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不是一种单纯的会计行为

盈余管理不是一种单纯的会计行为（精选5篇）

篇1：盈余管理不是一种单纯的会计行为

盈余管理不是一种单纯的会计行为，而是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可见盈余管 理的本质就是公司治理问题，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必然会对管理当局的盈余管 理行为产生影响。传统的研究都是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条件的，对管理 者的心理作用机理缺乏研究，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管理者在进行决策时存在 过度自信的心理倾向。当前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正处于完善阶段，经理人市场远未 成熟，公司管理者是否也存在过度自信心理倾向？这一倾向是否会影响其盈余管 理行为呢？如影响，又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呢？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现实中管理者

①

个人风格频频被加大宣传，事实上如果美国南方保健公司不是

前总裁斯克鲁西过于独断，是否会避免后来一系列的造假行为？安然公司合伙人 的个人行为倾向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后来陷入泥潭中无法自拔呢？在现实中 管理者个人行为偏好对企业价值和企业管理是否产生影响？如果存在，影响有多 大呢？

“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源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它是指人们过

度自信自己的判断能力，高估了自己成功的几率和私人信息的准确性。卡尼曼等 的期望理论指出，人在面临“获得”的时候是“规避风险”（risk aversion）的，在面临“损失”的时候是“追求风险”的，并且会低估不好事件发生的概率，高 估有利事件发生的概率，有过度自信的心理倾向。

过度自信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人们估值的置信区间太小。例如，人们认为，置信区间包含真实值的概率有98%，而事实上置信区间包含真实值的概率只有 60%左右。二是人们估计事件发生的概率很不准确。例如，人们估计某一事件完 全可能发生，而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只有80%；人们确信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实际发 生的可能性却有20%。为此，人们对事件发生概率的估计经常走向极端，过高地 或过低地估计那些他们认为应该发生或不应该发生事件的可能性。

在行为财务学研究领域，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有两种表现：一是管理者高估了 私人信息产生的信号的准确性，即错误地认为，私人信息产生的信号比公共信息 产生的信号更准确；二是管理者高估了自身的决策能力，而低估了估价过程中预 测误差的方差。

企业的投资行为一直是经济学、公司理财、产业组织等理论研究的重点。在现实生活中，相对于一些理论分析中的最优投资规模，企业总是会存在投 资不足或者过度等投资扭曲问题。微观上的企业投资扭曲行为，在一定情况 下可能会导致宏观上的投资过热或者过冷。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的投资行 为也是一国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所必须关心的重要问题。为了能制定恰当 的经济政策，理解企业为什么会发生投资过度或不足等扭曲行为，更是理论 上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但是在以MM定理为基石而建立起来的传统投资理 论中，由于其主要考虑企业最优投资规模如何决定，因此并不能帮助我们来 理解这一问题。正如一Modigliani和Miller所说的那样，MM定理以及以此作 为基石的企业投资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而正是这些假设，已经排除了理论上企业投资扭曲发生的可能性。为此，近年来企业投资理论的一个重要进展，就是从不同的方向突破MM定理所采用的几个重要假设，从而为分析企业投资扭曲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尽管Ro1l(1986)和Heaton(2o02)从理论上初步分析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

司的关系，但是相关的实证研究却相当滞后，主要的原因在于难以找到衡

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而在我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时期由政府主导

发展起来的新兴股票市场背景下，管理人员的过度自信行为及其对企业投资

决策的影响，当前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试图通过

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来探讨我国上市公司管理人员是否存在过度自信的行为

以及该行为与公司投资之间的关系，并为我国理论界和监管部门提供一些经

验性的结论。

改善公司治理一直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中最为重要的内容。目前，随着

股票期权方案的逐步实施、民营企业的纷纷上市和管理者持股份额的增加，管理者与股东利益的冲突将更加引人关注。虽然管理层持股一直被认为是解

决代理问题，使约束和激励相容的最佳平衡方案，但由于内部投资者(指实

际控制公司经营决策的股东)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在一些方面依然比较突出依然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主要表现在公

司投资效率低，甚至失败、过度投资的问题上。

几十年来，公司投资理论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前沿和热门

课题，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大多数己有的研究都是在“有效市场”的假设前提下完成的，并没有考

虑企业管理者的心理因素(如过度自信、一乐观等)对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影响。随着企业和社会的不断发展，资本市场上各种异常现象的累积犷理论和实际的背离使得现代投资理论的理性分析范式陷入了尴尬境地。这就要求在研究

公司投资理论时必须考虑企业参与主体的心理因素，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引

入企业理论的研究中，就产生了行为公司财务理论。由于行为公司财务理论

发展时间比较短暂，目前还不够成熟和完善，还没有形成像传统财务理论那

样的一套严密理论体系。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的心理因素是相当复杂的，而

且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为了突出重点和便于研究，可以选择把对人类影

响比较大的一个或者几个心理因素引入到投资理论中进行重点研究，以考察

这些心理因素对公司投资的影响机理。

大量心理学研究文献表明，人们在经济生活中总是表现出过度自信的心

理偏好歹过度自信对人类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也将是长期而重大的。一般来

说，身为高智商人群，经过激烈竞争脱颖而出的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要强

于其他人的过度自信程度。因此，把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的关系作为

研究的主要问题。

公司的盈利能力是指公司利用各种经济资源赚取利润的能力，是决定公司价值的重要因素。公司作为一个生命有机体，盈利能力是其赖以生存的基础，它是公司 生存力、发展力、创新力、应变力、凝聚力和承载力的基础和综合体现，也是竞争 力强弱的首要标志。上市公司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其盈利能力关系到公司的生存和发展，是公司所有者、管理者、债权人以及与公司

利益相关者都十分关心的焦点。上市公司的所有者重视公司的盈利能力，是因为他 们的投资报酬是从公司赚取的利润中得到支付的，同时公司盈利的增加还能带动公 司股票市价的上升，从而使公司所有者获得资本收益。对于上市公司的管理者来说，公司的盈利能力是管理者经营业绩和管理效能的集中表现，盈利能力的好坏直接关 系到对管理者经营能力的评价。对于上市公司的债权人而言，公司的盈利能力是评 价公司偿债能力、控制信贷风险的重要依据。对于在上市公司工作的职工来讲，公 司的利润是报酬及资金的主要来源，公司的盈利能力关系职工工作的稳定和福利的 完善。同时，政府有关部门从税收的可靠性、政策的影响性、股市的成长性和社会 的稳定性方面都十分关心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国内外许多学者围绕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开展了各种研究，尝试从理论和实证

两个方面，分析影响公司盈利能力的因素。

Bain认为，公司之间盈利能力的差异是因为产业集中度的不同

[1]

；Porter也指出

产业结构不同会导致不同产业之间的利润差异[2]。这种对公司间盈利能力差异的解 释被称为产业能力（Industry Competencies，简称IC）理论。

Xu Xiaonian、Yan Wang

[3]研究了股权结构对中国上市公司业绩产生的影响。他

们发现中国上市公司通常具有混合股权结构，国家、法人和个人持有的股份各自占 据大约30%的比例。而且，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很高，1995年时前五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约在58%，超过了德国和日本。研究显示股权结构的多样性和股权集 中度对公司盈利有显著影响：公司盈利能力与股权集中度显著正相关；法人控股的 公司中，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比国家控股的公司中要高；公司的盈利 能力随法人持股比例的增加而提升，而随着国有股份的增长，上市公司的业绩将出 现下滑。

孙铮、姜秀华[4]将公司的治理结构与公司业绩有机地结合起来，选择沪市公司

董事的兼职情况和学历水平作为变量，试图给出经理职业化和知识化的一个分析框架。他们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关键人物在兼任母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或党委

书记的情况下，公司被显著地划分为“好公司”；上市公司董事整体的学历水平也对 公司的业绩产生显著影响。

李宝仁、王振蓉[5]的研究表明公司的盈利能力与其资本结构有关，表现为盈利

能力同资产负债比成负相关关系，在一般情况下，资产负债率越低，公司的盈利能 力越高。因此，他们认为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上市公司在筹资战略的决策上 必然以追求最优资本结构为前提。

李常青、赖建清[6]回顾了国内外关于董事会特征与公司整体绩效之间关系的研

究成果，并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实证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上市 公司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他们采用ROE、EPS和EVA衡量公司绩效，得到的结论是：董事会规模与公司EPS和EVA负相关，但与ROE正相关；独立董事 比例与公司绩效负相关；董事会会议频率不影响公司EVA；中国证监会于2001年8 月发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确实增强了独立董事的 作用；CEO兼任董事长降低公司绩效，而CEO兼任董事不影响公司绩效。

薛爽，王鹏[7]以1998～2000年264家亏损公司及配比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影响上 市公司业绩的内部因素。他们的研究表明，亏损公司IPO前的质量就劣于配比样本，它们在IPO过程中的盈余管理幅度更大；IPO之后，大股东通过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

要求上市公司担保来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此外，亏损公司还投资于更

多行业，也对其业绩产生负面影响。公司是由形形色色的人所构成的有机整体，人的行为活动毫无疑问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纵观研究公司盈利能力影响因素的文献，往往都 简单地将公司决策者假设成是理性的，忽视了人类复杂的心理情绪可能对公司盈利 能力产生的影响，而在现实生活中，非理性是常人思维中的典型特征，过度自信就 是其中之一。本文就是研究我国上市公司决策者在过度自信情况下对公司盈利能力 可能造成的影响。

研究上市公司决策者的过度自信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有助于发现影响公司

盈利能力的非理性因素及其比重，有利于上市公司制定更符合实际情况的盈利目 标，这对完善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促进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维护和保障多方利 益，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篇2：探析ST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一、*ST公司盈余管理的途径与特点

*ST上市公司最大的问题是怎样处理亏损和债务, 通过扭亏为盈, 或者争取债权人减免债务进行债务重组, 来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 将*ST更改为ST, 避免因连续三年亏损而退市。它的盈余管理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进行盈余管理的阻力相对较小。

我国将盈余管理定性为盈余的非正常调整, 一般明显进行过盈余管理的公司, 市场会有比较强烈的不好反应, 但*ST公司因优质的壳资源其盈余管理行为的阻力小, *ST公司摘星不成, 投资人的损失最大, 股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一般不会对特殊时期的盈余管理行为施加太大的阻力。即使有的*ST公司在年末突然进行大额的关联方交易, 或者在本年度转回上年度计提的巨额减值准备 (新准则已对这一行为做出了限制) , 即使这些非经常损益很不合理, 对盈余管理的行为指责也会在公司摘星后销声匿迹。

2、过度的盈余管理与会计造假密不可分。

*ST公司的经营亏损较严重, 为了避免被摘牌, 需尽快摆脱财务困境, 保住上市资格。但我国盈余管理监管体系不够完善, 公司高管很可能冒险进行过度的盈余管理, 甚至进行会计造假。盈余管理对财务亏损很多的公司来说不会凭空创造出用来扭亏的巨额利润, 常规的手段调整出的利润有限。因此, 在提前确认收入和大规模的关联方交易、变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等常规手段都不能扭亏后, 就进行会计造假, 虚增不存在的利润及其指标。

3、调节利润所占的比重较大, 痕迹明显, 容易识别。

*ST公司往往会采用诸如关联方交易、资产重组、会计估计变更、非正常确认收入等手段进行盈余管理, 可以直接调节盈余指标, 盈余管理对财务报告的影响直接且易于控制, 因此*ST公司为避免摘牌就会被迫进行对利润指标影响较大的盈余管理活动。*ST公司由于受证监会明确的时间限制影响, 最终只得大幅跳跃地处理财务指标, 所以盈余管理的痕迹明显, 盈余管理处理过的净利润在其年报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举例来说, 假如从2010年起, 把*ST梅雁固定资产的折旧率减小1%, 净利润就会增加5, 478.88万元, 相当增加了近5, 500万元的收入, 盈余管理的效果非常明显。所以, 与会计造假相比, 合理范围内的盈余管理不会直接在公开披露的会计报告中显示出来。而注册会计师很容易对*ST公司是否进行了盈余管理以及相应幅度做出准确判断。注册会计师会对其当年的会计报告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审计报告, 以表示其关注程度。

二、*ST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

1、保市动机, 这属于动机中的政治成本观。

*ST公司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摆脱财务困境, 维持上市流通的状态。如果其在第三年仍处于亏损状态, 那么*ST公司最终会被PT, 丧失在资本市场融通资金来扩张规模、提高经营效率、转换机制的机会。若最终终止上市, 公司可能会受到公众的强烈关注而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甚至导致公司破产倒闭。另外, 我国股票发行额度制的特殊性导致企业很难获得上市资格, 因此这种股票发行额度制的供不应求, 就会使得上市公司会努力保住上市这个“壳资源”。

2、薪酬动机。

这是盈余动机中的经济契约观, 经济契约观认为企业是一组契约的联结, 是各契约方博弈的结果。随着公司治理的不断完善, 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已经建立了以年薪制为主要形式的显性激励机制, 并不断加入其他形式的报酬激励手段, 如福利、股票期权等, 计算报酬的依据是由审计后公开的财务报表上的净利润、每股收益、净资产报酬率或公司的市场价值等等, 或者以这些指标要达到相应的要求为条件。因此, 上市公司的高管会通过盈余管理手段来影响业绩的评定, 达到使自身薪酬最大化。

3、融资动机。

企业的运营很大比重的需要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支持, 利用杠杠效用来创造更多的利润。目前, 各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意识普遍加强, 它们会在向企业提供贷款时, 要求企业提供各种会计报表和要求诸如流动比率、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的变动范围来确定其资信能力。所以, 公司在面临财务危机并急需信贷融通资金的情况下, 就会想到进行盈余管理来粉饰会计报表, 以应付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审核, 这对于*ST公司而言尤为重要。

三、*ST公司进行盈余管理常采用的手段

1、利用其关联方交易。

在我国证券市场中, 存在着大量通过改制而上市的公司。他们大多数是从母公司剥离出的一部分优质资产, 因此与母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上市公司的财务决策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们之间存在关联方关系。连续两年亏损的上市公司为了避免被PT和ST, 最容易想到和利用关联交易来增加盈余, 粉饰利润表。目前, ST公司关联交易手段主要包括:资产置换、股权转让、托管经营、内部转移定价、出售无形资产等。

2、变更所遵循的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变更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指企业在会计核算时变更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纳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对于会计政策变更一般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处理, 但同时规定, 如果累计影响数不能合理确定, 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这其中, 对累计影响数不能确定的界限比较模糊。而两种方法得出的盈余数字肯定会有差距。会计估计指企业对其结果不确定的交易事项以最近可利用的信息为基础所做出的判断。《企业会计准则》中对会计估计变更的规定更为灵活, 直接采用未来适用法, 而不同的会计估计, 结果也是大不一样。我国对企业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再选择的要求并不太高, 只要企业将变更情况、变更原因及其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在财务报表附注中说明即可。一定目的性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往往能为企业带来额外收益。此种方法使得盈余管理的主动权掌握在企业管理当局手中, 企业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选择可以按照企业的意愿进行。所以, 亏损上市公司在无法真正依靠生产经营扭亏为盈的情况下, 利用这种低成本、高收益的主动性盈余管理, 是“绝佳”的选择。

3、调整当年度非经常性损益。

非经常性损益一般是指发生的与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无关, 但由于其性质、金额或发生频率, 影响了真实、公允地评价公司当期经营成果和获利能力的各项收入和支出, 并具有时间短、不固定的特点。非经常性损益主要包括处置资产损益、股权转让损益、债务重组损益、诉讼胜诉、费用减免、税收减免、利息减免、财政返还和补贴收入等。一个正常生产经营的企业, 非经常损益在其利润总额中的比例是比较小的, 没有稳定的规律。但亏损上市公司, 在短期内其主营业务利润一般无法立刻满足其达到扭亏为盈的要求, 也就无法逃避因为连续亏损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式的不利影响, 此时, 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调整财务指标就成为了一种摆脱亏损困境的“捷径”。因此, 我们会观察到非经常性损益在亏损上市公司的利润总额中往往占较大比重, 并且会有很大的相关性。同时, 亏损上市公司为了较大幅度地增加利润, 在对非经常性损益众多方法的选择中, 往往会寻求外界的配合及帮助, 以保证在短期内构造出“成功”的交易和事项。

4、调整应计提项目的金额。

应计项目一般可以分为非操控性应计项目和操控性应计项目。非操控性应计项目是在尊重客观经济现实的前提下, 对由于现金收付时点与交易事项发生时点不一致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调整, 这种调整是在公认会计原则的约束范围内完成的, 是相对客观的。例如, 累计折旧金额的大小取决于企业的折旧政策, 折旧政策一旦确定, 折旧费用也就具有非操控性。而操控性应计项目则是企业基于特定目的, 在某些特定时期通过对现金流量或报告盈利的刻意调整创造出符合其需要的报告盈利。例如, 坏账准备计提金额的大小取决于企业的信用政策、风险估计等。权责发生制是会计盈余产生的基本前提, 也是会计上用来确定损益的基本方法, 其实质是配比原则。权责发生制强调企业在经营活动中的权责关系, 采用权责发生制容易使得实际已发生的费用或损失暂时挂账, 列为待摊费用、递延资产和固定资产损失等科目。在报告期对没有全部实现收付的经济事项, 如应收、应付款项以及有关的收入、费用、成本、利润都可以列入会计报表, 按权责关系予以确认、计量, 并在会计核算及会计报告中反映, 形成会计盈余。

总之, 不管是投资者还是其他利益相关者, 在资本市场中进行投资活动时, 不仅要关注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信息, 还需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其他信息进行分析, 关注盈余管理在公司发展中的运用。从整体上更好地识别上市公司真正的经营状况, 而不被表面的净利润所蒙蔽。

摘要：随着我国证券业监管力度的加大, 受到证监会退市风险警示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日益受到关注。本文从盈余管理概念出发, 分析我国*ST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模式及其主要实现手段。

关键词：ST公司,盈余管理

参考文献

[1]陆建桥.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 1999.9.

[2]张昕, 杨再惠.中国上市公司利用盈余管理避免亏损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 2007.9.

篇3：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探析

盈余管理本身并不完全是一个会计问题。无论从其生存条件还是从其主体看, 盈余管理涉及一系列的管理, 甚至经济问题。委托人与代理人契约的确立、修正和实施, 信息不对称都是经济学和管理学中的重要研究内容, 也是经济管理面临的棘手问题。在现代市场经济中, 人们不可能完全解决契约磨擦和沟通磨擦的问题, 尤其是在信息交流方面, 代理人永远都会拥有一部分私人信息, 这些信息永远都不可能被委托人或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完全知晓。因为, 法律不允许这样做, 成本效益原则也不赞成这样做, 技术上也还存在问题。

一、盈余管理的终极目的和具体目的

(一) 盈余管理的终极目的

企业盈余管理的终极目的是十分明确的, 即获取私人利益。一般认为, 通过盈余管理获取私人利益的主体是掌握企业管理权的高级雇员, 包括总经理、部门经理和其他高级主管。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制企业是以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为基础的, 公司的大股东可能并不参与日常经营管理, 真正掌握管理权的往往是公司的高级雇员。由于管理者与股东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 他们都有各自的小算盘。因此, 委托——代理关系一经建立, “道德风险”、“信任危机”等问题也将随之产生。为使二者的目标趋于一致, 委托方 (股东) 通常采用业绩——报酬激励的方式来促使管理者尽最大努力工作。

管理激励机制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 它使管理者的管理活动迅速向股东的目标靠拢;另一方面, 它又使管理者更积极地谋求任期内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包括报酬最大化、更多晋升机会等。为此, 管理者就有动因采用盈余管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净利润低于奖金方案的下限, 管理者就有可能进一步降低净利润, 这样, 下一年度得到奖金的概率就会增加。相反, 如果净利润高于奖金方案的上限, 管理者在计算报告利润时就会尽量去除超过上限的部分, 因为这部分利润得不到奖金。只有当净利润在奖金方案的上限和下限之间时, 管理者才会有增加报告利润的动机。此外, 管理者在卸任之前通常会选择有利的会计政策调增报告利润, 以获取最后一次高额奖金。同样, 业绩较差的企业管理者在任期将到时, 为防止或推迟被解雇, 也会利用盈余管理来粉饰真实业绩。但是, 一旦管理者的变动得到确定, 管理者便可能降低当期利润, 以增加未来盈利的可能性。在实行承包制的企业中, 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以达到获取个人利益的目的的可能性更大。

管理者报酬与会计利润挂钩的制度原本是用来消除股东与企业管理者之间的“信任危机”, 但实施的结果却是事与愿违, 非但没有消除危机, 反而加深了危机。最终的结果是管理者通过盈余管理获取了巨大的私人利益, 而股东、底层雇员却成了名副其实的受害者。

(二) 盈余管理的具体目的

管理当局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最终目的, 在实施盈余管理过程中又会有一些具体目的。与其终极目的不同, 盈余管理的具体目的一般是以促进企业发展为中介, 以达到公司规模扩张之后管理者报酬的增加、在职消费层次的提高以及政治前途等终极目的的实现。

盈余管理的具体目的一般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筹资目的。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直接目的就是筹资, 当公司首次发行股票时。《公司法》对企业有严格的规定, 如必须在近三年内连续盈利才能申请上市, 为达到其目的, 企业便采用盈余管理, 进行财务包装, 合规合法地获得上市资格。同时, 经过盈余粉饰的报表, 还有助于企业获得较高的股票定价。再如上市公司准备配股的时候, 中国证监会的有关文件规定, 公司“最近三年内净资产收益率每年都必须在10%以上, 属于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类的公司可略低于9%”。为了达到配股及格线, 上司公司便会积极利用盈余管理调整净资产收益率以达到配股的目的。

二是避税目的。公司盈余管理的避税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合理避税”之所以成为可能, 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税法体系还不十分完善, 税收优惠政策颇多;另一方面是由于公司管理者在会计政策和会计方法的选用上有较大的灵活性。比如我国企业所得税实行33%的比例税率, 同时又规定了两档照顾性税率, 对企业管理者而言, 税法的规定便为其开展盈余管理提供了弹性空间。管理者会通过选用适当的会计政策和方法调减应纳税所得额, 从而有资格按照顾性税率缴纳所得税。

三是获取政治成本的目的。政治成本是指某些企业面临着与会计数据明显正相关的严格管制和监控, 一旦财务成果高于或低于一定的界限, 企业就会招致严厉的政策限制, 从而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为了避免发生政治成本, 管理者通常会设法降低报告盈余, 以非垄断等形象出现在社会公众面前。如微软公司就曾通过递延确认实际所得收入来下调盈利, 以逃避美国反垄断机构的指控。

四是规避债务契约约束的目的。债权人与企业签订债务契约是为了限制管理者用债权人的资产为企业获利但却有损于债权人利益的行为。通常包含一些保证条款以保护债权人利益, 如不能过度发放股利、不进行超额贷款、计提一定比例的偿债准备金等。有些商业银行甚至规定不得向亏损企业贷款。这些都使得企业不敢轻易违反有关条款, 否则会招致很高的违约成本。如果企业的财务状况接近于违反债务契约, 管理者就有可能调增报告利润, 以减少违约风险。盈余管理就成为企业减少违约风险的一个工具。

二、如何识别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加以实现, 如资产重组、关联交易等。上市公司的这些行为, 给公司的财务报表起到了粉饰包装作用, 同时, 也给投资者或其他财务信息使用者的投资决策分析和监管分析带来一些障碍。

(一) 剔除不良资产

待摊费用、待处理资产损失、开办费、长期待摊费用、递延资产等虚拟资产是不能给企业带来未来利润的不良资产, 也是上市公司用来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 为谨慎地分析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 可将这些虚拟资产从报表中剔除, 将这些潜在的不良资产总额与净资产或总资产比较, 将不良资产的增加额及增加幅度与净利润的增加额及增加幅度比较, 以判断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

另外, 一些“高龄”应收款项、积压存货、长期投资以及短期证券投资极易发生潜亏, 在分析报表时也应考虑到这一点。但随着财政部《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有关会计处理补充规定》的颁布与执行, 上市公司已经计提了大量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短期投资跌价准备、长期投资减值准备与存货削价准备, 因此, 其在应收款项、短期投资等易于发生潜亏的资产上进行盈余管理的余地就相对要窄一些。

(二) 剔除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也是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 将来自关联交易的营业收入与利润额从该公司的营业收入总额与利润总额中予以剔除, 有利于分析公司的盈利能力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关联企业, 以判断公司盈利基础是否扎实, 利润来源是否稳定。

(三) 剔除异常利润

无论是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给企业带来的巨额利润, 还是关联交易产生的大量收益, 或者其他盈余管理行为带给企业的丰厚利润, 在会计报表中大多表现为其他业务利润、投资收益、营业外收入等项目。对于一个上市公司而言, 这些项目的利润很难有持久性, 被视为异常利润。一般而言, 异常利润的高低反映出上市公司盈余的质量, 或者说盈余的持久性。异常利润越高, 盈余质量越低。反之亦然。因此在分析财务报表时, 不妨将这些异常利润从利润总额中予以剔除, 以利于分析和评价利润来源的稳定性。

(四) 分析现金流量

将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现金净流量分别与主营业务利润、投资收益、净利润进行比较分析, 以判断企业盈利的质量。一般而言, 没有相应现金流量的利润, 其质量是不可靠的。如果企业现金流量长期低于净利润, 将意味着已经确认为利润的成本费用可能已转化为不能带来现金流量的虚拟资产。这表明企业可能存在粉饰会计报表的现象。

三、理性科学地对待盈余管理

存在盈余管理是正常的、客观的, 如果我们承认消除盈余管理是不切实际的, 就应该正视盈余管理, 理性地、科学地对待盈余管理, 尽量减少盈余管理的负面影响, 引导企业的盈余管理活动走向规范。

(一) 转变收益观念, 建立全面收益观

传统的收益计算立足于受托责任观和收入费用观, 以利润为核心, 放大了盈余的作用, 刺激企业进行盈余管理。而全面收益观立足于决策有用观和资产负债观, 追求资产负债表的资产和负债是否符合其定义和确认条件, 正视真实资产、负债条件下净资产的增加, 强化资产负债表观念, 淡化利润观念, 体现全面收益观, 从而起到削弱盈余管理根基的作用。

(二) 加强公允价值的理论研究, 建立公允价值计量准则

新会计准则关于公允价值的运用受到广泛关注和较多的质疑。很多学者认为其对盈余管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公允价值运用面的拓展客观上增大了企业管理层有意识地借助公允价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 但是公允价值计量能够成为盈余管理操控的工具, 问题并不在于公允价值计量本身, 而在于如何尽量以合理的渠道和方式取得公允价值信息, 以保证相关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避免主观因素对企业财务信息产生影响。虽然市场经济在我国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但很多情况下公允价值仍然是难以取得的。加强公允价值的理论研究, 建立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已经成为当务之急。FASB在2006年正式发布的《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157号——公允价值计量》 (SFAS157) 明确了公允价值的概念、确认、计量方法和披露制度, 值得我们借鉴。

(三)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目前, 我国信息披露中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主要问题。一是时间上的局限性, 即报表主要以反映历史成本信息为主, 对现行价值信息和前瞻性信息反映不够。二是广度上的局限性, 即现行财务报表的信息含量主要以财务信息为主, 信息使用者缺乏对企业的全面了解。三是信息披露违规处罚力度严重不足, 行政处罚缺乏效率。因此, 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迫在眉睫, 要保证充分、及时披露企业各项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 提高会计信息的呈报频率, 增加信息披露的明细项目, 应由审计机构对披露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工商、税务等机关对上市公司的相关可公布信息定期发布, 并及时更新, 加大政府职能部门对公众公司信息监管的力度和责任, 提高企业违规披露的成本。

(四) 提高财务信息使用者的信息识别和判断分析能力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手段很多, 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信息使用者仅仅依靠上市公司公布的信息远远不够。使用人应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 提高对信息的分析能力和对风险的防范意识, 充分挖掘深层次的信息。如可以通过关注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变动、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关注上市公司连续年度的比较会计报表, 关注非财务信息等对公司进行客观、理性、全面的分析评价, 避免被表面信息误导。

既然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无法透过法律、规则和人力去消除盈余管理问题, 那么我们就应当对盈余管理的客观存在有一个科学的观念和正确的认识, 用平静的心态对待它, 既不能让它放任自流, 也不可能完全杜绝。社会要达成这种共识, 投资者等委托人以及会计信息的其他使用者也要有这种认识。从社会的角度讲, 政府和有关社会团体有责任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从企业的角度看, 有关方面 (如投资者、经营管理者等) 要尽可能签订完善的契约或合同, 代理人要树立正确的商业伦理道德, 依法经营, 道德管理。此外, 委托人以及会计信息的其他使用者还有必要掌握识别盈余管理的知识和技能, 能根据其特定的决策需要对会计数据或报告盈利作出适当的调整。

摘要：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在遵循GAAP (或会计准则) 的基础上, 通过对企业对外报告的会计收益信息进行控制或调整, 以达到主体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其终极目的在于获取私人利益, 具体目的为筹资、避税、获取政治资本以及规避债务契约约束等。盈余管理往往是在准则规定不明确或有多种选择的情况下产生的, 因此在执行会计准则时应考虑兼顾会计政策的统一性与灵活性, 尽可能减少会计的不确定性, 压缩盈余管理的空间。

关键词：盈余管理,目的,识别

参考文献

[1]沈烈, 张西萍.新会计准则与盈余管理[J].会计研究, 2007 (2) .

[2]张昕, 任明.关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的比较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 2007 (11) .

篇4：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分析

盈余管理是目前国内外经济学和会计学广泛研究的课题。对于什么是赢余管理, 至今并无定论。美国会计学者斯考特 (Scott) 认为, 盈余管理是会计政策的选择具有经济后果的一种具体体现。他认为, 只要企业的管理人员有选择不同会计政策的自由, 他们很自然会选择使其效用最大化或使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会计政策, 这就叫做盈余管理;而另一美国著名会计学者凯瑟琳·雪普 (Katherine Schipper) 则将盈余管理的概念建立在会计数字是一种有用的信息基础之上, 并在1989年认为赢余管理是为了获得某种私人利益, 对外部财务报告进行有目的的干预;美国另外两位会计学教授玻尔·哈利 (Paul M.Healy) 和詹姆斯·瓦伦 (James M.wahlen) 于1999年通过对盈余管理方面的研究文献的回顾指出, “管理当局在编制财务报告和规划经济交易中运用判断以改变财务报告, 从而误导某些利益相关者对公司内在经济业绩的理解, 或者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的后果时, 盈余管理就发生了”。

国内很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给出过盈余管理的定义。陈建歧认为, 盈余管理是指当企业有选择会计政策的自由时, 选择使其效用最大化或使企业的市场价值最大化的一种行为, 魏明海在从“经济收益观”和“信息观”两个角度分析用盈余管理的概念后认为, 从“信息观”角度, 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误导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或影响那些基于会计数据的契约的结果, 在编报财务报告和“构造”交易事项以改变财务报告时作出判断和会计选择的过程。

综合上述对盈余管理涵义的不同界定或解释, 可以看出, 国内外学者对盈余管理的认识尽管存在着一些差异, 但在以下几个方面是基本一致的:第一、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的管理者当局。第二、在盈余管理的过程中, 企业管理当局是有目的、有意的选择对自身有利的会计政策或交易安排, 即管理当局是有意图的。第三、盈余管理的手段是职业判断和交易规划, 而不是实际业务。第四、管理当局进行盈余管理的目的在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第五、盈余管理的方法是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综合运用会计和非会计手段来实现对盈余的控制和调整。

2 盈余管理的前提条件

盈余管理产生的前提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 会计准则的不完善

企业的会计政策受会计准则的约束, 但会计准则作为一种合约, 它的制定不再是纯技术性的, 而是各利益相关者相互间多次博弈的结果, 是一种不完全的合约。各利益相关者都想使准则对自己有利, 因而从自己的特殊利益出发提出各自的要求。为了维护自己在准则制订中的权威性和垄断性, 平衡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要求, 保证各方都能接受博弈的结果, 就必须放宽会计准则中对一些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的选择空间。同时, 由于各个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 它们所面临的经济环境也是各不相同和复杂多变的, 因此, 政府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包罗企业会计处理的全部规范的制订和实施, 因而, 政府只能就一般性的会计规范即通用会计准则作出规定, 而将剩余的特殊会计政策留给企业自己选择和解决无疑更有效率, 这也为会计选择中的机会主义留下了空间。此外, 会计准则与会计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滞, 即会计准则的规定常落后于会计实践的发展和经济行为的创新, 不可能对新出现的业务立即去制订一个方法, 使得其中部分交易和经济事项的会计确认、计量和披露并未在相关准则中作出相应的规定, 在实践中常会出现企业的会计处理“无法可依”的现象。从而为企业进行会计政策的选择留下了空间和可能, 也为管理当局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工具。

2.2 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为管理者能够自由选择利己的会计政策提供了条件。信息来源于对交易或非交易资料的处理结果, 在现实中, 会计信息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总是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形。这种不对称既有时间上的, 也有内容上的。信息的提供者直接运作和管理着企业, 控制着企业经营活动的全过程, 拥有企业内部的各种信息, 而信息使用者由于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 只能靠管理者当局提供的信息来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 与管理当局相比, 明显处于信息上的劣势。从理论上讲, 只要管理当局对其拥有信息不作客观、完整、及时披露的话, 信息使用者就很难获得管理当局独占的内部信息, 从而也就不可能对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的真实、公允及充分与否加以评判, 这使得管理当局的盈余管理成为可能, 并且, 信息不对称程度直接影响着企业进行盈余管理能力的大小。

2.3 企业治理结构的缺陷

企业本质上是利益相关者的契约集合体, 并且这些利益相关者都为公司提供某种专业化的投资, 现代企业中的公司治理结构正是这样一种协调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关系的一种机制, 并且由于契约本身所内含的利益主体的平等性和独立性决定公司治理结构主体之间应该是平等、独立的关系。但在现代企业制度下, 由于所有者缺位、所有权虚化等原因, 公司治理结构形成了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 管理当局成为企业事实上的控制者, 他们控制了包括会计政策选择在内的企业一切经营活动。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 企业管理当局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 便会利用其处于控制会计信息系统的有利地位, 产生对企业会计信息进行管理的动机, 把本来应由各利益相关者如实提供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为目标的信息系统, 变成其直接操纵以实现其意图而进行盈余管理的工具。

3 盈余管理内在动因分析

盈余管理总的来说是管理当局对自身利益或企业利益最大化的一种追求行为, 其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复杂多样的, 既可表现为经理人员报酬的增加、职位的晋升、政治前途的发展和社会声望的提高, 也可表现为企业股票价格的飙升、税收的节省、违约可能性的减少等等。根据治理结构理论,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 由于经营权和所有权的高度分离, 甚至是“彻底”分离, 管理当局拥有较大的经营自主权。根据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 都会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并且他们的效用目标函数通常是不一致的。管理者从自身利益出发, 首要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提高管理报酬;而委托人追求的目标是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因此, 委托——代理关系一经建立, “道德风险”、“信用危机”等问题也将随之产生, 为使二者的目标趋于一致, 委托方通常采用“业绩——报酬”的激励方式来促使管理者尽最大努力工作。而管理激励机制在使管理者的管理活动迅速向股东的目标靠拢的同时, 它也使管理者更积极地谋取任期内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包括报酬最大化、更多晋升机会等。因此当企业投资者与内部管理人签订奖金计划时, 一方面企业的业绩好坏直接影响到内部管理人的利益;另一方面, 内部管理人作为企业经营的代理人, 拥有各种操纵盈余的权力。这两方面结合的唯一结果是管理人员有很强的动机去选择最能实现这一目的的会计政策来修饰公司的业绩指标, 以尽可能地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因此, 管理者即代理人作为有限理性经济人, 为了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 利用其实际控制优势, 必定会选择使其效用最大化的会计政策。或者采用利润最大化方式、或者采用利润最小化方式、或者采用利润平滑方式, 并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和交易规划等操作方式来加以实现。西方实证会计研究结果表明:有分红计划的企业管理者有可能提高当期报告盈余, 使红利增加;企业越接近违反债务契约, 管理者越有可能选择提高当期报告盈余, 以减少违约的可能性;企业面临的政治成本越大, 管理者越有可能降低当期报告盈余。

4 结语

盈余管理不是虚假报告, 盈余管理是在会计准则等规范的规定范围之内的,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 要做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去控制它, 不允许过度的盈余管理, 更不允许出现违法的盈余操纵行为。我们应加强关于盈余管理动机、方法及对利益相关者影响等方面的研究, 提出减少企业盈余管理的途径和方法, 从而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

摘要：会计准则的不完善、会计信息的不对称和企业治理结构的缺陷, 为企业会计政策的自由选择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 相应地也构成了盈余管理的前提条件;盈余管理的动因在于管理当局对自身利益或企业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企业盈余管理的客观存在, 决定它既不能被放任自流也不能被彻底消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在完善具体会计准则和信息披露制度的同时, 加强外部监督, 并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关键词：盈余管理,前提条件,动因分析

参考文献

[1]陈建岐.刍谈盈余管理[J].财会月刊2000, (18) .

[2]魏明海.盈利管理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

篇5：大股东控制下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

一、大股东盈余管理的动机分析

(一)获得控制权的私人收益

上市公司是中国资本市场上的稀缺资源,证监会对公司上市有严格限制条件,但大股东竭尽全力来让他们控制的公司上市,就是为了获取股票发行及上市所带来的超额收益,上市融资被股票发行人看作是无需还本付息的“免费午餐”(王俊秋,2005)。大量的经验研究说明,上市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过程中,存在着财务包装行为(Aharony,Lee and along,2000)。在中国,由于债务融资的资本成本要高于配股融资的资本成本,大股东对上市公司配股扩大融资具有强烈的偏好,因此大股东为了追求通过配股而取得的更大利益,会通过操纵盈余数字来粉饰公司的经营业绩。另外,中国的证券管理办法规定:上市公司连续两年亏损会被特别处理,连续三年亏损会被暂停上市。为了保持得来不易的“壳资源”,大股东可能会通过关联交易、资产重组等方式,帮助上市公司渡过难关(李增泉,2005)。

(二)大股东的“隧道挖掘”动机

控股股东的利益和外部小股东的利益可能会发生冲突,控股股东可能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牺牲小股东的利益。在公司中,控股股东通过以下方式侵占小股东利益:一是通过关联交易转移公司资产和利润,如在公司和大股东之间出售资产,签订对大股东有利的转移定价,为大股东及其附属信用担保;二是通过定向发行新股、内幕交易、秘密收购等金融交易侵占小股东利益(王俊秋,2005)。以上这些方式都是大股东的“隧道挖掘”。大股东“隧道挖掘”也称大股东“掏空”,是Johnson等学者们(2000)提出的一个概念,其主要含义是指能够控制公司的股东为了自身的利益将公司的财产和利润转移出去的行为。面对大股东的剥削,公司其他股东可能会采用“不投资”或“折价购买”的方式进行“自保”(Claessens,2002)。为了防止其他股东“用脚投票”或对控股股东提出法律控告,大股东选择了盈余管理方式来对他们掏空之后的经营业绩进行掩饰,Bertrand等(2002)进一步指出,“掏空”可能降低整个经济的透明度以及歪曲会计收益数字,从而使外部投资者更难对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行评价。因此,大股东盈余管理的另一个动机就是要“掏空”上市公司,以获得更多的额外收益。

大股东的掏空行为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一直是现代理论界研究的重点,到底是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导致了盈余管理的发生还是大股东利用盈余管理来掏空上市公司呢?朱启明、程雁玲认为,与其把盈余管理看作是一种大股东的掏空方式,不如将其看作是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转移公司资源或转嫁风险、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以公司名义为其控制的企业提供担保等方式、将上市公司利益掏空后带来的业绩下降等负面效应而采取的粉饰会计报表的主动行为更合适。

二、大股东盈余管理的行为和原因分析

(一)盈余管理的手段

大股东通过资金占用方式侵占上市公司的资源,可能导致公司陷入财务困境,减少了公司改善经营的财务资源,限制了公司扭亏为盈的机会。这可能会增加公司亏损年度通过负向盈余管理为后期积攒“能量”的压力(雷广勇、刘慧龙,2007)。与大股东的“掏空”相对应,为帮助公司渡过难关保住上市“壳资源”,大股东也可能通过关联交易、资产重组等交易安排向公司输送利益,帮助公司改善报表业绩(Friedman et al,2003)。

(二)中国大股东盈余管理的原因

1. 中国的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由原有的大型

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原国有企业就是上市公司的控制性股东,上市公司自诞生之时,控股股东就已经存在,就形成了股权集中且缺乏制衡的股权结构。这种大股东经常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利益,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比较突出的问题,似乎就是中国会计信息质量不高的症结所在。

2. 控股股东能够较容易地掏空上市公司,源于

中国投资者非常关注上市公司的报告盈余。中国的财务政策使公司的管理层在会计政策的使用和财务报告的程序上有很大的自主选择权。IPO(首次公开募股)资格和配股资格都对报告净资产收益率(ROE)有规定,中国股市实行“ST”(特别处理)和“PT”(特别转让)制度,证券市场对配股政策设置的ROE临界值(10%和6%)表现出极强的敏感性,因此导致了大股东的盈余管理。另外,为了将稀缺的资本配置到优秀上市公司中和避免恶意融资,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配股融资行为进行了限制并直接诱发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因此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虚增报告盈余以达到“配股资格线”的可能性,这是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政策诱因。大股东为了享受从上市公司股权融资中获得的控制权收益带给他们的超额收益,一般也不会放弃为自身利益谋福利的机会。

3. 对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体系的建立有助于

减少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现象。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and Vishny(1998)在描述投资者保护特征时,通过中小投资者的法律诉讼权利、法律执行力度等特征变量的检验,证明投资者保护能够降低控股股东的盈余管理。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盈余管理(雷光勇、刘慧龙,2006)。中国法律对中小股东的保护程度相对比较薄弱,因而使得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更加猖狂。

三、抑制盈余管理的措施

控股股东的存在虽然能够有效地监督企业管理者,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外部股东和企业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但控股股东的存在却带来了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更为突出的代理问题。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控股股东有能力也有动机通过剥削中小股东来谋取其私有收益,为了保护其他小股东的利益,我们不仅要在各项法规制度中对控股股东进行约束,更需要从企业内部入手,扭转企业盈余质量普遍不高的现象。

(一)不断完善法律保护

在中国,中小股东因为受到控股股东侵犯而对大股东进行法律诉讼的案例很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小股东通过司法体系获得赔偿的可能性较小。因为缺乏投资者保护,中小股东始终承担着个人利益被侵占的风险。所以应该增加上市公司进行内幕交易、操纵利润、进行虚假陈述报告的成本,使得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利益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从而抑制大股东的盈余管理行为。另外,需要改变新股溢价发行的状况,严格审核上市公司的投资项目和资金需求,限制新股发行和再融资规模,减轻市场和投资者的负担,从源头上切断大股东的侵权行为。

(二)进一步完善中国的股权结构

由于中国还是属于集中的股权结构,虽然进行了股权分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大规模地减持国有股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会造成股权的过度分散,又会出现股权分散型控制权所无法摆脱的对代理人的监督和激励问题,因此既要限制大股东的侵权行为,又要避免股权的过度分散,就要完善股权制衡的股权结构。股权制衡是指公司同时存在几个大股东共同控制的股权结构,通过内部牵制,任何一个大股东都无法单独控制企业。这种股权结构的建立,需要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使他们成为资本市场上生机勃勃的新兴力量。

(三)进一步加强审计的力度

注册会计师虽然有能力发现大股东掏空行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大股东的侵权,但由于审计市场的恶性竞争,审计合谋现象比较严重,审计师出于对成本和收益的考虑,可能对大股东的盈余管理行为出具不恰当的审计意见,从而更加助长了大股东的侵占行为,所以应该更加严厉地监督和规范审计部门,以提高审计质量。

(四)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程度

加强信息披露程度,使信息更及时透明地披露给广大投资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大股东的私人控制收益,使他们没有机会进行对会计信息的操纵,切实维护好证券市场的运行秩序,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盈余管理甚至盈余操纵是中国股票市场的普遍现象。造成该现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经理人的道德风险,而在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契约是对小股东不利的安排。在法律没有能够对外部投资者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实施有效保护的情况下,控股大股东有强烈的动机和能力粉饰财务报告以获取巨额的控制权私人收益,从而侵占中小股东利益。进一步推进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法律建设,对上市公司形成有效的中小股东权益机制。同时,加强对上市公司监管,加大控股股东“隧道行为”的预期风险,是改善上市公司盈利质量的主要途径。

摘要：为了将稀缺的资本配置到优秀上市公司中,避免恶意融资,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配股融资行为进行了限制并直接诱发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因此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虚增报告盈余以达到“配股资格线”的可能性,这是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政策诱因。我们应采取一系列措施抑制大股东的盈余管理行为,如完善对中小股东权益的法律保护,完善股权结构,加强审计力度和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程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