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论文

泰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论文 篇1：

生产力互利合作与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发展

[摘要]全球化和区域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基本趋势。泛北部湾具有地理位置优越、面临市场广阔、与东盟国家经济互补性强、对外交往历史悠久以及对外交通条件好等五大优势，加强该次区域经济合作，实施生产力的南向互利合作发展，已经上升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资本扩张理论则是这种互利合作的理论基础与深层动力。

[关键词]生产力互利合作；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扩张

[作者简介５４]高剑平，广西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基地，教授，哲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广西南宁　530006

全球化和区域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基本趋势。一方面，为了获取全球比较利益和规模利益，要素流动、生产组织、贸易市场等日益全球化；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过程的深入，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理相邻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取向相对一体化，相互间通过契约和协定，在区域内逐步消除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与非贸易壁垒，寻求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从而推动各成员国经济的共同繁荣。这些已经成为世界上多数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选择。

在2006年首届环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上，广西首次提出了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构想；在2006年11月召开的中国一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和2007年1月召开的第十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又提出“积极探讨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可行性”。这说明，加强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实施生产力发展的南向互利合作战略已经成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西位于两大经济区的结合部，具有地理位置优越、面临市场广阔、与东盟国家经济互补性强、对外交往历史悠久以及对外交通条件好等五大优势，是实施我国生产力南向互利合作战略最重要的基地。发挥广西区位优势，培育广西连接两大市场的生产力基础，不仅可以为广西乃至全中国企业走向东南亚铺平道路，也可以为东南亚企业进入中国架起海陆桥梁。

一、生产力互利合作：泛北部湾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后发优势：泛北部湾次区域拥有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市场

狭义地讲，泛北部湾次区域包括中国环北部湾地区省份与海上东盟6国。广义地讲，泛北部湾次区域则包括中国环北部湾省份与整个东盟10国(本文取广义)。东盟10国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广阔的潜在市场；东南亚是世界著名的富矿带，锡、锰、铬、镍、玉石等居世界前列。铅、锌、石油、天然气、煤、磷酸盐等矿产资源也占有重要地位；东盟年产稻米一亿多吨，泰国和越南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和第二大的大米出口国；东盟热带经济作物丰富，盛产咖啡、香料、橡胶、棕榈油、热带水果等；东盟木材积蓄量248亿立方米，年产原木约3亿立方米，其中柚木的产量占世界的90％以上。东南亚的近海渔业资源也非常丰富，已经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捕鱼区。东南亚国家中的新加坡、文莱属于高收入国家；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属于中等收入国家。随着中国—东盟各国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和购买力不断增强，将会形成一个新兴的、充满巨大潜力和活力的市场。

2002年11月，《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它的面积约140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达18亿，近3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和2万亿美元贸易总量的经济区①。这是继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后的又一世界重要的自由贸易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其主要内容有：货物贸易关税的减让；逐步取消非关税壁垒，简化和协调关税程序；采取有效的贸易便捷化措施，简化海关程序和制定相互认证安排；逐步实现涵盖众多部门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东盟新成员国给予特殊和差别待遇及灵活性；扩大中国与东盟在金融、旅游、投资、农业、人力资源开发、中小企业、产业合作、知识产权、环境保护、林业及产品、能源及次区域开发等领域的合作。

2003年10月1日，中泰两国在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率先实施了水果和蔬菜产品的零关税，迈出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实质性的第一步。2004年1月1日，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早期收获”计划全面实施，中国对来自东盟的500多种产品(主要是农产品)降税。同时，中国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签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这些是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重要保障。2005年7月20日起，中国与东盟将正式开始对双方约7000种产品相互削减关税，其中大部分产品逐步取消关税，标志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中国与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等6国将于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FTA)，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4个东盟新成员则可享受五年过渡期的优惠待遇。

2004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达到1059亿美元，2005年双边贸易额达1304亿美元,2010年双边贸易额将突破2000亿美元。

通过泛北部湾次区域合作，加强广西生产力基础，发挥出广西北部湾的区位优势，将中国与东南亚两大市场融合在一起，那将是一个拥有不同消费结构、消费层次，对高、中、低档各种商品都有巨大需求的广阔市场。实施生产力发展南向互利合作战略，可以使中国一东盟各方获得共赢，它将为中国一东盟两大经济区生产力的发展开拓出更大的上升空间。

(二)生产力南向发展：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现实可行性

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东南亚经济产业链条即所谓的“雁行模式”，已经在上个世纪末断裂。这意味着日本在东亚区域分工中的头雁作用已经丧失。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原尾随日本的东南亚诸国，正改变策略，尾随当今的中国。目前形成了整个东亚范围的对话与合作即“10+3”、东盟自身10国的发展与合作、东盟分别与中日韩的合作(即三个“10+1”)、中日韩三国间的对话与合作等四个轮子并行运转的东亚合作格局。在三个“10+1”中，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渠道是目前公认的最现实的合作机制。已经签订的《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03年10月，我国与东盟开始建立面向繁荣与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双方关系迈上了新的台阶；我国同时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信任，加强了相互之间的政治法律基础。这也为巩固我国的周边环境、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然而，令人更为欣喜的是，泛北部湾次区域内的贸易正在发生转变，

从原来的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贸易格局转变为以规模经济和产业内贸易为基础这二者并重的新贸易格局。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次区域内生产网络正在形成，为实施生产力南向发展奠定了坚定而扎实的基础。

高度重视泛北部湾次区域的经济合作，将促进中国与东南亚两大经济区在经贸、科技、社会各领域的密切合作，推动中国与东南亚两大市场的融合，从而创造出广西乃至华南、西南地区生产力跨越式发展重大机遇，将为我国西部提速，东部扩展，东西互动，拉动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二、资本扩张：泛北部湾生产力互利合作的理论基础与深层动力

一切社会都存在着利益的驱动，在市场经济中，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类追求自身利益表现为两种形态——消费形态与资本扩张形态。它们决定着人们处置剩余劳动的方式。当人们把几乎全部的剩余劳动都投入到消费之中，那么社会生产系统将会处于持续的简单再生产状态。而当人们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投入到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中，必然造成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张。于是，社会经济系统便会以不可遏止的力量将所有资源不断吸收到资本的漩涡中运转，推动着社会经济无休止地扩张。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资本理解为一种组织社会生产、迫使工人生产剩余价值并进行全社会的剩余价值分配的社会关系，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资本就成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建构力量。资本的逻辑构成了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关系结构。形成了现代社会。资本的增值于是产生了一个不断扩张的社会结构。

在西方流行的经济学看来，资本被理解为一种生产要素，资本是投入到经济生产过程中与劳动和土地相并列的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人工制品的资本与劳动、土地相结合，组成自变量，决定了产品的产量。由此形成了生产函数。西方经济学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得到了资本的价格。

不论资本如何定义，其公认特征是资本的扩张性。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这种扩张本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理论说明：剩余价值一旦转化为资本，投入到社会经济系统内部而使其自身得到增值，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不断扩张。西方经济学外在地描述了资本的扩张现象：厂商追求利润，使经济体系不断扩张。

这种扩张意志通过两个方向上表达自身：一是在空间中进行的量的不断扩张，不断把尚未资本化的资源卷入到资本化的漩涡中，由此产生了经济全球化运动；二是在生产力的质上的扩张，不断迫使经济系统进行科学技术创新，以开辟新的市场，开辟新的资源流通渠道。

(一)空间扩张：经济全球化运动

在市场竞争压力下，追求最大利润的资本将会产生出两个方向上的运动：一是原有市场内企业不断联合兼并而走向垄断，二是向国外寻求新的空间。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垄断集团向国际市场的扩张。随着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必然把发展中国家原有的未资本化的资源——包括处于处女态、封闭态与闲置态的资源，吸收到国际性资源流通网络中，实现资本化，进行全球性资源配置。由此形成经济全球化。通过全球化，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经济系统越来越成为全球性市场经济网络系统。

通过全球化过程，那些在原来市场体系中沉积的不能流通的新增资本，一下子打开了流通的渠道，重新获得了生机。因此，全球化是解决资本体系内部矛盾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全球化过程是发达国家用自己的技术优势与市场优势，从发展中国家赚取巨额利润的过程，必然受到各种政治的、文化的和经济的力量的反抗与阻碍，招致各种“反全球化运动”，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矛盾冲突与国际政治经济事件。

一旦全球化过程达到它的目标状态——全球资源全部实现资本化之时，或者资本的全球化过程遇到的障碍越来越大之时，新增资本便失去了通过全球扩张解决自身矛盾的能力，这些矛盾便会激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内部矛盾的一系列理论预言，将会比今天更充分地表现为活生生的社会现实。

(二)科技创新：经济扩张质的表现

新增资本不仅通过全球化过程横向开拓新的市场，而且还会在质上寻求新的出路——这就是科技创新，它在原来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出拥有新质的经济。

首先是因为它创造的新产品与产业能够开辟出新的市场。例如，电视广播的出现，计算机网络的普及，移动电话的问世，都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型市场，那些被困的过剩资本逐渐找到了出路，同时自然界更多的资源被圈人到资本化的漩涡中。于是，社会经济扩张了，变得层次越来越高，越来越庞大。

其次是一旦某一科技创新获得成功，将会吸收传统产业中的各种生产要素，导致落后产业面临瓦解—企业倒闭，工人失业，被困于落后产业中的生产要素将会被释放出来，经过改造与转型，又被重新吸收到科技创新产业中，并且获得新的价值——超过它们在旧产业体系中的价值。这个过程被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称之为“创新一毁灭过程”。于是，旧的社会产业体系被提升为新的产业体系。这既是质上的经济扩张，也同时实现了量上的经济扩张。因此，科技创新所获得的经济扩张，是最有效率、最有前途的高质量经济扩张。

(三)资本扩张：全球化过程与科技创新过程的统一

现实的经济扩张过程，是全球化化过程和科技创新过程的辩证统一。

首先，科技创新必然会生成和诱导全球化过程：由科技创新产生的技术势差，是推动全球化经济运动的动力源，它产生了新产业从产权国向全球推进与扩张的波浪。其次，全球化必然会诱导科技创新：因为全球领域中的激烈的国际竞争，迫使各个企业进行科技创新。从中国手机市场可以看出，全球各大厂家，如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等等，为了抢占中国市场。纷纷进行研究和开发，以生产具有市场优势的产品。发展中国家为了提高向发达国家的出口创汇能力，越来越不满足于单纯地供应原材料与初级产品，而是努力进行科技创新，以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

因此，全球化与科技革命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全球性经济扩张过程。这是资本的经济扩张力的最宏大的表现，它造就了近代以来世界经济运动的主要潮流。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种种矛盾与曲折，但是，人类要解决经济生活基本矛盾的巨大力量，驱使着这些矛盾总要得到某种形式的解决，而解决的方式则总是进—步的经济扩张。当代社会主义的中国，也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充分利用资源的资本化力量，来实现经济发展的伟大历史使命。

在中国参与和推动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我国参与的第一个区域一体化的建设，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一体化的区域，并且由此可以推动东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实施，不仅将促使中国一东盟两大经济区的共同发展，而且将进一步充实和丰

富中国—东盟合作的内涵，使之成为中国—东盟合作新的增长极，从而促进东亚整体合作的深入发展。因此，资本扩张则是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层动力与理论基础。

三、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生产力互利发展与区域内资本扩张

中国与东盟国家要么陆上相连，要么海洋邻接，在空间上连为一个整体，同处于太平洋西岸，是太平洋经济圈和印度洋经济圈的结合部。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适时提出，为区域内产业结构重组、生产力空间布局、区域内资本扩张提供诸多便利的条件。

(一)地缘临近：具备合作的便利性

首先说广西。广西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区位优势。广西有8个边境县、市与越南广宁、谅山、高平3个边境省接壤，边境线长637公里。双边沿陆地边境有5个国家一类口岸。它们是东兴—芒街、凭祥一同登、友谊关一友谊关、水口—驮隆、龙邦一茶岭。此外，还有7个国家二类口岸和25个边境贸易互市及沿海有4个贸易码头。广西与越南的进出口贸易逐年上升，越南已连续7年成为广西对东盟贸易的第一大伙伴国。

一年一度的“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对广西对越南乃至对东盟国家都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在这里，广西扮演的角色是一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双向交流的桥梁。广西成为中国与越南之间的桥梁是毋庸讳言的。东盟国家中最有条件利用博览会平台的就是越南。地缘上的接近、文化传统上的许多相同之处、交通的便捷、经济的互补、甚至广西壮族与越南京族语言上的相似等多种原因，使得越南参加博览会。十分便利。越南既可来南宁推销产品，增加出口，又可来南宁招商引资，引进技术。

同时，广西也将成为中国与东盟其他国家的桥梁。老挝、柬埔寨、泰国等国通过中国南宁的货物进出口也变得便利。随着经济的发展，广西与东盟国家的商品中的桥梁作用将变得更加明显。

其次说云南。云南涉及“大湄公河次区域”及“两廊一圈”中的西廊，即“昆明—河内一海防”经济走廊。“昆明—河内一海防”经济廊内有着10多个大大小小的口岸，其中河口与老街、天宝与清水河、金水河与马鹿塘是经济走廊内三对国家级的口岸。

近10多年来，云南与周边国家都十分重视边境口岸的建设与发展，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国内外投资者投资发展生产、经营、基础设施，推动了口岸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使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过去的单一通道功能发展为综合型多功能的，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货物过境运输、免税仓库、免税商店、展览会、交易会、生产企业、进出口商品加工、国内外公司办事处，口岸集市、基础设施投资、服务、旅游、酒店、娱乐文化等各行各业在口岸得到迅速发展。

再次说广东与海南。广东与海南主要涉及“环北部湾经济圈”经济合作。广东的雷州半岛，海南的海口、洋浦、八所、三亚港，都是北部湾区域内的海上交通要道，对“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建设将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中国—东盟双方经济合作的推进，各项交通基础设施将得到不断完善，合作将日趋紧密，“泛北部湾”的地缘邻近性将进一步凸显，陆海通道将更为便捷，为双方合作奠定扎实牢固的基础。

(二)产业合作：增强互利共赢效应

中国—东盟双方在经济合作各方面都存在者很强的互补性，而在产业结构和经济技术水平方面，互补性更强，有利于加强技术协作，互相开拓市场。一方面，有利于区域内产业转移与承接，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广东、马来西亚等产业发达地区正处于加快产业转移速度，提升产业结构的关键时期，而中国广西、云南、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家和地区正在积极融入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过程中。这样可以充分发挥相互之间的特色优势，实现产业的迅速转移和承接，进而达到区域内产业的合理分工，实现生产力互利发展和利益共赢。另一方面，在一些传统的合作领域，如旅游、贸易与物流、矿产与能源、海洋产业、海洋开发和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各方依然具有很强的产业合作与开发空间。

从次区域的合作层面看，由于我国珠江三角洲、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已经形成了发达的产业优势，与广西、云南以及越南的产业互补明显，因此，“泛北部湾次区域”内将出现三级产业分工梯队。第一阶梯是珠三角、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第二阶梯是我国广西、云南、海南；第三阶梯是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等东盟国家。珠三角的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家用电器、电器机械及专用设备制造业和服务业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和竞争力，比较优势明显，呈现出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态势。

(三)要素流通：投资贸易便利通畅

结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积极推动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各方正在优先制定便利化措施，相互简化出入境手续，推进一站式通关，降低并统一区域内与货物贸易相关的通关、检验检疫、运输、仓储等收费标准，建立健全区域内银行间跨国结算机制，促进区域内人员、货物、资本等要素的快速便捷流动。

2008年2月21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获国务院批准实施，将广西沿海地区作为一个经济区来统筹开放开发，并建设成为“重要国家区域经济合作区”，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创造条件。为此，广西方面确立了近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

近期目标有以下六项：(1)实现货物通关便利化；(2)实现人员签证手续简化和通关便利化；(3)实现交通基础设施的基本对接，增加互相之间的航空、海港的航线、航班，形成海、陆、空交通枢纽的雏形；(4)实现降税计划目标；(5)建立常规化、有效的协调机制；(6)实现北部湾新区的率先发展。

这些措施必将加快要素流通，便于投资贸易，促进区域内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

(四)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便于区域内资本扩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以建立经济特区为契机，实现率先发展。20世纪80年代，珠江三角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突破。20世纪90年代，以浦东新区开放开发为契机。上海经济迅速发展，带动了长三角经济圈。到20世纪末，我国沿海形成了以“两角”即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主导的发展格局。

进入21世纪，我国沿海经济发展呈现新的特征，形成“两湾”新格局。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建设，将带动环渤海地区和辽东南地区的发展，而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将带动我国广西、海南、粤西地区乃至带动云南、贵州的开放开发，并促使我国沿海开放开发格局逐步从东南沿海向沿海整体方向的转变，使我国改革开放的战略更为深入、全面和协调。“两湾”新格局的营造及其形成，实际上是运用马克思资本扩张理论指导实践的继续。但是，从资本扩张的角度观察，这里面呈现出两个新转变：

1、第一个转变：我国对外开放的方式从当初的“引进来”为主，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转

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外开放的方式主要是“引进来”，即引进外资、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等。上个世纪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都是属于“引进来”阶段。此阶段，主要是营造一种氛围，让外部资本(外国资本及我国港澳台资本)能够比较好的进入我国，寻找价值和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的增殖和扩张，从而促进我国经济向前发展。但随着对外开放的目标指向的转变，“走出去”变得越来越重要。国家提出了对外开放的“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走出去，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走向国际市场，拓展海外基地，包括拓展海外市场，建立生产基地，扩大海外投资，开拓能源基地，扩大资源合作等等。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以后都是属于“走出去”阶段。此阶段，我国自身的资本发展不仅有了巨大的量的积累，而且有了质的飞跃：诞生并成长出一大批有相当实力的企业，外汇储备也有了飞速的增长。这就需要国家导引方向，为这些资本寻求出路，需要营造另外一种氛围，让国内的这些资本进行增殖和扩张，因此，“走出去”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概念的提出，为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找到了准确、合适的定位，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拓展了巨大的空间。

2、第二个转变：我国对外开放的途径从经贸关系和经贸、产业领域的开放，向积极参与和推进区域一体化转变。我国对外开放以来，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初为第一阶段，主要体现在经贸关系的开放上，以吸引外资，扩大贸易为主要目的。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2年为第二阶段，随着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和外资吸引量的迅速提高，吸引外资全球最多，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三，于是逐步对经贸和产业领域开放。加入WTO以后，经贸和产业领域的开放成为主要途径，到目前为止，我国大部分经贸领域包括服务贸易都已经基本开放，产业领域也已经基本开放，投资领域除个别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基础领域外，也基本开放。以2002年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启动为标志，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第三阶段，主要呈现为推动区域一体化，并且将成为我国下一步对外开放的主要途径和方式。除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外，中国还启动了与俄罗斯、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等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中国与南非、中国与巴西、中国与澳大利亚及中日韩等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也在酝酿或者进行之中。显然，参与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是下一步对外开放的趋势，也是未来相当一段时期的重点。区域一体化是对外开放层次更高，合作更深的形式，使中国经济更加全面的与世界融为一体，从而在更大范围、更广阔的空间实现要素市场流动和资源配置。那些原来在国内市场体系中沉积的不能流通的新增资本一下子打开了流通的渠道。通过区域一体化找到了扩张的土壤与空间而重新获得了生机。因此，区域一体化是解决国内资本体系诸多矛盾的重要途径。同时，通过区域一体化，让这些国内资本与国际资本同台竞技，摸爬滚打，全面博弈，一较高低，在更广阔的舞台上获得锤炼，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扩张、发展和壮大。

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就是主动运用马克思资本扩张理论的实践成果。划定宏观经济区域，精心营造，让资本等发展经济的关键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由于资本的本性，它会带来横向扩张——全球化及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它自身发展经济的质的扩张——科技创新，从而带来生产力的互利发展，带来区域内经济、政治、文化乃各社会的繁荣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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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小松，2007泛北部湾合作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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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古小松，广西参与北部湾经济圈合作研究[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6

[5]万辅彬，中越两国建立“两库一圈”相关专题研究[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6

[6]高剑平，东靠西联，南向发展——论广西在中越“两廊一圈”中的战略定位[J】，学术论坛,2005，(11)

[责任编辑：罗运责]

作者：高剑平

泰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论文 篇2：

两种增长陷阱:特征本质与趋势

国际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过两种增长问题，一种是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瓶颈，长期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徘徊，不能逾越高收入国家门槛，因拉美国家最为典型，被称之为“拉美化”问题；一种是发达国家与地区在高速发展期过后，受高福利支出和高工资政策影响，债务负担加重，政策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以日本最为典型，被称之为“日本化”（Japanification）问题。这两种发展问题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方向，其发展进程将极大的影响国际经济格局。最新的发展趋势表明，两股力量作用之下，国际经济出现一种近似“均等化”的发展趋势。

一、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有能力跨越“拉美化”陷阱

“拉美化”是曾在部分拉美国家出现，尤其是像巴西、阿根廷这样的一些拉美大国，看起来拥有经济发展的一切要素，资源、人口以及和平的发展环境。但是却迟迟没有把潜力化为实力，反而被社会问题裹足，债务高企，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外资控制经济命脉，产业垄断现象严重，陷入恶性循环的泥淖而不能自拔。美国于1789年独立，拉美独立革命战争于1826年取得胜利。二者经济建设起步时间相距不远。然而美国经过百年发展，成为世界强国，拉美各国却经历了“百年孤独”，依然是发达经济体的附庸。到今天为止，拉美大多数国家依然是中低收入国家，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

（一）“拉美化”的特征之一是结构性失衡问题长期存在

首先是农业发展与工业化的结构性失衡。拉美国家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缺乏教育和培训，难以就业，许多人成为城市流民，在大城市的边缘形成庞大的贫民窟，犯罪率居高不下。

其次是对外开放与发展民族产业的结构性失衡。拉美国家在对外开放中，形成外资主导型和外资依赖型经济，民族工业发展不顺，丧失本国经济资源的自主权和主导权，国际垄断资本控制进入国的经济。民族产业发展全面处于弱势，无力在国内与国际市场上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竞争。跨国公司把红利转移出拉美，而不是用于再投资，根据利润导向进出拉美，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使拉美国家沦为发达经济国家的经济附庸。

再次是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失衡。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处于两种极端，一度军人政权实行专制统治，一度民粹政治占据主流，完全为民意行事。政府缺乏有效的公共治理能力，没有对经济中长期的发展规划，缺乏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能力。

（二）“拉美化”的特征之二是债务危机和收入分配问题严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环境长期不能建立

拉美地区债务危机频繁发生。以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中大举借债，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欧美利率上升，拉美国家还贷能力丧失，频繁爆发金融危机。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集体性债务危机，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爆发的巴西货币危机，2001年爆发的阿根廷经济危机。危机的频繁爆发严重削弱了经济的发展基础，损伤了国家发展的元气。在CMA公司发布的2009年的《全球主权债务风险报告》中，债务风险最大的三个国家是委内瑞拉、乌克兰和阿根廷，南美国家占据前三位置中的两个。

拉美国家普遍存在收入分配失衡，社会问题丛生。拉美国家长期实行的重增长轻分配政策导致基尼系数居高不下，贫富差距逐渐拉大，贫富分化又引发严重社会危机。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多年来都在0.5以上，高于普遍认可的0.4的警戒线。1970年，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最高已达0.66，低者也有0.44。20世纪90年代，巴西的基尼系数一度达到0.64，较低的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也远在国际公认的经济线之上。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社会危机，使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恶化。

（三）“拉美化”的本质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会否内生化

“拉美化”不仅是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重大挑战，也是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共同障碍。另外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概念，“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在此处与“拉美化陷阱”具有大致相同的含义。东南亚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也受到“拉美化”问题的困扰。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彻底摧毁了近二十年积累的经济成果，显示东南亚国家经济的脆弱性。1991-2000年GDP年均增长7.6%的越南从2007年开始发生严重通货膨胀，越南盾持续贬值，主权信用评级下降，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交替显现。

拉美国家长期面临发展的有利条件而不能化为实质优势，具备发展潜力而没有化为发展实力的种种特征，使研究者陷入制约发展的因素会否内生化的质疑。众多研究人员从制度、地理环境、民族、种族甚至基因寻求原因，似乎落后是发展中国家的宿命，种种内生性问题决定了经济的内生性落后，而发达国家的良好基因决定了发达国家发展的内生性增长。发展的基因决定论或者宿命论，及其引发的悲观情绪长期困扰发展中国家的理论界和知识界。

（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表明发展中国家有能力跨越“拉美化”陷阱

首先是亚洲“四小龙”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与地区行列。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经济从上世纪中期年代起步，经历了一段高成长期之后，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与地区的行列。现代信息通讯手段，使知识和技术的传播更加快速，各国面临的信息环境高度趋近。经济全球化中，资本对利润的追逐，使发展中国家较容易获得发展所急需的资金技术。全球分工体系也使资源类大国获得丰厚收益。韩国和台湾、新加坡地区在更早阶段取得的经济成功证明，新兴市场经济体有机会有实力成为发达经济体。

中印巴俄“金砖四国”的经济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的版图，使国际经济格局迅速“扁平化”。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金砖四国”总人口接近28亿，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的GDP接近9万亿美元。巴西、俄罗斯资源丰富、人均收入高，距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一步之遥；而印度和中国拥有庞大的劳动力和国内市场以及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接近4000美元，以7%左右的速度增长，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接近8000美元，已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那时均等化的进程取得阶段性成就。

二、发达经济国家与地区面临“日本化”新忧

“日本化”是指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所遇到的增长停滞问题。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之后，面临高福利成本和高劳动力成本，制造业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经济增长以消费为重要驱动力，经济一度遭受泡沫经济的困扰，经济增长乏力的一种特定现象。实际上，日本发展中的有些问题不是美欧发达国家的通病，比如日本银行系统的坏账与美欧金融业的高杠杆率不尽相同；日本的出口依赖型经济与美国的国内需求拉动的经济也有不同；日本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日本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泡沫经济问题和政府债务负担沉重

为保障国民较高的生活水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提供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系统。同时也累积起来高昂的政府债务。日本2009财年新发行国债首次突破50万亿日元（约5500亿美元）。日本全国债务规模将在2011年达到950万亿日元（约9.5亿美元），占其年度GDP的200%。截至2009年6月末，全球国际债券未清偿余额前六位的国家是美国、英国、德国、荷兰、法国、西班牙。国内债券市场方面，美日两国的国内债券余额占全球总额的近60%。当前美国国债余额高达12万亿美元。欧盟的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英国等国都面临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成为目前国际经济中最大的不稳定因素。长期的高额债务与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的通货紧缩压制了这些国家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空间。

（二）“日本化”的重要特征之二是产业转移所导致的制造业衰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日本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由于日元的不断升值，日本开始向东南亚国家与地区和中国转移制造业，从早期的纺织品到电机行业，再到汽车等支柱产业的转移，大概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从低技术产业到高技术产业转移，从生产部门到研发部门转移等几个阶段。1986-1990年，日本的制造业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5.6%、5.34%、5. 98%、6.98%、7.67%，同期非制造业的投资占比为10.15%、10.7%、11.38%、12.2%、13.16%。因为劳动力成本的急剧攀升，其他发达国家制造业厂商普遍向发展中国家转移。1997-2001年5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7088.8亿美元、英国6978.2亿美元；比利时4547.2亿美元、法国4533.6亿美元、德国3365.2亿美元。发达国家在享受产业高级化所带来的高收益和高附加值回报时，失去的是大量的就业机会。

（三）“日本化”的本质是发达国家是否缺乏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问题

“日本化”问题的核心是，导致发达国家增长相对停滞的因素会否内生化长期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人力资源成本高企，产业出现空心化，真实就业率持续下滑；政府财政负担不断加重，出现赤字经济等问题；创新经济和新技术产业难以形成持续的增长动力源，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停滞。欧美学者对本国经济的“日本化”免疫能力一度非常自信，认为欧美采取容忍“创造性破坏”的经济政策，而日本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消极反应导致经济问题的长期化。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国学者对美国经济的“日本化”问题趋于悲观，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内在矛盾导致“日本化”问题的复杂化。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探讨人类的增长与地球的承载能力之间的关系的论题，对各国的发展观念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对“日本化”问题的深层次担心是，发达国家是否遇到了增长极限难题。

（四）技术创新能力是发达国家摆脱“日本化”的重要依托

就像发展中国家能够逐渐摆脱“拉美化”危机一样，发达国家的“日本化”问题也要在发展中寻求解决方案，因为资源虽然相对有限，但人类的创造能力和科技发展能力则相对无限。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决定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因素。科技与创新将在长时间内推动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持续前进。美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快速增长，得益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的拉动。另外，制造业是现代经济中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主要的工业大国，日本取代美国成为最终的工业大国，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取代日本成为新兴工业大国。制造业既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途径，也是维护经济持续增长能力的重要部门，欧美等发达国家近来在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投入巨资，试图在新兴产业的制造领域赢取竞争优势，增加就业人口。2010年8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制造业促进法案，为振兴美国制造业做出重要尝试。

三、“均等化”进程中的中国对策

“均等化”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对上升，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国家间的经济实力逐渐拉近，世界经济格局更为扁平化和均衡化的过程。

均等化进程主要有以下判断指标：经济总规模，世界重要新兴市场国家和传统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差距的迅速缩小，是均等化进程的例证也是目标；人均国民收入，人均GDP的均等更是国际经济均等化的最重要的参考变量和最终发展目标。

（一）中国面临机遇与挑战

中国的发展在“均等化”进程中作用举足轻重。这首先是因为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世界第三的领土面积，和快速增长的经济实力。中国有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高储蓄率和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重视教育的价值观。

对中国的有利面，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话语权不断增强。世界人均财富的“均等化”增长，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的扩大和国际地位的上升。对中国的挑战，美国、欧洲联合制华的可能性增大，贸易冲突加剧。日本与美国的贸易冲突在八十年代，对日本构成巨大的压力。

在快速发展变化的新形势下，如何建立一整套的新经济发展战略，如何建立新的制度条件，及应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成为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汲取发展中国家的“拉美化”教训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问题多发阶段，这既有转型阶段的必然特征，也有法制不够完善，制度缺失带来的公共治理困境。要注重处理好几大关系：

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民生，缩小贫富差距，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发生发展，避免各种社会危机的发生。培育中产阶层，保护中等收入者的利益，使之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采取一定措施，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改革的行为，规避“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的发生和蔓延，维护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机制和政府对宏观调控的有效把握。加快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吸引民众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当中。

处理好工业化和三农发展的关系。结合城镇化进程、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加强对相关人员的教育与培训。努力增加就业机会，向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民工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继续农业经营的税费优惠政策。促进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提高农业经营的劳动生产效率，保障农业生产和食品安全。

处理好对外开放与对内发展的关系。扩大内需与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相结合，争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占领国际分工链条的产业链高端，加快中国制造中知名品牌的培育和推广，加强研发和创新能力，加快由低端制造业向高附加值产业的延伸。建设多层次产业体系，维护制造业大国的地位。

（三）继续学习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并预防“日本化”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依然在众多领域全面领先，应积极学习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先进科技。我国应该继续向先进经济体的管理与经验学习，加强技术和知识产权方面的交流与借鉴，吸收制度建设方面的经验，汲取制度建设不力的教训。近一百年来的发展过程，是东方向西方全面学习的过程。保持有理、有利、有节以及谦逊的态度，是与西方打交道中必要的方式。

汲取“日本化”问题教训，避免在经济发展中过于强调政府对产业政策的作用；避免过于依赖模仿和学习能力，要重视创新发展；预防工资刚性和福利制度刚性问题制约经济的活力；要防范产业空心化问题；注意公共债务管理，预防政府债务规模过大导致政府政策转换余地缩小；保护和维持制造业的竞争力，使之能够稳定吸纳大量就业人口。

（四）注重解决社会问题，提高国民收入与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举

国际发展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长一定要伴随文明发展，社会进步，反之则可能因社会问题吞噬经济增长的成果。如今的国际经济是各国间经济实力的较量，一个强大的国家也是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但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促进民生，保障国内人民的根本利益与福祉，现阶段，需制定从国富到民强的收入分配机制，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是促进社会公平的基础。我们可以结合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提高工人工资，实现一次分配环节的公平。更高的居民收入，意味着消费的上升，和国内需求的快速增长，有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途径是加大教育培训投入的力度，加快外资技术与先进管理经验的溢出、消化和吸收。

（五）在国际经济的“均等化”发展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中国拥有较为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庞大的国防体系，稳定的政治制度。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积累可观的软实力与硬实力。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应该努力在各个多边组织中，和双边关系中，发挥主导作用，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

融入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框架。关贸总协定和WTO组织在战后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发挥了重要的稳定和促进作用。IMF组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在维护国际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目前正致力于提高新兴市场国家份额和话语权。这些全球治理的制度性框架应该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新开辟的国际经济磋商机制内发挥作用。G20会议以其更为广泛的代表性，正成为新的全球治理框架中的重要组织。在这个框架之内新兴市场国家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但是也更难以就全球性挑战达成一致。

加强文化理念的沟通。和谐的国际经济也必然伴随和谐的国际价值观，在国际交往中注意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宣传自身优秀文化，吸纳国外重要文明成果。建立起和谐的国际经济意识形态，维护国际主流价值观和商业文明。▲

作者：段炳德

泰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论文 篇3：

后危机时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战略调整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其中自由贸易区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表现形式。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在第六次领导人会议上正式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双方正式启动了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进程。在此之后，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双边贸易总额在不断增长，双方在贸易规模上的相互影响也与日俱增。2010年1月1日，中国与东盟十国（包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正式组建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继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之后成立的世界第三大区域经济合作区，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而且是发展中国家最多的自由贸易区。CAFTA的成立是中国与东盟各国合作发展的里程碑，是中国加强与东盟经济联系的最有利平台，对促进亚太地区和平发展与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中国商务部亚洲司统计，2002年到2012年，中国对东盟的出口额从235.69亿美元增长到2042.72亿美元；对东盟国家的进口额从311.98亿美元增长到1958.21亿美元；进出口总额从547.67亿美元增长到4000.93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0%以上，最高增长率在2003年达到42.9%。2011年，中国对东盟的进出口总额为3628.54亿美元，中国已经连续第三年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同时保持为中国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随着自由贸易区的进一步建设，双方的进出口额预计会继续保持增长，合作关系也将更加紧密。

一、金融危机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影响

（一）金融危机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整体影响

研究发现，金融危机之所以在全球爆发，其深层次原因是世界经济的不平衡造成的，这就要求各个国家必须加快调整经济结构；从各个经济体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短期和长期战略来看，全球经济已经进入到了大调整和大变革时代。由于中国与东盟国家大多都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而且中国和东盟都是跨国公司的主要生产基地，主要出口市场都是美国和欧盟，金融危机对美国和东盟的影响最为严重，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衰退，进而影响到中国和东盟地区对美国和欧盟地区的对外贸易，也严重影响了吸引外资的能力，抑制了加工制造业的发展，导致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严重冲击了经济发展。已经融入世界经济的中国和东盟地区，对美国和欧盟的贸易一直保持顺差，总体上看对美国和欧盟的经济具有较强的依赖性，随着金融危机演变成为经济危机，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各国经济开始出现放缓迹象，股市波动加大，货币贬值加剧。总之，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中国和东盟地区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

（二）金融危机对中国—东盟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越来越明显，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突出亮点。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深入，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地区的经济体逐步融化，相互包容和影响，彼此通过国际贸易舞台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全球市场。其中最为突出的经济组织便是自由贸易区，如影响深远的EU和NAFTA等庞大的国际经济运行体系，通过组成自由贸易区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但是，事物的发展总是具有两面性，自由贸易区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当一国或地区发生金融危机时，通常会波及到其他国家，而且影响速度迅速。随着我国的对外经济越来越依靠东盟国家，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必然会加大对我国外贸经济的冲击。这种状况决定了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中国与东盟之间贸易关系发展的重大消极因素。

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从近年我国对东盟贸易情况来看，我国对东盟各国的进出口总额明显呈下降趋势，甚至出现过负增长现象。经过中国和东盟各国的努力，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应对危机的措施，才使得双方的贸易情况有所好转。在中国对外贸易下滑的情况下，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减幅出现减缓态势，贸易规模逐步开始回升。总的来看，中国与东盟地区的经济贸易关系日益紧密，虽然东盟各国都在尽量不过度依赖中国，但又与中国保持着紧密的经济联系，这促使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二、后危机时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前景

（一）双方贸易优势将进一步互补

由于中国国内市场巨大，各个地区发展又不平衡，而东盟各成员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区域间的差异为各方经济带来了互补性，进而为中国和东盟的贸易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对中国和东盟地区的产业结构进行深度分析，发现双方虽然产业结构都有相似之处，但所生产的产品各有不同。因此，随着自由贸易区的进一步发展，双方的市场进一步开放，各成员国产业间的横向合作以及产业内部的纵向合作将进一步扩大。

（二）贸易规模会继续扩大

从中国和东盟各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判断，未来中国和东盟的进出口总额将持续增长。这是因为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中国国内庞大的消费群体将为东盟各国带来巨大的市场，同时东盟各国的消费能力也较为强劲。例如，中国和东盟贸易中，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呈现出较高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产业内贸易依存度很大，是今后一段时间内最有互补发展潜力的贸易产品。

（三）相互直接投资将进一步扩大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各国经济体将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而且随着双方投资壁垒的消除，各方面的投资额度将进一步加大。为了实现贸易的便利化和自由化，中国和东盟相互降低关税，积极消除双方的非贸易壁垒，目的是进一步吸引外来投资。我国多年来不断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其中对东盟地区的投资逐年增加，而东盟已经或正在努力与印度及韩国和日本建立自由贸易区，这样我国企业投资在东盟地区的企业生产的产品将享受新的自由贸易区的关税优惠政策，进而扩大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国际市场，这为双方的进一步开放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双方的进一步扩大投资提供了条件。

（四）经济合作将更加丰富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今后，随着双方开放合作的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方式将更加多元化，而且随着我国在金融、电信、建筑等领域的比较优势逐步显现，我国将加大此类领域对外投资力度，而且在旅游方面，将进一步加大与东盟地区的合作。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贸易双方在自由流动实体商品的同时，比较带动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这为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速度带来了动力。

总的来说，在金融危机的后期，随着发达国家消费模式的逐渐改变，国际贸易市场短期内难以实现好的转变，但是，金融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的良好趋势。这是因为中国和东盟各国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且劳动力价格低廉，产品生产成本较低，市场竞争力强，而且市场广阔，随着自由贸易区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该地区必将成为世界瞩目的制造和贸易大区。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进出口总额上逐步超过北美自由贸易区，预计到2020年在GDP总量上可以超过欧盟地区。

三、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的战略调整

（一）中国与东盟贸易面临的挑战

为了消除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各国纷纷采用刺激经济增长的组合措施，这些刺激政策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也带来了新一轮的物价上涨，致使通货膨胀加剧，为经济增长带来了隐患。从中国来看，国内宏观形势复杂，部分出口企业出现倒闭或经营困难的情况，对外出口受到抑制，国内需求后劲不足，再加上融资、房地产等领域不确定因素的增多，经济运行的风险逐渐加大。从东盟各国情况来看，很多外向型企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不仅出口下降明显，而且订单大幅度减少，致使企业难以收回成本，导致流动资金短缺，走在了破产的边缘。总体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影响到中国和东盟的相互贸易。

（二）中国与东盟贸易面临的机遇

金融危机虽然给我国带来的不利影响，但危机的背后也出现了新的机遇，随着发达国家纷纷调整发展的同时，中国和东盟地区为了新的合作，纷纷做出新的调整，贸易区双方加大对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优势互补，在化解矛盾的同时，积极应对新一轮的合作。中国和东盟各族人民之间源远流长的深厚感情，以及经济发展中来自企业界的区域合作呼声，是中国与东盟区域合作的坚强基础。未来应该抓住历史契机，坚定目标，正视现实，调动一切力量，在具有全球战略的合作中创造新的商机、新的合作模式，驾驭好历史赋予的机遇。

当前，我国与东盟各国大多数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科技发展水平等诸多方面，都存在进一步合作的机遇。一方面，中国的对外投资企业不仅为东盟各国带来了大量的投资，而且为这些国家带来了大量的就业，而且在科技方面带动了这些国家的加速进步，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此外，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国企业凭借自身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利用东盟地区丰富的资源优势，以及廉价的劳动力，可以大幅度减少生产成本，进而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三）中国的战略调整

面对新的形势，中国在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中应确立自己的角色，采取战略性决策。从总体来看，中国是最具备推动东盟区域经济合作条件和能力的国家。中国应该充分发挥政治大国的作用，妥善处理政治分歧，促进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发挥经济互补优势，妥善协调经济分歧，促进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发挥区域联动优势，深化经济互利合作，促进东盟区域经济合作。

一是稳定发展货物贸易。《货物贸易协议》规定，在零关税、免配额及其他市场准入条件进一步放宽的情况下，双方产品可以顺畅地进入对方市场。这不仅有助于中国企业进一步降低原材料成本，而且有助于提高双方的贸易水平。随着贸易双方关税的降低以及行政性垄断的逐步减少，货物贸易将加快好转。

二是积极拓展服务贸易。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中国与东盟的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对中国来说，应该积极利用东盟国家的资源和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在这些国家大力设厂，进行产品当地化生产，同时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也可以利用当地的技术比较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或是利用一些国家的区位优势建立分销中心，发展中介服务业；或是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在能源开发型服务项目方面加大投资力度。因此，双方金融、保险、法律及专业服务合作空间巨大，带动相关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推动加强贸易往来，扩大边境贸易和国际贸易规模。

三是扩大双方直接投资。建议引导中国企业到东盟国家投资，以此带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发展。要突出实施差异化战略，如合作开发越南的煤矿、铁矿、锰矿、铝土矿资源，参与修建昆明—仰光—曼谷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共同开辟北部湾—仰光海上航线，合作勘察开发缅甸的矿产、水力和林业资源，重点合作开油气田、铁矿和钨锡矿，扩大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旅游服务贸易等。

四是推进金融领域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贸易和投资合作深化，投资市场需求增加，必将加快推动区域金融合作的步伐。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持续开展，双方贸易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将把金融合作推向新的高度，支付结算、防范风险等金融领域的合作将会不断加强。为了有利于扩大中国和东盟地区的服务贸易规模，必须进一步加快双方在金融领域方面的合作，这对推动其他贸易形式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对贸易双方都会带来更多的利益。

五是完善通关便利政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通关货物显著增加，通关便利化所引发的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将加快，要加快报关、结算、交易、财会、金融、保险、货运、仓储、查询等领域的信息服务业发展。建议利用各种区域合作平台，积极构建区域海关联盟；建议加快双方的高速信息公路的建设，促成中国和东盟的信息网络合作，加快发展便利通过的信息服务业。

六是继续完善合作机制。各类别、各层级的区域协调组织，在推进深化合作的过程中，发挥准政策试点服务和维持准行政管理的作用，是推进深化贸易、投资与其他领域合作的重要力量。要充分利用自由贸易区内各国际区域性组织和非正式会议，构筑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网络；要有意识地同在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方面有优势的国家、地区、集团和组织开展合作，进一步提升与东盟的合作水平。建议在国家层面制定专题性区域经济合作制度，扩大合作和开放的空间。

（蒋同明，国家发展改革委体管所。王雨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作者：蒋同明　王雨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