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范式探究论文

摘要：科学大数据的兴起拓宽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域，纳入社会计算范式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支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中具有更广阔的应用空间。文章从科学大数据与社会计算的交叉融合点入手，探讨了融合范式背景下的情报服务数据生态圈问题，并从服务模式变化、应用空间拓展与“创收”能力提升等方面进一步剖析了情报服务在新环境下的变革与创新。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社会科学范式探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社会科学范式探究论文 篇1：

“范式争鸣”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

[摘要]为了展现“范式争鸣”如何推动旅游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文章首先对库恩的科学革命与顾巴的范式四分类进行了概念澄清，接着以顾巴的“本体论一认识论一方法论”三论一体的范式观为基础，提出社会科学的“范式连续统”及“范式争鸣”理念，然后以“本真性”旅游研究为例，展现了“范式争鸣”激发理论建构、推动知识发展的历程。最后文章指出：（1）由于研究对象的属性特质，旅游社会科学研究既需要追求“客观”、“中立”的实证一后实证主义范式，亦需要建立提倡“反思”、“批判”、“辩证”、“理解”的各种新兴范式；（2）能够基于相互了解而达成范式间的有效对话是“范式争鸣”的必要前提，为此，旅游研究者应树立基于范式观的研究质量评价标准。“范式争鸣”正是通过多范式视角全方位地发现谜题、破解谜题、建构理论、发展知识来推动旅游社会科学向纵深发展的。

[关键词]范式争鸣；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本真性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如果将现代学科谱系划分为3类，则居于“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之间的社会学科从广义上可称为“社会科学”。1962年“范式（paradigm）”之父库恩（Kuhn）曾指出社会科学的发展落后于自然科学，因为该领域中还没有确认范式。

国外自20世纪60年代，旅游开始被认可成为一种学术研究主题，到20世纪90年代，旅游研究已形成4种指导思想各异的发展平台，但很多基础知识还未达成共识。到了21世纪的今天，旅游研究仍然范式模糊、学科未立（indiscipline），研究者缺乏权能感、团结感，时而感到被边缘化。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于旅游研究规范的反思和讨论非常热烈，呼吁旅游学界回归价值理性，重视旅游基础理论、学科体系、学术规范的构建。《旅游学刊》作为国内引领学术风向的专业旅游期刊，于2010年第10～12期连续发起以“旅游研究的学术规范”为主题的笔谈讨论。可见，梳理和构建恰当的范式观对于现阶段中国旅游研究来说是亟须和必要的，因为一方面社会科学中已然存在着多种范式，了解自己的研究所基于的范式可以避免低级错误，利于做出高质量的研究；另一方面只有了解其他范式的内涵，才有可能平和地对待范式分歧，在旅游研究中产生共享观点，加强旅游研究者的权能感和团结感。

本文首先对范式概念进行澄清，提出社会科学的“范式连续统”及“范式争鸣”理念，接着以“本真性”旅游研究为例，展现“范式争鸣”推动旅游社会科学发展的历程，最后得出一些结论与启示。

2 范式概念澄清与发展

1962年科学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范式”一词，敏锐地洞见到它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但未对其进行清晰的概念界定。虽然玛斯特曼（Masterman）的研究指出库恩曾在21种意思上混乱地使用“范式”，“范式”一词却仍被后来的研究者所热衷，用各种方式进一步解读而传承下来。其中，20世纪90年代社会学家顾巴（Guba）等人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论一体的范式结构观出发对社会科学进行的范式四分类影响深远。

2.1概念澄清：库恩的科学革命与顾巴的范式四分类

库恩的范式观有两个核心思想：其一，范式对于学科发展至关重要，它首先是一个学术指南，指引研究共同体成员发现谜题，它同时又是一套学术规则，帮助研究共同体成员解谜；其二，范式相互不可兼容，在自然科学中范式更替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科学革命”，这种暴力革命是科学发展的动力源。如图1所示，库恩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不是知识的连续性累积，而是范式的间断性转换。当一种范式获得普遍认可时该学科便进入“常规科学”状态。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反常事例无法用现有范式加以解决。当反常事例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科学革命”，新范式战胜旧范式取得霸权地位，科学研究进入新一轮的“常规科学”状态……如此循环往复推动学科发展。

事实上，库恩在1970年就承认了自己曾在两个层面上使用“范式”一词：其一为广义的范式，指研究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一套信仰、价值、技术等的集合；其二为狭义的范式，指研究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具体的解谜方法或技术。研究者采用哪一层面的范式观，取决于该研究者所处的研究领域内各研究共同体之间的分歧主要产生在哪一层面。库恩在论述范式“不可兼容”与“科学革命”时所采用的是狭义的范式观，而顾巴等社会学者所采用的是广义的范式观，这种差异可能根源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属性差异。

20世纪90年代由社会学者顾巴等基于社会科学发展史而提出的广义范式观至今仍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广为接受。顾巴等认为范式是指引研究共同体成员日常行动或科学研究的一套基本信仰，可通过回答本体论（ontology）、认识论（epistemology）、方法论（methodology）3个问题把当今社会科学中存在的主要范式归纳为4类：实证主义（positivism）、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范式。其中，本体论探讨可被认知的研究对象的性质为何？认识论探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间的关系性质为何？方法论探讨研究者如何能求得知识？4类范式的具体内容见图2。需指出，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是位于范式问题之下的研究方法层面的问题，具体的研究方法、技术与范式没有必然的逻辑对应性。例如本文后面例举的本真性旅游研究多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其所属范式就囊括了从实证主义到建构主义的所有类型。

2.2概念发展：社会科学的“范式连续统”与“范式争鸣”

库恩敏锐洞见到范式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但他基于自然科学发展史提出的范式之间“不可兼容”与“革命”理念却未见得适用于社会科学。例如盖奇（Gage）以教育研究为例，细致分析了如果社会科学中“范式战争”僵持不停，或者新范式将传统范式打死，则可能给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毁灭性打击。只有范式共存、对话协作才利于社会科学的长远发展。社会学者顾巴等则认为“范式战争”一词用在社会科学的范式之争上是过于夸张了，事实是当今社会科学中并存着多种竞争性范式，各范式都有自己的存在空间，尚没有一种范式可以独占鳌头。

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外在于人类社会，因而现实主义本体论与客观主义认识论在自然科学中较易获得认可。事实上，自笛卡尔（Descartes）以后实证主义范式一直统领着自然科学研究。20世纪30年代波普尔（Popper）提出证伪逻辑后，后实证主义范式作为实证主义范式的改进版，继续推动着现实主义本体论与客观主义认识论在自然科学界的霸权地位。这意味着自然科学中各研究共同体之间的分歧多聚焦于具体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可以被证实或证伪的技术层面的问题上。例如承认哥白尼的日心说就要否定托勒密的地心说，承认能量守恒定律必然要抛弃热质说因而科学革命中出现的两种竞争性范式几乎都是在具体的研究技术、研究成果上针锋相对，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难以共存。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自身，从本体论上就存在社会为名论与社会为实论的分歧，即社会究竟是由生活于其中的行动者的主观行动建构的，还是由外在于个体行动的客观结构支配的？直至今天，这两种竞争性观点仍没有一个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反而是吉登斯（Giddens）综合了两种观点的结构化理论一度获得追捧。可见，在本体论上社会科学界都还未达成一致，更勿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统一了。这意味着在社会科学中各研究共同体之间的分歧主要还停留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这些无法从根本上进行证实或证伪的信仰、价值层面的问题上。因此，相较于聚焦技术层面的狭义范式观，顾巴等学者提出的“三论一体”广义范式观更适用于社会科学；相较于库恩基于自然科学史提出的“科学革命”理念，社会科学更需要百花齐放的“范式争鸣”理念。

社会学家亚历山大（Alexander）曾提出“科学思想连续统（continuum）”的理念：以先验的理论为一极端、以经验的事实为另一极端，两端之间是一个连续分布的社会科学思想连续谱。受此启发，笔者认为用“范式连续统”理念比“范式分类”能更好地理解社会科学中多范式并存、相互争鸣的存在状态。如图2所示，实证主义范式位于谱系的左端，建构主义范式位于谱系的右端，后实证主义范式和批判理论范式居于其间。从左向右看：各范式的本体论逐渐从朴素的现实主义走向辩证的相对主义；认识论逐渐从二元的客观主义走向互动的主观主义（本体论和认识论间的界限逐渐消失）；方法论逐渐从实验证实走向辩证理解。顾巴等人的范式四分类只是出于知识运用的便利性和简洁性而对范式连续统所做的一种理想类型抽象，实际上，依据不同的准则还可把范式连续统抽象划分为2类、3类、5类或者更多类。反之，各种抽象的范式类型都可以放到范式连续统中，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3个层面加以剖析、理解。

库恩和顾巴的范式观对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除此之外，社会科学研究中还存在形形色色的范式观。本文此部分的范式梳理旨在为旅游研究构建一个清晰明确的范式连续谱，无意也无法穷尽所有范式观。实际上，无论各种范式观的具体内涵为何，它们都有一个共识基础：范式由研究共同体成员所共享，范式分歧就是研究共同体之间的分歧。接下来，笔者将以上述范式结构观为基础，以本真性（authenticity）旅游研究为例，力图展示旅游研究中不同研究范式是如何争鸣的、“范式争鸣”是如何推动旅游社会科学发展的。

3 本真性旅游研究的“范式争鸣”

“本真性”对应于英文“authenticity”，指客体存在的原初（originality）、纯正（genuineness）、逼真（verisimilitude）、权威性（authority），或主体的怀旧（nostalgic）、浪漫（romantic）体验。它是围绕游客的旅游动机、旅游体验研究而展开和发展的。

1999年，学者王宁（Wang）基于两个维度——与客体的关系是紧密还是疏松、认识论是客观主义还是主观主义，在系统梳理国外已有的“客观（objectivism）本真性”、“建构（constructivism）本真性”、“后现代（post-modernism）‘超真实’（hyper—reality）”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存在本真性（existential authenticity）”。这一本真性四分法已成为国际本真性研究的分类规范，促进了国际本真性旅游研究的发展。近年来，国内学者将本真性研究理论应用到国内的文化、遗产、民族旅游等场景中，其中，经常被运用的是麦肯奈尔（MacCaneH）的“舞台本真性”、科恩（Cohen）“逐渐形成的本真性”及布鲁勒（Bruner）的建构本真性理念，也不乏学者把王宁对本真性的分类研究进行了再介绍。还有学者认为旅游的本质是一种不必然依附于客观世界的体验，一种对异于日常生活世界的氛围、活动的体验，这与存在本真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尽管前有王宁的经典分类，近期亦有国内学者再次对本真性旅游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但尚未有学者从“三论一体”的范式结构观出发，对本真性旅游研究范式争鸣的历程进行梳理和呈现。限于篇幅，本文接下来将采用例举法（而非穷尽法）来展开论述，所用论据聚焦于国内外学者在国际期刊上所发表的经典文献。

王宁发展的本真性四分法主要是基于认识论层面而提出的，将这一分类置于前面提出的范式连续统上进行梳理（如表1所示），则客观本真性归属于实证、后实证主义范式，建构主义本真性归属于批判理论范式，存在主义本真性归属于建构主义范式。自20世纪60年代发端至今，本真性旅游研究已经历了两大发展阶段，即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理论建构阶段，和21世纪初至今的知识总结阶段。在每一阶段“范式争鸣”始终是推动本真性旅游研究发展的主要动力。

3.1 新范式不断涌现的理论建构阶段

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本真性旅游研究经历了一个旧范式不断受到质疑、新范式不断涌现的理论建构阶段。

（1）20世纪60年代初期，实证、后实证主义范式下涌现了客观本真性。客观本真性因持有客观主义认识论而得名，持现实主义本体论，归属于实证、后实证主义范式。在客观本真性研究中，研究者扮演着客观中立的科学家、仲裁者的角色，认为可以价值无涉地观察旅游现象。从实证主义范式出发的客观本真性研究认为游客“不愿意”付出努力去认识客观实存的真相。例如，1962年布斯汀（Boorstin）指责旅游吸引物都是精心预谋的伪事件，现代游客很肤浅。这一研究暗含一个实证主义的假设：有一种“客观真实”隐藏在旅游地后台区域，精英学者能够洞察到，而肤浅的游客不愿意付出一点努力进入后台，因而永远无法企及真相。而从后实证主义范式出发的客观本真性研究在本体论上虽承认有一个“客观真实”藏于后台，但从认识论上认为游客不是“不愿意”，而是“不能够”认识到潜藏在后台的“客观真实”。例如，1973年麦肯奈尔指出并非游客不追求本真性，而是既存的社会空间结构阻碍了游客求真的步伐。游客穿破重重阻碍以为进入到了真相存在的“后台”空间，但其实他们只是进入了一个为蒙骗他们而装饰过的极像“后台”的“前台”区域。

（2）20世纪80年代中期，客观本真性的解释力日益受到质疑，后现代超真实开始涌现，宣告本真性已死。后现代超真实研究思想各异、范式模糊，持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本体论，擅长对现实进行深刻批判，但在解构现实、否定绝对真相的同时却未说明是否存在相对的真相。例如，后现代主义者波德里亚（Baudrillard）宣称当今世界是一个无所谓真与假的仿真时代，现实已经在超现实中崩溃，人们乐于接受来自虚无的、无根无源的超真实。循此逻辑，追求客体本真性变得毫无意义。由此波德里亚等后现代主义者彻底解构了之前盛行于实证、后实证主义范式下的客观本真性，将本真性旅游研究引向末路。

（3）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为对抗后现代超真实对客观本真性的质疑，批判理论范式下的建构本真性开始兴起。建构本真性持历史现实主义本体论和主观主义认识论，归属于批判理论范式。进行建构本真性研究时研究者不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自认为是具有正确判断力和改革能力的知识分子，深刻洞见到主体把价值观、梦想、期望等投射到旅游吸引物上的过程牵涉到诸种权利关系的斗争，即旅游吸引物的本真性被建构的过程就是各方行动者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例如，1979年科恩（cohen）在前述布斯汀和麦肯奈尔争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舞台猜忌”理论，敏锐洞见到旅游产业中游客的至高话语权，旅游吸引物的真伪其实是被游客的价值观所调节的，游客认为是真的，那么假的也是真的，游客觉得是假的，那么真的也是假的。而如布鲁勒（Bruner）对林肯故居的经验研究发现，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旅游开发商、当地居民等旅游活动中的各方行动者对于什么是真都有各自的看法，于是就涉及一个问题：谁拥有讲故事的权利？在各方的权利斗争中，林肯故居被成功地投射上了当时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努力奋斗就能成功的美国梦。此外，科恩还洞见到文化是动态发展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如能经受时间考验且取得一定范围内的共识就产生了“逐渐形成的本真性”。例如，塞拉蒙（salamone）对比了由父子俩分别开在墨西哥和美国的圣安吉尔餐馆发现：面向墨西哥人的餐馆强调其欧洲起源，体现一种现代精英氛围；面向美国人的餐馆强调的是其殖民的历史、古老的文化。可见，本真性不是静止的、非黑即白的一系列刻板标准，同一旅游吸引物包裹上不同游客群体的文化价值就被建构成不同版本的本真性。更彻底的建构本真性甚至不需要以群体的共识意识作为合法性基础，而是认为每一主体都能把自己的梦想、价值观、人生经历等投射到客体上，产生独属于某一个体的建构本真性体验。例如，一位农夫在林肯故居回想起祖母边纺线边给自己讲故事的美好时光，一位法官在林肯故居感受到了职业认同和使命感，这种建构本真性已经非常逼近下面要阐述的存在本真性。

（4）20世纪末期，建构主义范式下兴起的存在本真性将本真性研究从对客体真伪判断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为本真性旅游研究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建构主义范式下的“存在本真性”因建基于海德格尔（Heideger）的存在主义而得名，持一种相对主义的本体论、主观主义的认识论和情境性理解的方法论。进行“存在本真性”研究时研究者只是研究过程的热情参与者和协助者，不再具有任何权威和先验的认知，认为本真性是主体在具体情境中和不同时空下自我的对话，或者是主体在与他人互动中主观产生的存在体验，在研究方法上强调情境性地理解主体的感受。例如，王宁从存在本真性出发，提出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疏离的现代人可通过旅游活动暂时地激发起主体内部或主体间的本真性存在体验。存在本真性有力反驳了后现代主义者对本真性的解构，指出后现代游客即使不追求客体的本真性，也会追寻存在的本真性，因为这就是现代/后现代情境下的旅游本质——暂时摆脱日常生活的疏离感、焦虑感，更加自由、单纯、天真直率、纯洁、真实地面对自己（怀旧），或暂时从理智、现代理性的束缚中逃离出来，转而强调自然、感情和感受（浪漫）。存在本真性将本真性旅游研究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与客观本真性进行了彻底分离，一度被视为传统本真性旅游研究范式的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替代范式。

深入分析之后发现，3种本真性旅游研究虽然都关注于旅游动机与体验这一共同的问题域，但它们在各自范式的指引下又会走向不同的研究旨趣、偏重于不同的具体问题，如表1末行所示：（1）客观本真性关注旅游吸引物的客观存在状态，善于文化考古；（2）建构本真性关注行动者对旅游吸引物的意义投射过程，善于揭露隐藏在旅游吸引物社会建构背后的各种权利关系；（3）存在本真性关注游客的存在体验，善于擅于探讨旅游与现代性的关系。

3.2讨论范式兼容性的知识总结阶段

进入21世纪，本真性旅游研究从发展新范式、建构新理论的阶段转入对已有范式兼容性讨论的知识总结阶段。这一事实表明，前阶段每一次新范式的涌现都未使旧范式死亡，本真性旅游研究并未发生库恩所描述的革命性的范式更替。目前有3种看待各本真性旅游研究范式之间关系的观点：

（1）互斥派——将已有本真性旅游研究归纳为两大类，突出一类范式的主导地位而排斥另一类。例如，瑞森格（Reisinger）和斯滕纳（steiner）指出客体的真伪无法从根本上把握，而存在本真性研究则清晰得多，可以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框架中进行理论统合，并能进一步指导行业实践。与之相反，香港学者罗（Lau）则通过追本溯源指出客体相关的本真性才是本真性旅游研究的应有之意，主张将本真性研究与存在主义相分离，用社会现实主义的范式将客体相关的本真性研究进行统合发展。

（2）融合派——各种本真性范式可以共存于一个概念框架内、共同解释游客的旅游动机及体验。如贝尔哈森（Belhassen）和凯顿（Caton）等将客观本真性、建构本真性、存在本真性融合进一个概念框架中，兼顾了地点、信仰与行动对本真性体验的影响，对正统基督教徒朝圣之旅的体验进行了综合解释。

（3）情境派——各本真性范式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不同的旅游场域中某种或某些范式会更具解释力。王宁对本真性进行系统梳理时实际上暗含了这一观点，他指出，民族、历史、文化、遗产旅游等客体相关的旅游类型适合用客观本真性和建构本真性加以研究，而探亲访友、滨海休闲、航海、自然探险等更适合用存在本真性加以解释。换言之，本真性范式的选用要视具体研究所处的旅游场域而定。

笔者认为，旅游动机、旅游体验是具有异质性和情境性的研究问题，并不存在一个普世的、根本的标准可以一刀切地认定哪种本真性范式更具有解释力。因而情境派视旅游场域而选择研究范式的观点更具合理性，也更利于本真性旅游研究的长远发展。旅游研究者应抱着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看待各种范式分歧，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开展范式对话与争鸣，共同推进旅游社会科学的理论建构和知识发展。4结论与启示

（1）研究对象的属性特征决定了旅游研究需要多范式并存，由“范式争鸣”推动旅游研究向纵深发展。

自孔德以后，实证一后实证主义范式一度在社会科学界占据主导地位。进入21世纪，国内外一批旅游研究者开始对旅游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属性特征进行反思，致力于在旅游研究中引介和推广各种新兴范式，为形成旅游社会科学中的范式争鸣做出了重要贡献。除了本文所列举的“本真性”旅游研究之外，旅游研究中不乏在范式争鸣推动下走向纵深的研究领域。例如，在范式争鸣中人们对旅游吸引物的认识从单纯的资源及其物理属性的一面，扩展到社会建构及其符号属性的一面。又如，旅游凝视研究告诉我们，游客所看到并用照片等形式所记录的风景不见得是外在于凝视者与被凝视者的“客观真实”，更可能是在双方互动中共同建构的具有历史性、情境性的社会建构产物。“范式争鸣”对旅游研究的推动机制有二：范式间的思想碰撞可激发学术火花、活跃学术氛围、推动理论建构；各范式具有不尽相同的研究旨趣和视角偏好，同一问题域中多范式并存可形成研究视角上的三角交叉（triangulation），弥补单一研究视角的局限性，丰富研究的内容和层次，利于对该问题域进行全方位的探究。

（2）能够基于相互了解而展开范式间的有效对话是“范式争鸣”的必要前提，为此旅游研究者应树立基于范式观的研究质量评价标准。

如果说实证主义者想要做一件普遍适合人类身体结构的衣服、更关注人类的共性，那么建构主义者则想要为每个人量体裁衣，更关注人类内部的个性差异。对于追求如此不同的两种范式显然不能用同一套标准来衡量其研究质量，否则就有削足适履之嫌。例如一位优秀的建构主义者和一位同样优秀的实证主义者曾先后对布鲁勒的同一本书《文化旅游：旅行民族志》（Culture on Tour：Ethnographies ofTravel）做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书评，主要原因是后者缺乏对建构主义范式的了解，采用了不适宜的研究质量评价标准，结果既混淆了视听、误导了读者，也不利于知识总结和学科发展。基于此，笔者认为要想展开范式研究间的有效对话，则旅游研究者首先应树立范式连续统观，认识到各范式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的差异，进而树立基于范式观的研究质量评价标准。以质性研究为例，顾巴和林肯的范式评价标准如下：①实证/后实证主义范式——传统的严谨标准，即内部效度、外部效度、信度和客观性；②批判理论范式——具有历史情境性、能破解无知和误解、激发改变不合理结构的行动；③建构主义范式——本体论的真实性（研究应增强人们对研究现象本质属性的理解）、教育的真实性（研究增强了对他人观点的理解）、促动的真实性（研究可激发行动）、策略的真实性（研究能为行动者增权）。陈向明认为，在批判理论范式下，好的质性研究“应该将历史形成的矛盾揭示出来，将被研究者从误解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赋予他们权力和力量”；而在建构主义范式下，好的质性研究应该使主体各方达到的共识对他们自己具有“解释力度”、“信息丰富性”和“复杂精致性”。这种基于范式的研究质量评价体系目前在国内旅游研究中亟待确立。无论如何，旅游研究者平和地对待范式分歧，基于相互了解而展开范式间的有效对话才是“范式争鸣”的应有之义。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21世纪，实证一后实证主义以其“客观”、“中立”、“严谨”的范式特征对包括旅游学者在内的各类研究者产生了天然的“亲和力”，这本无可厚非。与此同时，旅游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也不应忽视其他新兴范式，注重研究的反思性、批判性、辩证性和理解性，以利于通过“范式争鸣”推动旅游研究的全方位发展。当然，如果旅游研究没有建立章法可循的范式，则“范式争鸣”无从谈起。因此，旅游研究者应树立范式连续统观，倡导基于相互了解而展开的“范式争鸣”，从多种范式视角出发全方位地发现谜题、破解谜题、建构理论、发展知识，最终推动旅游社会科学向纵深发展。

作者：陈丽坤

社会科学范式探究论文 篇2：

科学大数据与社会计算：情报服务的现代转型与创新发展

摘 要：科学大数据的兴起拓宽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域，纳入社会计算范式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支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中具有更广阔的应用空间。文章从科学大数据与社会计算的交叉融合点入手，探讨了融合范式背景下的情报服务数据生态圈问题，并从服务模式变化、应用空间拓展与“创收”能力提升等方面进一步剖析了情报服务在新环境下的变革与创新。文章认为，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可以从科学大数据拓展到社会大数据，立足于“万众创新大数据工程”开展新型情报服务。

关键词：科学大数据；社会计算；情报服务；数据科学

Scientific Big Data and Social Computing：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 Service

Key words scientific big data； social computing； intelligence service； data science

1 问题的提出

在大数据与智能化时代，科学研究与实践进入了以新技术环境为支撑的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范式。在此推动下，全球知识创造和科技创新的速度明显加快，科学大数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出，承载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愿景与使命。2015年8月，国务院发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强调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发展科学大数据应用服务中心，支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重大问题。科学大数据战略工程的政策推动为科学研究与实践打下了坚实基础，以此为契机，以科学大数据为基础的科技创新与社会服务不断涌现，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

科学大数据不仅是科学研究的结果，且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是支持科研活动与科技创新的关键。过去，人们习惯于将对科学大数据的认知归纳为自然科学领域的特有体，强调科学实验、仪器传感等“自然体”数据。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数据所引发的思维模式变革促使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显著增强。在大数据推进下，基于科学大数据的计算分析思维逐渐被推广应用，以“人文计算”、复杂网络分析、大规模数据分析为特征的研究方法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范式[1]。图书情报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综合学科，一直以来都是数据收集、数据加工与利用研究的中心阵地，也就是说，图书情报研究兼顾信息库与思想库范畴，理应更加重视科学大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利用问题。由于技术环境、机制模式等层面的影响，图书情报研究在数据源、方法工具等方面多有受限，情报服务的拓展性、特色性明显被束缚。大数据时代的情报服务更加强调数据全息化与方法集成化，需要我们利用大数据思维与技术方法进行有针对性的深度挖掘与管理控制，以形成全新的情报服务模式。尤其是泛在社会信号的到来[2]，情报需求走向了以社会型和事实型信息需求为特征的新型需求模式[3]，科学大数据所牵扯的情报服务问题急需向创新2.0、“共享经济”、“互联网+”时代的知识供给模式靠拢，为社会管理与人类社会进步奉献力量。由此综合来看，科学大数据既是情报研究与服务的重要来源，同时数据密集型计算分析思维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深度应用与拓展也成为情报服务的新兴方向。本文立足數据科学与图书情报前沿，从科学大数据与社会计算的交叉融合点入手，探究大数据环境下的情报服务转型与应用问题，旨在抛砖引玉，以期为大数据时代的情报服务创新发展提供支持和参考，同时为“万众创新大数据工程”的推进与实现提供若干思考。

2 科学大数据与社会计算的逻辑基点

科学大数据是一个新兴术语，是指与科学相关，反映和表征着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现象与关系的大数据[4]。兼顾技术与人文视域，科学大数据实际上既包括科学知识大数据（如数据、资料、文献、音视频等），还包括科学活动大数据（包括人员、机构项目等实体数据，及其合作、引证、共现、社交等活动数据）。大数据时代，应用复杂性科学来描述社会系统中的复杂现象已经成为学界共识，人文社会科学的应用范围也随之扩大。与之相伴，科学大数据所引发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转变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关于人、社会及其相关知识的计算分析问题，促使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标杆”从定性走向定量，从感性认知的人文本位向大数据支持的科学与人文结合本位转变，其核心就是社会计算。基于人文社会科学视域出发，在大数据时代，“科学大数据”思维与“社会计算”应用的结合，主要有两个逻辑基点。

（1）STS范式的推进促使科学大数据与开放环境下的社会大数据交融。科学自身的发生有其历史变化，从感知传承的博物学范式，实验科学的数理范式，再到科学、技术与社会交融的STS范式，科学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其多维性愈加明显[5]。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促使STS范式进入一个围绕“数据驱动”理念的社会参与和国家干预阶段，在这样的大科学情境下，与科学活动相关的大数据渗入了大量的社会元素。同时，因特网、社会化媒体等的出现催生了社会信号的大量涌入，开放共享环境下的社会大数据边界问题很难严格界定。换言之，由于科学大数据模型方法的设计与应用和以问题为导向的社会计算分析存在“数据驱动”层面的共性，科学研究与社会管理服务在大数据环境下实现了交融。

（2）人文社会科学的数据化能力提升反向促进科学研究的社会化。社会计算是面向社会科学的新兴计算理论与方法，是基于数据对社会活动、社会过程、社会组织及其作用和效应展开研究的计算范式[6]。社会计算其本质是计算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同时加入了人文思维的价值逻辑，其本身属于数据密集型科学。过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计算分析能力的缺失使得很多研究结论是基于观察、归纳、领悟等传统方法而出。而在大数据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将更多地基于数据来思考、设计和实施，人文社会科学大数据的推进倒逼着人文社会科学数据化能力的提升，促使其更加关注基于海量数据的社会计算化问题，关注面向社会现象解读与社会发展预测的人文社会科学大数据知识发现与管理服务。换句话说，在大数据的推动下，大数据技术与社会计算方法进一步密切关联，社会计算将成为科学大数据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特别方法。

总之，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主要以非计算化的问题解剖为导向，其基本逻辑关系是迭代思维，即需要基于已知的研究观点来提出新观点、新见解，数据层面的解析停留在描述性统计、结构化表达阶段；而在大数据环境下，计算化分析更多采取融合、仿真或推演的方式[7]，其逻辑是采用相关性思维求得“社会答案”的“最优解”，用于支持特定问题的全面揭示、评估与建议。可见，科学大数据与社会计算的结合，实际上对于解决复杂系统中的社会管理与服务问题具有积极意义，成为其有力方法和重要手段。

3 融合范式下的情报服务数据生态圈

图书情报领域持续关注以科学数据为支撑的情报服务问题，并在科学计量的实体识别、海量多源异构科学数据的集聚融合、科技情报服务的效用识别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大数据时代，数据资源获取进一步走向开放化与社会化，图书情报机构的资源优势似有被“弱化”的趋势，数据加工的难度也逐渐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大数据的兴起推动了知识工程、情报工程的推进，其服务链扩展到以数据采集、存储、加工与服务为核心的多领域、多触角深度应用上。在社会计算范式中，情报服务又进一步被“中性”化，融入社会人文元素的情报服务逐步将传统科技情报研究的特色与社会大数据的计算问题连接起来，显示出新的生命力。而情报研究的核心目的与核心价值恰恰在于利用情报信息资源解决特定问题或实际问题，其“资源”需求与“计算”需求与科學大数据思维、社会计算理念相契合。可见，科学大数据与社会计算的融合，能够为情报服务提供新范式的转型机遇。

科学大数据与社会计算范式的融合其根本在于大数据的推动力，因此，在融合范式下，首当其冲的就是情报服务的数据生态圈问题，这与其数据基础的拓展与新技术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基于科学数据的科学发现与应用服务积累了大量的科技成果，包括各类科技报告、专利、学术论文等。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信息获取渠道逐渐扩充，对于很多科学研究者而言，传统的科学数据获取方式以及基于固定数据积淀的研究路径导向已经不能满足现代情报服务的新需求。一项前沿研究表明，仅仅使用论文、报告、项目等科技情报领域的传统数据类型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充分考虑到政策文本、新闻舆论、企业网站年报信息等多源数据，方能更好地描绘产业与社会发展现状、科技创新力、核心竞争力等[8]。在社会计算环境下，社交网站、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恰恰为情报研究的数据基础拓展提供了理想的信息渠道，这些社会化大数据包含了大量对现实世界的描述、看法与意见，既可用于决策者跟踪社会发展态势，也能为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属于隐藏的“数据矿产”。这样看来，原本看来低价值密度、弱知识关联的泛在社会媒体数据，一旦经过计算式分析的内容挖掘，就有了全新的情报价值创造空间，尤其是对于个体行为、情感倾向等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无法理性审视的定性逻辑问题，大数据在某种程度上给出了可以解答的“最优解”。这样看来，情报服务的数据基础逐步由传统的科技情报类数据向社会型、事实型数据转移，技术环境变更所连带的情报服务特征范体与应对策略将发生极大改变。

从更深层次来讲，在大数据的持续推动下，用于科学研究的数据资源边界逐渐模糊，很多与社会范畴相关的数据往往以一种必要映射的方式转为科学大数据，再转为科技情报服务的具体内容，反之亦然。也就是说，现代化情报研究与服务的数据来源在向多元化路径扩展，科技数据、政府数据、社会数据等各类大数据都应成为情报服务数据生态圈的关键部分。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系统中的开源情报问题将会得到进一步重视，计算环境与思维范式的变更促使大规模开展面向社会系统管理与控制的全源情报分析成为可能，而基于多维空间大数据的计算型情报服务将成为其核心中轴。综合来看，在数据开放共享的大环境下，情报服务的数据生态圈应从数据资源的广度深度拓展入手，即不仅仅需要重视科技文献、科技报告、专利等传统科技活动信息源的建设策略，还需要关注社会媒体数据、舆情数据、互联网平台数据等新型信息源的开发利用。在考虑数据素养、数据安全、数据伦理等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充分利用多源大数据对某一社会问题或现象进行交叉印证与关联分析，产出更多高质量的情报产品，实现以目标为中心的“智库”服务功能。

4 新环境下情报服务的思维变革与创新发展

数据处理一直是情报服务创新的动力。在新技术环境下，一个由科学大数据驱动，直接面向复杂系统的数据化计算分析体系已初现端倪，催生了新型知识交流与情报服务体系的诞生。科学大数据，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大数据的发展，重构或延伸了“人文计算”视域下的情报服务模式、情报服务空间与情报服务品质。

4.1 情报服务的思维模式变化

用户（或言之情报需求方）是大数据情报服务的使用者，用户的基本状况与行为决定了情报服务的机制与模式。传统的情报服务存在多头重复投入问题，其服务模式主要是按照自上而下的垂直分工。在这种模式下，各类情报生产主体的针对性服务、开放性服务、协同化服务明显不够。随着“双创”活动的逐渐推进，传统的严格有序的情报服务分工将被逐渐打破，各类情报服务需求不断增长，情报服务逐渐走向普适化与针对化。情报需求空间的释放促进了情报服务模式的变化。在科学大数据开放共享与社会计算应用推广的大背景下，情报服务模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跨领域、跨系统的协同化情报服务模式逐步强化。由于外在条件环境的成熟，大规模的数据开放与数据汇聚对于挖掘解析国家重大议题、社会重要民生难题等具有积极意义。尤其是大科学、大工程的实施，更需要“众创”情报服务的支持，以实现理性规划层面与人文关怀层面的研判指导。如当前兴起的超算中心建设，其需求背后不仅仅是产业应用问题，还应考虑学术科研交叉研究问题（基础工具），尤其是科技前沿领域的知识合作空间及其服务；另一方面，个性化细粒度情报服务模式将成为焦点。在新环境下，充分捕捉用户的深层次情报需求成为情报服务的基本素养，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异构数据的整合与网络知识信息的充分利用，为政府、企业、社会提供专业化、时效性与精准化的情报服务。如针对典型“城市病”交通治理问题，就可以利用科技文献数据建立理论模型，综合利用城市多部门政府客观数据与社会网络舆情数据来考评交通治理的成效问题等。

总之，科学大数据的推进与社会计算范式的兴起，使得传统的情报服务不可避免地由依托静态资源数据的单线式分析服务模式向动、静态结合的情报挖掘解析和计算分析服务转变。情报服务理念的变化，其核心是基于“情报计量”与“情报计算”的结合，通过闭环式立体化流水线有效地实现情报需求与情报供应双方之间的相互转化与相互促进，实现从被动服务到主动服务、由单一目标服务向全社会多目标服务的转变。

4.2 情报服务的应用空间拓展

如前所述，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传统单一的科技情报资源转化优势被不断弱化，社会开源信息的替代价值凸显。从科学大数据到社会计算，其本质上是以大数据为驱动力的人文社会科学与计算科学、数据科学的融合，在这种融合视角下，情报服务活动的应用空间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传统的情报服务主要面向科技管理部门需求，在形式上更多强调自我选题、自我定题的跟踪，关注的主要是科学数据、科技数据的内在开发与利用问题，如科情信息监测（如科技发展态势预测与分析）、科技知识发现（如科技情报领域的人、物、组织的复杂网络）等。在大数据环境下，科学大数据的提出给传统情报服务带来了强烈冲击，人类社会“智力爆炸”所带来的多样化需求使得情报服务的关注点从单纯服务于科技发展转向到科技、技术与社会的融合范式框架之下（即前文所言的STS范式问题），开始关注以问题为导向的科技创新、产业变革、社会经济发展、民生环境改善、社会文化重塑等前沿性命题与议题，置身于自然、社会与人的复杂巨系统之中。而在这种背景之下，各类新兴人文社会科学大数据的处理工具与平台也将不断涌现，如复旦大学社会科学数据管理平台、上海青少年研究数据平台等。

由此可见，科学大数据所引出的科学大情报体系与社会大数据所引出的社会大情报体系在范畴空间上实现了某种交融，并从内容层面拓展了情报服务的创新领域。也就是说，情报研究的对象从特有领域的科学现象与发现，到全领域实践的问题元识别、数据挖掘利用、知识工程实施与情报决策支持，促使情报服务主体对用户个性化需求与共性化构建的追踪与分析成为可能，其结果是情报服务逐渐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社会现象解读紧密相结合，力求从多角度、多领域为管理与决策服务。

4.3 情报服务的“创收”能力提升

情报服务的关键在于服务品质，其落脚点在于情报产品价值实现的结果。科学大数据与社会计算的融合，能够进一步改变情报服务的模式倾向、延伸情报服务的应用空间，进而极大提高情报获取、采集与利用的综合能力，最终提升情报服务的效益与效果。现阶段，大数据促使情报服务走向了3.0时代，数据全息化、方法集成化、技术智能化、服务全纳化已经是大势所趋[9]，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情报服务“创收”能力也将更为凸显。从长远来看，立足科学大数据，融入社会计算支持的情报服务“创收”能力提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情报产品的预见力和可用性增强。情报产品是基于数据信息深度挖掘的结晶，是通过总结概括、研究分析、风险识别、推测预见等而得出的觀点、局势、态势、意见、建议等。情报产品的质量高低直接影响到情报服务的“创收”能力。在大数据环境下，科学数据资源逐步开放共享，互联网不断渗透，数据源的进一步扩大以及情报分析处理能力的提升，促使情报产品所呈现的方案策略“全景图”进一步凝聚化。同时，计算式分析方法强调最大化的精确分析与多层次模型评估判断，并考虑到社会系统的复杂化网络问题，这对于摒除传统情报产品所牵扯的政治化现象具有积极意义，即情报产品的内容诠释不再过度倾向于迎合上级偏好或自我主观认知，而是以“数据”说话，以问题的具体解决为最终考量。在这样的情境下，情报产品的独创性与可用性将明显增强，情报服务在管理决策中的前端作用以及智库参谋作用将进一步强化。

（2）情报服务的社会化效应显著提升。基于科学大数据的情报服务实际上具有外在的价值溢出，这种带动性是指基于某类数据的问题反映往往也牵扯到或折射出其他社会影响。具体来说，在新环境下，情报服务不仅仅会在其指向性的问题导向中发挥到预期的效果，还会带动多个创新主体与集群的跟随与跟进，对社会制造与产出等带来更为丰富的价值潜能。如前，情报服务已经踏入了社会大生产的特定历史时期，“创新2.0”“共享经济”等新兴理念层出不穷。在科学大数据环境的背景下，情报服务将更为主动、及时地跟踪社会需求，而融入科学大数据架构的社会计算能够有效完成从社会需求到社会制造、社会服务的进一步转换与升级，情报服务的社会化效应明显提升。在这种转换路径中，其特色就是各类情报生产主体与社会群体智慧的共同创造，届时协同化的情报服务成为重大社会难题攻克的关键。

（3）趋向于大情报驱动的虚实互动空间逐步优化。对于传统的情报服务而言，情报服务往往依赖于流水线式的科技情报系统，即情报生产与情报服务应用之间没有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反馈过程，应用空间也极为狭窄。隨着科技发展与社会转型的深入，情报服务所涉及的数据资源、技术方法、领域专家等会在规格上逐步升级，亟需一个能够纳入情报服务全要素的大数据综合化平台。目前，ACP模式[2]已经被广泛认可，其思路是，社会结构和生态的变化会通过社会系统的信号变化来反映，不断形成社会大数据虚拟空间，而现实世界中相对应的人、物、组织的流动性问题则通过相应的虚拟空间模型算法分析与预测来进行对应的管理控制。可以看出，这种基于社会计算的平行控制，实际上可以在无形中形成一个基于科学大数据链条的闭环系统，促使“单向度数据分析”向“多维度的场景综合模拟体系” [10]转变，最终实现大情报驱动的虚实互动智能化服务功能。

5 展望与思考

科学研究进入了数据密集型知识发现范式阶段，科学大数据的提出对数据深度、广度及规模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科学研究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科学大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利用不仅仅局限于其内部，也能外延到具体的社会问题。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大数据的到来使得人文社会科学强烈的问题意识与新型计算式分析范式完美融合，这对于致力于实现“情报—决策”价值链的图书情报领域来说，不得不说是一种全新的推动力与“引爆点”。

情报服务一直以来是管理决策的前端支撑，在大数据环境下，情报服务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科学大数据的提出促使了开放共享的数据资源集聚成为可能，社会计算的推广则使得基于数据分析的价值蕴藏带有明显的社会系统色彩，融合范式下的情报服务内涵发生极大变化。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了科学大数据与社会计算融合下的情报服务思路与内容，剖析了融合范式视角下情报服务创新的新特征、新需求、新方向与新内容。对于图书情报研究而言，科学大数据与社会计算的融合应当更为紧密。科学大数据本身强调科学计算理念，社会计算又加入了“人文”思维，这恰恰与情报服务所要实现的“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融合一脉相承。由此，当前图书情报研究应基于科学大数据环境，纳入社会计算的研究方法与内容，通过多源数据采集、数据检测清洗、政策计算分析、个体群体社会化建模、定量化描述、精准趋势刻画、研判预测等多元化途径产出高质量的情报产品。图书情报研究应基于大数据建模分析技术方法，在研究对象上可以从科学大数据拓展到各类社会大数据，在应用领域上可以探索对于各类社会活动（如科学研究、政府管理、社会治理、商业活动、个人学习成长社交）的计算分析，以提供更丰盛的数据产品和数据服务。从实践应用来看，我们的研究团队近期参与编写的《2017南京江北新区创新活力指数报告》，就是以数据为中心而开展的大数据产品设计，是通过数据驱动决策的一次应用探索，其中，科学大数据与社会计算的思维在需求判断裁定、数据采集分析等研究过程中也有部分体现与运用。总之，为了迎合知识经济时代的情报服务新需求，图书情报领域应不断开发具有全面知识信息的产品与社会服务活动，面向需求和创新，从“技术”与“人文”的综合视角提供多样化的情报服务，为管理与决策提供数据参考和智力支持。

科学大数据与社会计算是一个全新的范式融合思维，对于推动情报服务的现代转型与创新发展，进一步深化推进“万众创新大数据工程”具有积极意义。随着数据生态氛围、技术环境和用户需求的变化，情报服务将会更加追求实时、精准、普遍，届时情报服务内容、情报服务网、情报服务文化都将发生巨大改变。本文关于科学大数据与社会计算的情报服务问题探究只能算是抛砖引玉，很多宏观理解与微观解析多有“摸着石头过河”之意，希望更多的学者、政府人士关注或者参与到这一领域，促进科学大数据与社会计算在图书情报学领域的深入发展与广泛应用！

参考文献：

[1] 孙建军.大数据时代人文社会科学如何发展[N].光明日报，2014-07-07（11）.

[2] 王飞跃.情报5.0：平行时代的平行情报体系[J].情报学报，2015，34（6）：563-574.

[3] 周晓英，刘莎，冯向梅.大数据的影响与情报学的应对策略——从BD2K项目分析情报学的大数据应对策略[J].图书与情报，2017（2）：55-62.

[4] 诸云强，朱琦，冯卓，等.科学大数据开放共享机制研究及其对环境信息共享的启示[J].中国环境管理，2015，7（6）：38-45.

[5] 刘啸霆，史波.STS视野中的科学[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7）：46-51.

[6] 王飞跃，李晓晨，毛文吉，等.社会计算的基本方法与应用[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7] 孙建军.大数据使社科研究不再“望数兴叹”[N].人民日报，2016-02-18（7）.

[8] 化柏林.科技信息大数据在情报研究服务中的应用[J].图书情报工作，2017，61（16）：150-156.

[9] 吴晨生，李辉，付宏，等.情报服务迈向3.0时代[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5，38（9）：1-7.

[10] 李辉，张惠娜，侯元元，等.情报3.0时代科技情报服务能力研究——基于工程技术视角的服务能力四层结构模型[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7，40（3）：1-4.

作者简介：李阳（1989-），男，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信息资源管理、竞争情报；孙建军（1962-），男，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网络信息资源管理、大数据分析；裴雷（1981-），男，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信息政策分析、信息资源管理。

作者：李阳 孙建军 裴雷

社会科学范式探究论文 篇3：

国际关系理论中“变迁”的物质主义范式转向

摘要：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多难以将物质因素与国际关系的变迁结合起来，很难用物质因素发生的变化来解释国际变迁，现有的能够解释国际关系变迁的理论大多是建立在观念因素的视角之上的。以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作为分析工具，可以发现，物质主义范式往往与冲突范式及静态的或循环的理论相联系，而观念主义范式、社会化范式往往与和谐范式及擅于解释变迁的理论相联系。以观念因素解释国际关系变迁存在不足，且用物质因素解释变迁也较必要，我们需要找到合适的用物质因素来解释变迁的维度。这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变迁；物质主义范式；观念主义范式

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往往很难将物质因素与国际变迁结合起来，很难用物质因素发生的变化来解释国际关系的变迁。如果我们仔细回顾一下既有的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就会发现，那些能够解释变迁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观念因素的视角之上的。本文试图对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给以部分解释。首先，本文以社会科学中的“基础范式”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已有的国际关系变迁理论的规律。然后，本文将会分析以观念因素解释国际关系变迁的不足，以及导致以物质因素解释变迁的困难的原因，并将指出以物质因素解释变迁的必要性。本文特别强调构建新理论的关键是能否找到合适的解释物质因素变化的维度。在列举新近的几个试图以物质因素解释变迁的理论之后，本文特别强调这个转向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国际关系变迁相关理论的规律

本文对国际关系变迁理论中的规律的分析，需以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作为分析工具，旨在寻找国际关系理论中各“基础范式”之间彼此可能存在的联系。

1.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

唐世平认为，整个社会科学中其实只有11个基础范式，它们分别为物质主义、观念主义、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生物进化决定论、社会化、反社会化、冲突范式、和谐范式、社会系统范式和社会进化范式，各种学派或理论实际上是基础范式经过组合后得出的结果。一个学派的理解能力，主要取决于这个学派能够有机地整合基石性范式的能力。但只要一个学派忽略了那些拥有本体论优先性的基石性范式，这一学派就注定是有严重缺陷的。

2.依赖于观念主义范式的国际关系变迁理论

笔者经分析发现，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中存在一个并不绝对的规律，即物质主义范式往往与冲突范式及静态的或循环的理论相联系，而观念主义范式、社会化范式往往与和谐范式及变迁理论相联系。当一个国际关系理论学派中的物质主义范式比观念主义范式拥有更多的本体论比重时（亦即物质主义范式比观念主义范式拥有更多的认识论上的优先性和比重时），它更多地强调国际政治中的冲突与循环，并且缺乏时间维度；而当一个学派中的观念主义范式比物质主义范式拥有更多的本体论比重时（亦即观念主义范式比物质主义范式拥有更多的认识论上的优先性和比重时），或者越采纳社会化范式时，则往往越表现出乐观的、变迁的或进化的特点。好像只有借助于观念因素才能解释国际关系的变化。

二、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回顾

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主要的国际关系理论，这里是以各个理论中的物质主义与观念主义范式二者在本体论上的比重（也包括认识论上的优先性和比重）作为分类标准而进行回顾。

1.纯粹的物质范式与纯粹的观念范式

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各个分支，基本上可以说都是纯粹的物质主义范式的理论。新现实主义的学者所理解的国际政治无非都是新旧权力分配的交替，即国际体系永远是一轮又一轮冲突的循环。新现实主义所论述的“变迁”并不涉及国际关系在时间上的质的改变，只不过是国际体系中不同的权力结构的转换，或不稳定状态与稳定状态之间的转换。国际制度、国际规范都依然依赖于权力结构的最终支撑。或者说国际制度只能延缓权力结构变化的作用，但最终无法改变权力结构变化带来的压力。国际体系的变化最终还是取决于物质权力结构的变化。

2.基本纯粹的观念主义范式的国际关系理论

还有一部分理论特别强调观念的作用，而物质因素则受到极其明显的忽视或贬低。这类理论主要有四种：自由理想主义、英国学派、自由建构主义和过程建构主义。早期的自由理想主义强调以好的规范为指导来建立国际组织。理想主义都认为规范可以脱离权力而单独发挥作用，将变迁完全依赖于观念因素，贬低利益、权力等物质因素。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也都是纯观念主义范式的，而且越到后来观念主义越强，和谐范式特征强于冲突范式，并且常体现西方中心论中的进化或进步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建构主义，严格地讲应该是“自由建构主义”（liberal constructivism），就本体论的比重来讲，它是纯粹的观念主义范式与社会化范式的结合，非常善于解释变迁。此外，秦亚青教授提出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模式，是中国学者非常重要的创新之一。过程建构主义的取向是社会性过程理论，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发展，也基本符合笔者总结的上述规律。

3.介于前两种理论特点之间的国际关系理论

还有一部分理论介于上述两种理论特征之间，即物质主义、观念主义在本体论比重上均占据重要分量的中性理论。这类理论主要有四种：古典现实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以及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之所以认为它们是中性理论，是因为尽管这些理论中的观念因素大多是物质因素的附属，但恰恰是其中的观念因素使其理论体现了变迁的性质。这些理论既包含了冲突也孕育了和谐，既体现了循环也暗含了变迁。

（1）古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古典现实主义强调物质、观念两种因素的结合，寻求两种力量的平衡。其理论主要关注于现实，但也包含对变迁的讨论。它不完全是静态的理论，带有鲜明的历史视角并憧憬未来。从总的世界观上看，古典现实主义实际上是在冲突中寻找维持和平的办法，冲突是永恒的，但和谐也不是完全没有存在的可能。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的理论坚持了弱物质主义的特点，而且明显包含了观念主义范式与社会化范式。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认为和平不能仅仅靠权力的均势来保证，观念能使和平更为可靠，国际道德和国际舆论能够制约权力。

（2）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尽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大体是冲突的，但绝不是静止的、循环的，它具有很强的历史维度以及历史进化论的性质。大致地说，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上述规律不完全相符，它是物质主义范式理论中的一个特例，它从生产力角度解释国内发展和国际变迁。它强调生产力、经济等物质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强调政治的冲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冲突范式为主，同时兼具和谐范式，但和谐仅存在于阶级内部。经典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兼具物质主义、观念主义两大范式，而它不仅关注资本主义国家间关系的循环与周期，也强调从现存的、冲突的国际政治到理想的、和谐的国际政治的进化，因此也属于前面所说的中性理论。新马克思主义更加强调国际秩序变革中主观革命的作用。

（3）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可以分为两大支柱：相互依赖、国际制度。相互依赖理论是一个以物质主义范式占主要比重的理论，尽管观念会对相互依赖的形成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新自由制度主义中的相互依赖理论，是前面所述的规律的一个例外，也是长期以来少有的能够将物质主义范式与变迁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基欧汉曾列举了几个可能导致和平变迁的重要因素，即相互依赖、政府功能、信息、国际制度和规制等等。国际制度发挥作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国际制度的形成以及它对国家行为的作用，实际上是前者而非后者更明显地体现了国际变迁。就国际制度的形成过程来说，这是一个明显体现变迁的过程。国际制度又是在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且是对相互依赖的反应，这一过程中，物质因素发挥了主要作用。但新自由制度主义主要关注的却是国际制度形成后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物质的作用，也有观念的作用。物质的作用主要体现为相互依赖的深化、公共产品的提供，以及国际制度通过改变理性国家的偏好进而改变国家的行为。而观念的作用则主要体现为从国际制度中产生的国际规范与准则对国家行为的约束，但新自由主义者对此并没有太多的研究兴趣。新自由主义者的理论中并未体现出太多的对国际制度形成后的国际变迁的研究。大体上说，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历史观是进步性的，它以国际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及其对行为体的作用来解释国际政治中的变迁，认为国家间有可能通过国际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实现国际进步。新自由制度主义对变迁的解释，既有物质上的因素，也有观念上的因素。

（4）防御性现实主义

防御性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理论中对国际问题看法比较乐观的一支，其内部包括很多学者提出的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尽管安全两难存在，但并不一定导致冲突或战争，而导致这一乐观结果的原因有两个方面：观念因素和国内政治因素。防御性现实主义学者都看到了国际关系的变迁，并且能够对此给以一定的解释。概括地说，防御性现实主义解释国际变迁的方法有两种：一种仍然是从观念因素寻找导致国际变迁的原因。尽管这种理论仍然是以观念来解释变迁，但它们要比纯观念主义范式的理论以及前几种中性理论相对要好。因为它们讨论国际政治的基点是物质性的利益，而非观念上的身份、认同，其理论根基较为稳固。另一种则是从物质因素方面寻找原因，即物质因素的制约机制或者进化机制，请读者见本文第五部分。

三、对已有部分国际关系变迁理论的反思

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及一些批判理论，都将对国际关系变迁的解释依赖于观念主义范式。这就导致了此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问题，要么很难解释变迁，要么带有偏见地将西方价值作为国际关系变迁的终点。正是基于上述问题，才有了近些年来关于变迁研究的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仍然以观念因素解释变迁，主要是通过心理学路径。第二个方向也是以非物质因素解释变迁，但试图摆脱西方中心论而构建非西方特色的理论。第三个方向是国际变迁研究的物质主义范式转向，主要从物质因素自身的变化机理来解释变迁，并结合部分观念因素，这就可以尽最大可能避免上面所说的四个问题。

1.物质主义范式为何难以解释变迁

物质主义范式之所以难以与变迁相联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物质因素和物质主义范式本身的特点所致，二是由国际关系理论科学化与简约化的结果所致。目前的理论局限和未来的理论突破主要指在第一个方面。

第一，物质因素本身难以与变迁相联系。物质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假定行为体身份和利益是在社会性互动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是给定因素，是不以行为体的实践活动和话语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也是非历史的。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多将物质因素默认为静态的、不会发生变化的因素。各个国家的物质资源、经济力量或军事力量的变化只有一种取向，即数量上的增长或减少，因此单个国家的物质权力也就只能有增长或衰退的变化。而除此以外，物质因素很难再有其他的变化取向。一旦解决了这个理论难题，使物质因素的变化取向得以拓展，就会使物质主义范式与变迁联系起来。物质主义范式更多地与冲突范式相联系，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物质资料最早地决定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大多具有固定性以及明确的归属，特别是物质因素难以避免稀缺性和零和性。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冲突都是由于领土问题和资源问题导致的。物质主义范式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更多地表现为冲突的、悲观的和循环的理论。

第二，这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科学主义以及简约化的结果。物质主义往往与理性主义相结合，即物质因素总是比观念因素更加容易衡量，因此更适合作为理性计算的标准。而经济学和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又都是物质主义决定论，排斥建构因素。因此在新现实主义那里，国家的理性就是执行与自身物质资源（即权力）相符合的外交行为。能够研究变迁的理论，要么是完全抛弃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而代之以观念主义和建构主义，要么是实现理性主义与观念主义的通约。而物质主义与变迁的联系则很少有人探究，只是近期学界才有少量的理论涉及到。

2.物质因素与变迁的联系

尽管建构一个能将物质主义范式与变迁理论结合起来的逻辑存在很大困难，但物质主义范式，即使是纯粹的物质主义范式，仍然可能有助于为国际关系的进步提供重要解释。当然，笔者只是认为，从物质因素寻找导致国际关系变迁的原因要比观念因素更为可靠，并非认为只有物质因素才能导致变迁。而构建新理论的关键是找到合适的解释物质因素变化的维度。

与观念主义相比，物质主义范式基础上的进步式的理论更为可靠，由观念导致的国家间关系的变迁，结果既可能是进步，也可能是退步。凡是那些将变迁依赖于观念主义范式解释的理论，都刻意忽视了退步的存在。物质因素导致的变迁，基本上是与国际政治的长时段的历史相联系，其进步的性质更为可靠。观念因素可以导致国际关系的变迁，但无论结果是进步还是退步，都必须在由物质因素导致的国际变迁的具体时间段上发生，不能超越这个时间段。具体的由观念因素导致的进步或退步只能由物质因素的变迁提供基础，不可能超越这个基础。

四、以物质主义范式解释国际关系变迁的理论尝试

近十几年来，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变迁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研究趋势，即开始逐渐由观念主义范式和社会化范式转移到物质主义范式方面。国家之间的物质因素的某些变化取向，本身就是推动国际关系进步的重要甚至根本力量。如果构建新的理论，使其能够解释变迁，关键是找到合适的解释物质因素变化的维度。目前较为重要的理论成果，有物质要素间的相互依赖性、物质要素间的相互制约性、争夺物质要素的行为的自我否定性以及各种物质要素之间的互补性等等。

但物质因素导致的国际变迁或进化又是复杂的，物质主义范式不可能直接与和谐范式结合起来，冲突范式对和谐范式具有本体论的优先性。在物质因素导致变迁或进步的过程中，不可能完全没有冲突。概括地说，物质主义范式方面导致的社会进化，主要体现为冲突（或竞争）与合作的交织与统一，通过冲突引向合作。下面例举几个相关研究的重要努力与尝试。

1.相互依赖理论

相互依赖理论是从物质要素间的相互依赖性增长的维度来解释国际变迁的。相互依赖理论是第一个比较系统的从物质主义范式角度研究国际变迁的理论，尽管仍然存在缺陷。新自由主义学者将相互依赖看作是权力的替代。新自由主义学者论述的权力观，实际上就是将权力理解为经济权力，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国际政治的和平、进步、相互依赖都是相对容易的。但这又是不完整的，一个好的以物质主义范式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变迁理论，应该包含对经济和军事要素的考虑，因此还需要完善。

2.防御性现实主义

防御性现实主义主要是从物质要素间的相互制约性增长的维度来解释国际变迁的。前面说到，防御性现实主义都看到了国际关系的变迁，它解释国际变迁的方法有两种，本部分仅探讨从物质因素角度解释国际变迁的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主要包括攻防平衡理论，以及对国家间物质制约机制的研究。攻防平衡理论认为，当具有防御性属性的军事力量占据优势时，进攻将变得难以发生，从而缓解安全两难。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则是从近几十年来国家间的物质制约机制的维度来探讨当代世界的变迁的。在当代世界，国家间的平衡“机制”会遏止扩张行为。

3.社会生产力与国际变迁

布赞等人强调从社会生产力的维度来解释历史的进步。英国学派在解释从国际体系到国际社会再到世界社会的变迁中，主要是观念主义范式的。布赞继承了英国学派的历史主义研究传统，以社会生产力（主要是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的进步）来解释国际体系的演变，在英国学派中也是独树一帜的。他强调了生产力在国际体系形成与发展中的动力作用。布赞用上述逻辑论证了生产力发展与国际关系发展的直接联系，尽管他的研究并没有很好地阐释导致国际变迁的动力和机制。

4.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理论

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理论，主要是从争夺物质要素的行为的自我否定性的维度来解释国际变迁的。唐世平将社会进化范式引入国际关系理论，指出国际政治已经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稳固地进化到了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是一个自我毁灭的系统，它不可避免且不可逆转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变成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这一转变恰恰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中国家行为的必然结果。唐世平的研究中，这一深刻变革背后的根本机制（“征服或被征服”导致的国家数量减少与国家规模扩大，以及征服变得困难）主要是以物质主义范式为出发点的，能很好地解释国际关系中的变迁与进化。

5.体系功能理论

杨原的体系功能理论是从各种物质要素之间的互补性的维度来解释国际变迁的，是体现了将物质主义范式与国际关系变迁或进化二者相结合的较成功的研究。这个理论合理地综合了物质主义范式、观念主义范式、社会化范式、冲突范式与和谐范式。杨原认为，国家功能理论揭示出了国际政治进化的一个内在机制，能够为从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到新自由主义世界的进化提供很好的解释，从而完善国际政治进化的理论。他认为，国家功能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国际政治本质的全新视角：国际政治曾经可能是冲突的，但它总是在向着和谐的方向发展。如果大多数国家都在充分发挥彼此有差异的国家功能，就会形成和谐状态。

五、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启示

很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往往将中国看作是一个“现状修正国”或“侵略国”，以遏制中国作为其政策建议。例如权力制衡理论、权力转移理论、动态差异理论、霸权稳定论、霸权战争论、文明冲突论、战略文化理论以及进攻性现实主义等等。前面回顾的这些现有的以观念因素来解释国际关系变迁的理论，大部分也是美国的理论，这些变迁理论很难为中国所用。尽管中国的学者在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中，也在注意对其逻辑进行批判，但我们很少能提出真正能让西方学界和政界信服的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理论。以物质主义、理性主义为特点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多看不到国际关系的变迁与进步，只看到国家之间争夺利益以及权力制衡或是霸权转移，在外交政策上只能教导美国如何维护霸权和遏制中国的发展。与此本质相同，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提出的以美国的价值观的观念因素来解释变迁的理论，实际上都是要将世界西方化或美国化，也只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才有指导作用，难以对中国有指导作用，只可能使我们落入理论陷阱。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议题，就是要与和平发展这个最重要的国家需要联系起来。一方面我们应该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寻找理论支持，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理解和运用理论而营造和平发展的环境。与中国的和平发展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第一，如何从政治学或国际政治学理论的逻辑中证明，中国现有的与西方不同的政治制度不会导致中国的进攻性政策；第二，如何证明物质资源分配的增加，即权力的上升，不一定会导致一国对他国的威胁。这也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未来理论研究的突破口。本文的归纳与总结，正与上述后一个方面有密切联系。

（由衷感谢俞正梁、金应忠、唐世平、杨烨、夏立平、仇华飞、钟振明等学者对笔者的重要帮助！）

（责任编辑：周淑英）

作者：孟维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