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分配理论论文

关键词：脱贫攻坚;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分配理论DOI：10.13256/j.cnki.jusst.sse.2022.01.010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分配问题，多次强调健全分配机制、深化对按生产要素分配制度的探索与完善。在“十三五”规划中，又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经济学分配理论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经济学分配理论论文 篇1：

从分配理论看我国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

摘要：本文从分配理论出发探究我国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以西方收入分配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收入分配理论为依据进行分析，并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性及其改革与创新的进程。文章分析了我国现行分配制度的主要内容以及产生的深层问题，并利用西方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剖析我国分配制度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分配理论；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收入差距

不同的经济学家和经济流派对分配理论都有各自不同的见解，而我国现行的分配制度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中国化。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现行的分配制度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不同学派的分配理论对这一问题的解读也有所不同。

一、分配理论的探究

自从经济学创立，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和流派就对分配理论阐述各自的见解，从产生至今共经历了古典经济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以及一些现代经济学家都提出了自己的分配理论。另外马克思也对分配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分配理论研究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西方收入分配理论

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都对收入分配理论有过研究，其中以亚当·斯密为代表，1776年他发表的《国富论》详细的解释了收入分配理论。他把国民分为三个等级：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与这三大阶级相对应的是三种收入：工资、利润、和地租。它们决定商品的价值并且这三种收入是一切收入的来源，这便是亚当·斯密的分配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家萨伊（1767-1832）提出生产的三要素：劳动、资本、土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三位一体”的分配公式，三要素的所有者分别获得工资、利息、地租作为各自的收入。之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又提出生产的四要素：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组织，它们各自取得的收入分别是：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这就是马歇尔的分配理论。通过增加“企业组织-利润”这一部分将“三位一体”公式变为了“四位一体”公式。凯恩斯打破了以市场为基础的收入分配理论，主张国家干预，而且不能仅仅依靠市场分配收入，还需要制定相应的措施与经济制度来宏观调节个人收入差异。20世纪50年代，西蒙·库兹涅茨提出倒“U”型曲线。他对美国、德国萨克森地区等18个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统计资料得出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轨迹呈“先恶化，后改进”。而且他还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在经济发展早期比发达国家的发展后期有更高的不平等程度。库兹涅茨指出在经济发展的起初阶段，收入分配先呈现恶化，继而改善表现为短暂的稳定，最后达到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状况，这便是倒“U”型理论。福利经济学认为，社会改革必须注重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个人收入差距扩大要考虑社会公众心理承受能力等。

2、马克思主义的收入分配理论

有关分配理论，马克思提出了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原则、社会主义社会按劳分配原则以及生产决定分配原则，有力的批判了拉萨尔机会主义者的分配观，但一定程度上还有其自己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的分配理论认为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体现形式是分配。马克思对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财富分配不均以及社会收入不平等状况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所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工人的生产资料被资本家占有；资本家占有生产手段以及雇佣工人的劳动成果；生产关系的不平等导致分配的不平等，而雇佣工人只能得到工资即等同于劳动力的价值；于是社会产生了资本家与工人的两极分化。马克思提出按劳分配的理论，他认为“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马克思分配理论的中心是剩余价值理论并且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其分配理论是对古典经济学派的剩余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扬弃。马克思认为社会总产品包括C+V+M,其中的C和V与分配无关，真正参与分配的是M部分，这由资本家的主导地位所决定的。

二、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在中国的运用

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实际之中创新和发展，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理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认识不断深化，同时也不断的改革我国的分配制度。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中国化有利于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1、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性在于保证社会的和谐以及减少因收入分配不均所导致的社会问题，而且使社会生产的四个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保证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而且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中国化还有利于国家有效的进行宏观调控以及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在中国的改革与创新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在中国的改革与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从而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及社会主义性质不发生改变。2）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又能保证收入分配相对平等，防止出现两极分化现象。3）由平均主义过渡到部分先富，然后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1956年至1978年我国的收入分配处于绝对平均状态，主要由于1)我国当时实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使得居民只有少量的存款和利息收入。2）当时的社会主义为了追求社会公平的实现，所以当时居民的劳动收入很低而且几乎平均。1978至1984年，我国在农村实行分配制度改革，即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政策的实施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将农民的收入与劳动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提高农民的生产效率，弥补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的缺陷。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展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批判了社会主义等同于平均主义这一观点，有利于分配制度的彻底改革。1992年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分配制度，即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1997年党的十五大指出在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同时，也要坚持按生产要素分配，将两者结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又一次改革与创新，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效率的显著提高，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长足发展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党的十六大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分配理论，将生产要素细化，明确了生产要素的基本内容，如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第一次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这样的说法，可见政府对效率与公平的重视程度以及防止两极分化、收入差距的扩大的决心。党的十七大对于分配理论也有新的发展。首次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重视效率和公平、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以及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总之，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使得分配理论更加完善，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中国化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使这种分配理论指导我国的收入分配，保证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

三、我国现行的分配制度

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以此为核心的分配制度，还强调要基本消除绝对贫困，保证收入分配公平公正，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注重效率和公平，保护劳动者的权益提高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报酬等。

1、按劳分配的基本内容

劳动包括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产生使用价值，抽象劳动产生价值。劳动也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区分自己的劳动属于体力还是脑力劳动的依据在于哪种劳动占主导地位。例如搬水工在搬运过程中主要付出体力，应属于体力劳动，但是他同时也要思考搬运的目的地、搬运方法等；科学家属于脑力劳动者，他们需要研究开发新的事物，但同时也要需要强壮的身体来进行各项试验研究。按劳分配中的劳动既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按劳分配不区分劳动的具体形式，也就是说只要能创造价值的一切劳动都应得到公平的收入分配，虽然体力劳动创造的价值更加实际，但也不能忽略脑力劳动的重要性，因为脑力劳动在价值创造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应该得到公平的报酬。脑力劳动者的劳动属于复杂劳动，是无数简单劳动的集合，是更高程度的体力劳动。所以说无论各种形式的劳动只要创造了价值，就应得到相应的报酬。

2、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基本内容

首先生产要素 进行物质生产活动所需的一切社会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土地，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价值的体现需要劳动力在生产劳动中将其体现出来。在生产劳动之前，各生产要素处于分离状态，劳动者在生产劳动中将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最后生产出劳动产品。所谓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指生产要素所有者凭借要素所有权，从生产要素使用者那里获得报酬的经济行为。这个定义包括两方面的含义：1）生产要素分配的依据是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在生产活动之前，分散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属于不同的生产要素所有者，在生产活动之后，生产要素所有者分配生产要素所得收入，即对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如劳动者凭借劳动力获得工资，资本所有者凭借资本获得利息等。2）按生产要素的贡献成果经行分配。生产成果是在生产劳动中生产要素所创造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可以参加社会交换。例如在当今的时代，知识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具有知识的高级人才就会获得更多的收入。而原来的封建社会，土地这种生产要素的重要性更大，所以土地所有者所获得的地租收入就比其他要素所有者所获收入相对较多。在市场经济下，按生产要素分配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通过调整供给与需求的关系能够使生产活动有效进行。因此按生产要素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存在的根本条件。按生产要素分配有利于调动生产活动参与者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发展生产。按生产要素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有不同的含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凭借资本获得各种生产要素并且无偿占有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就表明了其不平等的分配关系。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要素所有者以生产要素的贡献成果进行分配，贡献多的收益多，贡献少的收益少，这就体现了分配的平等性。

3、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

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是我国分配制度的创新。这一分配制度是建立在对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理论全面认识基础之上的。按劳分配不应只用于体力劳动者还应该适用于脑力劳动者，资本、技术、信息、土地，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劳动对生产活动有着特殊的贡献，所以应当取得较高的分配收入。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体现在经营者和科技信息工作者的劳动成果可以取得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收入或按劳分配的收入。要想取得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收入应该有实际产出的劳动，同样要想取得按劳分配的收入需要有劳动力与经营管理要素的参与。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点是按劳动力产权分配。此观点反映了劳动者能得到通过劳动付出所获得工资，而且能获得剩余价值中劳动力产权的那部分收入。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增加了劳动者以及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劳动报酬，反映了先富与共富的关系，使得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同时也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四、我国现行分配制度产生的问题

随着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入，出现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城镇居民的收入不断提高但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尤其是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拉大。2）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民收入显著提高，但农民之间也有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3）城镇和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趋于扩大。4）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5）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明显拉大。

1、马克思主义关于收入差距的思想

按劳分配实行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报酬，然后根据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因此如果个人努力程度不同那么获得的收入也必然存在着差异。同样生产要素所有者会对生产要素的贡献成果经行分配，所以说生产要素创造的价值大就会获得相对较多的劳动报酬，价值小则会得到相对少的劳动收入，这便是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

2、西方学派的收入差距思想

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的变动轨迹，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变化关系有共同之处，但是收入不平等长期演化趋势远远比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所描述的情形更为复杂。现实收入分配的变化不仅要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呈“先恶化，后改进”的趋势，还要受到当时政治、经济、社会和人口条件等方面的影响，所以说仅仅根据其假说就断言我国收入差距拉大是不科学的，因为我国的收入差距现象有其特殊性，不能仅靠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来解释。

五、结论

我国现行的分配制度确实暴露出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解决仅仅依靠制度本身是不可能的，还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收入差距增大，两极分化严重，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等现象，使人们更加注重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纵观该理论的发展历程，我们虽然取得了许多成就，也存在诸多难题尚未解决。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对相应的分配理论进行研究和解读，同时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找出具体可行的方法和措施。

参考文献：

[1] 蔡继明. 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程[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

[2] 陈文汉. 增长与分配[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

[3] 陈宗胜. 改革、发展及收入分配[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单位：泉州市丰泽区委党校）

作者：黄晓萍

经济学分配理论论文 篇2：

新时代脱贫攻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关键词：脱贫攻坚;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分配理论

DOI：10.13256/j.cnki.jusst.sse.2022.01.010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分配问题，多次强调健全分配机制、深化对按生产要素分配制度的探索与完善。在“十三五”规划中，又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发布，拉响了脱贫攻坚战的序幕。随着精准脱贫方针的提出，党中央将新时代脱贫攻坚作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和重要抓手，而分配问题是化解新时代脱贫攻坚矛盾的关键。同时，分配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考察对象，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1]。新时代脱贫攻坚的战略决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创新发展[2]，而马克思分配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资本主义的长期研究中逐渐成型，它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分配的剖析，提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分配的构想，对新时代脱贫攻坚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尝试从马克思的分配理论视角，对我国新时代脱贫攻坚理论作政治经济学分析，阐明新时代的脱贫攻坚是马克思分配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分配理论的承继和思考。

一、马克思分配理论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在阐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一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展开的。分配作为生产关系中的重要环节，一直以来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的考察内容。分配是指社会的经济资源配置过程，主要是指劳动力、资金或资本、生产资料等资源的分配。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长期的深入研究，马克思的分配理论逐渐成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分配方式的剥削本质，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形式做出了构想。马克思的分配理论，从唯物史观出发，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具有高度科学性，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的理论基础，可以成为我国解决分配问题、贫困问题的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

（一）马克思分配理论的逻辑起点：生产决定分配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考察分配问题的重要方法。因此，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是马克思分配理论的逻辑起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分配关系本质上和这些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共有同样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3]。分配方式具有历史性，说明人类社会每个阶段的分配方式是不同的。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还提到“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4]，这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将社会分配问题置于社会生产过程中考察的。马克思认为分配方式具有历史性，它随着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改變而改变，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的本质，是资本家通过私有制占有生产资料，压榨工人的劳动力，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而工人的“工资”只是其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本质。如此一来，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罪魁祸首。因此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必然走向灭亡，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也将被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所取代。

（二）马克思分配理论的基本原则：按劳分配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社会分配方式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包含的价值，等于制造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这个劳动的总和由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构成”[3]。资本家通过占有生产资料，从而占有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资料的分配，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不可取的，应该用公有制替代，那么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中，消费资料的分配应该按照什么原则呢？马克思认为，商品价值决定于制造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所以社会主义社会分配方式应以按劳分配为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方式，是对资本家“不劳而获”的按生产资料分配的否定，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中，个人劳动量是社会收入分配的唯一依据。

（三）马克思分配理论的价值诉求：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马克思分配理论的终极诉求。公平正义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以倡导公平正义为宗旨，但与西方自由主义分配原则所倡导的“作为公平的正义”不同，马克思从人类历史之维度，把握人的劳动生产正义性，洞察自由主义之谬误以及唯心主义的局限性。马克思认为，社会分配中所谓的“公平正义”不能停留于道德批判。“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的关系来调节，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法的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种极不相同的观念吗？”[4]那么，马克思分配理论的公平正义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公平正义有何区别呢？马克思指出，不能孤立地、片面地思考分配问题，分配不过是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环节，而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辩证统一、相互关联的。对此，马克思有进一步解释：“照最浅薄的理解，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因此它离开生产很远，似乎对生产是独立的。但是，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5]因此，讨论分配的公平正义，不能只在分配范畴中进行窒息式讨论，应当将分配与生产方式联系起来思考，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马克思认为，分配不仅局限于生产后的产品的分配，更包括了生产中的生产工具分配和生产资料分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少部分的人（即资本家）占有了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而这种生产工具、生产资料的分配是不合理的，只有将其社会生产方式进行改造，人类才能在分配正义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倡导的分配正义理论，以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民社会为出发点，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用剩余价值论揭示资本主义对劳动工人的剥削本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谓“公平”的按资分配进行批判，对社会主义制度提出“按劳分配”的构想和“按需分配”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拉萨尔主义空想的“公平正义”进行的批判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不是空想主义者，其分配正义理论亦不会走向空想。

马克思同时指出按劳分配所存在的局限性，以突出分配正义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甚至是社会主义社会，要实现‘公平分配劳动所得’和‘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均是空想。”[6]因为每个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是不同的，每个劳动者所需要的生活消费资料也是不同的（如家庭情况不同），所以每个人凭借其劳动所获得的分配，也不是充分体现“公平正义”，按劳分配存在的必然性和局限性凸显了出来。这时候，按劳分配的“公平正义”就需要国家政府来实现了。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社会财富源于社会劳动，为维持来年社会生产，每年需要在社会总产品中做三项扣除：第一，“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4]。这三项扣除，尤其是第三项，是对无劳动能力者的收入分配弥补，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在以按劳分配为原则的同时，亦有人性化的“公平正义”的价值彰显。

马克思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公有制较资本主义私有制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但与共产主义全面公平正义仍有距离，“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4]。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类才能得到全面的解放，“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4]此时的分配正义才能得到完美的诠释。

（四）马克思分配理论的制度基础：公有制

共享发展成果的公有制，是马克思分配理论的制度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分配制度是受一定社会生产力条件下的经济结构制约的，经济结构应当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提出剩余价值，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并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消灭私有制”。虽然，“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无产阶级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后，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并建立国家公有制的主张，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在三四十年后已不再强调了”[7]，但是公有制依然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改革的终极目标。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是社会按劳分配的制度基础，是人类社会分配的制度升级，是共享发展的制度保障。

二、马克思分配理论视角下我国脱贫攻坚实践的理论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将新时代脱贫攻坚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以之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着力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与难点就在“全面”二字，即建立一个惠及14亿人口的更高标准的小康社会，而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与否决定着小康社会是否“全面”。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8]，“截至2019年，我国年均减少贫困人口1000多万，年均摘帽贫困县300多个，到2019年年末，按现行贫困标准确定的尚未脱贫的有551万人，尚未摘帽的贫困县有52个”[9]。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性暴发，新时代脱贫攻坚的任务愈发艰巨。2020年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20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20年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巩固脱贫成果，决胜脱贫攻坚，都离不开对脱贫攻坚理论的深刻认识和该理论的正确指导。

（一）新时代脱贫攻坚契合马克思分配理论之逻辑起点

新时代脱贫攻坚理论起点是马克思生产决定分配之论断，脱贫攻坚工作通过激活地区生产力，从而改善收入分配，实现脱贫。开发式扶贫一直以来是中国扶贫的基本方针，自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颁布以来，国家还先后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这三份文件都以开发式扶贫为方针，旨在通过激活和发展贫困地区的生产力，提升改善贫困地区收入分配状况。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分配决定于生产，又反作用于生产，‘而最能促進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1]生产决定分配，贫困的根源在于生产力不够发达。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表明新时代脱贫攻坚对贫困地区生产力发展的重视。发展贫困地区的生产力，从根源解决贫困地区收入低的问题，有助于解决我国现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的着力点。

（二）新时代脱贫攻坚契合马克思分配理论之分配原则

新时代脱贫攻坚遵循以劳动为主的原则。2015年10月16日，习近平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首次提出“五个一批”的脱贫措施。“五个一批”是对扶贫方式和脱贫路径的归纳，包括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在“五个一批”的脱贫措施中，产业脱贫、易地搬迁扶贫、生态脱贫、教育脱贫这四项的本质，都是解放和发展贫困地区劳动力，为贫困人口提供就业平台，提升贫困人口的劳动能力。劳动是价值的源泉，“扶贫先扶志”，“扶贫先扶智”，激发贫困人口的劳动力，让其自身拥有创造价值的能力，才能真正地脱离贫穷。

（三）新时代脱贫攻坚契合马克思分配正义之价值诉求

新时代脱贫攻坚体现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取向。习近平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为此，党中央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发布的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关于贫困地区，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农村特别是贫困农村地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最艰巨、最繁重的地区，要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实现农村的全面小康，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的全面小康[10]。新时代脱贫攻坚不仅使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逐渐摆脱环境与条件的约束和限制，更体现我国对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同时，新时代脱贫攻坚的扶贫措施，是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价值观的践行。对于贫困地区存在的丧失劳动能力的特殊贫困人群，新时代脱贫攻坚落实“社会兜底一批”，创新“光扶”“风扶”等扶贫措施，处处体现了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

（四）新时代脱贫攻坚契合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的本质要求

新时代脱贫攻坚服务于共享发展，契合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和全国人民集中海内外一切可动员力量，解放和发展中国的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飞速发展，所取得的发展成果举世瞩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成效显著。社会主义本质中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已经取得丰硕成果。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的本质要求得到重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共享发展本质提上日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从“先富带动后富”到新时代脱贫攻坚，从实现温饱走向小康社会，并在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新战略目标。习近平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是要把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尽快补上，否则就会贻误全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是脱贫攻坚，最突出的短板在于农村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10]。这表明新时代脱贫攻坚战已然成为实现战略目标重要底线，是党和政府行为的重要指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共享发展的本质要求。

三、马克思分配理论与新时代脱贫攻坚实践的内在逻辑

新时代脱贫攻坚，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创新成果。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新时代脱贫攻坚是中国共产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指引，而分配又是实现脱贫的关键。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与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内在逻辑作梳理，有助于厘清二者之间的联系，为实践的进一步深入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脱贫攻坚是对马克思分配理论的承继

脱贫攻坚继承了马克思“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的根本原则，将扶贫重点放在改善贫困地区生产方式，进而解决贫困地区社会分配问题上。矛盾抓主要，问题抓根本，马克思分配理论认为“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是考察社会分配问题的根本原则。以往的脱贫经验也告诉我们，对贫困户进行日常物资援助式的帮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究其根源，是贫困地区生产方式存在问题，导致贫困地区生产力低下，所得社会成果总量分配低下。新时代脱贫攻坚承继马克思分配理论，抓住贫困问题发生的根本，通过开发扶贫、产业扶贫等政策定位，激活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发展贫困地区生产力。抓住了贫困问题的关键，生产问题得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脱贫攻坚继承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社会分配方式的基本原则，也是马克思分配理论的基本原则，是新时代脱贫攻坚工作的理论指导。新时代中国的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这在新时代脱贫攻坚工作的实践推进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新时代脱贫重在精准扶贫，充分发挥各地特色，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创造就业机会，调动贫困地区劳动力，发展贫困地区生产力。在新时代脱贫攻坚政策中，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生态扶贫、“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等脱贫措施和扶贫理念就是通过创造就业岗位或赋予贫困地区劳动者劳动技能的方式，解放贫困人口的劳动能力，提升贫困地区人口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从而达到脱贫目的。贫困人口只有自己劳动创造出财富，才能永久地远离贫穷，走向富裕。以劳动为主，通过激活贫困地区劳动力潜能，发展贫困地区人口的生产力，实现贫困人口自主脱贫，改善生活，迈向小康，是新时代脱贫攻坚措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彰显出新时代脱贫攻坚实践是对马克思分配理论按劳分配原则的承继。

（二）新时代脱贫攻坚实践是马克思分配理论的时代彰显

脱贫攻坚实践彰显了马克思的分配正义观。首先，新时代脱贫攻坚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价值观的诠释。马克思分配理论在坚持按劳分配基本原则的同时，也通过阐释分配正义的价值理念对按劳分配原则进行补充。马克思认为，按劳分配原则下的社会主义，在社会总收入按照劳动的统一尺度进行分配前，要做三项扣除，其中包括对无劳动能力者的收入分配弥补，在以维护按劳分配原则下，体现社会收入分配公平正义。社会主义社会分配的唯一标准是劳动，但由于自然环境等种种局限，贫困地区人口的劳动力得不到释放，因此无法获得“公平正义”的社会分配。党中央提出脱贫攻坚，本质上就是为了维护社会分配的公平正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收入分配。其次，在新时代脱贫攻坚的扶贫措施中，也彰显了马克思分配理论的正义观。新时代脱贫攻坚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针对“丧失劳动能力”的特殊贫困人口采用特殊的扶贫方式，提出“社会兜底一批”，并创新“光扶”“风扶”等扶贫措施，确保这些特殊的貧困人口也能在新时代脱贫攻坚中走向小康，一个也不落下。新时代脱贫攻坚在实践中诠释了按劳分配的公平正义，彰显了马克思分配理论的公平正义。

脱贫攻坚继承了马克思共享发展的分配理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新时代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依然不变，新时代脱贫攻坚工作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优势体现，是对马克思共享发展理念的承继。首先，新时代脱贫攻坚以消除贫困、改善收入分配差距为目的，践行共享发展的理念。改革开放加剧了我国社会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共享发展”理念中，“共享”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发展是共享的基础，共享是发展的动力。我国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改善地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为此，党中央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旨在推动全社会共享改革发展的红利，改善民生，解决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其次，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实践措施，践行了马克思分配理论共享发展的理念。作为实现总目标的重要抓手，新时代脱贫攻坚以共享发展为出发点，以精准扶贫为基础，以改善贫困地区社会收入分配为目标，提出“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的基本方略，使贫困地区人口共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的巨大成果。推进脱贫攻坚，实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党和政府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脱贫攻坚要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动员和凝聚全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10]。

四、结束语

新时代脱贫攻坚是马克思分配理论在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第一，新时代脱贫攻坚牢牢抓住马克思分配理论“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的根本原则，从贫穷的根源出发，结合实际，对症下药，解决贫根。第二，新时代的脱贫工作重视劳动，以劳动为主，遵循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通过释放贫困人口的劳动力，使贫困地区人口通过自身劳动创造社会财富，实现终极脱贫。第三，针对无法劳动的特殊贫困群体，新时代脱贫攻坚以人为本，践行马克思的分配正义观，调动社会力量帮助特贫群体脱贫。最后，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实践，使贫困人口共享发展成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保驾护航，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行动诠释。因此，归根结底，新时代脱贫攻坚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实践成果，体现了马克思分配理论在中国的伟大实践，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伟大实践的硕果。

作者：赖靖雷　吴靖

经济学分配理论论文 篇3：

国内外居民收入分配理论研究的综述与评价

[摘 要]收入分配理论研究是经济学长期关注的命题。本文梳理了国内外理论文献综述的居民收入分配理论研究，对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和评价。

[关键词]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国外理论

1 收入分配国外理论述评

1.1 西方古典经济学从价值理论的角度研究收入分配

斯密是最早的分配理论和价值理论——古典分配理论和古典价值理论的创立者。在《国富论》中，一方面，斯密将重点放在了研究国民财富的创造上，他重视分工、对外贸易、资本积累和“看不见的手”在增进财富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他提出了分配理论和具有明显二元性特征的价值理论。

李嘉图是古典分配理论和价值理论的完成者。他不但在斯密的基础上，完成了更加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同时由于他把分配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课题，而且研究分配始终没有离开劳动价值论，李嘉图和斯密被马克思称赞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

萨伊把斯密的价值与分配理论中的非科学成分——斯密教条分离出来并加以发挥，放弃和否定了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效用论”、“生产费用论”和“供求论”混杂在一起的价值理论，也提出了被马克思深刻批判过的“三位一体分配论”。

1.2 新古典主义与结构主义关于收入分配理论的分歧

新古典主义与结构主义关于收入分配理论的分歧在于两者对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机制有不同的认识。新古典主义具有信奉市场力量的传统，其收入分配理论依据“涓滴效应”，即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效果可以通过市场力量自动地从高收入阶层向低收入阶层扩散，因此，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差距的长期趋势是逐步缩小的。

结构主义指出要素市场上存在着结构性非均衡的可能，认为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全将使得用于不同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其各自收入会有很大差别。结构主义通常强调，现有制度会使得与增长相伴随的不平等得以强化和持久化，其原因在于富人与穷人接近资本的途径有很大的不同。此外，初始禀赋和关系的不平等将导致来自人力资本投资和迁徙的收益不平等以及就业准入障碍的差异，进而带来进一步的两极分化。

1.3 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变化的实证角度研究

从库兹涅茨于1954年在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就职演说中提出了后来被称为“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一个以经验为根据的假说后，情况为之一变，经济学家们的研究重点开始转向收入的规模分配，成为收入分配研究的主流。

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型曲线，是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一个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假说，现代收入分配理论几乎就是围绕着对这一假说的验证展开的，对其肯定或怀疑甚至否定的争论一直绵延至今。但大多数实证研究表明，库兹涅茨理论假说的一般性意义值得推敲。如菲尔兹的相关研究发现，20世纪70年代一批新兴工业国家在其发展历程中，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非但没有恶化反而得到了改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相关研究得出的更多结论是：在不平等与增长之间不存在一种简单的关系。例如，（Deininger和Squire，1998）一项对49个国家的研究发现，在40个国家（占样本国家的80%以上）中不平等与增长之间不存在统计关系。在剩下的9个国家中，有4个国家显示了U型关系，只有5个国家显示了“倒U型”关系。

1.4 当代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与分配关系研究的新视角

（1）由人力资本与教育决定的收入分配模型

Galor和Tsidon（1996）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引入内生的技术进步变量，证实了库兹涅茨假说的存在。他们的基本模型是：产出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函数，生产率是人力资本的函数。

（2）初始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Alberto等人（1994）利用“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研究1960—1985年不同国家的收入分配对增长造成的影响，其计量分析结果是，收入不平等和随后的增长是负相关关系。这项研究进一步指出，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且经历了土地改革的国家，在土地所有权方面减少了不平等，这些国家应该比没有经历土地改革的国家有更高的增长。这一结论也得到了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战后高速经济增长事实的支持。

（3）收入分配对后续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20世纪90年代，无论是规范的研究模型还是实证分析的模型，得出的共识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是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而是通过影响投资和需求来影响最终的经济增长。

阿利斯纳（1994）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收入分配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变量，讨论了收入分配不公对随后的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由于收入分配过度不平等增加了政策的不确定性，威胁到产权安全，从而影响到投资，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巴洛（1999）利用跨国的平行数据考察了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率和投资率的关系，发现高的收入不平等在贫穷的国家会阻碍经济增长，而在富裕的国家会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在较穷的国家实行收入均等化政策是有利于增长的。

2 收入分配国内理论述评

2.1 市场化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从理论框架看来，生产要素是收入分配格局形成的根本原因，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多。其中，李实、赵人伟和张平（1999）分析了中国由于人力资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而形成的专业技术人员与一般工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边燕杰和张展新（2002）认为，伴随着市场化，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都在增值，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张世伟、赵亮和樊立庄（2007）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会抑制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发挥积极的作用。

2.2 体制变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从经济转型中的制度变革这一角度来研究国内的收入差距问题成为热点，大多数文章认为我国当前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与制度转型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不规范制度和行为有很大关系。李实、赵人伟和张平（1999）在研究中发现企业内部分配体制的改变引起职工之间收入差距的上升。李建立（2001）认为，导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因素包括税收制度不合理、公共产品分配不公和行政性垄断。卢嘉瑞（2002）认为要消除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需要加大反腐力度。莽景石（2006）借鉴日本的经验，认为日本在完成了由后发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变的同时，最终也完成了收入分配由不平等向平等转变，其中宪政转轨起了决定性作用。

2.3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李实、赵人伟等人（1999）对省内收入差距与实际收入水平关系的几种函数进行了经验估计，结果没有从经验分析上支撑库兹涅茨假说。周文兴（2002）运用非经典时间序列方法，得出结论：中国经济增长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存在同积关系；在短期关系中，体制变迁与政策对收入不平等影响非常大，但不同时期影响的方向不一致；在长期关系中，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王亚芬（2007）采用Granger方法对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结论为：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两者相互促进。

2.4 经济结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陈宗胜在最初（1991）的模型中主要讨论的是经济发展因素对收入差别的影响，以后又补充了体制改革对收入差别的影响，并提出了颇具影响的“公有制阶梯形倒U曲线变异”理论。在公有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分配差别较小。当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进入较快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也相应地转为中下收入水平。两部门间的差别扩大，人口转移的速度加快，劳动差别随着社会文化教育水平分布差别扩大和白领阶层的出现而扩大，从而导致收入差别相应扩大。郑玉华（2005）认为中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滞后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作用既有扩大效应，又有一定的抑制效应，但总的影响是加大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李楠（2007）从所有制结构的演变对收入差距进行了分析。

2.5 政府政策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

赵人伟、李实（1999）认为中国农村内部的税收再分配政策基本是无效的，而且成为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因素。朱国才（2007）的研究证明我国政府转移性支付政策存在问题，背离了减少收入差距的政策初衷，进一步拉大了整体收入差距。薛敏、陈书伟（2007）认为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的变化是收入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

2.6 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的影响

经济发展方面，章宏友（2001）提到收入分配的不公严重地挫伤了职工群众的劳动热情和工作积极性，直接影响到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并会产生攀比效应，滥发奖金和实物，危及社会的有效供给。姚先国（2007）指出我国经济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的转变中，收入分配结构应随之发生变动。武小欣（2007）提出收入差距扩大一是破坏了我国 GDP 支出结构的比例关系，导致我国最终消费需求在 GDP 支出中的比例持续下降；二是影响国内需求的有效增长，阻碍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王亚芬.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7（6）.

[2]郑玉华.地区市场化水平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效应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5（7）.

[3]李楠.中国所有制结构演变对收入的影响[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9）.

[4]朱国才.转移支付缩小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7（3）.

[5]薛敏，陈书伟.转型时期收入分配的政策选择探悉[J].法治与经济，2007（10）.

[6]姚先国.中国收入分配结构变动及其对经济增长的约束[J].重庆大学学报，2007（2）.

[7]武小欣.我国宏观收入分配结构变化对宏观经济均衡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5）.

作者：刘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