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版权侵权研讨论文

[摘要]侵犯网络文学著作权尤其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现象在当下十分严重。侵权的模式包括“云霄阁模式”和“百度模式”。它的背后既体现了社会公众、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版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也是互联网精神、权利意识和商业模式三者博弈的结果。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学术版权侵权研讨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学术版权侵权研讨论文 篇1：

大数据时代数字版权保护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摘 要】 大数据在实现全球范围信息资源共享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如盗版、剽窃等各类侵权案件的发生。文章针对大数据环境下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基本现状，分析了目前数字出版版权保护所面临的难点和困境，在此基础上，从立法层面、技术层面、环境层面和意识层面入手，提出完善我国数字出版版权保护体系的对策，以期为未来数字出版版权保护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提供借鉴。

【关 键 词】大数据；版权保护；体系构建

【作者单位】李婷，江苏师范大学法学院；刘广登，江苏师范大学法学院。

數字出版是出版业和数字技术的有效融合。有数据显示，2000年，全球以数字格式存储的各类信息数据还不足信息总量的25%，而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到2016年，全球数字信息的存储已经超过信息总量的95%[1]。近年来，随着数字出版产业的日益深化，数字信息资源总量愈加庞大和复杂，如何充分发挥大数据技术优势并将其应用到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中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2]。然而，在大数据技术广泛使用的今天，数字出版版权保护却面临重重困难，笔者结合实际谈谈大数据时代下数字出版版权保护的现状、困境及对策。

一、大数据时代数字出版版权保护现状

在大数据环境和技术的支持下，数字出版产业日益兴起，在学术界广泛、热烈的研讨浪潮下，产业界也在积极致力于大数据技术在数字出版产业中的开发应用实践[3]。美国著名的Datamatics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提出了利用大数据技术提高数字产业经营规模的案例；美国有名的视频门户NetFlix通过对旗下所有用户的观看记录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归纳分析出观众当前的观赏兴趣、爱好和方向，最终利用调研结果拍摄了广受欢迎的全球热门大剧《纸牌屋》。

然而，大数据环境运营下的数字出版版权保护问题日益凸显，并演变成制约数字出版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通过案例调研和数据分析对大数据背景下数字出版的相关难点，包括风险操控、版权交易、技术开发、战略谋划等进行科学有序的研究。部分业内专家提出，在大数据支持下研发出的数字出版产品具有市场流速高、安全保障低的特点，因此政府有关立法部门必须加强数字出版的法制规范进程。Lin Xie提出，大数据环境下的数字出版法制管理应当秉承“合理、均衡”的立法态度，既要保证版权的公正权威性，也要促进信息化在数字出版业的广泛应用[4]。国内部分学者和专家也提出，国内多数消费者对数字出版物的付费消费观念较为淡薄。鉴于此种社会情形，出版机构应当实施大数据深度科研经营发展策略，这样做既能降低数字出版产品的成本，又能够养成国内客户对数字出版物的付费消费观念。

二、大数据时代数字出版版权保护困境

1.侵权行为隐蔽化

在当代大数据网络环境中，信息资源种类较为冗杂和多元化，其具有的信息流速快、产品种类多的基本特征，增加了数字出版产品的识别难度，尤其是在某类出版物产品中部分被授权的情况下。举例而言，在云分享技术的支持下，百度文库网站中录存的各类信息文档资源超过一亿份，全国50名作家和相关出版机构联合发表声明对百度公司进行侵权声讨，但由于数字出版产品侵权行为的隐蔽性，在现实网络环境运行期间，各类侵权行为仍然广泛存在且难以抑制。

尽管国内多数出版机构在经营过程中已经逐步向数字化、信息化方向转变，但其业务方向仍然集中在出版内容。出版机构由于自身技术的缺乏，对大数据开发和挖掘的深度不够，因此目前还无法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实现对数字出版物侵权行为的有效甄别和辨识。另外，出版机构在防范网络侵权行为的能力方面更薄弱——多数网站可以利用抓取或复制技术，对既有的数字产品进行处理并形成二次加工产品，随后在相应的网站进行发布。

2.网络维权难

在网络运营环境下，各类数字出版资源由于流速快、阅读受众广，因此维权难度也较大。在当今大数据网络的运行下，各类数字出版产品侵权案例种类复杂，数量巨大，而当下出版机构的技术能力远不足以实现对侵权行为的有效辨识和防控。另外，当前网络“避风港”原则（即《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也纵容了数字出版物的侵权行为。例如，当前诸多网络热门小说被大量复制和转载到文档并分享至网站平台上，而拥有网站主权的开发者则可以利用“避风港”原则顺利逃过其安全追究，这样就造成了作者和出版商的权利被践踏的情况，各类网站侵权行为日益猖狂，数字出版物侵权防范难度也与日俱增。

相对于传统出版物的侵权行为而言，大数据环境下的网络出版物的侵权行为不仅具有无形隐蔽的特征，而且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另外，实施网络出版物侵权行为的成本较低，其完全无须纸张、印刷设备的支持，仅需一些网络技术便可以迅速、大量地实施剽窃、复制等行为。再者，实施违法行为的主体往往都是匿名身份，监管部门对其进行身份识别、信息验证取证的难度较大。以上各种客观情况的存在，加剧了防范网络侵权的难度。

3.个性化服务欠缺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怎样做到既保护出版权利人的基本权益，同时又能够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创新商业模式，日益成为业内人士关注和研究的焦点。当前业内，数字出版物产业发展在个性化服务模式开展方面较为落后[5]。例如，用户想要某出版物的部分内容，但由于当前数字出版物的管理机制，他必须支付整个访问权限费用才能转载，此种现象显然已经制约了数字出版物的发展，同时不利于挖掘微数据用户的市场潜能。此种障碍增加了用户通过侵权行为获取目标信息的违法概率。

当下现行的数字出版管理机制中，对于授权流程的管控较为严苛，主要表现为授权时限长，过程复杂，甚至将当前业内五大著作权组织起来，也无法保证其涵盖全部的版权类型。由于当前网络出版业内缺乏统一化、规范化的集体授权管理模式，因此导致了授权业务水平低下，组织程度不高，也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侵权行为发生的次数。基于大数据网络环境的基本特征，用户往往需要获取的信息资源类型广泛，数据量庞大，因此，主管部门必须致力于建立和改制全新的数字出版授权模式。这样不仅能够满足现代网络数字出版市场的基本需求，也能够提高授权效率，推进数字出版市场的发展进程。

4.数据共享思想的挑战

大数据环境下，网络运营的核心思想是信息数据大开放、大共享，其和传统的版权爆出机制完全相悖。不过由于受到现代大数据思想的影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版权所有人开始意识到，大数据技术的开发促进了区域范围内用户对数据的共享能力，对社会和人类的进步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他们愿意不收任何费用向广大受众开放自己的著作产品。在大数据运用和传统版权保护机制对立的现实情形下，有部分学者提出过于严苛的版权法律保护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知识传播和科学技术的利用，因而应当对当前版权保护法律进行适当的调整和修订。

在大数据网络运营的驱动下，数字信息的开放利用是一种必然趋势。当前，国内有诸多图书馆和社会期刊机构已着手尝试新型开放机制，它们向广大用户提供完全开放和共享性的网络数据，用户可以在相应的网络平台上对出版物任意进行复制、调阅和下载等操作，但唯一的限制就是务必要保证作品的完整性，不得进行部分摘抄或挪用。这种模式是对传统出版版权保护机制的颠覆性革命。开放式获取实例的运用是对现代知识资源共享和免费利用的实践，它让广大用户和受众可以不受传统版权保护的限制，快速、自由地获取目标信息数据。

三、完善我国数字出版版权保护体系的对策

1.立法层面：健全法律法规

当前，国内在规范数字出版版权保护方面还未形成规范、科学的法律管控体系，其中涉及数字版权的法律情形限定，仅在《信息网络传统保护条例》中有所体现。尽管国内当下实行的一些法律体系对于挖掘网络传播潜能、保护相关方利益具有相当的法律意义，但要真正实现对未来大数据网络信息的促进意义还存在诸多漏洞。例如，根据网络运营“避风港”原则中的有关规定，网络运营商不仅可以对某些产权网站内容进行随意的抓取和复制，进而谋取商业利润，而且还能够有效规避相应的法律责任和风险。此种情形的存在，不仅严重侵犯了作品主权人的利益，同时也制约了国内数字出版和网络运营市场的发展。

基于大数据环境下数字版权保护机制的建立，政府主管部门应在现有的法律体系基础之上不断对其进行改进和完善，尤其是在网络监管方面，要明确数字出版模式的法定侵权行为方式、责任追究以及罪行认定。另外，政府主管部门还要针对不同危害程度的侵权行为制定相应的法律惩罚标准，严厉打击不法数字侵权行为。相关部门还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在当代网络运营中的效率优势，提前预防和监控各类法律侵权行径，有效提高法律对于侵权案件的前瞻作用，通过完善法律机制来促进数字出版事业的发展。

2.技术层面：加强技术保护手段

通过对相关技术手段、措施的研究运用，保证数字出版版权的完整性和有效性，也是大数据技术开发的一項重要功能。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通过研究运用先进的网络安全技术，对使用用户进行授权认证，通过密码或序列号的方式确保被授权用户的真实可靠性。再者，应当实施网络数据抓取和恶意下载防控措施，从根本上杜绝侵权行为的发生。

其二，建立和实施网络数据路径追溯机制，通过网络控件的技术应用，对具备产权保护的各类数字资源进行路径监控，一旦发生侵权行为，可对其传播路径进行跟踪调查，并追究实施侵权违法活动主体的法律责任。

3.环境层面：改进数字出版商业模式

建立在传统出版模式的基础之上，数字出版可以对传统出版物进行相应的加工、处理和归纳操作，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出版物的各种碎片信息进行拼凑、整理，进而获得具有相当价值的信息资源，例如消费用户群体行为的倾向、个体消费特征等，并通过预测结果发布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数字作品，促进市场消费。其一，根据广大消费群体的多样化市场需求，建立不同类型的商业模式；其二，针对不同用户的个性化需求，通过大数据技术对数字出版市场进行消费预测和评估，实施精准营销策略，积极面向目标客户并不断推出市场适宜性产品。

基于当代网络大数据技术的广泛使用，主管部门应适当地放宽对传统出版物版权的限制，甚至可以允许传统出版物在遵循CC知识产权的基本框架下，在网络上进行传播和转载。网络数字出版通常具备一定的广告营销内容，权利人可以通过用户点击广告消费获得相应的收益，这样既能保证权利人利益的实现，同时也能够达到维护其版权的目的。在数字出版商业模式的运作中，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大数据对信息预测和挖掘的功效，通过模式创新获得更好的市场利润。

4.意识层面：强化各方版权保护意识

首先，当前国内数字版权存在版权保护意识不足、维权能力有限、行业监管不力等现象。具体而言，有些侵权行为人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实施的侵权，而版权所有者由于维权技术难度大、成本高、获赔低等现实情况的存在，往往主动放弃维权权利。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扭转和改变此种现状，主管部门必须进行强有力的版权维权宣传工作，在广大民众中营造和建立自主遵守数字出版版权的法律环境。

其次，网络运营商是数字出版物信息使用者和版权主权人的中间枢纽，其在数字出版版权维护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其一，它扮演着数字出版被授予权利的角色，它能够将各类数字出版物通过大数据技术的运用传递给用户；其二，它还可能成为侵权行为的主体，出版机构将未经授权的数字出版物私自转载、销售给其他网络运营商，进而侵犯出版权利人的基本利益。因此，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加强对网络运营商的行为监管和监督力度，促使其培养自觉遵守出版版权的法律观念，还应积极引导网络运营商和广大消费群体的版权保护意识，通过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全力构建规范、持续发展的数字出版网络良好氛围。

四、结语

文章对大数据时代数字出版版权保护体系进行了研究，从当下数字出版版权保护的现状出发，对目前大数据时代下数字出版版权保护所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指出了当前数字出版版权保护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在此基础上，文章从立法层面、技术层面、环境层面和意识层面出发，针对如何构建完备的数字出版版权保护体系提出了几点建议。文章认为，只有健全法律法规，加强技术保护手段，改进数字出版商业模式，强化各方版权保护意识，完善大数据时代数字出版版权保护机制，才能更好更快地推动数字出版事业朝健康、规范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黄勤龙，马兆丰. 云计算环境中支持隐私保护的数字版权保护方案[J]. 通信学报，2014（2）：25-29.

[2]张立伟，衣保中. 促进数字出版产业健康发展的思路与对策[J]. 经济纵横，2016（7）：69-73.

[3]杜永红. 促进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对策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2015（5）：157-160.

[4]付婉莹，薛创. 基于大数据的数字出版模式研究[J]. 出版发行研究，2016（11）：95-99.

[5]杨海平，石蕊. 新常态下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态势与路径选择——以江苏数字出版产业实践为例[J]. 出版发行研究，2016（10）：33-36.

作者：李婷?刘广登

学术版权侵权研讨论文 篇2：

网络文学版权保护探析

[摘 要] 侵犯网络文学著作权尤其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现象在当下十分严重。侵权的模式包括 “云霄阁模式”和“百度模式”。它的背后既体现了社会公众、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版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也是互联网精神、权利意识和商业模式三者博弈的结果。解决侵犯网络文学版权的问题需要注重培育公众正确的互联网意识、完善法律制度建设、创新文学网站的盈利模式及大力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保护网络文学著作权对创新虚拟社会管理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网络文学；信息网络传播权；利益平衡；社会管理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事业得到迅速发展，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网络文学的广泛传播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但在这个过程中，严重的侵犯版权的现象也与之相伴而生，如果不能恰当处理这些问题，则必然会对网络环境的净化、相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乃至人民群众娱乐生活的质量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在举国上下奋力创新社会管理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当代社会重要有机组成部分的虚拟社会，同样需要用发展的眼光、创新的态度来审视自身的问题，探寻新的前进道路。

在上述侵犯版权的现象中，对网络文学版权的侵权尤为严重。近年来，已经有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并取得不少成果。本文将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在创新社会管理的精神指导下，结合最新颁布的法律文件，对侵犯网络文学版权的现象作系统的梳理与分析。

二、作为一种现象的网络文学

所谓网络文学，指的是通过互联网发表或传播的小说、散文、诗歌、连载漫画等文学作品，包括但不限于通过互联网首次发表的网络原创文学作品[1]。截至 2012 年 12 月底，我国网络文学用户数为 2.33 亿，网民网络文学的使用率为 41.4%[2]，相关市场规模超亿元。根据最新发布的“网络作家富豪榜”，排名前20的作家五年（2007-2012）的版税收入达到1.77亿元[3]。然而，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历年来的统计，我国网络文学用户数和网民使用率在近几年内持续慢于整体互联网的发展。究其原因，除了低门槛造成网络文学作品大部分质量较低、网络文学的文学性逐渐削弱、作品类型化现象日益严重以外[4]，猖獗的盗版形势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据《2010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调查显示，目前大型盗版网站约有10万多家，中小型盗版网站有数百万家，每年盗版市场规模高达50亿元[5]。盗版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将直接影响网络文学产业未来发展的命运，而这需要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的努力。

三、侵犯网络文学版权的两种主要模式

对网络文学版权的侵权行为涉及多种权利类型，但其中最主要的是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作者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具体而言，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形式主要又可分为两种，本文将其分别称之为“云霄阁模式”和“百度模式”。

（一）云霄阁模式

2008年，被称为全国首例网络文学侵权案的“起点诉云霄阁案”在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两名被告人分别以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该案中，两名被告人共同出资创办“云霄阁网”，通过专门技术手段从各个文学网站上采集版权作品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并通过网站上发布的有偿广告获取经济利益。该网站曾一度成为中文网站访问量排名第二、日访问量达二十多万独立IP、二百多万人次的大规模网站，给相关权利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6]。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云霄阁网”的运作模式正是当下相当多的盗版文学网站的运作模式，它们利用各种手段获取正版网站上需付费阅读的内容，转而在自己的网站上进行发布，通过吸引点击率换取广告收入。“云霄阁案”的判决并未对此产生抑制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便在于它们的数量过于庞大，能够被锁定并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永远是少数。在这种侥幸心理的引导下，加上谋求经济利益的动机，盗版文学网站的数量越来越多，造成的危害也越来越大。

（二）百度模式

2010年以来，百度及其旗下的百度文库就不断陷入与著作权人及相关组织的纷争之中。一些组织与个人纷纷要求百度文库删除相关侵权作品，并提起诉讼。2011年，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对“盛大诉百度”一案作出一审宣判，要求百度公司立即停止对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行为，并赔偿盛大文学相应的经济损失。2012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韩寒、郝群（笔名慕容雪村）、韩瑷莲（笔名何马）诉百度案作出判决，要求百度赔偿权利人相关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7]。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与“云霄阁模式”中网站运营者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不同，百度文库仅仅作为一个平台在运作，本身并不直接实施侵权的行为，上传下载行为均由广大网民自发进行，因此百度认为自己应当受到“避风港原则”的保护。然而百度的这种观点遭受广泛的质疑，并且显然没有得到法院的认可。

围绕着“百度案”，核心的争议是“避风港原则”和“红旗原则”是否以及应当如何适用。所谓“避风港原则”，简而言之即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权利人相关通知之后及时履行删除义务则无需承担侵权责任；而“红旗原则”指的是若侵权行为足够明显使得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应知侵权行为的存在，则其应当主动履行删除义务，否则就要承担侵权责任。

这两项原则在我国之前的立法中均有一定程度的体现但不够具体，尤其是对于“红旗原则”，什么样的情形构成“明知和应知”在之前的法律文件中均不见详细阐述。而2012年11月26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避风港原则”和“红旗原则”做了具体化和明确化的规定。

《规定》第八条明确指出：“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对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主动进行审查的，人民法院不应据此认定其具有过错。”同时，第八条也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的前提在于是否有过错，即是否“明知或应知”网络用户存在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从第九条到第十四条，《规定》以列举的方式详细阐述了哪些情形构成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明知或者应知”。如此详细的规定，将会为日后规范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保护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小结

无论是直接提供侵权内容的“云霄阁模式”还是仅提供储存空间的“百度模式”，从本质上来说，都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直接或间接的侵权。因此无论是舆论还是法律，都将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批评和规制的主要对象。然而，在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现象的背后，是否存在更加深层次的原因？

四、网络文学版权背后的三种利益平衡

《规定》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指出：“人民法院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在依法行使裁量权时，应当兼顾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互联网时代，数字传播技术的运用和发展大大提升了网络用户传播侵权复制品的能力，但鉴于网络用户数量庞大、侵权行为具有隐蔽性，使得追究网络用户的法律责任不仅不可行而且也不具有经济性。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服务提供者几乎是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责任承担者，因为正是它们的存在在客观上为大量的分散的网络用户的网络传播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并使侵权作品迅速传播，给权利人的利益带来危害，而它们直接或者间接地从网络用户的行为中获取利益。因此，由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已经成为各国立法和国际条约的发展趋势。但矫枉不能过正，在制裁网络服务提供者直接或间接侵权行为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到信息网络是新兴产业和知识经济的重要载体，信息网络的发展对于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既让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相应的责任，又不能使其承担过重的负担，这是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中平衡著作权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利益的基本原则。从《规定》的全文来看，处处无不体现着既要保护著作权人权利又不过分寻求对知识的垄断、既要追究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又不限制信息网络产业的发展、既要满足社会公众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又不对其肆意侵权的行为姑息纵容的精神。

然而，从更深层次的方面进行分析，网络文学版权保护之争的背后更体现了互联网精神、权利意识和商业模式三者之间的博弈与平衡。当前，各主流文学网站采取的都是付费阅读的模式，收取的费用在网站和作者之间进行分成，从网站和作者的角度来看，这种收费是合理的，毕竟网站不会亏本运营，而作者也不愿无偿劳动。然而长期以来，“互联网免费”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网民广泛存在一种“搭便车”的心理，希望可以花费最低的成本而满足自己的目的。调查显示，在整体网络文学用户中，仅有9.4%的用户在阅读过程中产生过花费[8]。读者寻求免费产品的心理与文学网站收费运营的模式之间的冲突，成为盗版滋生的土壤，而版权意识的淡漠更是加重了这一问题，“云霄阁案”判决之后，经常可以看到网民对判决的质疑和不理解，即使有人认可应当对作者的权利进行保护，但在行动上仍然会选择免费的产品。可见，如何突破这种三方博弈的困境，核心仍然在于寻求文学网站盈利模式的创新。

五、保护网络文学版权的四种措施

（一）培育公众正确的互联网精神

互联网从诞生之日起就天然包含着开放与免费的内涵，但更重要的是，它同样包含着“创新”的要素。开放与免费是为了让智力劳动的成果可以让更多的人分享，在分享的基础上实现创新，从而更好地推动社会的进步。因此，过分地强调免费而忽视创新，是对互联网精神的误读与曲解。过分追求免费的心态只能打消人们参与创新的积极性，更加难以实现社会整体的发展。这从网络文学发展的现状就可见一斑，原创性内容越来越少，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作者之间的相互抄袭几乎泛滥，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本原因便在于在免费精神的影响下，作者的劳动成果无法得到尊重，使作者不愿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创新和创作。长此以往，甚至会导致整个网络文学产业的崩溃与没落。因此，在承认公众心中普遍的免费精神的同时，更需要引导群众正确、全面地看待问题，认识到除免费之外，创新也是互联网精神的一部分甚至是其中更加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这涉及整个产业和社会的未来。

（二）完善著作权保护制度

有研究者已经指出，我国《著作权法》的制定与修改均产生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因此在内容上存在某些不能自洽的局面，而正在进行的《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所面对的外部环境相对从容，因此这次修改也肩负着打开我国著作权保护新局面的历史重任[9]。从已经公布的《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来看，在很多方面已经取得重大的进步，其中修改草案第二稿第六十九条尤其提到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而2012年底公布的《规定》，更是使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更加完善。虽然在实践中有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例如有关侵权行为的证据保全与公证，但相信假以时日，必然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理。

（三）创新文学网站的盈利模式

前文已经指出，在互联网精神、权利意识和商业模式三者的冲突与平衡中，寻求商业模式的创新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无论是公众意识的培养还是法律制度的完善，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商业模式的创新与改变更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根据文学网站与签约作者之间签订的合同，网站不仅取得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使用许可，甚至还得到了对作品进行改编和演绎的优先权。因此文学网站不应当仅局限于通过付费阅读的模式来获得收入，而是可以考虑将自己作为版权运营平台，推动和促进作品的演绎和改编。例如有些网络文学已经被制作成游戏和电影，并取得了更高的收入。在版权多样化经营的模式下，或许某一天文学网站也可以向公众提供彻底免费的作品。

（四）鼓励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

在中央所提倡的社会管理创新中，最核心的内容包括“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其中社会协同指的就是社会组织的培养和参与。在著作权保护领域，除了权利人自发的维权，集体管理组织也扮演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作为唯一的文字作品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在著作权的集体管理与保护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与百度有关的一系列著作权纠纷中，均可以看到其积极组织维权的身影。在网络时代，权利的使用变得越来越碎片化和经常化，而对权利的侵犯也远远超出了个人能够应对的范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重要社会组织的集体管理组织，更需要发挥好自身在社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充分地保护好著作权人的权利，促进版权市场的良好运行。

六、结语

虚拟社会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对象之一。实现虚拟社会健康、有序、稳定的发展，对促进社会进步、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虚拟社会中也存在着诸多不健康、不正常的现象，侵犯版权的行为即是其中之一。尊重智力劳动成果、维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促进相关产业有序的发展正是虚拟社会管理应有的题中之义。本文以网络文学的侵权为例进行分析，探寻版权之下深层次的利益纠纷，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希望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从而实现社会整体的稳定与发展。

[参考文献]

[1][8]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调研报告[EB/OL].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fzzx/qwfb/201108/t20110819_31139.htm.

[2][4]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301/t2013

0115_38508.htm.

[3]第七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子榜单 网络作家富豪榜首次发布[EB/OL].http：//news.huaxi100.com/show-31-172413-1.html.

[5]网络文学版权保护研讨会文字实录[EB/OL]. http：//wlwx.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45772.

[6]洪文光.网络小说的刑法保护[J].中国检察官，2010 （1）：p37～38.

[7]黄霄旭.网络文学版权保护的现状与未来——基于对盛大文学的分析考察[J].出版科学，2012（1）：p61～66.

[9]王迁.著作权法借鉴国际条约与国外立法：问题与对策[J].中国法学，2012（3）：p28～38.

作者：朱文龙

学术版权侵权研讨论文 篇3：

规避侵权风险意识下的认知误区案例述略

[摘要]以案例解读方式，展现一个自建库共享认识中自相矛盾的问题。认为版权保护为由拒绝共享，实际上有版权保护认识不足的因素，也有对图书馆共享职业使命认识不足的因素。

[关键词]侵权风险；自建库；高校图书馆

图书馆在知识产权角度的版权保护声明及有关措施实施，主要是为了站在中立位置去平衡各方利益，同时也为了追求科学知识的有效传播，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而力争突破知识传播的各种阻力。面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图书馆的角色很重要，既是版权利益方的保护者，也是间接维护读者“合理使用”的维权者。因为在版权保护的道路上，更多的是来自版权人的利益扩张，因此图书馆人既要规避知识产权侵权风险，避免引起法律纠纷影响正常工作业务的开展，也要促进知识的传播，尤其是在数字化时代，图书馆人担负的版权保护及维权使命更为复杂。如果不能正确认识版权立法的双重意义，就会在数字化建设中裹足不前，甚至出现认识误区。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以下选择广东高职院校图书馆的自建库来举例讨论引述。

1以版权保护为由拒绝共享的案例

广东高职院校有79所（依据2014年年底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每年有些数量变化，例如有新晋升为本科院校的，有新增为高职院校的，但基本上总数量保持在全国前两名，仅次于江苏省。据不完全统计，这79所高职院校图书馆有18个院校图书馆建有自建特色库，合计有78个自建库，但仅有27个自建库可提供校外访问。78个自建库中，有的是创建以来仅维持不到一年时间，采集的记录也稀少，难以形成规模，没有吸引力，几乎不值得关注。而对于一些频频宣传具有特色的自建库却不提供校外访问，则有必要引起讨论了。例如，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的刘分明于2009年提到，该馆从建馆之初，就注重对女性人物、女性学资源的采购，努力成为华南地区女性资料中心和女性知识宝库。建库时，选好了中国女性人物库的建库平台、内容框架、元数据，然后对馆藏的纸质资源、电子资源进行采集、标引和发布[1]。该校的办学特色之一是，通过校企合作共同建设并以市场化方式运营面向学院和社会的一体化数字化女性职业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广东女性职业教育云”。该馆馆员发表过有关该特色库的介绍文章，如《人物专题数据库的构建及其数据挖掘探索——以中国女性人物专题数据库构建为例》（2010年《现代情报》）、《基于Hdwiki构建中国女性人物资源库》（2010年《图书馆学刊》）、《女校图书馆如何加强女性特色资源建设》（2005年《全国新书目》）、《浅谈高职女子学院特色馆藏的建设》（2012年《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这个特色自建库的建设者，既重视建设，又重视研究论文方式的宣传。但是，该特色库外界却无法浏览。通过咨询该馆馆员，了解到该女性特色库包括有女性学著作、妇女干部培训资料、女性问题专题库、教师著作、教师课件等，但因资源丰富，反倒担心引起知识产权的纠纷，也就完全不对校外网的读者公开所有信息。这种建库方式，站在校外读者角度来看，并不受欢迎。站在行业角度来看，CALIS宣传的自建库要求，含项目管理、资源内容、资源组织、服务功能、共享能力等五类评判要素，共享是其中一个评价指标，缺乏共享能力的自建库应该在此找找差距。

2借案例递进分析建设误区

从女性资源为特色的自建库介绍资料看，是比较典型的案例。首先，该自建库并不是为了迎接评估考核而简单速成的应景之作。是从建馆起就注重特色收藏。其次，女性特色库中的“中国女性人物专题数据库”曾是广东省高校图工委2007年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以课题研究形式带动自建库的建设，就有较高的建设视野，例如会做较多前期调研，了解行业动态，了解可供参考的榜样案例。其中调研过暨南大学图书馆构建的“华人华侨人物专题数据库”，认为华人华侨人物专题数据库仅停留在传统信息检索用途上，缺乏对专题库的深层次知识发现，因此有计划让中国女性人物专题数据库超越现有的业界状态。再次，女性资源为特色的自建库具有鲜明的主题特色，也有深厚的馆藏建设资金背景，因为所依托的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本身就是一所职业特色鲜明的学校。2012年12月，该校还联合近百家政府机构、行业、企业、研究机构、社会组织和高等院校、中职学校，牵头打造了我国首个女性职业教育集团。

自建库向社会开放有两种方案：第一种，鼓励向同行业看齐。例如，CALIS三期特色自建库项目中，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的“旅游特色数据库”（项目编号4401-SH-101）就给予开放共享。又如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承建的数字控制技术特色资源库（浙江省数字图书馆建设项目中的特色资源库之一），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承建的“宁波市纺织服装特色数字文献资源库”（图文内容丰富、更新快、共享程度高、使用的版权要求清晰），都可以提供参考、借鉴。有了同行榜样做示范后，一般比较容易跨越地理行政区域去向优质自建库看齐。第二种，非简单说教去指引向共享程度较高的单位看齐，而是要深入了解共享后出现的问题。随着建库规模的扩大，资源涉及的内容较多，尤其是原创性的原生资源，轻易上网公开会有较多侵权风险。因为作为一个特色鲜明的自建库，又有较长时间的历史沉淀，很容易以独特性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例如，温州图书馆1999年创办“中国鞋都图书馆”[2]之时，就充分获取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女性特色库一旦完全公开化访问，且又有独特资源可免费获取，自然也会提升知名度，继而获得更多的外部援助资源，同时，也可能引起使用中的版权纠纷问题。总之，既然开放共享可明显带来发展、创新、提升，为何不走向公众共享？从根本上来说，核心就是要解决如何规避版权侵权风险的问题。

接着，我们再说一说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的其他自建库，例如，以该馆读者服务部出版的《高职教育信息参考》数据库为例，2011—2015年，合计出版了14期。以原文转载的形式全文再现了各类杂志社的文章、学术论文[3]。没有IP地址限制，直接可下载。以汇编形式形成所谓的二次文献库，实际上没解决好版权问题，为何又如此大胆地走向公众共享？通过咨询了解到，原来该馆的个别馆员认为图书馆购买了原文数据库，然后，圖书馆员从购买的数据库里转录原文并形成汇编作品数据库，就以为非侵权行为。很显然，这是对版权保护存在认识误区，以为购买行为就是默认版权转让。

综上，存在双重认识，因此会出现两种典型的展示方式：一种是实际侵权却意识不到，继续提供全文下载、浏览；一种是可规避侵权风险，可局部提供内容共享，却完全封闭公网读者的访问渠道。可见，自建库的侵权风险规避问题，往往因认知不足，才是导致个别图书馆本有能力提供自建库共享却不能共享的深层原因之一。

3今后建议

31 促进提升图书馆角度的版权保护全面认识

近十年来，发生了一些涉及图书馆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例，让“合理使用”“规避侵权”“保护版权”成了图书馆行业的热门话题。这也跟数字化资源兴起后，馆藏服务复合化发展有关。因为在互联网下，知识资源的传播力度加大了，数字化的“复制、粘贴”降低了复制成本，侵权行为来得更容易。为了在新的环境下寻找新的平衡，版权拥有者会为了充分保障自身利益来提出新的诉求，甚至要求修改版权法来规范新秩序。图书馆行业虽然在著作权保护范围内有一定的豁免空间，但也被捆绑加入了变革列车。通过图书馆学术界、实践部门的交流、探讨，已让相当一部分图书馆自觉、自律地扮演起知识产权保护者的角色。在香港，公立图书馆的馆长需要不定期参加特区政府知识产权署举办的相关讲座及研讨会来加强对版权保护的认识。在知名院校图书馆里，一些图书馆纷纷制定了电子资源的使用规则，从制度上去强调行为准则。有的还在图书馆网站上做了版权保护的公告声明。有的学者也引入国外知名大学图书馆设置“版权馆员”的介绍。从研究的内容及层次来看，似乎图书馆在版权保护领域已有了很大的认识提升。例如都普遍知道版权保护的重要作用，都了解侵权风险规避的重要意义。尤其是自建库，都几乎能意识到有的资源是不能随意进入公有领域的，有的图书馆还会在使用方式上做限定，例如要求在馆内建筑物范围内或规定IP范围内来阅读。

但是，以本文中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的案例来看，却明显看出版权保护有认识的差距。例如，自建的电子版《高职教育参考》原文转载他人的全文文献，提供给公网范围内的读者使用，而同时，自建的女性特色库却丝毫不提供检索线索。这种内在的矛盾出现，足以说明图书馆行业还需要再深入认识版权保护的细节问题。因为侵权的界定有模糊认识空间，也就容易混淆作业方式。诸如电子版《高职教育参考》，一般归属为图书馆举办的内部刊物，以数字化方式提供公益免费在线阅读及下载，但因为是简单汇编加工，明显具有自建库特色、特点。从笔者的抽样调研来看：1）清远职业技术学院通过馆刊《信息文萃》，为广大读者提供国内外职业教育最新动态的信息情报服务（2007—2013年为止）。2）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图书馆从属教务处）为给学院教职员工构筑一个获取高职高专教育信息的服务平台，持续提供高职高专院校相关的信息资讯（定期编辑发布《信息服务通讯》），以促进共享高职高专教育先进理念。由教学处编，图书馆发布。3）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图书馆的信息咨询部也创办有《高职教育信息参考》。2006年至2015年已经办了10年共56期，广泛转载媒体资料的全文信息而深受学院领导和教研人员的好评。这些案例的完全开放共享，都足够说明图书馆界的一些从业人员并没有完整了解清楚自建库的侵权界定细节，以为馆办汇编刊物的形式就可以合理转载、传播他人的全文信息。

2010年4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出版改编、翻译、注释、整理、汇编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应当取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汇编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的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如果没有深入认识，就会有双重标准，例如，过分担忧侵权风险而完全拒绝共享自建库；以馆办电子刊物的名义建立资源库时，就逾越版权保护的豁免例外，严重侵权却还认为共享有理。这种矛盾的认识及实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图书馆人还需加强版权保护的全面认识。

32 促进认同信息资源共享是图书馆的职业使命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拒绝共享自建的女性特色库，可以拥有很多合理的理由来解释。除了规避侵权的理由，还可以从技术层面来说明，例如避免服务器的访问压力。但从整个信息资源共享事业发展的角度看，图书馆应该加强“共享”的普遍认同才有发展。

第一，共享可以分阶段执行。例如自建库可以进阶方式展现资源内容，不能让公网读者查看的全文信息做一个阅读锁定，可以查看的篇名目次信息则完全公开。这样，版权拥有者既可以感受到图书馆对其版权的关注及重视，也可感受到透过图书馆自建资源库平台去宣传自身作品，加强行业内交流，对其个人职业生涯发展也明显有利。这种分阶段共享的做法也可以逐步引导版权拥有者认识到图书馆保存其版权资料信息的重要作用，进而加强共享合作。例如，在日本，有的高校图书馆为了加强机构库建设，在读者交流中下了不少营销、推荐功夫[4]。例如，让读者提供全文文献给图书馆后，图书馆会给予宣传，让读者觉得除出版行业的平台可以获得交流外，在图书馆行业系统内的资源共建共享平台上也可获得推荐及展示的机会。自建库就逐渐聚集支持的人气。日本高校图书馆重视与读者的互动，绞尽脑汁使用各种行动计划来促进读者参与共享版权资源，让日本的机构库建设能在没有政府政策、经费资助的前提下快速发展。2013年12月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全球研究型图书馆创新奖（SPIRL）”的评选活动中，日本机构知识库在线（Japanese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Online）项目就获得了表彰奖。这种一步步促进资源共享的自建库建设方法很值得我们学习。

第二，加强共享才能让图书馆行业整体提升对版权方的反抗力度。版权法的修订及历年来的司法纠纷判例，都是在图书馆促进共享的道路上不可缺少的再平衡。在光电复印时代，因为复印机的问世，让个别出版社担心新技术会影响其潜在的收益，引起过司法纠纷[5]。在网络时代，电脑拷贝方式的出现，又再次让出版社机构及版权人带来新的疑虑，计算机在线传递、复制技术也给版权制度形成新的冲击。社会公众只要掌握了网络条件下的复制、传播技术，就容易对版权人的利益造成威胁，即在数字环境下，公众跟版权人的社会竞争力趋于平等，“合理使用”的条款自然而然地要接受时代的挑战。文献共享的博弈范围随着互联网生活方式的深入，超出了图书馆与作者、出版社之间的传统架构，社会大众也加入了。例如，亚伦·斯沃茨自杀事件，当事人曾被指控在JSTOR非法下载大量学术期刊文章，并遭联邦政府起诉被捕，面临百万美元罚款和最高35年徒刑[6]。在新的时代更为复杂的背景下，图书馆更应该促进共享，引领社会大众对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向往，而不是为了规避侵权处处防范。而且，只要往前走，就会有新的进步，就会给读者带来新的共享体验。例如，由HathiTrust数字图书基金会成立的HathiTrust数字图书馆，读者只要链接上互联网就可以免费下载进入公有领域的整本电子图书（含孤儿作品）。而且2014年6月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作家协会（Authors Guild）訴Hathi Trust的原判，裁定向打印有障碍的人群提供全文检索数据库和获取途径属于合理使用[7]。该司法案例又进一步促进了合理使用的延伸解读。

第三，信息共享应是图书馆行业的职业使命。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于1974年提出世界书目控制（Universal Bibliographic Control），并让乌托邦式理想的书目共享走向了现实舞台。至今倡导全球文献资源共享的声音也已回旋几十年了[8]。每当我们发现一些国内图书馆声称自建有特色资源库，或者参与了CALIS组织的立项建库工作，却不给予提供访问链接，或者建库完成获得奖励之后就不再更新，不再提供链接。这种工作方式，不仅是伤害了读者的阅读热情，也严重影响了图书馆的职业角色定位。必须对资源共享有整体再认识，避免以规避侵权为新的拒绝共享借口。

[参考文献]

[1]刘分明.高职院校专题特色数据库的建设与思考——以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情报探索，2009（3）：64—66.

[2]郑笑笑，仇杨坪.面向地方经济建立服装图书馆——温州市图书馆特色服务的又一举措[J].图书馆建设，2004（6）：48—50.

[3]高职教育信息参考.http：∥www.gdfs.edu.cnbumentueducatefourteen.html.

[4]Tsuchide I，Nishizono Y，Suzuki M，et al. Hita-Hita： Open Access and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in Japan Ten Years On.[2014-01-29]. http：∥www.ariadne.ac.ukissue71tsuchide-et-al.

[5]WILLIAMS & WILKINSOMPANY v.THE UNITED STATES.[2008-11-20].http：∥fairuse.stanford.edu.

[6]Open-Access Advocate Is Arrested for Huge Download.[2013-01-16]. http：∥www.overclock.nett1071256nyt-open-access-advocate-is-arrested-for-huge-download.

[7]刘文琦.关于美国作家协会等诉Hathi Trust案合理使用认定的评述[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14（6）：79—84.

[8]程焕文.世界书目控制：现状、趋势和策略[J].中山大学学报（哲學社会科学版），1990（2）：111—118.

作者：王洪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