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论文

摘要:社会保障是基本的民生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程。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论文 篇1：

制度变迁理论对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启示

[摘要]文章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从制度变迁的诱因、潜在利润或预期收益、制度变迁的成本和路径依赖等几方面，对我国农村保障制度的改革进行了分析，得出对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动因是制度供给与需求之间出现了非均衡、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路径依赖”阻碍了制度的变迁进程等结论。文章最后给出加快我国农村保障制度改革的对策建议：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确立社会公平的建制理念、合理界定政府责任等。

[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路径依赖

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农村社会运行的稳定机制发生作用，起初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但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这一制度处于生生不息的变化之中。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探索，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社会救助等主要保障项目上都进行了改革的尝试，形成了“土地保障+国家和社区扶助+现代社会保障试点”模式。2004年3月，“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被写入宪法，社保覆盖面快速铺开。到2007年，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农民超过5400万人，积累基金超过400亿元人民币；已有3451.9万农村居民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范围已扩大到全国86％的县，参合农民达到7.3亿人。但是，从整体上看，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完善，或者说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总体看来并没有一个较为成型的制度，而且在有关政策制定和理念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目前，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进行着制度的变迁，所以，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其变革进程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

在传统的经济学中，制度被视为外生的变量，排除于研究视野之外，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家研究了制度的变迁及其对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为了分析不同的经济现象，制度经济学家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建立了不同的理论假设和模型，尤其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纳斯·诺思，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研究中去，重新论证了包括产权在内的制度的作用，极大地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诺思制度变迁模型的基本假定是：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所谓“潜在利润”就是“外部利润”，是一种在已有的制度安排结构中主体无法获取的利润。这种新的制度安排的目的就在于使显露在现存的制度安排结构之外的利润内部化，以求达到帕累托最佳状态。

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必须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调整。制度这种资源或者公共品是稀缺的，当制度的供给与制度的需求达到均衡时，制度是稳定的。当现有制度供给不能满足制度的需求时，就出现了制度供给不足，就要实行制度变迁，这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当制度失衡时，制度变迁的过程是由历史决定的制度结构中的一种制度安排的变迁开始的，然后逐渐延伸到其他安排。制度变迁因而取决于现存的结构，称为“路径依赖”。

新制度经济学根据制度变迁中制度主体的差异将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其中，以“初级行为团体”自发行动为特征的制度变迁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而以国家的自觉行动和强制性推进为特征的制度变迁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

二、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动因分析

从制度需求方面看，首先，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以及农民收入的提高，不仅增强了农民家庭自救和群众互救的能力，而且还为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造就日益雄厚的经济基础，带来了发展机遇，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物质条件；其次，我国目前处于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这一过程使农业作为传统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降低，原先农民赖以作为保障的土地资源能提供的价值逐年降低，土地保障功能急剧弱化；第三，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家庭成为生产经营的主体，自然也就是生活保障的主体，农民不仅直接面临着自然灾害所带来的风险，而且还要承担经济中生产经营失败所造成的市场经济的风险。

从制度供给方面看，农村社会经济体制变革也给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事业发展带来了冲击和挑战。首先，人民公社组织体制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组织的解体，使许多地区的集体公共积累明显减少，导致了农村原来依托集体经济发展起来的各项社会保障与福利事业不得不改换形式或进行创新。其次，作为一种曾经发挥过社会保障制度功能的集体经济分配方式在农民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愈来愈小，其所发挥的潜在社会保障功能在新形势下日趋减弱。具体表现在：一是由于集体公益金积累减少，使得合作医疗制度的资金来源受到很大影响，加上政府没有及时给予引导和支持，到1985年实行合作医疗的行政村由过去的95％下降到50％。二是五保户供养制度也因失去了集体经济的支撑而难以为继。三是社会救济资金在集体组织功能弱化的状态下难以满足救助对象。而农民的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直至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开始试点工作。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就处于旧制度瓦解、新制度尚未建立的状态之中，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严重缺失。

由此看来，制度供给与需求之间出现了非均衡状态，因此，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创新势在必行。

三、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方式

新制度经济学家为了更好地揭示制度变迁的规律，于是根据制度变迁主体的不同，将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前者主要以经济上的成本收益比较为其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的出发点，并以超过制度变迁成本的最大收益为目标函数；后者既考虑经济收益(即产出最大化)，又考虑非经济收益(当权者的最大稳定和政党利益的最大化等，制度经济学中将此称为“政府的租金最大化”)。在这种由国家作为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主体而进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只有当产出最大化与租金最大化的综合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制度变迁才会发生。

(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具有诱致性变迁的特点

谈判成本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重要制约因素，诱致性变迁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个别创新者对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的比较。现阶段，我国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是在利润的诱导下进行的一项制度创新，它具有诱致性变迁的特点。

1 自发性。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

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险功能削弱，“子承父业”、“养儿防老”这一传统的观念随着以社会分工为特征的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而打破，家庭结构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代与代之间的独立性增强，农村4-2-1的家庭结构占很大比重，子女的负担很重，需要建立一种机制去更好地解决农村居民老龄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于是，农民就有了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制这一制度的需求，期望通过加入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来处理传统家庭保障解决不了的问题。

2　盈利性。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运行和维护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主要包括推行成本和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成本等。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收益主要体现在社会受益，包括缩小收入差距、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和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只有当加入这一体制的收益大于制度创新成本时，农民才会加入。

3　渐进性。农民群众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要想每一户农民都接受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说，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产生具有诱致性变迁的特点。一般而言，制度创新的主体有三种，就是个人、团体和政府，分别由他们来实现制度创新的三个层次。目前作为创新主体的大部分农民并不具有创新的能力和资格。由于农民的意识相对滞后，生活经历不同，知识储备不同，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认识不足，即使有少数人预期到这一制度变迁的潜在利润，但由于农民这一利益集团人数众多，谈判成本过高，且容易产生“搭便车”行为，绝大多数人依然很难达成共识并采取集体行动，从而达到团队层次的制度创新。所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不能单纯依靠诱致性制度变迁，还需要政府的强制性变迁的引导才能最终实现。

(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需要强制性变迁的引导

从政府这一层次的制度创新来看，其预期的制度创新收益也必须大于预期成本。

1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革的潜在收益分析。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的利益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有利于促进农村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由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事业滞后而造成的农村老龄人口养老问题、农民因病致贫问题、农民工问题、失地农民问题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只有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逐步建立健全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才能消除不合理的城乡保障差距，才能为农民的基本生存提供必要保障，最终建立起公平、公正、平等以及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第二，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严重缺失，因而，农民仍然将土地视为“命根子”，土地的最低生活保障功能就显得格外重要。这种土地保障形态农业使我国农业无法摆脱一家一户小规模经营的状态。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更有效率的、适度规模的土地集约经营不能实现，农业的发展也就无法获得从经营体制上再次突破的动力。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让那些愿意经商或务工的农民没有后顾之忧地自愿退出其耕种的土地，全身心地投入到其它事业中去，从而逐步实现土地的集约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

2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革的成本分析。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过程必然包含几种成本，新制度的产生必然要受到制度供给约束条件的限制，这些约束条件就构成了新制度产生的边际转换成本。这个制度创新成本包括：组织实施新制度的费用、消除制度变革阻力的费用和社会保障支出费用。建立合作组织过程中需要花费因不确定性造成的随机成本、联结分散农户加入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组织成本、开展业务的成本、与旧体制的摩擦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政府可以通过较高的中央集权和较强的公信力来努力降低这些制度成本。

从以上分析来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革的社会收益要大于其成本，所以，政府有动力完善其制度供给，加快制度变迁的速度。

四、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路径分析

(一)变迁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是指一个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偶然性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取代。也就是说，制度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是敏感依赖于初始条件的。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人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一路径产生依赖。正是因为路径依赖的存在，一旦一个社会选择了某种制度，无论它是否有效率，都很难从这种制度中摆脱出来。正如诺思所说：“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计划经济时期，城镇居民有较好和较全面的社会保障体制的保护。在农村，社会保险与福利制度对大部分农民来说基本是一个空白，除部分“光荣的人”和“困难的人”享受一些救灾救济、五保供养和社会优抚之外，再就是褒贬不一的合作医疗了，而这些项目又主要依赖于农村集体经济的支持，水平有限，农民生老病死等风险引起的损失基本上由家庭本身来承担。这种由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路径依赖”严重阻碍了制度的变迁进程。

(二)路径依赖的突破

经济体制改革后，我国综合国力的逐步增强和工业化发展进人中期阶段，以农养工的历史使命基本结束。农村经济发展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奠定了日益雄厚的经济基础，而向市场经济转轨则把农民的生产生活置于市场和自然灾害的双重风险之下，农民对社会保障的需求日趋强烈。这种制度环境决定了本次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变迁，尽管有政府制度供给主导型的特点，但很大程度上还是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因为许多传统保障项目的变迁和现代保障项目的建立首先起源于地方上的变通作法或试点，待它们产生效果后，再向各地推广并颁布全国性法律法规。社会救济制度中的定期定量救济和困难补助费乡镇统筹、五保供养制度是如此，优抚安置制度改革和恢复合作医疗保健制度是如此，输血式扶贫模式向开发式扶贫模式转变是如此，具有现代性质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项目、最低生活保障项目更是如此。对此，借用诺思的制度变迁模型——“滞后供给”模型(即制度供给中存在着时滞)可作进一步解释，就是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变迁是渐进式的。无论是新制度的试点，还是新规则的确立，人们更多地是在“边干边学”，是人们不断地“试错”、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学习的结果；反过来，有效的制度又鼓励人们不断学习，进一步创建新的规则和制度。纵观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可以看出，我国在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采取了渐进中带有反复和试点先行的路径依赖的突破方式。

五、加快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对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事业获得了较快发展，制度建设也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迈出了重要一

步，但是，与城镇相比，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是很落后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化程度低。农村社会保障依然停留在政府、集体或社区的救济和救助的低层次上。二是非制度性。农村传统的社会保障项目大多不是建立在正式的制度基础上，而具有现代化的社会保障项目仅在小范围进行试点并未形成稳定而规范的制度。三是保障模式改造相对滞后。我国农村经济转换和社会变迁进程加快，尤其是工业化、城市化程度得到快速提升，而农村社会保障模式远远满足不了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以致出现了社会保障与转轨中的经济发展不合拍。所以，找出影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原因，加快其变迁的进程已迫在眉睫。

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很多，一般可以分为三类：即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在制度变迁的不同阶段，三种因素会同时发生作用，但作用大小不同。一般说来，在制度变迁的酝酿阶段，经济因素处于中心地位；在选择变革的目标和方向时，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比较明显；而在改革的实施过程中，政治因素相对更为重要。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中，经济因素对制度变迁成本影响较大，而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对制度变迁成本的影响较大。根据这三方面的因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给出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对策建议。

(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为制度变迁提供物质保障

经济发展是社会保障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水平愈高，可供再分配的财富份额的调剂度就愈大，社会保障的良性运行就愈有保证。因此，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关键。这一点从农村社会保障实施比较好的广东、上海、浙江等地区得到验证。为此，国家应着力从三个方面做起。一是要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调整农村产业经济结构，大力发展有特色的农村产业，增强农民的缴费能力和集体补贴能力；二是采取各种灵活的税收政策，对加入社保的农民给予税收减免的优惠，同时加快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开创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筹集的新渠道；三是完善现行农村土地制度，有效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

(二)确立社会公平的建制理念，加快社会保障意识的变迁

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中既有约束作用，又有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某些既得利益阶层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必然试图维护现有制度，进而对制度变迁持反对态度。因此，只有在正确的建制理念引导下，一项制度才不至于偏离社会公正。计划经济阶段，农民阶层没有得到社会保障制度庇护被认为理所当然，这种观念意识成为原有制度框架难以打破的强大的理念束缚。要冲破这种束缚，需要做到以下几点。其一，无论是农民还是市民，他们需要确立的是“公民意识”而不是“农民意识”、“市民意识”。社会保障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决非城镇居民所独享的专利。其二，公民就社会保障中权利和义务角度而言，不仅仅意味着享受一定的权利，同时意味着承担相应的义务。其三，当原有制度安排使权利与义务发生倾斜时，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实现制度变迁，对原有制度框架进行调整。因此，必须更新观念，以养老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不能仅仅被当作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配套措施，而是一项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共享人类文明的基本社会制度，制度变迁的价值纬度是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三)合理界定政府责任，坚持政府主导的发展趋势

由于农村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资格缺位，应发挥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主导作用，以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为主。所以，政府必须承担三项责任。一是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机制，通过立法工作和程序，把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纳入法制的轨道，强制农民参加农村社会保障，使农民从自愿投保到强制性缴费的转变。二是建立多渠道筹集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机制，采取多渠道筹集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办法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一般而言，社会保障资金来源有国家各级财政按比例提取、村集体和企业收入中按比例提取和个人收入中交纳的部分。三是健全农村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优先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建立灵活多样的养老保险制度。在确保基金安全性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基金的使用效益，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大力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政府应该给予资助，发挥资金利益导向作用，激发农民参与农村社会保障的积极性。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经过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的共同作用，农村社会保障正在由低级向高级、由家庭保障向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并且基本具备了诱致性变迁因素。只要政府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适时地制定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相关策略、步骤和方法，具备了强制性变迁因素，也就实现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性突破。

作者：王　能

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论文 篇2：

浅析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对策研究

摘要:社会保障是基本的民生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程。本文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针对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存在的城乡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流动性差、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混乱等问题,提出建立与完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坚持统筹规划,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协调发展、建立社会保障资金保值增值的机制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立法

一、我国社会保障体制问题现状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历来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自上世纪50年代初社会保障制度的初步确立至今,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历经了多个阶段并逐渐纳入一个良性轨道。但这并不等于已经建立了一个彻底完善的制度。基于中国基本国情,完善社会保障还需要解决许多问题。

(一)城乡、地区间的社会保障差距大

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规定还不够完善,目前只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集体企业职工规定了专门的社会保障制度,一些私人企业和乡镇企业职工以及农村居民还仍以家庭保障为主,还不能完全享受到社会福利。

从横向环境看,地区之间的社会保障水平也有明显的差距。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社会统筹、企业负担与个人储蓄相结合的保障制度,国家提供给社会成员的保障还有一定的限制。东部沿海城市的经济比内陆城市的经济发达,这也决定了两地的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国家只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实行社会保障制度,且发达城市之间的保障制度又有所不同,总体上缺乏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二)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缺失

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农民工纷纷涌入城市,谋求新的生路,但他们始终都没有被城市接纳,并且处在似农非农,似工非工的尴尬境地,同时也是社会保障的边缘体。我国颁布实施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中有明确规定,只有拥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其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人均收入的最低水平的,就能获得社会的最低生活水平保障。这一点恰恰证明了社会保障制度只针对城市中收入低的城市居民,而不是针对农民工,他们是社会保障的负担也是社会保障的漏洞。

(三)社会保障管理理念不明确

我国的社会保障表面上是以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但在实际上还是保持现金支付的模式,存在着养老责任后移的情况。目前,我国社会已经提前进入老龄化,直接影响到当代和后代人的缴费和受益水平。主要原因还在于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管理理念不够先进,没有把社会保障放到长期预算管理中去,使当代和未来的社会保障不明确,社会保险在支付标准评价上没有认真考虑到社会成员的预期收入和预期寿命等情况,使应当履行的社会保障责任和收益效果产生矛盾,从而深化了社会保障和收益水平之间的不平等问题。

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对策

(一)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因素

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不能仅从经济的或政治的或社会的层面去考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纵观世界,可以发现,任何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几乎都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社会保险制度不是最早出现在发达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而是出现在较为薄弱的德意志?为什么在一些福利国家陷入重重困境的同时,亦还有澳大利亚、丹麦等国家却在继续强化并保持着福利国家模式的健康发展?为什么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大国,却还有4000万人口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而中国却在计划经济时代建立了惠及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为什么许多西方国家学者或国际组织在建议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采用智利模式的同时,却根本不可能在其本国实施这种完全由个人负责的制度?等等。对此,唯一的解释便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确定乃至修订,均要接受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乃至历史文化、伦理道德的影响,依赖单一因素所做出的决策通常不会是最优决策,大多将注定要遭遇失败的命运。清楚地认识这一点,对处于渐进改革、综合转型时期的我国而言,更是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在我国社会保障改革事业进程中,就必然需要综合考虑多元因素的影响,并在推进中确保求稳、求妥、不留后遗症。

(二)坚持在现行框架下推进改革的基本取向

首先,社会保障的直接功能是解除国民的后顾之忧,这种制度自产生发展至今就是建立在政府信用、连续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必须承认,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自改革以来已经遇到了信誉危机,这种信誉危机起因于社会保障网的残缺、改革政策的不稳定性、社会保障待遇的无法全部兑现,以及过分强调个人负责的舆论渲染;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居民对政府信用的怀疑和对自己未来生活的信心不足,而维护社会保障的信誉、政府的信用和重振国民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均需要保持改革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

其次,社会保障改革以来所确立的基本原则与方针,既考虑了国家、企业与个人的责任分担,又较好地兼顾了公平与效率,从而是值得肯定的,新制度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并非新制度自身造成,而是历史因素及其他现实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因此,当前应当讨论并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如何消化历史包袱,改善制约新制度生存与发展的现实条件,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完善资本市场等等,而不是放弃正在改革中得到确立的新制度框架。

再次,维护现有制度的基本框架,还是因为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我国既不可能重走由政府完全直接负责的现收现付制老路,也不可能走个人完全积累的极端激进型道路,而中间道路却是一种比较理性的选择。因此,我坚持认为下一步改革的深化应当在现有基本框架下进行,但现有框架仍然需要完善。[1]

(三)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

需要树立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与建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矫正“市场失灵”、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它受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在我国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制约,但自身却必须是公平优先,在此基础上兼顾效率(这里的效率是指社会保障自身的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是“平均主义”与“大锅饭”盛行,需要矫枉过正;那么,经过20年来的发展,情况又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收入分配不公已成新的社会问题。因此,我们既不能为了公平而放弃效率,也不能对贫富差距扩大化问题视而不见;社会保障改革应当有利于保护低收入阶层的利益,改革的推进不能将职工对改革的热情变成对改革的憎恨。针对目前的现状,我认为提高社会保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是完全必要的,它很自然地应当包括开辟社会保障新的筹资渠道、尽快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广覆盖、适度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社会统筹中的份额、建立完整的对贫困居民的社会救助政策等。

(四)坚持渐进改革的基本方式

在确定政府主导、责任共担、水平适度、监控有力的基本思路的同时,坚持渐进改革。基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综合影响,在我国社会保障改革和制度建设中,既要避免构成政府的沉重负担,也不能对家庭或个人构成巨大压力,在整个社会并未像前苏联、东欧国家及智利等发生剧变的条件下,社会保障改革不能走向极端也不可能走向极端。理性的思路就是要建立一种政府主导、责任共担、水平适度、有效监控的新型制度;理性的策略则是不能急于求成,而是同样需要渐进式地推进。例如,计划经济几十年造成的中老年职工养老金欠帐,就绝对不是现在一代人或一届政府可以偿还的,任何寄希望于一代人或一届政府完成这样巨大的还帐任务,不论采用何种手段,都是不现实的,也是注定行不通的。因此,采取自然过渡的方式来消化历史欠帐,促进新制度的最终确立,或许是一条最适合中国现实国情的选择;即国家只保证做实已经进入新的养老保险制度的人的个人帐户,而对此前的欠帐仍然采取现收现付方式,其结果必然是进入新制度中的人越来越多,而完全现收现付者自然减少,只不过需要的时间可能长一些,但偿还历史巨额债务却不会构成现时的巨大压力,我们仍然会沿着改革中确定的既有目标前进。

(五)采取多元结合的改革措施

在改革策略上宜采取多层次与多元化相结合、官民结合、统放结合、强制性制度安排与发挥市场及家庭或个人作用相结合。我始终认为这是我国社会保障改革中应当尽快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的采取将能够解决很多现实问题。例如,强调多层次与多元化相结合,并将多元制度安排作为必要的过渡,将能够解决不同群体对社会保障的不同需求,从而既能够减少改革的阻力与即期成本,又不会扭曲迈向改革目标的路径,因为至少在现阶段,我国还不具备建立一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客观条件;强调官与民相结合,是基于责任共担的改革方向,充分调动民间的、社会的力量,如在企事业单位自愿基础上建立补充保险制度,大力发展慈善机构及其他非营利性组织并对慈善事业给予直接的税收优惠等,均可以不断壮大民间力量,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强调统与放相结合,就是要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事权进行明确划分,实现中央统一决策与分级负责相结合,最好是在人大立法中对此予以明确,在层次上应当实行社会保障的基本原则由立法规范,中央则统一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军人社会保障制度及重大灾害的救济等少数社会保障项目,其他社会保障项目则应当下放,由地方政府充当直接责任主体,职责划分明确、中央与地方协调推进,将使社会保障改革进展顺利。强调强制性制度安排与发挥市场及家庭或个人作用相结合,是在不损害受保障群体的利益的条件下,对能够由市场替代的尽量由市场提供,可以由家庭提供的应当鼓励并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家庭提供(如老年人的家庭扶养问题等)。在此,尤其需要始终维护家庭保障的基础作用,如哺幼养老既是我国传统伦常所要求的基本道德,更是我国《婚姻法》、《继承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多部现行法律所明确规范的,因此,国家在考虑社会保障制度安排时应当与这些法律相衔接,并促使获得双重效果。[2]

参考文献

[1]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议[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6).

[2]曹艳春.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和谐发展国际研讨会综述[J].国际学术动态,2007,(5).

[责任编辑:王建武]

作者：柏汇崧,杨 涛,张 勇

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论文 篇3：

促进并保持内需稳定增长的思路与建议

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出口导向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将面临持续挑战。扩大内需不仅是短期应急性措施，也是保持国内经济持续发展的战略性措施。

扩大内需不仅是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短期应急措施，也是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要。从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由于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和世界经济有可能因此而陷入低迷，我国出口导向模式及由此形成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动力模式将面临挑战。因此，危机调整期以至未来我国经济必须逐步转向依靠内需的发展模式。扩大内需既是进一步提高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和贡献、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过程，也是投资和消费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构调整过程。因此，在近期扩大内需要投资与消费并举，着力扩大政府的公共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和民生设施投资，同时稳步推动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的住行消费。在中长期则应重点扩大消费需求，推动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同时扩大技术进步和设备更新投资，优化投资结构。为了促进内需稳步扩大，一方面要配合产能调整和结构调整，加大设备更新和研究开发投资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加快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投资结构优化、扩大消费需求、推动消费升级的体制机制。

一、扩大投资需求、优化投资结构

扩大投资需求既是近中期扩大内需的重点。也是中长期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由于外需的下降，短期内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只能是扩大公共投资。中长期来看，与结构调整相关的设备更新投资是复苏后中期发展的决定力量，应该是中长期扩大投资需求的重点。

从投资结构来看，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在内的建筑安装比例逐步下降，而设备更新投资以及研究开发和品牌建设等比例逐步提高，既是长期趋势，也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随着新的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终结，全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将告一个阶段。从发展趋势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逐步降低，投资与消费的相对关系将逐步发生根本性变化。与此同时，配合我国的结构调整尤其是产能调整，投资需求结构将发生一定的变化，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建筑安装投资等比例有所下降，与产能调整和结构升级相关的设备投资比例将逐步上升。其中，与结构调整相关的产能调整和设备更新投资将既是我国中长周期新的发展动力所在，也与我国出口结构调整升级和消费升级的密切相关，是我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

从投资行业结构来看，制造业、房地产、物流及水电煤气等是我国近年来投资的热点。除制造业服务外需的比重比较大之外，房地产、物流及水电煤气等同时服务内外需。应该是近中期扩大投资需求的主要着力点和重点，主要服务内需的房地产业应该成为近中期扩大投资的重点。长期来看，适应投资重心向设备投资和研究开发投资的转变，应该将制造业、信息产业、科技、环境以及社会事业与公共管理等作为投资重点。

(一)各级财政要加大对技术改造，研究开放等直接投资和支持的力度

积极财政政策在目前保增长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情况下，及时将政策支持重点转移到调结构方面来，更加注重推进结构调整，更加注重加快自主创新，更加注重加强节能环保。要加大与产能调整密切相关的设备投资的支持，加大对技术创新的直接支出和投资补贴，加大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和补贴，加大社会事业和公共管理投资。

(二)进一步深化税收体制改革，引导企业增加技术改造投资

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和设备革新投资十分必要。我国增值税转型改革基本达到预期效果，对促进企业技术改造、设备革新产生了初步的积极作用。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进一步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要在增值税转型的基础上改革营业税，将营业税并入增值税，促进各类企业增加研究开发和技术改造投资。

(三)继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增强地方财政能力，抑制地方政府主导的重复建设

要逐步减少地方政府的增殖税分享比例，减弱地方政府通过上项目获得收入的动机。同时，提高地方政府在分税制中的分配比例，弱化地方政府重视大上项目、忽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忽视研究开发投资的倾向。

(四)大力发展创业投资，促进创新创业和技术创新

包括创业投资在内的股权投资基金对技术创新等相关投资具有十分主要的意义，发展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基金对促进设备更新投资、研究开发投资、优化投资结构十分重要。要加大各级政府对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基金的支持力度，省市和有条件的地市级政府要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政府创业资本，同时通过税收优惠、投资补贴等支持创业投资发展，并以此推动设备投资和研究开发等投资。

(五)发展购并重姐等股权投赉基金、推动产能调整和结构优化

购并重组等股权对消化过剩产能、推动结构调整十分重要。要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后结构调整的机遇，及时出台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尤其要发展购并重组基金，推动产能调整和设备更新投资。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的并购贷款管理方法，支持企业兼并重组。

二、逐步扩大消费需求，推动城乡消费升级

长期来看，扩大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人均收入3000美元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国民消费水平将逐步提高，消费需求将持续保持稳步上升趋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显著。

从我国现阶段消费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城镇居民在完成了从衣食消费向住行消费的过渡之后，正处在住行消费的推广阶段，加速推进住房、汽车等消费，同时完成家电消费的升级换代。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已经提高到了城镇居民1990年代中期的水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城镇发展的家电和通讯消费革命将在农村以略为缓慢的速度推进。在完成基本新农村建设的住宅建设高潮之后，农村地区将迎来家电消费的普及和电脑等通讯产品的推广热潮。因此，进一步促进城乡居民增加消费，必须在稳定现有消费需求的同时，促进消费热点回升，同时要逐步拓展消费空间，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带动城乡居民消费升级。

近期扩大消费需求的主要任务是稳定城镇的住房、汽车、通讯、旅游等热点消费，同时推广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家电等消费、推动城乡低收入家庭消费升级。从中长期来看，要在稳定城镇居民住行等消费、进一步拓展旅游、休闲、健身等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同时，通过“电脑下乡”推动农村的电脑等信息产品消费、厨房革命和汽车消费等发展型消费，带动城镇居民消费升级。

促进并保持城乡居民增加消费，要按照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先易后难、分

步推进的原则设计政策组合、从稳定消费预期、提高消费能力、降低消费成本、改善消费环境等方面入手构建有利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

(一)深化社会保障、卫生、教育体制改革，稳定消费预期

1、加快推进个人基本养老保险的跨地区转移接续

在逐步实现基本养老保险覆盖到城镇各类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和农民工的基础上，加快推进个人基本养老保险的跨地区转移接续，重点解决以农民工为主体的跨地区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障问题。

2、继续推进城镇基本医疗制度的全覆盖，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和体系

鼓励省级地方政府继续推进城镇基本医疗制度的全覆盖，减轻居民医疗支出负担；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养老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增加对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的支持；鼓励经济发达地区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3、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解除居民后顾之忧

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建立基本医疗保障机制和公共卫生体制。健全完善农村医疗体制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4、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大财政教育支出，减轻家庭预期教育支出压力

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体制，逐步建立以省级统筹为主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将义务教育年限提高到12年。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大幅度增加国家奖学金，改革完善助学贷款机制，鼓励企业设立针对贫困家庭的助学基金。

(二)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增强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

完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和消费能力，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短期任务是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着力缩小居民内部收入差距。长期任务是建立合理的工资与经济同比增长机制，通过深化所有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加居民的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提高居民在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比例。

1、规范企业收入，稳定政府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比重

建立合理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保障国家资源所有权收益(调整政府和企业收入分配，为提高居民收入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国有资本红利上缴财政的制度，推动降低居民社保缴费负担。(调整企业和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配关系，以增加居民总收入尤其是当前可支配收入)；适度降低宏观税负，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增加可支配收入)。

2、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缩小居民内部收入差距

要改革完善个人所得税制，调节居民收入水平。要开征遗产赠与税和新型房产税，调节高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研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促进高收入群体财富向现实消费能力转化。开征新型房产税，调节高收入可支配收入。要调整消费税征税范围，取消部分高档商品消费税，并下调部分国产奢侈品的消费税。同时，提高进口奢侈品消费税，鼓励并引导中高收入群体增加对国产名牌、高档产品的消费。四要加大对低收入者转移支付力度，提高低收入者可支配收入。

3、优化居民收入结构、提高居民部门的财产性收入

要大力发展非公经济，提高居民经营性收入。要加强资本市场监管、改善上市公司治理，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贡献和劳动收入。

4、健全收入分配管理体制、建立工资与经济同步增长机制

(三)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建设，改善消费环境

1、完善消费信用体系，稳步发展消费信贷

要在总结我国近年来消费信贷的实践经验，汲取美国消费信贷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稳步发展消费信贷。要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个人信用记录制度，促进城乡信贷消费。

2、政府投资建设停车场、降低停车场(位)收费标准

结合城市改造科学规划停车场，加快投资改建、扩建停车场(位)，着力解决停车难问题，为汽车消费提供良好的消费环境；同时，降低停车场(位)收费标准，降低汽车消费的成本。

3、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市场流通体系，促进农村消费升级

结合新农村建设，加快推进农村自来水、电气化、路网化，消除落后地区特别是山区由于电力供应不足、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等对家电和电子产品消费的障碍，为家电和电子产品大规模、低成本进入农村居民家庭创造条件。同时要加强农村商贸流通和消费市场体系建设。扎实搞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在连锁商业下乡试点的基础上，通过降低营业税，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商业网点连锁经营、农资物流配送等项目的支持力度，引导鼓励城市大型商贸流通企业经营网络向农村延伸，降低农村市场流通成本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成本。

(四)深化价格和收费制度改革、降低居民消费成本

1、改革土地出让制度，促进房价科学化、合理化

公平的房价是住房消费的基础。从实现经济平稳增长、满足合理住房需求和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角度看，有效降低房价和激活房地产市场的有效需求是稳定并扩大住房消费的重点。建议地方政府应该以当地房地产企业的实际建房成本为依据，按照本地区其它行业的平均利润水平确定房地产企业的合理利润率，并结合当地物价水平及工资收入标准，为不同档次、不同地段的商品房制定指导价格。

2、加大政府对农村和城市低收入者的消费补贴

在扩大“家电下乡”实行地区和产品种类等“扩面”的基础上，推动从家电产品下乡到电子产品下乡的转变，促进农村消费升级，消化过剩产能。同时，进一步加大对电脑等具有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双重作用的消费的补贴，推进城市低收入家庭“家电普及活动”。

3、深化垄断行业改革、降低通讯资费标准、促进通讯消费

降低通讯服务价格与收费，稳定城市通讯消费、扩大乡村通讯消费。要继续深化电信体制改革，加快完善垄断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定价机制，进一步降低通信类产品的价格。降低电话(移动、固定)资费和网络服务收费标准，有效降低居民的消费成本。

4、降低旅游、道路等收费、促进旅游、休闲等消费

要降低旅游消费的交通费用。鼓励航空公司加大飞机票价打折优惠的力度；推动实行火车票价淡季打折和提前购票优惠等促销措施；降低高速公路收费标准，加快推进二级公路收费站点撤销工作，降低自驾出游成本。要进一步清理、整顿旅游景点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大幅度降低旅游景点门票价格，降低居民旅游消费的成本。要进一步完善假日制度，调整休假结构，增加法定假日，减少公休假日；鼓励灵活安排休假时间，最大限度为居民旅游提供时间保证。

5、提高财政补贴标准，鼓励节能环保汽车消费

一定期限内(暂定一年)，对居民购买新能源等节能环保型汽车或更换节能型配件，按照价款的一定比例给予财政补贴，可参照“家电下乡”相关措施实施，由中央和省级财政负担。置

本栏目策划、编辑：苏小梅

作者：宋 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