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自诉案件的法律监督探讨与研究

2024-04-11

浅析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自诉案件的法律监督探讨与研究(通用6篇)

篇1:浅析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自诉案件的法律监督探讨与研究

浅析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自诉案件的法律监督

【摘要】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力。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当然包括了对人民法院审理自诉案件的法律监督。但目前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自诉案件实行法律监督几乎是一个空白,这里既有立法方面的原因,也有检察机关自身的原因。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自诉案件一节,增加人民检察院对自诉案件实行法律监督的程序性规定。建议将人民检察院的公诉部门更名为审判监督部门,并在其下设立刑事自诉案件的监督分机构。

一、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自诉案件实行法律监督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力

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明确了人民检察院的法律性质、地位以及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职权,基于我国刑事诉讼实行的是公诉和自诉相结合的方式,因此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也就包含了两部分的内容,既包括对公诉案件的法律监督,也包括对自诉案件的法律监督。无论是公诉案件还是自诉案件,人民检察院都应当认真履行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监督权力,既不能超越,也不能放弃;任何参与刑事诉讼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接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

从当前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司法实践来看,人民检察院对公诉案件的法律监督进行的较好,无论是对侦查机关的侦查监督,对审判机关的审判监督,还是对刑罚执行机关的执行监督,都开展的较好。其中原因,一是刑事诉讼法在公诉案件诉讼的各个阶段,对人民检察院如何履行法律监督都有

明确具体的规定;二是人民检察院本身在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上,又承担着重要的职责,如:人民检察院通过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可以对公安机关(含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通过提起公诉、抗诉和审判监督程序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通过对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职务犯罪的侦查,对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进行监督,这些职权充分保障了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活动。

但是,人民检察院在对刑事自诉案件的法律监督上,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有效的进行。

二、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自诉案件实行法律监督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刑事自诉案件的类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自诉案件包括下列案件:(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上述三类案件中,第一类“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是纯粹的自诉案件,在这类案件中,是否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完全由被害人决定。第二类“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是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的交叉与结合,在这类案件中,自诉权和公诉权相互重叠,既可以由被害人提起自诉,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也可以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按公诉程序处理,但被害人具有选择的权利。第三类自诉案件是由公诉案件转化而来的自诉案件,即通常所说的“公诉转自诉”。它是刑事诉讼法为防止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在公民权利受到侵害时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情况下,而赋予被害人的一种自我救济制度,也是对公诉权的一种监督、补充形式,体现了刑事诉讼法第七条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

2、2000-2007年全国法院审结的刑事一审案件的统计

年份

类别合 计公诉案件(件)自诉案件(件)自诉案件在全部刑事一审案件中的比例

2000年56011***810.41%

2001年***068.48%

2002年***266.80%

2003年***506.34%

2004年***365.31%

2005年***964.39%

2006年70***44283.48%

2007年***722.76%

从上表可以看出,自2000年以来,全国法院审结的刑事一审案件稳步增长,其中公诉案件逐年上升,自诉案件则逐年下降,自诉案件在全部刑事一审案件中的所占比例不断降低。这些数据反映出:第一,自诉案件的被害人及法定代理人在对第二类自诉案件以何种形式提起诉讼的选择上,更倾向于选择公诉形式,以保护自身的利益;第二,自诉案件的下降,也与人民检察院不断加强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有关,使其认真履行追诉职责;[②]第三,人民检察院积极开展刑事和解,认真做好被害人的工作,使一部分有可能会发生的“公诉转自诉”的相对不起诉案件最终以不起诉结束刑事诉讼。

3、当前人民检察院对自诉案件实行法律监督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目前,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自诉案件实行法律监督几乎是一个空白。除了个别地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和人民法院联合签发《刑事自诉案件监督办法》,[④]或是成立刑事自诉案件监督工作领导小组,与法院建立联络机制,定期派员到法院调取卷宗,复印法律文书等活动,[⑤]开展对人民法院自诉案件的立案、审理、执行活动监督,绝大多数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审理自诉案件的监督活动基本没有实行。这些地区的人民检察院除了对人民法院审理的“公诉转自诉的案件”,由于涉及到自身利益而予以关注外,对人民法院“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以及“被

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的立案和审理不了解、不知情,人民法院也不将刑事自诉案件的立案、审理和判决等情况告知人民检察院,从而使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自诉案件的法律监督成为一个空白。

4、人民检察院未能开展对刑事自诉案件实行法律监督的原因。这里既有立法方面的原因,也有司法方面的原因。

(1)法律仅有原则性的规定,而无具体的程序性规定。刑事诉讼法仅在总则第八条作了“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原则性规定,以及在二审、再审程序中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有权提起抗诉外,而在一审自诉案件一节中缺乏具体的程序性规定,使法律监督难以操作。

(2)人民法院不将刑事自诉案件的审理情况反馈给人民检察院。如前所述,由于刑事诉讼法在自诉案件的具体审理程序中未明确规定如何接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因此人民法院也就不主动甚至拒绝将一审自诉案件的立案、审理、判决、执行等情况告知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只有在自诉案件的被告人、自诉人提出上诉的情况下,才能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事后从人民法院得到上诉状副本,使人民检察院对自诉案件的法律监督局限在被告人、自诉人不服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的情况下。而对人民法院审理刑事自诉案件从立案、撤案、反诉、调解、裁定、判决到执行,以及在审理过程中有无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等情况完全不知情,使监督工作基本处在一个盲区之中。

(3)自诉案件的当事人受法律知识的局限,在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只知道通过上诉或申诉向上级人民法院反映自己的诉求,而不知道向人民检察院寻求救济。

(4)人民检察院人员少、任务重,工作重点主要放在了职务犯罪的侦查,以及公诉案件的批捕和起诉上,对自诉案件的法律监督往往难以顾及。此外,还有少数检察人员错误地认为,自诉案件大多是一些社会危害性不大的轻微刑事案件,监督意义不大,不愿对其进行监督。

三、立法与司法建言

基于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职权,以及当前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自诉案件实行法律监督存在的问题,笔者特提出下列立法和司法的建言:

1、修改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自诉案件实行法律监督的具体程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在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中增加一款作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自诉案件,或者被害人认为人民法院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自诉案件,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人民法院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人民法院立案,人民法院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2)在刑事诉讼法第二章第一审程序第二节自诉案件的规定中,增加第一百七十三条之一,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自诉案件,应当将自诉案件的立案、撤诉、调解、裁定和判决等法律文书的副本送达同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2、即使在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自诉案件的法律监督缺乏具体规定的情况下,人民检察院也不能放弃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赋予的法律监督职权,应当积极开展对刑事自诉案件的法律监督工作。人民检察院应当主动和人民法院做好联系和沟通工作,定期派员到法院调取卷宗,复印法律文书;对公安机关认为是自诉案件,而人民法院又认为不属于自诉案件,致使公民告状无门的案件,要及时派员协调,督促公安机关或人民法院及时立案;对自诉案件审理过程中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对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和裁定,或是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认为确有错误,人民检察院应当提起抗诉。

3、建议将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更名为审判监督部门,并在其下设立刑事自诉案件的监督分机构。目前,检察机关的各业务部门,都是按照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的各阶段所承担的职责来设立的,如:反贪污贿赂局、反渎职侵权局承担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对国家工作人员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侦查职能;侦监部门承担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对侦查机关的监督职能,以及履行宪法赋予公民未经人民

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的人权保护职能;公诉部门(有的检察院还细分为公诉一、二、三处)承担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的审查起诉、提起公诉,以及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实行监督的职能;监所检察部门承担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对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职能;控告申诉部门承担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处理公民对职务犯罪的控告、举报,以及接受公民不服对检察机关的处理决定和不服人民法院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职能。从上述检察机关各业务部门的职能来看,如果在人民检察院内部设立刑事自诉案件的监督部门,放在公诉部门最为合适,因为公诉部门承担的职责中就包含了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实行监督的内容,但由于公诉和自诉是我国刑事诉讼中并行的两种形式,不能相互取代。如果由公诉部门对人民法院审理自诉案件实行监督,则名不正言不顺,也难以被人民法院所接受。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人民检察院的公诉部门更名为审判监督部门,从而将公诉和自诉的法律监督活动都纳入审判监督部门之下。同时,更名后的审判监督部门也与侦查监督部门的名称相吻合,从名称到内容都更能体现出人民检察院的法律性质和监督职能。

篇2:浅析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自诉案件的法律监督探讨与研究

(法〔2001〕12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我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公布施行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陆续审理了一批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案件,对于推动“治爆缉枪”专项斗争的深入进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鉴于此类案件的社会影响较大,为准确适用法律,依法严厉打击涉枪涉爆犯罪活动,现就审理这类案件适用《解释》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对于《解释》施行前,行为人因生产、生活所需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依照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不作为犯罪处理。

二、对于《解释》施行后发生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和《解释》的有关规定定罪处罚。行为人确因生产、生活所需而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依法免除或者从轻处罚。

以上通知,请认真遵照执行。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报告我院。

2001年9月17日

最高法就修改审非法买卖枪支案司法解释答问(2009)

新华网北京11月25日电(记者隋笑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近日公布。记者25日就此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

问: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的背景是什么?

答: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5月公布施行了《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为正确贯彻实施该《解释》,2001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又下发了《对执行〈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但由于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和具体案件的复杂性、多样性,《解释》及其《通知》在实践运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改进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解释》将“非法储存”的爆炸物仅限定为他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的爆炸物,没有包括行为人非法储存他人抢劫、抢夺、盗窃的爆炸物以及来源不明的爆炸物,造成实践中对非法存放这些爆炸物的行为,无法定罪处罚。而爆炸物的危险性在于其自身,而不在于获得的途径,仅从爆炸物的获得途径上加以区分不科学,容易出现处罚上的漏洞,进而危害公共安全。

——《通知》中规定的“生产、生活”的内涵需要进一步明确。如对“生产”的理解,有的认为仅限于合法生产;有的认为既包括合法生产,也包括非法生产,易导致各地审理案件时因理解不同而产生差异。

——《通知》中仅有“行为人确因生产、生活所需而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依法免除或者从轻处罚”的规定,但在审判实践中,不少法院反映,对许多犯罪行为,从轻处罚显得过重,免除处罚又显得过轻,只有减轻处罚才能实现罪刑相适应。而《通知》中没有减轻处罚的规定,若适用减轻处罚只能一案一案逐级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就大大增加了审判机关的工作量,延长了诉讼期限,影响了诉讼效率。

问:修改《解释》所遵循的原则是什么?

答:对《解释》进行修改,我们主要遵循了三个原则:继续保持对涉枪涉爆犯罪的高压态势,不降低《解释》确定的定罪量刑标准;注重解决突出问题;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问:涉枪涉爆犯罪是危害性严重的犯罪,请简要介绍一下当前我国此类犯罪的总体情况。

答:自2002年以来,人民法院每年一审受理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刑事案件二千五百件左右,这些案件大体上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将枪支、弹药、爆炸物作为犯罪工具,实施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行为的案件,这类案件对社会治安秩序的威胁最大,是我们严厉打击的对象和防范的重点。另一类是将枪支、弹药、爆炸物作为生产、生活用品的案件,特别是将爆炸物作为生产经营活动的用品,这类犯罪的行为人主观恶性不是很深,有些也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对于这一类案件,应当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依法能够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问:《决定》对生产、生活内涵的解释是否会扩大刑罚处罚范围?

答:《决定》第二条对生产、生活的内涵进行了明确,将其限定为“筑路、建房、打井、整修宅基地和耕地等正常生产、生活”和“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这一规定符合法律精神和当前实际。将“生产、生活”的内涵进行这样的限定,有利于打击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体现刑法的严肃性和导向功能。

问:《决定》规定因正常生产、生活需要和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而实施涉爆犯罪,数量虽然达到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标准,但可以不认定为“情节严重”,这是否意味着规定了减轻处罚情节?

答:这不是规定了减轻处罚,而是此类犯罪行为没有达到情节严重,所以不能按照情节严重处罚。由于现实情况的复杂性,一些因正常生产、生活和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而实施的非法涉爆行为并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不能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幅度内判处刑罚。

浅议非法制造爆炸物案件相关司法解释的修改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在审判实践中,需要适用该款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案件不多。从蚌埠市两级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情况看,近几年主要是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案件,其他类型的需要报核的案件则没有,因此存在的问题也反映在这类案件的审理中。

这里仅举被告人刘兵非法制造爆炸物案。该案的案情是:2003年1月8日,被告人刘兵申请办理了开采石子加工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并于2005年6月16日办理了采矿许可证,取得了采矿权。2005年9月初,被告人刘兵购买硝酸铵让其雇佣的石料厂工人私炒炸药用于自己的禹王石料厂开山炸石头。同年9月7日上午7时许,被告人刘兵让雇佣工人周言海(另处)和周灯柱两人在自己开设石料厂的磅房用硝酸铵、柴油等原料炒炸药,被公安干警当场抓获,共查获炒制炸药40.5公斤。

2001年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执行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规定:“行为人确因生产、生活所需而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依法免除或者从轻处罚。”鉴于被告人刘兵非法制造爆炸物确系用于生产,且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确有悔罪表现,并自愿认罪,在一审期间同意适用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理,如对被告人刘兵判处法定刑的最低刑有期徒刑十年,仍然过重,不能够做到罪刑相适应。被告人刘兵虽然不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但根据本案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减轻处罚。一审据此认定被告人刘兵犯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后逐级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从审理这类案件的实践看,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对执行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有待修改完善。由于该条没有规定减轻处罚,所以对于符合减轻处罚条件的如何处理,实践中产生分歧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减轻处罚是该条的题中应有之意,应直接根据该条的规定对行为人减轻处罚。其理由是,量刑情节,是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量刑时,作为决定处刑轻重或者免除处罚所根据的各种情况。分为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法定从宽的量刑情节包括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从轻处罚,就是在法定刑的范围内,对犯罪分子适用相对较轻的刑种或者处以相对较短的刑期。减轻处罚,就是对犯罪分子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判处刑法。免除处罚,就是对犯罪分子作有罪宣告,同时免除其刑罚处罚。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减轻处罚是介于从轻处罚和免除处罚之间的一种处罚,在量刑中具有衔接从轻处罚和免除处罚的作用,一旦缺失,势必造成对犯罪适用刑罚的断档。另一种观点认为,该条规定的“行为人确因生产、生活所需”和“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均属酌定情节,不能根据该条对行为人直接减轻处罚,而应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即地方法院依照本条款作出减轻处罚的判决,要逐级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才发生法律效力。我们认为,应该对上述通知第二条修改为:对于《解释》施行后发生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和《解释》的有关规定定罪处罚。行为人确因生产、生活所需而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依法免除、减轻或者从轻处罚。其理由为:一是虽然上述第一种观点在分析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三者相互衔接的关系上具有合理性,但其主张直接适用通知第二条的规定对行为人减轻处罚违背了罪刑法定的原则。因此,上述第一种观点不能成立。二是根据我国刑法学界主流的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特殊情况”,主要是指案件具有特殊性,如涉及政治、外交、国防、宗教、民族、统战或经济建设的重大问题,犯罪分子虽然不具备法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从国家、全局、长远利益出发,需要对犯罪分子减轻处罚。但行为人确因生产、生活所需而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特殊情况”。上述第二种观点也不能成立。三是修改该条款可以减少诉讼成本,提高办案效率。2001年以来,蚌埠地区共有三件这样的案件,均已经逐级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并获核准。从这些案件的审理过程看,一是审理期限长;二是重复劳动,浪费了大量的诉讼资源。该制度实有修改之必要。

当前,如果对《最高人民法院对执行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暂时不作修改,可采取如下变通措施:一是在程序上简化报核手续,对此类案件可以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核准,不再逐级上报最高人民法院;二是在实体上可以适用遵循先例的原则,对于相同或类似的案件已经报经上一级法院核准的,对其他案件不再报请核准,但要报送上一级法院备案,仍可以监督对该类案件的审理。作者:蚌埠市中院刑二庭 岳瑞文

原公诉机关湖南省蓝山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唐昭玉,又名唐梁玉,身份证号码为***112,男,1952年9月19日出生于湖南省蓝山县,汉族,小学文化,农民,家住蓝山县太平圩乡下歧村五组。2008年8月6日因涉嫌非法买卖爆炸物罪被蓝山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08年8月19日经蓝山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蓝山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押于蓝山县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唐昭成,身份证号码为***114,男,1966年11月9日出生于湖南省蓝山县,汉族,初中文化,农民,家住蓝山县太平圩乡下歧村三组。2008年8月12日因涉嫌非法买卖爆炸物罪被蓝山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08年8月19日经蓝山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蓝山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押于蓝山县看守所。

辩护人唐烈文,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蓝山县人民法院审理蓝山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唐昭玉、唐昭成犯非法买卖爆炸物罪一案,于2009年1月4日作出(2008)蓝刑初字第130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唐昭玉、唐昭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08年1月被告人唐昭玉从宁远县紫荆电站的工地上将200发雷管带回蓝山县太平乡下歧村,后唐昭玉将200发雷管以300元的价格卖给唐昭成。被告人唐昭成购得这200发雷管后又以150元的价格卖了100发雷管给下歧村的唐志强,剩余100发雷管已上缴公安机关。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被告人唐昭玉的供述和辩解,证实了2008年1月唐昭玉从宁远县紫荆电站的工地上将200发雷管带回蓝山县太平乡下歧村,过年前的一天上午,唐昭成到我家来借雷管,我就把带回的200发雷管借给了唐昭成,我没有收他的钱,是我妻子收了他300元的事实。

2、被告人唐昭成的供述和辩解,证实了他得知唐昭玉从宁远带回了200发雷管,就在过年前的一天到唐昭玉家要求买雷管,后来以300元的价格购买了唐昭玉200发雷管的事实。

3、证人唐军菊(唐昭成妻子)的证言,证实了她从广东回家看见家里有炸药、雷管,唐昭成告诉她雷管是在唐昭玉那里购买的事实。

4、现场勘察笔录、搜查笔录、扣押清单,证实了在被告人唐昭成的住所查获爆炸物的事实。

据此,蓝山县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唐昭玉犯非法买卖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被告人唐昭成犯非法买卖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上诉人唐昭玉不服,提出上诉称:雷管是借的,没有买卖爆炸物。公安机关对我讯问的笔录不属实。

上诉人唐昭成不服,提出上诉称:

1、上诉人购买雷管确实用于生产生活的目的。

2、上诉人只应对150元买的100枚雷管的非法买卖承担责任,另150元买的100枚雷管的非法买卖责任应由唐志强承担。

3、应对上诉人减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唐昭成购买雷管是为了炸石头修水渠。上诉人唐昭玉是应上诉人唐昭成的要求从宁远县紫荆电站的工地上带回雷管卖给唐昭成的,唐昭玉在卖雷管给唐昭成时曾叮嘱他用这些雷管来开采石头修水渠,用剩了的雷管不要借给别人使用。唐昭成卖给唐志强的100枚雷管用于炸石头做石碑用完了。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二上诉人供述和证人唐志强的证言:唐昭成供述,他知道唐昭玉在宁远县紫荆电站包工程,他就要唐昭玉回家时带点炸药、雷管回来卖给他开采石头修水渠,唐昭玉卖雷管给他时告诉他:“我就带了二盒(200枚)纸雷管回来,我卖给你以后,你用这些雷管开采石头修水渠,用剩了的雷管不要借给别人使用,要不就丢到河里去”。唐昭玉供述,他从紫荆电站带回来的200枚雷管卖给唐昭成是用在石场上炸石头的。证人唐志强证实,他从唐昭成那里拿的100枚雷管是炸石头做碑用的,在半个月内用完了。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和证据与原判认定的事实和证据相同。

本院认为,上诉人唐昭玉、唐昭成违反国家有关爆炸物的管理规定,未经批准,非法买卖爆炸物,二上诉人的行为均已构成非法买卖爆炸物罪。检察机关指控上诉人唐昭玉、唐昭成犯非法买卖爆炸物罪的罪名成立。上诉人唐昭玉提出“雷管是借的,没有买卖爆炸物”的上诉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不予采纳。上诉人唐昭成提出只应对150元买的100枚雷管的非法买卖承担责任,另150元买的100枚雷管的非法买卖责任应由唐志强承担的上诉理由,经查,上诉人唐昭成从唐昭玉处购买200枚雷管是一个完整的买卖行为,其间没有案外人唐志强委托买卖的因素,虽然上诉人唐昭成卖给唐志强雷管没有赚取利润,但凭此不能否定上诉人唐昭成购买200枚雷管的事实,故其提出只承担买卖100枚雷管的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在本案中,二上诉人买卖的雷管数量为200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项和第一条第(六)项的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应当在10年以上量刑。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执行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第二条规定:对于《解释》施行后发生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和《解释》的有关规定定罪处罚。行为人确因生产、生活所需而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经教育确有悔改的,可依法免除或者从轻处罚。上诉人唐昭成购买雷管是用于开采石头修水渠的,其买卖雷管的目的确因生产之所需,又没有造成社会危害,上诉人唐昭成还主动上缴了存放在家中的100发雷管,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对其可以适用《通知》第二条的规定,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上诉人唐昭成提出购买雷管确实用于生产生活的目的,应免除或者减轻刑事处罚的上诉理由,予以采纳。上诉人唐昭玉在卖雷管给唐昭成时曾叮嘱他用这些雷管来开采石头修水渠,用剩了的雷管不要借给别人使用。其买卖雷管的目的是为了替朋友在开采石头时帮点忙,上诉人唐昭玉在公安机关供认了其买卖雷管的事实,其在法庭上辩解是借用不是买卖,这种辩解是其行使辩护权行为,不能说其认罪态度差,对其也可适用《通知》第二条的规定,也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

(一)项、第一条

(六)项、《最高人民法院对执行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蓝山县人民法院(2008)蓝刑初字第130号刑事判决对上诉人唐昭玉、唐昭成的定罪部分,撤销其量刑部分;

二、上诉人唐昭玉犯非法买卖爆炸物罪,免予刑事处罚;

三、上诉人唐昭成犯非法买卖爆炸物罪,免予刑事处罚。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张 晓 龙

杨 世 清

二○○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代理书记员

篇3:浅析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自诉案件的法律监督探讨与研究

法律监督是指国家权力机关以及由其产生的检察机关, 对宪法以及法律的执行和遵守情况进行监督, 从而保证宪法以及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正确实施的活动。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属于法律监督, 是法律监督体系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检察机关作为特定的监督主体, 对相关的监督对象执行刑事法律情况所进行的专门性的法律监督。

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的监督机构, 对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是它的重要职责, 也是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为此, 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在原刑诉法的基础上专门增加了一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活动进行的法律监督是全方位的和有效的, 而且是职权性的监督, 并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尤其是新刑事诉讼法对此的规定更加完善和具体。

2 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中法律监督的依据

第一, 法律监督的合法性。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刑事诉讼法第8条概括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第二, 法律监督的特定性。

刑事诉讼法在基本原则中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 同时也说明人民检察院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 即法律监督的主体是作为国家专门机关的人民检察院。

第三, 法律监督的排他性。

刑事诉讼法规定,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同时, 还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 应当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 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所以刑事诉讼活动中, 只有检察机关才是监督主体。

第四, 法律监督的现实性。

人民检察院是通过参与法律规定的各具体诉讼活动内容来实现法律监督职能的, 也就是通过具体办案活动来实现的。

3 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法律监督的基本内容

第一, 立案监督。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立案监督案件的来源是:在审查批捕中发现的;在审查起诉中发现的;被害人提出控告的;党委、人大等有关部门提出的。立案监督必须严格按照程序, 力求准确和突出重点。

第二, 批捕执行监督。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批准逮捕是人民检察院的重要职能之一, 对于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决定, 公安机关在执行过程中应一并将执行情况, 包括是否已将犯罪嫌疑人抓获、予以逮捕、关押何处, 未抓获、无法执行逮捕的原因等方面及时地通知人民检察院。

第三, 侦查活动监督。

法律赋予了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进行侦查的行为是否合法进行监督, 并且贯穿于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全过程。包括对公安机关所实施的各种侦查措施、证据收集、采取强制措施、缉拿犯罪嫌疑人等。

第四, 审判活动监督。

对于审判活动的监督是法律监督权、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主要包括: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受理和管辖违反法律规定的;违反法定审理、送达时限的;法庭组成人员不合法的;法庭审理案件对有关的程序问题所作的决定违反法律规定的;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审理程序行为。

第五, 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刑罚的交付执行、对刑期的掌握、收押管理、变更执行、终止执行和执行机关监管罪犯的管理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实行监督和检察。

4 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律监督存在的一些问题

4.1 立案监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从检察机关自身情况来看, 主要存在“两个不到位”:

一是执法观念转变不到位。二是工作的开展不到位。

(2) 从被监督的对象来看, 主要表现为:

一是立案阶段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问题很多。二是对于监督的意见接受不虚心、配合不紧密的很多。

(3) 从立案监督机制来看, 主要表现为:

一是法律规定不够明确。二是监督机制不够健全。

4.2 侦查监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从检察机关自身情况来看, 少数公安干警对于侦查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不足, 对于一些在实践中有效的侦查监督方式并未能主动争取从立法上进行确认, 检察机关内部各个环节的监督体系存在着脱节的现象。

(2) 从被监督的对象来看, 主要是“重实体、轻程序”的影响, 对侦查监督部门所提出的意见很不以为然, 导致侦查活动中的一些违法问题屡禁不止。

(3) 从侦查监督的机制来看, 一是监督方式明显滞后, 现实中的侦查监督主要是依靠书面审查侦查机关所报送的案卷材料, 而侦查活动中的违法情况很难能反映在案卷材料中, 即使有些犯罪嫌疑人后来向检察机关反映和控告, 也大多因无法查实而不了了之。二是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在对于部分侦查机制改革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4.3 审判监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从检察机关自身情况来看, 主要表现为: 一是看不到庭审活动中哪些行为违背程序法的规定, 而不会监督。二是发现了庭审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后仍无动于衷, 怕提出之后影响了与法院的关系, 不愿意提出。三是对于提出后不加理睬的, 并没有监督到底。

(2) 从被监督的对象来看, 主要表现为: 一是有些法官滥用庭外调查权, 规避了审判监督。二是有些案件开庭并不及时, 判决也不及时。

(3) 从审判监督的机制来看, 主要体现在庭后监督规定不科学, 不利于及时地纠正违法。

4.4 判决、裁定监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从检察机关自身情况来看, 主要存在着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思想认识的障碍;二是对抗诉范围把握不准;三是刑事抗诉的业务水平不高, 抗诉随意性大, 效果差;四是抗诉的出庭工作不力。

(2) 从被监督的对象来看, 主要表现为: 少数审判机关和审判人员对抗诉工作并不能正确地对待, 从而客观上造成了检察机关很难在十天内提出抗诉。

(3) 从判决裁定监督的机制来看, 一是立法上对于不服法院的一审判决、上诉、抗诉案件如何进行监督不明确。二是缺乏可操作性的抗诉工作细则。

4.5 执行监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从检察机关自身情况来看, 一是由于有些检察院的领导对执行监督工作的重视不够。二是有些驻所检察干警的工作责任心不强, 监督意识淡薄。三是一些驻场驻所检察部门由于其自身经费严重不足, 不少具体的问题均依赖于被监督单位才能解决, 从而使监督工作流于形式。

(2) 从被监督对象来看, 主要是其法律意识和接受监督的意识不强, 不能够严格依法办事, 从而导致执行环节的问题十分突出。

5 完善刑事诉讼中法律监督的一些建议

5.1 从法律机制上完善刑事诉讼监督

要认真履行好刑事诉讼法律监督职能, 主要是解决好检察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完善问题。一是要进一步完善检察监督的法律体系。二是要尽快补充修正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关于诉讼法律监督的没有完善的条款。

5.2 从领导机制上完善刑事诉讼监督

(1) 加强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的垂直领导关系, 从立法、人财物管理和体制制度等方面强化检察机关上下级垂直领导机制建设。

(2) 改革检警之间的关系, 从而实现由“线性结构”向“检侦一体化”模式转变。

(3) 合理地介定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对于检察机关实行领导和监督的方式、内容, 实现横向领导和监督的程序化和法定化。

5.3 从管理机制上完善刑事诉讼监督

一是完善诉讼监督活动中的岗位目标制度。二是完善诉讼监督活动中的责任管理制度。三是完善诉讼监督活动中的工作制度。

5.4 从内、外部制约机制上完善刑事诉讼监督

第一, 从完善内部制约机制来看, 主要是要从加强自侦案件的立案、侦查监督入手, 建立公正和有效的内部制约监督体系。

第二, 从完善外部制约机制来看, 主要是要加强人大的监督, 加强党内执法监督, 自觉地接受社会监督。

参考文献

篇4:浅析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自诉案件的法律监督探讨与研究

摘 要:基层检察院处于打击犯罪第一线,掌握着办理普通刑事案件的第一手资料。以北京市L县检察院近五年审查起诉的案件进行统计数据为例,研究多发刑事案件的特点及在审查起诉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适用问题,可以为办理类似案件提供a借鉴,亦可为高层次的理论研究乃至立法提供依据。

关键词:基层检察院;多发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

中图分类号:D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131-02

审查起诉工作是连接侦查活动与审判活动的必经程序,其中的每个环节都渗透着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精髓,以审查起诉案件为对象研究普通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具有重要意义。L县检察院属于北京西北部远郊区县基层检察院,所在辖区农村人口占70%,外来人口较少,当地产业以绿色农业和旅游业为主。这些地域、经济特色决定了各类多发刑事案件所具有的特点。

一、近五年L县检察院办理的审查起诉案件及类罪名统计

L县检察院2007年至2011年办理的刑事案件中,提起公诉的有1 186件,涉及被告人1 850人,罪名分布在《刑法》分则第二、三、四、五、六、八、九章。

表1 2007年至2011年L县检察院起诉的被告人涉嫌罪名分布(单位:件,人)

按具体罪名分,案件多为侵犯财产类犯罪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类犯罪案件。

表2 五年间涉嫌犯罪的被告人数量在20人次以上的具体罪名分布

以涉嫌犯罪的人次多寡作为发案率高低的标准,从上表中可以看出L县检察院近年来办理的审查起诉案件中发案率最高的五个罪名分别是盗窃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抢劫罪和交通肇事罪。

二、各类多发刑事案件的特点及发案规律分析

对涉嫌上述五个罪名的案情进行书面调研,其案件特点及发案规律总结如下。

(一)故意伤害案件特点及发案规律

发生在熟人或邻里之间的故意伤害案件居多;多为出于激愤而实施的伤害行为,属临时起意;容易引发涉法信访案件。

(二)盗窃、抢劫等侵财类案件特点及发案规律

入户盗窃频发;单次盗窃数额不大但盗窃次数较多;被告人呈现年轻化趋势。

(三)寻衅滋事罪案件特点及发案规律

寻衅滋事犯罪呈团伙犯罪趋势;被告人多为本地农民;被告人受教育程度偏低;寻衅滋事犯罪多发生在城区。

三、主要多发刑事案件法律适用重点及难点

(一)伤害类案件法律适用重点及难点

1.故意伤害的行为方式问题

该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了非法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这种行为的具体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表现为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故意伤害罪多数是通过犯罪人的作为形式表现出来。但有的伤害案件也可以不作为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饲养的狗咬伤路人,主人在旁视而不见,其行为就是不作为的伤害行为。

2.故意伤害的行为后果问题

就伤害结果的严重程度而言,共有3种形态,即轻伤、重伤或死亡。如果没有造成轻伤以上的伤害结果,则不能以故意伤害罪论处。判断伤害程度要以法医学鉴定为依据。在一般情况下,行为人事先对于自己的行为能给被害人造成何种程度的伤害,不一定有明确的认识,但是无论给被害人造成何种程度的伤害结果均在其主观认识之内。

3.故意伤害罪与其他罪的区别

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罪的区别。二者的区别在于行为人故意的内容。如果行为人明知行为会造成死亡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即使没有造成死亡结果,应定故意杀人罪;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伤害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伤害结果的发生,即使由于伤势过重,出乎其意外地导致死亡的仍应定故意伤害罪。

故意伤害罪与寻衅滋事罪的界限。二罪的界定,主要有二:一是侵犯的客体不同。寻衅滋事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社会公共秩序,故意伤害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身体健康权。二是主观故意和行为动机不同。寻衅滋事罪在主观上只能是直接故意。故意伤害罪在主观上既包括直接故意,也包括间接故意,其动机有的是出于报复,有的是出于一时激愤等。实践中,如果行为人一开始就是蛮横无理,以强欺弱,可定寻衅滋事;如果是由于民间纠纷引发或者确实事出有因,则不应定寻衅滋事,构成轻伤的,应定故意伤害罪。

(二)“两抢一盗”等侵财类案件法律适用重难点

根据最高法的统计,财产型犯罪案件在实践中最为常见。“两抢一盗”是典型的占有型财产犯罪,也是L县最为常见的刑事案件。

1.抢劫罪的犯罪构成及与定罪量刑相关的问题

对抢劫罪的客观方面构成要件要掌握三个方面。一是必备的强制手段。即行为人必须是对人实施暴力或威胁,且达到足以压制对方无以反抗的程度。二是当场实施当场取财。即整体上实施暴力或胁迫与取得财物在时间、空间上未间断。三是强制手段与取财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抢劫罪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包括公私财产所有权制度和他人的人身权利。对“公私财产所有权”的理解,只要实质上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制度,实质性地影响到财产的所有权人实现其所有权的,都可以认为已经侵犯到公私财产所有权制度。

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认定。刑法第269条规定了转化型抢劫罪,该条从法理上看属于法律拟制。构成转化型抢劫罪,应具有以下条件,一是起因条件。即先行行为构成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的基本本犯,且已达既遂标准,根据最高法“两抢意见”第5条规定,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未达到“数额较大”,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情节较轻、危害不大的,一般不以犯罪论处。二是时间条件。即先行行为刚刚结束,尚未完全结束,时间、空间尚未隔断。三是主观条件或者目的条件。即是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实施暴力或威胁,如果是出于取得财物的目的而实施则可能构成一般抢劫或抢夺罪。

2.抢夺罪与抢劫罪的区别

抢夺罪与抢劫罪二者都是行为人明知被害人知道,仍公然实施取得财物的行为。两者不同之处较明显:一是抢夺罪的客体为单一客体,限于公私财产所有权;抢劫罪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包括公私财产所有权和他人的人身权利。二是犯罪的客观方面不同,即暴力所针对的对象不同。抢劫罪针对人身,抢夺罪针对财物。

3.盗窃罪概念的理解及既未遂问题

对盗窃罪概念的把握。有学者认为如果将盗窃限定为秘密窃取,则必然存在处罚上的空隙,事实上完全存在公开盗窃的情况,进而认为盗窃行为并不限于秘密窃取。但传统观点认为,“秘密窃取”是指行为人自认为不使他人发觉的方法占有他人财物,进而言之,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是意图秘密窃取,即使客观上已经被他人发觉,也属于秘密窃取。但该观点尚不能很好地解决“公然盗窃”的问题。

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关于盗窃罪的既遂标准,理论上有接触说、转移说、失控说等。可以确定的是只要行为人改变了财物的占有事实,就是盗窃既遂,但是不能将取得理解为行为人转移了财物的场所或行为人藏匿了财物,而应理解为物主或原占有人丧失了对物的控制。例如行为人入户盗窃将大宗家电从阳台缒到楼下,尚未运走即被捡破烂的捡走,该种情况仍应认定行为人的盗窃行为已既遂。

(三)强奸及猥亵类案件法律适用重点及难点

1.与强奸罪犯罪构成相关的问题

强奸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

对“违背妇女意志”的理解和把握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违背妇女的意志必须是在性交当时,虽然事先有通奸关系但后来女方不同意保持关系又强行与之发生性行为的也是违背妇女意志。二是妇女不同意的意思表示不限于明显的反抗,只要不是明示的同意,即使是半推半就,也是不同意。三是是否同意只有作为被害人的妇女本人有决定权,与之有特定关系的人同意或默认无效。

对“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的理解和把握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暴力或胁迫等手段的目的是使被害人不敢反抗或不能反抗。二是胁迫手段较为多样,但其效果在于达到对被害人精神上的强制,以迫使被害人与行为人发生性关系。三是胁迫手段直接作用的对象可以是对与被害妇女有利害关系的人。四是其他手段可以是强制性的也可以是非强制的,如迷奸、骗奸,趁被害妇女熟睡或病重之机奸淫等。

对本罪犯罪主体要件的把握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女性不能单独构成本罪,但可以成为本罪的教唆犯或帮助犯。二是婚姻存续期间,丈夫原则上不能成为本罪主体,但在婚姻关系已进入法定解除程序后,如离婚诉讼期间,丈夫就可以成为本罪主体。

2.强奸罪的共同犯罪问题

强奸罪的共同犯罪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一般意义上的共犯,即实行犯只有一个,其他人以非实行行为的方式提供帮助;另一种是共同实行的共犯,即轮奸。轮奸也是强奸罪的加重情节。把握强奸罪的共同犯罪问题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强奸罪的共犯不一定是轮奸,轮奸一定是共同的强奸。二是轮奸是强奸罪的共同正犯的唯一形式,而不是一种独立犯罪。三是轮奸无所谓既遂或未遂。四是构成轮奸情节的主体一定是年满14周岁的男性,非实行行为的共犯可以是14周岁以上女性。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727.

篇5:浅析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自诉案件的法律监督探讨与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5〕24号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5年12月1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71次会议、2015年12月21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46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5年12月28日

根据国家赔偿法以及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刑事赔偿工作实际,对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赔偿请求人因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而申请国家赔偿,具备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属于本解释规定的刑事赔偿范围。

第二条 解除、撤销拘留或者逮捕措施后虽尚未撤销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判决宣告无罪,但是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终止追究刑事责任:

(一)办案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终止侦查的;

(二)解除、撤销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措施后,办案机关超过一年未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的;

(三)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法定期限届满后,办案机关超过一年未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的;

(四)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超过三十日未作出不起诉决定的;

(五)人民法院决定按撤诉处理后超过三十日,人民检察院未作出不起诉决定的;

(六)人民法院准许刑事自诉案件自诉人撤诉的,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对刑事自诉案件按撤诉处理的。

赔偿义务机关有证据证明尚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且经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查属实的,应当决定驳回赔偿请求人的赔偿申请。

第三条 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后,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办案机关未依法解除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或者返还财产的,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侵犯财产权:

(一)赔偿请求人有证据证明财产与尚未终结的刑事案件无关,经审查属实的;

(二)终止侦查、撤销案件、不起诉、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

(三)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或者逮捕措施,在解除、撤销强制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后超过一年未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的;

(四)未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或者逮捕措施,立案后超过两年未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的;

(五)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超过三十日未作出不起诉决定的;

(六)人民法院决定按撤诉处理后超过三十日,人民检察院未作出不起诉决定的;

(七)对生效裁决没有处理的财产或者对该财产违法进行其他处理的。

有前款第三项至六项规定情形之一,赔偿义务机关有证据证明尚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且经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查属实的,应当决定驳回赔偿请求人的赔偿申请。

第四条 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应当依法告知赔偿请求人有权在三十日内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赔偿义务机关未依法告知,赔偿请求人收到赔偿决定之日起两年内提出复议申请的,复议机关应当受理。

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赔偿申请,适用前款规定。

第五条 对公民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后终止追究刑事责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一项规定的违法刑事拘留:

(一)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采取拘留措施的;

(二)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采取拘留措施的;

(三)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

违法刑事拘留的人身自由赔偿金自拘留之日起计算。

第六条 数罪并罚的案件经再审改判部分罪名不成立,监禁期限超出再审判决确定的刑期,公民对超期监禁申请国家赔偿的,应当决定予以赔偿。

第七条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依照刑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人和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对起诉后经人民法院错判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并已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该判决确定后继续监禁期间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情形予以赔偿。

第八条 赔偿义务机关主张依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第一项、第五项规定的情形免除赔偿责任的,应当就该免责事由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

第九条 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有权申请国家赔偿。

依法享有继承权的同一顺序继承人有数人时,其中一人或者部分人作为赔偿请求人申请国家赔偿的,申请效力及于全体。赔偿请求人为数人时,其中一人或者部分赔偿请求人非经全体同意,申请撤回或者放弃赔偿请求,效力不及于未明确表示撤回申请或者放弃赔偿请求的其他赔偿请求人。

第十条 看守所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看守所的主管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第十一条 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后又采取逮捕措施,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作出逮捕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第十二条 一审判决有罪,二审发回重审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一条第四款规定的重审无罪赔偿,作出一审有罪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

(一)原审人民法院改判无罪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二)重审期间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

(三)人民检察院在重审期间撤回起诉超过三十日或者人民法院决定按撤诉处理超过三十日未作出不起诉决定的。

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后作无罪处理的,作出原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

第十三条 医疗费赔偿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治疗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机关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提出异议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第十四条 护理费赔偿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原则上按照一名护理人员的标准计算护理费;但医疗机构或者司法鉴定人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数并赔偿相应的护理费。

护理期限应当计算至公民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公民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一般不超过二十年。

第十五条 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赔偿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

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

第十六条 误工减少收入的赔偿根据受害公民的误工时间和国家上职工日平均工资确定,最高为国家上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

误工时间根据公民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公民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作为赔偿依据的伤残等级鉴定确定前一日。

第十七条 造成公民身体伤残的赔偿,应当根据司法鉴定人的伤残等级鉴定确定公民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并参照以下标准确定残疾赔偿金:

(一)按照国家规定的伤残等级确定公民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视为全部丧失劳动能力,残疾赔偿金幅度为国家上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十倍至二十倍;

(二)按照国家规定的伤残等级确定公民为五级至十级伤残的,视为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五至六级的,残疾赔偿金幅度为国家上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至十倍;七至十级的,残疾赔偿金幅度为国家上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以下。

有扶养义务的公民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赔偿金可以根据伤残等级并参考被扶养人生活来源丧失的情况进行确定,最高不超过国家上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

第十八条 受害的公民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扶养的无劳动能力人的生活费发放标准,参照作出赔偿决定时被扶养人住所地所属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

能够确定扶养年限的,生活费可协商确定并一次性支付。不能确定扶养年限的,可按照二十年上限确定扶养年限并一次性支付生活费,被扶养人超过六十周岁的,年龄每增加一岁,扶养年限减少一年;被扶养人年龄超过确定扶养年限的,被扶养人可逐年领取生活费至死亡时止。

第十九条 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财产不能恢复原状或者灭失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计算。

第二十条 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利率参照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一年期基准利率确定,不计算复利。

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改变原赔偿决定,利率参照新作出决定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一年期基准利率确定。

计息期间自侵权行为发生时起算,至作出生效赔偿决定时止;但在生效赔偿决定作出前侵权行为停止的,计算至侵权行为停止时止。

被罚没、追缴的资金属于赔偿请求人在金融机构合法存款的,在存款合同存续期间,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利息。

第二十一条 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规定的上,是指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时的上一;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改变原赔偿决定,按照新作出决定时的上一国家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人身自由赔偿金。

作出赔偿决定、复议决定时国家上一职工平均工资尚未公布的,以已经公布的最近职工平均工资为准。

第二十二条 下列赔偿决定、复议决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

(一)超过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期限没有申请复议或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国家赔偿的赔偿义务机关的决定;

(二)超过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期限没有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国家赔偿的复议决定;

(三)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

发生法律效力的赔偿义务机关的决定和复议决定,与发生法律效力的赔偿委员会的赔偿决定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依法必须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解释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本解释施行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篇6:浅析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自诉案件的法律监督探讨与研究

干问题的解释

作者 : 来源 : 时间:2011-04-08 字体:大 中 小

法释〔2011〕7号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1年2月2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12次会议、2010年11月24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4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4月8日起施行。

二○一一年三月一日

为依法惩治诈骗犯罪活动,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结合司法实践的需要,现就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

第二条诈骗公私财物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酌情从严惩处:

(一)通过发送短信、拨打电话或者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的;

(二)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的;

(三)以赈灾募捐名义实施诈骗的;

(四)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

(五)造成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诈骗数额接近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并具有前款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属于诈骗集团首要分子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第三条诈骗公私财物虽已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较大”的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行为人认罪、悔罪的,可以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一)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

(二)一审宣判前全部退赃、退赔的;

(三)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且不是主犯的;

(四)被害人谅解的;

(五)其他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

第四条诈骗近亲属的财物,近亲属谅解的,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

诈骗近亲属的财物,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具体处理也应酌情从宽。

第五条诈骗未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诈骗目标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定罪处罚。

利用发送短信、拨打电话、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一)发送诈骗信息五千条以上的;

(二)拨打诈骗电话五百人次以上的;

(三)诈骗手段恶劣、危害严重的。

实施前款规定行为,数量达到前款第(一)、(二)项规定标准十倍以上的,或者诈骗手段特别恶劣、危害特别严重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第六条诈骗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诈骗罪既遂处罚。

第七条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为其提供信用卡、手机卡、通讯工具、通讯传输通道、网络技术支持、费用结算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第八条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诈骗,同时构成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九条案发后查封、扣押、冻结在案的诈骗财物及其孳息,权属明确的,应当发还被害人;权属不明确的,可按被骗款物占查封、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及其孳息总额的比例发还被害人,但已获退赔的应予扣除。

第十条行为人已将诈骗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

(一)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的;

(二)对方无偿取得诈骗财物的;

(三)对方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诈骗财物的;

(四)对方取得诈骗财物系源于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的。

他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不予追缴。

第十一条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刑法修正案最新的诈骗罪立案标准及量刑标准是什么啊?

2012-11-22 16:53 匿名 | 分类:法律 | 浏览3185次

我一朋友和朋友经济纠纷,被告诈骗。我想了解下,我朋友会被怎么处理?

2012-11-23 15:35 网友采纳

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 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2、[合同诈骗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3、【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量刑格】

(一)诈骗不足4 000元的,基准刑为罚金刑;4 000元以上不足5 000元的,基准刑为管制刑;5 000元的,基准刑为拘役三个月,每增加1 670元,刑期增加一个月;1万元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六个月,每增加1 000元,刑期增加一个月;

(二)有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拟处拘役刑的,升格为有期徒刑;拟处管制、罚金刑的,升格为拘役刑;

(三)诈骗3 000元且是累犯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六个月,每增加1 230元,刑期增加一个月。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格】诈骗4万元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三年,每增加2 000元,刑期增加一个月。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量刑格】诈骗20万元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十年,每增加4 000元,刑期增加一个月。

【重处情形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重处10%:

(一)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诈骗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

(二)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

(三)诈骗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急需的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失的;

(四)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医疗等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挥霍诈骗的财物,致使诈骗的财物无法返还的;

(六)使用诈骗的财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七)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八)被告人曾因犯罪被判刑或因诈骗被行政处罚的;

(九)诈骗作案10次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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