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当事人权利义务论文

【摘要】对于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属性，一直以来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根据处理交通事故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交通事故认定书产生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过程中，是行政调查，认定事故的最终环节，其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行政事实行为。根据现行法律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当作证据使用。但法律未明确认定书的证据类别，难以对其进行证据归类。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交通事故当事人权利义务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交通事故当事人权利义务论文 篇1：

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的法律性质

摘 要：正确认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的法律性质，对完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的法律规制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的法律性质存在很大争议。本文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是公安机关履行处理交通事故职责的行为，其法律性质应该是具体行政行为中的行政确认行为。

关 键 词：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确认

收稿日期：2013-10-10

作者简介：万尚庆（1964—），男，安徽宣城人，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宪法与行政法；钟俊（1989—），女，安徽黄山人，安徽师范大学2012级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宪法与行政法。

基金项目：本文系安徽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计划首批重点项目“社会风险中的公共安全治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FRZD201305。

正确认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的法律性质，是分析这一行为能否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学术界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的法律性质一直存在很大争议，至今没有定论。2000年公安部在《关于对地方政府法制机构可否受理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复议申请的批复》（公复字[2000]1号）中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事实后，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在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中起的是证据作用，其本身并不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2005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在《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可否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意见》（法工办复字[2005]1号）中认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证据使用。因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笔者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的法律性质应该是具体行政行为中的行政确认行为，兹就相关观点论述如下。

一、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不是技术鉴定行为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46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可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是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查明交通事故事实后，根据当事人与交通事故之间违法行为的作用大小，依法认定当事人责任的行为。

有学者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是一种具有很强专业技术性的事实问题，而非法律问题，从本质上说应该是一种技术鉴定行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专门办案人员，运用其以往从事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的相关经验以及专业知识，对事故形成的原因、事故造成的后果以及当事人责任等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分析后作出的结论性意见，是司法机关用以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客观依据，是一种鉴定结论。[1]

技术鉴定行为是指鉴定人接受委托或者聘请，运用自己的专门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案件中所涉及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后作出书面结论的行为。[2]（p146）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与技术鉴定行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第一，行为的主体不同。技术鉴定行为的主体是是自然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9条规定：对案件事实发生争议，“需要鉴定的，应当委托列入鉴定人名册的鉴定人进行鉴定。”第10条规定：“司法鉴定实行鉴定人负责制度。鉴定人应当独立进行鉴定，对鉴定意见负责并在鉴定书上签名或者盖章。多人参加的鉴定，对鉴定意见有不同意见的，应当注明。”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的规定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46条的规定，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的主体是单位，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第二，行为的客体不同。技术鉴定行为的客体是某种具体物质。如：针对血迹和毛发进行DNA鉴定、针对指纹进行指纹鉴定、针对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等等。而道路交通事认定行为的客体，既可以是某种具体物质对象，还可以是某种抽象关系，如对当事人的行为和过错与事故后果之间作用大小的认定，其客体就是抽象的因果关系。[3]（p17）第三，行为的内容不同。技术鉴定行为是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不对案件的法律性问题发表意见，如在普通刑事案件中，鉴定人只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患有精神病做出鉴定，不对其是否应当负刑事责任进行判断。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其认定书包含着对法律性问题的评判，有法律条文的引用，有法律责任的划分。第四，行为的结果不同。鉴定结论是鉴定人运用专业知识针对专门性问题作出的，对于一个专门性问题只存在一个正确答案，如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答案只能是“是”或者“否”，不能两种答案并存，即鉴定结论具有唯一性。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不具有太明确的界限，《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46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一）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二）因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三）各方均无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无责任。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他方无责任。”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之间并不存在唯一的划分标准。第五，行为的管辖不同。技术鉴定行为是接受当事人的委托才进行的，不存在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而道路交通事认定行为有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2章的标题就是“管辖”，第4条规定：“道路交通事故由发生地的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管辖。未设立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由设区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管辖。”第5条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在两个以上管辖区域的，由事故起始点所在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管辖。对管辖权有争议的，由共同的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管辖。指定管辖前，最先发现或者最先接到报警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先行救助受伤人员，进行现场前期处理。”第51条规定：“当事人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的，可以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复核申请。”第六，启动的程序不同。技术鉴定行为只有接受当事人的委托或者聘请才能做出，具有被动性。而道路交通事认定行为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做出的，具有主动性。另外，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安排的章节体系，我们也可以看出两者的不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4章的标题是“调查”，第4章第4节的标题是“检验、鉴定”，检验、鉴定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第5章的标题是“认定与复核”， 第5章第1节的标题是“道路交通事故认定”， 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综上，笔者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不是技术鉴定行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属于鉴定结论。

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行为作为行政法上的一个重要概念。“从世界范围来看，行政行为概念主要因大陆法系国家行政诉讼制度的需要而衍生。法国大革命后，学者便开始用Acte Administratif一词说明行政机关在法律之下对具体事件的处理。自1810年起，该词便普遍被法国学者所接受，并视其与法院判决有同等地位。1826年起Otto Mayer将行政行为概念Verwaltungsakt引入德国，并界定其为行政机关于个别事件中，规律何者为法，而对人民所为具有公权力之宣示。……日本学者随后从德国引进行政行为概念，嗣后，中国学者，特别是后来的台湾地区学者承袭德国和日本学说，在行政法学中也引进了行政行为概念，并成为其行政法学的基本范畴。”[4]具体行政行为是随着行政行为分类理论的发展而产生的概念，行政行为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作出不同的分类，行政行为以其对象是否特定为标准，分为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不仅是行政法学理论上的一种划分，而且也是我国法律制度所采用的一种划分方法，我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就是以“具体行政行为”为标准来规定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的对象的。

如何界定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学术界存在不同观点。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条规定：“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①叶必丰先生认为：“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具有行政权能的组织运用行政权，针对特定相对人设定、变更或消灭权利义务所作的单方行政行为。”[5]（p191）胡建淼先生认为：“根据目前相对公认的观点，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基于行政职权进行的，针对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就特定的事项，直接引起权利义务法律效果的行为。”[6]（p251）可见，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界定，学界虽有不同观点，但我们可以将其基本特征概括为行政性、特定性、外部性和法律效果性。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界定，具备具体行政行为的上述特征。第一，行政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是公安机关依据其行政职权作出的，是法律赋予给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具有行政性。第二，特定性。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46条的规定，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是公安机关就交通事故这一特定事项，针对特定当事人所作出的责任认定，无论是在对象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具有特定性。第三，外部性。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具有外部性，显而易见，无需赘述。第四，法律效果性。具体行政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必须具有法律效果性。之所以有人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一行为不具备法律效果性，不能直接产生影响当事人间权利义务的法律效果。如何理解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性？是仅指直接引起权利义务法律效果，还是既包括直接后果又包括间接影响？笔者认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性是指“行政行为在法律关系上所产生的后果及对当事人的影响”。[7]（p132）“需要指出的是，确认和证明某种权利义务关系，使其从不稳定或不明确状态趋于稳定或明确，也应视为一种法律效果，因而行政确认和行政证明也应作为一种具体行政行为。”[8]（p194）《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会产生影响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法律效果，交通事故认定书是确定事故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的重要证据，事故责任大小的认定将直接影响到当事人法律责任的大小，对当事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都将产生实际的法律效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7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一）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二）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三）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一）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二）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三）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四）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五）严重超载驾驶的；（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因此，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应当是具体行政行为。

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是行政确认行为

具体行政行为，根据不同的标准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如果仅从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法律功能出发，可以将具体行政行为分为五类：行政赋权行为、行政限权行为、行政确认行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救济行为。[9]（p252-253）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中的哪一种类型，学者之间又有分歧。[10]笔者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的法律性质应是具体行政行为中的行政确认行为。

行政确认在我国还是一个学理概念，现行法律尚未将其作为一个法律概念使用。所谓“行政确认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事实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可、证明（或否定）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11]（p282）行政确认的概念包括以下几层含义：第一，行政确认的主体是特定的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主体的行政确认行为是针对法律规范规定的需要确认的事项，根据法定的条件、依照法定的程序作出的。第二，行政确认的内容是确定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行政主体通过确定特定的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来达到确定或否定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或权利义务的目的。第三，行政确认的性质是行政主体所为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主体的确认权不是源于当事人的自愿委托，而是直接来源于国家行政管理权、由相关法律规范授予的，行政确认行为是具有强制力的行政行为，当事人必须服从，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四，行政确认的性质是要式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主体在作出确认行为时，必须以书面形式、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作出。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1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46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可见，《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都明确规定，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其行政职权作出的，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法定职责。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不是源于当事人的自愿委托，而是直接来源于国家行政管理权、由相关法律规范授予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过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来确定道路交通事故的法律事实，划分当事人的法律责任，达到确定或否定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或权利义务的目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会产生影响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法律效果，交通事故认定书是确定事故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的重要证据，事故责任大小的认定将直接影响到当事人法律责任的大小，对当事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都将产生实际的法律效果。

同时，《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47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现场调查之日起十日内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在查获交通肇事车辆和驾驶人后十日内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应当在检验、鉴定结论确定之日起五日内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48条规定：“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以下内容：（一）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车辆、道路和交通环境等基本情况；（二）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经过；（三）道路交通事故证据及事故形成原因的分析；（四）当事人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过错及责任或者意外原因；（五）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名称和日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由办案民警签名或者盖章，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专用章，分别送达当事人，并告知当事人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复核、调解和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期限。”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时，必须依照法定的程序、按照法律规定的内容，以书面形式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是要式的具体行政行为。

实际上，自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后，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地方人民法院已开始受理当事人针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认为这一行为是行政确认行为。如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泸行终字第29号《行政判决书》中就认为：“公安机关对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是依照行政法赋予的职权和规定，对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所行使的一种行政管理行为。公安机关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该行为直接涉及到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或能否得到民事赔偿的前提条件和依据；是当事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和依据。为此，它直接涉及到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当事人认为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依法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12]

行政确认行为又可分为对法律地位的确认和对法律事实的确认。“确认法律地位，是指行政主体通过行政行为对某种法律关系是否存在及存在范围的认定。如土地管理部门或人民政府对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确认。”“确认法律事实，是指行政主体通过行政行为对某种法律关系有重大影响的事实是否存在，依法加以确认。”[13]（p119）根据上述《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规定，笔者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应是行政确认中确认法律事实的行为。

综上所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不是技术鉴定行为，其法律性质应是具体行政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中确认法律事实的行政确认行为。如当事人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不服，应当有权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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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浩.证据法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李界文.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指南[M].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

[4]杨海坤，蔡翔.行政行为概念的考证分析和科学重构[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1）.

[5][8][1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6][9]胡建淼.行政法学[M].法律出版社，2003.

[7]应松年.比较行政程序法[M].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10]罗凤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行政非诉性评析——兼论行政裁决行为的非诉性[J].现代法学，2002，（03）；陈界融，付翠英，艾尔肯.陈某是否犯交通肇事罪——兼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法律性质[J].人民检察，2001，（03）.

[12]罗伦富.不服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J].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5）.

[13]罗豪才，湛中乐.行政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徐 虹）

Key words：the identification of road traffic accident；administrative act；specific administrative act；administrative affirmation

作者：万尚庆　钟俊

交通事故当事人权利义务论文 篇2：

交通事故认定书属性及相关疑难问题探究

【摘要】对于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属性，一直以来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根据处理交通事故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交通事故认定书产生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过程中，是行政调查，认定事故的最终环节，其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行政事实行为。根据现行法律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当作证据使用。但法律未明确认定书的证据类别，难以对其进行证据归类。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据类别的定位及制作制度的完善，将有助于交通事故纠纷公正有效的解决，值得学界探讨。

【关键词】交通事故认定书；法律属性；证据适用

一、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的属性

所谓交通事故认定是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等部门依据交通法规对交通事故的现场进行检查、勘验、调查等情况而制作的用于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及当事人责任的一种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其在诉讼中的作用，屡有争议。从现有的观点归纳来看，主要有具体行政行为说①，证据说②和折衷说③。

（一）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的本质属性

1.交通事故认定属于行政行为

交通事故认定是公安机关交警支队依据行政法规处理交通事故中载明交通事故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责任的一种行为。公安机关的交警支队或者交通管理机构是对道路交通及安全主管、管理的行政部门。因此，交通事故的认定是属于具有行政色彩的行政職权行为，原因有三：第一、事故认定书是由公安机关交警支队单方面制作的文书。交警部门在对事故形成责任认定过程中，通常无须征得事故双方当事人的要求和意愿，可凭单方意志认定事故责任。第二、事故认定书的属性是特定性、具体性和针对性，是基于特定事故和特定当事人进行的责任认定。第二、事故认定书虽不直接产生行政法意义上的权利和义务，但具有间接影响，我国《道路交通法》第102条：“对六个月内发生二次以上特大交通事故负有主要责任或者全部责任的专业运输单位,由公安机关交警支队责令消除安全隐患，未消除安全隐患的机动车，禁止上道路行驶。”

2.交通事故认定不是行政法律行为，但属于行政事实行为

在行政法上，行政行为是由行政法律行为和行政事实行为共同组成。行政法律行为简称行政行为，指行政主体通过行使行政权力，产生法律效果以实现国家行政管理目的的行为；行政事实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基于职权实施的不能产生、变更或者消灭行政法律关系的行为。

两者虽属于同一概念位阶，却具有显著区别，概括起来有四个不同：

首先，主客观不同。行政事实具有客观性，行为一经做出，就客观存在。行政法律行为具有主观性，主要表现在实施法律过程中，主体的意志体现具体的法律行为。

其次，程序要求不同。行政事实行为通常无法通过程序规定予以规范，具有多样性、即时性、偶发性特点。行政法律行为则必须遵循严格的形式、步骤、顺序和时限。

再次，产生的法律效果不同。行政事实行为不一定会产生法律效果，即使最后产生法律效果，那也仅仅是依附于法律规定的结果。行政法律行为能够产生法律效果，能够引起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

最后，救济途径不同。行政事实行为不具有决定的属性，不能通过对主体表意内容的评价判断其合法性。因此，多以确认诉讼、给付诉讼为救济途径［1］。行政法律行为包含意思表示，具有决定的属性，可参照民事法律行为对意思表示的调整方式设定救济途径。在救济法上以撤销诉讼、可以义务诉讼为常规类型［1］。

交通事故认定仅仅是对事故的原因进行客观描述，并依据交通法律法规对双方当事人责任以及责任大小进行认定。因此事故认定书是客观的记载内容，主观上没有为双方当事人在行政法意义上设立、变更及终止双方权利义务的意思，更别提用行为通过记载的内容予以明确表示。简而言之，交警部门出具事故认定书的目的仅在于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事故责任认定，而并非想直接影响双方当事人的实体权益。根据公安部在2008年颁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在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的情况下，交警部门仍须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详细记载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当事人的基本身份情况以及通过调查能够查明的事实。因此，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是行政法律行为，但属于行政事实行为。

二、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类别及审查要求

（一）行政事实行为与刑事追诉的关系

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的本质属性当属行政事实行为，但无论是《道路交通法》的规定，还是司法实践中，交通事故责任书，作为行政行为做出的事实认定是交通肇事案件刑事追诉最重要的依据。对于政行行为与刑事追诉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涉及行政犯的理论实践研究，鉴于文章篇幅与主题，在此不进行研究，仅以交通事故认定与交通肇事罪刑事追诉的关系做简单的探讨。

行政犯作为自然犯的对应概念，最早源于古罗马的中的自然犯和法定犯的概念。区别于自然犯侵犯最基本的法益如财产，健康，生命等，行政犯是指侵犯国家行政管理的相关行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公共事业范围空前扩大，政府职能也大为扩张，国家行政行为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几乎涉及所有领域。而国民的行为与行政法规抵触的情形日益增加，行为人的行为如果和行政作用相违反的，仅仅依靠行政法来调整维持秩序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的发展，必须以最严厉的手段——刑法进行调整。行政法律与刑事法律不再是两个相互独立毫无联系的部门法律，相互之间的关联性日益加深。交通事故认定作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刑事犯罪必须的前置程序是两者关联性的诠释。因此，研究行政行为与刑事追诉的相互关系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以交通肇事案件为例，交通事故认定这一行政事实行为产生的结论——交通事故认定书在交通肇事案件刑事追诉中到底处于何种地位，起到什么作用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据适用问题的探讨

交通事故认定书确立在刑事案件中作为证据使用，始于最高法在2000年颁布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该解释将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认定交通肇事案件的前置程序。事实上将交警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刑事定罪的证据使用。而首部明确界定交通事故认定书为证据的法律法规是2003年出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其中第73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事故的证据。但相关法律并未明确其证据类别。一般认为存在书证说、鉴定结论说。

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是确保交通事故认定书公平、公正，具有公信力的基础。首先必须厘清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类别。

目前，较多的观点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属于一类鉴定结论。并从机构着手，提出通过主体的区分,来实现鉴定机构的独立性、中立性，确保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并解决鉴定责任问题的完善机制。笔者认为，将交通事故认定作为认定书证较为合理。书证的特征是以其文字、符号、图画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公文书证是指国家机关在法定权限范围内行使职权所制作的文书、命令、决定、决议、证明文书等，如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行政管理机关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等。公文性书证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它是制作和发出该文件的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意思表示；第二，制作和发出这种文件，一般都是在具备法定条件下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的，比较规范化。因此，公文书证较非公文书证证明力要强，但在诉讼中也要审查核实，不是免证事项。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交警支队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履行道路交通管理职能的过程中，依据法定程序和条件做出的，以其表达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完全符合公文书证的特征。

（三）交通事故认定书的适用审查工作相关要求

现有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于交通警察部门做出的事故认定书基本不做审查，直接作为依据使用，显然是不符合刑事案件证据审查的要求，但由于事故认定书相对专业，即便审查也无从下手。笔者认为，就检察机关而言，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加强审查工作。

1.程序上的审查

(1)认定书是否由具有一定资格的专业人员做出。依照笔者的设计，事故认定书必须由专门的鉴定机构，具有鉴定资质的人员做出。就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即使是由公安机关交警支队的民警做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也往往没有附鉴定人资格证明。

(2)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否在规定期限内做出。现有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警支队对经过勘验、检查现场的交通事故应当在勘查现场之日起10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对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应当在检验、鉴定结果确定之日起5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

(3)交通事故认定书的送达是否符合特定的程序。在审判实践中，往往存在着这样两种情况，一是公安机关交警支队做出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手续不规范，有的根本没有送达有关当事人，有的只送達当事人一方而没有送达另一方；二是公安机关交警支队虽然将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了有关当事人，但未召集各方当事人到场，出具有关证据，说明认定责任的依据和理由。

2.实体上的审查

(1)对有证据认定事故责任时，审查责任认定是否恰当。

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审查与判断，首先要肯定的是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否与认定事实的证据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并且对该事实证据做出具体的分析。如车辆的驾驶员是否为车辆的所有人（包括法定所有人和实际所有人），驾驶员是否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定，有无驾驶无号牌车辆或驾驶不符合行驶技术要求的车辆的行为、有无无证照驾驶等违法行为等；有无在紧急情况下，驾驶员出于社会公益，比如为救灾、救人、追捕犯罪分子，而发生交通事故的不承担事故责任，应由受益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的情况。

(2)对没有证据认定事故责任时，仍应审查责任的认定是否恰当。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如因当事人的行为致使交通事故无法认定责任，就要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交通事故的责任进行推定。如因当事人逃逸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致使交通事故的责任无法认定的，应当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3)审查事故认定书的用语是否规范、适用法律条款是否正确、恰当。

(4)审查法院判决、裁定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否正确，判决、裁定的结果是否恰当。

三、确保交通事故认定公正的路径完善

在确定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据类别的前提下，对于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制作及救济制度作进一步完善。（一）现有交通事故认定制度的问题

1.缺乏对交通事故认定人员是否适格的严格考核

对交通事故认定人员的是否适格的资格审查，早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4条就有明确规定。但在实践操作中却难以得到真正的执行，遇到了“执行难”的问题。比如在某些警力相对不足的基层公安机关交警支队，少数业务生疏、处置能力较弱的交警，往往既要指挥交通又要调解纠纷、甚至要对交通事故做出专业的责任认定，通常他们做出的事故责任认定，既不公平也不专业；而另一方面，目前也无有效的退出机制来制约，容易使掌有事故处理大权的民警养成耍特权、怕麻烦或明哲保身的陋习。

2.交通事故一次认定即为终极认定，过于草率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及其《实施细则》没有严格规定道路交通事故的认定必须由省市级以上的交通管理部门做出，通常只要设有交警支队的基层公安机关都可以进行认定，而且对于认定的程序，比如需要经过几次讨论、需要多少人参与讨论才能做出责任认定均没有具体规定。实践中，在事故当事人对事故责任认定不服时，并没有有效的、对应的救济措施，使得交通事故一次认定即为最终认定。虽然，公安机关在其颁布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里，对检验、鉴定和评估过程有了一些进步和改善，努力使之相对准确和公平。比如在该规定的第44条，明确事故当事人可以提出重新鉴定，但是仔细阅读条款会发现，这些措施仅针对那些在交通事故认定中不易发生错误的技术性鉴定结论，比如痕迹鉴定、安全性能鉴定等，但对于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本身则没有有效的救济途径和监督措施。这种缺少法律有效监督的事故责任认定机制，使广大驾驶员对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是否公正是否客观存有疑虑。“由于认定行为是对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所起作用的一种定性的、定量的认识，不同的人会因认识的偏差而做出不同的认定。所以，交通事故认定有着较强的主观性与人为性。”［2］因此，草率做出的又没有有效救济途径的道路事故责任认定并不足以保证事故认定书的客观、公平、公正。

3.救济途径难以有效地维护交通事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从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規来看，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否需要救济、该如何救济、救济的途径有哪些等一系列问题，法律法规制定者大多采取一种保守和回避的态度，即法律法规不作明确的规定，使道路事故责任认定的救济途径处于法律救济的“真空”地带。长期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也一直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的性质存在严重分歧，致使对交通事故认定行为应如何进行救济成为一个久拖不决的难题，在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中也无明确答案。

（二）交通事故认定制度完善之设想

1.成立独立于交通管理部门的专门认定机构

交通警察的主要任务应当是维持交通顺畅，保障安全出行，调解简单交通事故纠纷，而不是花大量精力去进行的事故责任认定，去熟悉各种专业性的鉴定。术业有专攻，有必要成立专门的事故责任认定机构，其运作方式可参照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部门，它还应具有限定承接相应业务的资质等级，而且为了体现公正、公平、防止互相扯皮，这个专门的认定机构还必须独立于交通管理部门，行政上不隶属公安机关。在设置上，专门的事故责任认定机构可以由公安机关指定或授权，层级上分为基层认定机构和省市级（也称为上级）认定机构，并接受基层公安机关和上级公安机关两级监督；在程序上，专门的事故责任认定机构可以实行两级复鉴制，即基层机构接受事故发生地基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委托，对物损不超过五千元、造成轻伤以下伤势或者虽有争议但属于轻微事故中的事故车辆的安全技术状况、事故当事人有交通违法行为以及造成后果的严重性或社会危害性的大小等作为依据，出具技术鉴定，并形成有说理的书面责任认定意见。如果当事人不服该责任认定，可在规定时限内向上一级事故责任认定机构申请重新认定；如果当事人对重新认定还不服，则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2.对任职人员进行资格限定

任职人员的选择上具有多样性、灵活性和专业性，但必须通过一系列资格审查和限定。其工作人员可以是在编的人民警察，但应经过专门培训或经过专门考核,具备在路况、车速、当事人是否遵守交通规则、车辆相撞是否成立以及当事人的行为与交通事故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专业问题上能进行专业、独立判断的能力,相关培训或考核应涉及到法学、检验学、运动力学、刑事侦查学等多方面的知识。［3］必须取得全国承认的执业资格，符合行业准入要求。有准入门槛当然也必须有退出机制，对任职人员实行严格的错误追究机制，一旦其所犯的错误程度达到规定的标准，则应取消其事故责任认定从业人员的资格。

3.完善交通事故认定程序

当前，公安机关交通事故认定的基本程序包括：交通事故的现场勘查、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事故认定书的制作和送达三个步骤，为确保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公正性，有必要进一步的完善和夯实：

(1)交通事故现场勘查人员与做出事故责任认定的人员不能为同一人，即侦查人员与认定人员必须分离，从主体上确保公正性。实践中，在大部分基层公安机关，往往侦查人员和出具责任认定的人员是同一人的，由于受到先入为主等因素的影响，极易导致事故责任认定书缺乏公正性。若能保证侦查人员与鉴定人员分离，即参与案件侦查的人员，不再参与事故责任的认定，由另外一些没有参与侦查，且具有丰富的办案经验的人员对事故进行责任认定，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事故认定者即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尴尬局面，也能摆脱公正性从一开始就受质疑的困境。

(2)有序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步骤，推行认定公开制度。目前，交通事故认定书制作的权力，专属于交警部门，认定过程也完全不公开，即使是检察机关，也很难从开始就对其进行监督和审查。更不用说一般当事人，目前交警部门对交通事故的认定是内部讨论，过程和内容均不公开，只有结论公开，这个结论又是以集体的名义公开的，因此即使出现差错，也难以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建议推行责任认定公开制度，可以引进听证会制度或者类似人民监督员制度，认定人员将听取当事人双方的意见作为必经程序，且必须对当事人双方全面开示全案证据，给予双方陈述和辩解的机会。还可以邀请相关的人员参与认定听证。当然，由于必须兼顾效率，事故认定听证并不要求每个案件都必须召开，但涉及疑难复杂，责任难以认定的案件则必须召开。

(3)完善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监督制度。建议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者专业人员组成联合鉴定小组，由检察机关的技术部门指派专人参与事故认定的全过程，加强监督、保证事故责任认定公开、透明、公正。要充分利用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部门的职权，尤其在检察环节，对于报请逮捕、移送起诉涉嫌交通肇事犯罪的案件，若对当事人对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理由成立的，可以要求公安机关重新认定；若在检察机关要求重新认定的，检察机关可派员列席重新认定的全过程，监督认定过程的合法性、公开性。而且在检察机关内部则由技术部门培养专门的鉴定人员，对于当事人不服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而向检察机关申诉的，可以由检察机关根据案件证据材料另行组织专家鉴定或者由公安部门的鉴定人员书面说明认定的依据和过程。

（三）构建交通事故认定的救济制度

交通事故认定的救济制度，可以参照行政处罚的救济制度，比如行政复议制度或提起行政诉讼等救济途径，甚至对于造成损害的当事人还可以要求行政赔偿:

1.建立交通事故认定行政复议制度

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作为行政行为，对不服责任认定的救济途径可申请上一级行政机关进行行政复议。为了使司法救济程序与行政救济程序能有效衔接、统一规范，特建议如下：一是将交通事故重新认定权上移给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由上一级交通管理部门成立专门的复议机构进行各项专业性的行政复议；二是把行政复议作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但这个前置程序是可选择的，即由当事人自行选择先行政复议还是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然若选择先行行政复议，那么如果对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行政复议仍然不服，则仍可以对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这样设置既有利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过行政机关内部监督和纠错机制及时高效地对事故认定进行救济，又可减轻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扩大后法院的压力，还可以给事故当事人以更多的选择空间。因为交通事故认定纠纷面广量大、技术性强，通过复议前置程序，就可以充分发挥行政机关专门机构和专业技术人才的作用，把大量争议解决在行政诉讼之前，从而可以大大减轻法院行政审判的压力。［4］

2.建立交通事故认定行政诉讼制度

交通事故认定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重要依据，其行为具有强烈的行政性。因此，应根据这一行为的基本属性建立对应的司法救济途径，即应当将交通事故认定这一行政行为充分收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畴。然尔在实践中，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并没有明确将交通事故认定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畴，因此实践中不同法院的做法也不尽相同，比如有的法院认为该行为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畴，予以受理此类案件；而有的法院则认为交通事故认定缺乏法律依据而不予受理。那么能否将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纳入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畴，不仅昭示着法院审查该行政行为的可得性，也意味着行政相对方将诉诸法院的可能性。如果法律未将某种争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相对方就没有向法院提起该种诉讼的权利，而这恰恰是交通事故认定不能得到有效救济的症结所在，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监督和对行政相对方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缺乏相应救济措施的当下，应将其纳入行政诉讼的范畴。

3.认定行为造成损害的依法进行行政赔偿

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是公安机关交警支队做出的，符合国家赔偿的主体资格。对收集的证据进行分析研究、鉴别真伪等一系列的活动也是在行使职权。权力都有被滥用的可能，因此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违法行为产生。比如交警在认定交通事故的过程中由于一方是其仇人而对之做出不利的认定，由此给当事人造成了损害，这些损害是交警违法行为造成的，是直接的，损害与违法行为也有直接的因果内。其次，关注心理健康教育。根据家庭经济基础相对雄厚，不过存在明显心理问题还有情绪波动性非常明显的留守儿童，要对其进行合理管理，进行限制，和监护人进行协作，在经济基础相对薄弱，自信心水平比较低的留守儿童来讲，要推动留守儿童培养自信心，通过开放的思想和别人进行沟通交流。

（三）重申留守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家庭教育

避免留守儿童自身受教育权遭到破坏，家庭保障是前提，应充分发挥家庭的教育功能。要最大限度保证父母内的一人能够处于家中细心照顾子女，最大限度维持家庭教育统一（从实践过程中很多留守儿童经济基础比较雄厚，要求家长其中一人能够处于家庭之内）。第二，家长要和孩子进行溝通，最大限度减少交流时间间隔，提高交流频率。从沟通环节之内，应当充分了解孩子内心想法，感受其情感调整，能够系统认识孩子的希望及标准。推动孩子能够通过相应的途径展示自身内心情感，推动家长掌握孩子的发展历程，同时合理开展疏导。

参考文献：

［1］段成荣,周福林.我国留守儿童状况研究［J］.人口研究,2005,(01).

［2］吴霓.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调研报告［J］.教育研究,2004,10.

作者：须丽红

交通事故当事人权利义务论文 篇3：

浅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产生及创新解决机制

摘要：司法便民一向是我国遵循的诉讼司法理念。现代社会，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呈现“爆炸式”发展趋势，这不仅使当事人陷入诉讼的冗杂，另一方面给人民法院带来巨大的压力。据近些年法院审理的诸多指导案例来看，此类案件的法律关系主体争议大、诉讼请求不尽合理，所涉及诸多法律法规，是民事审理的重点与难点。如何切实有效的解决此类纠纷关系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对我国贯彻执行司法便民理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公安调解；民事诉讼；衔接研究；交通事故；三方统筹式

随着科学的进步，技术的发展，更多的人倾向机动车作为出行的交通工具，故而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案件也大幅上涨。

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发生或多或少伴随着公私财产和驾驶人员的不同程度损失与伤亡。因为此类案件有突出的频发性和复杂性，此类案件多诉至法院，给人民法院带来了沉重的诉讼压力。而且，此类纠纷涉及多方当事人，调解难、结案率低、执行难的问题也日渐鲜明严重。因此如何贯彻司法便民的理念，通过采取加强公安司法队伍建设、调解优先原则、调解与诉讼程序对接等措施使纠纷在第一时间得以化解是此文所要探讨研究的问题。

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

（一）安全意识淡薄。应当承担起社会责任的有关机关、团体组织缺乏对道路交通安全的宣传教育、并且宣传的渠道较少，导致相当一部分机动车驾驶参与人员不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

（二）机动车保有数量飞速增加。改革开放以来，机动车保有量不断提升。据2016年国务院交管局统计，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已突破3亿辆并呈不断上升趋势。

（三）道路交通管理系统不严密。城市网络复杂，交通运行也很复杂，相应的城市交通管理方案往往由多个管理策略、管理措施组合而成，任何一个建设或管理措施的实施都会引起整个城市交通运行状况的改变。

（四）对机动车驾驶参与人员没有形成良好的规制手段。道路交通执法人员面对浩如烟海的违章人员，也疲于执法、怠于规范执法，给违章人员可乘之机，助长了他们的违法行为。

（五）机动车驾驶人员综合素养不过关。部分道路交通参与者素质较低、公众意识感弱，忽视自身对整个交通秩序应承担的责任，普遍违章的现象使公众认为法不责众，这对社会的交通安全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这也是机动车交通事故频发“久治不愈”的症结所在。

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的主要特点

（一）机动车交通事故发生的破坏性大。机动车交通事故的破坏性之大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此类事故的发生常常伴随着巨大的财产损失与大量的人员伤亡。交通事故的发生不仅造成巨额的直接财产损失，而且对受害者甚至死亡家属带来沉痛、不可弥补的心理创伤。面对生命，必须慎之又慎。

（二）诉讼主体复杂多样。第一，我国交易平台多元化，缺乏管理的机动车二手市场交易屡见不鲜。对机动车买卖的沒有严格的登记审查程序，常常出现一车多主的现象。第二，交管部门对存在的借用、租赁、抵押、质押、挂靠、辅助占有等现象管理亦不够规范，导致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各种经营方式共存。第三，现行保险制度导致保险公司也必定会牵扯参与到交通纠纷的审理，形成了“双方当事人，三方结构”的诉讼模式。第四，如若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义务由其继承人法定的概括承受。而受害人往往拥有多个法定继承人导致各方法律关系复杂、案件争议、审理难度较大。

（三）审理时间长、调解难、上诉率高。其一，交通事故案件若造成受害人致伤致残，双方当事人往往对伤残鉴定机构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导致审理周期跨度长，无形中增加了法院的诉讼压力。其二，受害人为了得到最大限度的索赔额会提出不切实际的高额赔偿请求，有的受害人提出的护理、营养、误工期限过长、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不尽合理，被告方不会轻易认可。其三，保险公司不配合调解。各个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涉及条款众多，对超过交强险限额需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处理的赔偿部分有诸多异议，进而影响纠纷解决的进程。据统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一审结案率不达六成，上诉率居高不下。

（四）专项法律规定纷杂。不同程度的损害有不同的法律规范作支撑，况且不同地区对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赔偿款项的基数也不相一致。

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创新型解决——三方统筹式调解机制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创新型解决机制——三方统筹式诉前调解是在司法便民的思想指导下并且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应运而生的一种处理机制。为了实现“司法便民”的理念，提出就道路交通事故创设常驻式道路交通办事机构的三方统筹调解新形式。根据地区实际情况设立常驻式办事机构。由政府或公安交警部门提供独立的办公场所。由该区人民法院编配精通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法官、业务水平能力强的公安交警人员、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并且返聘工作经验丰富的法院、公安工作人员组成工作小组。以三方业务人员为主导，结合拥有的社会资源，作为专门受理交通事故责任类纠纷的外设机构，实行调解解决优先、保险赔偿为补充、民事诉讼为例外的“统筹式”服务理念，缩短处理周期，使纠纷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真正做到“高效、便民”。对于“三方统筹式”纠纷解决机制，笔者认为需要加强以下几点建设：

（一）针对不同行业人员进行有区别的专项技能培训。其一、对外派法院审判人员进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调解方式与调解技巧、机动车保险领域知识的培训。其二、对外派公安交警部门人员进行有关法律、保险等其未曾涉猎的领域加强培训，真正做到“三方业务，互通有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局势。

（二）加强基层司法建设，推进普法教育宣传，在一定程度下“送法下乡”。通过宣传工作让人民群众了解到“三方统筹式”纠纷解决机制相对于传统诉讼模式来的更为安全、高效、权威。

（三）有针对的实行先予执行。该外派机构创立独立的银行账户，裁定先予执行通过的应当赔偿的一方根据裁定书上内容、款项、金额向银行账户拨付账款，经过申请人或其近亲属签名盖章后领取款项。此项措施有效的解决了事故发生后伤员得不到及时安全的治疗问题，对缓解双方当事人冲突、安抚受害方家属情绪具有现实意义。

（四）依申请财产保全，保险公司先行理赔。参照民事诉讼法关于财产保全的有关规定，在当事人向外设机构提出进行财产保全，保全将来执行的有效进行的要求时，外设机构的审判人员根据法律规定依法受理审查，对符合规定的裁定准予保全，将裁定书与协助执行通知书交与常驻交警人员及时采取处理措施。对不符合规定的裁定不予準予，并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

（五）“实行“派驻式”和“进驻式”双向模式。人民法院、公安交警部门、保险公司可就实际情况派驻内部优秀工作人员至外设机构，实行考勤奖惩措施。当然也要稳定诉调机构的组织形式，固定优秀工作人员常驻外设机构，带头引导。

四、结语

非诉调解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处分原则又符合司法自治原则，是社会团结稳定与民主法治的“牵头绳”。社会纠纷能否得到及时的有效化解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建设，而如何运用能动司法方式，发挥法院的审判职能，建立非诉调解与诉讼程序的衔接机制，是当代法律人的重要历史使命！当代法律人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陈文华.浅谈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规划[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2012：282-282.

[2]陈俊成，林晓隆.法治：实现自由与秩序和谐的路径[J].广东教育学院院报，2009.

[3]2016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

[4]齐树洁.我国近年法院调解制度改革述评[D].厦门大学法学院，2011.

作者：吴昊 丁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