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女性文化研究论文

壬辰夏至。久旱甘霖。窗外迎来一场久違的好雨。我在窗前拜读云南民族大学教授杨国才女士的《少数民族妇女的知识和文化：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及服饰》深得感触和启发。《少数民族妇女的知识和文化：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及服饰》是杨国才所著的一本关于少数民族女性知识和文化研究的学术性书籍。初看此书署名自以为杨国才是先生之辈。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我国女性文化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我国女性文化研究论文 篇1：

论女权社会主义对中国女性的影响

摘 要：女权社会主义是当代西方国家中女权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思潮结合的产物，它以解放妇女、发展妇女为主题，它倡导的一些思想和观点对我国女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具有深刻的影响。在女权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应结合自身实际，不断地通过体制改革来维护妇女权利，为女性提供广阔的空间，使女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获得更大的发展。

关键词：女权社会主义；中国女性；女性地位

女权社会主义的特征首先是它的核心内容是为争取女性权力和利益而展开的思想斗争，是妇女谋求自身解放的思潮和运动。其次是它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围绕妇女问题进行学术研究，她们积极倡导妇女要主动投身于社会实践中，能在社会有立足之地。再次是它具有女权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女权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的双重性质。

一、女权社会主义的产生

（一）女权社会主义形成的社会根源

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原始社会时期——母系氏族时期，女性地位也曾经历了一段高峰期，倍受尊崇。进入奴隶社会，女性地位完全没落，受男性的任意奴役。女性活动的范围也被局限在家庭生活中，主要是相夫教子，完全没有自由，甚至拿女性作为买卖交易。亚里士多德宣称：“妻子是有缺陷的女人，她应该幽禁在自己的家里生活。”[1]进入封建社会，妇女更是男人的附属品，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在漫长的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教义中也充满神秘主义和反男女平等的色彩。在《撒母耳记上》中，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争战。”[2]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在家庭中仍然没有决定权，附属于男人；在工厂沦落为资本家的奴隶，妇女在资本家苛刻的监督中以及赤裸裸的剥削下被奴役着。在男性和资本家双重压迫和剥削下，不仅产生了单独的女权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而且还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女权社会主义思潮。

（二）女权社会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级斗争日益激烈，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日益高涨，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工人争取自身解放的运动成为女权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这时期兴起的女权运动经历了两次运动高潮。第一次高潮主要是同男子争取同等的教育权、就业权、参政权以及其他权利的运动，要求两性平等。第二次高潮的基调就是要消除男女差别，彻底将这种因传统的男女性别差别造成的女性从属于男性的观念打破。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社会正处于经济危机，随着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尖锐化，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又日益高涨起来。女权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结合可以说是女权社会主义思潮产生的直接背景。

（三）女权社会主义思潮的理论来源

女权社会主义思潮的理论来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他们第一次明确提出将妇女解放问题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主要涉及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问题。傅立叶认为，妇女权利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3]。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形成在其他国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为各国妇女清醒认识自己的重要社会地位，提高社会地位奠定了基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如果占我国人口半数的妇女今后仍然受到压抑，没有觉悟和愚昧无知，她们就一定会成为一切前进运动中的绊脚石”[4]。

二、女权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

（一）妇女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依然没有摆脱受压迫的处境

妇女的主要活动范围仍然局限于家庭之内，依然处于从属地位；妇女在家庭中的生活是一种异化了的生活状态；妇女虽然也能够同男性一样有外出工作的机会，但是由于传统上认为女性体质和体能上较男子相比很弱，所以在工作岗位中，仍受歧视。

（二）妇女解放是以经济解放为主的整体性解放，即经济解放、政治解放和思想解放

经济解放主要是使妇女摆脱经济上依赖于男人的状况，使工厂中和家庭中的妇女从所受的或明或暗的剥削中解放出来，获得经济上的独立。政治解放不仅是获得法律上平等的政治权利，以及这些权利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落实，而且包括在社会政治领域之外的一些领域，思想解放就是摆脱传统畸形的父权制思想，让广大女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人生价值，并且首先要树立其自尊、自信和自强的思想意识。

（三）开展多种形式的反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斗争

在家庭内开展一对一的反抗父权制的斗争；在家庭外开展有组织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在文化斗争方面，女权社会主义者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意识形态。

三、女权社会主义对我国当代女性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妇女在政治上无权，没有任何资格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经济上依附他人，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在社会和家庭中没有地位，所谓的从父、从夫、从子“三从”观念一直束缚着中国女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女权社会主义思潮中具有积极意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逐步地将妇女解放问题落到实处。当今社会，深受女权社会主义思潮在研究妇女问题的独特视角及主张等方面的影响下，对中国女性认识及发展自己产生了重大的意义。

（一）女性意识复苏并走向独立

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及自身思想观念的解放是现代女性发展的关键，女权社会主义流派深刻分析了男尊女卑思想对妇女解放和发展的阻碍，促使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她们意识到必须像男人一样为争取权利平等而战，必须彻底摆脱传统性别差异文化观念的束缚。随着女权社会主义思潮的主导，及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传统男尊女卑的观念被彻底打破，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女性能顶半边天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今天的中国女性，想要独立生存，发展自己，就必须树立自尊、自强、自爱的意识，正视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树立自强不息、不怕吃苦的奋斗精神，这也是解放自己发展自己必须迈出的第一步。

（二）女性有独立的经济来源

女权社会主义者，特别是激进派深受马克思主义重视经济的角度研究探讨妇女问题的影响，认为女性在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是造成女性从属地位的原因之一。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在中国，女性经济上不再像以前那样过度依赖男性，她们积极投入到社会生产中去，追求自己的职业，并且在工作中能独当一面，她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成为自己经济的主导者。但目前，在我国仍存在就业性别歧视的现象，所以我国女性的经济独立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她们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加强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术的学习，不断丰富自己的人生经验，从而在社会上获得独立性和自主性。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三）女性参政议政，政治地位提高

妇女参政议政，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女权社会主义思潮与国家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也是女性地位提高的具体体现，使妇女平等地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经济文化事务，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提高她们的参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我国妇女参政的比例从20世纪初到80年代初期一直保持上升的趋势，据统计，从2003年至2008年的五年时间里，全国2/3的省级四大班子女干部配备率达到100%，地市级94.78%的党委班子、87.83%的人大班子、87.01%的政府班子、87.05%的政协班子均配备了女干部。截至2008年10月，全国省级人大女代表共有4 752人，占省级人大代表总数23.35%。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妇女参政的水平总体上是向前发展的，妇女参政的社会环境也在逐步地优化，参政意识明显增强，参政能力逐步提高，女干部的队伍也在逐步地扩大。目前，我国参政的妇女大都有着较高的教育程度，一定的参政议政能力，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发展，她们有了一定的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挑战社会传统，扩大自身的社会影响力，我国很多女性已在国家重要岗位和职位中担任角色，直接介入政党政治生活。

（四）受教育程度和男性有同等的机会

在女权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女性和男性有着同样的受教育的权利，女性冲破局限在家庭中做好家务的狭隘的活动范围，也能拿起课本步入学校学习知识，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和过去“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完全不同，她们接受高等教育，有崇高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参与社会竞争。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我国女性文盲率达到90%，1950年我国开展了第一次全国扫盲运动，为全国1 600多万妇女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女性在教育问题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目前，中国高校在校女生占学生总数的比例从1980年的23.6%上升到1995年的35.4%，到2004年女生占本科在校生的比例已经上升到了45.7%，女硕士和女博士的比例分别达到44.2%和31.4%。现在，随着国家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女性受教育程度也迅速上升，为提高女性同志的文化素质，我国还大力开展了以农村为重点的学习活动，通过充分发挥村委会和计生委员的作用，定期搞培训活动，提高农村妇女的文化知识素养，拓展她们的视野，有的地方还通过集体观看电影《花木兰》来熏陶女性同志，让她们充分认识到女性也能顶半边天。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在女性扫盲、女子专业学校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当然，我国还应该继续完善法律法规，保证女性能够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权。

（五）中国女性问题研究受到关注和重视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先后成立研究妇女问题的专门机构。如：全国妇联研究室、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管理科学院妇女研究所等。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使妇女的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近几年来，关于性别政治、妇女研究、妇女杂志等文学作品频繁地出现在当代文化研究领域，1988年11月，北京市妇联和北京市妇女问题理论研究会主办的《妇女理论与实践》创刊，后更名为《妇女研究》，它是首家妇女学术性刊物。

总之，在女权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应结合自身实际，不断地通过体制改革来维护妇女权利，为女性提供广阔的空间，使女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2]詹正义.撒母耳记：上[M].香港：天道书楼出版社，2001.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

作者：褚敏　牛余凤

我国女性文化研究论文 篇2：

女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题

壬辰夏至。久旱甘霖。窗外迎来一场久違的好雨。我在窗前拜读云南民族大学教授杨国才女士的《少数民族妇女的知识和文化：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及服饰》深得感触和启发。

《少数民族妇女的知识和文化：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及服饰》是杨国才所著的一本关于少数民族女性知识和文化研究的学术性书籍。初看此书署名自以为杨国才是先生之辈。细细阅后方得知杨国才教授为云南大理市人，白族，1954年10月生，女性，现为云南民族大学教授、云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女性与社会性别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伦理学硕士生导师，云南省第九、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我更加为之敬重。

书中杨国才老师从少数民族女性知识的缘起和发展、少数民族女性知识的内涵、少数民族女性文化中的记忆知识、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的多样性、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的多元性和共性五个方面清晰地将少数民族妇女在自己的生产和生活中创造出来的文化和知识展现给广大读者。让广大读者领略到少数民族女性在生产生活历史发展实践中的文化知识和智慧。

《少数民族妇女的知识和文化：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及服饰》是一部翻开少数民族女性知识文化的新篇。在以往的各类书籍中记载女性的文化知识和经验的几乎没有。自古在中国就形成男尊女卑的男权文化。早期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很少有女性文化的记载。杨国才老师历经30多年精心收集和调查研究。用朴实的文字和精美的图片把少数民族妇女独特的知识和文化、精湛的手工技艺和无穷的智慧呈现给大家，翻开了少数民族女性书刊的新篇。

《少数民族妇女的知识和文化：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及服饰》是打开我们了解少数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女性的生产、生活、知识、智慧、手工技艺的一扇窗户。众所周知，服饰是人类衣、食、住、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不仅是构成人类生活的重要因素，而且也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重要标准之一。在人类社会的漫漫历史发展进程中，服饰既是人类自身进化的过程，又是文明创造的过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内容的服饰，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少数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早已为世人所公认，而少数民族女性也有自己的知识和文化，却很少被人所知晓。少数民族女性的知识，主要是通过本民族的传统手工艺。以服饰为载体再现。并通过一系列象征图案的符号展示和传承下来。各民族服饰的产生，蕴含了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知识的缘起。因为服饰是人类共有的文化特征。然而，历史是割不断的，正如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演变一样，一定历史时期的服饰的内容都与前一时期存在着某种继承关系。可以说是前一时期的延续与发展。正因为如此，《少数民族妇女的知识和文化：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及服饰》，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丰富灿烂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而且对我们今天发展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大有裨益！

《少数民族妇女的知识和文化：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及服饰》为传承和挖掘濒临灭迹的少数民族传统服饰、传统手工技艺敲响警钟。少数民族女性传统服饰手工技艺传统文化。起于何时并没有确切的相关记载，但必然存在。服饰的历史几乎和人类的历史本身一样古老，少数民族服饰也不例外。在不同社会的发展阶段的不同少数民族服饰中。“它”包含和凝聚着少数民族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多方面的丰富信息。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更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然而，人类进入21世纪以后。工业与商业的全球化正逐渐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消解着传统文化的精髓，传统文化濒临消失。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少数民族传统工艺文化和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手工技艺也不例外。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传统工艺受现代文化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传统工艺服饰文化的衰退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在这样的大趋势中，许多对人类有价值的传统手工技艺也一并受到冲击，逐渐衰退，甚至消失。因此，适时加以抢救、再现、保护、解读、传承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知识十分必要。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刻不容缓。

而今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大潮中，我国正处在一个文化复兴的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妇女的知识和文化：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及服饰》的出版虽然只是为民族文化大省、民族文化强州增添一缕“微光”。但此书的出版已向广大读者和各族群众介绍了少数民族妇女自己独特的知识文化及精美服饰和精湛的传统手工技艺。是一张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服饰艺术和手工技艺的文化名片，为我们今后抢救、再现、保护、传承少数民族女性文化、少数民族服饰和手工技艺将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杨国才教授专著的出版，填补了少数民族妇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发展方面的一个重要课题。文献名邦大理为白族女学者的学术成果而感到骄傲。

作者：马朋君

我国女性文化研究论文 篇3：

谱系梳理与理论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研究被引进中国，一大批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参与其中，或译介，或评论，或按照文化研究的模式与理论对中国的大众文化现象进行文化分析与文化批判。到了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理论界还围绕着“人文精神”的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讨论，讨论的实质是执怎样的文化观点看待大众文化问题。其后，大学与研究机构中的学者以及博士硕士研究生开始关注文化研究，不少硕博论文也以西方文化研究理论或理论家为题展开研究。对于多数文化研究者来说，文化研究历史甚长，理论观点丰富而繁杂，如何在较短时间内把握其学术源流及其代表性理论，依然是一个较难的问题。新近出版的陶水平教授的著作《文化研究的学术谱系与理论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5月）不仅为我们清晰地梳理出了文化研究的学术谱系，利于同仁尤其是青年学子有效地掌握文化研究的来龙去脉，而且还围绕着文化研究的走向问题进行了认真而深刻的反思，提出了文化研究的学科归宿以及如何走出困境诸问题。

首先，该著作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全面梳理了文化研究的学术谱系，结构合理，重点突出。既然是谱系，那一定是庞大的，有创始者也有传承人，有代表性著作和观点。作者去芜存菁，删繁就简，在近60万字的篇幅中以三编十三章的结构做全面而系统的把握。第一编勾画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第二编从文化研究的理论构型着眼，分别从伯明翰学派的诞生与英国文化研究的正式崛起以及三大代表性人物理查德·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的理论阐述人手，概括总结出文化研究的理论开篇、重要理论奠基和理论构型。第三编则从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理论范式、结构主义理论范式、文化霸权理论范式、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以及它的全球播散及后现代转向来把握文化研究的各种理论范式及其理论走向。笔者统计了一下，每一编篇幅都在130页左右，看得出作者在结构方面是精心考虑过的。

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还体现在他对文化研究历史与理论的纵横观照和清晰梳理上。能在文化研究的复杂变化与发展中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而且照顾到线与点、点与面的关系，有助于对文化研究谱系的深度理解。比如，在梳理文化研究的理论来源方面，作者指出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文明”主义、托马斯·艾略特的文化诗学批评、弗·雷·利维斯的细读法加民族志的批评方法、爱德华·泰勒的文化人类学以及20世纪前期英国马克思主义都是文化研究的理论来源，而作者重点论述的是前三者，因为前三者才是构成英国当代文化研究最主要的理论来源。在论述前三位学者的代表性理论时，作者也是对他们的理论进行高度概括和提炼，突出其特点，抓住其精髓，给读者留下深刻而清晰的人门指南。像马修·阿诺德不仅开创“文化与文明”批评传统，而且有跨学科视野，树立了大文学观念和文化批评意识，开启了英国现代文化批评学科的先声;托马斯·艾略特则具有文化诗学批评的三个向度：语言向度、古典学传统与基督教向度、文化向度;弗·雷·利维斯的利维斯主义则有四个文化主题，等等。在论述文化研究的理论构型时，作者也是将重点放在伯明翰学派的三大奠基人物的论述中进行的。

其次，该著作对文化研究历史以及各家理论评价公允，体现了精到的理论分析和理论见识。在分析剑桥文学批评与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关系方面，作者指出，剑桥英国文学批评学派在英国现当代文化生活中起着非常独特和重要的作用，它一度是英国大学人文教育的核心，后来发展出的左翼利维斯主义还促成了伯明翰学派的形成。虽然伯明翰学派的奠基者大都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不同于站在精英立场的剑桥文学批评学派，但他们作为奖学金男孩进入大学经过正规的教育，还是传承了剑桥文学批评学派的知识传统。当然，从文化立场和学术方法上来说，他们对剑桥文学批评学派又有了突破、转换和超越。作者分析，像伯明翰学派早期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霍加特，其理论强调文学品质的价值阅读，明显表现出利维斯主义的余韵;威廉斯也是，他接受了剑桥文学批评学派的文本阅读技巧训练，是从文学批评走向文化批评的。这便是一种客观公允的评价，并没有因为伯明翰学派极力反对利维斯精英主义的文化立场而否定他们对剑桥文学批评知识传统的传承。

在描述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方面，作者做了高度的提炼和分析，指出了文化研究的四种最主要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1）早期的文化主义（60年代）;（2）前期的结构主义（70年代前期）;（3）盛期的霸权理论（70年代后期）;（4）晚近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接合主义（80年代中期以后）。但是，在得出这样的概括与提炼时，作者公正地分析道：从学科资源上说，文化研究学科方法和理论资源是极为丰富的，诸如文学研究、社会学理论、文化人类学理论、传媒研究、影視研究、心理学、意识形态理论、文化制度研究、语言学和符号学、艺术理论、政治经济学等，而且还广泛吸纳和利用了精神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后殖民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研究等多种理论话语。具体展开去说，早期的文化主义就借鉴了文学阅读、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前期结构主义挪用了结构主义范式，受惠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和文学文本的表意实践批评方法;70年代后期的文化霸权理论方法的形成，也是在接受美学、日常生活理论、身份理论和解构理论的影响下，根据对文化受众、文化消费和文化意义再生产问题的分析，重读葛兰西而形成的。作者评价说：“正是这种跨学科、跨理论的方法，形成了文化研究生生不息的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的风格。”（该书第25页）因此，“‘文化研究’没有单一的学科来源，没有固定的话题，拒绝先验的教条，也不恪守单一的研究方法。”（该书第27页）这在概括总结文化研究的四种理论范式的同时，给文化研究描绘了一副开放包容与丰富多彩的面孔，让读者避免对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产生误读。

再次，该著作的重要落脚点放在文化研究的理论反思上，有直面理论现实的学术勇气和清醒的理论思辨。在梳理文化研究学术谱系的基础上，作者将眼光投放在对文化研究走向和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前景的思考上。此著作的结语用6节长达61页的文字讨论了文化研究与当代西方文论的“文化转向”问题、“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关系以及文化研究进入中国和文化研究走向文化诗学诸问题，看似结语实则是一份分量很重的理论反思录。在分析完西方当代文论完成“三个转向”（“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理论转向”）之后，作者重点讨论了它们在“理论”之后如何走出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困境问题。作者通过对“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关系的再思考来深度揭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同时为文化研究走向文化诗学的路径做了理论的铺垫。从西方当代文论的发展史来看，“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本应是一脉相承的，如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1983年第一版）和《美学意识形态》（1994年）两部著作中就明确呼吁文学理论研究应当走向文化研究。但是，文学理论后来完全走向了“理论”，它的内涵已超出“文学理论”的范围，种类包括了人类学、艺术史、电影研究、性研究、语言学、哲学、政治理论、心理分析、科学研究、社会和思想史、社会学等，而这些问题已与文学研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理论”已经使文学研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其缺陷就在于忽视了对文学审美的关注，因此，“理论”陷入了危机，最终在“文化研究”中耗尽了自己。“理论”的退潮使人们再度回归到作品上，回归到审美上，“文化诗学”的兴起也便有了理论与现实的必然性。对于“文化研究”如何走出困境，作者的观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回归文学，回归审美。他通过“文化诗学”在中国的兴起（当然也包括审美文化学在中国的兴起）尤其是他的导师童庆炳先生对“文化诗学”的理论阐述更为侧重地强调了这一点。

在对“文化诗学”的展望上，作者在总结童庆炳先生的理论上做了进一步发挥，认为中国当代文化诗学有着巨大的学术优势和独特的学术魅力。因为，文化诗学是对文学研究“两大转向”（“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理论成果的综合创新与超越，它兼综了新时期以来审美诗学的学术积累和优良传统，同时又吸收、借鉴了文化研究的合理因素，并摒弃了各自的片面性，从而建构了我国当代文艺学的一种新的文论形态。在全书的结尾，作者也适时地提出了文化诗学面临的挑战，列出了七大问题，这些问题的列出也透露了作者在长期的“文化研究”之研究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深度思索。当然，在对中国文化诗学理论的总结上，作者并未完全展开，侧重点还局限在其导师童庆炳先生观点的阐述上，因而使中国文化诗学发展趋势的描述还显得不够丰满和坚实。

最后，作者对“文化研究”回归文学、文论和审美研究之后可作为“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研究”）下面的二级学科的设想，未必妥当。文化研究本来就是打破学科体制的东西，是文学理论与其他学科的嫁接与融合，还有必要强按牛头喝水吗？说到底，“文化研究”从文学研究中溢出又回归文学研究之中，是一种文学研究视角与方法的扩大，并不是学科收编就能解决的，而是文学研究的自由度问题。如果我们将学科边界定得太死，企图用学科设置去给“文化研究”加上镣铐，那反而有违文学与审美的本性。“诗无达话”，在文学的阐释与接受上，文学本来就具备无限开放的可能。文化研究为文学研究提供了这种可能，不过是走得太远，现在将它稍稍拉回来一下就是。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 郎静）

作者：蒋述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