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动力学范式论文

科学动力学范式论文 篇1：

会计学科的属性：一门设计型科学

【摘要】 会计已经处在新的十字路口，面临诸多发展瓶颈和时代挑战。现有会计体系已呈现出固有的缺陷，当今主流会计学研究推崇的解释型科学范式在引领会计学步入科学殿堂的同时也使会计学陷入发展困境。会计学需要跳出面向历史数据的解释型科学范式，而回归面向未来目标的设计型科学范式。文章系统论证了“会计学是一门设计型科学”，指出会计理论需要回归“人工科学”本质。

【关键词】 设计型科学； 解释型科学； 白箱理论； 价值计量

一、问题提出

会计学科应该回归设计型科学属性！

解释型科学范式日趋成为当前经济学、管理学和会计学科的主流范式。20世纪60年代以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经验性检验为契机，现代经济学推崇的解释型科学范式很快被会计理论工作者接纳并统治了绝大部分重要学术刊物。会计家们也越来越喜欢采用大样本数据和概率统计分析，通过逻辑严密的数量模型来解释和预测一些会计现象和变量间的关系。不过，西方另一种批判的声音也开始越来越强烈，会计遵循的是未来目标的设计逻辑而非历史数据的解释逻辑，过于强调解释型科学范式的负面效应已经显现，会计理论似乎走入迷局：一是形式上严密，但实践指导性不强；二是理论脱离实践，理论观点落后于实际；三是注重历史数据检验解释而忽略目标要求与路径设计。那么，解释型科学范式为什么会造成如此致命的缺陷呢？2006年哈夫、特兰斯菲尔德和范阿肯等世界知名管理学家①在《管理探究杂志》撰文批评世界著名商学院研究管理学问题过分追求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的“解释型科学范式”。他们指出工商管理问题采用“解释型科学范式”外表看起来“学术性”很强而严重脱离实践，致使商学院理论成果越来越被工商实务界轻视。作者赞同三位教授观点，本文试图论证会计学科具有设计型科学的特征，并提出会计理论需要回归“人工科学”本质，建议多采用设计型研究范式。

二、科学的类型及其特点

会计学属于哪一种科学类型呢？目前科学分类比较普遍的方法是将科学分为形式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五大类（李醒民，2008）。但是，这样的划分似乎存在内在的矛盾性：形式科学是从思维形态角度界定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从研究对象进行区分的；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是从科学认识过程来划分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分则出于研究方法的差异。为此，国外有学者别开生面从科学的使命角度提出一种新的三元分类法（范阿肯，2004）②：形式科学、解释科学和设计科学。不同科学类型的使命和特征：

（一）形式科学（Formal Sciences）

形式科学几乎不依赖于经验，其使命是建立命题系统，而对该命题的验证主要是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形式科学包括逻辑和数学：它们不涉及实在的事物，但是无论科学抑或技术都需要应用数学与逻辑学，例如在技术制品（人工自然）中，必须有建模、试验、估算等逻辑分析与数学计算，才能使我们处理经验的公式确凿有效（黄顺基，2009）。

（二）解释科学（Explanatory Sciences）

解释科学的使命是拓展知识以加深对自然与社会的了解，具体地说，就是描述、解释和尽可能的预知该领域内可观察到的现象，解释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等部分社会科学。

（三）设计科学（Design Sciences）

设计科学的使命是为设计和实现产品（人工物）而开发出相应的知识，主要解决结构问题或者是改善性问题。如：建筑师和土木工程师主要是处理结构性的问题，而医生主要是处理改善问题。设计科学以拓展知识、应用知识为目标，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设计科学包括工程学、医学、管理学、现代心理疗法等等。

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提出的“设计科学”概念是这种新的三元分类法的基础。西蒙在《人工科学》（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一书中，划分了自然物和人工物。所谓“人工”或“人为”（The Artificial），即通过人的作用力综合而成，一般具有功能、目的和适应性，而且可以模拟自然事物的某些表象，而在某一方面或若干方面缺乏后者的真实性。西蒙强调的是与“自然”物相对立的“人工”物，即强调“物”的人工性。人造之物之所以区别于自然之物，并不在于物理的结构和化学的成份，而在于投射出人的观念和目的性，凝聚了人的力量、劳动、制作与创造。

与设计科学直接并列的解释科学，二者的主要差异有四点（仇向洋，2008）：

1.解释型科学的使命是描述、解释与预测，而设计科学的使命是发展有效的知识，以产生出对现场问题的解决方案。

2.解释型科学的典型工具是因果模型，设计科学的典型工具是技术规则，这些规则告诉人们，要想达到某个目标或获得某些结果，就要采取什么样的路径。

3.解释型科学往往是后见之明的研究，注重对已发生的事件做出解释，设计科学则专注于前瞻逻辑。

4.解释型科学重在描述（Description），设计科学重在施策（Prescription）。

三、会计科学属性的界定

会计是一个“人造世界”。我们认为会计是一个人造经济信息系统，将涵盖无限数据企业“现实世界”投射到有限数据的“会计人造世界”来提供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信息需求。这个“会计人造世界”具有人造特征：一是会计人造世界经由人类按照一定目的“人造”演化而成的；二是会计系统通过功能、目标、适应性三方面特征来表达；三是在设计会计系统时，尤其是在规范会计确认和计量规则时，人们经常不仅着眼于描述性，更加着眼于规范性。会计学研究是想表明人造的会计世界是“多么令人惊奇而并非不可理解”，还是想“将现存情形改变成想望情形为目标而构想行动方案”呢？显然，答案是后者，西蒙（1969）将后者称之为“设计”，从这个意义上讲会计学家都在从事设计工作。

为什么会计需要回归设计型科学范式呢？由于解释型科学范式既不反映外部环境变化对会计世界的影响也不对事物发展发表指导性意见，最近会计职业界对会计学术界的敬意正迅速下降，一方面是大量由解释性知识构建的理论成果被束之高阁，另一方面则是理论研究者对一些新的会计实践行为没有做出足够敏锐和充分的反应。③于是，一些富有远见的会计学家开始对当前会计学研究中精巧数学游戏存在的实际应用问题进行了抨击，提出具有“人工科学”本质的会计学应当回归设计型科学范式。这意味着会计研究人员，不能在思想方法上以是否符合解释型科学范式作为一项会计学研究（论文）是否成功的标准。把解释型科学范式作为唯一的价值判断标准，容易导致显而易见的无用结论或者违背真实情形的伪结论（凯多尼斯等，2009），致使会计科学在丛林泥潭④中愈陷愈深。

西蒙（1969）把管理学称为“人工科学”，我们是否可以从中得到启示把会计学归入设计科学的范畴呢？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一设想的可行性。

（一）会计学研究的对象是“人工物世界”

一般认为，会计是一个人造经济信息系统，它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它根据所要满足的使用者需求，权衡确定输出信息应具有的质量特征（相关性与可靠性）。然后，选择适当的程序和方法将通过会计凭证有条件输入系统的数据，加工处理为符合质量特征的财务信息，从而将无限的现实世界转化为使用者可识别的有限信息世界。因此，会计学研究的对象是一个以会计这个人造系统为中心的“人工物世界”。“凡是将现存情形改变成想望情形为目标而构想行动方案的人都在搞设计”，所以会计学家都在从事着设计工作。

（二）因果模型（实证研究方法）无法解决大部分会计问题

虽然实证会计理论已在会计理论中占有显赫地位，可是它并没有达到取代规范会计理论的最初预期。实证会计理论虽然也通过“认识（文献回顾）—实践（数据检验）—结论（假设和建议）”等阶段，但局限性在于（葛家澍，2006）：第一，只是解释和预测一种现象和关系“是如何”和“将是如何”而不对事物的发展指导性意见作说明；第二，所说明的都是上市公司中很小、很具体，甚至显而易见的问题，所利用的只是会计的数据，甚至数据本身的真伪都未经严格的审核；第三，会计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观察、分析和研究包括企业经济活动在内的社会现象，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反应剂，而只能用抽象分析法。实证研究必须与规范研究相统一，才能形成具有指导意义的完整会计理论。具体地说，规范研究仍是构建结构化会计理论（会计范式）的主要方法，实证研究的作用在于为理论构建提供有用的现象观测和分析信息，并检验和完善规范研究的理论成果。

（三）会计理论的价值寓于施策的前瞻性和指示性之中

什么样的会计理论是“好”会计理论？“能够解释和预测”是常见的回答。然而，类似“为什么会穷”的诠释显然是不够的，给予“怎样才能富”的指引才是理论的价值所在。例如，实证会计理论告诉我们“公司股票价格隐含了破产预测能力”，然而却无法为投资者如何避免破产损失⑤以及管理当局如何避免破产提供明确的、可操作的策略。会计数据比简易模型能够“更好”地预测破产，但是并没有会计学研究的每一种方法都不具备绝对的真理性，任何理论成果都是局部的。在会计领域，不存在最优模式或普遍性的法则，所有推论都有前提假设和适用条件。因此，会计理论的价值来源于实践，由其在制定实施方案中的前瞻性和指示性所决定。

设计型科学处于基于解释型科学范式的描述性理论和实际应用的中间地带。会计学科属性非常符合此类科学，其领域学术研究的任务重点是建立设计解决方案的科学知识体系。因此，可以从设计知识体系和典型研究成果两个方面来考察会计学这类设计型科学的内容。一方面，设计型科学不关注设计行为本身，而是与设计行为所遵循的用于设计解决方案的知识相关（范阿肯，2004）。一般说来，针对某个实践问题会制定三项计划：目标设计，即干预或者人工物的计划；实现设计，即使实施干预或者产出人工物的计划；流程设计，问题解决周期或者问题解决方法的计划。根据这三类设计，完整的设计知识体系应包含三类设计知识（范阿肯，1994）；另一方面，设计科学典型的研究成果是“技术规则（Technological Rules）”（邦吉，1967）。邦吉（1967）把技术规则定义为“在既定目标和既定顺序下采取有限行动的一种指导”。范阿肯（2005）进一步指出技术规则是“在特定领域应用方面的一般知识，这种知识与以一种预期结果或表现为导向的干预或人工物相联系”。根据逻辑上的差异，技术规则可以粗略地分为算法规则（Algorithmic Rules）和启发规则（Heuristic Rules）两类。目前，在管理学领域倡导设计科学范式的学者们总结出的代表性技术规则主要是“实地检验和落地规则（Field—tested and Grounded Technological Rules）”，它被视作有助于提高管理领域学术研究相关性的知识生产模式Ⅱ的产物。⑥

四、会计科学设计逻辑

作为一门设计型科学，会计学知识体系遵循两种逻辑：静态的设计逻辑；动态的演化逻辑。

（一）静态的设计逻辑

这种逻辑通常被称作“技术规则”（Technological Rules）（范阿肯，2005）或者“设计命题”（Design Proposition）（德尼尔等，2008），其算典型法“如果想要在Z情境下达到Y效果，那么就执行干预X”（邦吉，1967）。笔者认为，会计学遵循“环境（Environment）—会计系统（System）—实现机制（Mechanism）—目标（Objectives）”的静态设计逻辑，即“ESMO模型”。ESMO模型用于开发关于“特定环境下会计应该是什么”的规范性知识。它以环境为起点，以目标为导向，强调会计的设计科学本质。这个模型的构造如下：在特定的环境（E）下，通过会计系统（S）来调用这个实现机制（M），达成预期的目标（O）。各部分的解释：第一，环境是影响会计生存和发展的内外部周围因素。我们正处在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所谓财富不再仅指利润或现金流，它可以是顾客需要、持久竞争优势、品牌、资源、知识等等，价值成为一个综合性的财富指标。与之相适应，企业管理也从职能管理向价值管理理念转变。第二，会计系统就是客观的“会计世界”，会计学需要跳出会计是一种经济信息系统的认识局限，从价值管理的视角来构建新会计范式是新时代的必然选择。第三，实现机制在一个会计系统中起着基础性的、根本的作用，如何兼顾复式账簿体系内核与多目标需求是基于设计型科学范式的会计理论研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第四，目标是会计系统人工性的体现，企业的契约特性决定了会计目标必须兼顾内部和外部、事前和事后的信息需求，所以会计需要满足不同使用者的多维目标需求。由于方法库与数据库固化在一起，传统会计模式仅能向外提供单一信息，至多部分满足不同使用者的多目标需求。利特尔顿（A.C.Littleton，1958）在《会计理论结构》（Structure of Accounting Theory）中对这种会计模式的特点做出了如下概括：会计方法在本质上属于统计学；会计的重心是收益，而不是资产或资本；会计本身并不过分关注财富的质量方面，利用了“共同显示器”的货币作为计量单位；会计应当以实际交易价格作为记录基础等等。虽然利特尔斯顿所描述的会计模式已成为传统财务会计，但是现行的财务会计模式仍然保留着利特尔斯顿所描述的绝大多数特征。ESMO模型以环境为起点，在O—S逻辑基础上把环境和实现机制纳入内生变量予以考虑，为突破传统会计模式的认识局限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发展对环境特征和内在生成机制的理解大大拓展了会计设计命题的范畴，为会计学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值得一提的是，ESMO模型关注“会计应该是什么”，是构建会计设计命题的逻辑，而不是类似于NPV、EVA、MVA、BSC的具体计量模型，亦非模仿迈克尔·波特、汤姆·科普兰、詹姆斯·迈天的工作解释价值增值的逻辑。

（二）动态的演化逻辑

会计模式的选择或者变迁遵从螺旋形的演化逻辑，即“会计演化模型”。会计演化模型强调原型化（Prototyping）的设计逻辑：环境变化推动会计模式进行以复式簿记这个原型模式为起点的演化，新模式在最终确定不是线性的，习俗惯性、政治过程和成本效益等约束条件弯曲了原本线性的演化过程。ESMO模型揭示了会计学知识体系的静态设计逻辑，“特定环境下会计应该是什么”本质上是一种绝对理性的理想状态。作为一个人造系统，会计模式的选择和演化显现出典型的螺旋上升趋势，这与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和制度变迁相似。一旦建立某种会计模式，就可能对这种模式产生路径依赖，历史情境的变迁会为重塑新模式提供难以抗拒的强大动力，但是新旧模式的更替不会一蹴而就。原型模式不但是新模式的起点也是设计新模式时所处的情境，新的模式不可能抛开原有的数据沉淀而凭空构建，必然会烙上原型模式的痕迹。因此，会计模式演化是一个具有显著历史性、人工性特征的有限理性过程，对此建立了“会计演化模型”来解释这种动态的设计逻辑。会计演化模型沿着螺线进行若干次迭代，模式的演化本质上是备选方案的筛选过程，模型中三个象限则代表备选方案的约束条件：第一，习俗惯性。习俗惯性指的是处于某种习俗背景下的相关参与者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以及这种习俗作用于会计实践活动的内在力量。某个系统或模式确立后，相关参与者在长期使用中逐步形成某些规范，可能是正式法规，也可能是约定俗成的惯例，从而形成某种既定习俗。第二，政治过程。由于会计在财富转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会计模式的演化直接或者间接受到政治过程的影响，最终沦为平衡各方利益的结果。政治过程，一方面表现为企业契约各方会对会计系统的构建、会计程序和方法的选择施加影响；另一方面会计理论也成为一种特殊商品，变为政策辩解的工具（Watts & Zimmerman，1979）。第三，成本效益。会计系统建设与运行是有成本的，确定A方案是否比B方案更好是基于成本效益分析。因此，会计系统的选择不是“最优”而是“最适合”（成本效益比较）。正是上述约束条件的存在，会计系统在表现形式上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具有“权变”和“条件真实”两大显著特征。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会计学具备了作为一门设计科学的全部特征。这意味着会计研究人员，不能在思想方法上以是否符合解释科学的规范作为一项会计学研究（论文）是否成功的标准。把解释科学作为唯一的价值判断标准，容易导致显而易见的无用结论或者违背真实情形的伪结论，致使会计科学在丛林泥潭中愈陷愈深。一项十分重要的启示是：（作为设计科学）会计范式革命只有依靠规范研究才能完成，实证研究只能发现悖论，推动会计科学进入非常规科学阶段，而突破这一阶段确立新的范式。会计学回归设计型科学范式可以弥补现有会计理论范式的诸多局限，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设计型科学范式以目标为起点，构建的理论应用性更强；二是设计型科学范式研究步骤可以构建“会计白箱理论”。解释型科学范式遵循“问题—假设—检验—假设”的研究步骤，而设计型科学范式遵循“目标—备选方案—筛选—行动方案”；三是设计型科学范式可以弥补解释型科学范式“重破轻立”和“真空地带”的局限；四是设计型科学范式可以形成的“综合性”和“飞跃性”的会计理论，因此内涵和外延不会受历史的拘泥。更多关注未来路径的规划，形成内涵和外延的突破与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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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良华　张昉

科学动力学范式论文 篇2：

机械论范式的有机论转向：科学知识“绿化”的起点

摘 要：机械论范式对自然的“客观辩证法”的反动决定了“绝对知识”的相对性和科学视野的狭隘性，进而决定了科学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性以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背离；因此，要使自然科学摆脱“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使之朝向“人性化”与“绿色化”的方向生成，就必须从根本上或源头上扬弃机械论范式，转向有机论范式，也就是要实现恩格斯所谓的“科学的哲学化”或科学的“理论思维”化；其方法论进路有两条：一是彰显古希腊哲学中的素朴的有机论，二是颠倒黑格尔“颠倒的辩证法”。这就是《自然辩证法》对当今自然科学的现代性启示。

关键词：自然科学；机械论范式；有机论范式；转向

机械论范式是自然科学的发生学基础，是科学得以产生的认识论前提，但它本身却有一个严重的先天性局限，这就是它的形而上学性：它撇开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而只对“部分”或“具体”进行所谓“精确性”研究；它对自然科学分门别类的机械论划分“阻碍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去看清最简单的事物”。正是机械论范式的“机械性”决定了科学视野的“狭隘性”，决定了科学外化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有机性与复杂性，这是自然“最简单的事实”，相应地，扬弃机械论范式，转向有机论范式，这是自然科学走出困境的“阿莉阿德尼线”。

一、机械论范式：自然的有机性的肢解

诚然，把事物从自然界的普遍联系之“网”中割裂开来、从无限的绝对运动中“静止”起来加以观察与实验，这种形而上学的机械论范式是科学赖以发生的认识论基础。对此，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也是毫不否认的。在《自然界的辩证法：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一章中，恩格斯承认：尽管科学只有从自然界的“普遍的交互作用”出发，才能找到各种运动或现象的“现实的因果关系”，但是，由于自然界的这种交互作用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且引起某一运动现象的原因往往又是另一运动现象的结果，因此，“为了了解单个的现象，我们就必须把它们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在《物质的运动形式：自然科学的辩证法》一章中，恩格斯又就机械论范式对于科学研究的必要性给予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认为，尽管有机体的运动形式与无机体的运动形式是相互关联、互相“含摄”的，但这决不妨碍科学在研究物质运动时只研究无机体的运动形式。“当我们在这里研究运动本性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把有机体的运动形式撇在一边。因此我们不得已只好局限于——按照科学的现状——无生命的自然界的运动形式。”在其后期所撰写的《反杜林论》一书中，恩格斯还对机械论范式作为科学的“基本条件”给予了直白的阐发，并高度肯定了机械论范式对科学发生与发展的促进作用：“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还是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在肯定古希腊哲学关于世界普遍联系的“总画面”的同时，也就这种素朴有机论的反科学性给予了辩证的说明，并把对自然界中的部分或“细节”独立起来加以研究视为科学的主要任务。他说：“这种观点(指普遍联系的观点——引者注)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來，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

然而，机械论范式对于科学认识的必要性并不等于科学认识的真理性及其功能的效用性，这正是由机械论范式的“机械性”所决定的。因为“这种做法(割裂自然的有机联系而纯粹对具体部分加以研究——引者注)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查，这就注定了科学的非科学性。换句话说，机械论范式的机械性决定了科学真理的相对性，进而决定了科学效用的负面性。

大家知道，“联系”和“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自然界绝非如机械论自然观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偶然性的堆积，而是一幅在联系中运动，又在运动中联系的复杂性图画。在这幅图画中，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及其运动是双向互动、相互生成的——事物的复杂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了事物自身的运动，同时，事物自身不间断的运动又构成了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和我们相接触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这些物体的互相联系这一事实就包括了，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并且物体的这种相互作用正是运动。”正是联系和运动的绝对性与客观性决定了机械论范式的片面性与形而上学性，也决定了科学——作为这种思维方式的精神产品——的相对性和有条件性。机械论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现代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机械论范式为“要件”的自然科学只是对生态系统或整体中的某个要素或局部的正确认识，并不足以将其“客观化”或“放大化”为整个生态自然的自在性说明，这是因为“部分和整体早已在有机的自然界中愈来愈变成不够用的范畴了。——种子的萌芽——胚胎和生出来的动物，不能看作从‘整体’中分出来的‘部分’，如果这样看，那便是错误的解释。只是在尸体中才有部分。”在《自然科学和哲学》一章中，通过批判“错误的多孔性理论”，恩格斯还间接批判了科学的机械论范式，认为它只是一种“纯粹的知性的虚构”。在恩格斯看来，多孔性理论无视事物的普遍联系及其互动作用，把各种虚假的物质(包括色素、味素、声素、热素、电质料等)看成是处于彼此孤立的细孔中而不相互渗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有鉴于此，恩格斯主张祛魅机械论范式的科学性与神圣性，从有机论维度人手，重新界定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正如他在1873年5月3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自然科学只有在物体的相互关系中，在物体的运动中观察物体，才能认识物体。对运动的各种形式的认识，就是对物体的认识。所以，对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的探讨，就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对象。”

与机械论范式把自然分割开来研究的认识论路径相对应，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也被机械地分割成了很多不同的学科或部门。随着人类实践深度和广度的不断加大，现代自然科学的分类更加精细，出现了很多新兴的、甚至闻所未闻的“陌生”学科。尽管——和机械论范式对于自然科学的必要性相一致——科学的分门别类也是必要的，但却不一定是合理而有益的。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

用》一章中，恩格斯揭示了自然科学的机械划分(分门别类)对人们“科学”地认识自然的危害性：“在自然界中没有孤立发生的东西。每个东西都作用于别的东西，反过来也这样，并且在大多数情形下，正是忘记了这种多方面的运动和交替作用，阻碍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去看清最简单的事物。”在恩格斯看来，既然科学的根本目标是追求客观性与精确性的“绝对知识”，那么它就必须以自然界的“本来如此”为“原型”或“文本”，而自然界最大的“本来如此”就是它的有机性以及这种有机性的复杂性；联系的复杂性，这就是自然“最简单的事实”。“自从按进化论的观点来从事生物学的研究以来，有机界领域内固定的分界线一一消失了；几乎无法分类的中间环节日益增多，更精确的研究把有机体从这一类归到另一类，过去几乎成为信条的那些区别标志，丧失了它们的绝对效力；我们现在知道有孵卵的哺乳动物，而且，如果消息确实的话，还有四肢行走的鸟。”因此，对自然科学的机械论划分本身就是对自然界“本来如此”的反动。为此，恩格斯严厉批判了凯库勒在《化学的科学目的和成就》中对力学、物理学和化学所做的机械性定义(把化学视为关于“原子的科学”，把物理学视为关于“分子的科学”)也批判了英国的《自然》杂志把力学定义为“物体的静力学和动力学”、把物理学定义为“分子的静力学和动力学”、把化学定义为“原子的静力学和动力学”的机械作法；还批判了海克尔把“机械的”和“一元的”当作同义词来使用的机械论本体论或机械论至上论。他说：“照我的看法，这种甚至把化学过程无条件地归结为纯粹机械过程的做法，是把研究的领域，至少是把化学的领域不适当地缩小了。”与此相反，恩格斯更赞同各门自然科学之间的渗透与交叉，主张把物理学称作“分子的力学”，把化学称作“原子的物理学”，把生物学称作“蛋白质的化学”，以此表示这些科学中的一门向另一门的过渡，从而既表明两者间的联系和连续性，也表示出它们的差异和非连续性。否则，“如果我们把那些在宇宙的运动的相互作用中暂时地和局部地孤立的或者被我们的反思所孤立的个别原因，称之为起作用的原因，那末我们绝没有给它们增加什么新的规定，而只是增加了一个混乱的因素而已。”

恩格斯针对机械论范式的见解是非常深刻而富有前瞻性的：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系统论、自组织理论、非线性原理、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的出现，作为科学对象的自然的有机性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证明；相应地，自然科学的发展也越来越呈现出综合化、整体化的态势，呈现出各学科之间互相渗透的新特点。不仅各种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大量涌现(如物理化学、生物化学以及由物理、化学、生物学结合而成的分子生物学等)；而且，除了传统的数、理、化、生、天、地等“经线学科”外，还出现了如能源学、材料学、旅游学、管理科学等“纬线学科”。因此，机械论范式对自然系统的形而上学肢解，对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划分在本质上是对自然的系统性与有机性的“支离破碎”，是对自然的“客观辩证法”的背离与反动。

二、机械论范式：科学破坏生态的认识论缘起

机械论范式——作为自然科学把握自然的“基本条件”——将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这就决定了自然科学的外化过程同时也就是生态环境的毁坏过程，它是导致自然科学损坏生态的认识论源头。

现代生态学和系统科学研究表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样，都是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生命系统表现为网络格局。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从物种层次、生态系统层次到生物圈层次——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每一事物都通过正、负反馈环路与其他事物互相作用。在地球这个生命之“网”里，每一个生物都占据着特定的“生态位”，都扮演着各自不同的角色、履行着各自不同的功能；只要其中的某一个生态子系统受到破坏，就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直至整个生物圈的灭亡。Jameslovelock和LynnMargulis的“盖娅假说”对这种生态网络的有机性作过较详细的诠释。早在上世纪60年代，前苏联生物学家马律格就对泰加林中的柳树的同生群进行了一次测定，发现进入同生群的有91种寄生真菌，36种形成茵根的真菌，46种附生地衣，7种附生苔，16种附生叶藓，8种壁虱，574种昆虫，8种鸟类和9种哺乳动物——总共803种，还不包括藻类、细菌和放线茵。如果其中的一种植物趋于灭绝，十多个相互依赖的昆虫、非昆虫动物或其他植物种也将随之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球上的每一个事物对于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元功能”。

因此，人类以机械论范式的“精神产品”——自然科学——為武器，去征战有机性与系统性的自然，就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迅速恶化，导致人类成为“悬在半空中的存在”。在《封闭的循环》一书中，巴里·康芒纳就曾以污水处理、洗涤剂、化肥、杀虫剂、汽车、合成塑料、大型水坝、汞的应用、核弹的发明或应用为例，揭示了隐藏在现代技术幕后的科学基础的失败，亦即机械论范式的失败。他说，今天的环境恶化与工农业生产技术的介入是分不开的，这些技术本来只是用于解决单一的、彼此隔离的问题，而由此带来的“必然的副作用”并没有考虑在内。技术是科学理性的外化与运用。由于科学分为很多彼此分离的独立学科，而这些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概念所奠基的，而概念又是建立在生态系统被分解为孤立要素加以界定的基础之上的，这就割裂了自然的有机性与相关性，破坏了自然的和谐与秩序。正如肥皂是天然脂肪加碱造成的，可以说主要是利用自然，而人们创造出的合成洗涤剂虽有很高的效率，却成为一个新增的污染源：“一种合成纤维只要生产出来，就不可避免的要对环境产生比天然纤维要大的影响。”因此，以机械论方式为“母体”的自然科学——作为描述某一时空中的某个(类)事物的“精确性”知识——并不总是绝对科学的，而不过是在特定范围内针对特定对象而言的所谓“不错”。

机械论范式，作为科学“分门别类”的划分根据，使得自然的有机性被各门具体科学的狭隘性所遮蔽。正是它，为科学技术破坏自然的“和谐、稳定与美丽”(奥尔多·利奥波德语)，进而使人类陷入“存在的遗忘”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恩格斯以赖尔和他的地质学发现为例，辩证而客观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尽管十九世纪赖尔的《地质学原理》“第一次把理性带进地质学中”，破坏了作为“自然界根本杠杆”的“神迹”，但是，“地球不是按一定的方向发展着，它只是毫无联系地、偶然地变化着”仍然是“赖尔观点的缺陷”。造成这一缺陷的症结“只有用当时在自然科学中已经占统治地位的分工来说明，它使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中，只有少数人没有被它夺去统观全局的能力”。相比之下，恩格斯更赞赏文艺复兴之初人类思维方式的完整与完美。因为那时候的科学工作者见多识广，其视野并没有因为科学的分门

别类和科学分工而狭隘化。他以既是画家又是力学家和工程师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为例、以既是画家又是雕刻家和建筑师的阿尔勃莱希特·丢勒为例、以既是政治家又是历史学家和诗人的马基雅维利为例，说明那一历史时期科学思维方式的完善性，并谴责后期科学思维方式的庸俗与机械。他说：那时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分工的限制人、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后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到的(这里的“后继者”指的是那些只通晓自己的学科领域而对其他领域漠不关心的学者，即恩格斯所谓的“书斋里的学者”)。

机械论范式的世界图景不但导致了自然科学对于自然的系统性的“破碎”，而且导致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事实与科学价值的分离。正如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的艺术》中所说：近代科学的发展是建立在对自然界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以及每门科学内部独立的分析研究基础之上，其特点是把整体分解为部分，把复杂的分解为简单的，把高级的还原为低级的。“科学的兴起把人推向了一条专门化的训练隧道，人类在知识方面越有所长进，就越看不清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看不清他自己，于是就进一步陷入……‘存在的遗忘’。”因此，克服机械论范式的机械性，使我们的自然科学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这是历史赋予科学工作者的使命。

总之，无论从科学认识自然的机械论方法看，还是从科学分门别类的机械论划分看，机械论范式都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幕后黑手。因此，为使我们的科学朝向“符合人类本性的方向”生成，“扬弃”机械论范式、彰显有机论范式就成了“科学人性化”的迫切任务。还是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会长余谋昌先生说得好：科学的机械论的认知模式是脱离现实的，是有严重的局限性的。按照生态世界观，世界是“人——社会——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它是有机整体。在这样的世界，没有单独的存在，没有孤立的部件。如果把这些部件孤立出来，它就成为抽象的，难以理解的；它们作为现实的事物和现象，只有在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才能存在，因而只有从事物和现象的关系与相互作用中，才是可以认识和理解的。这就需要新的认识模式，即“生态学模式”来取代“笛卡尔模式”。

三、有机论范式的转向：摆脱“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

恩格斯认为，机械论范式对于自然科学的健康发展而言，恰似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普罗克拉斯提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强盗，他强迫所有过路者躺在他所设置的床上，比床短的就把他拉长，比床长的就把他的脚砍断；其意相当于中国成语的“削足适履”。机械论范式对自然科学的误导正是如此：为了获得精确性知识，它用“奥卡姆剃刀”肢解自然，而为了综合这些知识，它又像蹩脚的裁缝那样去拼凑自然。因此，要使自然科学成为我们建构“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助推器”，使其朝向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友好的方向生成，就必须扬弃机械论思维范式，转向有机论思维范式。这个“扬弃”与“转向”的过程，就是恩格斯所谓的“科学的哲学化”或科学靠近“理论思维”的过程。在“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和“自然科学和哲学”这两章中，恩格斯指明了这一过程的两条哲学进路：

(一)与古希腊素朴的有机论哲学相结合

恩格斯认为，古希腊哲学，不管是唯物主义学派，还是唯心主义学派，总体说来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的特征——素朴的有机性。因此，它理应成为自然科学克服机械论范式的“营养源”。恩格斯的这一主张是有充分根据的。让我们以古希腊哲学中的米利都学派为例。

古希腊哲学的本体——从泰利士的“水”，到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者”，再到阿那克西美尼的“气”，等等，所有这些作为本体的自然都是自本自因、混沌有序的“一”，宇宙万物都只是这些“一”的自然的“分有”，都和这些自然本体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即便是唯心主义者毕达哥拉斯，也把自然归结为“数”，认为万物都是由“数”演化而来，即从“一”一“二”一“数目”一“点”一“线”一“面”一“体”一“水、火、土、气”一“有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与本体论上的有机论相对应，在认识论的思维范式上，古希腊哲学家十分强调事物与事物之间的有机性关联。例如，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在《论自然》中就提出了“存在者”之间的“不可分”性。他说：“存在者也是不可分的，因为它全部都是一样的，没有哪一个地方比另一个地方多些，妨碍它的连续，也没有哪里少些。因为它是整个连续的；因为存在者是与存在者连接的。”恩培多克勒也认为，自然界的事物都是“一”和“多”的耦合与统一，是通过“爱”和“憎”的矛盾推動而产生的“一”与“多”的循环。“事物的本性是从多中产出一，当一瓦解时又变为多。”阿那克萨戈拉也同样认为，自然界中的一切包含着一切，事物不可能是分散孤立而独立存在的，“统一的世界中所包含的那些东西是不能用一斧子砍开截断的”，正如“热不能与冷分开，冷也不能与热分开”一样。

基于此，恩格斯认为古希腊哲学的素朴有机性不失为科学扬弃机械论范式有效良药，主张科学的机械论范式向古希腊有机论范式的辩证回归。“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就同样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并且这种见解愈来愈为自己开拓道路。”在恩格斯看来，古希腊哲学除了它的直观性与某种猜测性以外，有一个明显“胜过它以后一切形而上学敌手的优点”，这个“优点”就是反形而上学、反机械论的有机论。“如果说在细节上形而上学比希腊人要正确些，那么，总的说来，希腊人就比形而上学要正确些。”那种以为希腊哲学没有经过经验科学的检验从而否定希腊哲学的观点(“以培根式的傲慢去看待希腊人”)必然使自然科学误入歧途。这是因为，近代形而上学哲学(恩格斯称之为“令人迷醉的障碍”，如英国的培根哲学与洛克哲学、德国的沃尔弗哲学)都或多或少带有机械论“污染”的色彩。“形而上学就是以这些障碍堵塞了自己从了解个体到了解整体、到洞察普遍联系的道路。在希腊人那里——正因为他们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所以，如果说近代科学的那句名言——“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啊”——是正确的话，那么，这里的“形而上学”决不是古希腊哲学，而恰恰是提出这种口号的近代形而上学哲学，即机械论哲学本身。换句话说，“当心形而上学啊”本身才是最值得“当心”的。

(二)与黑格尔关于联系的辩证法相结合

除了强调自然科学必须与古希腊有机论哲学相结合以外，恩格斯还特别推崇自然科学与黑格尔关于普遍联系的辩证法的结合。“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为发生于自然界中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似物，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恩格

斯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关于事物之间“联系”的辩证法，因此，它的“联系”的有机性同样应该成为自然科学克服机械论范式的基本向度。在比较了笛卡尔哲学的“机械的热理论”与科学的能量守恒原理、留基伯的原子哲学与凯库勒的原子论后，恩格斯阐发了黑格尔辩证法对于自然科学的辩证导向作用，并对近代机械论哲学全盘否定黑格尔辩证法表示了深深的遗憾。他说：“一个民族想要站上科学的各个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里主要指黑格尔辩证法——引者注)。正当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它，因而只有辩证法能够帮助自然科学战胜理论困难的时候，人们却把辩证法和黑格尔派一起抛到大海里去了，因而又无可奈何地陷入了旧的形而上学。”

然而，由于黑格尔辩证法具有客观唯心主义的性质，“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因此，恩格斯提醒人们，科学与黑格尔辩证法的结合就需要采取辩证的和扬弃的态度，即对黑格尔辩证法实行“颠倒的再颠倒”——“为了在神秘外壳中发现合理的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因为“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现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同样不是构造种种联系放人事实中去，而是从事实中去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这就是说，恩格斯所主张的科学与黑格尔的结合，就是要以自然事物之间的客观的或现实的联系去规定并统摄我们主观的或观念的联系，而不是相反。“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人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即不是客观符合主观，而是主观符合客观；不是存在趋近于思维，而是思维趋近于存在。在恩格斯看來，自然科学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的再颠倒，就如同唯物辩证法之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热素说之对机械的热理论的颠倒、燃素说之对拉瓦锡理论的颠倒一样，这里的“颠倒”是哲学理论进步与科学进步的阶梯。只有以扬弃黑格尔来“保卫黑格尔辩证法”，科学才不至于“引起杜林先生闹得如此滑稽可笑的舞蹈病”，即以我们的主观或观念的联系去验证或统摄自然事物间的客观的或现实的联系。

总之，实现科学的机械论范式向有机论范式的转换，这既是自然科学“绿化”的哲学进路，也是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基本向度，更是保证主观(科学的有机论)与客观(自然的有机联系)相符合的科学量度。这就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对我们的现代性启示。它对于“拯救我们的地球”、建构“环境友好型社会”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作者：李　国

科学动力学范式论文 篇3：

自然科学的经验基础与解释学

【摘 要】经验与陈述的关系并非归纳或演绎的逻辑关系，因此科学的经验基础就构成一个难题。仅仅把科学看作命题体系的观点不能解决这个难题，同时经验主义的平台也不能提供任何通道。科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惟有语用学和解释学的平台才能为这个难题提供解决方案。科学的实践性、公共性、主体间性、情境性为理解库恩的范式理论提供了线索：自然科学具有解释学的基础。劳斯进一步主张：自然科学本身就是解释学的事业，科学是不断重构的叙事。科学的解释学与客观主义形成对立，而这并不必然使科学滑入相对主义。伯恩斯坦提出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方案：解释学本身就为这种超越提供了资源，解释学循环恰恰对科学范式的开放性提出了要求。

【关键词】经验基础 语用学 解释学 叙事重构

【

一、 经验与陈述的逻辑鸿沟

自然科学被公认为经验科学，但是，科学哲学家对“什么是经验”“如何进行检验”等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意见。波普尔把经验基础问题界定为“关于个别陈述的经验性质以及如何检验它们的问题”。（[1]，30）经验基础问题涉及经验（或观察）与基本陈述（或观察命题）的关系、陈述与陈述的关系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它构成科学哲学的基础性的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预设了某种中性经验或者说无主体的经验以及描述这种经验的中性语言。逻辑经验主义处理经验与陈述的关系的典型方式是逻辑原子主义式的，基本经验或原子事实与基本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以此为前提，它用形式逻辑的方式处理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关系，提出其科学检验和科学划界的原则即证实原则，主张科学理论与基本命题之间存在着归纳证实的逻辑关系。作为其弱化形式的概率论仍然坚持中性经验和中性语言的设定。

波普尔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集中于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逻辑关系层面，他对归纳主义的证实原则的驳斥在逻辑上是无可反驳的：任何普遍的科学的理论命题都是不能由有限数量的观察命题得到证明的。经验与陈述的关系这一层面并非波普尔的主要关注点，但他对此也有所反思。他认识到经验与陈述之间并不存在类似于陈述之间的逻辑关系，经验与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个似乎不可跨越的鸿沟。经验并没有直接的证明作用，“陈述只能由陈述从逻辑上加以证明”。（[1]，31）“由于要求基本陈述和其它科学陈述具有客观性，我们将剥夺了我们自己本来希望把科学陈述的真理性还原为我们经验的任何逻辑手段。”（[1]，33-34）简言之，一切基本命题（或观察陈述）的真值是无法从经验上予以确证的，所谓科学的检验——基本命题对理论命题的证明或证伪——就丧失了原有的基础。

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一书中对经验基础问题作了富有启发的分析。他指出，独断证伪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的基础包含两个错误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理论命题和观察命题之间有着自然的、心理的分界。第二个假设是：观察命题是由事实得到证明的，正确的。实际上这两个假设对逻辑经验主义同样有效。拉氏驳斥了这两个假设。他认为，观察命题与理论命题并非如通常所以为的那样直接来源于中性的、纯粹的经验，观察渗透着理论预期，观察命题以更高层次的理论为背景。针对第二个假设，拉氏指出，“观察”命题的真值是无法明确决定的，“任何事实命题都有不能由实验得到证明，命题只能由其它命题导出；不能由经验来证明陈述，‘就象不能用敲桌子来证明陈述一样’”。（[2]，21）他进而断言：“因而，我们既不能证明理论，也不能证伪理论。软的，未经证明的‘理论’同硬的，业经证明的‘经验基础’之间的分界是不存在的：一切关于科学的命题都是理论的，而且都是不可避免地可错的。”（[2]，22）

科学的可错论无疑为怀疑主义、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那么，如何实现可错论与科学合理性的调和呢？约定主义的策略似乎不可避免。波普尔既承认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又试图坚持科学的批判理性。他必须决定如何把受检验的理论与不成问题的背景知识区分开来，背景知识中的理论将获得“观察的”地位，作为检验其它可怀疑理论的基础。波普尔强调背景知识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并承认其约定性：“批判永远不会从无开始……讨论问题时我们总是承认（但愿只是暂时地）各种不成问题的东西，它们暂时为讨论这个问题而构成我称之为背景知识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种背景知识很少始终绝对不成问题的，它的任何一部分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受到挑战。”（[1]，205）批判总以特定时空下的背景知识为前提，并保留着对这些背景知识提出上诉的权利。科学知识的增长就处于这种约定与批判的循环之中。但无论如何新理论总是以其真值不确定的理论为基础，因而这样建构的理论大厦归根结底是缺乏基础的。拉氏很幽默地表达了这种怀疑：“我们的方法论证伪主义者骄傲地拒斥了这种逃避主义：他敢于不减可错论之威，且又敢于以大胆的、冒险的约定主义政策毫无教条地避开了怀疑论。他完全知道所冒的危险，但他坚持人们必须在方法论证伪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作出某种选择。他提出了一场几乎没有希望赢得的战争，但声称说参加这场游戏比放弃这场游戏还是要好些……有人甚至会说，方法论证伪主义与独断证伪主义的不同就在于它是空讲可错论！”（[2]，41）

可错论、约定论和对背景知识的实用主义的强调都是由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导出的合理结论，是对科学的理解的一种进步。而波普尔之所以有“空讲可错论”之嫌疑，其根源在于他仅仅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证明（或证伪）层面，而放弃了对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作出合理说明。鉴于经验与陈述之间的逻辑鸿沟，任何回避而不予解释的科学合理性理论都是空中楼阁。

那么，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究竟能否被解决呢？答案是；在经验主义的平台上该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经验主义的根本性难题在于，它导致了唯我论的困境。经验主义所谓的经验不过是个人化、私人化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并非是主体间有效的：我的经验不同于你的或他的经验，所谓的经验检验也就不是主体间有效的。因此，摆脱该困境必须引入主体间性以及语言的公共性。当我用私人语言说“这朵花是红的”的时候，别人无法理解“红的”代表着什么感觉；而当我用公共语言说出这句话，并得到大家的认可时，这句话才变得有意义、主体间有效了。因此，惟有在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的平台上经验基础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或者说该问题不存在了。经验主义考查命题是否为“真”，而在新的平台上则考查命题是否“有效”。这涉及科学观念的根本性的转变：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其主体不是单个的科学家而是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是情境性的。

二、逻辑鸿沟的弥合：作为实践活动的科学

正如阿佩尔所言，“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重点逐渐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3]，108）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彻底地了转变了我们看待科学的方式，科学的实践性（活动性）、主体间性和情境性或者说局域性都能在语用学的平台上凸现出来。语用学把句法学与语义学纳入对语言的整体性的语用分析之中，分析对象由名词性的“语言”变成动词性的“言语”。“言语”是一种活动，奥斯汀说“说话就是做事”。把语言视为言语行为同把科学作为活动来理解是一致的，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由技术兴趣引导的介入世界的活动而非静态的知识。维特根斯坦明确指出不存在私人语言，语言总是公共的。同样，科学语言和科学活动总是在共同体中发生并获得有效性，科学的主体不是单个的主体而是共同体。“真”为“有效”所取代，“有效”即主体间有效：在主体间得到一致认可。维氏的“语言游戏说”把语言、生活形式和世界理解视为一个整体，各个“语言游戏”只具有家族相似性而不可通约。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游戏，它同时还是在更广阔的日常实践的语言游戏中展开的。科学的情境特征和局域性可由此得到说明。以此为背景库恩也就好理解了。

如果说前库恩时代科学哲学的主流把科学作为既成的知识来考察的话，那么库恩的范式理论则是把科学作为一种活动来考察的一座里程碑。他在《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一文中表达了这种取向：“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4］，265），“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4]，267）。

库恩对经验基础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对波普尔的证伪逻辑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波普尔所谓的认识逻辑名不副实，因为它只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关系而忽略了对陈述与观察之关系的探讨。在波普尔看来，理论要成为科学的，只能通过观察陈述而被证伪，不能通过实际观察。库恩认为，这种逻辑的证伪并不能给认识逻辑提供基础，而认识逻辑的规则及其逻辑要求“已不单是意义的符号关系。它要求认识论家和科研工作者把理论所导出的句子不是同其他句子相联系，而是同实际观察或实验相联系。这就是卡尔爵士‘证伪’一词必然引来的后果，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却始终保持沉默……当一种业已公认的理论不是面对实验陈述，而是面对实验本身时，逻辑在什么条件下才要求科学家放弃这种理论呢”？（[4]，280）库恩很清楚，波普尔不能、他自己也不能为观察与陈述提出一种通常意义上的逻辑，在这个层面上，逻辑是无效的。他阐明，“提这些问题目的是要表明逻辑尽管是科学探索有力的、最后总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但人们也有某种可靠知识在形式上并不需要逻辑。同时我还要提示，逻辑证明的价值并不是为了逻辑本身，只是在条件需要而且需要到一定程度时才有。”（[4]，281）这乃是对科学理解中的逻辑迷信的破除。

那么库恩针对上述经验基础问题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他指出：“我曾引进‘范式’这个词以强调科学研究依存于具体事例，它可以跨越理论内容同理论应用之间的鸿沟”。（[4]，281）库恩强调范式作为范例的意义，他认为，科学共同体承认的合乎范式的范例是具体的题解。 “共有事例即以发挥一般都归之于共有规则的认识功能。事例发挥这种功能时，知识的发展不同于知识在规则支配下的发展。”（[4]，313）作为范例的科学范式是一种具体的题解活动，科学家通过一系列题解活动的示范和训练而习得他所在科学共同体中科学活动如何进行的知识。科学的语言、概念和理论在具体的题解活动中、具体的科学实践中被赋予意义、可理解性和可操作性。理论化离开了活动便无法理解。因此，经验与陈述的连结要在特定的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去寻找，唯有参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科学游戏，才能理解经验与陈述在该科学范式中的特定连结。归根结底，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不是一种逻辑关系，而是一种非逻辑的活动关系；经验与陈述间的鸿沟是靠“活动”来跨越的，具体的实践活动是连结二者的中介。

库恩的范式理论既不是指向单个科学家的活动，也不是指向无主体的知识增长的逻辑，而是考查科学共同体的实际活动。范式可以粗略地等同于科学共同体。科学有主体，但既非先验主体也非自我封闭的经验主体，而是现实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知识的有效性以能否在科学共同体获得主体间的认可为基准。而对于赢得这种认可来说，经验证实或证伪是不充分的，论辩、说服、修辞、宣传、权威甚至权力都在现实的科学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科学共同体首先是交往共同体，它是科学得以可能的条件，其中进行的意义沟通和理解使得科学语言和活动获得特定的意义。阿佩尔指出，“自然科学家的实验共同体总是表现为一个指号共同体。而这种主题间性水平上的沟通决不能由某种客观科学的方法程序来取代，原因就在于这种沟通是客观科学之可能性的条件。”（[3]，71）“一个交往共同体的存在是一切在主体-客体维度中的知识的前提；这个共同体本身乃是对世界材料的客观描述和说明的主体间性元维度”。（[3]，73）

科学活动也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游戏”。语言游戏同特定的生活形式与世界理解相联系，科学范式之不可通约不过是语言游戏之不可通约的合理结论。科学的语言游戏植根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实践活动。不存在中性语言，语言与经验世界相互耦合于特定的实践活动或者说生活形式中。逻辑分析在这个层面上是无效的，对这种经验与称述之间关系的把握需要深入地考查并理解特定的科学实践活动乃至作为其背景的更为广泛的生活世界。语言与世界的这种耦合关系可以说明科学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为什么理论之间或是语言之间的翻译如此困难？因为，正如经常议论到的，各种语言以不同的方式把世界说成各种样子，而且我们没有任何道路去接近一种中性的亚语言的转述工具……学习一种语言或一门理论就是学习描述世界，该语言就是随着这个世界而起作用的”。（[5]，362）

科学家总是在某个科学共同体中从事科学活动，总是从属于某个范式。库恩的范式由形而上学信念、理论框架、选择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标准构成，不同的范式中的科学家是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不同的范式构成不同的科学世界，其中的科学家面对着不同的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及其相互连结。因此，科学家的工作本质上也是解释工作，其从属的范式构成他解释、理解世界的前见。范式是历史地形成的，既有的，构成科学家置身于其中的情境（当然情境不局限于自主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只有置于情境之中才能得到真实的理解。对库恩而言，不存在不依赖于特定的科学范式和文化的、所谓客观的事实的宇宙。实际上胡塞尔早就揭露过科学的客观主义假象，他认为关于表面上客观的、由事实构成的世界的知识，实际上先验地植根于前科学的世界之中。科学分析的可能的对象，是事先在我们原本的生活世界的现实中形成的。哈贝马斯指出：“胡塞尔正确地批判了客观主义的假象。这种假象用合乎规律的、结构化的事实的自在现象蒙蔽科学，掩盖这些事实的构造，从而使人们无法意识到认识和生活世界的利益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6]，123）世界如何呈现依赖于主体的特定的实践活动，依赖于主体所属的科学共同体和生活形式。

对科学活动的主体间维度、公共性、不可通约性、情境特征以及局域性的揭示，一幅新的科学形象浮现出来。科学的解释学维度昭然若揭。科学无本质。科学总是文化的、历史的产物，科学的形象并非静止的、普遍的。正如夏佩尔所言，“在科学中不存在任何神圣的、原则上免受修改或摈弃的东西：所谓事实是如此，理论、概念问题、方法、思维方式，甚至包含在一些所谓免疫的‘元科学’概念群中的‘科学’定义也如此”。（[7]，446）库恩赋予范式过强的约束性，然而，即使在同一范式中也存在着不同解释之间的竞争。用解释学来区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还有意义吗？

三、作为解释学事业的自然科学

在伽达默尔那里，解释学经历了本体论转向，理解成为人之存在的基本状态，这样，解释和理解的普遍性得到了确认。自然科学同样是解释学的事业。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的文化研究都揭示出了自然科学的解释学维度。“科学的知识也像一切知识一样，涉及对某人揭示（诉说）某事。科学探讨意义，这些意义就是体现在语言中的、在经验中修改和实现的，并在实验室的特定的实践中和科学文献及文化中传递的社会存在物……科学有某种与其自己的（历史的）令人信服的判断和论据有关有历史空间或‘此时此地’。解释学哲学为把历史和文化重新引入自然科学哲学提供了哲学基础。”（[8]，9）

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作为区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据。查尔斯﹒泰勒（Charls.Tailor）继承了这种区分，他坚持：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天然就是解释学的；自然科学的对象没有意义，对不同的文化是一样的，不依赖于人的解释，因而解释学在自然科学中是没有位置的。库恩的范式理论表明，自然这本大书并非没有意义。恰恰相反，具有不同范式的科学共同体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解释着自然界。在与泰勒的争论中，库恩表明了其解释学立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一样，其中没有某套中立的，文化中立的范畴，自然对象或行动能由这套范畴来描述”。（[9]，21）“我的观点一直是如此：任何时期的自然科学家乃是基于一套概念，当代的实践者从他们最近的先辈那里继承下这套概念。这套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包含在文化中，当前的实践者通过训练进入这种文化；对于非共同体成员来说，仅仅通过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理解其它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技艺是不能进入这种文化的。同时，我已作为特定时期的科学的解释学基础提到过它。你们可能注意到，它非常接近于我曾经所谓的范式。”（[9]，22）

库恩强调了自然科学的文化历史性，科学范式是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相联系的，一种范式就是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对自然的一种解释。因此库恩反对泰勒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所作的简单区分：自然科学中没有解释学的地位。他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同样需要解释学的解释。不过，他仍然相信可以从解释学角度去区分这两种科学。他认为，范式更替确实意味着解释和理解自然的新方式，具备解释学的基础。然而，追求一种新解释并非促使这种转换的产生的研究者的自觉意愿。与之相反，新的解释却是人文科学游戏的自觉目标。因此，他坚持其早期的观点：自然科学区别于其它科学的地方在于，自然科学有支持常规的解题研究的范式，而人文科学不存在范式或常规科学时期。“自然科学尽管要求我所谓的解释学的基础，但他们本身不是解释学的事业。另一方面，人文科学通常如此，它们别无选择。”（[9]，23）

劳斯（Rouse）的解释学立场比库恩更为坚决和彻底。与泰勒相反对，在承认自然科学也是处于历史与文化中的需要解释的事业的立场上他与库恩是一致的。劳斯认为：库恩坚持，在遇到外来的、不熟悉的文化或本文时，存在着一种特征性的解释行动，而进入一种外来文化或本文的方式基本上不同于我们或多或少毫无问题地生活于一种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科学文化）中的方式。劳斯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即使在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熟悉的文化中仍然存在着竞争的意义解释问题。“传统是由对传统的不同解释的冲突构成的，这种冲突本身有着一个易受相互竞争的解释影响的历史。”（[10]，615）他认为，在库恩所谓的常规科学时期同样存在着经常的对范式的解释，常规科学的共享实践就包含着对实践的多元解释。劳斯在《科学的叙事重构》一文中指出，自然科学的历史演变总是伴随着科学的叙事重构。共享历史的科学共同体成员总是微妙地、竞争性地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以往的科学研究并筹划自己的研究工作，都希望自己的叙事能为更多的共同体成员所接纳，从而主导共同体的研究方向并确定自己的研究地位。“科学研究是一种社会实践，研究者由此构造叙事情景，过去的研究通过这种叙事情景被理解和认同，而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可能性被筹划。这个叙事领域展示了对该领域的连贯的、共享的理解和在不同的筹划、解释威胁下的不连贯之间的持续紧张。”（[11]，179）劳斯主张解释的普遍性，“以解释学循环为特征的解释，以及理解与自我理解的纠缠，并不划出一个行动或探究的特殊领域，而是使事物清楚的一个普遍特征”。（[12]，55）他坚持解释学并不构成区分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依据：“我主张，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不能形成一个天然的类别……所有的学科为一个内在发展历史以及与其它科学领域和社会实践的互动的历史所形成。...不同科学的成功实践总是已经并将继续避开方法论者所施加于其上的限制和类型学（typologies），这些方法论者提供一门科学为了成功必须如何的最新描述。”（[12]，56）

劳斯坚持科学本身是历史的偶然的产物，并将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产生变化，科学没有不变的本质；他反对任何全球性的（global）、普遍化的科学合法化叙事，他坚持科学是局域性的（local），隶属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阶段；科学的可靠性并不依赖于全球合法化，科学的局域性并不削弱科学的可靠性。

自然科学的解释学反对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的理解，尽管这种客观主义的自我理解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不过，反对客观主义是否必然滑向相对主义？如何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伯恩斯坦认为，解释学提供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途径。“伽达默尔提醒我们，在传统、历史和语言属于我们以前，我们便属于传统、历史和语言。我们无法摆脱效果历史的动力学力量，后者决定了我们将生成为什么。”（[13]，212）历史、传统和成见并非人类理性的限制，而是本质上理性有限的人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前提。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性并不意味着范式的绝对封闭和自主性，仅仅意味着不能把特定范式的标准强加于其它范式，因为不存在超越的标准。不可通约性恰恰要求开放性。对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隶属恰构成理解其它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可能性条件，构成这种理解的本质特征的是解释学循环。因此，解释学追求的并非是封闭和自足，而是开放性和相互理解。而惟有在与古老本文、外来文化的遭遇中才能促进自我理解和自我超越。“科学共同体使用的理性和论证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并且指导科学活动的标准和规范从本质上说来是开放的。人们对于解释在科学活动的每个阶段的认识已经有所发展，并且在观察和理论之间的任一固定的分界上开始探询。”（[13]，216）

注释：

1． 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纪树立编译，三联，1987。

2． 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3． 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陆兴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4． 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5． 拉卡托斯、马斯格雷夫 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库恩：“不可通约性与范式”），周寄中译，华夏出版社，1987。

6．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

7． 夏佩尔：《理由与求知》，褚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8． R.P.克里斯：“解释学与自然科学：导论”，《哲学译丛》1999年第1期。

9． T.S.Kuhn：“The Natural and Human Sciences ”，in David R.Hiley，James F.Bohman and Richard Shusterman（eds），The Interpretive Turn：philosophy，science，cultur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

10．Joseph Rouse，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Philosophy of Science, 1991，Vol.58。

11．Joseph Rouse，The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of Science，Philosophy of Science, 1990，Vol.33。

12．Joseph Rouse：“The Interpretation in Natural and Human Science”， in David R.Hiley，James F.Bohman and Richard Shusterman（eds），The Interpretive Turn：philosophy，science，cultur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

13．理查德.J.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郭小平译，范进校，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

作者：王东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