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陈述证据价值探讨论文

摘要：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对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解释，对我国民事诉讼体制作出了重大的调整，从而对当事人陈述的证据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一规则所确定的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建立的自认制度逐步瓦解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存在之基础，且由于当事人陈述自身所难以克服的虚假性，决定了当事人陈述作为一种独立证据形式存在已经失去意义。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当事人陈述证据价值探讨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当事人陈述证据价值探讨论文 篇1：

当事人陈述的比较研究

摘要：当事人陈述作为我国民诉法规定的证据种类之一，其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发挥当然的作用。主要原因是我国民诉法没有对当事人陈述做更进一步的划分，使当事人的事实主张、当事人所作的对己有利的陈述和对己不利的陈述被混为一谈，导致当事人陈述制度的瘫痪。结合大陆法国家的经验以及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将当事人陈述区分为当事人听取、当事人询问和自认可以较好地处理这一实践问题，同时完善相应配套措施，提高当事人陈述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关键词：当事人陈述；当事人听取；当事人询问；自认

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当事人陈述这一证据的弃用，体现了对该项制度认识的不充分性。例如，在当事人所作的陈述中，哪些属于诉讼主张范畴，哪些属于证据范畴？当事人所做的对自己有利和不利的陈述，何者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还是而这都可以作为证据，但应适用不同的程序规范？当事人在诉讼中所作的对己不利的陈述，究竟是用来证明事实真伪的证据，还是使事实免予证明的方法？如果允许当事人对自己有利的陈述作为证据，究竟是把它作为一种一般性的证据方法，还是把它作为一种补充性的证据方法？法院能否仅仅依据当事人作出的有利于己的陈述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本文将从比较法的视野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一、各国关于当事人陈述的规定

（一）英美法

在早期的普通法中，无论是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当事人都不能作为证人，他们在诉讼中既没有作证的权利也没有作证的义务。到19世纪中叶，当事人不能作证的规则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国《1851年证据法》和《1869年证据再修正法》使当事人获得了作证的资格，只要当事人愿意，他既可以自己就案件提供证言，也可以要求对方当事人就案件相关事实提供证言。[1]美国原先也以存在利害关系为由否定当事人的证人资格，但后来也逐渐放松了这种限制。《聯邦证据规则》第601条规定：“除本证据规则另有规定外，每个人都有资格作为证人”，这其中当然包括当事人在内。

（二）大陆法

1.法国

《法国民法典》把当事人陈述分为于己有利的陈述和于己不利的陈述，将于己不利的陈述归入自认，并产生约束法官以该自认认定案件事实的效果。而对于己有利的陈述通过宣誓的方式来处理。这种宣誓分为当事人提出进行的决讼性宣誓和法官依职权要求进行的非决讼性宣誓。

当事人提出的决讼性宣誓可以直接决定裁判结果。在当事人主张某一事实作为诉讼请求或者反驳诉讼请求的依据而又无法证明时，他可以要求对方当事人通过宣誓来否认这一事实。被要求宣誓的一方有三种选择：一是作出宣誓从而赢得诉讼，二是拒绝宣誓而败诉，三是反过来要求对方当事人进行宣誓。决讼性宣誓是法官在特殊情况下解决争议的手段，一旦一方当事人作出宣誓，那么法官不能再对案件事实进行自由裁量，且对方当事人不得再证明其错误。[2]

依职权要求宣誓是法院的一种补充性证据方法。《法国民法典》第1367条规定，只有在请求或抗辩尚未完全得到证明或者请求或抗辩并非完全无证据时，法官才能够依职权要求一方当事人宣誓。对这种宣誓的证明力判断，法官可以自由心证，而不必受其拘束。

2.德国

1877年的德国《民事诉讼法》沿袭罗马法的传统，规定了当事人宣誓制度作为补充性的证明手段。1933年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德国借鉴奥地利的做法，用询问当事人取代当事人宣誓制度，并且明确规定把询问当事人作为一种补充性的证据方法。德国学界普遍认为，尽管当事人最了解待证事实，但他们与案件裁判结果具有最大利益，其在陈述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隐瞒全部或者部分对自己不利的事实，极力夸大对自己有利的事实，所以争议事实应尽可能运用书证、证人等证据方法去证明，但有些案件却根本找不到别的证据，而在此情况下又不应当直接判决寻求法律救济的当事人败诉，与其排除询问当事人直接判决当事人败诉，还不如把通过询问获得的当事人的陈述作为证据方法。[3]

(三)我国的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证据有下列几种：……（五）当事人的陈述……”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之一具有其合理性：第一，符合查明案件事实这一证据制度终极目的的要求。法官为了查明案件真相，会将有可能帮助其了解案情的材料尽可能多的纳入证据范畴，当事人作为案件的亲身经历者，其对事件的描述是法官了解案情的最直接途径。第二，是证据裁判主义的必然选择。证据裁判主义要求法官或者事实审理者必须依据证据对事实进行认定和作出裁判，实践中，部分案件除了当事人陈述别无其他有力证据可供采纳，此时，若不认真考量当事人陈述的证据能力，则会增加产生错案的可能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当事人拒绝陈述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可见，当事人陈述在诉讼中并不能单独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在民事诉讼证据中仅处于辅助性地位。《证据规定》第八条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这条规定在理论上被称为自认。此时，当事人的陈述具有三方面功能：第一，免除对方当事人本应当承担的全部或部分举证责任；第二，当事人本人受自认的约束，除非对方同意，或者自认出于胁迫、重大误解，或者其提供充分证据推翻自认，或者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其不得撤销自认；第三，约束法官必须以其作出的事实承认为裁判依据，即法官在此不得行使自由裁量权。根据民事活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要求，这种陈述的本质在实体法上为案件事实，在程序法上则为一种证据方法，而非证据。

二、证据性当事人陈述的内容

当事人陈述，指当事人就有关案件的事实情况向法院所作的说明，它包括当事人自己说明案件事实和对案件事实的承认。[4]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四点：第一，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第二，关于诉讼请求的说明和案件处理方式的意见；第三，对证据的分析和应否采用的意见；第四，对争议事实的法律评断和适用法律的意见。其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只有上述第一项内容。[5]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当事人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并不一定都具有证据属性。当事人陈述有的是为了履行其主张责任，有的是为了否认对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有的是应法院的要求对原先的陈述进行补充，有的则是要通过自己的陈述来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为真实。在这些陈述中，被法院用来判断事实真伪、认定案件事实的才是证据。[6]

德国民事诉讼法把当事人的事实性陈述区分为“当事人听取”和“当事人询问”。 当事人听取是指法院在诉讼中听取当事人本人对案件事实的说明，包括当事人的事实主张、对诉讼请求的说明和案件处理方式的意见、对证据的分析意见、对争议事实的法律评断和适用法律的意见。当事人的事实主张和对诉讼请求的说明是案件证明对象，案件处理方式、对证据的分析、对争议事实的法律评断则属于法官的自由裁量范围，这些都不具有证据属性。当事人询问时，当事人或法定代理人的陈述将成为法院心证判断的资料，与法院为了弄清诉讼关系命令当事人本人或法定代理人出庭而进行的审问不同。[7]

自认究竟是否属于证据，各国的做法不尽相同。法国与意大利虽然将当事人所作的不利和有利的陈述都作为证据，但是把它们作为两类性质不同的证据来规定，前者为自认，后者为宣誓；德国、日本只将法院通过询问当事人所获得的当事人作出的有利于自己的陈述作为证据，而把当事人作出的对自己不利的陈述当作自认来规定。[8]笔者认为，自认不具有证据属性。首先，证据虽是法官对案件事实进行裁判的依据，但其证明力大小依然要经过法官的自由裁量，而自认只要不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则具有排除法官自由裁量的作用。其次，自认在理论和实践中可以分为明示和默示两种。《证据规定》第8条第一款：“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这种承认其实是对案件事实的确认，表明原被告双方不再就承认事项产生争议，因此承认的事实即为案件事实；第二款：“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这条规定的是法律推定，是一条实体法规则，同样不具有证据属性。再次，自认是民事诉讼中处分权原则的体现，当事人有权通过各种方式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自认则是当事人通过明示或默示的手段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可以直接确定案件事实、消除争议、约束法官。最后，从自认的撤销来看，“撤销”二字即表明自认是一种法律行为，而证据则主要通过证据力有无和证明力大小來评判，并不适用撤销。综上，证据性当事人陈述的内容仅包括当事人询问中其作出的有利于自己的陈述。

三、当事人陈述在证据中的地位

从各国的立法看，对当事人陈述大体上有三种做法：一是德国采用的，把当事人的陈述作为一种补充性的证据方法，法国和意大利则将非决讼性宣誓作为一种补充性证据方法；另一种是日本和奥地利采用的，把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方法之一，并且这种证据与其他证据处于同等位置；还有一种是虽然也承认当事人的陈述具有证据价值，但当事人的陈述并不作为诉讼中的一类独立的证据，而是把当事人归入证人，此种方法主要为英美法系国家采纳。

把当事人陈述作为补充性证据方法意味着当法院不能通过其他证据查明事实时，才把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其理由在于，虽然当事人最了解案件事实情况，但其毕竟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把其陈述直接用来认定案件事实难以让人信服。但是随着提高诉讼效率等的要求，当事人陈述逐渐从补充性到非补充性变化。奥地利和日本则在上个世纪末修改民事诉讼法的时候分别取消了当事人陈述补充性的规定。

对我国而言，应采取非补充性为主、补充性为辅的方法，充分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然而，对于一方当事人受胁迫的案件，受胁迫的当事人可能除了陈述再也无法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若法官判他败诉，则其权益将遭到二次侵害，甚至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此时当事人陈述就应当具有完全的证据属性。但是，要想真正获得当事人陈述的证明价值，需要设置相应的配套措施，以增强其陈述的可信性。

四、完善相应配套措施

1.宣誓或具结

多数国家在把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使用时要求当事人进行宣誓或具结。无论选择宣誓还是具结，应当具有相同的效果。在我国建立当事人宣誓或具结制度至少是一种“不坏”的选择。首先，它能够在事实主张意义上的陈述和证据意义上的陈述之间划一条相对清晰的界限，提醒当事人宣誓或具结后的陈述具有证据属性。其次，在当事人的内心悬一把“尚方宝剑”，如果其故意做虚假陈述，那么他将受到道德的谴责，多数当事人为了避免这种内心的不安，将尽可能说不说假话。最后，宣誓或具结为法院惩罚故意做虚假陈述的当事人提供了依据。

2.对虚假陈述的制裁

将当事人所作的有利于自己的陈述作为证据会带来一种风险，即如果当事人做出了虚假的陈述且没有被法官及时察觉，那么很有可能产生错误的事实认定，进而做出错误的裁判。通过宣誓或具结这种事先预防的办法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虚假陈述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措施并不能杜绝当事人作虚假陈述，因此应当建立一定的事后制裁措施。

英美法把当事人作为普通证人，因而当事人如在法庭上提供虚假证言，他们会像证人一样受到刑事追究和制裁。在法国和德国，由于宣誓后作虚假陈述会严重干扰法院的裁判，法律对此的制裁也十分严厉，这样的当事人一经发现，将被追究刑事责任。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法律对宣誓后作虚假陈述采用罚款的方法予以制裁。

笔者认为，对当事人虚假陈述的惩罚应当参照对证人虚假陈述的制裁，情节轻微的可以由法院处以罚款或拘留，若虚假陈述是导致对方当事人败诉的最直接原因，则其还应当承担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费用和赔偿对方当事人额外的费用损失，若该虚假陈述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或者无法弥补的损失，则应当考虑追究其刑事责任，例如对方当事人因为败诉而自杀、遭受了巨大的精神损害或者公司破产等。

证据制度的根本目的是帮助法官在查明案件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公平公正的裁判，因此需要充分发掘各种证据本身所蕴藏的价值。对当事人陈述来说，就是要区分证据性当事人陈述和非证据性当事人陈述，利用宣誓具结等措施来防范和制裁虚假陈述，提高证据性当事人陈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以此来提高当事人陈述的证据力，促进案件客观真实的发现。

注释：

[1]齐树洁主编：《英国证据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3页。

[2]参见李浩：《民事证据立法前沿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84 ~285页。

[3][德]尧厄尼希：《民事诉讼法》，周翠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96页。

[4]樊崇义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页。

[5]参见樊崇义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页。

[6]参见李浩：《民事证据立法前沿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92页。

[7][日]中村英郎著：《新民事诉讼法讲义》，陈刚、林剑锋、郭美松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页。

[8]李浩：《民事证据立法前沿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页。

作者：郭航

当事人陈述证据价值探讨论文 篇2：

当事人陈述证据价值之思考

摘要：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对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解释，对我国民事诉讼体制作出了重大的调整，从而对当事人陈述的证据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一规则所确定的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建立的自认制度逐步瓦解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存在之基础，且由于当事人陈述自身所难以克服的虚假性，决定了当事人陈述作为一种独立证据形式存在已经失去意义。

关键词： 证据规则；当事人陈述；自认

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在我国民事证据制度史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证据制度的改革对我国民事诉讼的体制性调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宣示着我国民事诉讼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预示了当事人陈述之地位将发生相应的变革。笔者试图以新证据规则为视角，对当事人陈述的独立证据形式价值进行反思，企求把当事人陈述放在现代民事诉讼体制和整个民事证据制度下来探讨，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来看待，这样可能会挖掘其在现代民事诉讼中的应有价值。

一、由客观真实到法律真实——当事人陈述价值变化之基础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是以证明标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两种不同价值取向，这一相异的起点，笔者认为可以设定在通过证据调查无法实现事实发现之时。自此起点，客观真实要求扩大对证据的发掘与运用以满足事实查明之需要，而法律真实基于有限认识论和诉讼效益的考量则以自我归责的形式终结案件。相比而言，客观真实所指导下的民事诉讼必定对证据的获取具有更为强烈的冲动。在各种证据形式中，由于任何纠纷必定牵涉当事人，因而当事人必定亲历纠纷之始末，而“人的记忆是具有选择性的……，记忆的选择性表现在这样一种情况上，这就是我们要记忆的主要是那些我们认为是重要的、有意义的、我们感到兴趣的事物。由于将来有必要根据向别人担负的义务的性质采取行动，因而也就有必要把以往的事情记忆下来。”这一特性决定了当事人之记忆对于查明案件真实情况具有突出的乃至决定性的价值，因而在追求客观真实的诉讼之中必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赋予当事人陈述以独立的地位正是其特殊价值的反映。

但是，若将当事人陈述置于高度盖然性的法律真实证明标准下，却并不具有相当之地位。首先，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并不奢望案件的细枝末节均得到彻底的查明，而只需达到大致如此的水平即视为真实。这样，通过对物证、书证等证据的使用，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就足以满足案件查明之需要，因而对当事人陈述之获取的迫切性得到极大缓解；其次，为了应对法院自我降低证明标准是否合乎正义之质疑，法律真实证明标准的使用往往意味着寻找证据的负担由法院向当事人转移，使得当事人在举证之中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性，这一自主为吸纳其陈述的虚假与片面提供了渠道；最后，在放弃为证据排除规则所否定的证据所具有的证据价值之时，法律真实证明标准的运用实际也表明证据运用由偏向证据的自然属性向重视证据的社会属性转变，当事人之作为民主法治国家一员的特性随之得到凸现，决定了在诉讼之中对当事人陈述的把握需要进一步从宪政的角度加以理解，以尊重当事人对其自我权利的处分自由。相应的，当事人陈述之价值的判断就不仅决定于对其真实性的检验，还受制于宪政对人的保护，当事人陈述因此势必不可能具有与客观真实证明标准下同等之证据价值。

2001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该规定表面上是将举证责任由主观举证责任推向客观举证责任，以诉讼不利后果承担为压力促使当事人积极主动地提供证据，但也意味着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对法律真实证明标准的默认，毕竟能够以当事人对待证事实举证情况作为判决依据已经不是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所能包容的。从这个层面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举证责任的这一规定在完成由客观真实向法律真实的转向时也悄悄侵蚀着当事人陈述存在之基础，相应的，当事人陈述之价值也因此而将随之发生上述的变化，因而我们有必要对新证据规则下当事人陈述之地位作出全面考量。

二、当事人自认性(不利性)陈述的价值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认可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后对当事人陈述的第一个重大调整在于其第八条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而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显示出与民事诉讼法规定迥然不同的处理当事人陈述的态度，它将当事人陈述中最具有证据价值或者谓之最富于真实性的对当事人本人不利的陈述从传统的当事人陈述之中剥离出来，赋予其约束法院的效力而不再受限于必须结合其他证据才能审查确定是否予以采纳的要求，从而形成一个独立的制度——当事人自认制度。

所谓当事人自认制度是指“当事人在诉讼的口头辩论或准备程序中作出的与对方当事人主张一致且于己不利之陈述。”这一制度通常被认为是西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前苏联民事诉讼法学学者因此讥笑道：在资产阶级的诉讼中，因为当事人的承认对法院有这种约束力，就使得一些恶意的当事人有可能进行各种舞弊，使法院变成一种特殊的公证处，而当事人就在那里缔结一些相互勾结的法律行为。但自认制度同样存在于前苏联民事诉讼法中，其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承认另一方当事人用来证明自己要求或者反驳要求的事实，这种承认对法院没有约束力。如果法院确信这种承认是符合案件情况的，不怀疑当事人是在欺骗、暴力、威胁、迷误的影响下或者出于掩盖事实真像的目的而做出的这种承认，法院即可以认为所承认的事实已经查明。也即无论是西方国家抑或东方国家，对于当事人陈述依照诉讼利害关系特征可以划分为对本人有利的陈述和对本人不利的陈述。对于对本人不利的陈述各国也都赋予了有别于对本人有利的陈述的效力，前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差异主要在于如何看待自认的法律性质及其效力，前苏联将其视为证据的特殊形式而具有免除证据许可规则的效力，而西方国家通常是从处分原则和辨论原则出发赋予其对法院的约束力。

就此，笔者以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实际是借鉴了西方国家的做法，不再将当事人所做之不利于己的陈述作为证据对待，而是将其视为当事人的处分行为，从而赋予其约束法院的效力。

首先，之所以只将对当事人本人不利的陈述单独分割出来加以区别对待，其核心应在于我们所作的经济人假设，即任何理智人必然会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

因而当事人主动作出不利于己之陈述也自然被视为符合其个人利益。从这个基点出发，我们认为不利陈述的做出是当事人对其利益的自由处分权的体现，是不容质疑的，因而对当事人本人不利陈述在性质上应该被定位为当事人的处分行为，而不能简单将其认为是当事人与法院的配合或者利益一致，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当事人所作之不利于己陈述在背离事实时仍然对法院所具有的约束力。

其次，在现代民事诉讼中，证据所对应的是举证责任。基于举证责任的负担，才相应产生证据的提出，既然自认制度免除了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那么又何谈证据呢?正如何文燕先生指出的“根据禁反言原则，自认具有免除对方当事人证明责任的功能。而证明一件事实的逻辑是，有证明责任才需举证，有举证才需证据。既然自认的事实无需证明，又何需证明呢?”从这一角度讲，将自认作为证据加以对待存在逻辑上的矛盾。

最后，如果将当事人的自认作为证据对待，那么实际上是将当事人作为特殊的证人对待，对当事人应当适用证人的条件即当事人知道案件的有关情况，能正确表达意志，能够认识作证的法律后果并有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能力。例如前苏联民事诉讼法学者认为“可以作为当事人陈述(证据)主体的是任何一个在生理和心理方面具有上述能力，能以当事人的身份向法院进行陈述的自然人，而不仅是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苏俄最高法院全体会1925年3月16日的决定对幼年证人规定了这项原则，这对当事人的陈述也是可以适用的。”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见诉讼的，代理人的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当事人的代理人显然不符合证人的条件，因此，允许当事人的代理人做出自认也意味着并未将当事人的陈述作为证据加以对待。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将当事人自认性陈述之性质界定为诉讼行为更为准确。台湾学者陈荣宗认为：“当事人在诉讼上的自认，其法律性质应解释为诉讼行为，从而使当事人自认的法律效果发生民事诉讼法的效果，即对方当事人对自认的事实无需举证。对于他方主张的事实予以自认，将直接产生诉讼法上的法律效果——免予举证；这是自认的实质和目的所在。”基于以上论述，自认制度的出现事实上对当事人陈述进行了分割，将对当事人本人不利的陈述从中分离区别对待。这样，我们传统的当事人陈述这一证据形式不再能够用来完整概括当事人在诉讼之中所做的陈述，充其量只能涵盖对当事人本人有利之陈述，自然，当事人陈述作为一个独立证据形式存在于民事诉讼法之中就欠恰当了。

三、当事人有利陈述之辨析

更进一步分析，我们能否将对当事人本人有利的陈述作为当事人陈述加以看待呢?这倒是个颇有意义的话题。从世界范围看，西方法制发达国家正在掀起一股将询问当事人作为重要证据方法的浪潮，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也发出引入当事人询问制度的呼声。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询问当事人问题不仅对于解决当事人陈述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整个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完善同样也具有不容轻视的价值。

所谓当事人陈述，法学界一般将其界定为：“诉讼当事人就他们所感知、理解和记忆的有关案件的事实情况，向人民法院所作的陈述。”基于这个定义，可以认为对当事人陈述的把握主要强调当事人向法院所作陈述这一特征，而对于当事人陈述的内容实际只是要求与案件有关，因此所谓当事人陈述其实可以泛指当事人在法院之中所作的一切陈述，在划除对当事人本人不利的陈述后，笔者认为对当事人本人有利的陈述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主张和辩解两个部分。

(一)当事人的主张

既然对当事人陈述的界定包容了当事人在法院所作一切之陈述，那么当事人的主张势必也被包容其中。在现代汉语中主张被解释为见解，具体到民事诉讼之中，这种见解可以被理解为当事人对其权利是否享有和是否受到侵害的见解，也可以被理解为当事人对权利发生、消灭所依据的事实的认识，即所谓主张在诉讼之中其实包括了权利主张和事实主张。权利主张和事实主张在内容上是相异的，但在体系中是一致的，即权利的存在有赖于要件事实得到确认，而要件事实的调查目的则在于对权利存在与否的认定，二者通常以一体的形式表现于诉讼之中，也应当以一体的形式加以提出。

基于权利主张与事实主张的这种密切关系，我们可以得出诉讼之中处理当事人主张的基本思路。对当事人所作之权利主张，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那么就诉讼请求所依据之事实和理由应当由当事人加以说明，法院不能也无法依职权发现，否则不予受理，而对于当事人所作之事实主张则适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要求其提供相应之证据以证明该要件事实的成立，否则适用客观举证责任之规定，由主张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这一处理思路可以进一步简化为这样一种关系，即权利主张是事实主张的证明对象，而事实主张是诉讼证据的证明对象。因此，于当事人本人有利之陈述中的主张部分显然不能作为证据加以对待，该部分的内容也应从当事人陈述中予以剥离。

(二)当事人的辩解

当事人辩解是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依据的说明，或者是当事人认为对方当事人诉讼请求缺乏依据而作的反驳。我们不能否认，在当事人的辩解中可能含有与客观事实相一致的内容，而不能武断地一概将有利于当事人本人利益的陈述归结为当事人的虚假陈述，但正因为其与当事人趋利心理的一致，决定了对当事人辩解之处理必然要以慎重的方式加以对待。正如前苏联学者指出的“具有法律上的利益、参加案件作为当事人的那个人，是可能怀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歪曲某些案情的动机的，因此，只要这种动机影响陈述的性质的可能性还没有消除，或者还没有确定对陈述不起歪曲作用，法院便不能把当事人的陈述认为是需要查明的事实的充足证据。”所以一般而言，处理的原则是“只有在诉讼已被客观条件充分证实的情况下，才能根据当事人的个人辩解来满足或驳回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也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依据这一原则对当事人的辩解进行处理，实际只有两种结果，即经其他证据证明，当事人的辩解成立或者是其他证据无法证明其真实性而不予采纳。对于这两种结果，不能证明真实性的当事人辩解显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而在其他证据印证下成立的当事人辩解虽然可以成为诉讼证据，但是既然当事人辩解所要说明的事实需要通过其他证据印证，那么也意味着这些能够作为证据使用的当事人辩解所证明的内容也能够通过其他证据推导得出。从而，当事人的这一辩解势必也就不具备自身独立而特殊的价值，可以被认为其主要存在价值仅仅限于验证所证事实之真实性，不将其作为证据使用并不影响

案件事实的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对当事人的辩解需要搜集、整理同案的其他证据才能认定其真实性，如此难免有海底捞针之苦，因而现实中往往将当事人辩解作为证据发现之线索使用，对当事人辩解之内容要求当事人进一步提供有关证据加以证明，否则不予认定。这样，当事人辩解之原本的证据意义实际已经转换成为了证据线索或举证责任分配之依据。因此，笔者认为将当事人辩解作为一项独立的证据形式实际是缺乏必要性的。

就此，笔者认为即使是当事人辩解也没有作为独立证据形式存在之必要性。但在世界主要法治国家为什么又掀起了推广当事人询问制度的浪潮呢?笔者以为，西方的当事人询问制度应当是为了避免僵硬适用举证责任作为判决依据而采用的调节手段。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下，举证责任作为刺激当事人主动性、积极性发挥的关键，在整个民事诉讼体系中具有核心地位，但机械运用举证责任无法解决当事人因为客观条件限制而无力有效担当举证责任的困境，从而不可避免地发生过分偏离正义的弊端。在这样的背景下，适当增强法官自由裁量权调整举证责任分配是重要之举措，当事人询问制度的设计同样出于此目的。从该制度的运用条件看，当事人询问制度是在证明不尽的情况下展开的，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45条和第44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对应该由他证明的事项，不能通过其他的证据方法得到完全的证明，或者未提出其他证据方法时，可以申请就应证明的事项询问对方当事人。”这样，负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由于客观原因导致举证不能而面对不利诉讼结果时就可以获得一次最后救济的机会，法院也得以以此向僵硬的举证责任中注入“润滑剂”，在一定程度上向客观真实和实质正义靠近；从当事人询问的效力看，其对法院并无拘束力而往往作为法官心证形成之辅助材料，以协助法官对当事人之间责任分配做出决定。但在我国，民事诉讼改革首先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加快法院职权的淡出而切实以举证责任引导当事人主动性的发挥，而不是解决举证责任适用过于僵硬的问题，此时就讨论如何引入并扩大当事人询问制度似乎还是为时过早的：其次，我国有运用调解制度解决纠纷的传统和相应文化的积淀，运用调解能够更为有效地解决举证责任僵硬之弊端，借助当事人询问制度的必要性相对较弱；最后，我国社会尚未形成对当事人诚信的有效制约机制，在这样的条件下直接采信当事人之陈述似乎过于草率。

综上，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将当事人辩解作为证据使用同样缺乏必要性，也是缺乏现实性的。因而对当事人有利的陈述亦不宜作为单独的证据形式。

四、结语

当事人不利之陈述以自认制度的形式确定了其性质是一种民事诉讼行为。而针对当事人对自己有利的陈述，通过分析其构成因素，可将其分解为主张、辩解，则当事人陈述在民事诉讼中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诉讼权利，其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实为不必要。但笔者并非否定当事人陈述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而恰恰认为把当事人陈述作为民事诉讼中一项制度来研究，而非法定证据形式，更符合现代民事诉讼“以人为本”“以权利为中心”的理念，真正发掘当事人陈述在现代民事诉讼中应有的价值。

作者：陈文曲

当事人陈述证据价值探讨论文 篇3：

浅析当事人陈述与查明案件事实的关联

【摘 要】当事人陈述是法庭调查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查明案件事实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阐述了当事人陈述与事实查明的理论，重点分析了当事人陈述与查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的关系。希望通过对本题的研究和探讨，本人对这一制度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和全面的理解。

【关键词】当事人陈述；事实查明；利弊影响

在案件事實的查明方面，我们通常对案件事实进行查明时只能依据两个因素的信息：当事人陈述与当事人所提供的案件材料。同时，于当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大背景之下，我们在接触的案件相对丰富的时候，对某一类的案件可能会有所预断，当然这种预断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会有所偏差，这就需要通过以下几个因素加以论证我们的预断，即这就是案件事实的查明过程，而当事人陈述对查明案件事实具有重要的影响。

1.当事人陈述的界定

当事人陈述是法庭调查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及辩论原则的具体化。其涵义是指案件当事人就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当事人陈述在广义上还包括当事人陈述权利诉求，陈述案件性质和法律问题和陈述与案件有关的其他事实。当事人陈述的过程也是我们从对案件事实一无所知到了解案件事实的一个过程。

2.事实查明的理论

在法律人看来案件事实查明中的“事实”就是“法律事实”，法律事实不仅意味着是客观事实，即该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该事实还应是能用证据证明的客观事实。但是，由于因为事过境迁，也许许多客观存在的事实无法被现存的证据证明，那么这样的事实就不能认定为法律事实。这样案件的真实在法律领域就被分为“绝对真实”和“实用真实”。

所谓“绝对真实”，是指在对一个特定的案件中发生的实际情况的全面反映；“站在查明事实为益的角度，实用真实的观念可以被描述为以道义为中心”，在全面并且公正地提出证据之后认定的事实。

与绝对真实和实用真实相对应，有两种哲学理论作为两种真实的理论基础：相符理论（Correspondence Theory）和商谈理论（Discourse Theory）。支撑绝对真实的相符理论的核心是，真实是信念和真实之间某种形式的相一致。法律领域是这样阐释相符理论：如果实际上发生的情况（非法律事件）与认定的命题（法律事件）相一致，那么对该事实的认定就是真实的或准确的；商谈理论则认为真实程度的标准应该与当事人所能够通过证据证明或者通过辩论辨明的程度相一致，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标准。

在行政法诊所实习的过程中，我们始终都面临这样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即是“真实程度”的矛盾。前文中说道，到法律诊所寻求帮助的当事人所带来的案件大多是经历了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的“陈年老案”，当事人所能提供的证据相对于自己坚持的请求来说多是不充分的，甚至有的案件只有一方当事人的“案件回顾与陈述”，但他们追求的往往是能够通过他们的“讲述”，从而给我们展现一个案件的“绝对真实”，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是我们相信其讲述的“事实”是真实发生的，并且因此而受到了不公正的侵害。而作为大学生和法律人，我们在表示对其所经历的遭遇表示同情的同时，我们必须要坚持自己内心的法律确信，并力图通过当事人所提供的案件证据材料还原过去的“真实”，从而为当事人提供下一步的法律意见，即我们所坚持的是“实用真实”。

3.当事人陈述与查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的关系

3.1当事人的陈述对事实查明的功能

目前，我国学界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当事人陈述有两种不同的功能：一是阐明案情，充分表达事实主张，有利于确定案件的事实争点，缩小调查证据的对象范围；二是作为证明的手段，具有单一证据的功能，起到证明待证事实的作用。

3.2当事人陈述对事实查明作用的利弊影响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经过案件的当事人最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所以我们可以试图通过当事人的陈述大致地把握案件事实的总体框架，因为“当事人关于案件事实的活生生的记忆、叙述、解释乃至情绪表征等直接关涉案情的认定的重要信息”。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极力主张当事人陈述并非证据，应当不能作为查明案件事实的依据。理由是，当事人一般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直接的有利害关系，当事人陈述往往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和倾向性，其具体表现是当事人对自己有利的事实会加以强调或者反复地向倾听者说明，而对于对自己不利的案件事实则刻意回避，不愿向倾听者说明，在此情况下，如是涉及当事人或者近亲属隐私的事项当事人不愿意说明则强行要求当事人陈述，未免有些强人所难。面对这一方面的问题，法院的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通常坚持“兼听则明”的原则，这一点无论是在民事诉讼程序、刑事诉讼程序或是行政诉讼程序中都有所体现，原告在起诉后，通常都会给予被告方一定的期限进行答辩，之后在法庭上进行对证质证，法官在此基础上查明案件事实，进而依据法律做出裁判。这就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症结所在，我们面对的是一方当事人，无法进行以上的正式程序查明案件事实。

3.3询问当事人以进一步了解案件事实

询问当事人首先是告诫当事人要真实陈述案件事实，然后要求当事人所陈述的案件事实尽可能地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最后，对案件进行询问，对此当事人不仅应回答各个问题，而且应作相关联的陈述。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是与案件具有密切的利害关系，在被询问过程中，当事人可能夸大或缩小案件事实，所以，在大陆法系国家，当事人常被认为是最具有偏见及预设立场的“证人”， 当事人询问则被视为最不可信赖的证据方法。但是，当事人是最了解案件事实的人，因此，询问当事人的结果也最有可能呈现案件事实。到底询问当事人所得的信息是最可信还是最不可信的信息，最终还是由我们自己依据自由心证来评价，当事人询问对我们对于案件事实的查明不具有绝对的拘束力。但有一点可以可定，“当事人为不利于己的陈述，其证据价值一般高于其有利于己的陈述的证据价值”。 [科]

【参考文献】

[1]郑旭著.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5.

[2]宋小海.“论当事人陈述在案情查明中的作用——以民事诉讼为范畴”，载《浙江社会科学》，2009（11）.

[3]翁晓斌，宋小海.“论民事诉讼当事人陈述的功能”，载《现代法学》，2007（12）.

作者：吉丽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