聚力、民族情感和民族认同起到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又如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道德规范体系等对当地居民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塑造和培养有着重大的意义，如果这些环境资源能得到更有效的开发和利用，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和实效性将大为增强。

四、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

虽然总体而言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丰富且价值巨大，然而在民族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中，忽视民族差异，不从少数民族受教育者的生存环境和特有文化出发、以大汉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做法还相当的普遍。这和当前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识不强、体制欠缺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设置和教材的编写上，体现不出民族和地区的特色，对民族地区的和一般地区教育资源的差异关注不够，从民族地区内部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意识薄弱，整体上更是缺乏对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利用和管理的体制，所以即便是有一定资源意识的教育者，也只能在个人能力范围内开发利用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难免形成整体水平较低和方法较落后的现状。

加强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首先必须客观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民族差异，在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中充分尊重不同民族地区的个性特征，深入挖掘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实践价值。例如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设置和教材的编写上，可以留出一定的空间让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部门根据本地区的民族特点和实际情况酌情进行安排，并鼓励更多的民族地区受教育者参与其中，把思想政治教育的民族、区域特性和主客体的互动特性充分的结合起来，促进教育民主互动的同时也强化了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意识；对于开发利用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典型案例进行跟踪研究，在科学认定其实践价值的基础上进行宣传和推广，帮助人们强化资源意识。其次。在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中多方位的探索和尝试激励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深度开发、有序管理和高效整合的方式机制，提高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整体利用的效率和水平，逐步建立相应的体制机制，走上资源可持续发展之路。例如在资源的开发上，可以根据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进行分类开发，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资源、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资源、伦理道德教育资源、“三观”教育资源、法纪教育资源、心理教育资源等；在资源管理和整合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实现资源信息共享、密切交流合作等；在资源的利用上，可以吸收现代资源理念，建立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在节约成本的前提下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

责任编辑　杨小民

作者：佟斐

舆论民族特性管理论文 篇3：

新疆网络舆情传播的民族因素及舆情危机消解

[摘要]新疆网络舆情传播除了具有网络舆情的隐匿性、快速性、开放性等特点外，还具有新疆作为典型民族地区的民族性特征。深入分析新疆网络舆情的民族特征，是新疆网络舆情研究切入的一个新的视角，要从网络舆情主体的多民族性、网络舆情事件的民族性、网络传播介质的民族性和网络舆情的跨界民族性特征，正视民族因素对新疆网络舆情的影响，采取措施消解网络舆情危机。

[关键词]网络舆情；民族；危机；消解

[作者简介]王秀丽，女，新疆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哲学硕士，研究方向：新疆网络文化和网络舆情。

民族因素是探讨少数民族地区网络舆情问题的一个新的视角，深入探讨新疆网络舆情传播中的民族特征，分析网络舆情传播中的民族因素以对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影响，是新疆网络舆情工作的一个重要视阈，客观理性地正视民族因素对新疆网络舆情的影响，才能找到一条有效的多民族地区舆情工作的有效途径。

一、新疆网络舆情传播的民族因素的内涵

第一，网络舆情主体的多民族性。舆情的主体是指网民，通俗来讲就是利用互联网的人。新疆是我国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地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汉、维吾尔、哈萨克、回、柯尔克孜、蒙古、塔吉克、锡伯族、满、达斡尔、锡伯、俄罗斯、塔塔尔族等民族，有人把新疆形象的比喻为“民族的橱窗”。新疆各民族的民众都可以是网络舆情传播的主体，网络舆情的主体呈现出多民族的特点。由于民族之间风俗习惯的差异、信仰的差异等，有些突发事件一旦发生就会借助互联网平台无限放大，同一民族的网民在共同的民族情节驱使下对于本民族的事务会下意识地产生相同的观点和共鸣，维护本民族的利益。

第二，网络舆情客体的民族性。网络舆情客体指的是网民在网络空间进行议论的对象。在新疆，涉及到民族类的社会冲突时有发生，有的隐藏着社会危机，再加上新疆特殊的地缘政治，“东突”分裂势力、西方反华势力偏偏借助于互联网舆情的煽动，把民族问题和非民族问题相互叠加，无限扩大，使得新疆的舆情舆情影响比内地省份的舆情事件的影响力更强，甚至破坏力更大。新疆网络舆情事件主要包括：（1）“三股势力”以及西方反华势力操纵或者影响下民族群体性事件，例如，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2）暴力恐怖势力引发的舆情事件，如2012年新疆劫机事件，“6·26”事件、“5·22”事件。（3）由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差异引发的民族关系事件，例如，新疆“天价切糕”事件、2013年乌鲁木齐23中学生带花帽被罚事件。（4）官员乱用职权引发的网络舆情事件，如“史上最牛团长夫人”事件。（5）少数民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治理事件，例如新疆黑砖窑事件。以上事件或多或少都与民族问题有关，处理不当，极易引发网络舆情危机。

第三，网络舆情传播介质的民族特性。新疆少数民族新闻广播影视业发展迅速，网络媒体信息的传播使用汉字和少数民族文字，语言上也是使用多民族语言，这是新疆“一体多元”文化的重要体现。在新疆，新闻传播媒介包括汉语频道、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频道，有主流新闻网站，还有少数民族文字网站，维吾尔文网站、哈萨克文网站、柯尔克孜文网站等，这些不同民族文字的网络舆情呈现出明显的民族特性，也导致舆情传播复杂多变，党和政府的舆情监测和引导工作任务艰巨。

第四，网络舆情的跨界民族间传播。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经济的发展新战略，我国与中亚各国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伴随着“一带一路”新机遇，互联网经济交流必将是新疆与中亚各国经济往来的亮点之一。但是这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在我国与中亚等国家经济密切往来的同时，跨界民族网络信息安全也同样不容忽视，它是影响新疆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跨界民族”指的是一个民族因国界线而分居两国或者两国以上的民族，从民族学角度分析，它强调的是隶属于不同国家的跨界民族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政治学角度分析，跨界民族指的是两国乃至多国边界而居的历史上统一民族，它具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原民族本身被政治疆界分割，二是该民族的传统聚居地为政治疆界所分割。①跨界民族因素是新疆周边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新疆民族问题的社会背景，在新疆居住的民族中有8个跨界民族，大部分分布在中亚、西亚和南亚地区，跨界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等领域交往频繁。中亚国家提出的“民族回归历史故乡”等民族复兴政策和相继召开的世界哈萨克人大会、世界吉尔吉斯斯坦人大会、世界土库曼斯坦人大会，使得包括新疆和俄罗斯在内的中亚地区跨界民族问题恶化，对新疆的稳定产生了冲击。②

二、涉及民族因素的网络舆情多发的原因

第一，民族文化的差异。新疆民族成分多，由于民族不同、文化各异，表现为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的差异、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的差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差异、各少数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等。文化是一个民族灵魂，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标志。在虚拟网络空间不同的舆情主体都有着特定的民族性特点，即他（她）真实的身份是属于某个民族。在新疆网络舆情的产生发展演变过程中，不同的民族文化体现出文化差异是导致舆情快速演变发展的关键因素，因为不同的民族对舆情事件产生不同的观点、态度和看法，因此在研究分析新疆网络舆情发展过程中要分析网民的民族、性别、区域、年龄、职业等特征对舆情发展变化的影响。

第二，民族风俗习惯差别。新疆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差别很大，由于风俗习惯引起的网络舆情其传播速度快、敏感性强，涉及不同民族，有时候可能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矛盾最后却演变成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舆情处理不及时、不恰当，容易引起民族之间的冲突的群体性事件。以“天价切糕”舆情事件为例。2012年12月13日，一条与切糕有关的微博在网上掀起了舆论热议。湖南省岳阳市公安局岳阳公安警事在微博发布了一条警情快报：“村民凌某在购买新疆人核桃仁糖果时，因语言沟通不畅造成误会，双方口角导致肢体冲突引发群体殴打事件，事件造成二人轻伤，损坏核桃仁糖果约16万，加损坏的摩托车和受伤人员共计20万。目前平江公安天岳派出所将凌某刑事拘留，16名新疆人员财物得到赔偿并被遣返回新疆。”此微博一经发出就引起舆论的密切关注，根据新浪微指数数据显示，从12月3号10点到12月5日12点，“切糕”一词在微博的累积热度达到1989891条。③……这一网络舆情事件使得维汉民族关系又一次引起舆论的关注，很多网民担心自2009年“7·5”事件以来维汉民族关系在恶化基础上进一步的疏远。正如新疆网络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成盛说：“社会需要以更宽容的心态来看待切糕及切糕背后的年轻人，切糕的狂欢化讨论背后，是亟需弥合的民族关系。”事件发生后，新疆发布官方微博发布长微博《切糕、切糕，怎么了》生动描述了“切糕”这一新疆少数民族传统小吃，并向全国网民传达了美丽新疆真是好，这里的瓜甜歌嘹亮，这里的民风纯自然，这里的人们勤劳淳朴很善良的舆情。

第三，境外舆情对新疆网络舆情的影响。美国的社会学家曼妞儿·卡斯特说：“互联网的特殊传播机制在改变舆论的生成规律，也在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组织方式，甚至影响着政治生活秩序和政治规则的建构，因而很容易成为有组织的反动者制造反动舆论以达到分裂国家、组织发动破坏社会秩序的工具。”①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成为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组织策划、制造反动舆情的工具，他们借助互联网出传播网络舆情，选择舆情传播的敏感点包括新疆民族、宗教、计划生育、少数民族待遇等问题。境内外“东突”“世维会”“美国维吾尔联盟”“东突信息中心”等分裂势力利用英语、维吾尔语、汉语、土耳其语、德语等进行分裂宣传活动。“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网站”于1996年6月在德国慕尼黑建立，其主要任务是运用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机网络，虚假报道新疆的政治、经济，歪曲新疆历史，攻击我国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西部大开发以及计划生育政策，该网站长期利用各种互联网资源进行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宣传。类似的网站还有美国维吾尔协会、“东突”流亡政府网站、“世维会”网站、瑞典维吾尔文化协会网站、“维吾尔在线”“阿波罗新闻网”“自由亚洲电台”“中国茉莉花革命”“麦西来甫”埃及的“伊斯兰之声”等，②这些网站大部分受西方国家支持，并且与境内的“维吾尔之声”“和田玉”“伊斯兰之声”“真主唯一”等维吾尔语网站“友情链接”，交互渗透，传播负面舆情。

2015年6月18日，境外媒体刊登“新疆禁止穆斯林在斋月期间封斋并履行宗教仪式”和“中国少数民族待遇问题”，相关报道在西方推特和脸谱网社交网上热吵，被土耳其媒体转载引用后，部分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更是抛出“中国警方殴打、残害维吾尔族妇女儿童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热传，经过歪曲报道的煽动，土耳其反华情绪高涨。③其后，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网站澄清了事实，及时进行了舆论引导，称中国政府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对普通信教群众在斋月期间的封斋、聚礼、吃斋饭等活动不干涉，充分尊重信教群众正常习俗和各地以往形成的习惯；对清真餐馆斋月期间是否正常开门营业充分尊重经营业主的选择。境外媒体的歪曲报道引起的负面舆情漩涡会给新疆的穆斯林民众舆论安全带来极大地影响。

三、网络舆情危机消解

第一，加强网络于舆情引导，营造和谐的民族团结氛围。互联网不仅是信息传播的技术，更体现出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坚持正确的网络舆论导向，加强网络传播内容的建设，要注重先进性，要立足新疆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的复杂社情，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以新疆历史发展为突破口，以民族团结为纽带，紧贴新疆各族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关心的热点，在舆情引导上促进民族团结，加强各民族的联系和感情。

第二，在利用民族因素进行分裂活动的网络舆情引导上，着重在国家认同上下功夫，筑牢各民族国家认同是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应有之义。对于国家而言，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直接关系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对于新疆来说，国家认同的意义更加凸显。找出容易被民族分裂分子利用的薄弱环节，寻找相应的舆情工作措施。着重加强政治文化和政治知识的舆情传播，促使少数民族民众逐渐形成对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的权威认同的舆论氛围，有效抵御民族分裂思想，逐渐从宗教权威、家族权威、地方宗教派系的权威转移到政治的权威认同上来，淡化浓厚的宗教氛围，以适应信息现代化的民主政治生活。

第三，把网络文化建设和民语系网站作为舆情工作的重要内容，最大限度实现少数民族网络话语权。网络文化具有开放性、互动性的特点，因此加强网络文化和管理，抢占文化阵地，挤压网络谣言和境内外分裂势力的舆论影响。一是把中华文化作为优秀的网络文化资源，加强优质的文化信息的网络传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二是把新疆网络文化节作为展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重要平台，争取每年都举办网络文化节。例如，2014年新疆网络文化节，“阿克苏的苹果红了”大型网络文化活动真正体现现代新疆人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观念以及生产生活取得的巨大成就。三是加强权威民语系网站建设，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的网络舆论引导力，常抓不懈，让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深深植入少数民族群众的价值观念中，同时把民语系网站作为弘扬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平台，由于少数民族民众在心里总会倾向于登录少数民族语系的网站观看每天的新闻，在这些网站增设民族团结的内容，拓宽民族团结的渠道，营造积极向上的网络舆论氛围。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异彩纷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朵美丽的奇葩，是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文化的生动体现，加大新疆民族歌曲、舞蹈、传统节日、饮食、服装等网络传播。抓好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产品的生产，充分挖掘民族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创作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化精品，积极占领网络空间。

第四，少数民族网络“意见领袖”的培养。充分发挥少数民族“网络意见领袖”在舆情引导中的作用。“网络意见领袖”是指在网络上能够对网民意见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左右某方面舆论的网民。培养立场坚定的少数民族“网络意见领袖”，发挥对少数民族受众积极的网络舆论引导作用。因为少数民族“网络意见领袖”懂得本民族语言文字，熟悉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与本民族具有自然的民族亲和力；加上他们文化层次较高，善于利用网络获取信息与表达意见，因此在本民族中有较大的话语权，能对本民族受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强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特别是能在化解民族纠纷、妥善处理民族问题突发事件、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方面勇于“发声”和“亮剑”。在培养少数民族“网络意见领袖”方面，可以考虑几类人群：一类是本民族的著名的专家、学者、干部以及各行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一类是爱国宗教人士；一类是本民族的网络传媒精英，包括新疆主流网站、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网站发言人。

第五，高度重视微信圈信息的传播和监测。不难发现，微信已经成为现在最火热的信息传播工具，由于其私密性非常高，微信圈信息传播的内容鱼龙混杂，真假难辨，因此微信已经成为舆情监测新阵地。严防境内外分裂势力利用微信散布民族分裂的信息。积极占领微信舆论阵地，引导舆情。新疆“最后一公里”微信平台的舆情引导成绩突出，赢得了口碑。传播民族团结的内容，例如，《汉族媳妇茹仙古丽：请叫我李娜》，讲述了吐鲁番市一名汉族小伙景学军和维吾尔族姑娘茹仙古丽不分民族的爱情故事。反击民族分裂分子的舆论，邀请少数民族学者、专家讨论涉疆敏感话题，传递一个客观真实的新疆，如《祖木来提：暴恐分子一次次绑架维吾尔族》《面对暴恐，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该做什么》《维吾尔族百岁老人：谁搞民族分裂，一棒子打死他》；为澄清暴力恐怖分子的“圣战”活动，“最后一公里”微信平台连续推出几期报道，揭露“迁徙圣战”的真相。报道一，阿富汗残杀女人，境外“圣战”被炸断腿；报道二，偷渡者梦断“天堂”；报道之三，揭开圣战迁徙真相：家破人亡，成为“炮灰”。“最后一公里”微信平台的报道揭露了境外组织的真实面目，还原了“迁徙圣战”的真相，帮助那些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极深的少数民族民众拨开思想的迷雾，有效打击微信里的不良信息传播。

第六，增强网民的网络信息传播的责任意识。网民是网络信息传播的主体，网民应该为自己传播的信息的内容负责，充分考虑一条信息的传播可能引发的社会后果及造成的影响。教育部门、安全部门、通讯部门形成合力，一方面，教育引导网民的网络责任意识，不要随意传播散布网络谣言，影响民族团结；另一方面，对于随意传播破坏民族团结的网络谣言和负面信息的，要让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为网络并非“法外之地”。

责任编辑：杨伟民

作者：王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