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配体制经济学论文提纲

2022-11-15

论文题目：日本安倍经济学的财政政策研究

摘要：本文主要研究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的安倍经济学财政政策,包括以日本国债和财政扩张性金融政策为核心,财政政策的决策主体、决策过程及政治对国家财政政策产生的影响等,围绕发达国家经济崩溃时应如何应对、作出合理决策等提出对策建议。通过对日本安倍经济学的税收财政政策、政治、财政金融扩张政策的主体和决定过程等的研究,基于既有研究资料和数据,用先行研究和分析数据的方式,对发达国家经济崩溃时,应怎样合理制定国家税收政策提出建议。财政金融扩张政策曾在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日本政府在克服危机的过程中积极采用财政金融扩张政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国家的税收政策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手段,在诸多要素中财政政策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把握政策的动态变化和税收政策的决策机制是进一步了解安倍经济学政治政策的关键。日本的安倍政权为克服持续近20年的经济萧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本文着重考察政治和财政两个领域,特别是对税收政策进行了系统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安倍经济学将经济低迷的根源归结为通货紧缩,因此,安倍经济学为解决通货紧缩问题正实施积极的和大胆的金融政策,用财政扩张政策人为诱导通货膨胀。金融政策外,还同伴实施财政政策和增长战略,但主要还是以金融政策为核心。第二,安倍经济学的经济政策与其说是正常的经济政策,倒不如说说是在非常时期使用的类似于猛药性质的政策。安倍以高支持率为背景,发挥了强有力的领导能力,在摆脱通货紧缩问题上尽管有些牵强,但是仍在努力推进。第三,日本国债已超过GDP的200%,凸显了国家财政安全存在问题,但安倍经济学曾两次推迟提高消费税和日本银行买入国债等,采取了与国家财政安全背道而驰的政策,留下了很大的隐患。国债的不断增加,是日本经济最大风险之一。不论是中央政府的债务还是地方政府债务,是早晚要还的,这将会成为影响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分析国家债务持续增加的原因,结果发现人口结构老龄化、社会保障费用支出的增加是根源。社会保障费用支出从性质来看,无特殊情况就难以缩减,即一旦开始就要持续性支出,因此实施新的社会保障支出时要更加慎重做决定。日本的社会保障支出将会越来越高,日本应研究并探讨确保相当数量财源的方案。日本为了扩充社会保障支出的财源提出了提高消费税税率的方案,是在民主党执政时期提出了“社保税制改革”。在安倍政府时期已将消费税提高到了8%,按照约定还要将其提高至10%,虽然很多专家都表示赞成,政府也在积极推进,但是将消费税再提高2%将会导致内需萎缩进而出现经济倒退,因此一直拖延至今,虽然在2018年要提高至10%,但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要理解日本安倍政权下的安倍经济学,首先需要考察日本一直以来实施的政策并分析作出这些决定的过程。为此,按照经济发展阶段,考察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今天,日本税收财政政策的决定主体和政治情况以及各发展时期的特征。主要内容如下。第一,当有外部冲击就增加投入财政。尽管外部冲击是短期的,但当这个冲击带来结构性变化和长期经济增长率低迷时,必然造成财政的中长期恶化。之所以这种短期冲击带来中长期影响,是因为没能事先对产生的冲击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能否造成结构变化等做出判断基础上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多数情况下是对经济发展做出乐观预期。结果放弃财政收支平衡政策,而是采取赤字财政政策。第二,为实现财政安全,应在财政支出上进行严格的管控。若经济繁荣,税收就会增加,不作出特别的努力也可以维持财政收支的平衡。但是经济不可能一直繁荣,因此为了达成财政收支平衡乃至财政健全化,需要缩减不必要的支出。随着日本人口结构快速向老龄化转变,社会保障支出也在持续上升,这也是日本国债剧增的主要原因。第三,有必要在制度性决策过程中,将政治对决策的影响降到最低,为了保障财政健全化,需要对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进行正确的研究和预测。日本经济做出乐观的预测,在这个基础上实施的财政政策,累积了过度的国债。通过具体的、实证的分析,得出日本政治对财政政策的决策过程中产生很大影响力的结论。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长期由自民党执政,这种体制与《宪法》规定大有不同,实际上从做财政预算开始,处于优势地位的自民党,与财务省协协商决定国家财政的运营问题。第二,自民党比代表官僚机构的财务省主计局占有相对优势,因此,没能做出考虑整个国家经济的预算,而是不顾政党与政治家、官僚与利益集团的合作在整个经济发展中产生的影响,持续做出将各部门预算最大化的预算方案。在这种决策过程中,日本财政赤字越来越增加,公共投资效果不断下降。第三,日本通过政治改革和行政改革,将财政运行从很多政治家的干预型财政转变为内阁主导的运行体制,通过改革可能形成因主导内阁的总理不同,造就民众支持的财政运行模式,但因责权明晰,发生失误时政权更替可能性大。这与战后责任划分不清的财政运行相比,可以说是一种进步。按照周期,从长远的角度看日本的税收财政相关政策,可以分为从战后的财政均衡时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财税恶化时期、90年代的稳定期、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带来的财税恶化时期、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期的财税均衡期、21世纪第一个10年后期美国雷曼兄弟的冲击到现在为止的快速上升的国家负债增长率中可以看出总结出以下一个共同点。第一,在以20世纪70年代为起点的财税恶化和改善的中,曾有过通过严格控制税收支出改善财政的机会。但是由于人口变化,对福利相关支出需求增加,给改善财税政策带来了困难。尽管根据70年代福利国家宣言,福利支出增加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80年代末期以中国经济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大繁荣,使得即使税收增加也暂时使平衡财政成为可能。但是1990年以后人口变化带来的年薪及医疗费用的增加,导致财政支出结构改革更加困难,人口变化带来的影响最为明显的时期是90年代中后期,给财政带来急剧影响的时期是2000中后期,但是人口的影响从早在70年代后期就已开始出现。2000年末之后的财税恶化,主要是由社会保障费用支出增加导致的。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急剧增加受二战后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那一代人的影响较大,当他们过了75岁时可能会对国家财政带来更大的影响,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他们大多数都是拥有权力的人,所以社会保障费用的改革也比较困难,因此其改革推延至今。第二,虽然日本的财政赤字规模越来越大,但没能为实现经济的复苏做出贡献,其主要原因是在日本经济增长时期,政府疏忽了其决定和分配财税和国家预算的功能,将补助金和公共事业的决定权交给了政治家手中。因此,财税并没有很好地运用到整个经济当中,而是挪用到了地区和特定企业或利益团体,可以说财政运用是非常散漫的。在公共事业和补助金等的分配过程中日本政治也发生了腐败现象,进而导致经济情况更加糟糕。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活动停滞现象仍在持续,安倍内阁将日本经济存在问题的原因归结为通货紧缩,即认为在货币现象上出现了问题。于是试图通过增加通货量来摆脱通货紧缩,实施以金融政策为中心的积极政策。但是安倍经济学是一般政策无法承担的、只有在非常时期才被合理化的、过多使用罕见财政金融措施的短期“猛药”型政策。也许“猛药”型政策能获得短期成效,但难以长期使用。它所带来的弊端已经显露了出来。因此,有必要向长期的“结构改革型”转变。2013年日本银行总裁黑田为了将消费者物价指数提高至2%,决定将日本的通货量增加2倍,并按照公约提高了2倍以上。但是消费者物价指数至今都完全没有改善。因此,经济增长不能成为唯一的指标。并从目前的就业形势来看,虽然非正式员工的比率正在上升,但是有效招工竞争率超过1.0,雇佣市场仍处于非常时期。虽然泡沫经济后,目前的失业率降低到了最低水平,但现存的失业现象主要不是需求不足引起的,而是供求不均衡带来的结构问题,因此需要出台结构性视角下的相关政策。可以说安倍经济学的发展战略包括放松管制在内、与历任政府相比更开放的内容。但是增长战略还没有产生提高生产率的效果。其财政仍持续着与财政健全背道而驰的政策,包括延迟提高消费税率、日本银行国债购入等。在安倍政府中以安倍首相为首的大部分人都想增加财政支出,目前正按照增加财政支出的方向运营财政。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在2016年追加了28万亿日元,来不断实行财政扩张政策。因此,可以推断出未来日本财政状况中最有可能成为问题的就是国债的信用等级降低。2013年,日本总财政收入为93万亿日元中,其中,税收收入占46.5%,发行国债占46.3%,其他收入7.2%,其中,将24.1%支出到国债还本基金中。若国际经济环境不好,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放缓,那么对日本出口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美国上调利率会加速日本的国际资本外流,那么日本将会上调国债利率,存有日本国债的金融机关则将会面临较大损失,日本有可能爆发金融危机,特别是日本的普通银行以美金为基本单位对东南亚国家等进行海外投资,若日本国债的信用等级下调,日本银行就无法用80万亿日元买入国债,这样就无法找到日本国债问题的解决路径,软着陆（soft landing）会比较困难,因此需要提前准备这些问题的应对措施。针对日本经济通货紧缩问题,有赞成安倍经济学政策的,他们认为这是个货币现象。也有反对的,反对者认为日本通货紧缩并不是货币现象,而是实体经济引起的,物价下跌的主要原因有中国等国家的廉价产品进口量增加,日本人口减少导致总需求量的减少,以及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使产品价格下降,还有名义工资的下降等。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看安倍经济学,其经济政策效果可以理解为GDP等总生产、工资、体现生活水平的消费能力等,但是安倍经济学已经实施三年并没有带来什么太大的变化。日本经济仍停滞不前,要摆脱这一困境,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因此,经济增长不应成为唯一的选择。并且从现在的就业形势来看,虽然非正式员工的比率正在上升,但有效招工竞争率超过1.0的现象中,也无法说明现在的就业市场正处于非常时期,泡沫经济后,目前的失业率降低到了最低水平,现存的失业现象不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而是供求不均衡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因此,需要出台基于结构性视角的相关政策。在财政政策上,日本在实施包括延迟提高消费税率、日本银行国债购入,违背财政健全性的策。民主党执政时期,民主党通过与自民党、共产党的协商,决定将消费税从过去的5%提高到10%,以扩充社会保障费用。也就是说将消费税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决定是通过3党共同协商后决定的。但是安倍内阁打破了这种原则。当然在自民党党内也有人主张应重视3党协议。分析日本政治在经济和财政政策所产生的影响,结果除了从自民党独立政权崩溃的1993年开始到2012年间,一直持续着不稳定的情况。随着自民党最大派别-竹下派的分裂,7个党联合的西川内阁在1993年上台,结束了延续38年的自民党独立政权,55年体制也随之崩溃。自民党政权即55年体制崩溃带来了丢失的20年,这给我们很多启示。本文对共投资在经济发展中产生什么影响进行了先行研究。从先行研究中可以看出公共投资形成的社会资本对生产力产生正面（plus）效果。但公共投资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上的原因,也有为实现政治家的利益进行公共投资的可能性,但在先行研究的分析中没有考虑政治在公共投资产生影响因素。本文将索罗（Solow）扩大经济增长模型,利用政治影响力变量（变数）,对政治在经济发展中产生的效果进行定量分析,间接说明在财政运营过程中也存在政治的影响力。为了分析政治对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对Mankiw,Romer and Well（1992）模型,引入能够表现出政治影响力的变量（变数）进行分析。这些数据都来源于日本县数据库（data base）。政治变量均根据Lijphart Elections Archive提供的从1958年到1990年的众议院选举结果和候选人的详细信息制作出来的。人口增长率、民间资本（私人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越高的县,县内人均总支出就越高。但是与其他先行研究的结果不同的是公共资本投资率越低,县内人均总支出量越高。公共资本在经济发展中产生的效果与其他研究结果不同的原因是过度进行不必要投资的可能性比较大。针对政治变量（变数）,与估算方法无关,各县自民党当选人累计平均当选数给经济发展带来正面（plus）效果。若考虑到自民党内论资排辈或年功序列人事特征之,那么这个结果就显示出该地区的政治家当选次数越多,对政府公共投资的分配带来直接影响的可能性也越大。另外,与估算结果无关,反映在各县的众议院议席数中自民党所占比重的变量即当选人的累积平均当选数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是负（minus）的。这虽然是意料之外的结果,但是因为众议院的选举制度是中等选区制,在规定的人数中,自民党所占比重越高,越能降低落选的风险（risk）,也可能会在促进地区发展过程中,降低介入公共投资分配的激励（incentive）。前任和现任自民党议员的比例变量（变数）,当自民党当选人无累计平均当选数时,给经济发展带来正面效果（+）,但考虑自民党当选人的累计平均当选数的话,其数值就会转变为负值（—）。这说明与自民党内部政治家之间的竞争相比,当选次数更多、有实力的政治家能给地区带来更多的政府预算分配。可见,日本政治在财政政策中带来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最后,按时期考察日本财政赤字的原因。在财政赤字国债的发行、第一次扩大财政赤字和到财政重建时期（1975-1990）中,日本战后的第三个时期是从1975年发行赤字国债开始的。1975年的预算调整为契机发行了赤字国债,从1976年开始从预算阶段开始发行了赤字国债。1973年4月开始履行浮动汇率制,同年10月爆发的第4次中东战争,导致第一次石油危机,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影响。1974年前后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就连名义增长率也低迷的1975年,由于税收的减少,在修订预算中决定发行赤字国债。把握包括这个时期以及之后的日本经济长期发展,有利于了解日本财政情况。以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及1974年开始的日本经济负增长为契机,日本经济从1972年以前10%的高速发展,进入到了年增长率为4.2%的稳定发展时期。70年末期GDP的增长率虽然恢复到了5%,但是由于第二次石油危机等原因,增长率“意料之外地”维持在了4%。1990年,与国债和公债相关的财政情况来看的话,实现了预期目标,财政健全化取得成功。需要说明的是,该年的国债与公债的余额超过GDP的60%,属于相当高的水平,虽然从存量（stock）的角度来看还不能说恢复了均衡财政,但至少从流量（flow）的角度来看由于没有额外的发行,因此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均衡财政的目标。1990年发行的赤字国债考虑到对中东的支援,债数额定为90亿美金,此次发行的赤字国债以第二年的税收收入进行偿还,与一般意义的赤字国债是有所不同。因此,也将1990年看作是财政重建成功的一年,从财政的角度把1975年到1990年归类为一个重要的时期。对这个时期的研究,有利于了解日本财政。从90年代期至今,虽然日本的财政持续恶化,但是1975-1990年这15年间,经历了从赤字财政的扩大和缩小到均衡财政的恢复的过程,是一个完整的循环周期。1975年是日本战后财政政策中重要的转折年,即该年发行了赤字国债。1975年发行赤字国债的原因是对税收增加做出过于乐观的预期,对支出的过高计划。1975年1月的内阁会议决定的预算,与1974年相比增加了24.5%,约为21万亿日元。与战后持续到70年代初的高度增长及其带来的税收增加相比,1974年的水平并不是非常高的。与前年相比预算增长率分别为1972年21.8%、1973年24.6、1974年19.7%。考虑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oil shock）后,与增加税收支出的必要性相比,可以说是正常的预算编制。但是石油危机正式给税收带来影响的年份是1975年,所以税收从1974年的18万亿日元缩减到了约16万亿日元,带来财政赤字,因此就开始发行了赤字国债。可以说1975年发行的赤字国债无主观性,是外部原因导致的。但是1976年之后的赤字国债的发行是从“预算编制阶段”开始的,从预算与决算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距来看,是“有意”的赤字。最开始的赤字国债是在第一次石油危机这个外部因素带来的,从那之后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同样,此时期也是以金融危机这个外部因素带来的。自2008年以后,国债与公债的余额又重新反弹。并与1975年以后以及1998年以后的财政恶化时期同样的机制作用下（mechanism）。2008年秋,次贷危机（subprime loan）中提到的雷曼冲击（Lehman Shock）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给日本也带来了第三次的财政恶化。雷曼冲击正式开始发挥作用是2009年。当年,基础收支赤字占GDP5.8%,这是因为同年基础收支中税收减少了2%,减去国债与公债费用后的支出增加了23%。这个时期,普通会计的项目别变动来考察的话,社会保障相关费用和地方补助金急剧上升。首先,增加的地方补助金中的一部分使用到了2011年大地震引起的救灾。大地震等情况,通过2012年后出台特别税来填补。2011年3月发生的大地震导致2011年调整预算中的公共事业开支与预算相比增加了2万亿日元,但是实际落实的是比往年更低的2010年的水准,地震引起的公共事业开支的增加并没有给2011年以后的财政恶化带来多大影响。在社会保障相关费用中占很大比重的社会保障给付费在增加,从社会保障费用的明细中可以看出几乎所有项目的支出都是在不断增加。到90年代为止,年金增长率很快,但到2000年末或2010年前后不仅是年金支付费用剧增,医疗费用和社会福利的相关费用也是急剧增加。就从目前的情况看,若不将日本的消费税从20%提高到30%,就无法实现财政健全化,若以目前的速度进行结构调整,可能会需要耗时100年。这次的周期是现在进行时,不论是从税收还是税收的支出结构,存在改变空间。那么,安倍经济学是成功的政策吗?现在很难判断安倍经济学到底是成功的还是正在走失败之路。但是从赞成安倍经济学的,认为不论是政策方向还是具体的政策案都是正确的,安倍经济学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是因为2014年实行的增加2%的消费税率。即在2013年安倍经济学的效果已逐渐显现,但因2014年将消费税率从5%提高到8%,景气就出现后退。因此,不能为了恢复经济再提高消费税率。预计在2016年将消费税率从8%提高到10%的计划也只能不断拖延。安倍政权的安倍经济学属于比较落后的凯恩斯经济学的范畴。安倍经济学中的财税制度和政策意图是通过发动财政金融政策搞活经济。从经验来看,在大的经济体中,民间经济主体的行为不受政府政策变化的影响,而是受对未来经济预测的影响。虽然日本财政赤字规模庞大,但没能为经济恢复做出相应的贡献。其原因在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没能从长远的、整体的角度制定财政预算,没有发挥分配功能,财政运用权力掌握在试图通过补助金和公共事业来获得利益的政治家手中,与其说是为整个经济服务,不如说是转用到了地区和特定企业,可以说财政运用是非常散漫的。在公共事业和补助金等的分配过程中,日本政治也发生了腐败现象,进而导致经济情况更加恶化。日本的财政运行从很多政治家的干涉和调整转变为主导内阁的总理来运行的体制。通过类似的改革,有可能会形成总理主导下的内阁、为民众接受的财政运行模式,但是因为责任划分越来越清楚,发生失误时发生政权交替的可能性较大。与责任划分清的战后体制相比,这种财政运行是有进步的。通过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即也许国家税收政策在政治和经济之间互相冲突下促进经济的发展,政府和政治、还有民间相互协商运营国家财税的分权决策过程是好的,但是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决定过程和主体实现一元化才是比较成功的,也许有人认为财税政策主要是根据经济因素进行决策,但税收收入和支出都跟个人的财产权或社会福利等有着直接的关系,不会仅受经济的影响,还受到政治影响。从基本上来讲,经济最好是将政治介入最小化,以市场经济原理来运作,这才是最有效率的。特别是国家财政与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必需存在一个能够纵观国家经济整体,并能够合理运用财政的主控台。为了更深地理解安倍经济学的财政政策,需要更多的研究。日本虽然把过去称之为失去的20年,但日本在世界经济中本所占比重来看,日本依然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着影响力较大的角色。

关键词：

学科专业：世界经济

论文摘要

Ⅰ. INTRODUCTION

Ⅰ-1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Ⅱ-2 RESEARCH SCOPE AND COMPOSITION

Ⅱ. FISCAL POLICY THEORY

Ⅱ-1 CONCEPT OF FISCAL POLICY

Ⅱ-2 FIS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Ⅱ-3 FISCAL POLICY THEORY IN DEPRESSION

Ⅲ. REASONS AND PERIODS OF JAPANESE ECONOMIC CRISIS

Ⅲ-1 ISSUANCE OF TREASURY BO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