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品质医学论文

摘要：“死亡品质”是相对于“生活品质”而提出的全新概念。“死亡品质”意谓临终者“身、心、灵”都能得到良好照护，实现“尊严、幸福”死亡。“死亡品质”在哲学视域审视下是生命尊严、社会人文关怀终极实现的体现，但在当下，由于受传统“忌死”文化、过度医疗救治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国民死亡品质位列世界倒数。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死亡品质医学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死亡品质医学论文 篇1：

切实重视临床医学中医学人文精神的培养和彰显

摘　要：医学是最具人文传统的一门学科，但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临床医学中出现了淡化和缺失人文精神的现象，究其原因在西方医学技术主义的影响下，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中国医学界也表现出技术化、商品化的倾向，又高科技引致医学领域的巨大发展所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既反映出对人文精神的淡化和缺失，又表明急切需要医学人文精神的回归。因此，要十分重视医学人文精神的培养和彰显。在临床医学中通过进一步确立“以病人为中心”、“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理念，加强医学人文精神的培养和树立，注重医院管理者的表率示范作用，营造浓厚的为病人的人性化服务氛围，做好对医学生的医学人文教育以及对社会进行正确的死亡教育等。

关键词：医学人文精神；培养；彰显；临床医学

自古以来，医学就一直被认为是最具人文传统的一门学科，医生是最富含人情味的职业。在中国古代，医生被誉为“仁爱之士”，行医治病、施药济人是悬壶济世，施仁爱于他人。医学被称为“仁术”，十分重视医疗实践的伦理价值，强调医疗活动以病人而不是以疾病为中心，在诊断治疗过程中贯穿尊重病人、关怀病人的思想，主张建立医患之间的合作关系等等。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的“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求含灵之苦……勿避险希、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的论述，是对医学是“仁学”、医者是“仁者”的集中概括。在非典中、在汶川大地震中，这些宝贵的医学人文精神遗产在现代社会仍闪耀着诱人的光芒。当代中国医务工作者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大医精诚”的优良传统，奏响了中华民族昂扬向上、不屈不挠的时代精神的最强音。他们无私无畏、顽强拼搏的精神，将永远为人民和历史所铭记。但毋庸讳言，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临床医学中出现了淡化和缺失人文精神的现象，究其原因是在西方医学技术主义的影响下，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中国医学界也表现出技术化、商品化的倾向，又高科技引致医学领域的巨大发展所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既反映出对人文精神的淡化和缺失，又表明急切需要医学人文精神的回归。因此，要十分重视医学人文精神的培养和彰显。在临床医学中通过进一步确立“以病人为中心”、“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理念，加强医学人文精神的培养和树立和医院管理者的表率示范作用，营造浓厚的为病人的人性化服务氛围，做好对医学生的医学人文教育，以及对社会进行正确的死亡教育等。

一、临床医学中淡化和缺失医学人文精神的原因分析

医学目的是诊断、治疗、预防和控制疾病，维持人的体魄、心理健康。要达到这一点，就不仅要在个体、系统、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等微观层面上，而且要从家庭、社会、生物界、地球等宏观环境上，去揭示和把握生命、健康、疾病、衰老、死亡等基本现象的本质和相互联系。医学的对象是人，而且是社会的人，因此，这将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哲学的精神思维、文学的心灵情感、经济学的利益权衡、法学的权利维护、伦理学的道德培养等人文社会科学内容。这也决定了医生不但要了解疾病、了解健康，了解患病的人、了解和認识社会，而且还要做到正确了解疾病（医学知识）、人（人文知识）、社会（社会知识）之间的关系，这既是医学社会性、艺术性、知识性的体现，更是得以完整地把握疾病之所在的必然要求。但遗憾的是相当时间以来，临床医学中出现了淡化和缺失人文精神的现象，究其原因在西方医学技术主义的影响下，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中国医学界也表现出技术化、商品化的倾向，又高科技引致医学领域的巨大发展所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既反映出对人文精神的淡化和缺失，又表明急切需要医学人文精神的回归。

1.技术化，把病人只看做疾病的载体、医疗技术施与的对象，医患之间很少交流，对病人的体验毫不关心。不断涌现的现代化诊断、治疗技术，将医生的注意力吸引到寻找致病原因、分析数据、发现细胞或分子的结构和功能变化上。而为了更准确、有效地诊治疾病，按疾病的不同位置或类型分类的临床专科和亚专科也纷纷建立，使病人越来越被简化为因机体的某一部位损伤或功能失常需要修理和更换零件的生命机器。医学专业化的发展同样也导致了医疗保健程序的分解，病人被分解为病因、病原、症状、体征等单个的词素，病人受疾病的痛苦也纷纷被转化为检验单上的数值和各类影像图片。这样不可避免地出现：作为一个病人为病所代替，作为一个病人的整体，在现代医学诊疗过程中被逐渐消解了。

2.商业化，把病人只看做消费的主体，导致医学边界的无限扩张，医疗腐败现象的屡见不鲜，从而使自称救死扶伤的医疗保健，实际成了追逐利润、获得红包和回扣的活动，首先表现在追求目的上的差异。市场经济谋求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始终与医疗保健服务谋求的人类的最高价值观念处于一种无法消融的紧张对立之中，医学人文精神已无一席之地。

3.在行为上医疗保健服务的市场取向恶化。一方面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畸形健康文化的消费。一方面在利益的驱动下导致医学造假现象的滋生，使医学的科学性、客观性、权威性严重受损，使患者的健康受到威胁。而医生承担着医疗消费的“守门”和“射门”的职责，而市场化的取向在医务人员的思想观念上产生一种“生命之中不能承受之重”的惶恐感。在行动上医生的社会角色发生改变，在医患关系上造成恶化以及纠纷的增多。在红包、回扣的诱惑下，有的医生失却了最起码的医学良心，结果是医疗服务的异化，临床医学的人文色彩日益模糊和淡薄。人文精神与临床医学渐行渐远。

4.特别是市场化和商业化的结合，更使医学人文精神无立足之地。因为一方面商业化以技术万能为支撑，拜金主义畅行无阻；另一方面技术化在商业化的支撑下，唯技术主义则获得动力并日益巩固。

5.由高科技引致医学领域的巨大发展，面对克隆人、人工大脑等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尚难预料的潜在影响，面对生命维持系统模糊了生与死界限的现象以及转基因动物器官移植将突破种间屏障等新情况，一方面昭示着人类需要大力发展医学技术以保障和促进自身的健康，不得不突破传统观念，重建价值观、道德观；另一方面人类必须高度警惕高新技术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设法确保使之为人类利益服务，避免其消极作用，同时又必须以人文精神确保技术应用的正当性。而当前医疗实践中出现了医学发展原所未料到的诸多负面后果：其一，出现了以药物保障健康的现代迷信，沉迷于各种相关药物的摄入，出现了新的健康问题；其二，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的增加；其三，临床医学昂贵的治疗挽救了某些危重病人的生命，但并不能根本解决健康，甚至仅仅只是依靠现代的科技手段被呼吸、心跳；上述这些问题，需要对人文精神的把握和内化，需要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渗透与融合。

6. 20世纪70年代以后，医疗高新技术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其一，医学的非人性化趋势和医患关系的物化现象；其二，因高技术应用带来的稀有卫生资源分配的公正与否问题；其三，试管婴儿、脑死亡标准产生的负面效应，以及医疗保健非人格化倾向；其四，对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发展持谨慎态度，并对其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出现恐惧。诸如此类出现的医学与人文精神的断裂和异化，急切需要医学实行新的转向，需要人文精神的关注。也就是需要重视人的价值，需要将病人看做一个完整的人，需要借助人文科学来理解和解释人的疾病、病痛和死亡等，需要重视临床医学的技艺性、艺术性和注重医患的情感交流。

二、切实重视培养和彰显医学人文精神的基本要求

医学人文精神的作用实际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功能，即它既是医学的灵魂，将关爱生命、敬畏生命的理念渗透于一切医学技术中；同时，它又作为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入医疗和保健服务，发挥其从人文、社会、心理和行为等方面消除疾病和增进健康。正如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普朗克所指出的：“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整体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事物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物理学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链条，这是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因此，在临床上重视和彰显医学人文精神是一项系统工程，贯穿于整个现代诊疗活动的全过程，需要整个而立体地重视医学诊疗对象的“点、线、面”，所谓“点”就是完整地把握疾病之所在；“线”就是疾病的发展及转归；“面”就是诊疗对象所及的医学、人文、社会等问题的方方面面，而且“点、线、面”不是一个前后相继的关系，而始终是一个浑然一体的动态过程。

1.进一步增强“以病人为中心”、“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理念，消除技术化、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倾向。明确医学行为是医学科学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医学实践是医学科学活动与社会活动的统一。医疗实践告诉我们：科学医学只是指导什么是正确有效的治疗，而与如何达到好的治疗尚有诸多距离。因此，为了真正使治疗达到 “好”的境界和“好”的实际，这就要在由“以病人为中心”、“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理念的指导下，从在生物学因素方面探寻疾病的原因和治疗的倾向，向立体化、网络化、多维度地审视健康和疾病问题转向。强调医学的目的是以人为本，医学不仅只是对疾病的治疗（cure），而且更需要对病人的关怀和照料（care）。临床不是一个天然的自然过程，而是一个社会的自然过程。因此，在临床上从医者来说，在自己的言行中贯穿“以人为本”这一目的，大医精诚。同时，努力使医学人文精神所体现的人文关爱，对生命与健康的尊重，成为具有约束性的规程和体制。如，医院新药的使用、医疗新技术的研究与应用，都要通过各种相关的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当然这不仅是医院，而且包括所及的行业、地方，直至有关最高的管理机构。又如：在医院建立伦理查房制度，使一些伦理学学者进入病房，与主管医生一起讨论诊治中伦理社会问题。再如成立医患关系调节的常设机构，以尽心做好疏通和维护医患间的和谐关系等。另外，还包括出台一些维护医患和谐与关爱的法规和条例，如《医师法》中涉及到的处理医患关系的规定以及卫生部对器官移植、辅助生殖技术的要求等，作为医院和医生都要作为具有制度性的规范来约束。

2.加强医学人文精神的培养和树立。医生是医术和医德的统一，现代社会对医疗服务提出的仁术、医术与艺术将在医务人员行为中得到统一。“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工作者之所以为医学工作者的一种职业理性知觉，它包括对医学工作者立身从业的现实规范，也包括自己对医学精神和医学价值追求的理性提升。”[1] 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科学的旗帜，是“医学工作者在现代条件下从事医学技术事业的精神支柱” [1]，医生的人文水平直接规定其医疗人文水平的诊疗实践与服务。因此，需要有理想、信念、意志、兴趣和激情等，这样才能做到在医疗活动中充分体现医学人道主义，体现人文关怀，使医学成为人文科学中最科学的，在科学中是最人道的活动。为此：其一，学习先进文化，树立先进理念。先进文化是为医者思想精神上的旗帜，只有文化的积极引领，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才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好医生。因此，作为临床医学重要载体和平台的医院，应切实把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继续教育纳入职工素质培训计划之中，应把医务员工学习、掌握生命伦理学、医学法学、卫生经济学、医学心理、医患沟通学以及医学社会学方面的知识，作为技能训练和考核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这些学习，普及并深化人文知识，培养医务员工的人文素养。医务员工本人要通过对医学人文知识的学习和把握，提高自己的医学人文素养，切实把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的提高放到同等重要的高度，从而树立以德为本、以人为本、患者至上、对病人高度负责的理念。其二，医院的业务骨干通过学习成为“德技双馨”的榜样，努力形成一个医学人文精神洋溢的和谐氛围。总之，作为对临床医生的要求和希望，除了应具备有用而必要的知识之外，还应当具有利他主义，热心、谦虚、冷静的判断、沉着、果断、不迷信。因此，尽管在临床上不以训练哲学家为目的，但要求医生把握理性思维，掌握认识医学发展的规律、特征的方法，让医生自觉地按照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研究和解决医学实践中的问题；临床上不以培训伦理学家为方向，但要使医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牢固地树立尊重人、關怀人的意识，以及高尚的职业道德而努力工作；临床上也不以培养经济学家为宗旨，但要求医生掌握卫生经济的理论和方法，用科学的态度分析医疗实践中的公平与效益问题，使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为最大多数人服务；临床上不以造就法学家为目的，但要医生应有权利观念和维权意识，依法行医，尊重病人的基本人格权和身份权，并维护自己的权利；临床上不以心理学家为指向，但要医生掌握心理分析、心理治疗的方法，使医生将心身疾病的防治作为自己的职责；临床上不以练就社会活动家为目的，但要医生善于沟通和交流，并掌握社会预防的方法，通过社会干预、健康教育等途径提高人们群众的健康水平。

3.发挥医院管理者要表率示范作用。医院管理者除自身应有较强的政治素质外，还必须具备较高的人文修养，成为医院人文精神及人文关怀的模范实践者。在制定各项规章制度、管理体制及措施办法中，在服务全院的工作中处处注意体现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这样既可以增强医院的凝聚力，激发团队精神，充分调动每一位职工的积极性，又更好地凸现和弘扬医学人文精神。

4.营造浓厚的为病人的人性化服务氛围，充分体现医学人文精神。随着社会进步和人们观念的转变，病人在知情权、参与权、隐私权及人性化服务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適应和满足这些要求，就是要让患者在就医诊疗的全过程，都能感触到尊重、关爱、公平与保护。第一，优美的就医环境。病人是一个有着特殊生理与心理需求的人群，医院环境建设应牢牢扣住病人的二重需要，努力创造出一种具有广泛兼容性和高度亲和性的有利于生理和心理的环境；第二，制定让病人感到热情、放心与方便的细致而周到的措施；第三，切实根据病人情况，在治疗检查过程中为病人选择最佳的方案、最优的价格；第四，积极开展健康教育，使病人对所患疾病有所了解，明白如何治疗、如何防治，以便调整自己，主动配合；第五，积极地与病人沟通交流，以使病人感到真切的温暖和关怀，并及时调适心理；第六，加强院后跟踪随访，指导病人的家庭康复。

5.医学院校必须做好对医学生的医学人文教育，重视医学课程设置的全面性和科学性，切实把医学人文课程群作为医学生的必修课。夯实医学人文基础，把高扬医学人文精神视为医学生的知识架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成为将来医疗实践中发挥知识力量和智慧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而在临床上彰显医学与医学人文精神不可分割的特点和品格。防止出现“在校该学不学而到临床补”的现象。因此，必须改革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增加人文内涵。当前，应确立“课程体系的改革是重点，文化氛围建设是辅助，社会实践是关键”的理念，遵循“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设置与要求必须服务于医学人才的总体培养目标，发挥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主要功能和作用就是培养人文精神和人文素质”的原则。在医学人文精神的学习和养成上，既要考虑医学教育的特点和要求，使之符合医学人才的成长规律；又要注意建立人文社会科学课程自身的体系，达到既要符合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间的相互联系和内在逻辑，又要符合医学生各种心理要素变化发展：如知、情、意、行等方面以及医学人才的成长规律。因此，医学人文课程模块的设置和改革，要注意交叉学科性课程，如医学社会学，医学伦理学、医学哲学、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史、卫生法学等课程；整合性课程，如文化与健康，社会制度与慢性病，社会公平性与卫生资源分配，生态与环境、社区卫生保健、人与自然、中国传统文化、文学与艺术、大学语文、科学方法论、卫生国情等 [3]，技能性课程，如医患沟通技巧，社会调查，健康教育技术等；讲座性课程，如病人权利与知情同意，医疗风险与法律责任的界定等内容。既要考虑各类课程间、各门课程间的相互关系，又要做好统筹选择；既要规定医学人文课程开设所占的学分比例，又要明确哪些是必修课，哪些是限选课、任选课，哪些是讲座课，哪些是要学生自己读的书等等。

6.在对社会进行健康教育的同时进行正确的死亡教育，达到正视现实、直面人生，以积极的心态追求健康，以科学的观念看待死亡。按照自然法则，有生必有死。也就是说一切生物从降生时起死亡的阴影就已经与其形影不离了，从另一角度看生命，它的发展也是不断走向死亡的过程。尽管趋于完善的社会制度、良好的环境、逐步改善的生活和日益发展的医疗技术都使人的寿命不断延长，但它毕竟是有限度的。因此，一方面应该理解医学是一个高科技、高知识和高风险的行业，医院是运用现有的技术力量和人文关怀最大限度地实行救死扶伤的地方，但不是一个绝对抗拒死亡的平台；另一方面要去除一部分人消极抗拒死亡的观念，把他们从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中解除出来。要重视濒死病人的生命品质和尊严，给他们更多的关爱和照顾而不是无谓的医疗干预，使其在精神上得到安慰，使其能最大限度地以平静的心态坦然面对和接受死亡。这同样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医学人文精神彰显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 刘典恩.论医学人文精神的重塑[J].医学与哲学，2009，(9):16.

[2] 郭永松，吕世亭.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课程的改革研究报告[J].医学与哲学，2000，(5):51-55.

[责任编辑 吴明宇]

作者：金鑫

死亡品质医学论文 篇2：

“死亡品质”的关照及其在我国当下的实现

摘要：“死亡品质”是相对于“生活品质”而提出的全新概念。“死亡品质”意谓临终者“身、心、灵”都能得到良好照护，实现“尊严、幸福”死亡。“死亡品质”在哲学视域审视下是生命尊严、社会人文关怀终极实现的体现，但在当下，由于受传统“忌死”文化、过度医疗救治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国民死亡品质位列世界倒数。积极汲取传统文化中的死亡价值思想、树立“关系生命”信念以及开展临终关怀服务是提升民众死亡品质的应由之路。

关键词：死亡品质；“身、心、灵”照护；生命炉里

“死亡品质”是相对于“生活品质”而提出的全新概念。随着经济的繁荣、科技的发展与生活水准的提高，关注生活品质、追求生活幸福指数是现代人的主流生活态度，人们认为这样是对生命意义的最终追求。其实，生命是由生、死两面构成的，重视生活品质的追求而忽略死亡品质的关注，是对生命意义的单面理解，不能全面揭示生命内涵的应有之意。

死亡品质概念最早是由台湾生死学者傅伟勋教授提出来的。我们知道，现代死亡过程在医学“关照”下其过程变得越来越可怕，“孤单、机械化以及非人化”的医学救治使现代人的死亡毫无尊严、毫无幸福可言。又由于我们几千年所形成的“重生忌死”传统文化惯性的冲击，现代人在面对死亡时内心缺少积极的精神信仰支持系统，常会表现出强烈的恐惧、愤怒、消沉、绝望等负面精神状态，不能坦然、安宁地接受死亡，因此，如傅伟勋教授这样的许多学者提出需要对“死亡品质”进行关照。其实，人的组成部分无非是身、心、精神（西方称为灵魂）三部分，这样，“死亡品质”就可以诠释为面临死亡时人的身体层面、心理层面、精神层面都能得到很好关照，“尊严、安宁”地死亡。具体包括身体免受伤害的痛苦；去除心理恐惧、悲叹、绝望等负面状态；精神（灵魂）上能够得到慰藉，且有安身立命之感。“死亡品质”的本质内涵其实就是“尊严死亡”，用傅伟勋教授的话就是：“死得像个样子、无苦无乐、心平气和。”①

在我们国家，关照“死亡品质”还要基于我国民众死亡品质世界倒数的现实。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目前60岁以上老龄人口为1.78亿，另外每年还在递增250万肿瘤患者，针对这些生命就要走向终期的民众，我们强调的依然是伤害性的过度医疗救治，致使临终患者“身、心、灵”得不到良好照护。2010年，新加坡连氏基金会和英国经济学人智库采用共同研究提出的评价临终护理水平、反映临终患者死亡品质的量表对我们国家进行测试，结果反映出我国民众的死亡品质指数位于世界40个主要国家中倒数第4位，由此可见我国民众死亡品质低下的程度。因此关注国民死亡品质及其实现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一、“死亡品质”提出的哲学意蕴

哲学是对世界和现存事物现象的终极追思，是人类具有体认、反思、实践智慧的体现。“死亡品质”的提出在哲学视域审视下具有诸多积极意蕴。

第一，死亡品质的提出揭示了生命品质包纳的应有维度。把生命维度简单理解为“生存、活着”，这是狭隘理解生命的表现，它不但无形中“缩短”了生命的实然长度，也很容易导致活在当下、急功近利的生活观的产生。其实“生和死”是生命的两个终极端点，对生命的理解理应包括“生和死”，在追求生命品质实现的过程中，既要看重生活品质，也要看重死亡品质，这样才是对生命品质维度的全面揭示。这在中外大哲学家的生命观思维里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几乎都认为死亡理应包纳在生命之中。赫拉克利特有“在我们身上，生与死、梦与醒、老与少，都始终是同一的东西”②。庄子有“死生存亡之一体者”③。死有时被看作比生还有意义，如苏格拉底认为“欲求一死，有甚于生”④。老子也认为“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⑤。更有甚者把死看作是生命的全部，海德格尔就有“人是向死存在”的论断。因此可以说，在对待生死问题时，不但要看重生、生活品质，更要看重死、追求死亡品质的实现，“生死俱善”才是对生命品质包纳维度的全面理解，用荀子的话就是：“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⑥

第二，死亡品质的提出是生命尊严终极实现的体现。百度词条中“尊严”的理解是指：“人和具有人性特征的事物，拥有应有的权利，并且这些权利被其他人和具有人性特征的事物所尊重。简而言之，尊严就是权利被尊重。”⑦很明显，尊严是指向人的各项权利得到满足、被尊重。这些权利往往是人存在时的各项权利，实现了各项权利就能体现为有尊严地活着，尊严的理解往往是停留在生的向度上。既然生命包纳着生、死，所以尊严的实现既应有生时尊严的实现，更要有死时尊严的实现。而现实中死时的尊严常是被忽略的，这种结果可以说是现代医学的“功劳”。近现代以来，医学技术在促进人的身心健康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但“技术医学”却“异化”了医学本质，即医学技术本来是人创造的，但反过来却奴役了人。尤其是在面对终期生命救治时，医学实践往往违反生死自然规律，不会顾及患者自身的需求，大量机器检查或所谓的先进仪器的过度运用成了现代医学的套路。一个走到生命尽头的人，在医学“关照”下要不断忍受心脏按压、气管插管、心脏电击以及心内注射等等惊心动魄的急救措施，身心忍受着巨大痛苦，往往很难安详离去，临终者死时的尊严要求成了医学救护中的“奢侈品”。其实，死虽是人生的最后一个环节，但不应该看作是生命的最后结束，它应是具有积极价值意义的，因为哲学思维告诉我们：最初已经昭示了最后，最后则概括了最初。所以更要考虑、顾及和满足临终者死时的各种权利和要求，在现实中就是不再受到过度医疗救治的伤害，让逝者尊严地走完自己人生的最后一段，而这最后尊严的实现则代表了生命尊严的最终极、最圆满的实现，否则就是有缺憾的尊严。

第三，死亡品质的提出是社会终极人文关怀实现的体现。人文关怀发端于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它要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尊重人的理性思考、关怀人的精神生活等，其核心在于肯定人性和人具有的价值，从而做到对人“身、心、灵”实施多方位关照。具有人文关怀的社会成为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指标函数。而现实状况是：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社会人文关怀的重要性，也在试图创造良好的出生环境、想方设法改善民众的生存状态、提倡“以人为本”，但我们却因为意识不到位或是故意寻找理由，而忽略了社会人文关怀应关怀“死亡”这个人生的最后环节。要知道，毕竟死亡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而每个人又都从未经历过，没有人能跟你交流这种经验，你也不可能对任何人言说，在各种身体和精神的痛苦折磨中，死亡便让人产生无法抗拒的恐惧和焦虑。人是社会的动物，社会组织的最终目的是人，面对死亡恐惧这一人类的众敌，去除它需要人们“抱团”来共同应对，所以去除死亡恐惧、实现对临终者“身、心、灵”的照护更需要社会人文关怀的嵌入。因此可以这样说，社会人文关怀不但应顾及到让人活得有品质，而且应顾及到让人死得有品质，这样人文关怀才可被称为终极性的实现，而这样社会文明程度才算更进了一步。

二、“死亡品质”在当下实现的困境

“死亡品质”是个美好和被期冀的词汇，但由于诸多原因，在当下实现却存在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死亡品质评价指标确立的困难性。现代死亡品质是指对临终的个体或群体临近死亡时进行照护状况的表征进行评价的概念，连氏基金会和英国经济学人智库仿照世界卫生组织评价生存质量量表开发研制出了评价死亡品质评价量表，它是从临终医疗基础环境、是否提供临终护理、临终护理开销和临终护理质量四个组别的多项评分标准指标计算出死亡品质的指数，以此来表示某个国家民众的死亡品质概数，它们也成为指导民众提升死亡品质的参数。但应注意的问题是，这里意谓的死亡品质往往是指向群体性的，是一个评价外在情况的概数，实际操作价值很小，也就是说，用来评价死亡品质的那些具体指向临终者个人的指标还没有建立，其实这样的指标也是很难确立的。内在困难有两个方面：其一，死亡是不可经验的事件。虽然每个人早晚都会遭遇死亡，这是一个无法违背的自然规律，但人人都是只能一次性地经历，无法从死亡后再返回来告知死亡过程的感受以及死后世界的情景，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无法对其经验后作出感受上的说明，所以有人把死亡形容为一个无法认知的“黑洞”，这样对个体死亡品质的评论只能是“他者”的评论，“他者”只能是一种猜测和推断，是无法言说和代替“自我”的，所以准确地把死亡情况通过评价指标反映出来是很难的。其二，死亡品质强调的是死的尊严和幸福，而幸福与否是种感受性，濒死的感受会因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民众而有所不同，即使相同国家也会因人而异，所以忽略这些情况而制定的评价民众死亡品质指标是没有多大实践价值的，这也说明了评价死亡品质指标确立的困难性。但也不能因此就认定死亡品质是一个假命题，其实我们根据人是由“身、心、精神（灵）”组成来考虑，完全可以从此三方面得到照护的情况制定指标，这样来评价死亡品质也是可以实现的。

第二，“忌死”文化制约着对死亡品质的思考。死亡品质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要考察临终者能否去除死亡恐惧心理，达致直面死亡、坦然接受死亡。对于人类来说，最大的恐惧是面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死亡是客观存在物，是人人都会面对又无人可以摆脱的最后的生命舞蹈。而死亡恐惧的产生除了是人类本能的使然外，最主要还是与人是社会主体的属性密切相关，这种主体性表明，人在社会中是具有理性、具有思想的存在，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是人在面对死亡时会产生恐惧，正如叔本华认为：“人类因为具备理性，必然产生对死亡的恐惧。”⑧而人的这种主体性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文化塑造的结果，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人的思想，因此可以说，人的恐惧死亡心理也应是文化影响的结果。在我们国家，民众普遍存在的强烈死亡恐惧心理是与传统的儒家生死文化有关的。儒家文化对死亡的认识往往体现出消极性、回避性态度，这遮蔽了人们对死亡价值和死亡品质的探求。梳理儒家生死文化观可见，“恶死、讳死、慎死、哀死”是儒家文化对死亡认识的四个维度，形成了儒家生死文化“喜生厌死”的伦理性格。“恶死”是指儒家认为死亡会对人拥有的现实一切具有终极破坏力，是最大的恶。如孟子有“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⑨。荀子也有“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⑩。“讳死”是指在儒家看来，死亡就是“不祥、阴森、晦气”等的代名词，造成对必将会到来的死亡的抵触。“讳死”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我们喜欢对死亡用不同的称谓，如“驾崩、仙逝、西归、羽化、圆寂、牺牲”等，来回避“死亡”概念和美化“死亡”概念。“慎死”就是指在儒家看来要谨慎处理和应对可能到来的疾病和死亡，尽量避免死亡，追求现实生命的价值。“子之所慎齐、战、疾”B11、“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B12等都表现出的是儒家要求人们重视生存而慎对死亡。由“慎死”进而拒斥死亡变成很正常的事情，也就会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习语。而“哀死”是指儒家在涉及处理死亡事实的时候，主张以复杂的死亡仪式的举行、后续隆重的祭祀仪式的大力操办和参加者的悲痛心情来表达对逝者的哀思。但是在丧葬祭祀仪式上往往见到的是棺材、骷髅、坟墓、招魂幡、孝衣、撕心裂肺的哭声、面无表情的一张张送葬人的脸等情景，宣传的往往也是另外一个可怕世界的现象，这些无形中对死亡参与者会产生巨大恐惧心理。总之，在儒家生死伦理文化的影响下，造成了中华民族对待死亡上的深深的恐惧心理。直至现在，这种文化传统力量的作用和惯性还始终存在着，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民众对死亡品质的思考。

第三，医疗过度干预死亡影响着民众死亡品质的提升。死亡本来是一种自然现象，人类本不应该通过外在力量进行干预，“寿终正寝”应是值得欣慰的事情。而在现实中，现代医疗凭借自身技术的发展，展现出从未有过的“傲气”，对本来被认为是属于自然规律的生死问题进行了过度的干预，现代死亡变成了“延期死亡”和“野性死亡”，死亡品质难以提升。所谓“延期死亡”就是现代人的死亡被视为一种非正常死亡，正常的死亡观念是被现代医学所拒斥的，死亡被看作是不惜任何代价来抵制的敌人。医学习惯于用自己的特长来把死亡时限托得很长很长，死亡过程表现出“无限延期”性。临终者在这种情况下打破了死亡的“自然”时限，每天都生活在死神的阴影下，浸透在浓厚的死亡气息中，咀嚼着死亡威胁的苦楚，死亡品质是可想而知的。“野性死亡”是美国著名思想家丹尼尔·卡拉汉对于现代死亡与传统死亡特征的差异性所作的定义表述，这种野性死亡可以理解为现代死亡由于受到医学技术的过度干预，失去了温情照护和关怀以致变得令人害怕，即“在这种死亡中，人们对死亡失去控制，因为死亡的方式让步于技术和制度”B13。确实是这样，现代人的死亡大都是在严格的医学程序下进行的，患者被动地被精密仪器和实验器材看护着，被选择了很多非常昂贵、非常痛苦、极度不方便的治疗，尽管只有某种好处，或者没有任何好处，只是为了满足求取无价值的生命延长，正是这些医学技术方法和手段的运用给一些濒临者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痛苦。罗斯在《论死亡和濒临死亡》中给我们描绘出了现代医学面对临终患者一片“忙碌”的图景：“他可能迫切需要休息、宁静、尊严。但他得到的是输血、输液、心脏机或器官切开（如有必要的话）。他可能只希望有那么一个人，哪怕停下来一分钟，让他只问一个问题——但是他得到的却是一打人昼夜不停的忙碌，他们满脑子考虑的都是他的心率、脉搏、心电图、肺部机能，他的分泌物、排泄物，如此等等，就是没考虑到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B14这些做法使临终者常常处于强烈的不安状态，“身、心、灵”得不到照护。也正如罗斯所言：现如今，死亡的过程在许多方面都变得令人嫌恶，即变得更加的孤独，更加的机械化，更加的缺乏人性……由于病人常常会被迫离开他熟悉的环境、急匆匆送进急救室，死亡的过程变得孤独而没有人情味。B15临终者普遍会遭遇到“野性死亡”方式的看护，死亡品质成为问题也就不足为奇。

三、“死亡品质”在当下实现的路径

死亡品质的探求关涉死亡这个敏感、严肃的问题，在我们国家探讨这个问题面临着种种困难，目前提升我国民众的死亡品质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要汲取传统文化中对死亡价值的认识从而穿透死亡

一般认为，儒家“忌死”文化影响民众躲避思考死亡，不能认识死亡的“真面目”，所以实现民众死亡品质的提升，需要对死亡进行“脱敏”，透视死亡、认识死亡具有的积极价值，才能直面死亡。这还需要回到我们传统文化对死亡价值的认识上来，也只有文化的解读才能揭示死亡价值的内涵所在。需要首先澄清一个问题，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包含范围的认识，其实，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因子的结晶体，众所周知，儒家文化在传统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直处于主流文化位置，但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也是影响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两种重要文化，所以应该承认的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互融构成了我们传统文化的大致面貌。因此对待死亡价值问题上，我们应全面考察儒、释、道三家文化的思想，这样才能从中汲取对死亡价值的有益认识。

价值是标志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范畴，死亡价值其实是指人的死亡观念及其对待死亡的行为为人的需要提供精神性的满足，它是人们对待死亡意义看法的反映。分析可见，“儒、道、佛”文化在认识死亡价值时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是在终极关怀的关照下来确立的，用以指导人们追求以超越死亡而不朽为目的。儒家文化有“忌死”的明显表征，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儒家认为死亡是毫无价值可言的。儒家虽然认为“死”与“生”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把“生”看作是美好的起点，寄予“生”无限的憧憬，而把“死”看作是毁灭的力量，是对“生”的巨大否定，但这只是儒家对普遍存在于人之“死亡”的实然现象的否定，儒家其实对另一种死亡——“道德性”死亡却给予了很高赞许。所谓“道德性”死亡，即把个己的死亡要与社会和他人利益联系起来，死亡对社会发展、他人根本利益的增进有着帮助的死亡可以称为是道德死亡，这样的死亡就会突破现实意义而被赋予崇高的内涵，死亡是一种壮举才有价值可言。儒家文化对具有道德性的死亡追求为我们认识死亡价值提供了一个新视域。道家思想认识到死亡纯粹是自然的必然性，生死现象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B16，所谓“万物一府，死生同状”B17，这就是常说的道家“生死齐一”思想。由“生死齐一”出发，道家认为死亡最直接的意义就是可以解除现实对人身心的束缚和压力，是一种休养、一种安息、一种值得讴歌的事情，“其生若浮，其死若休”B18，“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B19。“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纵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B20道家认为死亡最大的道德价值就是可以向本体的回归，与至善“大道”合一，达到物我两忘的逍遥境界，是值得赞美和向往的事情。道家这种把死亡看作一种安息的角度凸显了死亡在生命过程中的意义，标示了道家“死亡趋善”的价值取向。而佛家文化不同于儒家文化讲究入世和道家文化讲究避世的人生主张，它以“出世”为本，认为世间一切“皆空”，一切又是“皆苦”的，因而佛家认为对“生”的留恋是没必要的，佛家文化看重的是“死”的价值，并且提供了一个诱人的死后世界。死亡在佛家看来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因为按照“轮回”说，“生、死”是无限反复轮回阶段中的一个过程，这样就把一期“生、死”看作是极其有限的，把世界放大到了无限循环的境地。一期生命的死亡又是另一期生命的开始，人的死亡如同搬家，一座房屋破旧了，换一幢新的；一个生命衰微了，再换另外一个身体。可见死亡只不过是“色身”，即物质身体的聚散循环变化而已。所以，在佛家看来，“死”是再生的前奏，没有“死”的尽快到来，就不会有轮回的开始，只有死亡，才能向佛家预设的那个美好的彼岸世界逼近，死亡在佛家的话语意境里就是获得来生来世再生的必经阶段，这也是佛家看重死亡价值的原因所在。佛家死亡观也为我们认识死亡价值、实现超越死亡洞开了一扇可以尝试跨越的方便大门。

第二，塑成“关系生命”精神信念去除死亡恐惧

西方在探讨死亡品质问题时，是把人的组成分为“身、心、灵”三部分的，他们认为“身、心、灵”三部分都得到照护才能实现死亡品质的提升。而其中重要的工作是搬出“灵魂”，或者说预设灵魂存在，建立了一种生命终极价值系统，来抑制、消解人们在生命终极阶段对死亡的恐惧，实现超越死亡。我们知道，西方社会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对灵魂的观念不断进行抽象化和理论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缜密的灵魂观体系，使其成为一种普世的克服死亡恐惧的精神解药。深究可见，无论是哲学思考还是宗教启示，他们把灵魂观作为克服死亡恐惧的理论进路也大都是相同的。生命永远无法长生，肉体终将会朽坏，这是不争的现实，连《圣经》里都这样认为：一个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世人命里遭遇的，兽的命里也遭遇。他们所遭遇的都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怎样死……两者都是虚空，都归于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B21因而死亡恐惧对任何人来说都会产生，简单把生命理解为肉体的存在，是无法避免死亡来临时的恐惧的。而把人理解为是肉体与灵魂组合的产物，即灵魂的预设，并且把灵魂看作是人最精华的组成部分，它高于肉体，主宰着肉体，是肉体形成的原因，这样灵魂就在人的组成中成为本体性的东西。看重灵魂在人的组成中的作用，转移了人对死亡会毁灭肉体时产生恐惧的视线。另外，西方灵魂论又进一步预设和例证灵魂是不朽和可以轮回的，这样做的意义是把肉体消亡看作对人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因为肉体的消亡并不能代表人的全部消亡，人最主要的部分是灵魂，灵魂在肉体死亡后离开肉体可以继续活着和继续重生，也即自我无足轻重的躯壳毁灭了，但精华永存，人死后不会永远消失。西方社会还把灵魂的安置地预设为天堂，天堂是个极乐世界，在那里一切都是美好的，是善良灵魂的聚集之所。基督教教义就宣传，天堂里有天使和上帝，只要是基督徒，死后灵魂就会进入天堂，因为基督徒的灵魂是爱的体现，在伦理意义上规定为是向善的，这样他们死后善的灵魂就可以回归善的地方——天堂。神学哲学大师托马斯·阿奎那也说死后灵魂进入天堂回到上帝身边其实才可以享受到最大的快乐。“人在尘世的生活之后还另有命运，这就是他在死后所等待的上帝的最后幸福和快乐”B22，所以人们没必要恐惧死亡的威胁。总之，哲学、宗教把灵魂看作非物质化的不朽精神实体，并不断对其内容进行丰富，成为一种有灵论信仰。死亡来临时，有灵论者坚信灵魂会得到安宁，就会起到降低死亡恐惧的积极作用。

在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科学解蔽了灵魂的神秘，加之我们坚持的是唯物论观，现代中国人在认识自身上是不承认有灵魂存在的，这样对消除死亡恐惧带来了困难，相应地，死亡品质的提升会变成虚无。但是因为死亡恐惧是寓于临终者自身之中，所以最终去除死亡恐惧还需要仿照西方预设灵魂论起到超越死亡的办法，来探寻我们内心应持有的一种精神信念价值系统，马克思“关系生命”作为一种信念应是值得被我们关注的。所谓“关系生命”是指与“个己”（自我）存在的各种关系集合以及这种集合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形成的“结晶体”，这些形成了自我生命的一个新的“生命体”，就是“关系生命”。引入这样的观念是有科学理论根据的，因为马克思对“人”的论断就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B23也就是说，马克思也是从“关系”上来理解“人”的，他科学地揭示了人的本质是各种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和其他关系的集合，“关系生命”论在马克思这里也是可以找到理论依据的。其实，“关系生命”有一个重要特征——可以不朽。这很容易理解，就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你和你的行为影响是持续和深远的，你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无论大小，无论善恶，都会对他人或社会留下影响的印记，而这些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者你的生命的逝去而消失。也就是说，每个现实人的行为不论怎样与别人都会持有永久性的关系，“行为关系”永远不会消失。很明显，“关系生命”是可以不朽、永远续存的，即这种“关系生命”或“流芳百世”不朽，或“遗臭万年”不朽。所以一旦我们树立起了“关系生命”不朽信念，在面对现实中的死亡时就可以中和内心对其的恐惧，因为死亡并不是毁灭了我们的一切，还有“关系生命”是可以永存的。

第三，医疗实践中大力提倡开展临终关怀服务

据死亡品质调查权威机构连氏基金会和英国经济学人智库的调查反映，死亡品质排序前三位的国家是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它们都是临终关怀服务开展较早和较好的国家，这说明临终关怀是一种可以提升死亡品质的医疗实践。

现代临终关怀实践是以医学科学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提高濒临者死亡品质的处置方式。1967年7月，西西里·桑德斯在英国建立起一个特殊医院——圣克里斯多弗临终关怀医院，这种医院针对濒死患者强调的不是传统医学以治愈为目的的做法，而是提倡以控制症状、姑息对症和支持疗法为主，对患者身体、心理和精神进行慰藉，让患者尊严、宁静、坦然地辞别人生。现代意义上的临终关怀是指由受过专门训练的医务人员、社会义工、心理学家、宗教信仰人士、营养专家等组成的团队，为濒临死亡的患者（也包括患者亲属）进行全方位的善终服务或安宁照顾。它的主要特征是：面对临终患者不是通过医学手段无谓延长生命，而是控制症状、姑息治疗（也称为舒缓治疗）。即不以治愈患者为出发点和目的，也不是对患者弃之不问，而是通过以医学护理为主，对临终患者“身、心、灵”进行全方位的关怀，减轻患者各方面的痛苦，使患者可以在有限的余生享受最大的尊严和快乐。其要义不是从单一医学治疗向度出发，只注重临终病人的躯体解痛，而是注重团队协作，通过医务人员的护理、社会其他团体人员情感的倾注，以人性化关怀来实现对临终患者的“身、心、灵”看护，全方位人性化关怀的在场是临终关怀的要义。临终关怀不是以浪费医疗资源来推迟患者的死亡时间为宗旨，所以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过度救治，也不是放任不管患者，所以也不是消极救治，它是使患者在余下的有限时间里得到“身、心”上的人道护理以及“灵”上的安慰，从而尊严安详地走向人生的终点。可见，临终关怀主要是遵从生命自然规律，让患者在应有的自然生命长度中受到全方位照护，获得生命尊严和幸福的满足。临终关怀是人类洞察到现代医学仅关心生命的长度而不注重生死品质的行为缺陷，在探求生死处置方式过程中结出的最美丽的“智慧之果”。临终关怀事业在国外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指导了无数濒死者“尊严、幸福”地死亡。为了提升国民的死亡品质，我们国家也应积极融入到提倡开展临终关怀服务的潮流中，切实改变过度救治临终者的现实，为实现国民死亡品质寻求实践上的“捷径”。

注释

①傅伟勋：《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②段德智：《西方死亡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2页。

③B16B17B18B19B20《庄子》，方勇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107、24、178、247、100、287页。

④段德智：《死亡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8页。

⑤《道德经》，陈思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55页。

⑥⑩《荀子》，安小兰译注，中华书局，2007年，第171、257页。

⑦参见http：//baidu.com/view/54178.htm.

⑧叔本华：《爱与生的痛苦——生命哲学的启蒙者》，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年，第149页。

⑨《孟子》，方勇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225页。

B11B12《论语》，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79、6页。

B13托马斯·香农：《生命伦理学导论》，肖巍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2页。

B14B15罗斯：《论死亡和濒临死亡》，秋谨译，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年，第7—8、6页。

B21《新旧约全书》，《传道书》3，第19—20页。

B22《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3页。

B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责任编辑：思齐

作者：尤吾兵

死亡品质医学论文 篇3：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大学生的死亡教育

【摘要】近几年大学生出现非正常死亡的频率逐渐增高，这一现象揭示了当代大学生死亡观存在严重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因此高校对大学生开展死亡教育变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以积极心理学为背景探讨当下大学生对死亡教育的认识，以及出现非正常死亡的原因，并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死亡观，形成积极的生死观念，培养更高的生命品质以便更积极的去实现生命价值。

【关键词】积极心理学 大学生 死亡教育

大学时期是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形成的重要阶段，生命个体的成长逐渐完成，最终实现社会化。但是近年来发现，大学生对待生命不够理性，对生命价值、意义缺乏深刻思考与体会，出现突发状况时不能够及时进行自我保护，不懂得欣赏生命价值，这些现象都严重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阻碍大学生全面发展以及出现严重危及生命的事件。由生到死是人的必经之路，死亡是必须面对的最终归宿，死亡问题的研究在西方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一直出现在大学生课堂教育之中，但由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局限性，死亡教育一直未能在學校全面展开。由于众多高校缺乏死亡教育，导致大学生自杀、他杀、虐待等事件层出不穷，所以在高校教育中开设死亡教育非常有必要，只有让大学生正视死亡，了解死亡现象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死亡观，形成积极的生死观念，有更高的生命品质以便于实现生命价值，丰富生命的意义。

1.大学生死亡教育在积极心理学下的具体含义和重要意义

1.1死亡教育的发展历程和具体含义

最早提出死亡教育概念的国家是美国，当时这一领域还处于初步认识阶段，此后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得到蓬勃发展，相继扩展到日本、德国、英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到1995年左右，死亡教育逐渐推广到我国香港、台湾等地区，国内外学者对于死亡教育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研究。

一方面着眼于“死”的教育，人类死亡教育科学，死亡教育要求人类直面死亡，从心理学、经济、法律等不同层面，提供给人类关于死亡的多方面知识，使人类更能接受死亡，并且认识到死亡只是生命历程中一个角色，所以说死亡教育首先是引导人们正视死亡，了解到死亡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必经的历程，并不可怕。

另一方面是向死而生的研究。在正视死亡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和珍惜生命，死亡只是人生的最终驿站，并不是人类的敌人，了解死亡并正视死亡，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生命价值。死亡教育虽然是着眼于死的教育，但本质上还是引导人类向往生，死亡教育的意义是通过了解死来观看生的本质，让人类探讨死亡本质以减少死亡发生率，珍爱生命、敬畏生命，并将这种看法用于人类平常生活中，以便于实现生命价值。以死观生的死亡教育主要还是生的教育，是对生命教育的补充。

1.2积极心理学视域下大学生的死亡教育

积极心理学在20世纪末期兴起，是致力于研究人积极的特质和素质，也致力于研究能够承载美好生活的社会构成（如友情、婚姻、教育等）的一门科学。他是通过关注人自身积极的一面去改变消极的一面，是将“心理问题”转变为人的“积极因素”，通过激发人的潜力，发现人的美德品质，让人感受幸福。培养人积极品质、增强人对生活的积极体验是积极心理学的主要目的，要求和引导人们用积极的方式应对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感受生活中的真善美，提升人的生命价值。积极心理学视域下大学生死亡教育就是以积极心理学为研究主体，以死亡教育为教育主体，拓宽大学生死亡教育的理论体系和实践途径，引导大学生从不同维度去提升对生命的认识，树立正确积极的生死观念，尊重和珍爱生命，提高自身生命价值。

1.3大学生死亡教育的意义

死亡教育可以帮助大学生健康成长，也是大学生成才的需要。高校死亡教育有助于大学生对死亡的正确认知，降低对死亡的恐惧，提高抵御风险意识的能力，明确自己的生命观、价值观和幸福观等；有助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提升面对困难和挫折的抗压力，学会敬畏生命、珍惜生命；有助于大学生对人生进行合理规划，认识到生命的重要性，了解生命过程，思考人生并接纳自我，用心去感受生命的美好，实现人生价值；有助于创建文明校园及和谐社会，积极处理人际关系，减少校园暴力的发生。大学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人才，提高大学生生命意识，端正对死亡问题的看法，去影响社会风气，进而营造好的社会氛围。

2.大学生死亡教育存在的问题

2.1未建立全方位、多角度的死亡教育体系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对死亡教育的认识也有所提高，但是相比于生命教育，死亡教育仍处于初步阶段。我国涉及研究“死亡教育”的主要是医学伦理学、临床医学和护理等医学方面，学校教育方面的较少。在学校教育关于“生命教育”的研究较多。整体来看，从教育层面关于死亡教育的研究很少，偏向理论研究较多，缺乏实践活动的印证和检验，而且理论研究方面也存在很多不足，如研究对象不够具体、研究方法单一等，这些问题都表明死亡教育在我国仍未深入研究和探讨，将死亡教育用于实际教学的高校屈指可数。

2.2死亡教育实践活动少且实际影响较小

死亡教育在高校实践活动中未能展开，因为传统思想的限制，国内高校展开的主要是生命教育，到2014年才有部分高校陆续展开关于死亡方面的教育，如有的学校开设死亡课、生死课等，死亡教育才出现在大学生的视野。目前4D死亡教育馆已经在上海开放，济南等地区也开展了死亡教育课，通过死亡教育的实施，来减少大学生自杀的现象。这些实践活动都标志着我国逐渐展开生死教育的探索，但是成效一般，我国目前仍处于死亡教育开展的初级阶段，未能建立全方位、多角度的教育体系，实践活动还是很少，效果并不明显。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两点：

2.2.1教学方式简单，效果不明显

我国传统教育方式就是授课，受该现象影响，我国对死亡教育也只有简单的教学体系，主要是以教和说为主，并没有通过一些新奇的方法，去吸引广大学生的关注，也只是让学生理解了死亡的理论知识，并未有深刻体会，以及在生活中如何去实践。而且由于死亡教育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死亡教育所选取的内容很多都与实际生活脱节，更多的还是停留在相对空洞的理论层面，也就是说评论现实社会中一些英雄人物的生与死，通过一些实例来感染大学生，但是无法引发大多数人的共鸣。这种简单的关于生与死的评论，并未谈及大学生所处的环境发生的死亡现象，无法让他们体会到死亡教育真正的价值所在，与最初的教育目标也不相符。

2.2.2专业教育体系缺乏，本土化研究不足

我国现在并没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关于死亡教育的理论体系，目前的生死教育理论都是借鉴于西方，没有与中国教育体系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例如上海的4D死亡教育馆，这虽然改变了以往对死亡的看法，了解死亡的含义，但这只是体验式教育，将西方死亡教育的方法搬入我国，并没有与我国现实所结合，超出了大多数学生的接受范围，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还会使学生产生畏惧心理，不利于中国对死亡教育的进一步开展。

3.造成大学生死亡教育现状的原因

3.1中国传统文化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死亡一直是避讳的话题，总是有意无意避开关于死亡的谈论，甚至是对所有关于死亡的词语都有所忌讳，在中国人死亡后，通常不讲“死”这个字，习惯用“走了”、“不在了”、“去世了”等字眼代替描述，明显是在回避有关死亡的问题，甚至魔化了死亡事件的发生。在中国古代教育中，对生死观的看法主要是“未知生，焉知死”，这只是在某一方面强调了生的价值，并未强调对死的看法，古往今来对死亡的研究更是缺乏，并没有透过死亡去探讨生命的价值。这种对死亡敌对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难以改变，使得死亡教育的开展与进行更加困难。

3.2對死亡教育开展的必要性认识不足

近年来大学校园发生自杀、虐待、他杀的事件越来越多，大多数教育学者已经认识到死亡教育的开展迫在眉睫，但是整个社会环境对死亡教育的认识还有所缺乏，大多数人仍是处在回避的状态，直接谈论死亡的弊端仍不被接受，若教师抱着这种回避型态度去给学生传授关于死亡的教育，这样既不能给学生传授到正确的死亡观念，还会将学生带入另一个黑暗面，使学生在行为上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又或者是认为只要开展生命教育，校园自杀、校园暴力事件就不会发生，由于这些观念的存在，生命教育的研究就会更加火热，而死亡教育的研究就会被冷淡，出现冰火两重天的现象。

4.高校开展死亡教育的方法和措施

4.1开设死亡教育相关课程和实践活动

4.1.1死亡教育课程的内容

死亡教育课程内容主要包括死亡理论教育、死亡价值教育、以及生死关系的教育。首先死亡理论教育，就是让大学生了解死亡的概念，知道死亡是人生的最终驿站，死亡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是屈辱、不义等，学习人类历史上思想巨匠的关于死亡的看法，让大学生对死亡有更准确的定位和看法，不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要热爱生命、敬畏生命，为死亡价值的教育做好铺垫。

其次是死亡价值教育，该教育目的是为了让大学生认识到死亡既是自然事件也是社会事件，死亡是现世生命的结束，但也是生命的升华，在历史长河中许多人的死都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如苏格拉底之死和耶稣之死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和伦理意义，在近代有位著名的思想家蒙田曾说：“生命的用途并不在长短而在乎我们怎样利用它，许多人活的日子并不多，却活了很长久。”死亡价值的教育，可以让大学生用更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以更加努力的状态对待学习和工作，避免大学生自杀的念头，重视生命的价值，并努力提高自己为社会贡献的价值。

第三是生死关系的教育，大学生要认识到生与死在某种程度上是统一的，生与死是人生的两个极点，死亡永远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剑，人生在世时刻都面临着死亡，从本真的意义上来看人都是向死而生，生与死是对立的也是有机统一的，我们无法避免死亡，但是我们可以让死变得更有意义。这些课程最重要的意义便是让大学生正视死亡现象和死亡价值，从而更加珍惜生的意义，认真对待生命、热爱生命，积极努力使自己有限的生命变得更丰富。

4.1.2死亡教育与实践活动相结合

死亡教育必须建立在大学生心理承受范围之内，让死亡教育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在素材选取上，可以多选取一些大学生较为熟悉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社会死亡现象来举办有针对性的主题班会、团日活动和社团活动，将死亡教育融合进大学生的活动和生活中，如班主任主持在班会上放映有关死亡教育的影视作品，并组织同学们找相关材料做PPT在班会汇报演讲，发表自己对死亡的看法，并结合身边实例对其发生原因进行探讨、分享内心感受，或者积极参与“临终关怀”的志愿者活动，让大学生更多地了解关于死亡的知识，引导大学生更加坦然的面对死亡，珍爱生命，创造更高的生命价值。

4.2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加入死亡教育

死亡教育在我国的实施仍处于初步阶段，如果立即在高校开展死亡教育课程缺乏现实基础，所以将死亡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为死亡教育的开展提供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死亡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学生认识死亡，由死观生，从而加深对现实生活中生命价值的认识和珍视，因此将死亡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死亡教育内容，带领大学生逐步打破传统禁忌，消除大学生对死亡的恐惧，坦然面对死亡，最终在培养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同时，为死亡教育打下基础。

4.3将死亡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

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在各个高校都有比较全面，将死亡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对于大学生死亡教育有重要意义，比如安排老师在心理教育课程中，开设关于死亡教育的专题，以安抚丧亲之痛和防范自杀为切入点，向大学生传递有关死亡的知识，引导大学生正确对待死亡，遇到困难要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有正确的死亡观，将对死亡的认识与生命价值相联系，珍爱生命。

4.4加强专业师资力量

在全国各大高校中，还没有成立专门的死亡教育课程，没有专业老师教授死亡教育知识，师资力量是相对薄弱，这些问题对开展和普及死亡教育十分不利，但是随着死亡教育逐步普及，并且融入到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高校老师，特别是班主任、辅导员、思想政治老师以及心理健康教育老师有较高死亡教育方面的知识，并负担起死亡教育的责任。因此，需要培养一批有正确死亡观和有死亡教育能力的老师，并且高校要为这些老师提供学习机会，来提升关于死亡教育方面的专业素养。

4.5营造关爱生命氛围

大学生获得生死知识的重要途径就是在学校，所以校园的整体氛围直接影响着大学生死亡教育的推广，高校内要增加举办关于定期走访敬老院、参与公益活动等的主题活动，以及邀请死亡教育专家、心理健康教育专家等进行讲座，营造一个更加具有人文关怀的校园环境，为死亡教育的进一步开展提供有利的条件，逐步提升大学生对生命意义的理解，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生死观，提升生命品质，实现生命价值。

参考文献：

[1]吴建强.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J].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4）：62-64.

[2]朱益飞.积极心理学视阈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J].法制与经济旬刊， 2011（11）：138-139.

作者简介：

吴福寿（1983-），男，安徽枞阳人，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思想政治。

作者：吴福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