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2024-04-22

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通用6篇）

篇1：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文章标题：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现在，许多人在谈到居民收入差距的时候，普遍认为，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太高了。最近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有69的人认为“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强化高收入人群税收监管，改变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体的现状”最关键。这表明“调高”成为了当前人们最关注的问题。然而，从宏观意义上讲，中国收入差距之所以如此之大，原

因并非高收入阶层收入太高，而是中低收入水平太低。或者换句话说，并非是富人“太富”，而是一般人“太穷”。所以，解决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明显偏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加快进行

○当前需要解决几个突出问题，主要是：初次分配不太合理，一些部门凭借“行政权利”获得大量额外收益；二次分配缺乏力度与公平；第三次分配格局没有形成○建议加大税收制度改革力度，适时开征遗产税，同时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加速建立第三次分配体系

○国资收益权要尽快落到实处，建立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制度，推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实行双重控制

最近政府一系列有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举措成了一个牵动各界神经的、最引人注目的话题。200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在7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胡锦涛就收入分配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此后不久，由发改委牵头，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国土资源部、人事部、卫生部、监察部、司法部和公安部等13个部委协同参与制订的《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下称《意见》)草稿进入最后的征求意见阶段。

收入分配改革驶入快行道

新一轮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讲就像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不事张扬，但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上台之后首先为社会弱势群体办了几件实事：一是对农民“多予少取”，出台减免农业税政策；二是各地陆续提高了(主要针对农民工的)最低工资标准、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并不断扩大城市居民低保范围。然后，政府将视线又转向了中低收入阶层：一是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800元大幅提升至1600元；二是颁布并实施《公务员法》，让政府公务员人员的工资上涨有法可依。现在，有关部门又开始积极谋划《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这一连串的动作脉络清晰、节奏分明，充分说明了一点：当前的收入分配改革并不象以往所做的那样，不再是一个技术性的局部调整，而是一个系统性、全方位的大变革。

如果说从改革和社会两个角度我们就可以推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要性的话，那么从经济的角度我们则可以看到改革的迫切性。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明显偏大。

首先，从绝对水平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排在了世界前列。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城乡居民基尼系数2002年超过警戒线为0.45，2004年达到0.47。

其次，从分布结构看，收入差距广泛存在于社会经济的各主要方面。一是城乡差别。按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是其中之一。2004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了3.53:1。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有各种补贴、劳保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以及农民尚需从纯收入中扣除柴草等不可能成为消费基金、“三提五统”和用于再生产的部分，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约为5:1-6:1。社科院一份研究表明，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二是区域差距。从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区域发展看，不仅中、西、东北与东部地区人均GDP差距不断扩大，GDP增长率的差距也没有出现明显的缩小，即绝对和相对差距仍在不断扩大之中。三是行业差距。2004年人均收入最高的证券业为50529元，最低的是林业，为6718元，前者是后者的7.52倍。此外，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四是企业差距。即使同为国有控股企业，2003年，宝钢股份负责人薪酬最高的前三名平均值为85.34万，中石化负责人薪酬最高的前三名平均值为28.4万，华能国际负责人薪酬最高的前三名平均值为47.34万。

最后，从发展速度看，我国居民收入由世界上最平均的一个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差距最大的国家只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为国际所罕见。我国城乡居民基尼系数1984年为0.24，1990年

篇2：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中央党校2010级经管班徐腾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根据现有国情，对所有制结构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和调整。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调整、确定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结构形式。在这同时，对分配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与调整。与所有制结构相配套的分配制度是：“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新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倡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实行这样一种分配制度，是由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所有制性质和结构所决定的。

自此以后，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为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以按劳分配为主、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城乡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然而，城乡居民收入增加的同时，居民的消费水平和储蓄存款也大幅增加。在经济迅速增长和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同时，收入分配也出现了分化的趋势。产生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

1、地域差别造成的差距

由于区位环境、历史文化、基础条件、人口素质、生产力水平等差异以及政策因素，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发展较快，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发展较慢（具体数据上文已经列间距）。

2、政策因素导致的个人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后，我们首先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

来”的政策，并通过“两富”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这种政策指导下，我国率先在基础较好且具有开放区位优势的东南沿海地区实行了特殊的优惠政策，使得东南沿海聚集了国内外大量资本，从而加速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扩大了地区之间特别是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法律政策缺位，在一些领域至今仍是无法可依，如某些娱乐行业；法律政策本身的规制力度不够，如售假制假的惩罚过轻；政策规定有不周延的空隙，如某些税收返还措施；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不力或受到干扰等。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合理因素造成的，这就加剧了人们的愤怒和不满。

3、制度因素导致的个人收入差距

第一、税收调节乏力。对个人收入最具有调节效力的是个人所得税，但从我国现行的税种结构来看，由于个人所得税不占主导地位，公民个人纳税的意识还比较淡薄，个人收入特别是无形收入难以查实，使得个人所得税在收入调节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消费税对个人的收入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但从消费税设计来看，范围偏窄，把本应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的个别高档娱乐消费行为，如保龄球、歌舞厅、高尔夫球等价高利大的行业未列其中；遗产和赠予税在调节个人收入方面有其特殊作用，但我国目前还未开征。

第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保障制度实施时间短，资金来源严重不足，致使全社会范围内的有效保障力不从心，影响了社会公平的实现。

第三、分配制度不规范。我们在经济转轨时期，收入分配基本上处于一种无序失控状态，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约束。

第四、政府职能“缺位”。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不足，存在拖欠工资、随意增加工资外补贴等不规范的分配行为，也引发了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人的心态不平衡。

4、体制因素导致的个人收入差距

一是竞争机会的不均等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一些个体或群体凭借在计划经济时代占据的有利优势或特权，在市场经济放开搞活的条件下捷足先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聚敛了大量的财富，成为暴发户。

二是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自行“创收”的存在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放权让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对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自行“创收”现象基本上是持宽容和默认的态度，使得一些单位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甚或“打擦边球”的途径，尽可能多地攫取收入并将其所获得收入的一部分分配给其职工。假如是政府部门，则便是权力的滥用，向其治理或服务的对象搞摊派，搞集资，或者乱收费、乱罚款。由此获得的收入，当然成了为其职工发奖金、福利的财源基础。于是伴随着各单位围绕抢占收入分配制高点的竞争，不同单位职工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由此形成并拉大了。

三是行业的垄断性经营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我国直到现在，有些行业如电力、电信、烟草、金融保险、民航、铁路仍未获市场准入。垄断经营的行业，在极力维护垄断经营地位的同时，把其所获垄断租金的一部分以各种形式分配给自己的职工，这既不利于行业服务质量和经营效率的提高，也促使了不同行业之间人们收入差距的拉大。

四是地方保护、地区封锁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地方保护、地区封锁不仅与建立统一大市场的要求不相容，也违反了市场经济自身的运行规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不同地区之间人们收入的差距。

5、非法性因素导致的个人收入差距

关于收入差距拉大的非法性原因在我国目前主要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灰色经济”，主要是指未经工商登记，逃避纳税的个体经济，如没有营业执照的小商小贩、家居装修、私房建筑等；

第二种是“黑色经济”，主要是指抗法抗税的犯罪经济，包括走私、贩毒、洗钱、制假、色情业、人口贩卖、坑蒙拐骗等；

第三种是“腐败经济”，主要是指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不合法的高收入会带来反面的示范作用，非法经营、寻租活动带来的高收入会严重挫伤合法经营者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人们守法经营的理念，诱使更多的人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或通过拉关系、走后门、疏通、行贿等寻租活动来增加个人收益，这既阻碍了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也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如何调节此现象呢？

1、完善税收调节分配制度

主要通过税收分配工具，运用直接、间接两种税收模式调节行业、企业、阶层、群体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一是通过直接、间接两种税收模式调节垄断行业超额利润，可考虑实行法人所得税超额累进税率；

二是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实行个人所得税超额累进计征办法，调整消费税，同时，加强税源、税基治理，认真实施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负；

三是对高收入阶层的财产分配、生活消费两大行为设计行为调节税，适时开征遗产税、赠予税、财产交易税、房地产超面积使用税、高消费行为的消费税，建议提高累进所得税率，对最高收入者税率可达８０％，严格申报制度，加大逃税处罚力度，强化治理，由此缩小与低收入者的悬殊差距；

四是实行社会保障费改税。改依规交纳社会保险费为依法交纳社会保险税，确定税基，统一税率，同时，建立社会保险税全社会统筹机制。

2、完善转移支付分配制度

综合利用财政、价格、利率分配工具，调节区域、城乡、阶层、群体间的分配差距，在制度层面上做出法律安排，明确转移支付法律规定，以约束各层次主体的分配行为。

一是明确财政转移支付规模逐年增长，困难领域、困难地区、困难群体与先

进领域、先进地区、富裕阶层实现利益同步增长的政府法律责任，建立公众共享发展成果的法律机制；

二是明确价格转移支付对垄断行业、高收入阶层收入的调节作用，以此发挥对政府转移支付的补充作用。政府通过制定价格政策，引导价格收入所产生的价格收益用于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消费利益；

三是运用利率分配可以承担转移支付的功能，探索实名制存款限额差别利率政策，用以调节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群体间在存款收益上出现的分配差距。

3、完善社会保障分配制度

主要是进一步完善政府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和建立政府社会保障与公民商业保险协调机制。一是用法律形式规范社会保障资金的政府、法人、个人三方面来源以及各自的责任与义务；

二是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统一险种的费基费率，调整统筹内外政策，从来源和发放两个环节建立起独立于企业事业之外的社保机制；

三是建立基本养老金、失业保险金、城乡低保对象支付水平与在职职工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协调增长机制，为不断缩小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间的分配差距提供制度机制保障；

四是建立城乡低费率、广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建立医疗、住房、取暖、就学救助体系，并作为保障内容纳入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五是政府匹配财力引导商业保险进入弱势群体保障保险领域。建立财险、灾险、医疗保险三类险种与政府合作机制，运用政府和商险双重功能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从机制上避免因灾因病沦为社会底层的社会问题。

4、完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

主要是从制度安排层面上解决好国有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集体土地使用权两大权能收益分配政策。

国有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收益在国家所有的前提下，一是依法完善政府间的分配关系，合理划分土地及补偿等涉地事权；二是两权收益全额用于涉地城乡居民个人利益补偿和公众认同的公共设施建设；三是制定违法违规土地收益使用范围的处罚制度，从严监督两权收益政府的分配和使用行为。

集体土地收益分配，一是完善现行法规，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集体土地使用权收益归权属主体农民全额所有；二是使用权转让中的土地价格由市场决定，从制度上纠正政府定价损害农民土地利益的行为；三是使用权收益分配以农民个人权属为主体，集体经济组织不能参与分配或参与分配也要规定不得侵犯农民利益的原则界限；四是政府统一制定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保证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民利益不受侵害。

篇3：论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关键词：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党代会报告

自古以来, 中国人民始终向往并追求一种“既富且均”的社会, 探索合理妥善解决社会分配问题的有效途径。30年前的改革开放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和该体制下实行的平均主义分配, 实行按劳分配, 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生产劳动积极性, 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可以说, 改革开放以来, 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一直是党和国家高度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 同时也在不断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创新和完善。当前,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 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得到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但与此同时, 收入分配领域一些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 如分配秩序比较混乱, 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等, 影响着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 制约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收入分配”问题作为当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之一, 提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 (1) 的命题, 强调要“深化收分配制度改革,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1) 正是顺应时代要求做出的战略决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体制的创新与发展, 集中体现在历届党代会的报告上。党的十二大以来, 如果我们对历届党代会的报告仔细加以研究, 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些规律。笔者在认真对照分析十二大以来的历届党代会报告后, 发现其中对收入分配问题的论述内容上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如果把这些论述用一些相关关键词来概括, 则可以用数量关系加以直观地表示 (见表1) 。

(单位:次)

此表是笔者通过计算机对十二大以来历届党代会报告中出现的相关词语进行搜索后绘制而成的, 表示历届党代会关于分配问题的关键词出现的次数与变化情况。以下就对表1所体现出来的内在含义及规律性作解释和分析。

一、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性

首先,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 分配问题一直都是历届党代会所关注的重要问题, 在十二大到十七大的六份党代会报告中, “分配”一词共出现了69次, 平均每届11.5次, 可以说, 在一份囊括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几乎所有方面大政方针的纲领性文件中, 这样的出现比率是相当高的。

其次, 从数字变化的规律来看, 除了在十三大报告中十分突出地出现了15次以外, 其余各届则成一种不断增加的趋势, 到十七大更是创下了16次之多。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分配问题的重视也是逐年增强, 而分配问题是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 因而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始逐步把执政的重心转向关注和改善民生上来。

再次, 从具体内容所占的比重上来看, 十二大报告没有专门对分配问题进行论述, 只是在第三部分的“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里提到“要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坚持按劳分配制度和其他各项社会主义制度”; (2) 十三大报告里对分配问题的论述明显增多, 不仅在报告第二部分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中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 (3) 列为指导方针之一, 而且在报告的第四部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还用专门的一段约400左右文字来论述要“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和正确的分配政策”; (3) 十四大报告中也是分两处论述分配问题, 但比重有所下降, 用了不到200个字;十五大报告关于分配问题的论述比重重新增加, 约用460字分两处集中论述分配问题;十六大报告对于分配问题的论述相比之前更加集中, 在文中的第四部分“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第六点“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里用300字左右专门进行论述;到了党的十七大, 分配问题显然成为了报告关注的焦点之一, 全文16处论及分配问题, 并且还在第八部分的“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里同样用300字左右的篇幅论述分配问题。

综上可知, 分配问题历来是中国共产党关注的重点问题, 并且随着改革推进和经济的发展, 社会分配将越发引人关注, 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一大课题。

二、收入分配制度的发展演变

生产决定分配, 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相应的分配制度, 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分配制度不断创新和发展, 以适应所有制的创新和发展。

首先, 坚持按劳分配制度。十二大实行的是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十三大以后虽然实行的是多元的分配制度, 但无一例外地强调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也是一项根本的经济制度, 更是体现收入分配公平原则的重要保障, 必须长期坚持。

其次, 从多种分配方式到按生产要素分配。在按劳分配这个主体下, 一直在探索其他分配方式的创新。从十三大开始, 就提出了要“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 (3) 并具体加以概括, 如:“企业发行债券筹集资金, 就会出现凭债权取得利息;随着股份经济的产生, 就会出现股份分红;企业经营者的收入中, 包含部分风险补偿;私营企业雇用一定数量劳动力, 会给企业主带来部分非劳动收入” (3) 等分配方式。这里要指出的是, 表1中十三大报告虽然出现了5次“生产要素”, 但均是从生产的角度论述的, 并没有涉及到分配领域;十四大报告仍然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 (4) 十五大报告把“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改成“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同时在党代会报告中首次提出“按生产要素分配”并对“生产要素”的范围进行了界定:“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5) 十六大在十五大的基础上, 对生产要素的范围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增加了“劳动”和“管理”两种要素;十七大仍然采用十六大的提法, 但对于“劳动”要素进行了强调:“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1)

改革开放以来分配制度的历次调整与创新, 都是为了适应所有制的发展创新, 同时也是从现实经济和社会具体实际出发的。而提出并发展了“按生产要素分配”, 则是对现代市场经济运行及规律认识与深化的结果。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收入分配上是本着科学务实的态度, 打破旧思想观念的束缚, 用调整分配来调动整个社会生产积极性, 推动经济发展, 缓和社会矛盾, 促进社会和谐。

三、收入分配原则的价值取向

首先, 收入分配原则的从无到有。十二大报告没有谈到收入分配的原则问题;十三大报告在论及分配问题时提到反对“绝对平均”, 可以算是一种原则性的范畴 (应该指出的是, 表1中所列出的关于十二大、十三大报告中出现的“效率”与“公平”都不是用来表述分配问题的) ;十四大报告中出现了“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 并进一步指出要“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 既鼓励先进, 促进效率, 合理拉开收入差距, 又防止两极分化”, (4) 这是收入分配原则在党代会报告中的首次出现;十五大在十四大的基础上有所改变, 提出了“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十六大延续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并且在实途径上指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和“再分配注重公平”的方针;党的十七大在论述收入分配原则时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6) 此外, 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还提到了规范和整顿分配秩序问题。

其次, 从侧重效率到注重公平。总的来看, 表1中“公平”一词在历届党代会报告中为上升态势, “效率”一词则成递减趋势。具体来看, 十二大和十三大并没有将效率与公平作为收入分配的原则提出, 但当就“效率”和“公平”两个词组在报告中出现的次数来看, 效率显然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更为关注的问题, 只不过这里的效率主要是指生产的效率;十四大虽然提出了“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 但这种看似二者“兼顾”的提法并没有否定经济与社会发展实际中的效率为重;到了十五大和十六大, 则明确了这种侧重, 把“兼顾效率与公平”改成了“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 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对于公平的论述在加重, 在十五大报告中“效率”出现了4次, 只比“公平”多1次。而十六大报告中则相等, 都为4次;十七大报告打破了这种平衡, 明显从侧重效率转变到关注公平上来。从表1中可知, “公平”一词在十七大报告中出现的次数从4次猛增到了15次, 为历届最高, 而“效率”出现次数仍为4次, 两者相差高达11次。社会公平被放大到了一个突出的位置。

对于收入分配的原则问题, 历届党代会在积极探索的基础上, 结合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现状, 不断创新, 做出科学的调整, 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而对“公平”价值的回归, 也将成为今后收入分配中更为关注的方面。

四、收入分配的政策目标

分配政策制定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达到什么目标?这在历届党代会上也做出了明确的回答:

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点, 突破了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分配的教条主义理解, 之后的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都将这一思想进一步确立与发扬。这时期分配政策目标是为了打破绝对平均主义, 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所有制和分配上, 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要求纯而又纯, 绝对平均。在初级阶段……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3)

十四大报告指出, 要“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 既鼓励先进, 促进效率, 合理拉开收入差距, 又防止两极分化,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以及“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 理顺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 逐步实行利税分流和分税制。” (4) 这里的分配政策目标除了促进效率、防止两极分化外还被赋予了理顺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和国企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任务。

十五大报告指出:“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 促进经济发展, 保持社会稳定。” (5) 可见这一时期的分配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进一步促进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

十六大报告指出:“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理顺分配关系……调整和规范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既要提倡奉献精神, 又要落实分配政策, 既要反对平均主义, 又要防止收入悬殊。” (6) 可见, 分配政策的目标侧重点有向防止收入悬殊, 保障社会公平转移。此外, 报告还进一步指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和“再分配注重公平” (6) 的具体目标。

到了党的十七大, 则直接强调:“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1) 这说明针对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以及其他分配不公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 中央已经高度重视, 并努力把分配政策由过去片面强调效率逐渐转向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上来。

通过研究分析这些政策目标的变化,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分配政策逐步转向更加注重从宏观上和原则上去检验目标的实现, 如由注重资源配置、国企关系、中央地方关系的调整转向对整个社会范围内公平效率关系的调整; (2) 分配政策目标的操作上有细化和增强指导性的变化, 如到了十六大和十七大, 明确指出国民经济初次分配的再分配应该把握的原则和实现的目标; (3) 共同富裕是分配政策的总目标, 几乎历届党代会都是在论述分配问题时谈到了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即使没有直接写到共同富裕, 也会强调要防止两极分化。

五、继续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马克思曾说过,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因而人们进行生产、交往、追求进步或展开抗争的最终目的都归结于经济利益。改革开放30年来, 中国收入差距是伴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扩大的。从基尼系数来看, 1978年我国农村的基尼系数约为0.21, 城镇的为0.16;到了1995年这两项数据就分别达到了0.34和0.28。目前全国的基尼系数更是超过了警戒线的0.4而达到0.457左右。与此同时, 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等也在拉大。当前收入分配问题的严峻性和遏制分配不公、缩小贫富差距的紧迫性要求我们要继续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促进经济发展, 保障社会公平。

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就要求在分配制度上要继续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要更加强调生产要素在分配中的地位。不断从经济发展实践中丰富发展生产要素的具体内涵, 充分调动各种所有制下的生产要素积极性, 科学合理进行资源配置, 共同高效稳健地把经济发展的蛋糕做大。同时要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 从广大社会底层劳动者实际出发, 大幅提高生产要素中劳动要素的分配比例, 使最广大人民都能充分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建成一个“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小康社会。

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就要求在分配原则上要重新界定效率与公平的地位。效率与公平作为收入分配原则被提出来的那时起, 孰先孰后, 孰重孰轻的争论就没有休止过。改革开放至今的30年里, 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是偏重于效率优先的, 这也造就了我国近30年的高增长奇迹。但在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四, 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 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进入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的今天, 对社会公平的关注与侧重无疑是一个明智选择。当然, 重视公平并非抛弃效率, 无论是公平和效率都应更注重从实际工作中的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着手, 把公平和效率原则具体细化, 增强指导性和操作性, 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中寻找最佳平衡点。

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就要求在分配效用上强调对社会阶层结构的影响。“橄榄型社会结构”被公认为是现代社会结构形态中最合理与最稳定的一种, 这种社会结构是建立在中产阶级兴起与壮大的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原有的阶级阶层状况出现了变动, 经济与政治领域的改革带动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最具代表意义的是在传统工人和农民阶级之外, 出现了一个新的中产阶层。顾名思义, 中产阶层最主要的划分标准是财产收入, 因而又称之为“中等收入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国民财富调节与分配的重要手段是收入分配制度, 于是促进中国中产阶层发展壮大就成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应有之义和必然选择。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6) 十七大报告也提出了“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 中等收入者占多数” (1) 的奋斗目标。要通过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缩小贫富差距, 扩大中产阶层比重, 努力建成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实现收入分配对社会结构的正面影响。

注释

1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2007 (10)

2 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1982 (9)

3 赵紫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1987 (10)

4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1992 (10)

5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1997 (9)

篇4：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引起了社会极大关注，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都认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点，①不断有人预言中国会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而引起社会动荡。既然把收入分配差距与社会动荡挂钩，当然就引起了包括高层在内的社会各界对此问题的重视，中央也在不断研究和推出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和措施。但是，中央出台的相关政策在实施中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推行不断受阻，效果大打折扣；②二是社会对近期推出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并不满意，一些人认为没有真正解决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问题，收入分配改革的力度不大，一些长期遗留的收入分配问题在方案中没有得到根本解决。③这些情况的出现需要我们反思：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如何形成的，以中央政府为主体的收入分配改革能使收入分配差距缩小到多大程度？收入分配的调节对象是什么，收入分配改革应设定何种目标？这些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不解决，把希望只寄托在中央出台的政策上就可能南辕北辙。

一、收入分配改革的主体

一提起改革，人们总是会想到政府，认为只有政府才是改革的主体和责任者。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同样有这样一种认识，认为政府有责任、有能力把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但是，这是一种对政府责任无限扩大化的错误认识。收入分配改革也如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首先要界定的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明确政府与市场、社会在收入分配上的职能与责任。因为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既有政府渠道，也有社会市场渠道。必须要认清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才能找到改革和调整的主体及其责任，由此寻求收入分配改革的途径和办法。人们在存量财富和流量收入上的差距是由不同原因造成的，存量财富的差距可能来源于遗产继承、偶然获得或社会资产泡沫等非连续性方式。对于存量财富的差距，可以在财富持有和所有权转移时通过征收遗产税和财产税方式加以调节，这方面有的已经做了一些试点，如房产税；有些还没有开展，如遗产税等。这种财富差距的调节责任确实在政府，需要针对不同财富的性质、资产增值的特点和获得途径设定相应税种加以调节，控制因财产占有不同而引起的社会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

对于流量收入，政府只能对财政供养人员进行调节，而对通过市场交换获取收益的社会成员只能通过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进行调节，很难进行全面的控制。对于财政供养人员的收入分配，并不是设置一定的工资标准进行分配就可以的。在过去计划体制下，除了农村地区，城镇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实行基本统一的工资标准，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小，但是收入分配的“大锅饭”造成的效率低下的教训十分深刻。在财政供养体系下，不同性质的机构存在不同的公共目标，统一的收入分配标准抹杀了工作性质的差别，收入分配没有起到对效率的激励作用。中国财政供养面太大，涉及的领域很多，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加以规范。以教育与卫生两大系统为例，二者虽同属社会事业性质，有相同之处，但工作性质与特点却有很大不同。教育系统的工作相对明确，风险较小；而卫生系统尤其是临床医疗工作风险较大，工作量衡量中隐性成份较多。教育系统与卫生系统如果用同一收入分配标准，卫生系统比较收入低，人才就会向教育、商业、药品生产与销售等行业转移，卫生系统的服务质量必然会下降。④实际上，即便是在教育系统，其工作性质也有很大差别，幼教与普通教育、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高等教育本身的不同层次都存在很大差别。在这些领域中，有些可以实行较为统一的收入分配标准，如普通教育，但不能要求所有教育系统都实行统一的收入分配标准，如高校中的科研工作量的衡量和报酬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⑤

收入分配差距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在大政府的背景下，不仅有庞大的政府机构，还有政府举办和管理的文教卫生等各种事业性单位和存在于不同行业的大量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有些完全不收费，有些则可以通过收费来解决部分经费；而国有企业有些提供的是公共品，有些提供一般竞争性产品。政府属下的不同性质工作人员如果要求都实行统一的收入分配标准，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而政府连财政供养人员的收入分配调整都很困难，更何况对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调节呢？

收入分配改革的主体不能只是政府，也有市场。社会成员主要是通过市场交换由市场决定其收益，市场波动既可以使一些人一夜暴富，也可以使一些人瞬间倾家荡产。在这样一个变动不定的市场分配方式下，风险与机遇就成了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虽然资本在市场分配中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资本获得收益也不是稳定和直接的，也是要在竞争和市场选择中来实现。此时，对于每一个从市场中获得收益的人来说，市场就具有了一种超越个人的力量，个人是在不自觉和不可控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分配结果。因此，市场机制的完善、市场地位平等与否都会影响市场主体的收益。

在现代社会中，政府确实在收入分配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政府不是可以超越市场和历史条件的决定一切的力量。政府不是万能的，只是社会的委托机构，同样面临着信息缺乏、资源与手段有限等问题。因此，社会财富不存在一个超然的分配主体，收入分配不过是社会成员利益博弈斗争的产物。收入分配活动虽然受制于生产活动，但收入分配活动却融入了人们对利益的理解与追求。人们不能完全脱离生产与交换活动来决定分配，但是在分配问题上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争取自己的利益。

在收入分配的具体实践上首先要解决好政府方式与市场方式之间的关系，各自承担各自范围内的责任。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长期收入分配实践中也认识到，单纯依赖市场分配不能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和矛盾，效率至上的分配原则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各国处理的方式也不同，有的偏向政府主导，有的偏向市场主导。但是不管如何，总体上是与这些国家民众对收入分配基本原则的认识有关，与其国情有关，也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摸索和调整的。在市场分配与政府分配之外，许多国家还积极发挥慈善等社会第三次分配方式在分配中的作用，使分配方式更加丰富多样，从而多渠道地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反观我国在收入分配上的实践可以看出，过分强化政府分配职能，只能使分配模式单一化。单一化的分配模式无法适应社会多层次的现实需要，更不能有效把握社会经济活动千变万化所带来的收入分配机遇。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可以适当提高，但是，当社会主要压力来自生产力发展问题时，收入分配就不仅是一种消费资料的配给工作，而是关系到生产积极性和生产要素投入等问题，收入分配所承载的这些功能不是政府所能提供的。如果政府控制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收入分配必然也在政府控制之下，此时差距可以马上缩小，但收入分配对社会生产的激励作用就十分有限。如果政府不控制或不能控制社会生产，政府对收入分配总体上就无能为力，因为分配方式是与生产与交换方式紧密相联的。

政府也好，市场也好，当前中国的首要任务还是要发展生产力，因此收入分配必然要服从与服务于生产与交换，政府与市场在收入分配上的关系取决于政府与市场在生产与交换上的关系，而从根本上还是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和需要。

二、收入分配改革的对象

许多人认为收入分配改革的对象是高收入人群和富人，认为是这些人拉开了收入分配差距，引起了社会不满，因此提出要加大对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调节力度。从统计意义上看，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是基尼系数计算的主要方法，因此说高收入人群使收入分配差距凸显出来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不能以此将富人和高收入人群看作是道德上的罪恶者。统计上的收入差距是数据性的，并不具有道德意义上的评价。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是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表现，但是这只是数字上的表象，必须分析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收入来源，对其收入形成差距进行分析才能找到收入分配改革的对象。

高收入者的收入所得主要分为几块：一是工资薪金所得，这是劳动所得。二是实业经营所得，通过投资经营企业，管理劳动与资本相结合。三是虚拟经济投资经营所得，如股票、期货、黄金、古玩等投资经营。这些虽然没有参与实体经营，但是通过市场交换所得，需要预付资本并承担风险，也是一种合法所得。四是资产增值，如掌握的股票、土地和房产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发展而增值。这些资产的投资不是一种投机交易，而是在整个社会资产价值增加后随之增值的。五是灰色收入，通过各种非正常渠道获得的收入，总体上是处于合法与不合法的边缘，如权钱交易等。⑥在收入分配改革时应该对于这些种类的收入区别对待，根据不同的种类采取不同的措施。

第一种是工资薪金部分，这主要来自劳动所得。如果高收入人群没有占有社会资源，不是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的领导者，⑦而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应该与其他人员的工资收入一视同仁。不管收入高低，都是正当收入，可以依据收入所得税的累进税率交税，但是税后就完全没有接受再分配的义务。

第二种是实业经营所得。实业经营对社会贡献明显，经营者不仅要投入预付资本，还要自己付出劳动进行经营管理。对于这种企业经营所得，只要合法经营，依据相关法规照章纳税，也是通过市场合法合理方式获得的收入，也不能把这种收入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对象。

第三种是虚拟经济的投资经营所得。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具有补充作用，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投资具有高风险与高收益的特点。虚拟经济的投资面向社会，所有人都可以做，由于机会均等，收入透明，承担相应的税收后也不应该再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对象。

第四种是存量资产增值。在市场经济完善和经济发展平稳的社会里，资产短期增值的空间并不大，通过资产投资来进行投机性经营很难。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货币投放过多，资产泡沫化现象严重，因此资产投资转为投机现象十分严重。在资产泡沫形成过程中，投资资产几乎都可以获得巨大收益，资产增值形成的财富分配差距就成为当前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根源。一套房产交易获得的增值收入相当于一个人工作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工资收入，资产在短期内形成的巨大增值效应完全扭曲了社会收入分配的正常机制，使人们对财富的价值和收入的来源产生了颠覆性的看法，人们的心理平衡被打破。⑧但是，资产增值收入从根本上来源于社会，应该将其增值收入的相当一部分交还给社会。收入分配的改革对象应集中到对资产增值的税收征管上来，通过房产税和遗产税等财产税的征收使资产价值增值回流社会。

第五种是灰色收入。虽然我们有时也把一些地下的经济交易称作灰色经济，但是，最主要的灰色收入就是指权钱交易。通过权钱交易，掌握权力者在正常工资收入之外又获得了其他收入，而且一旦权钱交易达成，这种灰色收入往往远大于正常收入。行贿之人之所以愿意行贿，是因为通过对权力资源的购买，可以获得比市场价格更低的条件和更高收益。可见，不管是行贿者还是受贿者，都破坏了正常的社会收入分配机制和格局，导致社会收入分配秩序混乱，拉开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

从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来源比较来看，低收入人群往往只有劳动这一项收入来源，而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来源却是多样的。但即便如此，社会也不能简单地将高收入人群作为改革对象，不能简单地通过行政手段的“限高补低”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如果这样做，不过是把社会仇富心态从民间转入了政府，其结果是对财富的暴力瓜分，放弃了对合法财富保护的宪法理念，也必然引起社会效率下降，减少人们对社会财富增长的追求。

收入分配改革的对象不应该集中在富人身上，而是应该集中在对收入来源的控制上。对于上面所说的第一、二、三项收入来源的收入所得，只要照章纳税，接受了所得税的调节，社会人群之间依旧存在的收入分配差距就有合理性。因为高收入人群是依据效率或贡献原则来参与了分配，承担了相应的社会责任，社会不能强行进行再分配。而对第四种收入来源，应该建立更加充分有效的调节标准和手段，通过遗产税、房产税等方式把资产增值收入的相当一部分交由政府进行再分配。对第五种收入来源，尤其是官员的贿赂收入，既然人民群众深恶痛绝，法律上有明确界定，在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较大，应该成为当前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要对象，加大打击力度，杜绝这一类收入形式的存在，理顺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关系。

三、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

以基尼系数高低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是非常有害的。基尼系数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指标可以参考，但切忌绝对化和泛化。

基尼系数计算时把人口五等分，用占人口20%的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来计算基尼系数。基尼系数过高说明高收入人群占有了社会主要收入，这确实应该引起全社会对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视，应该积极探索各种方式去调整和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但是，基尼系数是一个数据统计性的比较，既忽略了数据背后的实际收入形成的不同途径和手段，也忽略了现实社会的不同结构和情况。用北京金融系统的白领工作者与西部落后山区农民进行收入比较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中国自身是一个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是长期的，正处在不断变化和上升的转型时期，不同行业和区域存在很大差异，用基尼系数这一指标来衡量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是对中国现实社会的无意义抽象。

此外，这一抽象使人们集中在收入分配的结果差距上，以为只要政府让高收入者多缴税，再把所缴的税通过转移支付给低收入者就可以解决收入差距问题，这是对收入分配调节的一种极其简单且有害的想法。收入分配问题不是孤立的，不能用一种方法就可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即便没有税收和转移支付成本，政府拥有完全的收入分配信息，政府也不可能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因为，比收入结果差距更重要的是收入来源中的能力与机会差距，而落后地区收入低正是由于能力与机会缺乏。

把发展不平衡且地区差异很大的中国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进行基尼系数测定不具有真正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中国不能以此目标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因为我们无法控制收入形成的能力与机会。在不断上升并且转型变化迅速的中国社会，机会不断变化，风险与机遇并存，许多行业都在社会和市场变化中浮沉，市场中的企业更是天天在为生存奋斗，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收入也是如此。

人们对收入分配差距的高低自然会从各自的角度加以评价。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公开性和合理性，而不是结果的绝对平均。群众对以权谋私深恶痛绝，就是因为这种分配损害了社会公平，是利用手中的公权力占有社会财富的一种不劳而获，是权力异化的一种表现。如果公权力得到有效制约，权力寻租受到打击，收入分配是公开的，那么人们也就会接受社会收入分配存在的差距，认可通过市场或社会正常途径获得的收入分配存在差距的合理性。人们对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评价来自于比较自己的劳动收入与相似工作的人的劳动收入之间的差距，而不是对整个社会收入分配绝对数差距的理解。

只要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比较与选择的机会，实现了起点与过程的公平，人们就会接受结果的差异。因此，收入分配改革不能只在收入分配结果上打转，而是要着眼于提供更加公平的环境、更加公开的机会、更加合理的分配手段。

注释：

①关于基尼系数警戒线，国际上有一个通行的标准是0.4，但是，对于这一指标，国内还有许多争议。既有对基尼系数测定准确性的质疑，也有中国国情特殊性对警戒线设定的疑问。徐映梅、张学新在论文中提出的中国基尼系数警戒线是0.45。而国家统计局在2013年1月18日公布的2003—2012年的基尼系数均大于0.45，但没有超过0.5。而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公布的基尼系数估计的2010年基尼系数为0.61，与统计局该年的数据0.481相差很大，引起了学界和媒体的争论。这说明，基尼系数不仅是一个统计数值，它还被倾注了过多非理性的主观情绪。问题不在于基尼系数数值本身的准确性，而在社会对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主观感受与官方统计的区别。

②机关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从2004年开始推行，政府机关普遍实行了这一政策。但时至今日，许多事业单位依旧没有实行这一政策。一方面，因绩效工资改革需要增加工资，部分地方政府以财政紧张为由不愿承担绩效工资增资部分；另一方面，不同性质的事业单位实行何种绩效工资考核标准难以制订，使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一再拖延。由于政府机关率先实行了这一政策，拉开了与事业单位相同级别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使社会对政府先自行增加工资的改革举措不满，实行和未实行绩效工资的事业单位职工对绩效工资的评价也从期待转为失望的倾向。

③社会反响强烈的养老金双轨制并轨问题在2013年国务院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中没有得到明显体现，使社会对这一方案的价值产生疑问。

④近些年医患矛盾加剧，医院和医生拿药品回扣、医学院招生困难和医生向非医疗行业流动等现象说明了在卫生行业的收入分配体制中存在严重问题，已经导致这一行业的发展面临困难。

⑤课题经费变相成为科研人员生活补贴的现象非常普遍。如果只是把课题经费完全用于科研耗费的支出而没有考虑科研人员在其中的劳动贡献和报酬，必然会出现这种现象。

⑥王小鲁认为“灰色收入”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界定其合法或非法的收入，也包括那些违规违纪但不违法的收入，比如一位官员的儿子结婚，收受了远高于普通人的结婚礼金；第二是实际上非法，但没有明确证据证明非法的收入，比如受贿所得。”

⑦国企高管的收入既有市场化的一面，又有非市场化的一面。如果国企是面向市场竞争的经营性企业，高管工资应该与经理人市场接近，以便吸纳优秀人才从事经营。但是如果是垄断行业或非经营性企业，高管收入就不能比照经理人市场工资水平，而是根据其工作强度参照其身份加以管理，内部人员收入差距不能过大。因为这种高管的管理绩效不能用市场效益来进行衡量，而是用管理效率来体现。他们不是通过自身努力而是靠占有社会资源使企业获得了收益，因此这样的国企高管收入不能市场化，而是应该参照公务员标准来进行管理。况且这些人本身就有干部身份和级别，与机关领导干部之间可以相互交流，当然应该参公管理。

⑧《人民日报》2013年6月1日刊文：《辛苦几十年打工，不如单位分套房》。这一现象一方面反映体制不同引起的收入分配差距，另一方面也反映资产泡沫带来的社会分配关系的混乱。一个人工作几十年的收入还抵不上一套房产的价值，人们就会对劳动的价值持怀疑态度，把自己的精力和财富全部转移到资产投机上来，进一步推动了资产泡沫化。

[1]徐映梅，张学新.中国基尼系数警戒线的一个估计[J].统计研究，2011，（1）.

[2]王小鲁.阻断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灰手”[J].人力资源，2010，（8）.

[3]吴练达，高璇.从三次分配看中国分配问题的严重性[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2，（2）.

[4]岳希明，李实.真假基尼系数[J].南风窗，2013，（5）.

[5]黄新华，林立芸.国内收入分配差距理论研究述评与展望[J].贵州社会科学，2012，（2）：68－74.

篇5：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专业：建筑工程学院班级：建工09-1班任课教师：陈雪姓名：蔡坚森学号：09043140111 成绩

小论改革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深刻意义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内经济高速发展，国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这个从人民的衣食住行上得到很好的体现。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都能深深的感觉到现有的收分配制度已经不再适用了，国民的贫富越来越悬殊，富人就越富，穷人就越穷，这个矛盾越来越大，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上了国民们的议事日程。以下，就谈谈改革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对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和谐的深刻意义。

要改革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首先，应该明确收入分配改革目标，着眼于发展方式的转型，努力提高我国国民的消费率。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具体是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提高各地区的最低工资水平、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所占的比例等等。加快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一项涉及中长期发展的重大改革，要保证这项改革在实施中不流于形式或者走形变样，建议尽快建立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高层协调机制。

一、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对提高生产力的意义改革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首先它的作用是能够有效地提高我国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充分地发展生产力。要想保持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的态势，旺盛的生产力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劳动者们的生产积极性高了，一切事情也就水到渠成了。科学技术是当今的第一生产力，对科技人才应该给予更多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大力发展生产力。与此同时，其他的劳动者也应该得到相应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给他们更多的福利和更多的尊重。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他们也会得到很多的益处，国家强大了，富裕了，人民自己也是受益无穷的，这样劳动者们的生产积极性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生产力水平就又会上一个新的台阶了。

二、改革收入与分配制度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意义

人们的工资水平提高了，手上就会有更多空闲的钱，然后他们可以用这些钱去改善生活，或者是把这些钱用来投资，自己做个小老板，又或者是把这些钱花在促进精神生活的这个层面上，例如、可以出国旅游，送子女上大学，让他们受良好的教育等等，这样在改善生活的同时又可以反过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国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就会在精神生活上投入更多的钱，这样，我国国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就会到得很大的提高。

三、改革收入与分配制度对促进社会和谐的意义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的社会制度，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深入，它的生产力水平就会超过资本主义，其优越性也会得到充分的体现。现今阶段，我国正在努力的构建和谐社会，只有努力地缓解更多的社会矛盾，社会才会变得和谐。随着我过经济的发展，我国国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有钱的人就越来越有钱，穷的人就越来越穷，还有很多西部的人民在温饱线上挣扎着，再加上近几年接连不断的天灾，使本来就贫穷的他们更是雪上加霜。虽然他们也会有党和国家的接济，但只是接济的话终究是治标不治本，要解决这个问题，得从根本上着手，要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和改革社会的分配制度，不仅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还增加了他们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及时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有效地控制国民的收入差距不要进一步拉大，对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有非常积极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