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赔偿立法论文

摘要宣告死亡制度在各国立法例中都有规定，立法者在设置该制度时充分运用了理性的思维，使得该制度遵循了理性思维的内在发展逻辑。但是，在理性思维引领的宣告死亡制度下，忽略了对人权的保护。在当代社会，以人为本，充分尊重人性和自然人独立人格的历史潮流中，在近现代以人文主义为主流民法精神的现状下，宣告死亡制度不能固守以往的教条。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死亡赔偿立法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死亡赔偿立法论文 篇1：

纸箱馅包子弄假成真的背后等（四则）

纸箱馅包子弄假成真的背后

作者：邓海建

真没想到，如此逼真，甚至比写真还要真的揭秘，竟然是一则假新闻。不久前，纸箱馅包子由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首播，后经各媒体、网站转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7月18日，北京电视台在北京新闻节目中称该报道被查实为虚假报道，并为此向社会深刻道歉。

当纸箱馅包子贴上假新闻标签的那一刻，我有说不出的伤心。倒不是说被不实报道忽悠惯了的内心是多么的脆弱，而是惊讶于这个几乎一致被网友推举为可获“蔡伦食品奖”的创意，原来还只是个构思而已。我倒是很担心：这个绝佳的创意如此免费推广开来，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能担保这个恶搞不会兑现为个别商家黑心逐利的现实吗？我们有足够的信心肯定这只是一场虚惊吗？

我想说的是，在这个人命关天而又人命不断的食品安全阀值屡屡走低的时代，感谢纸箱馅包子的假新闻、感谢这个如此逼真的创意、感谢这份黑色幽默的警醒。7月10日连国家质检总局也因此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监管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强化了监管措施并表示将对制售假冒伪劣食品、使用非食品类原料和滥用添加剂造成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实施严厉打击。纸箱馅包子新闻引发了很多城市对早点市场的突击关注，进一步提高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警惕。这份功德，尽管是以当事人和当事媒体的惨痛代价收场，但对普通消费者和食品监管体制而言，却是一道福音。

我们为何对这则假新闻如此深信不疑？这个问题似乎比假新闻本身更有趣。纸箱馅包子弄假成真的背后，有着深刻的背景：一是在猪肉价格不断上涨的语境下，民生类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有一种近乎断裂的隐忧。价高无人买，价低无人卖，那么，偷工减料或者违法违规必然在这个多事之秋“发酵”，包子只是一个标志罢了。二是食品安全监督的制度建设里存在诸多疏漏，不然，就不会有出一事而颁布一个“指导意见”的惯性了，更重要的是，消费者对整个食品安全的现状和未来走向呈现一种缺乏知情权与参与权的忐忑。如果，我们对人命关天的食品安全有底气、有信心，那么，再逼真的纸箱馅包子也不会成为我们群体性恐慌的导火索。

牺牲在欢送路上

作者：林卫萍

前不久，江西省崇仁县上河镇在欢送原镇党委书记履新途中，一辆载有大量鞭炮和4名负责沿途燃放鞭炮的村干部的厢式小货车发生爆炸，造成车上2人死亡、2人受伤。

干部发生人事变动，原单位搞个欢送会，也是人之常情，可是这简单的欢送会却被一些人别有用心地搞得如此隆重：不仅在街面上燃放鞭炮送行，而且还有由10余辆车组成的一支送行车队。这支车队要一路燃放鞭炮送行。如此复杂的礼节，无非是在传达一个关键词——升官。升官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权力的增加。这些送行的人与其说是在送原镇党委书记，不如说在集体向权力示好。而这位巴山镇新任党委书记之所以“理所当然”地接受，同样是在享受权力递增带来的快感。如果这位书记被免职了，他还会有这样的待遇吗？恐怕是夹起尾巴灰溜溜地自个回家。

升官了，欢送会也就当然地成了联络感情、阿谀奉承的最佳载体。而所有的花费，其实也都是权力不透明的作用结果——皆由公款买单。

“履新炸死人”，看起来是个意外，但干部履新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豪华作派却不可能是个意外。等到做派一天天升级，“履新炸死人”，则是必然的。有人在想，该事件会如何处理？那2名死者，会如何定性？被算作烈士，还是因公殉职？那受伤人的医药费及以后的生活如何安排？这都是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以后不是被“暗处理”，而是放到公共舆论的视角下进行讨论，那将会对干部履新欢送活动中所出现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如果媒体不再有下文，那多半是公款买单了事。我们这些纳税人也都将成为冤大头，并且将是“连续剧式”的。

一些家属对媒体记者说，如果不是去给镇党委书记送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惨剧。当地群众对干部履新中迎来送往的做法普遍表示不满。世上没有后悔药。而事实上，也没有力量能够阻止这些村干部去送行。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在出事之前，都是自愿的，恐怕还是以此为荣的。而当地群众的“不满”，恐怕也成不了决定作用。可以预见的是，在一定时期内，干部履新路上的豪华做派在一些地方将会继续上演。

当权力被放置在玻璃缸中，当权力不再被顶礼膜拜时，也就不会有人在干部履新路上花心思，自然也就没有生命再为此牺牲。

谁在给“污染大镇”发牌匾

作者：晏扬

山东省广饶县大王镇污染严重，全镇从里到外明明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了，却头顶着“全国环境优美乡镇”、“中国最适宜人居新城名镇”、“山东人居环境范例奖”等上百项桂冠，当地百姓气愤地说：“这分明是睁眼说瞎话”。

盛誉之下，其实难副。大王镇竟是彻头彻尾的“污染大镇”。你也许在想，这个大王镇太不珍惜荣誉了；或者在反思，荣誉称号为何成了污染企业的遮羞布。而我要告诉你的是，大王镇头顶的最大一块牌子——“全国环境优美乡镇”，其实是几个月前，准确地说是2007年1月11日才刚刚获得的。

够荒唐吧！大王镇从里到外一块干净的地方都没有了，污染如此严重，绝非半年之功。如果大王镇曾经优美过，并因此获得“优美乡镇”的美誉尚可理解，那么，当半年前大王镇已经浑身黑臭的时候，却仍能扛回“优美乡镇”的金字牌匾，不亦荒唐乎？

大王镇的有关部门和领导并不荒唐，“优美乡镇”的牌牌谁都想要，拥有这个牌牌的好处谁都知道，为了这块牌子弄点虚、作点假不足为怪。荒唐的是给大王镇发“优美乡镇”牌子的有关部门——堂堂一个国家部局级单位，竟被小小的大王镇糊弄了，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其实大王镇的花招并不高明，一戳即穿。报道称，只要从东青高速公路路过大王镇，一股臭气就会扑面而来。可见，发这个牌子的单位，是只管发牌而不管领牌乡镇是否真优美的，他们甚至连在高速公路上考察一番的程序都省略了。

“全国环境优美乡镇”授牌活动，起始于2001年，首届全国共有14个乡镇获此殊荣，第二届25个，到了第六届，获此殊荣的乡镇猛增到181个。“优美乡镇”的评选如火如荼、越评越多，这说明我国的环保形势大为好转呢，还是说明此项评选越来越没含金量，门槛越来越低甚至形同虚设？答案不言自明。

这几年，公众对各种名优评选活动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牙防组倒了，全国人民都笑了，可政府主持的各种评优活动依然没倒，反而名目越来越多。牙防组收了人家的钱，“优美乡镇”评选可能是不收钱的，但政府主持的评优活动除了不收钱，总还得保证名实相副，得有最起码的考察、认证程序吧？否则，就是把评优活动当儿戏，把政府信誉不当回事，拿政府公信力开玩笑。给大王镇这等“污染大镇”发牌匾，谁发的谁就该感到羞耻，谁发的谁就该对此负责！

铁路赔偿立法为何不“开门”

作者：止凡

“暂行”了28年之久的铁路事故赔偿标准终于作古：国务院日前公布了《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07年9月1日开始，铁路事故如造成铁路旅客人身伤亡，铁路运输企业赔偿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15万元，对每名铁路旅客自带行李损失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2000元。

从“革委会”年代的火车撞死人最多赔300元或解决粮票，到9月1日起撞死人最多赔15万元，其间经过了漫长的28年，经过了多达百余次针对赔偿标准的诉讼官司，经过了人大代表和公共传媒N次批判与质疑——此时此刻，铁道部官员说“新标准的出台，体现了铁道部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对生命的尊重”，真让人哭笑不得。

虽然我们常说“生命无价”、“生命高于一切”，但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法律法规都在干同样一件事情：给生命“定价”——不是定最低价，而是定最高价，而且城乡有别户籍有异，同命不同价。这样一来，人命价格不及狗命价格之类的事情，总能时常见诸报端。原因很简单：人命有最高限价，而狗命没有。

铁路事故赔偿新规，依然延续了这样的赔偿惯例：生命“底价”没有规定，但是最高价绝对金额分明。公众其实大可质问：如此规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凭什么一个大活人最高只值15万元呢？相比于过去的300元而言，15万元固然是“天文数字”，可那最多亦不过是7年左右的全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

“命价”定得低只是一方面，最让人不能接受的还是这样的“霸王规定”：人身伤亡是不可抗力或者受害人自身原因造成的，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有相关规定，从事高速运输工具等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归责原则应当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只要铁路企业无法证明人身伤亡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就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何况，同属交通运输，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即使受害人有明显过错，那也只是“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而已，铁路企业凭什么豁免责任呢？

法治不是从“依法”开始，而是从“立法”开始。在重庆试行“立法回避制度”获得舆论一致好评时，新铁路事故赔偿标准却依旧是“部门立法”的产物。个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个体更不能做自己利益的立法者。新赔偿标准应该“开门立法”，应该经过充分的立法博弈，而不能在一方缺席的情况下由另一方来“牵头协助制定”，那样，体现的当然只能是铁路企业的意志和利益。

作者：邓海建等

死亡赔偿立法论文 篇2：

论宣告死亡制度的完善

摘 要 宣告死亡制度在各国立法例中都有规定，立法者在设置该制度时充分运用了理性的思维，使得该制度遵循了理性思维的内在发展逻辑。但是，在理性思维引领的宣告死亡制度下，忽略了对人权的保护。在当代社会，以人为本，充分尊重人性和自然人独立人格的历史潮流中，在近现代以人文主义为主流民法精神的现状下，宣告死亡制度不能固守以往的教条。宣告死亡制度的完善中要充分实现对人权的保护。

关键词 宣告死亡 人权保护

一、以保护人权为价值目标完善宣告死亡制度

（一）宣告死亡的条件。

1、时间设置。

我国法律规定，宣告死亡的申请时间为一般情形下落不明满四年，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二年；可见，我国法律对关于宣告死亡制度至关重要的时间问题的设置上比较粗陋，虽显理性但缺乏了对人权保护的重视。参照其他国家的立法，各国各地区根据普通情形和特殊情形进行了界定。例如，德国《失踪法》专项规定失踪问题，一般情形之失踪，法定期限为十年；特殊情形有：（1）年满80岁者为5年，但失踪人满31岁的年终以前不得为之；（2）特别灾难下失踪，空难为三个月，海难为六个月，战地之战争参与者和其他危险事变为一年。空难、海难、战争参与者兼有时，适用一年期限。另外，就一般情形而言，法国、意大利规定法定期间为十年，日本，俄罗斯为五年。对战争及意外事故等特殊情形也作了特殊规定。

我们注意到，德国《失踪法》对失踪人满31岁的年终以前，不得为死亡宣告的规定。31岁正值壮年有为时期，如无确切证据证明失踪人已经死亡，应该保有对其实际仍然生存的希望，在31岁前不得申请宣告失踪人死亡实为平等保护每个自然人的人权利益，这种立法思想值得我国立法予以借鉴。①

2、 申请人设置。

《民通意见》第25条解释了宣告死亡的利害关系人的范围及顺序：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其他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该解释如此规定更多的考虑了家庭伦理道德观念，但如前一顺序利害关系人处于不正当目的不提出申请，势必损害后顺序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显然，有序的规定和无序的规定都有其固有的缺陷，势必陷入逻辑混乱之中。所以此时我们应该从人权保护和理性思维的视角协调各方的利益，赋予配偶优先申请权，其他利害关系人无顺序限制。这样很好地处理了配偶这一特殊身份和对利害关系人平等保护的原则，在兼顾特殊情形下平等地保护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宣告死亡制度不仅涉及失踪人与利害关系人的财产关系而且还涉及人身关系。在人权保护受重视的今天，人身权益的保护应该优先于财产利益的保护，赋予配偶以优先申请权，更充分体现保护人权的精神。

3、宣告死亡时间的设置。

宣告死亡涉及到一个人的“生”与“死”的问题，因此要有严格的法律程序以期慎重行事。《日本民法典》规定，一般情形之失踪，失踪人死亡时间为失踪期间届满之时，战争及意外事故之失踪，死亡时间为战争停止或危难消失之日。《瑞士民法典》规定，宣告失踪（即宣告死亡）之效力，追溯至遭遇危险之时或最后一次音讯之时。台湾地区“民法典”规定，受死亡宣告者，已判决内所确定死亡之时推定为死亡；如无相反证据，则法定宣告死亡所需失踪期间届满之时，即为失踪人死亡之时。

由此可见，各国立法例规定各有不同，而我国《民法意见》规定被宣告死亡的人，判决宣告之日即为其死亡的日期，认为这样可以保证法律适用的一致性和准确性，但笔者并不敢苟同。

笔者认为，失踪人死亡日期的确定应该区分一般情形之失踪和战争及意外事故之失踪两类情形。一般情形之失踪人死亡时间依法定宣告死亡期间届满之时为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具体的死亡日期无法确定，而且经过较长的宣告期间之后，对失踪人已经死亡的认识逐步强化，为及时稳定法律关系，依法定期间届满之日为死亡日期较妥。战争及意外事故中的失踪人之死亡时间的确定，应以战争或意外事故结束之时为失踪人死亡日期。因为在这种情形中失踪人的死亡日期通常发生于战争及意外事故过程中。因此对在战争及意外事故中失踪人“已经死亡”的认识，最早应当产生于战争或意外事故结束之时。

（二）宣告死亡的法律效力设置。

宣告死亡是否使被宣告死亡人丧失民事权利能力？在我国以往的教科书中及各类法学论著中几乎无一例外的规定了宣告死亡同自然死亡一样，被宣告死亡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终止，或者规定人之死亡包括自然死亡和宣告死亡，或者在篇章结构上安排民事权利能力的消灭章节下有自然死亡和宣告死亡。

自然人的权利能力指自然人在法律地位上平等的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一种资格。自然人终生享有权利能力，自然人的权利可以被剥夺，但其权利能力始终与其人身不可分离。在人与人格相分离的古代社会，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可自由剥夺。但在近代社会，严格实行人身与人格绝对同一得原则的情况下，必须无一例外的规定自然死亡是自然人权利能力消灭的唯一依据，这也是法治社会人权保障的必然要求。

另外，如果被宣告死亡人丧失民事权利能力，该如可解释《民法通则》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以及《民通意见》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一个没有民事权利的人却可以实施有效地法律行为，这样的逻辑实为荒谬。②

因此，在未来将要指定的民法典必须明确地指出宣告死亡不能是失踪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消灭。

（二） 宣告死亡被撤销及其后果设置。

宣告死亡既然为法律拟制，当然会发生失踪人并未死亡的结果。基于人权保护的必要和逻辑严密的需要，对宣告死亡的撤销予以详细规定实为必要。

1、人身关系。

（1 ）婚姻关系。宣告死亡被撤销后，婚姻关系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如果失踪人的配偶已经再婚，但再婚后又离婚或者再婚后配偶又死亡，则配偶与失踪人的婚姻关系不得自行恢复；另一种是如果失踪人的配偶尚未再婚的，其婚姻关系自动回复，仔细分析法律规定便会发现不合理之处。第一种方式很明显地推定尊重配偶的婚姻自由权，而第二种方式则强制的规定配偶未再婚及婚姻关系自动恢复，没有尊重配偶的婚姻自主权。该配偶不愿再婚并不意味着愿意和失踪人恢复婚姻关系而且失踪人也未必一定希望恢复婚姻关系，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第二种处理方式都极为不妥当。我认为宣告死亡虽有特殊之处，但不应动摇到婚姻关系中的自然人的自由意志。因此，宣告死亡撤消后，配偶如果尚未再婚，其婚姻关系也不能自行恢复，而应由双方协商决定。实际上，如果双方感情依然稳定，期盼重新缔结婚姻，也不会在乎进行重新登记这样形式上的要求。

（2）收养关系。 对于被宣告死亡人重新出现时其未成子女被他人收养的情况，我国相关司法解释给予了较为周全的处理。③

2、财产关系。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撤销死亡宣告后，本人可请求返还财产，但原物已经由第三人合法取得的，第三人可不予退还。因继承法而取得财产的自然人或组织，应当返还原物或者给予适当补偿。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利害关系人恶意隐瞒真实情况而致他人被宣告死亡而取得财产的，除应返还原物和孳息外，还应赔偿损失。从上述的规定可以看出，法律明显倾向于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而对失踪人的权益重视力度不够。④首先，法条中指出“本人可请求返还财产”，用语十分勉强。事实上，宣告死亡撤销后，原本属于失踪人的财产应该恢复原状，得到其财产的继承人应该负有主动返还其财产的义务，即在财产返还上，法律应该规定继承人积极地作为的义务。其次，原物返还的范围也未有界定。各国通说为“财产现状或现有利益”。如此规定虽减轻了利害关系人的负担，但不免牺牲了失踪人的利益。因而，返还财产的范围应该为原物，如果原物被消耗或毁损，也应该由本人选择给予相当于原物价值的补偿还是其他替代物。当然必须以失踪人为善意为前提。恶意的利害关系人应该对被宣告死亡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最后，善意第三人不负返还财产的义务，应该规定在最后一款项，作为补充性规定。

二、 结语

民事主体制度各理论之设计，均得为实现民事主体制度之最大功能，以保护各主体的合法利益。宣告死亡制度也正是立足于这一点。未来民法典对宣告死亡的设计也必须着眼于以人为本，最大化实现人权的价值取向，使宣告死亡制度与时俱进，充分彰显人性理念，在有效地协调各方利益的前提下使人权不受侵犯。□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注释：

①尹田著．民事主体理论与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②谢怀栻．民法总则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③参见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37条．

④雷群安．宣告死亡制度的若干争议问题探析．载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0年4月第31卷第4期，第21页．

参考文献：

[1]王泽鉴著.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龙卫球著.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3]黄立著.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曾世雄著.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6]魏振瀛著.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版.

[7]史尚宽著.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8]江平著.西方国家民商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

作者：肖晓丽

死亡赔偿立法论文 篇3：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应不断发展与完善

摘要：文章论述了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不足，提出了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议。

关键词：精神损害 人格权益 损害赔偿 立法完善

文献标识码：A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现代民法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制度，体现了现代民法对人权、人格尊严的重視。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人们法制观念的增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也应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现阶段已初步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并且在司法实践中有所运用和探索，这是我国法制建设成就的体现。近年来，各种类型的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日益增多，反映出的侵权形式也多种多样。但在目前看来，我国民法及司法解释对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规定尚很不全面、具体，保护范围显得过窄，许多案件中出现的当事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而未能得到妥善解决，这显然不符合现代社会的法制要求。

精神损害赔偿作为侵权损害赔偿的一项原则，已为中外立法与司法实践普遍承认。这一赔偿虽然不能消除受害人的痛苦，但它可以抚慰受害人受到伤害的心灵。受害人可以用所获得的金钱进行一些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活动，从极度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这一赔偿还可以提高受害者的人身价值和尊严，惩罚加害方的侵权行为，有利于防止侵害生命健康权行为的发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平，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促进社会法制化进步的要求。

一、侵害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

人格权是法律赋予权利人以人格利益为内容，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人格所必须享有且与其主体人格不可分离的权利。人格权于出生时取得，死亡时消灭，是基于人的生存而存在的权利，如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自由权等等均属于人格权。人格权有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之分。一般人格权是以权利主体全部人格利益为标的的概括性权利，它包括人身自由、人格平等与人格独立等全部人格利益。它普遍存在，是各种具体人格的抽象与权利主体的人身密不可分，只能由权利人自己行使，不可转让或抛弃。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般人格权的范围会更加广泛，内涵也将更加丰富。具体人格权就是法律对具体人格利益规定的人格权。我国《民法通则》对生命健康、姓名、肖像、名誉、婚姻自由等具体人格利益做了专门规定，体现为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婚姻自由权等。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因此，对侵害人格权的行为，受害人有权请求赔偿。侵害行为既可能造成财产损害，也可能导致权利人遭受精神痛苦。对于侵害行为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权利人应获得赔偿金，而对于所造成的精神损害也应给予财产赔偿，这既是社会发展的需求，也符合民法发展的趋势。

目前，我国对人格权的司法保护还很不充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意见的解释》中做出对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格自由权乃至隐私权等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时予以法律保护的规定，这些规定在审理医疗事故、道路交通事故、触电人身损害等纠纷时已得到了实际运用。即使如此，也明显不足以保护丰富多样的人格利益。例如：某市邮政局编印电话号码簿时，由于工作上的失误将火化场电话号码错印为某居民住宅电话相同的号码。此后，某居民家经常接到要求派灵车的电话，严重干扰了该居民的正常生活、休息，给其带来精神上的痛苦，该居民为此向邮政局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居民被侵害的权利属于人格权范畴，但法律对其属于何种具体权利并无明确的规定。为更好地保护自然人的人格权利，今后应借鉴先进国家的做法，尽可能对具体人格权的范围做出全面、明确地规定，并加大对具体人格权范畴的保护。

二、侵害财产权的精神损害赔偿

财产权就是不同于人格权的具有财产内容的权利。如债权、物权、知识产权等均属于财产权。与前面所述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的后果一样，侵害财产权同样可能造成财产损害或是精神损害的后果。因财产损害所形成的损失，法律上规定应予赔偿。那么对于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应否予以赔偿呢？通常情况下财产权受侵害能够得以恢复，但某些特殊时候却并不能得到实际恢复，这使得财产损害具有无法恢复的特性，而造成精神损害这一后果往往是因为受损害财产无法得到恢复引起的。

笔者认为，因侵害财产权而产生的精神损害在法律上也应当得到赔偿。例如：某一对新婚夫妇到黄山旅游结婚，照了一卷胶卷，回家将胶卷送到照相馆冲洗，而照相馆将胶卷丢失。从形式上看这对夫妇只是损失了一个胶卷，但实质上他们因此所遭受的精神痛苦远远大于此，照相馆只同意赔偿一个胶卷的损失是无法弥补这对夫妇精神痛苦的。在此情况下，对于这对夫妇向照相馆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应予以支持。同样，其他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如情侣之间的信物、家族祖传物件等等，均具有寄托物品所有人情感的重要价值，非法侵害使它们永久性灭失或毁损，定会使其所有人产生精神痛苦，受害人就此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应受法律保护。同时还应注意的是并非所有财产权受侵害，都应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受损害财产应仅限于无法恢复原有内在价值的财产。

三、侵害婚姻关系的精神损害赔偿

婚姻关系与每个人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影响着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就容易引发社会问题。因此，立法者对因婚姻关系而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格外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l）重婚的；（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无过错方因受到上述行为的侵害而有权提出的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害赔偿也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由以上法律规定可见，因配偶权受侵害而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在侵害婚姻关系的精神损害赔偿中具有代表性。配偶权虽为一种身份权，但具体体现在婚姻关系之中。它是基于合法婚姻关系而在夫妻双方之间发生的，由夫妻双方平等、专属享有的要求对方陪伴生活、钟爱、帮助的基本身份权利。它包括同居权、忠实请求权、相互协助请求权、日常家事代理权等等权利。其中同居权是男女双方以配偶身份共同生活的权利，反映同居关系这一夫妻关系中最基本、最具特色的身份关系。忠实请求权既有夫妻双方在性生活上互守贞操、保持专一的内容，也包含不得为第三人利益牺牲、损害配偶利益的内容，它不仅是一夫一妻制的基本要求，更是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客观需要。同居权与忠实请求权又是相互联系的，有过错的配偶一方违背同居义务的同时也往往违背了忠实请求义务。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行为无疑就是对同居权及忠实请求权的侵害，侵害行为导致婚姻破裂，会造成无过错方极大的精神痛苦，其所受伤痛可能终身无法抚平。法律规定受害方配偶有权请求侵权方配偶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正是对配偶权予以保护的体现。

鉴于我国婚姻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婚姻关系中的财产处理问题规定得较全面，而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虽已有涉及，但还很不够。笔者认为，在今后的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应对此做出更多具体规定。如可以考虑规定：以有过错一方配偶與第三者为共同侵权人，对无过错方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不以婚姻关系的解除作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允许无过错方在特殊情况下仅向第三者索赔等。

四、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

对于侵权行为造成他人物质损失的，侵权行为人应当给予赔偿，这是我国《民法通则》早已明确规定的，但对精神损害的赔偿，《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且赔偿损失。”这一规定虽然对涉及“四权”方面的精神赔偿予以确认，但范围过窄。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48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规定》第1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一规定被理解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就已经包括对被害人精神上的抚慰，无需再就精神上的损害给予赔偿，而且，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审理精神损害赔偿难以操作和执行。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在法律适用方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独立的民事诉讼只有程序的不同，不应存在实体上的差别。因此，法律上应当承认原告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刑法作为公法，它所体现的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功能和对被害人心理上一定程度的抚慰，与民法作为私法，对被害人人格利益的保护，通过经济赔偿得到抚慰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另外，这样规定，造成了人身权益遭受犯罪行为严重侵害的受害人得不到物质赔偿，而那些人身权益受到的侵害远轻于犯罪侵害的受害人却能够得到赔偿，甚至是巨额赔偿，这显然不合情理。

从我国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看，建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赔偿制度十分必要。第一是贯彻民事法律有损害就有赔偿基本精神的需要。侵权行为人侵犯被害人人格权、健康权等权利的同时，大多数给被害人精神上也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这种精神上的损害，有些要比物质损害严重得多，如果仅对物质损害予以赔偿显然是不公正的。第二是保证刑事法律规范与民事精神赔偿制度互相衔接、协调一致的需要。民事诉讼的精神赔偿已被立法所确定，更被司法解释所明确，因而完全有理由而且应该将民事诉讼中能够得到处理的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一并审理。同时，这样更能体现附带民事诉讼经济、方便的原则。第三是有利于打击犯罪、保护公民的精神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如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能同时追究被告人犯罪行为对被害人精神损害的经济赔偿责任，对严厉打击犯罪，全面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犯罪分子的刑罚，对于受害者来说是一种抚慰，但这种抚慰不能代替经济赔偿，比如说，过失致人死亡的被告人，被判二年缓刑，或者三年实刑等，作为犯罪分子向国家承担了责任，法律给予否定评价，但受害人精神伤害没有得到实际解决，像强奸、奸淫幼女、毁人容貌的受害者，虽然被告人受到刑事处罚，但对于受害人心身伤害却永远无法得到抚平，用金钱赔偿损失也许是最好办法。目前，好多刑事自诉案件，受害者本来打算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受害人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赔偿，不得已放弃了要求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而只提起民事诉讼，从某种角度讲，就放纵了犯罪，违背了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刑相适原则，同时也违背我国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

参考文献：

1.史际春.经济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张守文.经济法理论的重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法学院 导师：陈晋胜教授，单位：山西大学法学院 山西太原 030006）

（责编：李雪）

作者：窦晋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