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新范式分析论文

2022-04-18

摘要：法与经济学分析范式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的形成、运行及效果，是法学与经济学互动融合的产物。跨学科研究范式和法与经济学自从产生就存在逻辑勾连，经济属性、发展本位、效益价值以及限权理念和法与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契合决定了法与经济学分析范式在跨学科研究中的适用。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宪政新范式分析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宪政新范式分析论文篇1：

公共行政研究范式的竞存

摘要：本文对范式的概念进行界定，将范式区分为自然科学范式和社会科学范式，并就这两种范式进行了区别。文章主要从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公共行政研究范式的竞存：即从民主宪政到管理效率，再由管理效率向民主宪政回归，在向民主宪政回归的基础上再到政治、管理和法律途径的多元视角。

关键词：范式；宪政；效率

公共行政学从其诞生到发展的100多年时间里经历了不同的范式研究途径，究其范式变迁的根本还是社会生产力推动的必然结果。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同时受相关学科的影响，公共行政学研究范式在公共行政实践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的进行研究视角和焦点的转变，但是民主、自由、公正、效率、公民权等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贯穿于公共行政学研究范式变迁的过程，即公共行政研究范式变迁体现在宪政和管理这两种主要研究范式上，研究范式关注焦点的不断调整主要体现在宪政(政治、法律)和管理这两大方面上。以这两方面为关注重点的研究范式相互交错演进，勾勒出了公共行政学研究范式的竞存图。

一、范式概念的界定

范式(paradigm)来源于拉丁文paradigma；古希腊文paradeigma pattern，意为“共同显示”。范式在社会学研究中是个旧概念，但由于托马斯·库恩tThamas Kuhnl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1962)的发表，这个词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常规科学是指坚实地建立在一种或多种过去科学成就基础上的研究，这些科学成就为某个科学共同体在一段时期内公认为是进一步实践的基础。‘范式’这是一个与‘常规科学’密切有关的术语。公认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传统提供模型”。托马斯库恩关于范式的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把形成某种科学特色的基本观点称为这种科学的范式。在自然科学史上，牛顿的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等，都是自然科学的范式。科学是逐步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会有重大的发现和发明，但库恩指出。范式通常会变得固若金汤，抗拒任何实质的改变。不过，当范式的缺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明显时，一个新的范式就会出现并取代旧的范式。库恩在这里所指的主要是自然科学中的范式，自然科学家相信一个范式取代另一个范式代表了从错误观念到正确观念的转变。在库恩看来，科学是一项社会活动和事业，它包括两个最基本的因素，范式和共同体。科学革命实质上就是指范式的转化、过渡和更替。

在社会科学中，范式的更替与库恩所说的自然科学范式更替是不同的。理论范式只有是否受欢迎的变化，很少会被完全抛弃。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艾尔巴比在其著名的《社会研究方法》著作中认为“社会科学范式提供了不同的观点，每个范式都提到了其它范式忽略的观点，同时也都忽略了其它范式揭露的社会生活的纬度。每一种范式都为关注人类社会生活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每一种都有独特的关于社会事实的假定。”因此每一种范式都是理解社会某一领域或某些方面的不同视角和途径，而不必追求哪种范式的对或错。范式本身并没有对错之分，作为观察的方式，它们只有用处多少的区别。

二、公共行政研究范式竞存

(一)公共行政的宪政主义视角

早在20世纪初公共行政研究正式出现之前。就有许多政府理论家和行政管理实务者开始探讨行政机关的管理职能问题。美国建国之初，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人就以民主制行政理论为基础致力于设计一套大政府体制。宪政主义取向以推进民主为己任，热衷于设计可操作的民主程序、公民参与和分权原则，它要求公共行政更多地关注正义、自由和责任等价值目标。由此而形成了公共行政宪政主义视角：第一，人民主权原则。在杰斐逊看来人民主权是组织政府的最高准则，政府只能基于保护人民的权利而存在。第二，宪法至上原则。杰斐逊认为，人民成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凡是人民自己能做的事，都应当由人民自己去做。第三，有限政府与分权政府。为了防止政府权力的扩张和腐化，杰斐逊主张实行权利分离和相互制衡制度，使任何权力机构都不能越出其合法的限度外。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关心的是人类社会能否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建立政府体制，它能够运用宪法性法律对行使政府专有权的人实施制约。政治不平等的条件并不一定是绝对的，而是维持共同认可法律规则之可实施性的唯一充分的条件。“权力可以在若干政府之间分配和安排，其方式是每一机关对其它机关构成制约。通过把个人的利益与政府机关的宪政权威联系在一起，野心就可以用来对抗野心”。美国宪政体制的努力是通过统治者本身对服从法律规则的体系来钳制强大的统治者。

20世纪公共行政研究正式出现以后，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奠基者威尔逊首次提出政治行政两分法。尽管威尔逊认为，行政管理者应当将主要精力放在实际运作上，但宪政主义取向仍是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思想流派。在怀特看来，公共行政由于与政治过程相联系而独具特色，对公共行政的研究需要与涉及正义、自由、服从和国家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等问题的政治学理论相结合。“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倡导严格的政治与行政两分法，但是这本书对政治与行政的两分法比通常认为的要谨慎的多”。在古德诺看来，虽然立法机关作为一个政府机构主要涉及国家意志的表达，但也不排除立法机关可能采取行动影响国家意志的执行。同样，一些负责执行国家意志的政府机构通常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因而也可以说是在表达国家意志。民主国家不仅必须以民主原则为立国之本，而且要有民主的行政，以及贯穿于行政的民主理念。

(二)公共行政研究的管理主义视角

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核心观念是效率至上的原则和“经济人”的假设。1887年美国学者威尔逊发表的《行政学研究》奠定了公共行政研究的管理主义倾向。依据威尔逊的观点：行政与政治应该分开，政治为行政确定了任务，但一旦确定之后，就应该由行政来进行执行而不能再插手行政的事务：坚持认为行政应该处于政治领域之外，以保证行政的效率：同时关注行为主义对政治和行政研究的冲击。“执行一部宪法变得比制定一部宪法更要困难得多。”威尔逊从当时企业管理的科学管理经验中得到启示，那就是通过单中心的等级管理体制来提高行政效率和增强行政责任。为了提高行政部门的运作效率，行政管理应当贯彻企业管理原则。在管理途径的理念层面，管理主义公共行政理论认为，以民主的方式做出政治决定后，行政执行有赖于与私人企业管理相同的技术和方法，这种研究取向主要关注于如何增进行政组织的管理效率。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公共行政研究主要关注于组织结构、科学管理和组织效率等问题。在管理途径的组织理论层面，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为管理的组织层面提供了理论支持。韦伯认为，作为一种理想的行政组织形式，“官僚制”具有的特征是：合理的分工、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依

照规程办事的运作机制、形式正规的决策文书、组织管理的非人格化、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培训机制、合理合法的人事行政制度。韦伯对各种社会组织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个对不同组织的性质、形态、特征进行分析的理论框架，把权威与组织性质相结合，把行政管理与效率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强调在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的管理。韦伯理论的这些基本理念为管理途径在组织层面上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和理论的推进，管理主义视角又发展出两种派别：传统管理途径和新公共管理途径。

1、传统管理途径。采用制度和法理的研究方法，重点关注正式的政府组织机构；主张政治与行政分开；致力于探讨行政管理的一般性原理；强调以效率为一般性标准管理主义的运用。根据传统管理途径的观点，公共行政的意义在于追求效能、效率以及经济的最大化。企业化公共行政的主张，逐渐发展出一套公共服务如何运作的正统或古典的观点。依此观点，管理者，而非政客，处在管理控制的地位，效率便成为公共部门“至高的善”或“行政价值链条中的原点”。传统管理途径的思维和逻辑主要是建立在政治与行政分离的观点之上的，公共行政的意义在于追求效能、效率以及经济的最大化。

2、公共管理途径。其核心内容是力图将私营部门和工商企业管理的方法用于公共部门。主要是来自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的一些关于行政改革的理论设想。这些改革试图用以市场为基础的、由竞争驱动策略来取代传统上以规则为基础、由权威驱动的过程。新公共管理理论对管理持有的理念是管理的自由化和市场化。

按照新公共管理的观点，公共管理者被要求去寻找新的创新途径来取得成果或者将先前由政府履行的职能民营化。他们被要求去“掌舵，而不是划桨”，新公共管理大量的依靠市场机制去引导公共项目。新公共管理的这些理念，在奥斯本和盖布勒的《重塑政府》一书中得到了提炼和普及，成为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精髓—一企业家政府理论。企业家政府理论基本内核的十条政府体制改革原则，不但包含了具体操作层面的新的政府管理运作方法，而且在本质上蕴含了一套新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主要取自市场经济和企业管理的理念。新公共管理途径的偏重于成本——效益、顾客的回应性。

(三)公共行政在管理基础上的完政回归

笔者认为，当代公共行政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影响下，在实践层面过于注重效率至上的理念而弱化了公民的理念，同时也由于行政权的膨胀而面临着宪法的危机，此时急需对原有理论范式的调整。在理论层面公共行政在分别经历了以宪政和管理为主的途径后，在当代公共行政研究的范式更多地是这两种范式的结合，即无论是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务理论还是奥斯特罗姆的民主制行政模式都是在原有基础理论上(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在新公共管理基础上，民主制行政是在官僚制基础上)对自由、公正、平等、公民权等基本民主的民主价值理念的回归。

1、罗伯特·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是指关于公共行政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套理念。新公共服务的主要观点：(1)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2)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3)在思想上要具有战略性在行动上要具有民主性；(4)为公民服务而不是为顾客服务；(5)责任并不简单；(6)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7)公民权和公共服务比企业家精神更重要。

新公共服务理论观点的核心要素：民主、公民、公民权、公共利益、服务。从原有的那些经济理论和自我利益为主导的模式转换到以公民权、民主和公共利益为主导的新公共服务模式。新公共服务理论以重视民主、公民权和为公共利益服务为理论框架，不只是最新的管理时尚或者管理技巧。它是对价值观的根本改造。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以义务和责任，这些公民美德为基础，避免人性的自私自利的产生，运用参与和包容的方法建立公民意识、责任意识和信任，塑造出积极的公民意识和良好的公共服务精神。构建以公民权、民主和公共利益为主导的新公共服务模式。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理论基础上的一种扬弃，在某种程度上讲，可以将其视为对传统的政治与行政问题上的回归。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基本主张一方面关注政治所关注的基本价值如民主、平等、公民权等问题，另一方面也关注行政的操作层面与理论层面。即在重视前述价值的基础上将行政管理提升到了更高一层的境界一以公民权、民主和公共利益为主导的新公共服务模式。

2、奥斯特罗姆的民主制行政体制和官僚制体制的并列。奥斯特罗姆教授的核心观点是公共行政学必须在官僚制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民主制行政研究，公共行政的实践也必须在官僚制行政的基础上引入民主制行政的实践。奥斯特罗姆教授认为在美国建国时期，就产生了与官僚制行政相对的民主制行政的理论。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所著的《联邦党人文集》就阐发了交叠管辖的政府体制。这一政府体制中所有的政府单位都根据自治的原则设计，奥斯特罗姆教授在其《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著作中将这些原则设计概括为九条。而这些原则在本质上体现了人民主权、宪法至上、分权制衡、有限政府与分权政府等宪政的最基本价值观。

奥斯特罗姆教授认为美国的实验代表了在民主制行政体制发展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出发点。“民主制行政作为一种一般的公共行政，可以作为官僚制行政的替代类型，与官僚制行政相并列”。“现代政治经济学家以及早期民主理论的著作中生长出来的范式内含有民主制行政科学”。奥斯特罗姆教授认为，对于美国公共行政的理论和实践，存在两种公共行政理论，至于哪种理论更适合，需要根据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即在动荡的世界中霍布斯设想的宪法适合于军事国家的有限运转，在和平与发展时期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所设想的人类社会，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良好政府也是适用的，而在此宪政规则能够在具有实质性分权和交叠管辖特色的政治体制中得以实施。这样的宪政体制能够使民主制行政持续成为普遍的公共行政形式，与官僚制相对。

(四)公共行政研究范式的多元视角——罗森布鲁姆的多元行政观

罗森布鲁姆多元行政观开启了公共行政研究范式的多元化视角。按照罗森布洛姆的观点公共行政的研究途径应该采取政治、法律和管理三种不同的视角。笔者认为这种多元的研究视角根源于权力的分立。罗森布鲁姆认为公共行政的研究三条分明的途径，各自对公共行政有不同的阐述，每一种途径均包含在特定的政治文化之中，反映了宪法上的分权和政府功能在不同部门的分配。管理途径主要是基于行政部门的立场，去思考忠实的执行与落实各项法令规章；政治途径则是基于立法与决策的考虑；至于法律的途径则强调的是政府的裁决功能、对维护宪政权利的承诺(保卫自由等)以及法治。

正因为公共行政是一个复杂的学科领域，罗森布鲁姆在对公共行政研究途径的划分上体现出了管理、政治和法律至少三种途径。这三种不同的研究途径，对于公共行政的运作，倾向于强调不同的价值和程序、不同的结构安排，亦用不同的方法看待公民个人，而每一种途径对如何发展公共行政的知识亦有各自不同的主张。三种不同的研究途径在冲突互补中发展，形成了更加符合当代公共行政发展的多元行政观模式。虽然这种多元行政化视角是根植于美国特有的政治文化、政治体制和公共行政发展的实践，但是其蕴含的深层次价值理念确同样为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纵观公共行政发展的脉络，不同学派、不同理论因研究侧重点的不同而形成了对公共行政研究的不同范式，诸范式齐头并进，共同发展。不同范式各有特点，这些不同的范式之所以没有进行整合，就是因为在社会科学领域任何一种范式都是有所偏颇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偏颇而显示出其自身价值之所在，在这种竞存状态中相互借鉴和发展。在对公共行政的实践研究中，我们应该坚持这样一种态度，即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对现实的抽象，同时又不能穷尽所有的社会现实，理论应该在实践中广泛吸收其他理论中合理的成份而推进自身的发展。当前一段时期，我国社会处于多元化阶段，这种多元化的发展现实决定了公共行政研究需要多元化范式理论竞存以推动公共行政实践的发展。“从某一个国家的行政环境归纳出来的概论，不能够立刻予以普遍化，或被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环境的行政管理上去。一个理论是否适用于另一个不同的场合，必须先把那个特殊场合加以研究之后才可以判定。”在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领域，事实上并不存在普适性的准则。因此，基于我国特殊的行政生态，以开放的思想对待多种范式竞存的状态，有选择地吸收，探索适合我国公共行政实践的范式，是我国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发展的现实选择。

作者：顾光海

宪政新范式分析论文篇2：

一个跨学科分析范式的适用问题研究

摘要：法与经济学分析范式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的形成、运行及效果，是法学与经济学互动融合的产物。跨学科研究范式和法与经济学自从产生就存在逻辑勾连，经济属性、发展本位、效益价值以及限权理念和法与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契合决定了法与经济学分析范式在跨学科研究中的适用。这种适用对于丰富经济学与法学的理论基础以及强化经济学与法学的当代使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法与经济学；经济法学；研究范式

法与经济学分析范式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的形成、运行及效果，是法学与经济学互动融合的产物。跨学科研究范式和法与经济学自从产生就存在逻辑勾连，加上经济属性、发展本位、效益价值以及限权理念和法与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契合决定了法与经济学分析范式在跨学科研究中的适用。这种适用对于丰富经济学与法学的理论基础以及强化经济学与法学的当代使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跨学科范式的命名特征

1.基于法学的视角，一般称“经济分析法学”(Jurisprudence of Economics Analysis)、“经济法理学”(Jurisprudence Analysis)、“经济学法学”(EeonomicsJurisprudence)。钱弘道认为：“从法学的角度看，‘经济分析法学’则更能够反映该学科的特征，本书(即《经济分析法学》——笔者注)采用‘经济分析法学’这个名称，而且‘经济分析法学’也合乎西方法学流派的命名传统，因此，‘经济分析法学’适合作为最终的相对统一的学科名称。”

2.基于经济学的视角，一般称“法经济学”(Economicsof Law)、“法律经济学”(LegaI Economics)、“法律一经济学”(Law－Economics)、“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法律的经济方法”(Economics of Law)。而“法经济学”的称法在我国最为普遍，这一点可以从从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的论文名称得出结论。

3.基于法学与经济学互动的视角，一般称“法与经济学”(L_dw and Economics)、“法和经济学”、“法或经济学”(Law or Economics)、“经济学与法律”(Economics and Law)。而“在其发源地美国，学者们现已统一称呼其为‘法和经济学”。

本文赞同“法与经济学”。的称谓。原因在于“法与经济学”表明的是法学与经济学两个学科的互动，即“既要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又要对经济进行法律分析；既要分析经济系统的运行对法律的影响，又要注重分析法律系统的运行对经济系统的运行的影响”。

二、分析范式中方法论的引入

法与经济学产生后得到很高的评价。台湾学者简资修认为它是“一个自主但开放的法学观点。另一位台湾学者林立认为它是“一股奔腾的当代思潮。”如果引证率可以测度影响力，那么当仁不让，波斯纳是在世的卓有影响的法学家”，从一个侧面说明其在学界的重要地位。法与经济学首先进入经济法学领域，随后进入民法、刑法和宪法等领域，最后被贝克尔运用于分析“人类的一切行为”。

法与经济学有新(现代)、旧(老或传统)之分，其分界点是科斯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以及卡拉布雷西的论文《关于风险分配与侵权法的几点想法》的发表。

乔治·梅森大学的查尔斯·罗利(Charles K.Rowley)在其1989年发表的《公共选择与法律的经济分析》一文中提出，经济分析法学是“运用经济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检验法律和立法制度的形成、结构、演化和影响”。尼古拉斯·麦考罗和斯蒂文-曼德姆将经济分析法学定义为“运用经济理论(主要是微观经济学及其福利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来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运作以及法律与法律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的学科。因此，依此类推，经济法学的经济学分析，主要就是运用经济理论(主要是微观经济学及其福利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计量经济学方法检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演化和影响。“法经济学最初引入经济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托拉斯法(反垄断法)、贸易管制法、税法及公用事业管理法等领域，意在说明这些法律重视运用经济学原理和目标，指出其中的经济学术语的含义，因此主要是对法律进行分析的和注释(这种做法至今仍很重要)，其后才注重对法律的评价(即探讨法律的影响、理解法律为何如此、法律应该是如何——笔者注)。在分析方面，它说明经济与法的跨学科研究宗旨应该是效益。在评价方面，它侧重探索和预测跨学科融合的效益，并力图以此指导立法和司法，创新法律意识，以促进综合效益的提高。”

目前，我国关于经济与法的跨学科研究基础理论和具体制度尤其是后者的经济分析的成果已经是汗牛充栋。他们运用成本一效益理论、均衡理论、需求与供给理论、理性假设理论等对公司法、企业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反垄断法、社会分配法等法律制度或其内部的某个具体问题进行了较为洋尽的经济学分析，这些对丰富跨学科分析的基础理论、完善经济与法的具体制度都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法与经济学分析范式的适用性分析

法与经济学在方法论上运用经济学的理念和方法研究法律运作，以符合人类社会高效发展的利益需求。

(一)经济法的经济属性和法与经济学分析的契合

经济性是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的特征。经济法学的经济性主要体现在调整对象的经济性、法益目标的经济性、运行机制的经济性以及效果评价的经济性上。被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商品、资本、价格、货币等多重要素的集合体与交互体，跨学科范式的调整目标在于将这些生产要素在政府与私人之间、国家与市场之间以权利义务的关系形式配置得合理与和谐、公平与有效。所以，经济法的研究就不能不涉及经济学研究所揭示的经济规律。任何一个反映经济规律的现代经济学研究成果，我们都不应当把它看成是法律的“异己”力量，相反，它是人类对经济现象长久研究的结晶，这种结晶在很大程度上往往会作为一个国家的政策导向甚至是立法的依据。研究经济法的问题，应当从经济到法律，再从法律到经济，而不是从法律到法律，从法学概念到法学概念。

(二)经济法的发展本位和法与经济学分析的契合

经济法的发展目标在于促进经济快速、公平、安全地发展。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方面，其主要从制度供给上通过界定初始产权、排除市场障碍、促进财富的再次分配，从制度效能上通过直接诱导经济增长发挥政府在资源与信息上的能力优势，将宏观调控政策置换为法律而发挥功效。在促进经济公平发展方面，其主要体现在通过规范手段尽可能消弭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现象以达到地区发展公平的目的，通过注

重控制代际之间由于自利性的极度膨胀而给缺位的下一代带来的损害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促进经济安全发展方面，其主要通过对整体经济秩序的协调以维护市场的基本秩序与交易安全，通过合理配置与市场适当的国家经济资源以营造符合国家整体安全需要的发展环境。

经济法的发展目标就是从制度供给上对经济产生影响的角度来强调的，这正是法与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有学者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它不仅有助于丰富新制度主义法经济学的理论库，而且有助于检验我国法律制度变迁的效率。而更长远的目标则是努力让二者互动起来，而不是自说自话，真正实现‘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法律，从法律的角度看经济学’的有益结合”。

(三)经济法的效益价值和法与经济学分析的契合

经济与法的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史表明，经济效益是市场社会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因此，提高经济效益是我国全部经济工作的重点和归宿，同时也是国家加强经济立法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

经济法以效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具有坚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产权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主张制度是内生的，因此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重大。一方面，经济的增长催生经济制度，另一方面，经济制度的安排会影响经济增长。经济法作为以法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经济制度，干预经济运行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而不是阻碍经济的增长，经济法促进经济增长的结果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就是效益的提高，因此，努力促进效益的提高，自然地成为跨学科融合最基本的价值取向。

(四)经济法的限权理念和法与经济学分析的契合

经济法主张的国家干预是授权与限权有机结合的干预，其理论强调国家干预是对国家经济职能的一种完善，它并不必然带来国家权力的滥用，相反，现代经济制度所体现的国家干预，是建立在对国家的有限理性这一哲学认识基础之上的，即认识到国家对经济干预，主要通过政府去实现的，而政府作为一个有限政府，它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因此国家在实施干预的时候，一方面需要授权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同时又要对政府本身进行干预，以限制其权力的滥用。因此国家干预是授权和限权的有机结合的干预，它包含了干预经济和干预政府的“双重干预”的理念。

经济法的限权理念具体体现在国家干预是定位于尊重市场经济体制的干预上的，并强调，成功的干预是指充分发挥市场优势的基础上的干预，因此，法与经济学主张社会福利最大化，具体的实现途径是通过激励机制而不是靠国家“父爱主义”强制干预，它与经济法限制政府的干预权力是相契合的。

四、法与经济学分析范式适用性研究的意义

法与经济学分析范式适用于经济与法的跨学科研究，不仅丰富了两个学科的基础理论，夯实了经济法学的理论基础，而且体现并强化了这个跨学科范式的当代使命。

首先，法与经济学分析范式适用于经济法学的研究，促进了经济学对法学的渗透，极大地拓宽了经济学与法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论领域和固有的思维模式，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李昌麒教授指出，在构建经济与法的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基础时，单一的法学基础或者单一的经济学基础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而应充分运用法的价值理论、市场失灵理论、政府失灵理论、弱势群体理论、社会正义理论、国家职能理论、国家有限理性的认识论以及经济法治理论等，从法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哲学以及宪政学等多学科视角构建跨学科范式的理论基础。

博登海默也指出了经济学研究方法对于法学研究的意义：“一个法律工作者如果不研究经济学与社会学，那么他极易成为一个社会公敌。”因此“法学要善于运用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说明经济法理论与实务问题，而经济学则要善于运用法学的研究成果，阐明经济学的某些问题”。

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发展，法与经济学已成为理论法学中的一种新学说和国际性的法学流派。因此，针对我国目前跨学科理论范式研究“理论水平深度不够，研究缺乏前瞻性”的状况，将其引入跨学科的研究中必能夯实经济法的法理基石。

其次，法与经济学分析范式适用于经济法学的研究，把效益作为该研究范式的基本价值目标，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体现并强化了经济法构建在当代的基本使命。

法与经济学深刻地揭示出，对有关法律权利和义务的科学规定的真正价值不在于这些规定本身，而在于通过法律规范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这便与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最大限度地优化利用和配置资源相契合。

经济法学构建必然受制于社会整体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因此，每一时代的经济立法者也只能从同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中领悟并确定经济与法律制度的使命。经济法学研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可以体现为：一是通过能够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宏观调控机制，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二是通过建立和执行市场规则，规范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三是通过政府的职能行为，协调竞争性市场可能带来的市场矛盾；四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解决资源浪费、公共产品的提供和外部性问题。总之，经济法是从每个人都应当公平地享有社会财富的角度实现经济上的正义，实现社会公共福利的最大化就是经济与法的跨学科研究的价值目标。

作者：胡元聪吴锦宇

宪政新范式分析论文篇3：

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演进与变革

［摘要］西方政治学的进步与方法论的发展紧密相关，行为主义政治学体现了政治学研究科学化的倾向，理性选择理论将经济学的方法应用于政治分析，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批判地借鉴了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强调制度研究的重要价值，凸显了政治学的学术性与实践性的融合。

［关键词］方法论；行为主义；理性选择；新制度主义

［

方法论是起指导作用的范畴、原则、方法和手段的总和。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支撑，方法论的发展本身就是学科学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学也是如此，因而政治学方法论具有重要价值。自二战以来，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政治学的进展与方法论的演进和变革紧密相关。本文拟从方法论演进的角度梳理行为主义、理性选择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力图展现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变迁图景，以期丰富对政治学方法论的认识，为提高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科学性提供素材。

一、政治学的科学化：行为主义（behaviorism）

行为主义是二战前后在美国崛起并迅速占据主流地位的政治学流派，其本质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革命，即以自然科学的分析工具、以实证的方法研究政治行为和政治过程。以拉斯韦尔、伊斯顿、阿尔蒙德等人为代表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大师主张“运用实证方法研究个体或团体的政治行为，主张政治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１〕

行为主义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和现实交互作用的产物。行为主义的产生首先源自对传统政治学的批判。传统政治学关注政治制度的设计，即如何通过构建良好的政体来实现良好的公共生活。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以及联邦党人的政治思想都体现了这一点。价值性、思辨性、抽象性、定性分析是其显著特点。然而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制度的建构也逐渐完成，“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已不是集中在建立何种政治制度上，而是采取什么样的公共政策”[2]，基于此，以往只注重对静态制度、法律文本描述而忽视对现实政治行为研究的倾向遭到激烈批评。另一方面，政治学研究中的科学化情结与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成果相结合，成为行为主义发生、发展的又一动力。20世纪以来，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快速发展，一系列新的工具和手段，如抽样调查、问卷访谈等社会调查方法，以及数据分析、概率论等统计学技术为行为主义提供了丰富资源。政治学有着与自然科学方法相结合的古老传统，在古希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未分离，如柏拉图的理念论与数学有着内在关联，这使得柏拉图成为“坚信可以将数学——几何学方法用于政治分析的斯宾诺莎和霍布斯的古代先驱”[3]

行为主义的方法主要包含价值中立与实证研究两个方面。价值中立主要体现为研究客体和研究主体的价值中立。行为主义者认为事实问题可以观察和验证，价值问题则无法观察验证，政治学者不应该研究“应然”问题，而只应研究事实问题，在研究对象上与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此外，研究者个人的情感色彩和价值取向也妨碍了政治学的科学化，为避免个人情感对研究结果的歪曲，研究者应该保持完全中立的态度。实证研究方法主要体现为研究的经验根据。其框架模型分为观察政治现象，确定研究主题，构建概念体系，做出理论假设，制定关系模型，收集资料，以计算机技术整理数据资料，得出结论。

行为主义综合运用心理学、统计学、社会学以及系统论的工具极大丰富了政治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政治心理学、政治文化学、政治人类学等研究分支极大拓宽了政治学的研究范围。“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重构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促进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融合，提高了政治学研究的系统化水平”[4]但是行为主义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走向衰落并向后行为主义演变，这源于其方法论本身的局限性。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一些学者批评价值中立意味着学者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诚如布坎南所言：“如果政治学事业被解释为类似科学事业的话，就有出现暴政的潜在可能性”[5]唯实证的研究方法使其对政治现实问题缺乏回应和解决能力，“政治学正在变得不关心政治学”

二、政治的经济学分析：理性选择理论（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理性选择理论被看作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的重要标志，是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拓展性的应用于政治研究的产物。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理性选择作为一种研究思潮、研究方法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欧美经济学和政治学者的关注。“在政治学中几乎已经没有未受过它影响的领域”[6]

理性选择理论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政治哲学传统之中，追溯到麦迪逊和托克维尔的政治科学源流之中[7]，早期的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理论将国家、政府看作人们基于利益考量，让渡权利、订立契约的产物；1929年经济大危机显现了自由市场秩序的弊端，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逐渐成为主流。随着政府干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加强，人们认识到作为纠正市场失灵手段的政府干预同样存在弊端。在此基础上，以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和分析范式解释民主社会中政治和选择过程的理性选择理论成为当代西方公共部门管理实践特别是政府改革实践的理论基础。

理性选择的方法论主要体现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设和交易政治观三个方面。无论是私人活动还是集体活动，无论是经济过程还是政治过程，个人都是最终的决策者和行动者，因此分析政治活动同分析经济活动一样都必须从个体开始；个人无论处于何种位置都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最基本的动机，“如果把参与市场关系的个人当作效用最大化者，那么，个人在非市场内行事时，似乎没有理由假定个人的动机发生了变化”[8]；政治是政治参与者出于自利动机而进行的一系列交易过程，政治过程同经济过程一样是交易动机、交易行为和利益的交易。用交易的方法观察政治，使人们在权力政治学之外有了理解政治过程的新视角。

理性选择理论加强了政治学和经济学内部的交流，为分析社会政治问题提供了统一的人性论基础，适应了政治学科学化的要求。但是其方法论基础仍存在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无力解释个体行动的整体后果；经济人假设忽略了人性的其他特征，将人的一切行为都归结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不全面的，经济人假设在政治领域缺乏足够的经验依据，而仅仅是一种逻辑演绎；将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无限制的应用于政治领域容易导致人们对政治过程的曲解。尽管如此，理性选择理论仍然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具有内在的关联性“理性选择理论假定个体是理性人，从中推导出的结论不是改造人们的经济动机而是重视政治制度的设计对行为选择的影响，在重视制度效能意义上成为制度理论复兴的支持力量”[9]

三、批判与重构：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

方法论意义上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反对用个体主义解释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重视制度安排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主张政治制度引导政治行为。1984年马奇和奥尔森发表的《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标志着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产生。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是在批判吸收行为主义、理性选择政治学基础上产生的。首先，它对政治行为反应偏好的假定表示质疑[10]。新制度主义反对将政治行为作为政治分析的基本要素，因为行为发生在制度环境中。理性选择理论分析的逻辑一致性是以其片面深刻性为前提的，人们的逐利行为要服从于社会规范和社会制度的要求。此外，由诺斯、威廉姆森等人推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将制度作为重要变量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思路及其成果对政治科学中制度研究路径的复归与兴起也具有重要影响。

方法论意义上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强调制度与国家的作用。第一，以制度作为分析变量，肯定制度重要价值。政治制度不是社会成员偏好的简单聚合，它限定政治行为的选择范围，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制度影响规则、行为和政治结果。新制度主义对制度的强调代表了向政治学旧制度主义的回溯与超越。与传统旧制度主义的宏观结构分析以及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微观个体分析不同，新制度主义将制度分析与行为分析相结合，实现了从宏观理论和微观分析向中层理论建构的重大转变。第二，肯定国家的作用。在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那里，国家的作用和地位被低估甚至被忽视。行为主义以“政治系统”等术语取代国家，理性选择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是追求税额和剩余最大化的利维坦，因此必须限制国家的作用范围”[11] 。新制度主义在批判吸收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定位国家的性质，提出“找回国家”（bring the state back in ）。国家并非是社会力量斗争的舞台，而是有着自身的结构性质和运行逻辑的实体。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依照自身的偏好和行为方式来贯彻自己的意志[12]。

新制度主义对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批判借鉴推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在政治学领域，批评行为主义只重过程而忽视制度的倾向，实现制度与行为的整合研究；在经济学领域，理性选择理论吸引了大批经济学家研究制度问题，使分离的政治学和经济学重新结合；在社会学领域，新制度主义者对制度概念的拓展，实现了制度概念的普遍化，为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方法[13]。但是新制度主义是松散的集合体，在具体的理论构建上，新制度主义内部并未达成一致，新制度主义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无法证伪的可能性。

总之，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与研究方法的演进更新紧密相关，从行为主义、理性选择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与实践性不断增强。方法论的演进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借鉴吸收。今天我们要构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是开放的、多元的，借鉴吸收西方政治学的成果，扬长避短，总结政治生活规律，制定政治生活规则，高扬政治生活价值，实现政治生活理想。

〔参考文献〕

〔１〕叶娟丽.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２〕朱德米.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J〕.复旦学报，2001,(03).

〔３〕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M〕.蔡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４〕高春芽.方法论范式变迁视野中的新制度主义〔J〕.政治学研究，2010,（05）.

〔５〕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M〕.吴良健，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1988.

〔６〕格林，沙皮罗.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M〕.徐湘林,袁瑞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７〕丹尼尔·缪勒.公共选择理论〔M〕.王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８〕陈振明.政治的经济学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９〕高春芽.方法论范式变迁视野中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J〕.政治学研究,2010， (05).

〔１０〕杨龙.新政治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１１〕布伦南,布坎南.宪政经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