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养完善法律监督探讨论文

在监所检察工作中，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手段和形式，在保障刑罚正确执行、监管场所安全稳定以及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实践中，由于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据，往往出现对二者的性质、地位、适用范围认识不清，导致二者混用的局面。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劳动教养完善法律监督探讨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劳动教养完善法律监督探讨论文 篇1：

后劳教时代“保安处分”制度的构建

[摘要]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使得刑罚和行政处罚的制度衔接过程中缺少过渡环节，这就会影响刑罚和行政处罚的适用，并且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也存在不完善之处，制度上的不完善会导致惩罚失衡，甚至带来秩序的危险和公共治理的缺憾。故而可以在我国现有的保安性措施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保安处分”制度。

[关键词]劳动教养；保安处分；违法行为；边缘行为

一、后劳教时代中制度亟待完善

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及其相关规定，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劳动教养制度开始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劳教的废止并不意味着放任违法行为的存在，对于违法行为仍需要法律加以规制。对此，学界多数学者认为应该将这些违法行为或归入刑罚或归入行政处罚之内，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将这些违法行为并入社区矫正制度之中。但是，在我国后劳教时代中仍存在制度不完善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刑罚和行政处罚之间的过渡机制不完善

其一，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为维护社会秩序，仍需要对原属于劳动教养对象的但又不够刑事处分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相关司法实践如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公布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的出台。

其二，将不够刑罚处分的违法行为一部分纳入行政处罚之中，如2008年6月1日的《禁毒法》中对于吸毒成瘾人员不再适用劳动教养，而是改为强制隔离戒毒措施；如公安部2005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劳动教养审批工作的实施意见》规定的不构成犯罪的赌博、引诱卖淫等，仍然需要通过诸如强制医疗等措施予以规制。

但是，仍存在一些违法行为和“刑法边缘行为”既不能适用刑罚也不能适用行政处罚法，而现行法律并没有规定，从而导致具有某种社会危害性的人员没有得到法律的有效规制。

（二）社区矫正制度的不完善

我国对于违法行为的规制除了上述的刑罚制度和行政处罚制度外，现存的社区矫正制度同样具有此种功能。社区矫正制作为一种刑罚的补充措施在惩治违法犯罪行为的体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也要正视其在现阶段的不足之处：

1、社区矫正制度缺乏专门的法律依据作为制度支撑。我国对于社区矫正制度对象的规定只是散见于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中，并没有出台专门的“社区矫正法”。

2、社区矫正制度的实际操作存在困难。主要表现在社区矫正机构和组织体系分工不明；社区组织、社会工作者及自愿者力量不足、专业化水平不高；推行社区矫正所需的经费短缺等方面。

二、我国保安处分措施的现状及问题

我国虽然没有系统的保安处分制度，但现行法制体系下实际存在大量的保安处分措施，包括行政保安处分措施和刑事保安处分措施两种，前者如我国《禁毒法》中的强制戒毒治疗、《出境入境管理法》中的对外国人驱逐出境前的羁押等；后者如我国《刑法》中的收容教养和禁止令、《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中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和刑事没收、《刑事诉讼法》中的对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矫治和教育的规定。

此类规定为建立我国的保安处分制度奠定了一定的制度基础，但应指出的是这些规定存在很多问题：

1、统一性问题。如上所述，我国的保安处分措施大量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之中，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体系，不完全符合我国法制的要求，无法很好地配合其他法律的适用；

2、程序性问题。我国现有的保安处分措施多为实体性规定，缺乏对程序的规定，如果无法保障程序的公正也就很难保障实体的公正，那么这些措施终将会步“劳动教养制度”被废除的后尘；

3、法律监督问题。权力的行使需要监督，我国现有的保安处分措施在对执行机关的制约上还存在不足，由于执行机关队伍的整体素质水平偏低，仅强调执行机关的自我监督和自我管理尚不足以保障执行的公正、合法。

三、国外保安处分制度分析

保安处分，顾名思义即为确保社会和行为者本人安宁而处分[1]，其思想萌芽于古罗马法；理论的正式提出18世纪末德国刑法学法学者克莱因的保安处分理论；普遍发展于1926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刑法协会会议的召开后，不仅西方国家刑法普遍纳入，东亚不少国家以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中也有所借鉴和沿用[3]。将各国保安处分制度相比较，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绝大多数国家都将保安处分制度归入刑法典或刑法草案之中。原始阶段的保安处分制度尚未纳入各国刑法点或刑法草案之中，而全盛阶段的保安处分制度则已作为一种制度系统地规定于许多国家的刑法典或刑法草案中。

2、国外保安处分措施的规定大致可以分为对物的保安处分、对人的保安处分和对法人的保安处分三大种类[3]。这些措施都是各国根据自身的立法现状及客观实际的需要而制定的：（1）对物的保安处分又主要分为对物的追缴和对物的没收。有些国家对这两种规定分别规定，如德国、瑞士等，有些国家则仅规定其中一种，如希腊等；（2）对法人的保安处分则很少有国家规定，如韩国规定对法人实施撤销许可证和没收制度；（3）对人的保安处分则更为具体细致，可以简化至下表：

3、国外的保安处分措施的最终决定权都归于法院。各国的保安处分多数是归入刑法典或刑法草案中，基于此故保安处分的决定机构都是掌握在各国法院手中，这样可以有效实现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权力制衡，但却加大了法院的负担，使得执法程序复杂化。

四、我国保安处分制度的构建

要建立我国的保安处分制度，既要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和司法实践，也需要结合我国的立法基础和现实环境，既不可盲目照搬国外立法模式，也不能全盘否定国外保安处分制度所取得的成就。笔者现提出如下建议：

1、建立由刑罚、治安行政处罚和社会防卫组成的三位一体的社会管理法治化体系。首先，根据我国现有的立法基础和社会环境，保安处分措施不可能完全替代刑罚和治安行政处罚，保安处分措施对社会的威慑性远不及刑罚和治安行政处罚，故需三者并用；其次，现有立法中的保安处分措施条文散乱无章，体系化程度不够，处于立法的尴尬地位，故需要将现有的保安处分措施进行遴选整理，并进行补充完善；最后，在保安处分措施立法完善的基础上，与现有的社区矫正制度等社会防卫制度配套综合运用。

2、确定保安处分制度的基本原则。保安处分制度的基本原则是贯穿整个制度的各个方面，指导整个制度的切实实施。不仅各国立法对此规定不同，学者们对此问题看法也各有千秋，笔者认为应确立以下主要原则：（1）法定性原则。保安处分的法定性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继承，即保安处分的适用条件、适用主体、适用种类和适用程序等都必须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但这一原则也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发展，即防止保安处分权被滥用，从而保证公民的权益不被非法侵害；（2）适当性原则。它是指适用的保安处分的种类和轻重，必须与被科处保安处分之人的违法行为、其人身危险程度、犯罪预防目的相适应；（3）不定期原则。前两项原则都是对刑法原则的继承发展，而不定期原则是具有保安处分特色的原则，在各国的立法例和司法实践中，保安处分的不定期又可分为绝对不定期和相对不定期。由于矫正及保安处分主要是依据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所做出的，而人身危险性本身是一个动态的、不确定的概念，故在立法中就不可能对保安处分的期限作出明确的规定，必须将这一自由裁量权交给法官。笔者认为可以采徐久生先生的“既规定下限也规定上限的相对不定期原则”，法官可以在这个限度内进行自由裁量，从而实现放权和限权的有机统一；（4）防卫社会原则。这一原则的又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保安处分的适用前提只能是防卫社会所必需，其二是保安处分旨在防卫社会免遭潜在的危险分子的不法侵害[3]。

3、实体性问题的规定。我国保安处分制度中的实体性问题包括实施主体、实施条件、具体措施、期限等诸多问题，笔者在此主要探讨具体措施的规定。我国的保安处分制度不是仅仅基于国外立法经验的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劳动教养制度被废除后的制度不完善的背景下。首先，亟待解决的是原劳动教养制度所规制的主体应何去何从的问题，对此笔者主张的原则是：（1）现行刑法有规定从其规定；（2）行政处罚中有规定的，且该行为已造成较大危险的则适用行政处罚；（3）其他违法性行为，不是犯罪的则归入保安处分。其次，适当的引入一些国外保外处分措施并进行适当的转化，使之与我国的立法、司法系统相契合。再者，关于执行的期限问题，即在立法中既规定保安处分期限的下限也规定其上限，而具体的期限则由法院决定，执行机关也可以提出意见。最后，对于主体问题，包括决定主体和执行主体的确定，在吸取原劳动教养制度的教训和借鉴国外的制度经验，保安处分的决定主体应是法院，而执行主体则包括公安机关、精神病院、戒除瘾癖机构等。

4、程序性问题。这一问题分为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对于诉讼程序，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德国保安处分制度的规定，保安处分制度可以与普通刑事案件同样适用刑事诉讼法的程序规定，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同样享有辩护权和上诉权；对于执行程序，笔者认为可以由公安机关基于对案件的直接调查提出保安处分请求，人民法院依据公安机关的请求、被告人的辩护和法律的规定进行裁判，法律规定的特定主体对法院的裁判予以执行，审判过程和执行过程由人民检察院监督的模式。

参考文献

[1]刁荣华.现代刑法基本问题[M].台湾：汉林出版社，1981.

[2]屈学武.保安处分与中国刑法改革[J].法学研究，1996，18（5）：55-68.

[3]徐久生.保安处分新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

[4]单彬彬.劳教废止背景下我国保安处分立法的完善[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27（3）：47-48.

作者：舒铭

劳动教养完善法律监督探讨论文 篇2：

如何做好法律监督

在监所检察工作中，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手段和形式，在保障刑罚正确执行、监管场所安全稳定以及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实践中，由于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据，往往出现对二者的性质、地位、适用范围认识不清，导致二者混用的局面。其中主要是以书面检察建议代替纠正违法通知书的现象比较突出，既限制了二者职能作用的发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所检察工作的严肃性与规范性。因此，正确认识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深入探讨二者的法制化、规范化问题，对于进一步强化监所检察工作的法律监督职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在监所检察工作应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缺乏法律依据

关于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的相关规定散见在各个法律法规中，但没有一个明确了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的概念和区别，这也是导致使用上混乱的主要原因。在现有法律法规中，纠正违法通知书的主要来源是《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相关规定。而检察建议虽然已经逐渐成为检察工作中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涉及检察建议的法律依据却很少。散见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意见》、《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等相关规定中。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但由于是内部工作规定，仍然没有明确检察建议的真正法律出处，同时也没有明确检察建议与纠正违法通知书之间的区别，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2.二者适用范围不明确

在实践中出现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混用的情况，主要是因为二者的适用范围并不明确。甚至有的地方还出现“纠正违法检察建议”的用语。此外还有“检察建议”和“检察意见”的混乱。如在没收违法所得方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96条“应当提出检察建议”和第409条“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的不同规定，导致了适用上的混乱。作为检察机关的主要监督手段，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使用上的混乱，既有损检察机关的严肃性，也直接影响了检察机关的威信。

3.制发格式不规范

实践中，二者的制发格式比较混乱，没有统一的格式。有的单位以院的名义编号，但最后落款是监所处；有的直接以监所处的文号进行编号，但最后却盖院章；有的自己专门编号，并以本监所处的名义制发等。这种制发格式上的混乱，导致两种文书法律权威性的降低。而且由于没有统一的制发格式，各基层检察院之间制发的两种文书格式也不尽相同，有时被监督单位往往收到不同检察院甚至同一检察院不同部门各种形式的检察建议书和纠正违法通知书，格式的混乱导致两种法律文书法律效果的降低，也是导致两种文书反馈率较低的主要原因。

二、监所检察工作中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的区别

1.法律依据不同

纠正违法通知书的主要来源是《刑事诉讼法》第98条、第265条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569条、570条、571条。而检察建议除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这一内部工作规定外，只散见在最高检的一些相关规定中，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渊源。

2.性质不同

检察建议是指人民检察院为促进法律正确实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过程中，建议有关单位完善制度，加强内部制约、监督，正确实施法律法规，完善社会管理、服务，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一种重要法律文书。纠正违法通知书是对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刑罚执行机关和劳动教养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的，依法向其发出纠正违法意见时制作的一种法律文书。

3.适用范围不同

在监所检察工作中，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主要是针对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刑罚执行机关和劳动教养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存在可能导致执法不公和重大事故等苗头性、倾向性的不规范问题，需要改进的，可以发检察建议。而纠正违法通知书是针对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刑罚执行机关和劳动教养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的违法行为，必须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4.适用对象的不同

检察建议书可广泛应用于司法机关以外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行政机关。但纠正违法通知书作为诉讼监督法律文书之一，适用对象应仅限于侦查、审判和执行等机关，并不应扩大到社会上的其他单位，这是由纠正违法通知书本身的特点和检察机关的职权所决定的，二者在这一点上并不能混用。

三、如何完善检察建议书和纠正违法通知书的应用

1.完善立法

鉴于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在检察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有必要对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以司法解释形式加以明确，从基本法律制度上保障其具有约束力。

2.明确适用范围

最高检出台的《四个办法》，明确规定了在监所检察工作中，发现违法问题时应使用纠正违法通知书，在出现执法不公和重大事故等苗头性、倾向性的不规范问题，需要改进时，应使用检察建议。可见二者之间有明确的范围界定，实践中常出现纠正违法检察建议的做法应该予以杜绝。变通执行法律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是执法中的不规范、不依法现象，降低了法律监督活动的效力。

3.规范制发程序

应进一步完善二者格式的制作、内容的审查、发布的主体、送达与反馈等各个环节。首先，应明确发送主体。二者均应以检察院的名义按照统一格式和内容要求制作，报本院办公室取得文号，加盖院章，以人民检察院的名义送达有关单位，并报本院业务主管部门备案，不能以院内设部门的名义制作和发布。实践中很多监所部门以本部门的名义制作检察建议书，发文字号按照本处字号行文，显然不妥。因为检察院内设部门只是检察院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独立的权利主体，没有对外行文的资格。其次，应明确规定检察建议发送的级别效力。通常由同级人民检察院向被建议单位发送检察建议，同时抄送被建议单位的上级主管机关；对于涉及综合治理事项的检察建议书，同时抄送同级综治部门。再次，应明确检察建议制作的审批程序。应当由办案人员起草，部门领导讨论定稿，报分管检察长决定，对于重大、疑难或争议较大的事项，可以报请检察长或者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4.完善内容

首先，提出的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应当有事实依据，符合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其次，应当做到用语严谨规范，分析深入到位，内容具体明确，建议切实可行。再次，应做到内容详实，有理有据，有的放矢，切忌内容空泛，缺乏可操作性。因此，监所检察干警应深入一线，全面调查了解详细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并对掌握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把握热点、焦点、敏感性问题，将偶发事件与长期、普遍性问题区别对待。同时要处理好与被监督对象的关系，讲究方式方法，既要讲配合又要加强监督。

5.注重落实和反馈

在制作法律文书时，应结合被监督对象工作实际制定切实有效的整改措施，保证整改措施“发得出、改得了，有效果”。文书发出后，应及时了解和掌握落实、采纳、整改情况，并将反馈信息报分管领导。对置之不理超过时限规定的或拒不接受的，应当向其上级机关或主管部门反映；对事实、整改意见有异议的，应当进行核实，并将核实情况通知被建议单位。发现确有错误时，应予撤销；对于部分内容不当，但不影响建议效果时，应及时向被建议或纠正单位说明变更；认为正确的，应督促其进行整改。

（作者单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作者：王冲

劳动教养完善法律监督探讨论文 篇3：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推进

摘 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理念，依靠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制度和体系来治理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就与问题并存。在肯定成就的前提下，从问题出发，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确立的方向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关键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推进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4.01.002

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顺利召开。引人注目的是，在短短5 000余字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以下简称“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法治”一词频繁出现，达4次之多。由此可见，党和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决心和魄力。然而，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体制改革步入深水区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步伐，则成为一个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本文追本溯源，拟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内涵谈起，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的相关内容为基点，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推进路径。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内涵

法治，在英语中表达为“rule of law”，从字面上看就是法律的统治。它是一种治国方法，其核心含义是法律一经制定就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什么人、什么部门都必须接受法律的治理。近代以来，在总结人类政治文明和法律文明经验，以及对各种国家治理方式的优劣得失比较的基础上，伴随着全世界走向现代化的潮流，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接受了法治是人类社会所能够选择的最佳治理方式的理念[1] 。党和国家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很早就接受了法治的思想，并基于我国国情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理念。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概念和内涵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经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等的过渡逐步发展和丰富起来[2]。

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理念，依靠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制度和体系来治理国家。其中，依法治国是其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同志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有机统一；是根植于中国社会实际，自我发展、自我创新、自我完善的有机统一 [3]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法治建设问题上的伟大创造，是坚持借鉴与创新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经艰辛探索而逐步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如今，党和国家也一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上不懈地探索，使之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现状

法乃治国之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政治保障，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根本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毫不讳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为我国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回顾新时期法治建设历程，我们从“法制”到“法治”，从“人治”到“法治”，经历了一个曲折渐进的过程[4] 。从法治建设本身来看，中国要不要搞法治、要搞什么样的法治、如何搞法治这三个重大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切实贯彻，行政管理体制、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并且提出了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这些成就不容忽视。这些辉煌的成就为我们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增添了信心和动力。

就像经验与教训常常共生一样，与成就并存的是问题。客观分析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现状，虽然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显然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虽已建立，但是民主制度的健全以及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政府决策权、执行权的行使随意性很大，缺少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的规范。在一些情况下，公民权利的实现寄希望于行政官员的道德自律和个人德行；社会敏感事件或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表明，社会公众与政府之间矛盾重重，百姓对政府缺乏足够的信任，政府决策也不能很好地在民众中得到认可和顺畅执行，政府职能得不到有效发挥；重大冤案错案的频频曝光暴露了当前司法体制中存在的一些弊端，司法体制的深入改革刻不容缓。总之，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力度和措施上与社会制度所本应具有的根本性、全局性地位脱节，行政执法在公正和高效上与社会民众的要求和期望脱节，民众守法在自觉性和普遍性上与政府所应有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脱节[5]。

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相呼应，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创造无愧于我们民族和时代的法治建设的新的更大成就，则是我们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应该勇敢担当的历史任务。

三、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推进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关键词，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因而，“全面深化改革”理所当然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的中心内容。无论是哪一方面改革的深化，都得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目标迈进。改革深入的过程应该同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推进的过程。这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意旨，是顺应时代、促进发展的当然要求。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4次提到“法治”，分别对4个方面的体制改革提出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为因应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内容，以下仅从公报中提到的四个方面体制改革来分析在当前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推进路径或策略问题。

（一）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从本质上说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之路，其核心在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6]。也就是说，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合力的优势和潜力，不可偏废。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不断建立和完善，其中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并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框架基本上已经形成；另一方面，在这些制度运行的过程中，很多不曾预想到的问题不断出现，需要使之进一步地规范化、程序化。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可以说，这一决定既意识到了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也为民主政治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使人民民主更加广泛、更为深入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的迫切任务。

（二）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权力的运行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是法治的基本标志。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照搬西方“三权分立”的体制，但是确立制约和监督权力的法治理念和精神，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实际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题中之义。

公共权力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可以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和为民众带来福祉；运用不当，缺少监督制约，则会给社会民众带来深重灾难[7] 。就像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述，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产生腐败！因而，在加快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机制，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人管事，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三）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政府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如各级政府机关加强行政立法和制度建设，严格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加大行政救济力度，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 [7] 。尽管如此，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政治体制改革中依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腐败问题屡禁不止，屡见不鲜；改革成果不能平等共享，群众利益得不到保障；社会热点、敏感事件热回应、冷调查，政府与人民之间矛盾重重甚至出现严重对立；公众和政府信息不对称及政府治理的有限性，加剧了已有的矛盾等 [8] 。这些问题的存在，极大地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也使得政府在百姓心中的形象受到严重影响。

基于此，转变政府工作作风，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则成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举措。转变政府工作作风的关键和核心就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公务员思想观念的转变，只有提高各级政府干部和公务员的思想认识，牢固树立诚信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和效率意识，才能增进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推进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另外，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加大对公职人员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一旦发生违法、违规、违纪事件，依法予以处理，决不姑息迁就。

（四）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显然，这是对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内容的因应和延伸。

基于这一精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作出了具体部署。

一是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法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体现着人民的根本意志。只有始终坚持宪法法律至上，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增强法治观念，严格依法办事，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确保宪法法律的正确实施，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二是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实现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改革审委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负责制；推进司法公开，扩大司法公开的内容和丰富司法公开的方式等，都是新时期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应有的举措。三是人权司法保障制度。2004年，全国人大对《宪法》进行第四次修正时，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条款。这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修正表明了国家价值观的深刻转变。然而，人权的保障并非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应该有一系列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各方面配套制度的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严禁刑讯逼供、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健全国家司法救济和法律援助等，在司法的层面上，对于保护人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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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顾榕昌

作者：胡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