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配体制经济学论文

福利国家的危机及其成因的根本性质是什么？福利国家转型的进展和困难是什么？福利国家的转型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有什么异同？序言在以往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西方发达的福利国家也遇到了福利制度的危机和困境，从而掀起了改革或转型的浪潮。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社会分配体制经济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社会分配体制经济学论文 篇1：

关于社会体制基本问题的若干思考

内容摘要 社会体制是围绕公共产品配置而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相对分离的背景下，社会体制的构建应该遵循社会自身的目标以及与之相应的运行逻辑。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语境中，我国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是公平正义，如何保证公共产品配置的公平正义，业已构成当前我国社会体制建设的核心价值追求。但这样一个核心价值引导下的社会运行逻辑究竟是什么？也许可以从当前我国基本形成的社区治理结构中寻找答案，并进一步从社区体制中获得关于社会体制的印象。

关 键 词 社会体制 社区体制 公平正义 公共产品配置

作者 李友梅，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44）

何谓社会体制？中国当下的社会体制表现为何种形态？人们通常认为，政治体制与政权相关，经济体制与产权相关，但对社会体制与一个什么样的核心要素相关还缺乏清晰的认识。从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生活与制度相互关系的变迁过程看，1949年以后的30年中，国家通过单位制、人民公社制、阶级分类制、户籍制以及高度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的建设和完善，获得了全部资源的支配权，形成了“国家—单位—个人”一元主体的社会管理格局和政治经济社会高度重合的“总体性社会”形态。1978年以后，以市场化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我国启动并不断深化，带动了社会领域的变动。30年的改革过程中，民间组织开始发育，个人权利意识不断张扬，网络社会日趋活跃，社会管理主体逐步多样化，一个相对开放、自主的“多元社会”正在浮现。［1］这种“多元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配置究竟提出了怎样的要求？这些要求的满足会促成怎样的制度安排？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有可能会引出社会体制的一些特征，进而会要求我们把握好社会的价值取向。

社会价值取向的思想理路

从理论上看，社会、经济和政治具有各自不同的目标取向和运作逻辑，彼此之间形成一种相对平衡的张力关系，制约着其中任何一个维度走向极端，以保持整个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可以各得其所。由此看来，社会有其自身的目标取向和运作逻辑，而公共产品配置的制度安排首先要遵循社会自身的目标和内在逻辑。但是，相对于政治的权力运作机制和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刚性存在，社会生活的主体和运作机制总是弥散的、模糊的，社会生活的目标往往也是不清晰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会受到市场和政府的牵引，在极端的情况下，社会甚至会完全被经济或者政治的目标和逻辑所吞没、支配。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社会思想家们一直在思考社会独特的价值取向和运行逻辑，试图建立一种超越于经济和政治的社会想象，无论是莫尔的乌托邦，还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莫不在做类似的工作。社会学家涂尔干在评判自由主义经济学时指出：“经济功能本身并非目的，而仅仅是实现某一目的的一种手段；它们只是社会生活的诸多器官之一，当心灵和意志结合起来为着共同的目标而工作时，社会生活首先就是各种职责和谐相处的共同体。”［2］“社会也有引以为荣的地方，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最伟大，最富庶，而是因为它们最公平，组织得最好，具有最合理的道德结构。”［3］在这里，涂尔干从理念上确定了“社会”自身独特的价值追求，那就是公平正义；确立了社会学的历史使命，就是寻找实现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

在涂尔干之后，达伦多夫从公民权利角度重新界定了“社会”的目标取向。他把公民权利分为三个类型：基本的政治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前者包括“法治国家的基本要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可靠的适用法律裁定程序”；中者“不仅包括选举权，而且也包括结社自由，舆论自由和穆勒在他的《论自由》里深刻描述过的一整套名目繁多的权利；后者就是马歇尔所说的“一种对实际收入的普遍权利，这种实际收入将不按有关人员的市场价值来衡量”，譬如最低收入保障权利、劳动权利等等。这里的“社会权利”指涉的就是笔者所讨论的“社会”。这三种权利是一种相互制约和保障的关系，特别是后面的权利类型对前面的权利类型的递推性保护关系，没有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基本的政治权利就很难保障；没有社会权利，政治权利也很难保障。在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前两种权利已经基本成型，但社会权利的保障往往是最为艰难的。在达伦多夫看来，社会权利的实现，需要通过阶级冲突来实现，但恰恰是阶级冲突的发生对社会权利的积极作用，又反过来产生了缓解阶级冲突的客观效果。［4］和达伦多夫同时代的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提出“保卫社会”的概念，“是社会保护的原则，旨在保护人类和自然以及生产组织，依赖的是那些最直接受到来自市场的有害行为影响的人——主要、但并不仅限于工人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各不相同的支持，使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协会和其它干预的手段作为它的方法。”［5］

从以上对“社会”的发现史的简单梳理中，我们不难发现，虽然相对于经济和政治，社会的边界、运行逻辑是模糊和弥散的，但从人的总体性追求以及政治和经济在实现这个追求的有限性的角度看，必须发展出一个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取向和实现路径的“社会”来，通过与政治和经济的目标和发展逻辑的相互作用，协调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偏颇，大体实现人类各种目标诉求的平衡。基于此，在思想史上，社会的目标被界定为“公平正义”，社会的理想运行逻辑可以被认为就是哈贝马斯所构建的生活世界的运行逻辑，一种没有权力、金钱作为中介的，遵循正当性、忠诚性和真实性标准的交往理性，即协商逻辑。虽然现实社会的运行逻辑不可能达到哈贝马斯所设计的蓝图，权力和金钱，即政治的和经济的逻辑必然会涉入到社会的运行逻辑中去，但只要把人的基本公民权利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标准，人们在此基础上开展交往和协商，社会的公平正义的目标还是具有实现的可能性。

社会体制及其在中国的演变

社会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从达伦多夫和波兰尼的论述中不难看出，“社会”可以具体化为保障人们的基本生存机会、条件和权利的领域，或者更直白地说，就是公共产品配置领域。由此而论，社会体制就是围绕公共产品配置而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一点从当前国内学界关于“社会体制”的两种基本观点中也可以得到证实。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体制主要涉及社会事务管理的相关体制及公共政策，是介于经济与政治之间，又同经济与政治紧密相关，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相关体制。［6］其包括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整个社会领域，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民生问题密切相关。在这种观点中，社会体制包括公共服务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7］另一种观点将社会体制理解为区别于国家(政府) 、市场的第三部门(也称第三域) 的概念，包含政府社会职能、社会政策、社会治理、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服务、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基本要素。［8］这种观点依据的是“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范式，将社会体制列入与国家、市场相对应的“第三领域”。

上述关于社会体制的两种操作性和描述性界定，强调了围绕社会中公共产品配置的相关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但对社会体制本身的基本内涵、存在意义及其运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权力再生产等复杂问题的深入思考，似乎还未提上议事日程，特别是漏掉了一些关键的环节，比如公共产品配置的制度安排所基于的目标取向和逻辑起点。因此，笔者的出发点就是希望弥补国内当下社会体制研究中的上述不足。从理想的状态看，社会体制就是实现社会的理想目标的一种制度方式，其结构和运行逻辑就是与社会的理想目标相适应的运行逻辑。进而言之，理想的社会体制应该是围绕公共产品的公平正义分配而构建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交往和协商制度，通过这样一种协商制度的推进，公共产品能够得到较为公平的分配，不同的社会主体在协商中能够得到基本的利益满足。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刚性的政治和经济面前，社会的独立性及其目标诉求并不是自然而然实现的，在很大程度上而是取决于人们对经济、政治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认识和评价。当人们把社会当作经济效率和政治权力最大化的手段时，社会的独立性、社会体制的独立性就必然付诸阙如了；当人们认识到社会、经济和政治之间的高度依存性时，就会自觉地凸显社会的独特性，努力构建适当的社会体制。我们把这个观点放置到中国1949年以来社会变革的背景中来考察，可能看得更为清楚。

从1949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基本上处在一个泛政治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特定的政治目标和运行逻辑支配着经济资源的分配方式和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虽然我们说这个时期的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但通过更深层次的考察可以发现，经济的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在本质上受着阶级斗争标准的影响，计划的重要性在于它能迎合政治目标和政治逻辑的具体要求。“抓革命，促生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是政治逻辑支配经济运行方式的最为明显的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经济活动缺乏自己的目标和运行逻辑，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更是严重缺乏自主性，从社会福利的分配、集体性行动到婚姻家庭等私生活方式，所有的社会生活几乎都按照阶级分类的逻辑来操作。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社会体制对政治逻辑的适应和附庸。

“以阶级斗争为纲”制约了经济社会的运作，造成了整个国家经济建设的举步不前。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果断决定，并把改革开放提到首要的议事日程。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实施到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最终确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终结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出，以GDP增长为目标和以市场为手段的资源分配逻辑快速向社会生活领域扩散，传统的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迅速瓦解，“社会市场化”成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体制重建的一个主要取向。以市场化的经济资源分配方式来组织社会生活的一个严重结果是，公共产品的配置不均，这进一步加重了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使得社会矛盾日益积累和突出，从而对政治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构成越来越明显的挑战。

因此，探索社会生活自身的目标诉求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运行逻辑，构建政治、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相互照应关系，是我国推进新一轮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在2004年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2005年以来进一步将“和谐社会”作为执政基础建设的战略任务，强调“和谐”理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9］这些社会建设目标的确立意味着我们国家开始自觉地超越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越来越尊重现代化背景下政治、经济和社会相对分离的要求，把公平正义作为社会建设的目标诉求，把社会主体对公共产品配置的参与和协商作为和谐社会的基本运行逻辑，并努力以此为参照来重组社会生活，建设新的社会体制。

从社区体制看社会体制

在前面的阐述中，笔者只是提出了社会生活自身的目标诉求即公平正义，并抽象地指出与之相应的社会和社会体制的运行逻辑，是建立在对公民权利的基本共识基础上的交往和协商，但还没有对这种逻辑的具体机制及其外部环境的约束问题作更深入的探讨。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相当缺乏，直接清晰地回答它，至少目前还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外。有鉴于此，在下面的分析中，笔者尝试转换思维视角，从基层社区治理实践的层面，以管中窥豹的方式，通过阐释社区体制来洞察社会生活的运行逻辑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体制问题。

回归公平正义的社会诉求，这一行为要针对的核心问题是公共产品的合理分配。由此说来，社会体制作为组织社会生活而进行公共产品配置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其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协调好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在制定相关制度安排时不能不考虑如何在公共产品配置中使公平正义得到有效体现，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协调好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提升社会整体的满足感。

我国城市基层社区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空间和公共产品配置的基础层面，也是社会体制运行的一个基本载体。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社区服务”到90年代初的“社区建设”，社区逐步从“单位制”的补充体制转变为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的主要区位，从承接“单位制”溢出的部分社会福利发展为整个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基础层面，成为公共产品配置和社会治理的最为重要的平台。在私有产权日益明晰、公民意识开始苏醒、民间力量逐步发育的背景下，参与社区公共产品配置的主体不断多样化。过去，政治性力量的代表居民委员会是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单极，现在，经济性组织如物业公司、居民自治组织如业主委员会都开始发育，并积极参与到社区管理中，突破了过去单一的社区权力构成，使得社区公共产品配置的权力结构高度复杂化。由于不同权力主体在利益诉求和力量上的差别，它们在社区管理和公共产品配置中难免产生分歧。为减少这种分歧给自己带来的不利以及损伤社区的整体利益，这些主体们会借助各种资源和援引各种法律条文，逐渐建立起一种能够为主要的社会主体接受的动态的、横向的协商机制。这种协商模式的建立和实践，实际上把传统的社区管理制度转变为后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治理制度，并完全改变了社区公共产品配置的方式，使得公共产品配置结构更加能够满足社区成员的基本诉求。这样，在社区层面上，保证公共产品配置的公平性和正义性的结构就得以成型。［10］对这一类合作模式和治理结构在制度上的确认和稳定化，即形成我们所说的社区体制。

社区体制与社会体制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从国家、市场、社会相对独立的角度看，社会构成的动力主要存在于日常生活领域。社区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空间，它本身的运行和再建构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变动和再建构，社区体制的重新安排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体制的建设或完善产生影响。由此，我们可以在社区体制的运动中隐隐约约看到一个抽象社会的具体化过程。虽然社区内部关系相对简单，社会是由更为复杂的关系所构成的一个动态的网络体系；但从总体上看，社区的运作逻辑可以被视为社会运作逻辑的一种局部构成，社区体制可以被视为社会体制的一种基础性存在状态。再换个角度看，在社区体制中，不同社区组织（比如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的目标取向、行动方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形态并不是完全孤立存在的，而是受到更大范畴的社会体制的影响。由此可见，社区体制与社会体制是不可分割的，社会体制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社区体制，社区体制的特征可以折射出社会体制的运行逻辑。

体制实践面临的多维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在社会结构快速分化和利益多元化的时代，能否实现“公平正义”不是一个简单的和线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多重因果关系相互纠结和相互嵌入的复杂问题。

第一，公共产品的配置不仅是社会再分配系统的核心构成，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政治生活民主化所涉及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公平正义只是特定社会的诉求，却非市场的目标，甚至在许多具体的情境中还非所有社会成员同时追求的目标。而且，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在公共产品配置实践中，其制度安排并非完全按照社会的诉求来操作，很多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市场逻辑的干预，或者政治权力的支配。即使近年来，国家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努力按照“和谐社会”的理念来制定公共产品配置的相关制度，但是在这些制度的出台和实施中，总会遭到市场机制和权力机制的渗透，常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比如在一些集体消费领域，公共设施的建设更多地会适应市场的优势累积原则(即越富有的人可能获得越多的资源)和政治等级原则，进而形成公共产品在不同阶层间的非均衡配置的局面。因此，我们要深入探讨在社会、市场、政治的不同主体间建立有效的多边协商机制。这种协商机制的实质，就是建立一种基于认同之上的多元治理体制，对参与社会运行的政治、经济和其他主体间的关系进行调节。

第二，社区体制和社会体制在社会结构中相对处于表层，当它们通过各种制度实行公共产品的配置功能时，它们的背后还隐含着深层次的权力运作机制。比如，根据笔者的观察，在特定公共产品的配置过程中，社区治理的不同主体都试图影响其他组织主体的行动对策，并以自己的方式使其他组织主体的对策朝着有利于自身目标的方向变化。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主体都有着类似的企图，都想在公共产品配置规则的制定时占据相对优势地位。他们都可谓是具有理性决策的行动者，这些行动者之间建立起来的权力关系，恰恰有可能促成公共产品配置的相对公平。社区体制和社会体制同这种权力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当两者过多地相互背离时，社区体制和社会体制得以维持的成本就很高昂；当两者彼此相对契合时，社会的和谐就成为可能。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这种契合的过程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共识建构的过程，即不同主体在协商与讨论过程中形成对制度安排相近的认知和判断的过程。共识的建构不仅涉及到观念上的引导，而且也涉及一些技术性的安排，比如：以有效的方式打造由不同主体共同参与其间的公共讨论平台、以巧妙的方法通过媒体表达不同意见并进行沟通的机制等。

第三，公平正义的实现路径必须是多样化的，也就是说，社会体制应该具有开放性。具体地说，公平正义不仅是一个主观认知的问题，也是一个客观的可选择性问题；不仅是一个静态的问题，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认知问题上，我们需要通过媒体、舆论构建一个基本的社会认同。从客观的角度看，社会体制应该提供让人们各得其所的路径选择机会，比如，当有的人在接受普通高等教育上不能得到满足时，他可以转向职业技术教育；当有的人不愿意接受特定工作岗位时，他有机会享受失业保险的担保。也就是说，社会体制应该在某个时间和空间中尽可能满足绝大多数人们的要求，即使当人们在这个时空结构中暂时得不到满足，难以达成公平正义时，理想的社会体制也应该可以给他创造条件，让他看到希望，能在后续的某个时空结构中享受公共产品的阳光。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社会体制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说是一个老问题，是因为自从现代性出现，经济、政治和社会成为三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以来，社会体制就作为一个需要研究的论题存在了；说是一个新问题，是因为我国长期以来在政策上并没有把社会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进行建设，社会一直被视为经济和政治的附庸，直到2005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社会才真正同经济、政治和文化并置，“社会体制”才引起政府和学界的关注。正因为它是一个新问题，关于社会体制重建的相关研究还很粗放，需要思考和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还很多。譬如，社会体制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之间应该构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社会体制与社会管理体制的关系怎样？在一个网络虚拟社会日益活跃的背景下，社会体制的建设又将面临何种新挑战？等等。笔者在这里的分析只是学理上的初步思考，希望能启发更多理论的和实践的探索。

注释：

①本文系教育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理论研究（应急）课题（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社会利益关系的演变及其未来趋势）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李友梅.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

［2］［3］涂尔干，渠敬东等译.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4、61.

［4］达伦多夫，林荣远译. 现代社会冲突.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5］波兰尼，冯钢等译. 大转型.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6］黄石生. 社会体制改革路在何方. 南方，2004（6）.

［7］李培林. 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 人民日报，2007.1.15；姚俭建. 为民生福祉提供社会体制保障. 文汇报，2007.11.9.

［8］徐永祥. 社会体制改革与和谐社会构建. 学习与探索，2005（6）.

［9］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10］李友梅. 社区治理——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 社会，2007（2）；李友梅. 城市基层社区的深层权力秩序. 江苏社会科学，2003（6）.

编辑 李 梅

作者：李友梅

社会分配体制经济学论文 篇2：

国家追求与人民利益（上篇）

福利国家的危机及其成因的根本性质是什么？

福利国家转型的进展和困难是什么？

福利国家的转型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有什么异同？

序言

在以往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西方发达的福利国家也遇到了福利制度的危机和困境，从而掀起了改革或转型的浪潮。

应该说，福利国家的转型同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是两件有很大差别的事情。但是，无可否认，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某些相似或共同之处。因此，人家的改革或转型的经验，对我们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特别是当我们对彼此的实践进行机理分析的时候，更可以从中找到共同点。例如，人家是“富大锅饭”吃不下去；我们是“穷大锅饭”吃不下去。换言之，都是原有体制的“不可持续性”才造成非改不可或非转型不可的局面。因此，诸如怎样打破大锅饭之类的经验是可以共享的。

对于福利国家，学术文献中有各种各样的理解。本报告所说的福利国家，主要是指西方发达的福利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这些福利国家，又有各种各样的模式分类。本报告并不具体研究发达的福利国家的各种模式，而是从总体上研究福利国家的转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是率先宣布第一个建成的福利国家。随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效法，争相以福利国家自诩。其中瑞典以其福利最广泛和最优厚闻名于世，获得了“福利国家橱窗”的称号。可见，从总结福利国家转型经验的角度来看，瑞典具有特殊的意义。瑞典的福利制度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属于一个极端的事例。可以这么说，改革或转型是要从极端转向适度。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我们从一个极端的和特征鲜明的事例中可以比从一般的事例中学到更多的东西。因此，本报告在研究福利国家的转型时将较多地涉及瑞典的事例。

上 篇

福利国家的转型

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福利国家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欧和北欧洲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关于福利国家，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表述或定义。我们认为，如下的表述不失为较好的一种，即“所谓福利国家，是指那些有意识地运用政治权力和组织管理的力量，在分配领域为主的某些领域，减缓市场机制的作用力度，矫正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缺陷，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的国家”。 这些福利国家具有以下特点：（1）强调福利的普遍性和人道主义、人权观念，受益对象为社会全体成员。（2）福利开支基本上由企业和政府负担，个人不缴费或低标准缴费。（3）福利保障项目齐全，包扩“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福利保障，保障的标准也比较高。（4）保障的目的是维持社会成员一定标准的生活质量，而不仅仅是消除贫困。

如上所述，瑞典是福利国家的橱窗。以瑞典为例，福利国家的成就可以作如下简单的概括，即：五高、一低、一无。所谓五高，就是高均等、高税收、高福利、高调节和高开放；所谓一低，就是低失业；所谓一无，就是无贫困。就以其中的高均等来说，瑞典福利国家的成就也是举世瞩目的。瑞典的基尼系数从二十世纪60年代的0.28下降到80年代初的0.2。在80年代，按十等分组，瑞典家庭可支配收入最高组和最低组之比为2比1；而同期美国的这一比率为6比1。当时，美国的人均实际收入比瑞典高28%，但最低组的瑞典人的收入则要比最低组的美国人的收入高出63%。换言之，瑞典的穷人比美国的穷人有更高的收入。

然而，福利国家在经历了一个不很长的繁荣以后就陷入了危机，从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就掀起了改革或转型的浪潮。国内外许多文献对福利国家的转型已经做了大量的论述。下面，我们将综合前人的成果，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和自身的研究，着重探讨三个问题：第一，究竟福利国家的危机及其成因的根本性质是什么？第二，福利国家转型的进展和困难是什么？第三，福利国家的转型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有什么异同？从两者的比较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

福利国家危机及其成因

许多经济学文献在论述福利国家的转型时总要把这一转型同1973年的石油危机联系起来。诚然，石油危机带来的经济困难确实是福利国家从其黄金时期转向改革和调整的一个转折点。不过，石油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困难仅仅是引发福利国家转型的一个导火线，而不是根本原因。要真正从福利国家的危机中汲取教训，必须从这种福利制度或社会保障制度的机制设计中去找原因。道理很简单，即使没有当年的石油危机，福利国家的危机迟早是要发生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这是一种“制度性失败”或“制度性危机”。这种制度性危机表现在许多方面：

（1）过度慷慨的福利制度安排造成福利的增长超过经济的增长，使经济实力无法继续承担其福利开支。

在西欧和北欧的福利国家，福利的增长或扩张在1960—1975年间达到了顶峰。在这一期间，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6%-4.6%，而福利开支的增长率竟达5.6%-9.1%。过度慷慨的福利制度首先表现为入不敷出的财政预算危机。福利的涵盖面很广，而且标准很高，国家又无法控制其增长的势头。在社会保障收不抵支的情况下，政府作为“最后供款者”的角色不得不动用财政收入予以弥补，造成公共开支扶摇直上，财政预算严重失衡。以瑞典为例，各项福利开支（包括养老、医疗、失业、生育、伤残等）大约占政府公共开支的85%。viii 由于福利开支的扩张和失控，使得瑞典的公共开支在GDP中的比重也不断上升，从六十年代的35%上升到八十年代的63%和九十年代经济危机发生时的70%。过度的福利是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而经济危机又动摇了福利国家的基础，在过度福利同经济危机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瑞典在1990-1993年的经济危机期间，GDP累计下降5%，工业生产下降8%，零售额下降13%，资本形成下降1/3，就业下降12%，1993年底的总失业率达到9.3%（其中，青年的失业率高达21.4%），1993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率达13%。

（2）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对劳动积极性不起激励作用，反而起抑制或反激励作用。

仍以瑞典为例，实行“团结工资”政策的初衷是要强调人们之间的平等和合作，但实行的结果则往往事与愿违。最初的口号是“同工同酬”，但实际上则变成了“对所有的工作付相同的报酬”。这样一种制度安排，表面上看是缩小了不同部门的工人之间、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增强了人们之间的团结。但是，实际上却发生了一种隐蔽的收入转移，即发生了从高工资工作者向低工资工作者的收入转移。其结果是使得拿了较高工资的非熟练工人降低了提高技术的积极性，减少了人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不仅挫伤了熟练工人的积极性，而且造成了在劳动市场上技术人员供应的短缺。

（3）过度的福利还造成了“福利欺诈”和“福利依赖”。

过度的福利安排还引起了道德问题。在瑞典，福利的项目繁多。根据林德伯克的分析，过度的疾病福利、工伤福利、对单亲家庭的经济支持、有选择的住房补贴、提前退休补贴等等，都会引发道德问题。特别是其中的疾病福利制度，更容易引发“福利欺诈”。例如，当瑞典的疾病福利制度使得替代率达到90%-100%的情况下，人们就会“泡病号”，声称有病而不上班。1955年每人因病请假的天数为14天，到八十年代末则达到了26天。有的人甚至一方面在享受疾病支付金、失业补偿金、提前退休金等福利，另一方面却在黑市上打工。因此，关于瑞典已经变成“一个骗子的国家”的说法就成为过去二十多年来的讨论中引用最多的话语之一。

福利依赖的一个突出事例是家庭服务的过度社会化。即使在许多发达国家，照顾老人和儿童的服务基本上是由家庭提供的，但在瑞典却是由社会来提供的，其补贴费用则由政府列入其公共开支。据统计，在1991-1992年度，为学龄前儿童所支付的公共开支约占当年GDP的3.5%。换言之，政府一年要为每个学龄前儿童花费60,000克朗，约合8,000美元。这种个人或家庭服务的社会化，使社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其结果是服务上的总体消费发生了膨胀，而这种服务消费的膨胀，又是以牺牲物质产品上的消费为代价的。如果这种服务改由家庭来提供，效率损失就会下降，整个生活水平就会提高。xi

（4）高福利和高补贴必然导致高税收和高物价。

在这种福利制度的安排下，究竟谁来雇佣享有高工资、高福利、高补贴的低效率工作人员呢？换言之，究竟谁来养懒人呢？回答是：只有公共部门。那么，又由谁来承担费用呢？回答是：第一，为公共部门纳税的人。第二，为产品付出高价格的消费者。在1980年，瑞典个人劳动所得税的平均边际税率为56.8%，最高边际税率达85%；同年，个人劳动所得税（包括社会保障税和消费税）占个人劳动收入的比重为65.2%，占GDP的比重为47.7%。包括瑞典在内的北欧福利国家的高物价也是举世闻名的。可见，羊毛出在羊身上，高福利的费用最后还是落在纳税人和消费者的身上，只不过是扭曲了经济的运转过程。

（5）过度的福利制度安排必然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损害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

所有上述弊病，都会集中地表现在整个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上来。例如，由于社会保障费用占劳动力成本的比例过高（在西欧和北欧的福利国家，一般占25%-30%），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迫使劳动密集型行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导致失业率的提高。由于税率和保险费的缴费率很高，人们的收入所剩无几，迫使雇主和政府提高工资，导致通货膨胀加剧。由于高福利和高缴纳，使得人们既缺乏储蓄和投资的意愿，又缺乏储蓄和投资的能力，从而影响了生产率的增长。如前所述，瑞典是福利国家的橱窗，也是过度的福利制度所带来的后果最为严重的国家。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瑞典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已经内移，瑞典人均GDP在OECD国家中的排序已明显下降。按购买力评价计算的人均GDP，瑞典在二十五个OECD国家中的排序，1970年为第4位，高于平均水平15%；1990年下降到第9位，高于平均水平6%；1995年下降到第16位，低于平均水平5%。

福利国家的上述制度性失败或制度性危机使人们对福利国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发生了质疑。有的学者提出，福利国家面临着以下十一种因素的挑战，即：人口的老龄化，家庭结构的改变，经济增长的放缓，失业的高水平，预算赤字的增长，对高税收的日益增长的抵制，市场力量的支配地位，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私有化，国内和国际间日益增长的竞争，全球化的加速以及技术的改变。x所有这些因素，都迫使福利国家走上了改革或转型之路。

福利国家改革进展和困难

福利国家的改革已经探索了许多年，各国的做法因国情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在这里，我们只是对改革的一般趋势作一探讨。

总的来说，改革是要解决对福利的滥用问题，使福利从过度回到适度，以便实现两个平衡，即福利增长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社会保障内部收入同支出之间（供求之间）的平衡。可见，福利制度的改革并不是要摧毁福利制度本身，而是要在福利制度内部各个经济变量之间、在福利制度的诸经济变量同整个经济的诸变量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关系，从而使得福利制度变得具有可持续性。

最重要的也是最令人注目的是机制设计上的改革。西方福利国家改革的一个重要动向是变政府的单一福利为混合福利，即除了政府以外，雇主和雇员也应该对社会保障的责任，并且鼓励私营部门以职业年金与私人养老计划和医疗计划参与福利资源的配置。世界银行认为，现代福利国家的养老保险模式已经无法同时解决养老和发展的问题，因此，建议建立一个由三根支柱构成的养老保障体制：一个是公共管理的、以税收筹资为基础的养老体制，称为强制性公共管理支柱；另一个是私人管理的、以完全积累制（设立个人帐户）为基础的养老体制，称为强制性私营支柱；还有一个是以个人的自愿储蓄为基础的支柱，它可以作为补充，以满足较高水平的保障需求，称为自愿支柱。在这三个支柱中，前一支柱发挥再分配功能，后两个支柱发挥储蓄功能；前两个支柱具有强制性，后一个支柱具有自愿性；当然，所有这三个支柱都发挥共同保险的功能。xiv 这种体制正在许多国家不同程度地试行。由于它带有混合的特点，所以常常被人们称为部分积累制。

机制设计上的另一个重要变革是改进社会保障的受益规则。在受益规则的改进中，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引入“工作福利”(workfare)制度。所谓“工作福利”，是指凡是接受政府福利补助金的人必须接受政府或立法规定的有关工作。这样做是为了克服福利同贡献完全脱节的现象，使福利从一种同工作毫无联系的权利变成同工作义务有紧密联系的权利。“工作福利”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的“工作激励方案”之中。后来，美国、英国、瑞典、德国、丹麦等国都在自己的社会保险计划中引入了这一收益准入制度。例如，在瑞典的失业保险计划中就明显地增强了从事工作和培训的要求；在丹麦，还规定给失业满一年的青年人提供工作的保证。

此外，改革中还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例如：

（1）降低福利的水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降低替代率。在瑞典，20世纪90年代初期大多数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工资）替代率从90%-100%下降到80%，有时甚至下降到75%。xv 在德国，90年代中期因病缺勤的工资替代率也从原来的100%下降到80%。xvi 在美国，失业保险金的替代率则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70%下降到1989年的33%。xvii

（2）减少税收。福利和税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福利的降低也就为税收的减少创造了条件。为了解决对劳动的反激励等问题，福利国家在改革中都采取了减税的措施。其中，瑞典的税制改革是一个明显的事例。瑞典从1983年就开始了税制改革，90年代初加强了改革的力度。林德伯克指出，1991年瑞典税制改革的精髓是用两级税制来代替高额累进税制。大多数人只要缴纳26%-33%的税给地方政府就行了，高收入者则还要缴纳20%的税给中央政府。税制改革的结果，对大多数有收入的人来说，总的边际税收插入（wedges）在1983至1995年间下降了15个百分点，最高税率则从85%下降到70%。xviii

（3）延长退休年限。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公共养老计划的收支所占的比重最大。因此，如何在公共养老计划的改革中实现增收节支，就成为各国改革的一个关注点。其中，提高退休年龄就成为各国普遍采用的做法。例如，美国已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德国则提高到65岁。提高退休年龄对增收节支的意义是很明显的：一方面，由于延长工作年限就相应地延长了缴费的年限，从而产生了增收的效应；另一方面，由于延长工作年限就相应地减少了领取退休金的余命年限，从而产生了节支的效应。在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和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延长退休年限就更加成为各福利国家防止老龄危机的一个重要措施。当然，延长退休年限也是一把“双刃剑”：提高退休年龄将会对年轻人的就业产生挤出效应；同时，在技术进步突飞猛进的当今世界，由于老年人的人力资本存量的不足，即使在身体状况容许的情况下，也存在着知识更新和技术培训所带来的难题。

福利国家通过上述改革，已经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绩。仍以瑞典为例。从经济增长来看，如前所述，瑞典在1990-1993年的危机期间GDP呈负增长状态，通过改革，已于1995年恢复到1900年的水平。政府的赤字占GDP的比重从1993年超常的13%下降到1995年的8%和1997年的2%。xix 由于税负的减轻和替代率的下降，人们的工作积极性有所提高，例如，每人每年因病缺勤的天数从1989年的24天下降到1995年的11天。福利制度的改革，特别是税制的改革还改变了人们的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家庭的储蓄率（储蓄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1990年为-2%，1994年上升到+10%。同期，家庭的消费总需求则明显下降，下降额为GDP的6%。xx 储蓄率的提高还有利于促进资本资源的合理配置。

当然，福利制度的改革是非常艰难的事情，既要付出代价，又要遇到阻力。

在改革过程中，瑞典的收入差距明显地扩大了。从1980年到1993年，基尼系数提高了3-5个百分点。在1978年，瑞典只有2.7%的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低于中位数收入（median income）的50%。到了1993年，这一数值则上升到5.7%。xxi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是改革或转型所付出的代价。

另外，福利是具有刚性的。长期的高福利政策还造就了既得利益集团，降低福利的改革措施必然要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抗，有时甚至会表现为政治的和党派的斗争。例如，德国政府于1996年拟定了一系列降低福利措施的建议。这些措施不仅受到工会的反对，而且遭到社会民主党的强烈抨击。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谴责这些措施是“残忍的”，是“对社会正义的宣战”。1996年6月，波恩有35万人上街示威，反对降低职工的福利待遇。这同英国政府在80年代中期为削减公共开支所遇到的问题（长达一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同法国政府于1995年冬所遇到的问题（数周大罢工）都颇为相似。有一次我问德国的维利.克劳斯教授，改革过分慷慨的社会保障制度行得通吗？他紧锁眉头回答道：很难、很难，特别是医疗保障的改革，往往不仅仅取决于制度的设计，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取决于个人的行为。

尽管改革或转型的难度确实很大，但是，由于过度慷慨的福利制度的不可持续性，非改不可这一点看来仍是不可动摇的。这同上面所说的改革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摧毁福利制度本身似乎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福利国家和中国比较分析

究竟福利国家的转型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看来有必要对西方发达的福利国家转型同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异同作一番比较分析。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认识哪些是带有普遍性的经验和教训，哪些是属于中国的特色；才能做到对外来的东西既不盲目照搬，也不盲目排斥。以下，我们想从大的背景方面的异同和福利制度或社会保障体系本身的异同这两个方面来作比较。

从大的背景来说，我们认为，西方福利国家的转型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的经济体制背景和经济发展程度背景都有很大的差别。

从经济体制背景来说，西方福利国家的福利体系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而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改革以前是建立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的。因此，福利国家的转型是在市场经济的总体框架不变的基础上福利体系安排上的改变，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是以整个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为背景的。换言之，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西方福利国家，福利体系的改革并不会遇到诸如怎样培育资本市场、怎样建立劳动力市场、怎样适应对外开放的形势等问题，因为，这些仅仅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才会遇到的问题。正如王梦奎所说的，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必须考虑“经济体制的转变，即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是这种根本性的经济体制转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他方面的改革，例如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企业制度的改革，财税体制的改革，都对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从体制背景的差异来看，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深度和难度都比较大。

再从发展程度背景来说，西方发达的福利国家早已实现了工业化，所处的是后工业社会的发展阶段。我国则正处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之中，经济的二元结构还非常明显，而且城市化的进程还落后于工业化的进程。由于发展水平的差异，必然会对福利水平和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带来很大的影响（详后）。由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差异，就业的压力、收入差距的压力、国际竞争的压力等等也会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而这些压力的差异，必然会对社会保障提出不同的需求。就以就业压力和收入差距压力来说，我国现阶段面临着农业劳动力向二次和三次产业转移的重大压力，而发达的福利国家已不存在这个问题。当然，在后工业社会，由于技术和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在三次产业中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两极分化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和收入差距压力是很明显的。我国虽然还是发展中国家，但在高新技术领域仍然是要赶超国际水平的，从而发展高新技术所带来的对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在我国也是存在的。可见，在就业问题上，我们既有后进带来的压力，又有先进带来的压力。这双重压力都会在收入的初次分配上产生扩大收入差距的效应，这就对社会保障体系在收入再分配上发挥有效功能提出了更加强烈的要求，以促进社会的公平和稳定。

正如世界银行报告所指出的：“中国正处于两个历史性的转型过程之中：即从乡村型农业社会向城市型工业社会的转型；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现阶段，中国所有经济问题的研究，包括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都要以这两个转型为背景。只有这样，才能切合中国的实际。

即使就大的背景来说，西方福利国家的转型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在起点上也有某些相同的或相似的地方。

例如，20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立初期所追求的重大社会目标之一就是高均等和无失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福利国家特别是其橱窗瑞典在社会目标的追求上颇有相似之处。瑞典当年所追求的社会目标是均等主义和经济安全，前者主要是缩小收入差距，后者主要是充分就业。瑞典在其福利的鼎盛时期和中国在计划经济的鼎盛时期，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都在0.2左右。

又如，转型前瑞典经济管理的机制设计也倾向于集中化。林德伯克认为，瑞典可以说是集中体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构成集中体制要素很多，诸如：庞大的公共部门开支和高额的税收；政府强烈干预下的稳定政策，特别是充分就业政策；政府往往通过公共部门的储蓄、资本市场的调节、税收、补贴等手段来影响储蓄、信贷、投资的总量及其配置；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也是强有力的；工资谈判也是集中在国家一级进行的：等等。xxv 我国在计划经济的鼎盛时期，经济管理也是集中化的。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集中化的程度更高。如前所述，瑞典是市场经济，上述的集中体制是同一个自由贸易的体制结合在一起的；而我国当年的集中体制是同资源配置的实物计划体制结合在一起的。所谓统收，就意味者着人们连所得税也不用缴纳，因为已经事先被暗中扣除了；所谓统支，就意味着许多补贴都是暗补，受益者不必申请就可以不知不觉地拿到。当社会保障体系纳入到这样一个统收统支、暗扣暗补的大体系之中时，一切责任和风险都集中在政府手里了。

下面，我们将对两者的福利制度或社会保障体系本身的异同作一比较。从相异的方面来说，我们仅择要列出以下几条：

（1）覆盖面和公平性不同。西方发达的福利国家强调福利的普遍性原则，像瑞典、英国等国家的福利安排都是包括全体居民的，而且保障的范围广、水平高，是一种“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而我国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开始，就侧重于城市；在城市，又侧重于全民所有制部门，即国有的企事业单位和行政部门。毫无疑问，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小是同上述的发展水平低密切相关的。但是同时应该看到，这同长期以来城乡分割的体制和政策因素也有密切的关系。像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其重要的用意之一就是要在享用各种福利和补贴制度方面在城乡居民之间设置一道屏障。

因此，如果说发达福利国家的福利安排存在着慷慨“过度”的话，那么，我国传统体制所造成的福利安排则存在着“过度”和“不足”两种现象并存的复杂局面。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以城市和农村为界限划分为明显的两个板块。据有关统计，我国占总人口70%的农民，只享有社会保障支出的10%左右，而占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却享用将近90%的社会保障支出费用。而在城市内部，社会保障体制也存在着制度性分割的问题，如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特权阶层和非特权阶层之间的制度性分割。福利制度的这种二元结构乃至多元结构，必然造成结构顶端的福利浪费和过度以及结构底层的福利不足。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这样一种福利结构，不但造成效率缺失，而且造成公平缺失。

（2）社会化的程度不同。如前所述，发达的福利国家社会保障的社会化程度是很高的，有的国家甚至把应由家庭承担的责任也加以社会化了。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之初，就其覆盖所及的范围内，社会化的程度也是相当高的，也就是列入上面所说的统收统支的范围之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却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单位化”倾向。这种情况最早发生在“文革”初期。“文革”的发生打破了企业正常的缴费机制，使社会保险制度无法正常运转，因此，财政部不得不于1969年2月发出有关通知，要求“国营企业一律停止提取劳动保险金，企业的退休职工、长期病号工资和其他劳保开支在营业外列支”。其结果是使社会保险微观化为企业保险、单位保险，使社会保险因统筹职能的丧失而丧失了其应有的社会性和互济性的功能。这种单位化倾向不仅加大了单位之间在保险待遇上的苦乐不均，而且恶化了职工在养老金筹资和给付上的代际冲突。社会保险单位化倾向的延续后来成为单位办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职工在某种意义上也从社会人变成了单位人。因此，在我国80年代以来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中，如何变单位化为社会化，变单位人为社会人，就成为改革中的一大特色和难题。

（3）面临老龄化挑战的程度不同。无论是西方发达的福利国家还是中国，都面临着老龄化的挑战。但是，我国所面临的挑战要严峻得多：最大的挑战是未发达，先老龄化。一般来说，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较高，平均寿命较低，人口的年龄结构比较年轻，养老金支出的负担也较轻。在发达国家，则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都较低，平均寿命较长，人口的年龄结构比较老化，养老金支付的负担也比较沉重。我国虽然还是发展中国家，但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比较低，平均寿命也大大提高，因此，遇到了未发达，先老龄化的问题。我国现在60岁以上的人口已占10%，开始进入老龄社会。据估计，我国的老龄化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高峰。因此，在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中如何实现上述的两个平衡将更加艰难。例如，为了实现社会保障的收支之间的平衡，就往往需要在提高缴费率和降低替代率之间进行艰苦的两难选择。

毫无疑问，即使就福利制度本身来说，两者也存在着许多相同或相似的问题。

例如，都存在着福利欺诈和福利依赖的问题。虽然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要小得多，但是，就在这有限的范围内，同样存在着福利和补贴的滥用、福利欺诈和福利依赖等问题，因为这种吃大锅饭的福利机制的设计本身就只有单向的需求膨胀机制，而缺乏反向的供给约束机制，必然会引发道德问题。如果说，人家把“泡病号”作为福利欺诈的典型事例的话，那么，我们的名堂也决不少。什么不是药品也当药品卖呀，家属的住宿费也当病人的住院费在公费医疗中报销呀，诸如此类的新闻在一般的报刊上可以说是俯拾即是。初闻此类新闻时，人们还有所震动乃至义愤，但是，久而久之，也就见怪不怪，变得麻木起来了。于是，自然病同社会道德病交织在一起；而社会道德病中，欺诈病又同麻木病交织在一起。试问，这样的病不治行吗？

又如，都存在着对劳动积极性的反激励和收入的隐性转移问题。如上所述，人家是从“同工同酬”演化成“对所有的工作付相同的报酬”；我们是从“同工同酬” 演化成“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应该说，这种演化都是福利机制设计的内在缺陷所造成的。当然，人家对这种反激励给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给经济效率所带来的损失有比较具体的研究，而我们迄今还缺乏这方面的深入研究。至于收入的隐性转移，在转型以前，人家是就高不就低，即对非熟练工作者付高报酬，发生了从高工资工作者向低工资工作者的收入转移。我们则是就低不就高，即对熟练工作者付低报酬，也发生了类似的收入转移，无非是通过事先扣除和暗补等更加隐蔽的形式。

再如，都存在着政府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过大和福利开支支付上的危机。如前所述，像瑞典那样的高福利和高税收的国家，政府承担过多的收入再分配的责任，而企业和个人则可以躺在国家的身上吃大锅饭。其结果，瑞典即使公共开支高达GDP的70%也还发生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在我国，上述单位化倾向的发端固然是在“文革”的动乱年代，但为什么这种单位化倾向不但没有随“文革”的终止而终止，而是愈演愈烈呢？显然，深层次的原因是政府包揽的福利开支已经难以为继，难以实现其统收统支的承诺，发生了支付危机。于是不得不把责任放给了企业或单位。可见，所谓的单位化，其实质是在社会化的承诺无法实现情况下的一种蜕变性的权宜之计而已。

以上我们对福利国家的转型进行了概括性的探讨，并通过比较分析来观察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的启示。在下一章，我们将把重点转到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问题上来。（未完待续）

作者：赵人伟　张　凡

社会分配体制经济学论文 篇3：

社会体制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一域

[摘要]相对经济、政治、文化领域而言，我国社会领域的改革启动较晚，社会体制改革明显滞后，这也成为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社会建设与其他领域联系紧密、相互渗透，社会体制改革滞后则制约经济、政治、文化及生态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已成为全面深化改革一个必须克服的瓶颈，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将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一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需要重构治理理念、重析社会空间、重塑基层社区、重划政府职能。

[关 键 词]全面深化改革 社会体制 突破

[作者简介]孙霄汉（1964-），男，湖北监利人，东莞市委党校文化与社会教研部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基层社会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励精图治，继往开来，以“四个全面”统领新时期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新局面。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深入分析新时期社会矛盾和发展新任务的基础上，对我国各项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内容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领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改革路线图。改革已全面铺开，宏图正在展现。本文认为，深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最关键一域。

一、 社会体制改革相对于其他领域的改革明显滞后

中国的改革起始于经济体制改革。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按照前苏联模式，经过“三大改造”，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特殊时期为新中国建设起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分集中的体制弊端越来越凸显，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渐渐丧失，以至中国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开创了市场化改革的时代。市场化改革成就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不仅成就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而且实现了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深刻变革。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总体看来，该体制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伴随，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也稳步推进。有一种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而稍加分析，不难看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甚至别有用心。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和政治制度，虽然政治体制不能说很健全、很成熟，但基本的框架已确立，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遗憾的是，这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完善因各种因素特别是十年动乱而中断，甚至使已经建立的制度遭致严重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我国政治体制的重建和改革悄然推进，人民代表制度得以恢复，人民政协制度逐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新的发展，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得以创建，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各种民主监督制度相继建立，法治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确立，这些政治制度的重建和政治体制改革也使得人民的民主权利有了基本保障。尽管我国政治体制实践中确实还有很多需要改进完善的地方，但我国政治制度与体制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已非常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优势不断显现。

从文化建设与文化体制方面看，还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就高度重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十二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重大方针；十四届六中全会形成《关于加强社会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明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要任务；十五大报告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成为一个独立部分，十六大报告专门阐述了“文化建设与文化体制改革”问题，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不仅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明确了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而且对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进行了战略规划和部署。党的十八大关于文化建设的论述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强调的是“扎实推进”，这表明，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其实已经非常清晰。有关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十八大也提出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四个方面的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建设体制也已然清晰。

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呢？一方面，社会建设与社会体制改革成为党的工作议题时间较晚。如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分别对“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进行了系统阐述，却尚未对社会建设与社会体制进行专门研究和部署。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我们党正式把社会建设作为一个独立的议题提出来研究；十七大首次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并强调要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虽然对教育、就业、医疗、分配等民生领域的改革提出了要求，但还未在宏观层面形成社会体制的改革规划；直到党的十八大才正式提出了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四大框架（下文简称“四大框架”）：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

改革实践推进需要理论的支撑。从理论层面看，与社会建设、社会体制改革相关的理论研究相较一些学科也比较滞后。直到目前，理论界甚至对社会建设、社会体制等重大概念和范畴的内涵、外延等的理解都还存在较大的差异。相对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队伍，我国社会学、社会治理领域的研究力量也比较薄弱。

二、 社会体制不健全导致发展失衡、目标偏向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陆续超过西方一些发达的经济大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已达7800美元左右，外汇储备近4万亿美元。以这样的经济发展水平，民生供给应当有比较好的物质保障，公共财政能力的不断提升应当可以支撑较高水平的公共产品供给。但从我国实际看，主要的民生产品供给和基本公共服务状况还很不理想，社会事业发展明显滞后。在教育领域，由于教育资源供给不均衡，部分农村、边远山区和低收入家庭义务教育供给不足，教育过于功利化的现象导致教育质量下降，尤其是高等教育饱受不能培养创新型人才之诟；在医疗卫生领域，公立医院职能扭曲，过度市场化、逐利化，药品价格虚高，导致“看病难、看病贵”现象；社会保障方面，虽然近些年来在社会保障“广覆盖”方面加大了力度，但总体看来，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健全，“体制外”的居民和广大农民所能享受的保障水平还很低。分配领域的乱象也饱受诟病。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拉大本是正常现象，有利于先富带动后富。收入分配是否合理，一要看导致差距拉大的主要因素是否是因为制度不公引发，二是差距的幅度不能过大。如果收入差距拉大主要不是因为制度不公引发，这种差距的社会负面后果会比较小。如美国作为一个比较崇尚个人能力的国家，其社会收入差距也是较大的，基尼系数超过0.4，但其民众对这种差距比较能接受。如果收入差距拉大如果主要因制度不公引发，则社会负面后果会比较严重。不幸的是，我国分配收入差距拉大，很大程度上是由诸多不公正的体制和机制造成的。非法富起来的有钻改革空子侵吞国有资产者，有违法经营如制假售假、偷税漏税、走私贩私者，有以权谋私搞钱权交易者，有通过各种形式的垄断获得超额利润者等。财富获得的无规则性、非法性不仅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而且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公正。从收入差距程度看，众所周知，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是基本合理的，如果超过0.4以上，社会不稳定的风险会加大，超过0.5就可认为是存在两极分化趋势了。实际情况如何呢？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我国2014年基层系数为0.469，最高的年份为2008年的0.491；另有一些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5。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①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拉大会极大地影响人们对改革的价值评价，影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这值得高度重视。我们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根本目的是让人是过上更好的生活。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共同富裕”，“三个代表”思想把“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根本要求，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习近平同志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些都贯穿着发展为民的根本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展经济的目标都实现了，而且很多指标是提前实现了，但民生保障水平没有相应提高。在2000年前后，当我国经济总量达到人均GDP2000-3000美元的时候，一些学者即关注和担心我国患“拉美病”问题；十七大前后，随着我国人均GDP迈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学界把这一问题转化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的着眼点还是期待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好地关注民生，防止出现社会动荡。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社会矛盾频发的现象并未有大的缓解，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矛盾冲突似乎依然。原因何在？对此，有人从经济体制上找原因，有人认为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也有人认为是改革走过了头，不该市场化的领域市场化了，却很少有人从社会建设与体制方面来分析。有一个认识误区是：社会领域不创造财富，搞社会建设是要花钱的事，既然需要花钱就得要先发展经济，经济发展好了，社会建设自然就会搞好了，实际工作中社会建设似乎只有在“维稳”中才能找到位置。社会建设被忽视，人们的生活质量、幸福指数就难以随着经济发展而提高，发展失衡和目标偏向就难以避免了。

三、 社会体制改革制约其他领域的改革

有关社会体制的内涵、外延，学界还存在不同的看法，这里先作简要分析。要探讨社会体制，首先要对社会的概念做个界定。“社会”可从多个层面来理解。最广义的社会，是与自然相对的一个范畴，包括人类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中义的社会可从“大社会”（广义的社会）的主体及其功能来分析，一般把“大社会”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公共部门，其主体是政府，第二部分是私人部门，主体是企业，第三部分是“社会”，即中义的社会，主体主要是社会组织。狭义的“社会”则是指人们生活的特定空间或场域，它可以指一个很小的区域，如一个社区，也可以指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甚至跨国家区域，如“华人社会”，还可以指虚拟性的网络社会。而笔者认为，“社会体制”之“社会”，应当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格局来分析，即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领域相对的社会空间。党的十八在论述社会建设时，作了两大方面的论述，一是“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并强调必须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二是“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概括为前文所述的“四大框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则把社会领域的改革分成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两个部分来部署。这就有个问题需要探讨：“社会体制”所指“社会”是否包括社会事业呢？笔者认为，既然社会事业或者说民生建设是社会建设的重点，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也应当属于社会体制改革的内容。

综上分析：其一，社会建设是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相并列的一个领域；社会建设的重点任务是改善民生、构建社会良序、促进社会和谐。其二，改善民生必须有相应的制度支撑，这种制度安排、运行机制就是“社会体制”。以此视角来看社会体制与其他领域改革的关系，就不难发现，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改革一些方面不到位或变形走样都归结到了社会体制上，或者说社会体制改革已成为影响和制约改革全面深化的一个重要瓶颈。

从经济领域看，1993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五大框架，既现代企业制度、现代市场体系、国家宏观调控、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这五个内容中，前三个方面的改革都已基本完成，后两个方面即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改革相对滞后，这两个方面从经济体制角度看是“重要支柱”，从社会角度看，则更是社会体制的核心内容。

从政治领域看，我国政治制度与体制基本框架已经日趋成熟。当然也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如：公权力运行不规范、不公开问题；基层群众的权益被冲击、引发群众上访问题，如前些年一些地方屡有发生的征地拆迁引发冲突事件；还有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且极大损害党的形象、侵蚀党的执政合法性的腐败现象，这些问题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但更是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问题。

在文化领域，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受冲击，出现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等问题；教育体制不健全导致教育质量下滑、思想道德教育跟不上；生态领域，环境问题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所以既是生态问题，也是社会问题。

因此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乃至生态体制，都牵连着社会体制，社会问题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如果能够从社会领域入手，系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必将可以为全面深化改革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

四、 社会体制改革的重点突破

前面已分析，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社会建设领域的改革是从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两个方面来阐述的。而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又阐述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四个方面。如果把这四个方面理解为社会体制，显然太过简单，因为这四个方面显然还不是“社会体制”本身而是社会体制改革要实现的目标或要求。强调“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显然也意味着社会体制还需要探索。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社会体制改革才刚刚开始，如何选择重点实现突破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重构治理理念。“治理”理论是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重要思想。它强调的是多个主体参与社会共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 “社会治理”的理念，体现了对这一理论的重视与借鉴，这也是我国社会治理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结合我国社会建设实际，从“管理”向“治理”转变，一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对社会事务大包大揽的格局，让社会组织、企业、公众等社会主体都能参与社会共治。二是要改变我国社会组组织事实上成为政府附属的状况，强调其作为社会主体的平等性、合作性，“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现实中，一些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面对企业和社会组织居高临下的心态与观念必须改变。三是强调从应急性管理向制度化管理、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

第二，重析社会空间。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格局应当是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第三部门”均势发展，协同共治。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大包大揽吞噬了社会的空间。过去30多年的改革，我们大体上完成了一项任务，就是市场部门发展起来，现在面临的任务是：社会的空间仍然非常狭小，社会组织非常弱势。重析社会空间，就需要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要实现这一目标，恐怕得要像上世纪八十年代扶持民营经济一样支持社会组织发展。

第三，是重塑基层社区。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在传统中国社会，依仗血缘和地缘关系所形成的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维系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与绵延。改革开放30多年，伴随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中国传统基层社会遭受三大冲击：

其一，乡村青壮年大部分涌入城市特别是发达地区，大量乡村消失或空壳化，在一些欠发达地区，留在乡村的多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而现有的土地制度，又使传统的乡村精英生产机制被阻断；其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实施的城市二元户籍制度，使进城的2亿多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城市，成为规模巨大的流动群体；其三，城市的大规模扩张和旧城改造，一方面使传统城市社区大量解体，另一方面新增了大量商品房小区，而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并没有相应跟进，社区居民委员会与新的小区居民大多处于疏离状态，社会治理主体残缺不全。因此，必须重塑基层社区。一方面要充分重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按照新农村建设要求和新型城镇化思路，规划农村社区发展。通过有序推进农村土地制度特别是宅基地制度改革，鼓励城市精英回流乡村，再造乡村精英生产机制，健全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另一方面，要着力开展城市社区建设。要培育城市社区治理主体，加强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社区综合服务体系，支持和规范业主委员会发展，培育其他社区公共服务组织，明确各方主体职能和活动规则，形成社区事务多方参与、协同配合的良性治理机制。

第四，重划政府职能。在过去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我们努力推进政府转变经济职能，把应当由市场负责的经济事权转给企业、还给市场。这一过程虽然艰难，但基本完成。目前我国社会事务仍主要由政府在承办。改革的任务是，加快培育社会组织，逐步把社会事务交给社会组织承办，把政府从承办一般性社会事务中解脱出来，主要从事制定公共产品的标准、进行公共服务发包、监督社会主体按标准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从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转向主要当好“裁判员”、“监护工”。

重划政府职能，需要加快相关立法。一是通过法律法规形式，明确政府的责任，要以权力清单的形式，明确政府社会事务的责任边界。二是要加快社会组织立法。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国出台了规范企业行为的《公司法》，目前我国尚无《社会组织法》，这使得社会组织发展、监管都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制定《社会组织法》已成当务之急。三是要加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立法。政府与社会组织不像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那么简单，“政府负责”的社会治理原则要求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中承担主导性责任，因此，政府向企业购买公共服务一环至关重要。目前我国不少地方在探索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实践，但缺乏统一的规范，存在一些隐患，处理不好可能引发新的腐败现象。需要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出台相应法规，明确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原则、范围、内容（目录）、方式和监督保障等。

推进社会体制改革，需要消除一个重大认识误区：担心社会组织发展后会削弱党的领导、影响政府的主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治理是党领导下的治理。加强党对社会领域的领导，一是可以通过制定社会组织相关法律法规，把党对社会组织发展的主张变成国家意志，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二是政府可以通过相关法律对社会组织活动进行监管，“政府负责”不是直接承办社会服务而主要是监督；三是可以通过在各类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服务公众。

（责任编辑：徐澍）

Key words：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reform； social system； breakthrough

作者：孙霄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