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数字化著化管理论文

关键词：智慧图书馆；计量分析；研究综述摘要：文章以CNKI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为数据源，从文献发表时间、期刊来源、发文作者、关键词和主题等方面对智慧图书馆研究进行统计和分析，揭示了国内智慧图书馆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期刊数字化著化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期刊数字化著化管理论文 篇1：

数字出版视野中的版权集体管理制度创新

【摘要】通过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取得授权，可以降低数字出版的版权交易成本、实现规模化授权，而且能平衡权利人、数字出版商、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目前，我国版权集体管理存在应对“去中间化”授权不利、定价与付酬机制缺陷、权利管理范围狭窄、垄断性经营等问题。版权集体管理改革的措施包括制度重构、角色转换、技术创新、拓展服务等。

【关键词】数字出版；版权集体管理；制度创新

【作者单位】毕琼媛，黄河科技学院。

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定义，版权集体管理是维护并代表权利人利益的组织对版权和相关权的一种行使方式[1] 。数字出版的版权特点决了其与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功能的高度契合，版权集体管理制度对数字出版具有明显的适用性。然而，目前我国版权集体管理制度对数字出版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原因在于这项制度未能对变化的情况做出正确、积极的回应。但是，版权集体管理制度不应被抛弃，通过创新一定能成为数字出版授权可以依靠的有效渠道。

一、版权集体管理对数字出版的影响

1.授权成本大幅度降低

交易成本是指获得准确市场信息所需要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缔结契约的费用，它主要由信息搜索成本、谈判成本和可能发生的处理违约行为的成本构成[2] 。交易成本对数字出版授权的制约最大。面对网络环境中分散化、碎片化、海量化传播的作品（许多作品的版权管理信息可能已经灭失或者不完整，或者被篡改），数字出版商搜寻、确认权利人的成本、谈判议价成本、履行合同与监督作品使用的成本都将大幅提高。如果交易成本高于收益预期，数字出版商就不会尝试授权。版权集体管理制度可以将数字出版商向多位权利人取得授权变更为只从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取得授权。如果权利人将作品交给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数字出版商再从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取得授权，交易成本就转嫁给了版权集体管理组织，数字出版商付出的成本就会明显降低。

2.规模化授权得以实现

数字出版对作品的利用具有巨量化特征，必须解决规模授权问题，比如百度糯米网每天会上传3万多张图片和一定数量的音频、视频[3] 。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之所以能够实现数字出版的规模化授权，是因为管理着大量会员（延伸性版权集体管理还包括非会员）的作品，可以开展“一揽子许可”（Blanket License）。另外，与专业或者非专业版权代理机构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也是版权集体管理组织规模化授权的优势，比如图书、期刊、报纸等出版商在取得作者授权后，就可以将其出版的大量作品向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再授权，进而向数字出版商集中许可。有学者对美国8种生物医学期刊的调查发现，其中4种在美国版权结算中心（CCC）登记注册，这些期刊既从CCC获得版权的使用权，又将本期刊享有的版权向CCC许可[4] 。

3.实现利益平衡功能

作品在网络环境中具备很强的外部性，数字出版商有可能回避向权利人付酬的义务。如果数字出版商将报酬交给版权集体管理组织转付给权利人，就能解决权利人获得经济回报的问题。比如，美国作曲家、作家及出版商协会（ASCAP）就设计了精确而复杂的费率计算体系，利用新技术开展市场调查，尽可能使作品的使用情况（密度与频度等）在价格中得到体现，出版商可以按照达成的协议灵活选择或交纳年费或按节目许可等方式支付报酬。为了保护权利人的经济利益，ASCAP等版权集体管理组织还建立了内部定价“协商机制”，保障了权利人的获酬权，使权利人乐于授权，版权垄断被打破，作品实现数字出版。

二、版权集体管理对数字出版的不适应

1.“去中间化”授权的挑战

版权技术保护措施的发展与版权交易市场的逐步完善，使传统的“一对一”授权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得到解决，权利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向数字出版商许可，充分享受市场竞争带来的实惠和法律赋予的权利。个人授权“去中间化”的版权交易趋势，对版权集体管理的“集中授权”模式形成冲击，大大制约了集体管理的功能。甚至有专家预测，由于有数字技术的辅助，即使是以往那些适合集体管理的权利类型，也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权利个别管理，版权集体管理制度将失去其重要性并且可能会消亡[1] 。然而，个人授权固有的时间成本、技术成本，以及签约、监督、履约和维权成本却无法因为“去中间化”而完全抹去，特别是对权利复合的作品授权，版权集体管理仍然是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的不二选择。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专业化运作为作者带来的潜在经济利益也是个人管理作品无法比拟的。

2.定价与付酬机制有缺陷

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又被称为“收费组织”（Collecting Society），可见使用费的收取与分配的重要性。我国版权集体管理使用费的定价、收取、转付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数字出版的形式多样，特别是在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出版与云出版条件下，使用作品的方法隐蔽，许多使用费无法计算，数字出版收入偏低，比如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简称“音著协”）的数字版权使用费收入只占其总收入的13.21%[5] 。机制缺陷表现在以下方面：缺乏数字出版作品的法定或者指导付酬标准；使用费标准的行政审批制排除了内部协商定价的可能性，不符合市场法则；数字作品使用的监管缺失，信息不透明，权利人无法及时查到作品被使用的收取和支付情况；权利人获酬权的救济制度缺失包括报酬争议仲裁解决机制不完善、立法未规定报酬转付期限等。版权集体管理组织提取的费用较高（比如音著协提取的管理费高达50%），极大地挤占了应向权利人分配的部分收入。

3.权利管理范围狭窄

会员是版权集体管理组织这座金字塔的底座，会员越多，管理的作品和权利数量就越大，越能实现授权的规模化。我国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会员较少，代表性不强，管理的作品和权利数量不多，这反过来又加剧了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信任危机，使权利人加入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意愿大打折扣[6]。一般来讲，不同的版权集体管理组织有特定的业务范围，只能管理相对应的作品。目前我国只有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中国文字作品协会、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中国音像著作权协会、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5家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作品范围有限，无法适应数字出版对多类型作品授权的需要。我国版权集体管理组织数量少与《著作权法集体管理条例》第7条对成立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严格限制有关。

4.非竞争机制下的垄断

版权集体管理制度的运行机制主要有“竞争制”与“垄断制”两种类型，前者以英美法系国家为代表，后者以大陆法系国家为代表。垄断制避免了在一国对同一作品类型或版权同类权利由几家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同时管理时出现盲目竞争、重复管理和低效率现象，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一定程度的垄断性有利于提高工作的有效性和权威性[7] 。但是，在缺乏竞争机制的情况下，垄断可能会导致版权集体管理组织滥用权利，比如向数字出版商索要高额许可费、强迫他们接受霸王条款，或者弱化权利人的获酬权等。所以，即便是在版权集体管理实行垄断制的国家，也建立有相应的反垄断审查机制。我国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具有半官方色彩，垄断特征明显。数字出版没有改变资源为王的出版产业竞争法则，数字出版商想获得尽可能多的适用版权资源，而垄断的存在使版权集体管理无法满足他们这种需求，因此垄断庇护下的版权集体管理组织难以实现自我完善。

三、我国版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创新

1.制度重构

为了应对网络环境的挑战，我国版权集体管理制度应从垄断制向以自由竞争为主，辅以适度垄断的方向转变，增加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数量，提高代表性，扩大覆盖范围，同时对使用费定价模式、收取和付费方法等进行全面改革。但是，庞大的作品权利人不可能都成为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会员，相对于数字作品的激增，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的作品数量相对减少，可以考虑引入延伸性版权集体管理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延伸性版权集体管理制度在瑞典、芬兰、丹麦、挪威、冰岛以及俄罗斯等国家早已适用于数字出版授权，英国政府的《哈格里夫斯报告》也提到利用延伸性版权集体管理制度解决网络作品授权的可能性。我国有学者认为，延伸性版权集体管理制度能够充分保障作者的权益，促进数字出版产业发展[8] 。对此，业界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是版权制度都是特定国家具体情况的产物，我们要借鉴的是延伸性版权集体管理制度的立法思想，而非全盘照搬其套路。数字出版作为新兴的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产业，国家应给予特殊扶持政策，包括通过科学设计与适用延伸性版权集体管理制度来平衡权利人、数字出版商和公众的利益。

2.角色转换

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被定位为交易的“参与者”，即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先与使用者订立许可合同，然后以自己的名义对他人进行许可，版权集体管理组织需要作为交易者参与版权交易[9] 。尽管个人授权模式的“去中间化”削弱了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作为版权交易者的地位，但是并未改变数字出版授权的窘况，这给版权集体管理制度继续发挥作用提供了机遇。然而，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不能再走老路，而应从“版权交易者”向“版权服务者”转变，比如，CCC在版权交易中并不扮演权利人的角色，更像是权利人与数字出版商之间的沟通联络机构，起到传递信息和指导交易的功能，在版权交易中秉持中间立场，维护交易双方的利益。特别是CCC允许权利人按照意思自治原则自主定价，并与数字出版商达成协议，从而使版权回到权利人手中而不是继续掌控在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手中。角色转换还可以避开垄断授权可能产生的其他问题。推动版权集体管理组织角色转变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加快不同类型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整合，将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美术等作品汇集在一个平台，真正实现对作品与权利的海量管理。

3.技术创新

技术越先进，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发挥功能的手段就越丰富，授权与分配能力就越强，管理水平就越高。一是监测系统。比如美国的ASCAP利用监控技术，通过22个固定监测站和14个巡回监测站来监测百家电台和电视台的作品使用情况、作品使用时间，准确而详细[6] 。二是交易服务系统。比如CCC利用点对点（peep to peep）技术，使权利人和数字出版商直接在网络完成谈判、签约、交易活动。三是作品数据库。比如日本的版权信息服务项目（J-CIS）的J-WID数据库、美国ASCAP的ACE作品搜索数据库、法国GEMA的音乐作品数据库，以及国际作者、作曲者协会联合会（CISAC）的共同信息系统（CIS）、移动画面专家工作者项目（MPEG）等。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MCSC）与香港作曲家及词作家协会（CASH）联合开发了DIVA中文音乐作品数据库，但是还不能完全承担查询任务，我国其他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作品数据库建设都处于起步阶段。四是收费转付系统。比如英国作者授权及收费协会（ALCS）通过ALCS Byline系统、美国CCC通过RLS系统、日本e-License通过Clearance System系统，都成功解决了网络环境下的报酬支付问题[5] 。

4.服务拓展

服务是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存在的理由，随着角色的转换，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应更加注重服务功能的深化与拓展。比如在发展的早期，由于运行成本较高，经营活动陷入困境，CCC通过完善制度和利用新技术，特别是增加新的服务项目，逐步降低了成本。在数字环境中，CCC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包括年度授权服务、数字权利管理服务、交易服务等，其中交易服务又涉及交易报告服务、再版授权服务、学术授权服务、电子课程内容服务等。欧洲部分国家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开展的一站式服务也颇具特色，比如法国的SESAM是由5家版权集体管理组织构成的集中许可数字化平台，采用统一的费率开展授权，被认为是一个“完全意义”的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德国9大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共同建立了类似于CCC的CMMV，在权利人与数字出版商之间充当“信息掮客”，如果需要则参与具体的交易活动[10] 。数字出版为版权集体管理服务提出了一些新的需要解决的课题，比如按需授权服务以及作品在不同数字出版平台利用的点击量、下载量的监控与费率计算等。

参考文献

[1] 陈凤兰.著作权集体管理机制研究[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2] 胡开忠.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作品法定许可问题研究[J] .知识产权，2013（3）.

[3] 常馨予.基于版权的角度谈数字出版法律制度的完善[J] .出版广角，2015（6）.

[4] 钟紫红.美国生物医学期刊版权保护政策[J] .中国版权，2003（2）.

[5] 郑向荣.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使用费分配问题探讨[M] .中国版权，2015（2）.

[6] 王慧.我国音乐作品著作权维权困境的制度反思[J] .电子知识产权，2015（4）.

[7] 王迁.著作权法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8] 张洪波.求解数字版权的授权之道[J] .出版参考，2011（3）.

[9] 熊琦.著作权法定许可的正当性解构与制度替代[J] .知识产权，2011（6）.

[10] 罗向京.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发展与变异[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作者：毕琼媛

期刊数字化著化管理论文 篇2：

国内智慧图书馆研究综述

关键词：智慧图书馆；计量分析；研究综述

摘要：文章以CNKI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为数据源，从文献发表时间、期刊来源、发文作者、关键词和主题等方面对智慧图书馆研究进行统计和分析，揭示了国内智慧图书馆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

收稿日期：2014-06-12

作者简介：王黎娟(1968- ) ,山东大学（威海）艺术学院资料室馆员。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图书馆于2001年开始研究智慧图书馆与智慧社区的关系，同年，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开始每月发行《智慧图书馆通讯》（smart library newsletter），密切关注智慧图书馆领域的发展热点及趋势［1］，由此拉开了西方图书馆界对智慧图书馆研究的大幕。2003年，芬兰奥卢大学图书馆开始提供智慧图书馆服务，并在国际会议上交流其服务经验［2］。而国内对智慧图书馆的研究相对起步较晚，是在IBM于2009年提出“智慧地球”且智慧概念较为流行之后才开始进行理论研究的，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国内针对智慧图书馆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为全面、深入了解当前的研究现状，笔者将对智慧图书馆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较为系统的统计与分析。

1研究文献统计分析

以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数据源，检索策略为关键词=“智慧图书馆”或“smart library”或篇名=“智慧图书馆”或“smart library”，匹配模式为“精确”，检索日期为2014年1月1日，共获得文献76篇。经筛选去除重复、非学术性及相关度不高的文章，最终获得智慧图书馆研究领域相关文献65篇。通过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和整理，从文献计量角度，对65篇文献的发表年度、期刊来源、作者发文、关键词及主题分布进行统计分析。

1.1文献发表年度分析

笔者通过对检出文献的发表时间进行统计，可以大致了解智慧图书馆的研究趋势。如图1所示，国内对智慧图书馆的理论研究始于2010年，之后随着时间推移数量迅速增长。从2010年的1篇，增长到2013年的39篇，并且年增长率逐渐提高。可见，智慧图书馆是一个新兴的主题领域，研究热度不断增长。结合近年来“智慧”概念的流行背景，可以推测，智慧图书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会被持续关注，保持热点态势。

图1智慧图书馆文章发表年度状况1.2期刊来源分析

除1篇硕士论文，64篇与智慧图书馆主题有关的论文分布于38种期刊中，平均每种期刊刊载相关研究论文1.71篇。其中，约72.73%的论文被发表在图书情报类期刊上，27.27%的论文被发表在其他领域期刊上，说明图书情报领域是展示智慧图书馆研究成果的主要平台，而其他学科领域也对智慧图书馆有一定关注度。表1为载文量排名前十的期刊，共刊载智慧图书馆领域论文30篇，占所有文献数量的46.15%。根据布拉德福定律，将所检文献分为数量大致相等的三个区，这样表1中前六种期刊共载文22篇，是智慧图书馆领域的核心期刊。此外，我国图书情报学国家级重点刊物《中国图书馆学报》也刊载了一篇关于智慧图书馆的文献，这说明智慧图书馆已在国内图书情报领域受到一定的重视。

表1载文量排名前10的期刊序号期刊名称载文量1图书馆学刊52图书馆学研究43河南图书馆学刊44新世纪图书馆35图书馆杂志36中国教育网络37图书馆建设28大学图书馆学报29图书与情报210现代情报21.3作者发文分析

65篇智慧图书馆研究文献共涉及86名作者，人均发文量0.76篇。当前智慧图书馆领域以独著为主，独著论文48篇，占73.85%；合著论文17篇，占26.15%，说明行业间的交流、协作还不够强。当前研究成果最多的是王世伟，他已发表论文3篇；陈嘉懿、郭晶、王显燕、黄力分别发文2篇，其余均只有1篇论文，说明国内目前关于智慧图书馆的研究还较为分散和薄弱，没有形成稳定的核心作者群。从作者机构来看，来自高校图书馆的论文50篇，占76.92%，其中作者机构为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论文3篇，山东理工大学图书馆和玉林师范学院的论文2篇；高校院系、科研院所10篇，其中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的论文3篇；公共图书馆9篇，其中来自上海市图书馆的论文2篇。来自商业机构的论文1篇，作者机构为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以上数据说明高校图书馆为智慧图书馆领域研究的绝对主力，其他机构对智慧图书馆有一定关注，但是程度较低，目前还未形成具有领军性质的核心研究机构。

1.4关键词分析

王黎娟：国内智慧图书馆研究综述王黎娟：国内智慧图书馆研究综述65篇研究文献共涉及287个关键词，平均每篇4.41个关键词，大多数文献含2～5个关键词。高频关键词能反应特定领域的研究现状和研究特点，我国智慧图书馆相关领域文献频次排名前十的关键词分布（见表2）。

表2频次排名前十的关键词序号关键词频次1智慧图书馆652物联网213RFID184智慧服务165云计算136智能图书馆117信息技术118大数据79数字图书馆510未来图书馆42研究内容分析

2.1智慧图书馆概念研究

目前，我国图书馆界对智慧图书馆这一概念尚无统一定义，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相关阐述。严栋［3］从感知计算角度，认为智慧图书馆是一种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改变用户和图书馆系统信息资源相互交互的方式，以便提高交互的明确性、灵活性和响应速度，从而实现智慧化服务和管理，智慧图书馆=图书馆+物联网+云计算+智慧化设备。乌恩［4］等人认为智慧图书馆是一种建立在物联网和数字图书馆基础上的新型图书馆，具有物联网和数字图书馆的双重特征，是将智能技术运用在图书馆建设中而形成的一种现代化建筑，是智能化建筑与高度自动化管理的数字图书馆的有机结合和创新。董晓霞［5］更偏重与数字图书馆服务角度，认为智慧图书馆应该是感知智慧化和数字图书馆服务智慧化的综合。而王世伟［6-8］认为，智慧图书馆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联、高效、便利为主要特征，以绿色发展和数字惠民为本质追求，是现代图书馆科学发展的理念与实践。虽然不同的学者对于智慧图书馆的定义有不同的见解，但仍取得了一些共识，即智慧图书馆与智能技术、数字图书馆技术等紧密联系，融合图书馆运行的所有环节，最终将会实现图书馆实体和虚拟环境的智慧化。

2.2智慧图书馆的特点

2.2．1建筑智慧化。图书馆建筑智慧化的范围包括图书馆自身的建筑主体，以及维持图书馆运行所需的设备或器具整体。智慧图书馆可以在安防、空调、照明、给排水等设备中嵌入传感器设备，实时采集并监测其运行状态信息，实现智慧化的故障分析、设备监控、能耗管理等功能。通过物联网和传感网络对图书馆建筑进行广泛连接和互联互通，实现智慧化、综合化的控制与管理，构建一个智慧化的图书馆建筑系统。图书馆的智慧化建筑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安全、稳定、环保的环境，提高运行效率，降低社会成本［9］。

2.2．2资源智慧化。资源是图书馆运营的基础，图书馆资源智慧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资源海量化和存储无界化。无论是图书馆的印刷型资源，还是数字化资源，都在迅速增加，从书籍、期刊、绘画、书法、影视、图纸、照片到网页上的各种消息和以上信息之间的关系与衍生物，无所不包。图书馆的每一项实体资源将被植入智能芯片，使之成为一个可识别的独立个体，并实时反馈状态信息。在资源海量化的基础上，智慧化图书馆选择将业务支持系统和资源服务系统都依托云服务架构，由大规模、安全、可靠的“云”来提供，从而实现资源存储无界化［10］。

2.2.3感知智慧化。图书馆感知智慧化主要是通过物联网实现的，图书馆实体资源、数据资源、运行状态和用户需求等信息，可以通过手机、电脑、射频识别装置、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感知设备进行测量捕获、实时传递，以及深度感知。感知终端可以通过网络工具进行广泛联通，真正实现任何信息载体、任何人、任何物、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互联互通。

2.2.4管理智慧化。图书馆要实现智慧化，必须有一个智慧的管理系统作保障，有效协调各个管理对象，包括信息资源、硬件设施环境、用户服务过程、日常运行维护等，收集、加工、整理所有互联的实物与虚物的信息，规范图书馆员工作业务及流程，并对他们发出及时而科学的指令，使智慧图书馆真正智慧化运行。

2.2.5服务智慧化。图书馆服务智慧化主要包括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两个方面。通过智慧化系统可以将传统的独立处理事务联系起来，构建一个具有事务处理、管理和决策机能的服务智慧系统，图书馆员通过利用他，可以提高对各种信息的分析、比较、提取能力，改进服务方式。在用户服务内容方面，图书馆可将用户在虚拟环境下的信息行为和在图书馆现实环境下的信息行为相结合，以及将馆藏文献基本信息与用户档案信息结合起来，从而全面跟踪和获取用户的个性化信息，提供能够全面、真实地反映用户个性特征和需求特征的用户模型，为用户提供真正的、全方位的、立体化的个性化服务，真正实现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11］。

2.3智慧图书馆体系结构

董晓霞［5］认为智慧图书馆的架构体系包括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三个层面，感知层负责识别和采集信息，主要的感知对象分别是读者、信息资源和图书馆建筑设备；网络层是智慧图书馆的大脑和神经中枢系统，负责传递和处理感知层采集到的信息；应用层是智慧图书馆的实际应用，主要服务于用户和图书馆员，有助于实现智慧化的服务与管理。姚军［12］等学者则认为智慧图书馆的架构体系设计包括平台层、接口层、应用层和服务层四个层面，平台层提供基本的系统运行和软件平台环境；接口层提供对外部的各种接口，包括RFID接口、短信接口、数据库接口和视频采集接口等，与外部进行通信，并为应用层提供接口服务；应用层是各种应用的处理模块，是整个软件系统的核心部分，包括图书馆安防系统、图书存放与调度系统、图书馆环境监测系统、电子巡更系统、无线灯光控制监测系统等关键模块；服务层提供面向用户的具体服务，适合多种终端的接入，方便用户和图书馆员的使用。除此之外，也有学者认为智慧图书馆是以底层支撑平台、数字资源建设和智慧服务系统三个层面为体系的，是实体图书馆系统和虚拟图书馆结合而成的体系。智慧图书馆体系由计算机主要网络设备、安全监控设备、RFID相关设备、智能书车和手持设备等硬件、系统数据库和应用数据库等软件以及相关集成设备组成，通过无线网络连接或者数据拷贝的方式进行数据交换。而在智慧图书馆体系的应用层面上，陈嘉懿对图书馆馆藏与设备管理、智能预约书架进行了设想与论述。先卫红对智慧图书馆的馆藏组织模式进行了研究，探讨了馆藏组织机构、组织类型和内容、组织方法等方面的构建模式。康思本则对非接触移动支付智能手机在智慧图书馆的应用进行了论述，分析了智能手机在图书馆门禁系统、馆内支付、馆藏文献的精确定位与导航、自助借还、精确盘架、图书统计方面的应用［13-15］。

2.4智慧图书馆建设路径

智慧图书馆的建设路径主要包括信息技术应用和非技术准备两个方面。其一，当前智慧图书馆的技术应用集中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SoLoMo等方面。黄力等论述了物联网的概念、特征、技术架构、基本实现方式和建设困难等问题［16］。王海燕等论述了按照条码和RFID标签双轨制方式建设智慧图书馆的解决方案，关注了智慧图书馆嵌入式RFID中间件的研究与开发，从高校图书馆角度论述了RFID技术应用的新思路，讨论了大数据、机器人和somolo（社会化本地移动应用）应用于智慧图书馆建设的主要问题。董晓霞以北京邮电大学智慧图书馆示范系统为实例讨论了智慧图书馆的设计与实现，杨新涯等人则分别从重庆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以及延边大学的实践上来讨论智慧图书馆的设计与实现［17-18］。其二，智慧图书馆的非技术准备。技术只是智慧图书馆构建的层次之一，除此之外还有物质和人力层面的准备。智慧图书馆员在构建智慧图书馆中的重要作用，在构建智慧图书馆时图书馆员要从宏观和微观上做好准备，进一步完善学科馆员制度是建设高校智慧图书馆的有效路径，为实现智慧图书馆，观念、经费、管理和人员等方面均需积极转变［19］。

智慧图书馆是一个新兴的概念，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目前都处于初级阶段，从整体上来说，智慧图书馆已经受到更多的关注，有关智慧图书馆的研究也还将继续。

参考文献：

［1］ALA TechSource. Smart Library Newsletter ［EB/OL］. ［2012-01-03］. http://www.alatechsource.org/sln/index.

［2］The Oulu University Library. Smart Library ［EB/OL］.［2012-01-03］. http://virtuaalikampus.oulu.fi/English/smartlibrary.html.

［3］严栋.基于物联网的智慧图书馆［J］.图书馆学刊,2010(7):8-10.

［4］乌恩.智慧图书馆及其服务模式的构建［J］.情报资料工作,2012(5):102-104.

［5］董晓霞,龚向阳,张若林,严潮斌.智慧图书馆的定义、设计以及实现［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11(2):76-80.

［6］王世伟.未来图书馆的新模式——智慧图书馆［J］.图书馆建设,2011(12):1-5.

［7］王世伟.再论智慧图书馆［J］.图书馆杂志,2012(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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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吴杨,王伟,董新科,吴景海.基于信息技术的智慧图书馆育人新功能的拓展［J］.图书馆学刊,2011(10):90-93

［11］刘丽斌.智慧图书馆探析［J］.图书馆建设,2013(3):87-89.

［12］姚军,郭达.基于物联网的智慧图书馆服务与管理［J］.移动通信,2012(11):48-51.

［13］陈嘉懿.智慧图书馆的构建之道——浅谈高校图书馆RFID技术应用新思路［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3(1):54-58.

［14］先卫红.智慧图书馆馆藏组织模式研究［J］.图书馆学刊,2013(9):25-29.

［15］康思本.非接触移动支付智能手机在智慧图书馆的应用［J］.图书馆学研究,2013(6):39-43.

［16］黄力.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图书馆服务模式与内容的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1(6):51-55.

［17］杨新涯.重庆大学:四大应用系统引导智慧图书馆建设［J］.中国教育网络,2013(9):71-72.

［18］郭晶.上海交通大学——智慧图书馆之“型”与“行”［J］.中国教育网络,2011(11):23-24.

［19］祝森生.大数据时代关于智慧图书馆的几个研究问题探讨［J］.图书与情报,2013(5):126-128.

（编校：马怀云）

作者：王黎娟

期刊数字化著化管理论文 篇3：

新闻传播学类学术期刊“两微一网”数字出版平台运营分析

【摘 要】 文章以2014年第七版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中入选的27种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该类期刊“两微一网”数字出版平台的建设情况。数据表明，大多数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已开通了一个或者多个数字出版平台，但在平台建设及内容生产和运营上还有待加强。文章认为，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发展的重点应该放在数字出版采编队伍建设、平台融合和平台品牌化运营三个方面。

【关 键 词】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两微一网；数字平台；运营

【作者单位】罗银生，赣南师范大学科技学院。

2017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已经达到7.5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4.3%，其中，手机网民占总量的96.3%，移动互联网络的主导型位置正在进一步强化[1]。

在互联网技术迅速普及的同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5年两会期间提出了“互联网+”计划，从国家层面强调互联网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2]。在政策和技术的支持下，各传统产业开始与互联网融合，探寻产业发展的新路径。学术期刊的数字化出版就是“互联网+传统期刊”的产物。

实际上，早在1995年，《神州学人》就开通了电子版，成为第一家接触互联网的媒体。2015年7月发布的《2014—2015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收入接近3400亿元，比2013年增长了33.36%[3]。数字出版的兴起和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但相关研究尤其是对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多集中在科技期刊。笔者以新闻传播、期刊、数字出版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搜索，没有找到一篇相关文献。基于此，本文以2014年第七版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中收录的新闻传播学类期刊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些期刊“两微一网”（微博、微信、网站）三个数字化平台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以期对新闻传播学类学术期刊在数字出版领域的发展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一、样本及研究内容说明

2014年第七版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共收录27家新闻传播学类学术期刊，其中文化理论/新闻事业类13家，广播、电视事业类2家，出版事业类12家，与第六版相比，只有1家期刊有变动，这说明入选期刊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影响力，研究这些期刊的数字出版现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学者罗秉雪认为，从广义上讲，数字出版是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立足于内容层面的复合出版活动”[4]，不仅包括内容生产和技工层面的数字化，还包括在信息发布环节运用多种平台实现数字内容的发布和传播。基于此，本文选择目前新媒体市场中运用最多的微博、微信和网站作为分析平台，分析内容包括新媒体平台发布内容、投稿和审稿系统、期刊订阅系统、其他多媒体信息服务四个方面。

二、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现状

1.微博建设现状

基于很多平台不再推出或者研发微博功能，本文对微博现状的分析主要基于新浪微博平台，利用微博PC端的搜索功能，以期刊名稱为搜索关键词来查找各期刊微博建设的情况。

第一，微博开通率不高。根据数据统计，27家期刊中，已经开通微博平台的只有7家，约占总数的1/4。微博开通率不高是新闻传播学类学术期刊面临的首要问题。笔者认为，究其原因在于期刊较长的出版周期和微博以秒为单位的传播速度之间存在矛盾。27家学术期刊多数为月刊，有的是双月刊，与其费尽心思去思考如何填补期刊生产周期过长造成的空白，倒不如放弃这一平台，这也是三种传播平台中微博开通率最低的原因。

第二，从微博运营现状上看，开通微博的7家期刊中，只有3家期刊的微博在正常运营，其他4家期刊的微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其中1家期刊2011年开通，最近更新的时间在2013年年底。即便是正常运营的3家期刊，其微博的运营现状也不容乐观。以《新闻记者》杂志为例，该期刊于2011年9月开通微博，截至2017年9月，共推送微博内容4539条，平均每天推送2条信息；其中，2017年7月27日推送5条信息，4月25日推送6条信息，中间两个月没有任何信息更新，这种信息更新的频率并不符合微博的传播规律。

第三，粉丝数量少，转发量低，微博平台缺乏影响力。根据清博指数推出的计算公式，微博传播指数主要取决于发博数、转发量、评论量、点赞量4个方面。《新闻记者》杂志的粉丝量接近2万，是7家期刊中粉丝量最多、信息更新最频繁的媒体，但是该期刊推出的微博大多数点赞量和转发量还停留在个位数。因此，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微博平台的传播影响力还有待加强。

2.微信公众平台运营现状

腾讯于2012年推出微信公众平台服务以来，其发展势头超过了微博，很多媒体转战微信公众号，以抢占移动互联网络发展先机。这一点同样体现在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在微信公众号的运营和管理上。无论是平台的开通率还是内容管理，微信公众号都优于微博。

第一，在开通率上，相关数据显示，27家期刊中已经开通微信公众平台的有16家，约占总量的60%。开通时间最早的是2012年12月，最晚的是今年8月。但是与微博相比，微信公众平台的认证率不高，7家有微博账号的期刊全部进行了微博认证，但是16家开通微信公众号的期刊，进行认证的只有9家。根据腾讯的规定，经过认证的订阅号除可以通过自定义菜单设置外部链接、开通多客服等服务外，还可以申请微信支付功能，这更有利于开发期刊订阅服务。

第二，在内容推送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相关调查显示，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内容大概分为以下几种。一是当期目录、杂志文章，这是推送数量最多的两类内容。二是业界动态，尤其是出版类期刊的微信公众号。如《中国科技期刊研究》《中国编辑》《科技与出版》等会推出一些业界最新资讯或者活动公告。三是专业技能类文章，这类信息主要来自一些实践性较强的期刊。如《新闻与写作》杂志会不定期推送一些关于新闻写作技巧的内容，以提高用户写作或新闻编辑的能力。

第三，公众号服务仍以信息告知为主，少数期刊开始尝试多元化服务。16家已开通公众号的期刊中，只有4家没有设置菜单，其余12家媒体均设置了3个一级菜单，提供的主要服务有期刊导航、投稿订阅。在服务内容上，《新闻与写作》杂志有投稿和荐稿平台，用户可以通过公众号投递或者推荐稿件，其余期刊投稿菜单中连接的均为文字信息，著明投稿邮箱。《青年记者》《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和《现代出版》3家杂志公众号提供稿件查询功能，用户点击菜单或者后台回复作者姓名和文章名就可以进入系统查询稿件审查情况。在订阅服务上，主要的订阅服务有3种——邮局订阅、银行订阅和网上订阅。《国际新闻界》在菜单中链接了期刊微店，用户可以通过微店订阅期刊；《新闻与写作》和《新闻记者》在菜单中开通了微信订阅的服务。此外，一些期刊开始利用公众平台提供个性化服务。如《出版科学》杂志为用户提供文献传输服务，但用户需要通过电子邮件提交检索，同时通过邮箱来接收需要的文章。

第四，少数期刊开始注重与用户互动。从笔者研究的16家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运营情况来看，只有《新闻与写作》开通了写作微信群，方便用户日常交流，增强彼此的联系，用户如有问题可以加“新闻与写作小助手”为好友，随时咨询新闻写作中遇到的问题。

3.网站运营现状

27家学术期刊网站开通情况介于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之间，共有15家媒体开通了官方网站，约占总量的56%。在网站内容建设上，除一般的业界资讯、期刊文章精选外，多数期刊在网站上还设有投稿查询系统和采编系统，如《国际新闻界》《新闻界》采用网上投稿系统。此外，一些期刊还在网站中提供全文下载服务，如《科技与出版》官网允许用户下载当期所有文章。作为最早出现的一种新媒体形式，网站的发展已过了黄金期，尤其在移动互联网络发展的冲击下，更多网民转向手机平台。因此，一些期刊虽然开通了官网，但对其重视度不够，除传播纸质期刊的内容外，没有形成特色的栏目，运营效果反而不如微信、微博等移动网络平台。

综合考察以上三种平台的运营现状，笔者发现，有4家媒体没有开通新媒体平台，除知网、维普网等学术期刊网站收录期刊文章外，这4家期刊没有自主开发任何一个数字出版平台。与商业期刊和新闻媒体不同，由于高校教师评职称的需要，学术期刊尤其是中文核心期刊不愁生计，但是从期刊未来的发展看，数字出版是学术期刊的發展趋势，及早建立数字出版平台更有利于学术期刊的长远发展。

三、发展建议

通过对27家新闻传播学类学术期刊“两微一网”平台建设和运营情况的分析可看出，多数媒体已经拥有一个或者多个数字出版平台，如何在发挥各平台优势的基础上加强平台间的联系，构建统一的数字出版平台是当下学术期刊需要重视的问题。尽管一些期刊已经开通了微博、微信、网站三个数字平台，但仍以纸质期刊出版为主，平台推送的几乎都是纸质期刊的内容，缺乏自己的特点。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1.加强学术期刊新媒体采编队伍建设

加强学术期刊新媒体采编队伍建设是一个老生常谈却又无法回避的问题。平台运营和建设的问题从根本上讲就是采编队伍建设和管理的问题，不同于传统学术期刊的采编队伍，数字出版的采编团队不仅要具有专业知识，还要具备一定的新媒体操作技能，了解网民的阅读习惯和爱好，能针对网民的特点量身打造数字出版内容；同时还要具有一定的营销和传播能力，了解不同平台的传播规律和特点， 才能适应新媒体时代对期刊出版提出的要求。学术期刊可以根据各自内容特色打造不同的平台运营团队，而不是多个平台一把抓。

2.加强平台间的融合，实现1+1+1>3的传播效果

目前，开通数字出版平台的学术期刊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将不同的平台打造成以纸质出版为核心、向四周辐射的新媒体平台，无论是微信、微博还是网站，不管是全文阅读还是摘编，纸质期刊内容都是必备。这样的做法虽然能够提高期刊文章的阅读量，但传统平台和数字平台不是主要和次要的关系， 而是地位平等与相互融合的关系，数字平台的作用不是仅仅用来提高传统期刊的传播量，而是应该发挥其特点，与传统出版形成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的关系。

微博的特点是“短平快”，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提供有关期刊的各种信息，微博的话题功能是学术期刊应该重视的互动方式之一。学术期刊可以定期组织一些话题鼓励用户参与，这样不仅可以加强与用户的联系，还可以弥补传统期刊出版周期较长、缺少信息内容的缺陷。

微信公众号除定期推送内容外，还可将微信群、微社区等功能引入公众号建设中，为用户提供实时沟通的平台。

网站的特点是信息量大、没有空间限制，期刊可以将一些日常工作， 如投稿和采编、期刊订阅、文献传输等放在网站上，给用户提供多元化服务。

3.加强品牌意识，打造数字精品

可以说，能够连续入选北大核心期刊目录说明期刊本身就是一个品牌，但就纸质平台的影响力和权威性而言，27 家学术期刊中没有一家具有有影响力的数字出版平台。同一期刊不同数字出版平台的内容雷同，不同期刊数字出版平台的建设也存在同质化的现象。笔者所调查的16家开通微信公众号的期刊中，公众号菜单都有期刊文章、往期目录、投稿查询、好书推荐等设置，大同小异。

对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移动平台来说，垂直化运营是其主要特点， 期刊需要考虑如何结合自身专业特点将数字平台做专、做精。我们看到一些期刊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如《新闻与写作》杂志推出有关写作技巧的文章，增加了“新闻与写作小助手”的设置，并开设了“新闻写作公开课”等；《编辑学刊》推出特色栏目“编辑课堂”，分享有用、有趣的编辑知识，这些都是积极有益的努力，但是新闻传播学类学术期刊打造数字出版品牌之路依然漫长。

|参考文献|

[1] 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www. cnnic. net. 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708/t20170803_69444. htm.

[2] 中国日报网. 李克强总理提出制定“互联网+”计划行动[EB/OL] ，http：//tech. china. com/news/net/156/20150310/19365177. html.

[3]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2014—2015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 [EB/OL]，http：//www. gapp. gov. cn/news/1656/256063. shtml.

[4] 罗秉雪. 数字传播：新语境下的概念演变与界定[J] . 出版发行研究，2016（1）.

作者：罗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