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行政范式转换论文

【摘要】政府改革的重点是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包括政府职能转变、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等。地方政府角色定位以及职能转换是深化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前提。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依法行政范式转换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依法行政范式转换论文 篇1：

防治群体性事件之思考

摘 要 本文按照长期依法行政，中期预防部署，短期应急处置的思路展开论述，以求建立科学的、多层次的群体性事件预防处置机制，使其在未发生时能有效预防，刚萌芽时能有效化解，发生后能快速有效、合法地处置。

关键词 群体性事件 依法行政 防治；

中图分类 号：D63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由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有很多，所以必须坚持重点论。其主要原因：一是特定群体利益的损失。社会转型期中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整，贫富差距拉大，贫富不均导致弱势群体心理失衡，部分公民法制观念淡薄，维权意识增强，这些都促成矛盾的引发。二是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存在官僚腐败现象。有的干部缺乏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不依法办事，漠视群众利益，作风不实，导致群众诉求表达渠道不畅，甚至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损害甚至侵犯群众利益，引发群体性事件。鉴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对政府影响极坏，社会危害极大，我们就必须在日常工作中把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摆在重要位置，转换思维，改变原有工作方式，并积极研究探索防治群体性事件的新机制。

一、长期依法行政是防治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方式

从长期看，要得人心就必须依法行政。所谓依法行政，即是将法律制度作为行政权力获取和行使的参照与范式 ，其长期性，就是要贯穿政府各项行政工作的始终。依法行政要求我们坚持依法办事，坚持按政策办事，坚决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按照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坚持依法行政，把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并严格按照法定权限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这可以为化解、疏导、处理社会矛盾和冲突提供规范的、有力的、稳定的依据和手段。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惠民以安民，结合科学发展观发展民生，形成长效的官民对话机制，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真正把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工作落到实处，才能获得群众的真心拥护，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和谐稳定；坚持加强党内公仆思想教育，树立政府执政为公执法为民的良好形象。

二、中期预防部署是防治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核心环节

从中期看，必须建立健全针对群体性事件的科学的、完善的预防机制。

（一）健全完善机构联动建设。

政府对公共群体性事件危机管理的成败关键在于组织机构建设，在于能否形成一个权威、高效、协调的预警、指挥、处置系统。主要领导既要切实承担起维护稳定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分管领导要具体抓落实，各部门要明确职责，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维护稳定工作格局；又要树立综治维稳大局意识，统筹兼顾，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兼顾一般，既要使各部门协调联动，形式上下联动和左右联动的工作机制，又要责任划分明确，使主次配合、协调一致，使各方面的工作有重点、有秩序地向前推进。

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工作，既需要公检法、宣传、组织、民政、信访、维稳、综治等相关部门通力合作，形成左右联动，又需要有一个权威高效的领导机构。各级各地要建立健全由政法委、综治办、维稳办、信访局参与的联席会议，以定期研究分析形势，协调解决重点矛盾纠纷；各市成立处置群体性事件指挥调度中心，并赋予指挥调度中心指挥调度权、督查督辦权、责任追究建议权等权力，并制订各项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预案。

建立健全市（区）、镇（街道）、村(居)三级上下联动机制，完善综治维稳工作制度。在镇（街道）成立由指挥调度中心垂直管理的联动办公室，定期向市指挥调度中心反映情况，负责指挥、协调、督促辖区内村(居)的综治维稳工作，受理调处各类矛盾纠纷和信访案件；在村级成立联动工作室，定期向联动办公室反映情况，定期组织综治维稳工作人员深入群众，及时掌握社情民意，排查调处矛盾纠纷，组织基层治安防范，搞好法制宣传教育，切实发挥维护治安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二）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信息机制。

公共群体性事件发生必然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政府要重视情报收集工作，加强监控，掌握信息，就可以在萌芽阶段及早发现、及时解决，防止事态的扩大，为此，须建立健全多层级、全方位、有重点的预警信息机制，以及时化解矛盾。首先是保障信访渠道的畅通。信访部门要继续完善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提高服务水平，建立畅通、有序、务实、高效的信访工作新秩序；严格落实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责任追究制，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的信访问题。其次是拓宽群众诉求渠道。要建立健全人大、政协、公检法、人民团体、新闻媒体及法律援助等利益诉求渠道，使群众的诉求能通过正规渠道解决。

（三）加大法律知识宣传，加强法制文化建设，引导群众的诉求通过正规渠道解决 。

法制文化建设是一项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以提高公民法律素质、弘扬法治精神为目标的事业。必须强化领导，完善机制。普法是法治建设的基础工程，是化解群体性事件引发的基础性方法，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担当重任，要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政府实施、人大监督、全社会参与”的运行机制，整合社会调处力量，通过加强与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律师、法律援助服务机构的沟通，充分发挥各种社会力量在调处矛盾纠纷中的作用，密切配合，形成合力，才能整体推进。

（四）建立和完善督查督办机制。

整个中期预防部署的重点，在于落实。建立健全统分有序、运转高效的督查督办机制，能够促使基层职能部门主动、切实地解决好群众的实际问题。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或已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不能解决的，要提请指挥调度中心进行调研处置。逐案逐级自上而下交办、督办，逐案逐级上报审核认定，做到一案一结，一结一报。加大督查督办力度，把整个中期预防部署中的工作落到实处，形成机构联动，信息预警，法制文化建设三者良性互动的长效机制。

三、短期应急处置是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关键手段

短期应急处置就是在群众性事件发生后，由指挥调度中心发挥其指挥调度权，并协调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相关责任人及时研判，并果断有效、稳妥合法地处置，以定纷止争，平息事态。

指挥调度中心要根据掌握的群体性事件信息，实施已制定出相应的应急预案，对整个事件进行全面掌控，组织指挥整个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工作，进行宏观上的决策和指挥。指挥调度中心应发挥新闻媒体和公安机关在处置整个群体性事件中的积极作用。

在短期应急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应做到“五个坚持”：

（一）坚持领导亲临现场。

领导的本质是领导者引领、说服被领导者 ，按照自己设定的方向和目标前进，说服被领导者的能力是领导者的关键能力。事件发生后，主要领导应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公开亮相，与事件代表进行平等协商和坦诚沟通，推心置腹、设身处地的听取群众意见，还要营造有利于群众畅所欲言氛围，鼓励群众敢说话、说真话、说实话，要耐心倾听，要顶得住压力放得下架子，经得起冲击，展示处之泰然、临阵不乱的气魄和审时度势、胸有成竹的胆识；对于不同观点，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做说服工作，领导者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说服力强不强，直接决定着事件的处理。从与群众接触中了解事实真相另一侧面，达到对事件的全面把握，对于有些问题领导可以当场承诺表态，缩短处理过程，显示领导果断，换取群众好感，对当即答复不了的问题承诺作专门调查，约定时限再做协商，同时对群众的违法行为应提出恰到好处的批评，情理交融地做工作，才能达到快速平息事态的效果。群体性事件牵涉社会政治稳定大局，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具备大局观，把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放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中通盘考虑、合理处置。

（二）坚持依法律、政策处置。

维护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政策的严肃性，正确分析判断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性质，严格按照法律、政策的有关规定公开、公正、透明开展处置工作，体现原则性。只有按法律政策办事，才能得民心，才能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保障最广大群众利益。领导者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有必要的灵活性 ，即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卓有成效地实现目标。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只有严格依法进行，才可能把问题和矛盾的消解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三）坚持策略分化。

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为迅速平息事态、疏散人群，要始终立足于团结、争取大多数怀有从众心理的群众，孤立、打击极少数组织煽动者，采用分化瓦解的方法，正告国家法律法规，因情施策，分类处置，不可简单地一概论之。

（四）坚持慎用处置性警力、警械武器、强制性措施。

事件发生后，由指挥调度中心指认当地公安部门首长现场指挥，指挥调度公安民警开赴现场维持秩序，以控制局面，可以达到震慑群众，动摇其心的目的。根据群体性事件的起因、规模、影响以及现场情势和危害程度，决定是否动用处置性警力、是否采取强制性措施以及采取何种强制性措施、是否使用警械以及使用何种警械，对待这些问题必须慎之又慎，要审时度势，讲究艺术，决不能随意动用处置性警力、警械武器，力求既防止警力和强制性措施使用不当而激化矛盾，又要防止警力和强制措施当用不用而使事态失去控制。

（五）坚持重视善后和责任追究。

突发性群体事件平息后，对在处置过程中对群众承诺，要兑现政策，尽快落实，以取信于民。在责任落实上，对引起该事件的各个阶段、各个层级中渎职、失职的官员，对那些漠视群众诉求和利益的官员，必须实施责任追究，严惩不贷，向媒体要公开处理信息，平息民愤。重视善后工作，反思工作中暴露的问题，层层责任追究，及时查漏补缺，彻查复发隐患，全面总结经验教训，根除类似事件发生的根源。

社会稳定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对于推动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正确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既是维护社会稳定的迫切要求，也是深化改革，促进发展过程中公共管理实践必须直面和解决的重大课题，所以必须在日常行政工作中引起足够的重视，按照长期依法行政，中期预防部署，短期应急处置的思路积极部署安排，真正使群体性事件得到有效预防，合法处置。□

（作者：山东财经大学政法学院研究生）

注释：

杨海坤，黄学贤.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67-68頁.

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26页

曹任何，王君.提升群体性事件说服力.决策.2009(4)，62页.

王泗友.依法妥善处理群众性事件的调查.新重庆.2007（11），31-32页

参考文献：

[1]善云，刘子阳. 关于当前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及如何有效开展工作的分析报告.辽宁法制研究.2006.(2)

[2]鲁军，张闻一. 切实提高领导干部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政工研究动态.2009(11).

作者：管磊

依法行政范式转换论文 篇2：

城市外来新移民的法治化管理研究

【摘 要】 政府改革的重点是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包括政府职能转变、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等。地方政府角色定位以及职能转换是深化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前提。行政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是政府要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即不包办所有工作，尽快从经营管理工作中脱身，由市场机制和法制处理，并应进一步明确政府管理的范畴和边界及其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分工关系。

【关键词】 社会转型时期 地方政府 角色定位

【作者简介】 刘斯琴高娃，内蒙古民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管理与公共管理。

服务型政府建设

城市外来新移民是在农民工、城市流动人工等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新的概念。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与此同时，党的十八大对城市外来新移民有了新的认识，并将城市外来新移民的法治化管理放在了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位置。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再次把法治化建设摆在了重要位置，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城市外来新移民的法治化管理指明了方向。

一、城市外来新移民法治化管理的概念及意义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现象，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为城市的工业化发展输送了源源不断的动力。1983年，社会学家张雨林教授提出了“农民工”这个概念，指从事非农产业生产的农民，即其农民身份还未能得以转换而又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生产经营的群体。”2003年，中央印发了《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提出要进一步提高对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认识，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为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做出充足的保障。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对在城市己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进城务工人员，要创造条件使之逐步转为城市居民。”为城乡二元结构的突破打开了缺口。2012年，河南、广东两省率先提出要事实取消“农民工”的称谓，学术界对“农民工”这一称谓也进行了大量研究，于是“城市新移民”这一概念开始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这些城市外来新移民是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力量，从白领到工程师，从小商贩到建筑工人、服务员、流水线工人，这些平凡的城市新移民正改变着中国。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社会管理法治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围绕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完善产权平等保护、身份平等待遇的法律制度；围绕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公共教育、劳动就业、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社会救助等法律制度。”由此可以看出城市外来新移民和法治化管理之间的巨大联系。随着城镇化的飞速发展，城市外来新移民素质逐步提高，对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这些城市新移民，新移民的未来也离不开城市的发展，所以在法治化的时代背景下，政府必须进行公平、公正、合理的行政及执法，保障城市外来新移民的健康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权利，真正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而加强城市外来新移民的法治化管理，从法制的角度来说，符合宪法对公民所享有权力的规定，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体现。从和谐社会构建角度来讲，加强城市外来新移民的法治化管理，不仅能够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也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消除不稳定因素，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为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

二、当前城市外来新移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 管理理念和模式存在偏差

在传统的管理模式中，对待城市外来人口的管理是粗放式的，甚至可以说是防范式的。市民阶层在不断地强调素质，而外来人口的巨增确实带来了诸多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危害到了社会秩序。改变这一现状，必须改变传统的管理理念和模式，注重法治化管理，真正以平等的心态对待这些城市外来移民，才能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才能激发起他们的工作热情，从而为城市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构建贡献自己的力量。

2. 相关法律法规的落后

外来移民参与到城市建设中，当他们在城市得不到公平的待遇时，对其权益进行保护的法规却相对较少，使他们在城市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纵观我国的流动人口立法，一般都是地方立法先行，全国性立法滞后。1984年出台的《深圳市外来人员计划生育管理暂行规定》是我国最早的市一级的流动人口立法，1987年的《广东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是我国最早的省一级流动人口立法，直到199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才公布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这些法律法规已经不能与当前社会法治建设的要求相适应，亟需制定新的符合法治化建设的法律新规。

3. 职责不明、执法不力、监督不严

立法上的缺失使城市外来新移民管理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由于没有统一的管理法规，在执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职责不明和无法可依的现象，一些行政执法部门失位、错位的现象比比皆是，大家各自为阵，要么乱管，要么不想管、不敢管，导致了城市外来人口的管理混乱和对政府的不信任。2003年孙志刚案件的发生，使全社会开始认真对待城市外来人口问题，实施了二十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因此被废止。但执法不力、监督不严的问题依然存在。一些基层管理人员的素质较低，法治观念较差，执法不规范和玩忽职守现象时有发生。另外，在执法监督方面，由于执法监督制度不健全，许多部门的工作常常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于是乱抓乱罚的现象频频出现，特别是城管与小贩之间的微妙关系，已经成为了各大城市必须正视的问题，必须严肃对待。

三、新时期城市外来新移民法治化管理措施

1. 有法可依，依法行政

所谓有法可依就是要完善法制，用制度来规范城市外来新移民的管理问题。政府要将其纳入法治化轨道，对城市外来新移民管理的程序和内容进行规范。在当前的法治化建设环境下，可制订一部全国性的城市外来新移民的管理法律，各地基于这部全国性的法律再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法规，完善实施细则。法律法规制定之后，就要依法行政。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行政执法，决不允许随意执法和自由执法现象出现，以防法律滥用，失去威信。要在管理程序上依法进行，增强管理的公信力，决不能越级指挥或胡乱管理。另外，对城市外来新移民的管理既要合法又要合情理，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让依法行政真正深入人心，促进法治化管理的深入推进。

2. 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和服务

古语有云，其身正，不令而行。所以要加强对城市外来新移民的教育和服务，就必须先提高管理队伍自身的素质。只有自身依法行政的素质过硬，才能在执法过程中具有说服力和信服力，被管理者才能真正从内心服从管理。

首先要转变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的观念，纠正其对城市外来新移民的偏见，认识到城市外来新移民在城市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尽心尽力地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营造出一个公平的城市管理环境。

其次要加强对城市管理者的法律教育，加强对其法律专业知识的教育和培训，使其树立起正确的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杜绝知法犯法现象的发生。

再次要加强对城市外来新移民的法治教育与服务。管理部门可以定期举办针对城市外来新移民的知法、守法、用法宣传活动，特别是在城市外来新移民较为集中的区域，要建立法律服务站，服务站工作要细致务实，不能让宣传工作浮于表面、流于形式，要把握城市外来新移民的特点，进行针对性的教育，既能降低城市外来新移民的违法犯罪率，又能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促进城市新移民管理的法治化。

3. 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力度

要实现行政执法的规范化就必须加强监督，促进行政执法程序的规范化。城市管理者要明白，城市外来新移民管理对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必须保障城市外来新移民的合法权益，建立科学合理的运行机制，从决策到执行，都要有法律依据，都要体现出依法行政这条原则。要完善责任追究机制，有错必罚，并加强教育，以免类似情况再次出现。另外，行政执法监督要不断扩大范围，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社会团体，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个体群众，总之要动员一切力量，参与到行政执法监督当中，使城市外来新移民的法治化管理形成一个多层次的网络体系，全方位地保障城市外来新移民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 熊桂桃.新时期流动人口管理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J].政法学刊，2005，（2）.

[2] 郭开怡.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管理运行机制探略[J].中国市场，2007，（1）.

[3] 陆松涛.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管理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上海市嘉定区为例[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7）.

责任编辑：赵春燕

作者：陈捷

依法行政范式转换论文 篇3：

论行业组织内部行政行为可诉性

摘要:现代行业组织是经济领域中解决“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一项必然选择。宪政的宗旨和目的是保障人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各种行政行为,包括内部行政行为都不能侵犯公民权益。

关键词:行政法行业组织特别权力关系

key words: The administrative law Line organization exceptional powers relate

一、行业组织

(一) 行业组织的概念与特点

我国法学界一般认为,行业组织是指由法人、其他组织或公民在自愿的基础上组成的一种民间性非盈利社会团体。行业组织种类很多,包括行业协会、商会、企业联盟、经济组合等形式。同时,行业组织具有同业性、非营利性和享有公权力的特点。也就是说,行业组织是由同一经营领域或同一职业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基于共同利益组成,为成员提供服务并保障整个行业共同利益,不能以任何形式分配利润,有权利对同行业一定公共事务进行组织和管理。

行业组织不仅是公民表达意见主张、实现结社权的基本形式,也是政府与公民的中介、政府与企业的协调者。现代行政权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国家行政机关已不是唯一行使行政权的主体,其行政权将部分地归还于社会主体。行业组织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行政、行政权和行政法,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二) 行业组织的权利来源

1.法律授权。在法律规定的行业组织享有的权力中,有一部分是将国家行政权转让给行业组织,有一部分是法律确认的社会组织享有的自主权。

2.政府委托。政府为了更好地行使职能,有时需要得到行业组织的协助,就可以通过为国的方式让行业组织也承担部分政府职能。行业组织通过政府委托得到的权力与上面所说通过法律此授权得到的权力一样,来源于国家强制力,属于国家公权力。

3.内部章程。行业组织的部分权力是由其成员通过一定的机构和程序以行业章程的形式赋予行业组织的管理权。这种权利出于行业组织自治,属于社会公权力。

二、 行业组织与成员的法律关系

随着公共行政范围的扩展,政府职能发生了很大转变,相当多的职能交给了社会中的非政府组织承担。这类组织所实施的行政就被称为“社会行政”。社会行政是现代社会公务分权的一种结果。实施社会行政的主体与其利用者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既包括私法关系即民事法律关系,也包括公法关系即行政法律关系,其中公法关系属于特别权力关系,应由相关的行政法律规范来调整。行业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否属于特别权力关系,要视该行业组织的性质而定。如果是民间自发组成的行业组织,其与成员之间不属于特别权力关系,如书法协会等;但如果是拥有公共事务管理权的行政性的行业组织,其与成员之间则属于特别权力关系。例如中国足协等行业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理论上仍属特别权力关系。

在我国,伴随着行业组织的大量兴起,类似于足协与足球俱乐部、球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律师协会与律师辜务所、律师之间的关系将日益增多,其间的纠纷也随之递增。然而,如果这些领域中的一切纠纷都必须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之内,那么,此类组织所享有的必要的内部管理规则制定权就难以得到尊重,其正常的工作运转秩序也将无法维持。因此,借助于某种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对上述有别于一般行政法律关系的特殊的行业组织行政法律关系进行细致探究、从而寻找到司法介入的合理限度,不失为理性的选择。而特别权力关系正是可以借鉴的首选理论。

三、 行业组织内部行政行为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

我国大陆行政法学并未明确提出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但是,伴随着有关行业组织一系列新型行政案件的出现,有些学者已经结合大陆法系行政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对此作了初步探讨。还有学者依据该理论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关于“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该行政机关公务人员权利义务的决定”不可诉的规定提出了质疑。

特别权力关系是指相对于公民与国家之间存在的一般权力关系而言,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公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学理论,一般都以内部行政法律关系来解释特别权力关系,以“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作为类似于足协等行业组织定位的理论模型。然而,这些理论都有相当的局限性。首先,内外部行政法律关系的划分是相对的,在很多情况下,貌似内部的行为却往往会对外部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以内外部行政关系作为识别行为是否可诉的标准显然不妥。其次,所谓的“法律、法规授权”也很不成熟。它无法解释为何授权,如何授权以及对谁授权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对于足协等类似组织必须借助于其他理论来进行解释。特别权力关系理论通过赋予特权方正当管理权和认可相对方基本权利,能够在自治与法治之间寻求一种内在平衡。相比之下,以该理论来阐释行业组织与其成员等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更具说服力。当然,对于如何借鉴国外先进理论来构筑我国行政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尚需进一步研究。

四、行业组织内部行政行为可诉性分析

我认为行业组织所做出的内部行政行为可分为两种:工作性质的内部行政行为和人事性质的内部行政行为。人事性质内部行政行为属于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管理,而工作性质的内部行政行为则有理由认定为可诉。

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大多数对内部行政行为规定了相应的行政救助和司法救济,体现了司法最终救济原则,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权利。随着我国社会人权保障呼声的高涨、政府厉行法治决心的加强,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的弊端日益显现出来。从我国目前的行政法律法规来看,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侵犯和剥夺了内部行政行为相对人身为公民的基本人权———诉权,违背了法律平等保护原则。在内部关系中,行业组织成员作为独立的个人,是有独立法律地位和主体资格的,也具有独立的法律权益,因此其权益也应当依法得到相应的保障和救济。如果没有内部行政行为可诉的法律,行业协会成员的权益就很难得到保障。行政法学的理论发展与司法实践,都对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行业组织内部行政行为可诉性的实现可通过: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完善相关法律及理论。在倡导人权精神、构建法治社会、实施依法行政的要求下,行政权理当受到司法权的限制。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为行业组织的内部管理行为不接受司法审查提供了法律依据,于其成员权益保障与救济不利,打击了其成员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国家管理和建设。宪政的宗旨和目的是保障人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各种行政行为,包括内部行政行为都不能侵犯公民权益。

参考文献:

[1] 应松年:“非政府组织的若干法律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宪法学、行政法学》 (第六期)

[2] 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 石佑启:《论公共行政与行政法学范式转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 黎军:《行业组织的行政法问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X()2年版

[5] 陈新民:《中国行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版

[6] 王成栋、刘雪梅:“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中国行政法”,《行政法论丛》(第六卷),2003年版

[7] 罗豪才.行政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8] 黎军.行业组织的行政法问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 国家经贸委产业政策司.中国行业协会改革与探索.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9年版

[10] 应松年.行政法学新论[M]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

作者：马 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