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人寿保险研究管理论文

63岁的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再次站在了风口浪尖上。过去两个月，万达在资本市场上的密集大动作激起千层浪。6月中旬银监会要求各家银行排查包括万达在内的多家企业的授信及风险分析；7月下旬万达与融创、富力完成了637亿元的三方大交易，打包出售文旅和酒店业务；时隔一周，南昌西湖万达广场又宣告易主。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非理性人寿保险研究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非理性人寿保险研究管理论文 篇1：

美国理财之道 从好榜样到坏榜样

19世纪金融投资的热潮在英国，每个英国人都是金融投资者，一个伦敦的金融量是其他地区的2～3倍。20世纪金融投资的热潮在美国，每一个美国人都是金融投资者，一个华尔街的金融量就可比价全球。

这个至今傲视全球的金融大国绝对不是仅靠体量取胜，而是靠最丰富的金融工具和众多全球最优秀的上市公司，以及让中国投资者艳羡不已的健康的市场规范和制度。可是，面对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最有优势的美国人也纷纷陷入个人理财的困境。

次贷危机“清洗”中产阶级财富

也许你不曾想过，美国这样一个从社会制度到文化背景，再到金融体系和规则都与我们差异巨大的国度，却是与当今中国人的理财习惯最为接近的国家。他们只不过比我们更早地懂得必须为自己的养老计划做准备，更早地懂得“钱生钱”的意义，更早地开始对投资房产情有独钟。就连美国人在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泡沫时疯狂进入股市，2008年之前又疯狂进入楼市，非理性的追涨杀跌也与中国并无根本区别。人性的贪婪和恐惧如出一辙。

所以，当2008年次贷危机席卷美国进而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首先倒霉的是那些贷款进行房产投资的人，在股市大跌导致资产缩水，经济下滑的趋势下，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也受到了影响。美国著名民调公司皮尤研究中心专门进行过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状况的民调，得出的结论是“今天美国中产阶级的好日子碰上了坏时候”。在民调中，有53%的美国人自认为是中产阶级，这与学者的研究结果差不多。超过一半的中产阶级认为在过去5年他们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中产阶级对生活满意的人数比例下降到40多年来的最低点。

1999年是美国人在生活上最开心的年代，当时57%的中产阶级称他们的生活远好于过去，认为今不如昔的人数比例仅为16%。而到了2008年却情形大变，认为生活好于过去的中产阶级人数比例下降到41%，而怀念旧时光、大唱今不如昔的人数比例比1999年几乎翻了一倍，达到31%。

经济衰退打乱一代人的理财节奏

美国的房地产价格崩塌，股市低迷，职场人士尤其是那些临退休的人，如坐针毡。

一方面，房屋持续贬值，而贷款却变得更加困难；另一方面，退休金账户缩水严重。因此，许多人都希望推迟退休计划，继续在公司里多干几年，直到完全没有经济压力为止。这听上去的确很残酷，但这就是现实。

在美国，有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在年轻的时候都购买过定期人寿保险，一般都是在20年前。那时候，低价、灵活是其最大的优点。他们当年的预期是通胀和低利率。现在的情况跟他们预料的相似，但是他们没有料到会发生如此严重的经济衰退。现在这些人的处境很尴尬，如果他继续出保费的话，那么一大笔保费是个问题；如果放弃参保，之前所覆盖的一些福利又会丧失。同样，如果一些人购买了终身寿险，高额的保费也是一个难题，而之前投保累计的现金价值可能是一种“诱惑”，因为将这笔现金取出，他就拥有一笔可观的可支配现金，但同时如果不从长远打算，他依然会陷入财务的困境。

弗吉尼亚州的丹和苏珊·斯文森现年58岁，他们打算今年开始放弃人寿保险。丹在1998年从军队退役，到现在一直在国防部担任文职。在国防部，他拥有一份人寿保险，一直到他退休为止。另外，他还在军队中享有一笔退休金。应该说，他有一个不错的退休前景。但是，经济危机爆发了，他的养老金账户严重缩水，退休后的资金来源也要大打折扣。这就意味着，如果他现在选择退保，并且遭遇不幸导致离世的话，那么他的妻子苏珊的余生将会面临经济困境。

即使如今的美国人比欧洲许多债务缠身的国家要好得多，只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基本的生活还是可以保障的，但美国人所面临最大的风险在于未来的养老，因为经济形势不明朗，靠长期的金融或房产投资完成养老计划也充满风险。

2008年之后，美国人对股市和楼市失望至极。一种固定收益的年金产品开始成为重要的理财方式，这种年金实际上就是一种保险，由保险公司管理和投资，当然，从目前来看，这也并不是绝对安全的选择。另有一些美国人，在危机后开始投资一些美国国债，但如今美国经济似乎在艰难复苏，投资国债的收益已经越来越低。除此之外，一些“地方政府债券”也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在美国，有些地区规定，当地人持有当地政府债券可以减免一些赋税，收益也比国债要高一些，但是像加州政府那样濒临破产的情况也不是不可能发生，而且这种投资大多只深受富裕阶层喜爱，普通美国家庭并不适合。

这就是经济衰退的可怕之处，普通美国人长期的理财习惯已经被打乱，选择也越来越少，也许他们最大的愿望是，经济复苏的春天早点来临。

美国人的消费观

喜欢透支消费。美国人的信用卡里其实没有一分钱，银行也鼓励他们先用未来的钱，因此，会给消费者提供至少45天的透支免息期。美国人拿到工资后，再按照透支的金额把钱转入信用卡，还款给银行，然后又开始继续下一个透支消费的周期。银行愿意这样做的目的，是期望有些人在还款到期日时无法还清全部的款项，这时银行就可以收取透支利息了。但是，银行也担心有些人永远还不清款项，给银行造成损失，所以美国银行对信用卡持卡人的消费和还款情况监控得非常严密。

经常分期付款。美国人喜欢用有限的金钱尽可能地买更多的东西。除了房子、车子之外，绝大部分电器、家具，也都是分期付款买回来的。美国人喜欢尽快地享受到一切可能享受到的生活，决不会等到存够钱再去买自己想买的东西。所以，当你看到一个美国人住别墅、开汽车，家里各种设施齐全，实际上那些很多都不是全款的。

同住一屋，账户自立。在美国，一个家庭中夫妻分立账户的现象十分普遍。丈夫妻子各开一个账户，家里的一切生活开支一笔一笔地记录在案，通常情况下，夫妻双方每个季度或者半年会对共同的生活开支结一次账，如果丈夫为家庭开支花费的数额较大，那么妻子就会主动将自己少支出的那一笔钱划到丈夫的账户中去。现在的美国家庭，不仅一家两个账户十分普遍，而且一个家庭三个账户的现象也越来越多。除夫妻双方各自拥有一个，另一个则是家庭共有的。夫妻双方每次领到薪金后，都会主动地将事先商量好的等量的款项存到共有的账户上，其余的则各自存入自己的户头。

礼金分担，感情共享。对大多数美国家庭而言，虽然夫妻双方在经济上相对独立，但感情却是共享的。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夫妻之间不管是谁的朋友，都可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朋友，而每个人的朋友给家庭所带来的益处，又是这个家庭所有成员所共同拥有的。所以，夫妻双方用在朋友身上的礼品或者费用是由夫妻二人共同分担的。

非理性人寿保险研究管理论文 篇2：

万达狂奔“轻资产”

63岁的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再次站在了风口浪尖上。

过去两个月，万达在资本市场上的密集大动作激起千层浪。6月中旬银监会要求各家银行排查包括万达在内的多家企业的授信及风险分析；7月下旬万达与融创、富力完成了637亿元的三方大交易，打包出售文旅和酒店业务；时隔一周，南昌西湖万达广场又宣告易主。

针对市场的质疑，万达方面迅速做出回应：“有媒体报道，所谓万达变卖南昌西湖万达广场纯粹是误读，这是万达广场轻资产战略的一部分，南昌西湖万达广场就是第一批轻资产项目。”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对《21CBR》记者表示，此类动作确实体现了万达走轻资产模式的特点，“充分说明了万达当前积极甩包袱、做品牌的导向。这也有助于万达快速回笼资金，利好其后续的项目扩张。”

“轻资产”一词，王健林已经不是第一次提起，万达如何在“轻资产”模式上一路狂奔？

清资产还是轻资产？

2014年年底，王健林喊出了要使万达总资产达到1万亿的目标，表示万达商业地产将会有全新的定位，转型之路悄然开启。

2015年1月，万达商业地产与光大安石、嘉实基金、四川信托和快钱公司签署投资框架协议，4家机构拟投资240亿元，建设约20余座万达广场。地产+金融，标志着万达商业地产“轻资产”模式正式启动。

同年4月，王健林在深交所的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出，万达到了要靠品牌赚钱的时候，“用别人的钱投资万达广场，而由万达输出品牌管理”。言简意赅地表达，这就是所谓的“轻资产”。对于为何要做轻资产，万达给出了四个理由：丰富万达的商业模式，租金形式减少受市场波动影响，降低负债提升利润和收益，有利于企業扩张提高市场占有率。

根据万达方面的数据，迄今为止已经开业的205个万达广场中有31个是轻资产项目。2017年万达集团半年报也显示，上半年新开业项目14个，其中轻资产万达广场9个；上半年新拓展的26个万达广场全部为轻资产项目。以后万达广场新发展项目多为轻资产项目。

而近期曝光率较高的南昌西湖万达广场在今年6月23日刚刚开业，开业首日客流27万人次，营业额1400万元。但开业不足半个月，7月5日，其投资人已由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变为珠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法人随之变更。

另外，根据公开的工商信息，崇州万达广场置业有限公司、大同万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也于2017年7月3日和7月11日单一股东变更为“珠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监高人员全面“换血”。以上这两家万达广场均未开业，计划于今年9、10月份面市。

万达方面表示，这只是第一批万达广场的轻资产项目。早在2016年年底，万达商业与中信信托、民生信托、富力集团等签约90个万达广场、共1050亿元的投资合同。2017年至2019年，每年开业交付30个万达广场给投资方，净租金双方分成。

在637亿元打包了文旅和酒店业务之后，万达广场作为仅剩的重资产，也正在被“估清”。同策咨询研究部总监张宏伟表示：“这是资产不断保值增值的做法。卖掉不好的万达广场，把风险转移出去，持有优质万达广场资产。”

加速回归A股

近年来，出于降低融资成本、强化市值管理等考虑，不少房企欲重返内地资本市场。

2016年9月20日，登陆港交所637天的万达商业正式退市，开启回归A股之路。王健林在同年5月央视的《对话》栏目中针对私有化问题公开表示，回归A股是因为万达商业价值被严重低估，同时私有化也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模式。

按照当前A股的估值水平，作为“全球最大的商业地产”，万达商业未来市值可能超过4000亿元，位居上市房企之首。

万达私有化项目书显示，万达商业计划在2018年8月31日前完成上市。如果公司在退市满两年或2018年8月31日之前未能在内地主板市场上市，万达集团将回购全部股份，并向海外及境内投资者分别支付12%和10%的利息。

根据证监会发行监管部今年3月2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审核工作流程及申请企业情况 ”的信息显示，大连万达商业地产的审核状态为“已反馈”，序号位于第89位。

有分析人士指出，若万达商业能够在今年成功IPO，将是最近7年来，房地产企业在内地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第一宗案例。另外，这也能解释，为何万达商业选择剥离房地产属性较重的相关项目。“短时间内，万达变卖资产达到了降低负债的效果，同时从长远看有助于其提升利润率。”相关业内人士表示，这与其回归A股的诉求是相符的。

投资转向国内

7月6日，万达集团在其官网公布了2017年上半年报，截至6月30日万达集团总资产为8826.4亿元，同比增加19.8%。2017年上半年万达集团收入1348.5亿元，同比增加12.4%。其中，万达商业收入735亿元，完成年计划的48.8%，完成上半年计划的115.3%，同比增加14.2%。

鉴于“轻资产”模式，从2016年起，万达集团不再统计相关销售收入。万达商业的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万达商业总客流14.6亿人次，同比增加31.9%。万达商业业务中租金收入为116.9亿元，同比增加34.3%，租金的收缴率达到100%。

王健林曾在2016年工作报告中提到：“投资类万达广场，就是别人拿钱下订单，我们负责找地、建设、招商和运营。合作类万达广场，就是对方出地又出钱，万达负责设计、建设指导、招商运营，净租金双方7比3分成。”王健林对万达商业的考核落在了净利润结构上，其定下的“小目标”是：2017年起，租金年均保持25%增速，在万达商业净利润占比中每年提升5%。

除了商业模式发生转变，关于投资方向，王健林近日也对媒体表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我们决定把主要投资放在国内。”据不完全统计，近五年来，在海外动作频频的万达实际投资额达200亿美元。7月18日，发改委发言人指出，有关部门将继续关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非理性对外投资倾向，防范对外投资风险，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而以上领域，万达几乎都有涉足。

新加坡《海峡时报》7月25日报道，马来西亚政府收到针对大马城（Bandar Malaysia）房地产项目的9份投标书中，有7家中国公司——中国建筑、中国葛洲坝集团、绿城海外发展、万科、中国交通建设、中国资源集团，以及中交建旗下的澳大利亚工程公司John Holland ，以及两家日本公司——大和房产业集团（Daiwa House Industry Group）和三井不动产（Mitsui Fudosan） 。

投标书中规划的开发方案金额介于70亿美元到105亿美元之间。值得注意的是，上述7家中国公司全部为国企性质，而此前曾和马来西亚政府谈过该项目的万达集团已不在公布名单中。

作者：罗丽娟

非理性人寿保险研究管理论文 篇3：

产业基金蜂拥出路或在母基金模式

与欧美发达国家不同，国内产业基金自诞生之日起就被打上国有资本的烙印。在经历了渤海产业基金的示范效应、创业板开通、政策支持等多重利好刺激之后，政府机构与国有企业主导下的产业基金蜂拥，仅2010年前三季度宣布成立的产业基金就有50只。而繁荣的背后，有限合伙人（LP）困局、无序与同质化竞争等隐忧渐显。从长远看，借助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东风，这些身兼重任、富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基金可通过母基金模式、增值服务等实现市场化运作。

2010年12月28日，国家开发银行全资子公司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和苏州创业投资集团共同发起设立总额为600亿元的国创母基金。与此同时，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身陷“外资门”。产业基金冰火两重天的处境是其非理性繁荣的真实写照。

国有资本主导下的非理性繁荣

与国外通常意义上的产业基金不同，国内产业基金一面世便承载着政府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重任。1985年9月，为配合实施“火炬计划”，中国第一家产业基金—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获准成立。自1999年开始，以深圳市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为代表的本土创投开始通过创业投资基金与政府引导基金试水产业基金。

国资萌动催生立体式版图

真正揭开产业基金迅猛发展序幕的是渤海产业基金的设立。2006年12月30日，国家开发银行、天津市津能投资公司、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出资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正式成立，基金以封闭方式运作，总规模200亿元，首期金额60.8亿元。随后不久，广东核电基金、山西能源基金、上海金融基金、绵阳高科基金、中新高科产业投资基金、华禹水务产业投资基金、东北装备工业产业投资基金、天津船舶产业投资基金、城市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等10余家涵盖金融、能源、高科技、新能源、基础设施等众多领域的产业基金先后获批，拟募资规模超过1400亿元（表1）。

2008年,为应对陡然而至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制造业加快了产业升级的步伐，为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除了高科技、能源等热门行业，产业投资基金的版图拓展至文化、航空、环保等领域，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与国家开发银行等联合发起的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方正集团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联合发起的方正文化艺术发展基金等相继成立，江苏、北京、浙江、山东、宁夏等地建立起不同规模的带有政府直接支持色彩的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一些民营企业也开始涉足文化产业引导基金。

同时，产业投资基金向二三线城市渗透。2009年，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与北京、上海、深圳、重庆、安徽、湖南、吉林七省市政府联合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推出首批20只创投基金进行试点，总募集资金达90亿元。

短短几年时间，国内产业基金蜂拥而起，迅速形成涵盖热点产业、自上而下的立体式行业版图。

退出渠道完善与

政策支持激起新热潮

2009年10月30日，首批28家创业板公司集中在深交所挂牌上市。创业板与深沪主板、深圳中小板构成了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也为产业基金提供了全方位的退出机制与平台。

政府对产业基金在资金与政策方面的支持力度也不断加大。自2008年8月起，发改委对产业基金的管理由“审核制”改为“备案制”；2010年，根据5月31日公布的发改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发改委对大型产业基金的批准将不再先定规模，此前尚未募资的基金在发改委备案后将拥有获得社保基金投资的资格，以后该备案制度将改成对已募集完成的基金进行备案。

政策支持与退出渠道的畅通，推动产业基金迎来新的发展高潮期。数据显示，2010年前三季度，新成立的可投资中国市场的产业基金数量达50只，较2009年的30只大幅增长了66.66%；新增资金规模212.85亿美元，同比增加274%，比2009年全年规模高出144%。

如果说渤海产业基金的诞生是政府机构与国有企业的一种尝试，那么这一轮产业基金热潮更多的是跟风布局的结果。

与第一轮国有资本唱独角戏相比，在这一轮热潮中，包括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在内的众多产业资本纷纷涉足产业基金。2009年，中国泛海增持天津赛富创业投资基金20%股权和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4.45%股权；2010年6月，民营企业庄吉集团拟出资1亿元入股船舶产业投资基金。

地方政府也积极投身其中。京、沪、深、津、渝、甬六大城市地方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扶持、补贴、现金奖励、人才吸引等各种办法助力产业基金。2010年7月29日，浙江省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全资附属公司中银投资共同发起浙商产业投资基金，这也是浙江省首只由省政府批准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9月底，落户天津的各类股权投资基金及管理公司共计221家，其中，有限合伙基金达70多家，注册资金/认缴572亿元，管理资金规模突破1000亿元。一些东部较发达的地级市、县级政府也开始设立引导基金，如扬州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大连市股权投资引导基金、温州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苏州工业园区政府引导基金二期、南京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湘江产业投资基金等。

一窝蜂后隐忧凸显

国有资本主导下的有限合伙人困局、无序与同质化竞争，是产业基金面临的成长烦恼。

国资LP困局

在产业基金中，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简称“LP”）的角色类似于公司股东，以其所投资的金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但不参与基金的日常经营管理。LP对基金的运作影响颇深，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对LP资格都有严格的界定。以美国为例，有相应金融知识且年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上或个人净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个人，才有资格成为LP；对机构而言，只有符合多项法律条款（如美国证监会公布的“法规D”）约束下的“合格的机构投资者”才能成为LP。

业内人士认为，与国外产业基金不同（图1），国内产业基金的LP主要为政府机构或国有企业，除了提供引导资本以外，由于经验积累不足等问题，他们大多难以成为合格的LP，更不用说成为成熟的LP。

在前期的实际募资中，大多数政府机构与国有企业以注资承诺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但注资承诺往往缺乏约束力，一些国有资本要么因向国资委报批手续繁琐而拖延时间，要么以企业资金周转暂时出现困难等理由不履行注资承诺。而基金管理人在后续募资时，又必须以国有引导资金到账作为前提条件，这就造成基金管理人无法理顺不同类型资金的到位顺序，使得实际募资难以达到计划规模，甚至募集不到资金。目前，除了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中广核产业投资基金等几家募资情况较为理想外，许多产业投资基金还停留在无米之炊阶段。

成功募集到首期资金后，国有资本也往往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干预基金的日常运作，对管理方的投资决策权产生掣肘，使得基金运作的市场化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基金投资项目的完成也会因政府机构与国有企业的性质变得更为复杂—每个投资项目都必须向国资委报批，项目投资程序变得繁琐，时间拉长。

国有资本对LP角色定位不清晰等问题，使得产业基金在实际运作中将可能因面临各式各样的束缚而难有出色表现。而且，目前成立的产业投资基金普遍采用分期募资模式—即向发改委申请基金总规模，然后分批完成募资，这种链式发展路径下，首期资金的募集与运用情况将直接影响产业投资基金的后续发展。显然，业绩不佳使得产业基金后续募资困难，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不仅制约产业基金的引导和推动产业升级作用，而且对其可持续发展造成严峻挑战。

无序与同质化竞争或催生资产泡沫

相比产业基金的如火如荼，相关法规滞后。《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从被提交讨论到被搁置，再到后来传出将被涵盖面更广的《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办法》替代，历经10年之久，目前仍未见相关的监管法规出台。法规的缺失导致了法律界定不清、监管不到位，从而使得产业基金一窝蜂地冒出来，盲目追求消费、新能源等热点领域，跟投风气盛行，竞争日趋同质化。

现实中，大多数产业基金过于看重企业上市所带来的丰厚回报，有意避开早中期项目而选择围抢Pre-IPO项目，使得符合产业导向、真正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得不到相应支持。这显然与产业基金设立的初衷相悖离。

与此同时，产业基金过于集中于新能源、消费等热点行业，使得这些领域的资产价格不断攀升。业内人士称，以前投资项目基本上按照上一年的业绩进行评估，现在则按照当年甚至是未来一年的预测盈利来计算资产价格，投资的动态市盈率在8-15倍不等，相当于上一年静态市盈率的15-20倍，这甚至高于国外成熟市场二级市场的价格。

一级市场估值的不断提高将对产业基金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提高了产业基金的进入门槛，摊薄了产业基金的平均回报率，甚至陷入以价格战为中心的恶性循环，不利于产业基金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不断攀升的一级市场市盈率倒逼二级市场市盈率，容易形成资产泡沫，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显然，各路产业基金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解决的首要问题不是募集庞大的资金，而是如何构建市场化的管理架构和行之有效的运作模式，形成自身的竞争优势。

理性回归:母基金模式+增值服务

从长远来看，借助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东风，这些身兼重任、富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基金通过母基金模式、增值服务等终将实现由非理性繁荣向理性发展回归。

母基金模式破解LP困局

产业投资基金被赋予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重任，其成长也离不开政府与国有企业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支持。然而，许多国有资本因自身原因短期内尚难成为合格、成熟的LP，更不用说成为优秀的基金管理者，使得产业投资基金面临两难境地。母基金运作模式可破解这一难题。

所谓母基金模式，是指政府机构与国有企业根据产业升级方向和需求先成立母基金，再利用自身信用、资金、行业等优势向出资人募集资金，然后按照严格的标准选拔并委派专业人士管理不同类型的子基金，母基金不参与、不干涉基金管理人的投资决策与日常管理。私募股权投资机构Alp Invest的数据显示，母基金占到全球总体投资量的39%，是全球私募股权基金最大的LP。而在中国，本土母基金较为罕见，Pantheon、Partners Group等国际著名母基金反而较为活跃。

实际上，通过母基金模式，政府或国有资本只需制定成熟的标准来甑别、选择优秀的基金管理者，依托成熟的考核、后续管理机制来跟踪管理人及其投资项目；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模式下，基金管理者获得信任和投资决策权，而国有资本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同时，不仅可以引导投资主体的投资方向，而且可以通过投资—回收—再投资的方式提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更好地为产业升级服务（图2）。

全国社保基金、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例，利用自身的融资优势，其参与设立了渤海产业基金、中瑞基金、中比基金、中国东盟基金、中意曼达林基金、华亿创业投资基金等多只基金。2010年12月28日，国家开发银行的全资子公司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和苏州创业投资集团共同发起设立总额为600亿元的国创母基金,这只母基金由专注于PE投资的国创开元股权投资基金和专注于VC领域的国创元禾创业投资基金组成，规模分别为400亿元和200亿元，国创开元依托于国开金融，而国创元禾则依托于苏州创投。

以增值服务提升核心竞争力

产业基金之间无序与同质化的竞争不可避免引发行业洗牌：由于无序与同质化竞争抬高了股权投资成本，随着二级市场的高估值逐渐回归理性，所投项目上市所带来的回报必将下降，从而使得产业基金的回报趋于平均化。平均回报率的不断下降必将使得一部分产业基金难以为继，引发行业格局的重新构建。

因此，从长期来看，未来10年不仅是产业基金大发展的阶段，也是行业格局重塑的关键时期。对于产业基金来说，以增值服务摆脱无序与同质化竞争，提高核心竞争力显得尤为重要。

增值服务是指产业基金在向企业提供发展资金的同时，依托自身的研究、公司战略、资本运作等特长与经验，在战略梳理调整、组织流程优化、扭亏为盈能力培养、商业模式的再提炼、品牌增值优化、上市铺垫等方面帮助所投资企业。

高盛投资工商银行就是一个提供增值服务的典型案例。2006年1月，高盛以1.22港元/股的价格入股工商银行，其后，利用自身优势协助工行完善公司战略、完善治理机构、培训管理人才、拓展海外业务等，大大加快了工行的国际化进程。2008年4月11日，工行H股股价为6.14港元/股，高盛的账面净收益达4.03倍。国内产业基金如中信产业基金、渤海产业基金等产业基金在这些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乐飞说，“我们要投资的，不仅仅是钱，同时还提供企业的发展战略、供应链、品牌、营销、IT和资本运营等增值服务”（图3）。

此外，产业基金可充分利用背后的国有资本，提供系列增值服务。以背靠银行的产业基金为例，它们可充分利用银行为被投资企业提供完整的金融服务链服务：创业初期提供创业贷款，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提供直接投资，企业做大做强时提供并购贷款，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时，海外分行可以提供外币贷款支持等。

通过提供增值服务，不仅提高了企业的内在价值，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而且，产业基金也获取了高额回报，实现多方共赢下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罗颖任职于湖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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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创投的产业基金尝试

产业基金在国外通常被称为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一般是指向具有高增长潜力的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或准股权投资，并参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以期所投资企业发育成熟后通过股权转让实现资本增值。

1985年9月，为配合实施“火炬计划”，中国第一家产业基金公司—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获准成立。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外一些产业投资基金与创业投资基金如美国华登公司等也进入中国。遗憾的是，受制于退出机制、法规等因素，这些产业基金因早期表现不尽如人意而集体步入休眠期。

自1999年开始，以深圳市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2002年10月，在深圳市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了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以下简称“深圳创新投”）为代表的本土创投开始以创业投资基金与政府引导基金两种形式进行产业基金初体验—与境内外创业投资机构或战略投资者联合发起设立创业投资基金；与中央、省级、地市、县市四级政府联合设立政府引导基金。2006年高交会期间，深圳创新投与７个地方政府就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签约，目前已在北京、上海、香港、苏州、湘潭、襄樊等地设有区域性引导基金。

通过与地方政府合作进行产业基金尝试，这些本土创投以资金注入、管理输出等方式支持当地的重点行业与企业，促进当地的产业升级。以深圳创新投为例，到2001年6月时，其在全国各地的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行业的投资项目达61个，总投资金额7.62亿元（附图）。与此同时，通过积极摸索，本土创投唤醒了一直不愠不火的产业基金。2004年，中外创业投资产业基金共对253家国内企业进行投资，投资额总计12.6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作者：郝治军 罗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