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体制转换探究论文

摘要：150年前《资本论》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和经济科学的一次重要变革。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列宁体制转换探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列宁体制转换探究论文 篇1：

反腐新常态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必要性

摘 要：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理政方略之一，是当前开展党建工作的指导思想。首先探究反腐新常态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基础，并分析反腐新常态与全面从严治党之间的辩证关系，最终明确反腐新常态背景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意义与作用。

关键词：全面从严治党；反腐新常态；严明党纪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6.16.054

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长期坚持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发表了讲话，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三个全面”的基础上，增加了第四条——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使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这为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提供了强力保障，同时也彰显了党中央全方位的治国理政方略，表明了反腐新常态下，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1 反腐新常态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依据

反腐新常态是当前反腐败斗争不断推进的一种状态，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经验和原则。在反腐新常态的背景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仅是新形势下的任务，追溯到党的建设历史中也是有其理论基础的。

1.1 反腐新常态与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内涵

反腐新常态，即在反腐败领域相较以往有很大的变化，“新”字便体现出这种变化，就是将以往的反腐败工作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使之成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开展党建工作的一种持久的状态。具体来说，新常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这一点前人已有论述，即反腐倡廉呈现出以落实“两个责任”为政治要求的新常态，作风建设呈现出以落实“八项规定”为主要抓手的新常态，惩治腐败呈现出以“零容忍”为基本态度的新常态。反腐新常态，说到底，就是坚持从严治党的具体化。从严治党，指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坚持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严格要求、教育和管理监督，确保党的思想统一、组织纯洁、作风优良、纪律严明。坚持从严治党，是增强党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在“从严治党”前面加了“全面”两个字，使从严治党的内涵更加明了，就是要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各个方面，从严管理干部、从严管理党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

1.2 反腐新常态下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党的建设理论，一直激励和启发党的自身建设，成为不同历史时期坚持从严治党的理论共识。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阐述了关于无产阶级建党理论，这项理论最大的历史贡献，就是为后世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渊源。“为保证社会革命取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他们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优势，具有实践的引导性、理论的科学性、组织的先进性和斗争的坚定性。之后列宁的建党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工人阶级执政党的建设。他在领导巩固苏维埃政权和筹划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为加强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自始至终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不断提高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的水平。他认为，“对党员的惩办应比对非党人员加倍严厉，这是起码的常识。”治党从严，严惩党内腐败分子是列宁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精华所在。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都表达了对于坚持从严治党理论的肯定，这表明了在反腐新常态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的。

1.3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与从严治党的历史发展

党的历任领导集体对党的建设和从严治党思想的研究，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发展及其承袭性，既是对马克思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继承，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与发展，同时又表明党的治党理念在几任领导集体的丰富与填充下，不断成熟。毛泽东同志的党建思想中包含着从严治党的思想，他自革命时期开始就注重从思想上严格规范党员群体，“开创了中国特色的党建之路，对当代中国共产党搞好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富有重要的启迪作用”。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设计中国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的同时，并没有放松党的建设，坚持从严治党的思想，通过不断健全和完善党内制度，用制度来约束和规范党员的行为，达到管党治党的目的。江泽民同志针对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明确提出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思想，并且在党的十四大把“坚持从严治党”载入党章的总纲。胡锦涛同志也十分重视从严治党，组织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治国理政方针的重要部分，并且促进反腐败斗争的常态化，使从严治党的重要性在当前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

2 反腐新常态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关系

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即当前反腐新常态的大环境下提出的，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三个全面”的基础上增加的第四条，所以这是目前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不仅为反腐新常态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且为反腐新常态下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2.1 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反腐新常态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着力点

纵观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奋斗历程，角色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目前正在领导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在这种角色的转换中，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始终面临着巨大挑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当前的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先进性建设对党和国家全局的影响凸显。从作风上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是我们党应对执政风险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重大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就曾经高度赞赏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他们认为这种先进性“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首要条件之一”，它不仅根源于无产阶级先进的阶级特性，并且是对阶级先进性的高度升华。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它政党的根本标志是这种先进性，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开展也立足于这种先进性。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必由之路，保持党的先进性能够进一步推动从严治党。永葆党的先进性，是党的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当前反腐新常态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着力点。

2.2 反腐新常态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生态环境

反腐新常态格局的形成将为党的建设创造出一种有利的政治生态环境，促进全面从严治党方针的落实。党作为社会政治组织，其存在与发展，一靠内因，二靠外因。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从党的自身建设来看，就是要从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从外部环境来说，就是要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创造出有利于遏制腐败的条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里对于防腐败的体系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党内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党外监督的日益强化和规范权力运行、遏制腐败滋生的体制机制制度的健全。这就会创造出一种有利于党员领导干部保持清正廉洁的社会心理氛围和制度条件，创造出一种有利于整个党不懈怠、不变质，永远保持生机和活力的政治生态环境。反腐新常态环境的形成与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一致，也必然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2.3 全面从严治党奠定了反腐新常态下社会改革、发展、稳定的基础

对于反腐新常态下社会的改革、发展、稳定而言，中国共产党肩负新的历史任务。首先，全面从严治党推进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纵深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指出“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解决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等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要担负起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任，全党需要齐心协力，将所有力量凝聚在一起。这就要求党的自身建设水平不断提升，加大从严治党的力度。其次，从严治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戰略目标，是全党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共同理想。中国共产党是党的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在于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其关键就是需要从严治党。只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恪守党的宗旨，才能领导好祖国的发展。最后，全面从严治党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保障。全面依法治国不但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稳定，而且使人民群众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有规则可以遵循。而要实现依法治国，需要更新党的执政理念，这个执政理念便是围绕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周围，治国先治党，治党需从严，如此可为依法治国提供强有力的保证。所以，唯有以从严治党加强执政党建设，推动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3 反腐新常态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意义与作用

从严治党方针，是我们党从长期执政党建设实践中得到的重要认识和结论，也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原则。在反腐新常态下坚持全面从严治对党建工作党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与作用。

3.1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有利于巩固意识形态阵地

从严治党的根本之策是思想从严。具体来看，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这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所以这种信仰要永不动摇。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领导地位，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从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从这个意义上讲，治党从严有助于从思想上保持先进性，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系列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才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在思想上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只有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自觉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经受住考验。那么同样的，也只有贯彻落实从严治党的方针，才能巩固意识形态阵地，使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占据主要地位。

3.2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有利于强化严明党的纪律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严明党的纪律，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作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了加强党的建设中严明纪律的重要性。从严治党的内涵与强化严明党的纪律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都强调了“严”，即严肃作风、严惩腐败、严格党纪、严密制度。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指出，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我们党面临的形式越复杂，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党的纪律，包括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两个方面的内容。政治纪律是基础，组织纪律是关键，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严明党纪既要强化全党的纪律意识，又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合力形成维护党纪的长效机制。这一目标与全面从严治党的最终目的是具有一致性的，而且从严治党的内涵中也渗透着严明党纪的思想，所以说，坚持从严治党，有利于强化严明党的纪律，这是我们党的一个突出的政治优势，是保证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武器。

3.3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有利于增强人民主体地位

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方略，从根本上要保证的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在社会实践中应该占据主体地位，对社会这个客体进行改造。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奋斗的最终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反复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他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习总书记心系人民，处处表现出以人民为主体的鲜明立场，由他领导的新一届中央领导的治国理政的实践，也体现了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和担当。当前重点推进的反腐败工作，其目的是为了保证人民的利益不被侵吞，让人民能够享有社会发展的成果，增强人民的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严治党的历史经历，从根本上说，就是人民主体地位不断巩固的过程。面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只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性地位才能完成党的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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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

[8]凝聚在共同理想的旗帜下——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8·19重要讲话精神[N].人民日报，2013-08-25.

作者：徐娜 蒋辛

列宁体制转换探究论文 篇2：

《资本论》对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超越

摘要：150年前《资本论》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和经济科学的一次重要变革。《资本论》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强调以生产实践为基础，使用物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社会人”范式，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范式；强调运用“辩证法”分析经济现象，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强调用“逻辑—历史分析”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超越西方经济学的“均衡—静态分析”。《资本论》在哲学基础上，全面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的旧哲学基础，在方法论上，具有西方经济学无可比拟的优势，因而在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和对经济危机的解释上都较西方经济学具有理论优势。

关键词：《资本论》；“社会人”范式；“经济人”范式；“逻辑—历史分析”；“均衡-静态分析”

《资本论》是一部划时代的科学巨著，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变革，不仅是一部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更是唯物史观的典范，在经济学的研究上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2017年时逢《资本论》（第1卷）诞生150周年，撰写此文以志纪念。

一、“社会人”范式超越“经济人”范式

《资本论》在研究范式方面的创新是以主客体之间的物质活动——生产实践——为基础，在这一物质生产实践中形成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人”——才是一切经济分析的基础，从而用“社会人”范式硬核取代了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范式硬核。“社会人”构成了人类历史活动的主体，它包括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范式的内在结构上，“社会人”处于硬核的第一层次，“劳动价值论”处于硬核的第二层次，反映了《资本论》的基本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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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经济学占据主流地位的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提出的“经济人”是以个体利益为中心，理论原点是抽象人性论假设，由此衍生出效用价值论，把人的自利行为发展为对利益的“边际分析”，行为者每时每刻都在计算其行为所要付出的“边际成本”和其所获“边际收益”，并以此决定其选择。《资本论》抛弃了这一“经济人”假说，认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由社会关系结成的“社会人”。强调人的存在具有双重意义，既是自然的存在，又是社会的存在。《资本论》经济学分析的前提就是“社会人”，突显了人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物质承担者。

“社会人”强调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是整个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个体不能脱离社会生产关系而成为“鲁滨逊”世界中的孤立个体。《资本论》把经济分析的人的本质理解为社会联系的主体，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联结在一起的个人，其动机和行为离不开个人所处的社会条件。社会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的人。无论在主观上怎样试图超脱社会关系和历史，实际上，个人只能是当时各种社会关系的产物，因此，分析经济现象一定要从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出发。“社会人”是《资本论》研究范式分析的出发点和前提。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把经济体看成是一个个没有社会联系的“鲁滨逊”所组成的“孤岛世界”，这就无异于把人类从事物质生产的活动等同于动物的觅食过程，其方法论范式的缺陷是不言而喻的。

“社会人”范式并没有否定个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动机，但强调任何人只能在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条件下，利用由这种社会关系（经济体制、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等）给予的社会资源与活动空间来争取利益。抛开社会关系，抽象地讨论“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只能是空谈。《资本论》中对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本性的刻画就深刻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值本身，获取剩余价值”[

Symbolr@@ ]。从“社会人”出发，《资本论》强调要从生产方式中探索经济现象的原因，强调经济分析要关注价格机制发挥作用背后的“历史性的制度力量”。这就与西方经济学大不相同，西方经济学的最大缺陷在于没有看到表层物质所负载的深层社会关系结构。

《资本论》的“社会人”经济学范式更符合实际和科学，它强调现存的社会产权、法律制度等经济关系结构对个人形成的制约，强调人类所面临的物质世界绝不是那种离开了人类的实践活动，从而离开了人类社会关系的世界，“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3]。个人主体都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当社会分工发生以后，由此产生了人与人之间通过劳动结成的社会关系，强调“经济人”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历史产物，强调在探究国家起源和集体行动的逻辑时，一定要根据相对理性的个体，在给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等约束条件下，一步一步构建私人组织、公共组织直至国家组织的历史过程，并以此来勾勒组织演進史或人类制度变迁史。

二、“辩证法”分析超越“边际”分析

西方经济学强调理性与个人选择的边际分析，在边际分析的框架下，人的经济选择是纯粹自利的行为，理性也可以被演绎为数学计算。《资本论》则强调运用辩证法的分析范式，把经济社会的发展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强调经济世界在本质上是相互联系、互相作用和内在统一的整体，认为使用辩证法分析经济活动才能更好地揭示经济世界的本质。马克思受到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但又与黑格尔有着本质的不同，表现在：黑格尔是把从抽象到个体的思维过程当成现实世界的创造过程，马克思则将其理解为是人的理智（头脑）运用一种独特的理论思维（反映方式）把直观和表象的材料加工成概念的过程，即人对现实世界的理论理解过程。马克思认为，在辩证法方面，自己与黑格尔的不同在于，“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3]。辩证法是《资本论》的方法论范式，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就强调过这一点[4]。马克思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本质是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2]。《资本论》是运用辩证法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范，提出资本权力在形成强大动力机制的同时，也形成了对自身发展的否定力量，这就是资本扩张的悖论。《资本论》将历史上出现的各种社会形态当作过渡的形态，进一步阐明了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历史趋势。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它揭示出自然界、社会和思想领域中都包含着的内在矛盾性，既统一又斗争的内部矛盾推动了事物的发展。《资本论》在进行经济分析时从这一矛盾分析出发，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矛盾确定为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也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存在形式。正是由于这一矛盾的存在，才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

辩证法强调事物总是处于不断发展运动的过程之中，即否定之否定规律。资本只有在运动中才能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5]。《资本论》还生动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依照“否定之否定规律”，每一事物通过作为对立面的他物来表现自身，必然会受到对立面的反作用而否定自身，这就是事物发展的否定阶段，而这个否定阶段本身也包含着自我否定因素。该事物的否定形态在否定该事物时，同样也必须通过作为该事物的对立面来表现自身，从而又受到该事物的否定[2]。例如，劳动者通过作为对立面的资本来表现自身，资本就是劳动的否定表现形态；资本在对劳动者进行榨取、通过支配劳动者的劳动而表现自身力量和实现资本扩张的同时也在否定自身，因为资本在否定自身的产生根源——劳动，这又必然导致资本的自我否定从而造成经济危机；劳动者则通过这种资本自我否定的危机重建自身，实现对资本的支配进而实现自身的发展。《资本论》运用否定之否定规律来观察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过程，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不但体现在总的历史过程中，也体现在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过程中的各个方面、各个部门。

质量互变规律是辩证法的第三大规律，揭示了事物的性质不是静态的，而是在运动中表现的。事物的性质在一定的运动范围内保持不变，通过某一范围内的非确定运动保持其确定的性质，表现为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也是稳定性与不稳定性的统一，即事物通过量上的不稳定性保持质上的稳定性。它们在一定范围内保持不变，从而使事物处于具有该性质的确定状态中，而这种确定状态又是通过一定范围内的运动（也即不确定性）来实现的。这种与确定的“质”相适应的不确定运动范围即是“量”，凡在此范围内的变化即是量变而非质变。而一旦突破了量的范围，事物的运动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从而产生出新质，量变就产生了质变，变化的量生成了新质，这表现了事物的不稳定性。新质出现后，又依靠一定范围内的不确定运动来生成和保持，于是质又转化为量，从新导致新的量变发生。《资本论》运用这一规律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分析提出，资本主义在资本运动中生成和保持的社会性质是：依靠资本在全社会的不断流动而使再生产活动不断持续下去，只要再生产能够持续下去，资本主义的正常状态就不会改变。但资本的循环过程一旦发生过度加速或停滞，就会产生出新质，发生经济危机，从而使社会经济状态在某些性质上发生变化。

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的“价值转型”提出了种种质疑和争论，就是因为不了解《资本论》的辩证法特点造成的。《资本论》提出，随着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价值便转化为生产价格。虽然不同经济学研究范式之间的交流是可能的，但永远会存在着交汇的死角或空白点，这是因为研究者们用以看世界的方式“是他们的研究工作所约定的世界，范式改变了，科学家们所约定的世界也跟着改变了”[6]。《资本论》采用本质与现象辩证分析的方法，提出价值是本质，生产价格是现象，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就是本质与现象的辩证转化关系[7]。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本论》“价值转型”的质疑反映了西方经济学家对辩证法范式特点的不解，也就自然无法进行对话与沟通。西方经济学家对“价值转型”的质疑不是基于《资本论》的辩证分析本身，而是源于试图把《资本论》中关于价值转型为生产价格的论述转换成一个静态的数学模型并加以计算，显然是因对《资本论》的误读而造成的[8]。

三、“逻辑—历史分析”超越“均衡—静态分析”

在分析方法上，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把世界理解为一个个界限分明的既成事物的集合体，每个既成事物都有其“本性”，这些“本性”构成了事物之间的共性，并形成分类体系，每一类事物的共性决定了该事物的运动规律——从一个静止状态到另一个静止状态的运动轨迹。西方经济学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哲学基础上，倡导的是一种孤立、静态的方法，西方经济学认为世界上的每个事物都是一个个孤立的存在物，在每一时刻都处于某一确定状态，运动就是从一个确定状态到另一个确定状态的过渡，是无数静止状态的总和。西方经济学家就是使用这种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分析经济现象的，这使得他们看不到产生这些历史产物与结果的深层原因，然而人类社会的劳动实践活动过程及其创造的社会关系才是掩藏在“物”背后真正决定社会历史發展的深层力量。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使西方经济学家往往将经济活动理解成孤立个人的集合体，认为通过自由的市场交换就可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均衡，以及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资本论》的经济学体系是建立在辩证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其本质是关于事物生成过程的哲学，强调对既成事物的产生过程及其间关系进行历史性的追溯，而这个生成过程，说到底源于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

最先倡导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是黑格尔，《资本论》继承并运用了这一“逻辑—历史分析”的方法。逻辑的方法强调在研究经济现象时要按照经济范畴的逻辑联系，从简单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范畴逐步上升到复杂具体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范畴，其特点就是抽象力，《资本论》就是运用从具体到抽象的逻辑方法对政治经济学史进行了概括。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为基础，与资本主义由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从个别生产部门到全部生产部门的发展历程相适应。政治经济学也经历了由现象到本质的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从具体到抽象的概念运动。在《资本论》，特别是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集中体现了这一分析方法。《剩余价值理论》的前三章对斯图亚特、重农学派和斯密关于剩余价值纯粹形式有关概念进行了考察。这里概念运动的顺序也正是历史的顺序：从重商主义的商业利润概念到重农学派的地租概念，再到斯密的利润概念；从重商主义的交换价值概念，经过重农学派的农业劳动价值概念（与货币直接联系），再到斯密的劳动价值概念。这个从具体到抽象的概念运动过程，既是马克思考察剩余价值概念历史来源的过程，也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研究发展的一个概括性说明。

所谓历史的方法，就是遵循历史发展的进程以探求事物发展的规律，在分析经济现象时，强调按照其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来研究经济现象和过程。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之所以能够统一，是因为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反映历史发展规律的逻辑思维必然要与历史发展的进程相一致。《资本论》就是一部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艺术整体。《资本论》坚持了从理论阐述上升到历史阐述的序列结构。在《资本论》中，不仅在“价值理论”一章中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方法，在《资本论》第三卷阐释利润率向平均利润率转化的规律时也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方法，“在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一般研究的时候，可以把这些阻力看作偶然的和非本质的东西而搁在一边。在进行这种一般研究的时候，我们总是假定，各种现实关系是同它们的概念相符合的，或者说，所描述的各种现实关系只是表现它们自身的一般类型的”[9]。从整个体系来看，《资本论》以商品为起点，进而分析货币，然后分析资本和剩余价值，再分析资本的积累等，这个逻辑分析的顺序和历史的发展进程是一致的。在历史上，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商品；商品交换有相当发展以后，才出现了货币；到了封建社会末期，货币转化为资本。从全书的结构看，《资本论》第三卷研究了立足于劳动价值论的资本逻辑，第二卷和第三卷研究了剩余价值各种特殊形态的表现，即资本流通过程中的各种资本形态及其循环过程，第三卷则研究了资本运行总过程中，各种资本形态对剩余价值的分割。其中，第二卷可以说是第三卷的引言，如恩格斯说，“这个第二卷的卓越研究，以及这种研究在至今几乎还没有人进入的领域内所取得的崭新成果，仅仅是第三卷的内容的引言，而第三卷，将阐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研究的最终结论”[10]。

《资本论》“逻辑—历史分析”方法的优点在于擅长分析规模宏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演变规律，此外，在“生产力—经济制度关系—经济运行关系”框架的分析和设计方面，《资本论》“逻辑—历史分析”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四、“辩证唯物主义”超越“旧唯物主义”

《资本论》在哲学基础上全面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具有西方经济学无可比拟的哲学方法论上的优势。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是以英、法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形而上学世界观。英国唯物主义是基于个人经验的经验唯物主义，其特点是强调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源于个人对感觉经验的理性化处理后形成的概念，得到对经验事实的理性判断，培根所创立的实验哲学就是这一旧唯物主义的代表。法国唯物主义是理性唯物主义，其特点是强调对世界的认识要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包罗万象的作为世界整体反映的理性体系，笛卡尔的理性方法就是这一旧哲学的代表。英、法唯物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把世界理解为一个个界限分明的、既成事物的集合体，每个既成的事物都有其“本性”，这些本性构成事物之间从个性到各个范围内的共性所形成的分类体系。因此，在认识上都强调经验或演绎的作用，由此建立的理性世界是由一个个具有明晰外延和确定内涵的概念所组成的逻辑体系所描述的世界，每个事物都是独立存在的客体，主体与客体之间是外在的直观关系，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就是建立在这种旧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由此形成的世界观也是一个形而上学世界观。既然每一事物的共性决定了该类事物的运动规律——从一个静止状态向另一个静止状态的运动轨迹，由此形成了各类既成事物的规律学说，形式逻辑便成为这些学说的唯一论证工具。这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具有很大的局限性[11]。而《资本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物质活动——物质生活的生产实践——作为理论基点，确立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实践关系”，并把这种关系理解为活生生的物质过程，由此从实践的客观物质性出发得到了崭新的物质观，即把世界不再理解为一个个自我存在的“既成事物”，而是事物通过他物表达自身的“对象性存在”的内在联系过程，《資本论》把世界理解成由这种内在联系生成的“过程的集合体”[12]，并追溯这些既成事物的产生过程，从而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人类正是通过实践活动确证了物质世界及其规律的客观实在性。《资本论》强调了实践过程就是自然过程与社会关系过程的统一，人在对自然物质的改造过程中，必须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形成一定的社会组织来进行改造自然的活动，由此产生出各个层面（经济、政治、文化）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生活在这些社会关系下的每个人都必须通过他人来实现自身的存在。

西方经济学理论建立在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如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从相互独立的个体出发，将人的经济行为理解为抽象共性的“经济人”，并以这一范式作为其分析经济问题的基础。“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是经济活动中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强调“边际分析”，即“经济人”每时每刻都在计算其行为所要付出的“边际成本”和其所获“边际收益”，从而计算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一范式的最大缺陷是抽象掉了社会制度等历史因素，突显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核心观念是，“只有个体才进行选择和行动，而群体本身则不选择也不行动；如果所分析的群体同样进行选择和行动，则就不符合已被接受的科学准则了。社会总量被认为只是个体所做的选择和所采取行动的结果”[13]。结论是，必须从个体经济活动分析入手来认识社会经济秩序，假定经济体是由没有社会联系的一个个“鲁滨逊”所组成的“孤岛世界”，以此为基础的经济理论模型也就缺乏实际意义[14]。此外，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人”之间的市场均衡的强调，忽视了非均衡的动态发展才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五、《资本论》相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优势

《资本论》强调要从整体动态和非均衡来分析经济的发展过程，从而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个体静态均衡分析。用《资本论》唯物史观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强调要把其全部社会关系结构建立在物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而劳动的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人对自然界的物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创造了物质的使用价值，由此形成了社会生产力体系；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产过程，人必须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进行生产，生产的产品也必须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分配，由此形成人与人的生产关系。社会物质系统必须在社会关系的驱动下才会运动。《资本论》这一方法论的优点，使得它能透过经济现象的表层结构揭示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由资本权力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资本在总体上的非均衡扩张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成为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扩张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它必然以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和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无可避免地产生了资本自我否定的危机。

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往往处于一种分离的状态。从经济学说史的发展历程来看，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基本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基本是凯恩斯经济学，萨缪尔森虽试图对这两种学派加以综合，提出当市场接近于充分就业时，适用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当失业率较严重时则适用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但是，综合的结果仍然是“两张皮”，在实质内容上，这两种经济学说在许多方面是对立的，缺乏内在的本质联系和统一的机理。《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则不存在这一问题。而在《资本论》中，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是相互融合、渗透一体的，在研究任何一种宏观经济问题时都不能脱离微观经济基础。《资本论》在研究关于价值的决定、价值的实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与变动、社会总产品的实现及固定资本更新等问题时，都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融合、渗透在一起，这是西方经济学至今仍无法比拟的。

六、《资本论》对现实经济问题解答的优势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都看到了市场经济运行中产权的重要性，但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更胜一筹。科斯定理提出了产权的概念，但没有揭示产权背后所隐藏的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对抗关系。科斯定理认为产权界区的模糊性导致了外部性问题，提出明晰产权、通过产权市场的自由交易来促使产权在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实现自由转移就可以解决问题。马克思则强调，要明晰产权，必须借助于产权主体在社会集团中力量大小的消长关系才能予以根本解决。

在产权理论中讨论外部性问题时，经常会涉及一个案例，即如何解决农场主和火车主之间禁止或自由排放烟火的冲突与磨擦。科斯认为，在产权初始界定清晰、交易成本为零的前提下，可以通过自由市场交易谈判来解决农场主和火车主的冲突，其结果也必定是有效的，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这一理论存在五个问题：第一，零交易成本的假设是不现实的。第二，产权的初始界定通过影响财富分配的状况必然影响不同经济活动主体工作的效率，进而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第三，自愿谈判解的有效性值得怀疑，在外部性与公共品领域，即使能自愿交易，也不能保证其有帕累托最优解。第四，科斯定理所设的经典状态是双头，为外部性问题进行自愿谈判，即使参与谈判的当事人由一大批人构成，但只要交易成本为零，谈判仍能达到帕累托有效，这里忽略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随着参与谈判的人数增加必然导致交易成本增加，从而影响到外在性问题的有效解决；二是缺乏在谈判人数增加时，能够协调各方力量并保证协议贯彻执行的机制。第五，科斯定理的“有效性”命题还忽略了群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如果人们连参与谈判的积极性也没有，而是推诿别人去谈判，自己却分享别人谈判的好处，如果大家都这样想，自愿谈判无法实现，最优解更是无从谈起。这就使得科斯产权理论的解释力大打折扣[15]。但按照马克思的产权理论，这一问题就很容易得到合理解决。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强调，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界定农场主和火车主在社会集团中的产权界区：如果农场主在社会集团中位于统治地位，火车主若想自由排放烟火就必须向农场主付费，以使农场主放弃禁止排放烟火的权利；如果火车主在社会集团中占据统治地位，农场主就必须向火车主付费，以使火车主放弃自由排放烟火的权利；如果农场主和火车主属于同一社会集团内部的不同阶层，解决二者利益冲突的关键取决于他们在同一社会集团中相对地位的高低。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家对导致这场经济危机的原因提不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但如运用《资本论》的理论，就可以做出十分有说服力的说明。用《资本论》分析这场危机爆发的原因，其根源来自于资本积累导致的贫困积累。一方面，资本为了实现自身增值要竭尽全力扩张，最大限度地将剩余价值投入到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循环中去，这就形成了资本的迅速大规模积累，并需要日益庞大的市场空间来将其转化为货币资本，从而实现资本的循环再生产。另一方面，资本积累必然导致对其自身的否定，资本积累的各种动力同时也是另一种积累——贫困积累的动力。这是因为由社会劳动所生产的社会总价值是有限的，资本在尽可能生产出最大剩余价值的同时，必然导致资本家尽可能地压低工人工资和生产资料价格以增加剩余价值，又导致贫困的不断积累。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也驱使各个企业为获得生存权利而竞争，这种竞争的压力也转变为压低工人工资的社会力量。在这双重压力下，全社会劳动者的“贫困积累”不可避免，造成市场空间增长速度日益减少，小于资本扩张要求的市场扩张速度，致使全社会的购买力日益萎缩，可扩张的市场空间日益萎缩。由于劳动者的贫困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大量的产品过剩，产品资本无法转化为货币资本，资本循环链中的资本断裂，结果是许多依靠该资金链运转的资本不得不闲置，形成資本过剩。资本过剩的结果是，本来就处于贫困积累中的工人拿不到工资甚至失业，从而造成劳动力过剩。从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也会被进一步压低，导致社会购买力进一步下降，从而造成生活资料产品过剩。全社会的资本过剩，即全社会以产品形态、生产资料形态和货币形态存在的资本发生过剩和闲置，失业人口增加，又必然会促使产品进一步过剩。产品过剩又会加剧资本过剩，资本过剩又会加剧劳动力过剩，如此一来，市场空间不断萎缩，最终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形成了一个内在的巨大过剩赘疣。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的矛盾就是导致这一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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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60，24，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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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2.

[6] T. 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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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林金忠.所谓“转型问题”的方法论症结[J].经济学家，2011，（6）：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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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从深层本质到表层现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5，30.

[1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A].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C].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8.

[13]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M].陈岱孙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635.

[14]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M].史晋川，董雪兵，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1995.135.

[15]平新乔.微观经济学十八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40，344.

[1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6.

（责任编辑：邓菁）

作者：马涛 邵骏

列宁体制转换探究论文 篇3：

高校哲学课教学模式创新探微

摘要: 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不断深化高校哲学课教学改革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哲学教学改什么和怎么改,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改革传统教学模式,构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教学模式,无疑是高校哲学课教学改革中的应有之义。本文就如何创新高校哲学课教学模式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 高校哲学课教学改革教学模式

一

高校哲学课教学需要进一步改革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哲学教学改革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手段、考试方式等方面的改革,其中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构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教学模式无疑是哲学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所谓教学模式就是“在一定的教学思想指导下,围绕着教学活动中的某一主题,形成相对稳定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教学范型”。[1]哲学教学模式就是在哲学教育观的指导下,围绕哲学理念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教学范型。由此可见,一定的教学模式是一定的教育理念的体现,是在一定教育理念指导下的教学方法与形式的统一。

“传统的哲学教学模式是在以传授知识为主的继承性教育体制下形成的,是与应试教育相适应的一种教学形态”。[2]这种教学模式存在着诸多弊端,主要表现在:第一,教学过程以教师“讲”为主,未能突出学生“学”的主体地位。第二,传统教学模式是一种“灌输式”的线性教学,单纯地从教师“传”到学生“受”,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忽视了学生的参与、探讨、反馈,从而抑制了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发挥。第三,从教学内容来看,这种教学模式以教科书为载体,教师往往只重视哲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知识体系的传授,忽视了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和实践体验,这样的教学难免理论脱离实际,促使哲学成为抽象的概念、枯燥的知识,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因此,学生往往产生厌学情绪。

二

传统哲学教学模式存在的诸种弊端,与当今的教育发展理念极不相称。当代教育要把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作为自身的使命和任务。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指出:教育的首要目标就在于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人,而不是重复前人所做的事情,使教育从传统的传授、继承已有的知识为中心的功能模式转变为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育功能模式。因此,在人类已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的背景下,在素质教育已成为教育改革主旋律的时代条件下,必须变革传统的哲学教学模式,构建适应素质教育的新的哲学教学模式。那么,如何创新哲学教学模式呢?笔者在从事哲学课教学实践中,进行了初步的探索,现略述如下。

(一)启发探究式教学模式

哲学是人们关于宇宙、社会、人生的本源、存在、发展之过程、律则及其意义、价值等根本问题的体验与探求。哲学是给人以智慧和启迪的学问。要体现哲学的真谛,表现哲学自身的魅力,增强哲学教育的感染力,就必须由原来的“注入式”“灌输式”教学转变为启发探究式教学。

1.注重哲学概念的动态性与问题意识

任何哲学概念都不是死板的知识,都是和一定的问题相联系的。在教学过程中讲述哲学概念时,不是先把概念讲给学生,而是通过举例、故事讲述、提问等形式,让学生在感性分析的基础上形成概念,再由教师进行补充、完善和系统阐述,从而加深学生对哲学概念的理解和把握。同时,哲学概念及哲学理论本身具有动态性,因此,在教学中既要让学生理解某一哲学概念的基本含义,又要让学生了解某一哲学概念在现时代的变化与发展,以及与这一概念相关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发展概念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在现今我们又提出科学发展观,那么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有着怎样的关联?在现代为什么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呢?注重哲学的问题意识教学,有助于启发学生思维,有利于拓展学生的视野。

2.侧重于哲学方法论意义的教学

“哲学不是知识教育、技术教育,也不是政治教育,而是人性教育、素质教育、方法论教育”。[2]哲学不仅是世界观,而且是方法论,即给人们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例如,矛盾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它不仅论述了矛盾的含义、基本属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辩证关系,而且提供给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矛盾分析法。所谓矛盾分析法就是用矛盾的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即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和在同一中把握对立的方法,“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方法,抓中心、看本质和主流的方法。在教学中,在学生理解和把握哲学基本原理的同时,教师要侧重于哲学原理的方法论意义的探讨,结合国际国内形势、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及学生学习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让学生感悟、体会、探讨,学生可以自由发言,各抒己见。

3.注重哲学知识背景的教学

任何理论的创立和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一定的知识背景下形成的。哲学理论的形成也不例外。例如,在讲述马克思主义物质观时,并不是仅仅把物质的概念讲给学生,而是首先让学生了解哲学物质观的形成过程。在人类哲学思维发展过程中,古今中外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们对物质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由不完善到相对完善的演变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物质观是在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取得新成就的基础上对前人物质观的继承与发展。现在国内的哲学教科书关于物质的定义,一般采用列宁给物质下的定义,那么列宁是在什么样的知识背景下给物质下的定义?列宁物质定义的现代价值是什么?通过对这些问题的阐述和分析,一方面有利于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另一方面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哲学素养。

(二)案例教学模式

案例教学法是近年来理论课教学中备受大家关注和认可的一种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选取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典型案例,通过采用“展示案例——学生讨论(或分组讨论)——学生发言(或小组代表发言)——教师总结概括”的教学模式,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能让绝大部分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中,在讲授“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时,笔者运用了1997年全球掀起的“克隆风暴”和1931年爱因斯坦对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大学生演讲时对人类的忠告:“你们只懂得应用科技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通过思考、分析、讨论,学生认识到了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具有两重性,体会到了在应用科技的时代,应用技术的人所具有的世界观、科技观和道德观是多么重要。这使当代大学生懂得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对一个人的健康成长与走向成功是多么重要,从而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运用这种教学模式时,教师要树立明确的目标意识,合理分配教学重点,处理好理论教学与案例分析的关系。在选取案例时要着眼于哲学学科的内在逻辑体系,力求选取反映时代和实践发展要求的案例,做到难易适当,而且要坚持适度原则。

(三)研究性教学模式

研究性教学是一种有创意的教学方法。具体讲,就是教师以课程内容和学生的知识积累为基础,通过引发、促进、支持和指导的研究性学习活动,引导学生创造性地运用知识和能力,自主地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种新型教学思想和教学模式。

在哲学课教学中推进研究性教学,就是要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反思意识和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为此,教师必须创设问题情境,精心挖掘研究性题材。研究性题材既可以是教材中的基础性理论问题,又可以是现实中的焦点和热点问题。例如,在《中国哲学史》教学中,在讲授孟子的性善论时,教师可设置这样的问题:孟子性善论的要旨是什么?其性善论的合理价值是什么?其理论的局限性是什么?四川抗震救灾以后引发了人们对人性问题的大讨论,为什么在大灾大难面前人性的光辉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你认为人性到底是什么?在现时代我们又如何认识人性?提出这些问题以后,让学生课后去思考,去查阅资料,然后再在课堂上讨论、概括、总结,也可以让学生就这些问题写小论文。这样既有利于拓展课堂教学空间,又有利于促进学生的研究性学习。

哲学教育的意义在于教化人,促进人的生命和谐发展。在哲学课教学中推进研究性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增大课堂教学的知识容量,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

三

要实现哲学课教学模式的创新,教师必须转变教育观念,转换教师角色。一定的教学模式是由一定的教育理念主导的,因此,哲学课教师在教学中必须首先转变教学观念:(1)由教学是课程传递和执行的过程转变为教学是课程创新与开发的过程;(2)由教学是教师教学生学的过程转变为教学是师生交往、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3)由教学只关注学科转变为关注人,即关注学生的情绪、情感和价值体验,关注学生的道德生活和人格养成;(4)由教学重结论转变为重过程。与此相适应,还必须转换教师角色。教师要由教学的管理者转变为学生发展的指导者和促进者,要由居高临下的权威转变为“平等中的首席”。另外,还必须改革考试方式,由过去只重视对基本概念、知识点的考核转变为着眼于考查学生运用哲学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把平时考核与期末考试相结合,把开卷与闭卷相结合,把理论知识与课外实践相结合。

哲学课教学模式是多样的,哲学课教学模式的创新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哲学课教学模式的创新有待于人们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1]李秉德.教学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徐建立.探讨哲学教学模式的转换.教育与职业·理论版,2007,(14).

作者：雷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