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创作中思维方式分析论文

2022-04-22

【摘要】赵季平是我国当代著名作曲家，其作品被人们广泛熟知。其中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在音乐会上经常出现，具有十分浓郁的民族特色以及文化内涵。文章在研究的过程中，对赵季平作品的实践价值、文化主张、音乐艺术创作风格的特色以及艺术表现进行了系统性分析，旨在通过民族管弦乐文化的传承，实现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艺术创作中思维方式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艺术创作中思维方式分析论文篇1：

装饰画艺术的思维方式研究

【摘要】文章在简要论述中国装饰绘画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从色彩搭配、构图设计、造型方式、材料选择等各个角度系统分析了当前我国装饰绘画艺术创作的思维方式，由此对其创作特点、艺术特色有一个更加深入、全面的认识。

【关键词】装饰画构图造型材料选择

本论文为榆林学院2014年教改项目“装饰画课程教学创作思维应用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JG1423。装饰绘画既不受时空的限制，同时也不会被客观所束缚，在“变色、变形、变式”的过程中，自由地发挥艺术家的想象力，灵活地刻画所描述的对象。其在构图上追求自由时空中物象的表现；造型上注重夸张的轮廓之美；材料运用上注重材料本身的审美价值与精神意蕴等，由此展现装饰绘画独特的风格特征与审美价值。因此，装饰绘画创作过程中独特的思维方式体现在色彩、构图、造型、材料等各个方面。

“置阵布势”的构图思维方式

“置阵布势”原是一个军事术语，是指两军对垒的过程中，先要摆开阵势，由此形成一股强大的气势，不仅能提升士气，而且也能够给对方将士以强大的心理压力，由此取得战争的胜利。我国装饰绘画创作过程中同样讲究“置阵布势”的构图方式，也即是通过点、线、面的组合与搭配，在轻重、疏密、虚实、浓淡过程中，呈现出画面的秩序与节奏，体现装饰绘画的形式美感。

具体来说，当前我国装饰画构图过程中所遵循的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首先是追求理想化的特征，也即是说依据特定的创作目的与视觉表现的需要，装饰画既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也不受西方绘画透视学的约束，充分发挥艺术家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产生风格自由的构图思维特征。其次，我国装饰绘画创作还呈现出规律化、秩序化的构图思维特征。装饰绘画艺术要求有规律、有秩序地安排处理各种画面元素。最后，我国装饰绘画还具有题材广泛的构图思维特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装饰绘画具有明显的装饰性功能特征，需要应用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来美化和装饰环境，因此，其装饰构图中的题材表现也自然十分的广泛，甚至可以把社会生活中各种现在的、过去的、具象的、抽象的形象都应用到装饰绘画的沟通空间中去。

“灵活多变”式的造型思维特征

我国装饰绘画艺术的造型思维绝不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模仿或者是直白的写生上等，而同样追求灵活多变的造型形象背后所蕴含的审美取向与精神思想等。因此，我们可以采用我国传统画术语“灵活多变”来概括装饰画艺术的造型思维特征。

一般来说，我国装饰画创作过程中的造型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在：首先要求造型对象简洁、单纯、明快。其绘画过程主要是在二维平面中完成的，简洁、单纯的形象更容易呈现物象构成关系，由此把握整个画面布局。其次，我国装饰绘画创作还遵循力求夸张的造型思维特征。这里的夸张不仅仅是对特定物象的夸大或者是变形，而是依据特定情感表达的需要，对物象的个性特征加以强化，使其部分形象或者是精神特质更加典型和强烈，更具个性特征，由此淋漓尽致地展现艺术家的审美追求与价值取向。再次，我国的装饰绘画创作也遵循统一、变化的造型思维方式。其中，变化是为了使画面突显出配合与衬托的相互作用，而统一则追求的是一种协调美，也即是在变化与恪守规律之间寻求一种合理的界限，由此呈现出既变化生动又和谐一致的画面效果。第四，我国装饰绘画创作同样还遵循对比、调和式的造型思维规律，也即是通过对比使画面生机勃发、情感振奋，达到醒目的效果，而调和则是从对比之中求得联系和求得协调，从而使画面各个造型之间的主次分明、层次清晰。最后，我国装饰绘画创作过程中还遵循着鲜明的节奏感与韵律感的造型思维特征。也即是通过节奏的变化，在连续出现特定形象的过程中形成有起有伏的韵律感，同样的形象、姿势、形式重复出现在特定画面之中，渐次、交错、起伏产生一定的节奏感。我国装饰绘画造型遵循此种规律，使整个画面在收放自如、松弛有度的构图规律中形成流畅、优美的造型表现效果。

“唯我所用”的材料选择思维特征

著名艺术家滕非曾经说过：“由于人们某些观念的转变，各个画种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不同的绘画材料开始通用，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始关注材质自身特有的美感，由此极大地扩展了材料选择和应用范围，除了传统材料以外，以往被忽视的，甚至是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废弃工业品的材料也被纳入现代绘画创作的材料范围。”①也即是说，在当前绘画观念极大开放和变革的今天，在材料选择和应用上根据情感表达、思想传递，“唯我所用”的观念非常实际。

当前，我国装饰绘画创作过程中，除了部分已限定材质选择的门类之外，艺术家同样会根据自身的审美追求、创作主题、装饰目的选择相应的材料，在“唯我所用”的材质选择与应用观念中，体现情趣，深化主题。具体来说，装饰绘画创作过程中材料选择的思维方式往往会呈现出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首先，以形象决定材料的选择。其次，是以材料的肌理和特性来决定物象的设计。

总体来说，形式美是装饰绘画艺术的灵魂。它既具有装饰的平面化和程式化的造型方式、秩序化的形式结构、装饰性的功用特征；同时又具有绘画创作的主题性、情感性与艺术性的特征，是装饰和绘画的综合体。在此过程中，我们只有充分把握装饰绘画创作过程中“置阵布势”的构图思维方式、“写形·传神”式的造型思维特征、“唯我所用”的材料选择思维特征，才能真正实现装饰绘画艺术装饰功能与艺术价值的完美统一。

注释：

①滕非.材料新视觉[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129.

参考文献：

[1]雷中民.装饰绘画的色彩表现形式与审美[J].西安工程大学学报，2011，（5）：666-669.

[2]于娜.谈装饰绘画中人物的造型设计[J].美与时代，2012，（9）：23-24.

[3]赵鹏.装饰绘画造型手法谈[J].美术观察，2006，（12）：78.

[4]张小林.现代装饰绘画审美浅析[J].美术教育研究，2012，（20）：43-45.

作者单位：榆林学院陕西榆林

作者：马铖

艺术创作中思维方式分析论文篇2：

赵季平民族管弦乐创作风格研究

【摘要】赵季平是我国当代著名作曲家，其作品被人们广泛熟知。其中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在音乐会上经常出现，具有十分浓郁的民族特色以及文化内涵。文章在研究的过程中，对赵季平作品的实践价值、文化主张、音乐艺术创作风格的特色以及艺术表现进行了系统性分析，旨在通过民族管弦乐文化的传承，实现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关键词】赵季平；民族管弦乐；创作风格

作曲家赵季平出生在个世纪40年代，从小酷爱音乐。1984年为电影《黄土地》作曲，由于其作品质朴动听的旋律得到了人们的喜爱，之后一炮而红。赵季平所创作的音乐作品十分广泛，他的作品形式涉及到了电影音乐、电视剧音乐以及西洋交响乐等，同时，他的民族管弦乐也极具艺术性及感染力，在我国民族管弦乐领域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赵季平音乐作品的价值分析

赵季平作为国内当代卓有成就的作曲家，其创作的音乐作品无论是对于当代电影音乐的发展，还是对于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与繁荣都有着不言而喻的重大贡献，可谓是功勋卓著。

对于一部好的音乐作品而言，其价值的体现不仅在于其具有良好的艺术价值，而且也会体现在其应用价值之中。民族管弦乐也是如此。在对赵季平民族管弦乐分析的过程中，其基本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乐团实践的过程中，赵季平所创作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得到了国内外专业演出团体的欣赏。例如，香港的中乐团十分推崇并多次演出赵季平的管弦乐作品。最值得一提的是，赵季平所创作的大型交响乐《华夏之根》，在唱片制作的过程中，就是由香港中心乐团参加演奏的，并在2008年的金唱片中奖获得了“器乐演奏奖”。而且，我国的民乐团也十分热衷演奏赵季平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如中央音乐学院民族管弦乐团、沈阳音乐学院民族管弦乐团等，充分展现了民族管弦乐团对赵季平民族管弦作品的情有独钟。

第二，赵季平所创作的民族管弦乐作品，不仅得到了专业团队的欣赏，而且也受到了社会上音乐爱好者的欢迎。在沈阳音乐学院北方民族乐团演出时，所选择的演出曲目中就有赵季平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古槐寻根》、《庆典序曲》等曲目。这些曲目得到了大专院校老师及学生的热捧，在青年学生中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作品是演奏者的灵魂，正是由于作品本身的优秀，才使曲目演奏的整体水平得到了提升，赵季平的民族管弦作品正是如此。

二、赵季平民族管弦作品的创作手法

（一）题材的选择分析

在题材选择的过程中，赵季平在民族管弦乐作品创作中，通常会选择常用的中国西北地域的民族音乐素材内容，同时又要借景生情，在某种程度上充分体现出作曲家对故乡以及亲人的思念。赵季平是“长安乐派”的领军人物，在题材选择的过程中会将西北地域的文化作为重点，但是，在管弦乐乐作品创作中，并没有将民族文化语言局限于西北文化之中，而是将热爱祖国、热爱故土的情怀融入在了整首作品之中。在题材选择的过程中，体现在以下几种方面：第一，故乡及感怀亲人的思念。民族管弦乐《古槐寻根》作为一首大型民族管弦乐品，在曲目创作的过程中不仅选择对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的回忆，而且也更为深刻的体现出不忘祖国及家乡的文化内涵，通过对“根”的理解，使整个文化充分融入了民族内涵。例如，在其创作大型舞剧《大漠孤烟直》配乐中，其曲目在字面上可以看出应用了王维的诗句《使至塞上》中的“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诗歌原本的意思是描述边关男儿为国甘愿献身的精神。赵季平通过对作品深刻的理解，不但表现出男儿们保卫国家的壮美画面，而且还将对亡妻的思念以及生活中所遇到的迷茫融入到了作品之中。第二乐章《觅》、第四乐章《悼歌》，使其内心的苦闷得到了完全的宣泄，无论音乐以至演出都是感人肺腑，令人动容。第二，在历史回顾中形成了深刻的文化思考。赵季平在音乐作品创作的过程中，以历史为背景的创作曲目主要有管弦乐中的《丝绸之路幻想组曲》以及《第二交响乐——和平颂》。其中的《丝绸之路幻想组曲》充分的融入了对丝绸之路的追忆，同时也体现出幻想题材作品的艺术性。而《第二交响乐——和平颂》是为了庆祝反法西斯抗战胜利60周年，在缅怀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中所创作的委约作品，这两部作品充分运用了真实性的历史素材，并在作品创作中对两部作品进行了不同的处理，从而使作品的思想性及艺术价都值得到了充分的升华。

（二）中西结合的创作手段

首先，对民族民间音乐素材的吸收，赵季平在民族管弦乐作品创作的过程中，对不同的民间音乐素材进行了系统性的阐述，同时也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段。如通过民族调式的使用，实现了对民歌曲调的合理运用；通过对中国传统民族音乐演奏方式的鉴赏及分析，可以使音乐题材充分彰显民族乐器的艺术特点。赵季平民族管弦乐的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点，其在作品创作的同时，充分融入了我国传统五声调式、六声调式和七声调式，而且在主题材料调式选择的过程中，通过多种调式的融合，使整个乐曲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局面。通过西北特色变音的调式运用，使的整个作品的艺术价值得到了充分性的体现。

（三）民族传统音乐以及现代作曲技法的运用

赵季平在民族管弦乐创作的过程中，将传统作曲技法以及现代创作思维完美的结合，使乐器中的音色特点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发挥，使整个作品体现出民族音乐的基本内容，这种音乐艺术形式的融合也正是中西民族文化的真实体现。在借鉴西方创作技法的过程中，赵季平充分了解并掌握传统乐器的演奏技术，将民族乐队的编制、乐器的音域、声音特色等进行全面性的分析，认识到乐器的发展历程、音色转换，从而实现民族文化的有效创作。在这种环境下，赵季平克服了不同音乐乐器中的差异性，将和声织体与多声思维进行了充分的融合，实现了音乐中管弦乐演奏技法的创新。例如，在民族管弦乐《古槐寻根》创作的过程中，就采用了大量的柱式和弦进行高潮部分的演奏，乐曲中的第118小节以及126小节，就通过梆笛、曲笛、高音唢呐、以及中阮、高胡、二胡等乐器，分别演奏不同的声部，使整个乐曲在演奏的过程中，形成了庞大辉煌的艺术效果。同时，通过高音笙、中音笙演奏出的主要旋律都充分展现出纵向和声以及横向旋律线条的完美结合。又如，在《第二交响乐——和平颂》中，赵季平也采用了大量的和声织体，通过对不同乐器演奏能力、乐器音色以及音量等综合性的分析，使西方作曲技法得到了系统性的传承，在真正意义上体现出中西音乐文化的交汇与融合。赵季平民族管弦乐创作中通过对中国民乐大型化、交响乐化的发展，促进了我国民族管弦乐发展的综合性提升。赵季平的创作中所体现出的民族性与西方现代技法的成功的结合与运用，可谓是当下国内音乐创作与作曲教学的典范。

三、赵季平民族管弦乐创作风格的分析

（一）具有质朴、亲切的民族风格

赵季平的民族管弦乐作品相对较多，如1988年所创作的《庆典序曲》以及2004年所创作的《古槐寻根》，其中的《庆典序曲》以中国的喜庆文化为基础，整个作品的曲调紧凑松弛，充分体现了民族文化中普天同庆的文化气息；《古槐寻根》充分体现了山西五千年的文化历史，通过音乐的表述体现出山西历史文化的史诗性作品。在这两部作品创造的过程中，赵季平采用了传统音乐的固有思维以及音乐艺术的表现形式，体现了不同区域的民族音乐特点。而且，在作品创作的同时，赵季平也十分注重音乐的语汇运用，所创作的两部作品不论是在旋律上，还是在和声、复调以及配器手法中，都体现了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通过简单、质朴的文化内容体现，使整个作品的形式得到了完美的呈现，同时也突出了地域文化的艺术特点，使整个民族的韵味以及民族的文化得到了充分地彰显。同时，在两部作品创作中，民族管弦乐中的和声及复调手法也十分简洁，很多部分的曲式结构融合了中西曲式的共性文化，使作品通过民族管弦的演奏，体现出浓厚质朴及亲切性的民族文化特征。

（二）具有细腻、深邃的时代风格

在赵季平民族管弦乐曲创作的过程中，《大漠孤烟中》组曲中的《觅》以及《悼歌》充分体现出民族管弦乐作品细腻以及深邃的特点，其中《觅》充分体现了作曲家内心中的一种崇高、不懈的艺术追求，而《悼歌》是作曲家为亡妻所创作的一首动情之歌，体现了他对生命的感悟，整个曲目细腻深沉，会使听众在聆听的过程中潸然泪下。首先，对于这两部作品而言，虽然在其创作的过程中，是围绕民族管弦乐进行创作的，但是所选择的题材及音乐艺术的表现形式都充分展现了延伸性的文化价值，在曲目表达更为注重内心的表述，使作品中的“个性”特点得到了充分性的体现。其次，在两部作品演奏中，始终保持着以旋律为主的创作方式，其风格多样化。例如，曲目中的“泛五声调性”、“西方大小调式”等实现了旋律展开手法的运用。而且在和声语言中，也充分注入了民族文化内涵，使民族音乐在管弦乐曲中得到了充分性的体现。在配器方面，他大量使用了功能分组的演奏形式，通过对各种乐器组合的分析，将乐器组的潜力、纯音色进行了不同的对比，使两部乐曲在通过民族管弦乐队的演奏，更加展现了其艺术色彩的变化。最后，在两部作品创作的过程中，充分注入了赵季平的个人情感，其作品体现了较为丰富的人生境界，同时也充分彰显了较为深厚的人文主义，散发着较为浓厚的民族韵味。两个乐章的表述充分体现了文化情感，实现了作品表达中细腻、深邃的时代特点。

（三）具有继承、创新的个人风格

赵季平说过：“回忆这么多年的音乐创作，我的体会就是四个字：继承、创新。继承就是我们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间汲取营养；创新就是你的艺术创作如何能够和时代紧密结合。让作品做到雅俗共赏，这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其中包括了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一是对于传统音乐学习的基本功，一是对生活理解的基本功。[1]”赵季平所说的的继承主要是在民族传统文化中所摄取到的养份，而创新就是在艺术创作以及时代发展中实现的、与民族文化融合的创新形式，充分体现在民族化及个性化的创作风格之中。在当代民族管弦乐创作的过程中，由于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地域文化的鲜明特点以及独立的表现形式在交响团中得到了充分性的体现，赵季平在他不断创作及探索的过程中，总结出在民族乐器表现中，应该将其放置在十分恰当的位置中，从而使乐器的民族性与艺术进行进行充分性的融合。例如，在他所创作的《庆典序曲》中，赵季平使用了京胡，乐器京胡的音色相对苍凉激越，而音调十分高亢，通过与乐队的紧密配合，可以充分体现出乐器的基本价值。在《古槐寻根》作品创作的过程中，其中长达60小节的弦乐器组演奏，在其他乐队中的民族管弦乐演奏中相对较少，但是通过这一乐器的融合，使整个作品的演奏呈现出多元化的艺术价值。而且也在内容与艺术形式统一中体现了作品艺术中的基本价值。又如在《悼歌》演奏中，他充分调动了不同乐器的音色组合，重复十次一拍以及两拍节奏的音乐形式，使民族管弦乐队在乐曲演奏中充分体现出个性化的艺术之美。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伴随我国民族文化的传承及发展，我国民族音乐的创作形式面临着一定的危机，一些宫廷音乐、民间音乐处于文化的边缘之中，而且，在社会信息文化发展中，使这些音乐形式失去了其原有的生存环境，这些现象的出现严重制约了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及创新。而赵季平的民族管弦乐作品，无论是在其音乐表现形式、表现内容以及题材及手法中，都充分体现出人们最基本的审美观念，通过民族文化与西方艺术的融合，实现了多文化的交汇；赵季平用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对音乐文化进行了解读及重组，从而使民族管弦乐朝着更为广阔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赵季平.我的音乐创作离不开两个基本功.中国艺术报，2014（11），7.

[2]蔡承虔.赵季平民族管弦乐创作研究[D].沈阳音乐学院，2015.

[3]胡乾坤.赵季平民族管弦乐创作的风格特征[J].黄河之声，2014（13）.

[4]王家文.赵季平大型民族管弦乐《第二交响乐—和平颂》创作技法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4.

[5]陈晓鹏.赵季平音乐作品创作风格研究[J].大舞台，2013（8）.

[6]邓慧群.赵季平声乐作品的创作特征与演唱研究[D].西安音乐学院，2013.

[7]和谷.音乐家赵季平[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3）.

[8]贾舒颖.“古风新韵唱彻长安—‘新长安风’音乐创作研讨会综述”[M].北京：艺术评论，2011（7）.

作者：宋小朱

艺术创作中思维方式分析论文篇3：

武当民间故事中的隐喻思维研究

摘要：武当民间故事是研究武当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的隐喻思维反映了特定历史和地理条件下人们的认知体验和思维方式。本文通过对这些民间故事中的隐喻表征进行归类分析，发现道家修仙思想、生产劳动实践和现实生活对当地百姓的认知有重要影响，同时这些隐喻表征，也反映了百姓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关键词：武当文化;民间故事;隐喻

一、引言

自Lackoff和Johnson编著的《Metaphors We Live By》问世以来，隐喻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修辞学，而是拓展到了认知研究领域，它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人们根据现有认知经验去构建和描述未知事物，通过具体事物部分品质的投射来感知和刻画抽象事物，借助现实世界中的已有秩序来命名新兴事物的秩序。隐喻思维超越了文化族群的范畴，贯穿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正如赵维森所说的那样：

人类的一切实践行为、精神行为、文化成果无不打上隐喻性的烙印。人类正是凭借隐喻这种心理机制，创造了语言、神话、宗教、艺术乃至科学五大文化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隐喻就是人类文化生成的基因[1]4。

民间故事是民间文学的重要门类之一。它是由劳动人民创作的，以口头叙事的方式，讲述了具有一定地域色彩和时代气息，以虚构内容为主的散文形式的文学作品。民间文学的题材和所有的艺术创作一样，来源于生活，同时又超越生活。故事情節中充满了想象，饱含着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和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其中所蕴含的隐喻现象是我们了解百姓认知和探究其经验起源的重要载体。然而，目前有关民间故事中隐喻现象的相关研究较少。本文旨在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武当民间故事中的隐喻现象进行归纳分析，探究其认知起源和文学价值，为武当道教文化的研究与传播提供语言学角度的学术参考。

二、武当民间故事

本文以李征康和陶真典搜集整理并收录在《武当民间文学》中的122篇武当民间故事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它们进行归纳分析，发现这122篇武当民间故事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明朝为时代背景，以武当山各个地名的由来为线索，以惩恶扬善和因果报应为主旨，围绕农民，员外，道士和神仙展开的，有关伦理道德的故事。书中的民间故事以这一类故事为主，共有102篇。一类是发生在均州（现在的丹江口市）的有关历史人物的奇闻轶事，共有14篇。另外还有6篇是以百姓生活为原型，以惩恶扬善为主旨的民间故事，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均未提及。

武当山是是道教重地.自西汉开始便有众多道士在武当山隐居修道，直至明朝时期，因皇家的推崇和扶植，武当山盛极一时，成为全国最大最壮丽的道教建筑群。杨立志在《武当文化概论》中所说：

明朝朱棣把真武神树立为明皇室的特殊保护神并大加崇奉，因此，武当山作为“北极真武玄天上帝修真得道显化去处”，也就自然受到从朱棣开始的历代皇帝的特别重视和礼遇[2]57。

因此，道教精神在武当民间故事中彰显的淋漓尽致。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故事大多以神仙救世为题材。这与道教的神仙信仰是密不可分的。杨立志认为道教是一个尊奉造化祖神的多神教，它构建了一个神通广大而瑰丽多彩的神仙世界[2]93。二是，故事大多是以惩恶扬善为主旨的伦理道德故事，充分体现了道教的思想意蕴。道教以度人济物，扬恶抑善为伦理思想，满足了百姓的心理需求。同时它宣扬忠孝伦理，符合皇室政治统治的需要。

文学创作离不开对现实生活的解读。以劳动人民为主要创作者的民间故事是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是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的缩影。《武当民间文学》中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大都发生在武当道教鼎盛的明朝时期。因此，武当民间故事其实就是明朝百姓生活的武当版，反映了明朝现实社会的诸多突出问题。一是社会阶层分化严重，矛盾突出。以员外为代表的地主豪绅对以农民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野蛮剥削，巧取豪夺，充分反映了明朝中后期，社会矛盾的尖锐。二是社会畸形发展，法制沦陷，正义难以伸张。武当民间故事多以因果报应作为故事的结局。神仙道士是正义的化身，取代了衙门官员，担负着惩恶扬善的使命。这些都反映了明朝社会的腐败，百姓对现实社会失望至极，只能寄希望于所信奉的神仙来伸张正义。

总而言之，道教神仙信仰和明朝社会矛盾是武当民间故事的两个突出特点。

三、隐喻思维的意象表征

认知语言学将隐喻从语言范畴上升到了认知范畴，认为它的产生源于人们的身体体验和生活经验。正如何自然在《认知语用学》中提到的：

我们的祖先是通过认识空间和自己开始认识世界的，因此方位空间和身体部位使我们形成抽象概念的两个主要基础.祖先的思维具有“体认”特征.常把人的身体和经验作为衡量周围世界的标准[3]44。

武当民间故事中的隐喻充分验证了心智体验说的这一观点，其中所涉及的许多隐喻都是围绕着自己的体验认知展开的。根据这些隐喻所涉及的不同范畴，我们把它们的意象表征分为以下三类：空间范畴的意象表征、动植物范畴的意象表征和社会经验范畴的意象表征。

（一）空间范畴的隐喻意象表征

Lakoff提出的形式空间化假设，他基于人类空间的经验总结出了6种动觉意象图式：容器图式、部分一整体图式、连接图式、中心一边缘图式、始源一路径一目的地图式、始源一路径-目的地图式、其他图式（前后、上下、线性序列）[4]283。Lakoff认为这六种意象图式分别描述了不同的内容，其中“部分一整体图式”和“上一下图式”主要是用来理解层级结构[4]283。武当民间故事充分反映了在明朝时期劳动人民心中社会地位的层级结构，主要表现为“上一下图式”所隐喻的“世界观”和社会地位。

在汉语中有这样一种倾向，即“上”通常代表好的事物，“下”通常代表不好的事物。蓝纯通过对真实的现代汉语语料的分析发现：

在现代汉语中，有关“上”的隐喻义可以分为四类，根据其出现的频率高低，排列如下：“处于较好状态”;“数量较大”;“时间较早”和“社会地位较高”。而汉语中的“下”出现频率最高的隐喻义是“处于较差状态”;其次是“时间较迟”;再次是“社会地位较低”和“数量较小”。[5]10

在武当民间故事中，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隐喻，反映了空间方位在古代入民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世界观”意象表征。道教崇奉神仙世界，认为在现世世界之上还有一个“仙界”，生活富足，法力无边，无忧无虑。这个存在于天上的美好“仙界”与人们所生活的存在于地上的“凡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对神仙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崇敬和向往，都想得道成仙。

“和我一起的匠人都成了仙，可我還在凡间受罪，叫我咋不难过”——《火山垭与花遇岩》[6]97

“玉帝见你诚心诚意烧香，特要贫道度你成仙。你即刻就可升上天宫，过那寂静清单的好日子了。”——《金花树》[6]90

紫元君非常高兴地说：“徒弟，你到底得道成仙了。”说着便领着真武升上了天空。——《真武修仙》[6]3

在这三则故事中，都提到了升天成仙。其中所蕴含的隐喻义为：“上”为好的状态，而“下”为差的的状态。升仙代表着过上好日子，而在凡间却意味着受苦受难。除了武当民间故事中提到的“升天成仙”之外，把武当山的金殿建在最高的天柱峰上;在敬香抽签时，以“上”、“下”签来命名好运签和坏运签，这些都是“上一下图式”的隐喻意象表征，反映了上为好，下为坏的空间认知态度。

社会地位的意象表征。在道教所崇奉的神仙世界里，神仙们拥有无上的权力，分管着人间的各项事务，如玉皇大帝、雷部诸帅、五岳大帝、土地神和财神等。这些角色实质上是参考现世世界中的统治阶级，并按照现实生活中百姓的的期许设置的。中国古代长期处于农业社会，风调雨顺是农民们的最大心愿，诸位神仙的职责分配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与现世世界中的统治阶级不同的是，天上的神仙多做好事，帮助穷苦人民。在搜集的122则武当民间故事中，有关神仙助人的故事多达30多则。

老百姓们说：龙王为民除害，心肠好。——《龙泉观》[6]67

这件事传开了，穷人们都说金华仙子心肠好，便把这岩屋叫作“金华洞”。——《金华洞》[6]98

桃花很可怜韩信的母亲，在九龙洞上给她盖了座八角玲珑的宝塔，让她的阴魂在塔中修炼，以后得道成仙。——《九龙山》[6]92

在上述三个例子中，“上一下图式”的隐喻义是：“上”代表统治阶级，“下”代表被统治阶级。天上的仙界是统治阶级，拥有超凡的力量和高尚的品质，而天下的苍生是被统治阶级，生活穷困而无助。百姓只能寄希望于神仙，来帮助自己走出生存困境。

在武当民间故事中，“上一下图式”的隐喻充分反映了道教“得道成仙”的思想精髓。人们根据自己的身体体验和对周围空间的理解，将世界划分为“上”、“下”二元世界，天下的百姓对天上的神仙世界充满向往，寄希望于神仙的帮助，也反应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百姓生活的不易。

（二）动、植物范畴的隐喻意象表征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早期的农业社会中，动、植物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占据了非常重要地位，是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的来源。因此它们在人们的认知经验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一现象反映在语言中，表现为在语言这一符号体系中，有很多关于动、植物的联想和隐喻。

动、植物隐喻是指人们根据自己的情感体验，将它们的某种特征投射到了某种抽象的概念上，比如，品质、信仰等。广泛存在于中西文化中关于动、植物的图腾就是一种典型的隐喻现象。古代氏族根据自身的经验认知，将信念和期许投射到特定的动、植物上，反映了原始部落的自然崇拜。

武当山地处我国的秦巴山区，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杨立志在《武当文化概论》中提到：

武当山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不仅为历代道士栖息生存、采药修炼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为本地的群众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料[2]5。

武当民间故事中有不少关于动、植物的隐喻，其隐喻义可以分为三类：品质、情境和信仰。

品质的意象表征。武当民间故事中有许多关于道德品质的隐喻，它们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经历。他们根据自己在平时生产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把自己对特定动物和植物的认知体验，投射到了特定的道德品质上，使抽象的道德品质有了具体载体的依托，让语言表达和情感流露更加具体和直观。下面的表格是有关品质隐喻表征的归类。

根据其表现形式的不同，以上6个动物隐喻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像“猪”、“狗”这样的隐喻，人们根据自己对动物习性的理解，赋予了它们灵性，让它们具备善良的品格，成为正义的化身。一类是诸如“猫娃”、“牛娃”、“大莲”、“小莲”、“青莲”这样的隐喻，通过以动物和植物的名称来给人物起名的方式，将人们对相关动、植物的认知态度投射到人物的道德品质上，形成隐喻。还有一类是像“蛇”这样的隐喻，带有神话隐喻的色彩。

无论是赋予动物灵性的隐喻，还是用动植物名称来给人物起名的隐喻，都反映了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动物的生活习性和它们对人类的利用价值，以及植物的特性，让人们产生了相应的情感态度，与道德域发生联系，映射相应的道德品质。猪、狗和牛在农业社会都是非常重要的家畜，具有较高的经济实用价值，且性格较为温顺，因此在武当民间故事中，它们均是隐喻善良、忠厚等正面的品质。与之相反，像猫这种不具备较高的经济实用价值的动物就成立懒惰和贪心的代言人。而“莲”因其清丽素雅的形象，向来与清正廉洁，正直淳朴等品质相联系，构成隐喻。在武当民间故事中，它同样是用来隐喻善良正义的品格。

情境的意象表征。武当民间故事中有不少带有宗教意蕴和神话色彩的故事，如“修炼成仙”、“穷人得宝”之类的故事。通过归纳总结，笔者发现这类情节故事中，常常会出现桂花树和桃花等植物，且在所有的植物种类中，数这两类植物在故事中出现次数最多。下面将分别对它们进行分析。

桂花树的隐喻。在武当民间故事中，桂花树常常与美好的事物相联系，与神仙道法相关。

“桂花树一死，武当山突然刮起了大风，下起了瓢泼大雨，海浪掀起来比山头还高”——《转猪岩》[6]69

“这闺女因出生在桂花树下，就取名叫秋香。”“有人说：秋香在武当山修行，得到了真武大帝的点化，成了仙。”——《仙人峰》[6]75

“张三丰在院内休息，忽见桂花树上闪着两道光圈，一道白，一道花，闪闪烁烁，美极了。”——《武当拳》[6]113

在以上三则故事中，桂花树的隐喻义都与神仙道法有关，桂花即美好的象征。桂花是武当山上的重要的花卉之一，其最大的特点是香味沁人心脾，令人愉悦。在武当民间故事中，创作者将感官域的概念映射到宗教域的概念上，将香气与仙气相连，用桂花的芬芳隐喻美好的情境，反映了当地人民对道教仙界的向往和憧憬。

桃花的隐喻。在武当民间故事中，桃花常与神仙们的宝贝相关联。

“这是一个宽敞的山洞，两边栽着一排排桃树，红艳艳的桃花……进入洞里，桃花树下摆着金桌子、金板凳、玉石盆子二”——《桃花洞》[6]67

“那吐出来的仙桃，眨眼功夫，在柏树上开了朵朵金花，光闪闪，金灿灿，几十里外就能问道清香。”——《金花树》[6]23

“‘这山上一色桃树，一色青石，哪有什么洞府？’…，，念罢，只听‘呕当’一声，大石头裂开一个洞门，洞内金晃晃九条神龙，围住一本天书。”——《九龙山》[6]91

在以上三则故事中.桃均于神仙们的宝贝相关.都沾着仙气，带着灵性。桃花因其美丽的花容和沁人心脾的香味，而受到人们的喜爱，常用来隐喻美好的事物。《诗经》中就有“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诗句描写新娘。而在道教文化中，桃花与周公是真武祖师的神将。因此，除了隐喻美好的事物之外，这里的桃花还与道家法力相联系，与桂花树一样，隐喻美好的仙界情境，可见道教文化对当地百姓的认知影响之深刻。

信仰的意象表征。武当山地区深受道教文化的影响，在当地的语言文化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前面的论述中已有阐述。在动植物隐喻的意象表征中，有关蛇的隐喻饱含着浓郁的宗教意蕴，被寄予了美好的期望。

尽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蛇的隐喻有不少是选取了它的恶毒一面作为源域的，如成语中的蛇蝎心肠，佛口蛇心等，但在武当民间故事中，蛇的所有负面含意都不复存在，它是女子的化身，是善良的代言人;是武当拳法的起源，是健康长寿的象征。

“原来是老两口在潭下修桥，感动了白蛇，白蛇就变成姑娘来帮助他们。”——《父母桥》[6]101

“有情有义的白蛇，感动了百花仙子～二白蟒又变成了姑娘.，…和他手拉手，住进深山老林的岩洞里，成了神仙。”——《卧龙台与天仙洞》[6]71

这两则故事中的蛇，皆是神話传说中的蛇精，化身美丽的女子，来帮助穷苦的百姓。之所以化身女子，而非男子，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殖崇拜。蛇是一种繁殖能力极强的动物。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唯有人丁兴旺，才能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延续家族命脉，因此在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有关蛇图腾的生殖崇拜。陆听提到中国的远古传说中的伏羲、女蜗都是人首蛇身。相传中国人起源于伏羲、女蜗的结合，因此伏羲女蜗交尾图常见于中国古代的艺术作品中[7]19。武当道教供奉的真武大帝也是龟蛇合体的形象。杨立志认为：

蛇本身就是生殖和繁衍能力的象征，玄武以龟蛇合体的形状出现，更被古人看作雄雌交配、生殖繁衍的标志二宋元以后，到武当山朝山进香的女施主常祈求玄帝保佑他们早生贵子[2]95。

生殖崇拜造就了蛇的女性形象隐喻。武当道教文化中玄武大帝的龟蛇合体形象，又使当地的百姓认为，正在修仙的蛇精们，和众位神仙一样，喜欢帮助百姓，是善良的象征。除了善良的女性这层隐喻义，蛇还是武当拳法的起源和健康长寿的象征。

“太乙真人打拳的姿势，与喜鹊和蛇斗的姿势很像，真是行如蛇，动如羽……这正是他数十年梦寐以求的防身护庙的真功夫。”——《武当拳》[6]114

“内功练到家，张三丰就用蛇的动作，开始创武当内家拳。张三丰的武当内家拳，和蛇的内功一样，能健身防身，消除百病，返老还童，长生不老。”——《内家拳》[6]123

这两则故事讲述了张三丰武当拳法的起源。因受到蛇的动作的启发，张三丰的武当拳法吸收了其动作的精华，能以柔克刚，以慢胜快，以弱胜强，随曲就伸，有强身健体的功效。正如《内家拳》中提到的，

“人们知道，蛇是软骨弄通的，可蛇的寿命很长，能修行千年，变蛇成龙，呼风唤雨，力大无穷。”[6]123

在武当山地区，因受到道教文化的影响，蛇被视为小龙，隐喻健康长寿。

武当民间故事中的动、植物隐喻反映了生产劳动的实践经历对人们认知的影响，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武当道教文化对百姓认知的作用，表达了百姓对真善美的向往和对得道成仙，摆脱人间苦难的渴望。

（三）社会经验范畴的隐喻意象表征

武当民间故事的素材基本上都是以明朝为背景，反映了武当山地区的百姓生活状况。明朝自成祖以降，皇帝多昏庸无能，社会风气奢靡腐败[8]79。武当民间故事反映了当时的许多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女性地位的卑微和阶级矛盾的突出。

物化了的女性形象。武当民间故事中的女性地位十分卑微，穷人家的女子多被强占，富人家的女子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婚姻。在这122则民间故事中，涉及女性悲惨命运的故事共有11则之多。在这些故事中，女性的地位被刻画地极为被动，在恶势力面前常常无力抗争。女性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像物品一样被任意抢夺。这种物化隐喻，多是通过动词体现出来的，如“逼”、“拉”、“强留”、“扑”、“抢”、“让给”等。这些动词生动刻画了女性地位的卑微，特别是“扑”、“抢”和“让给”既反映了“男权”的野蛮粗鲁，也把女性的孤立无助刻画地淋漓尽致。这种认知观念反映了从实物域概念向人物域概念的映射，“被动无助”的物品特征是他们的相似之处，构建了二者的隐喻关系。

阶级矛盾的影射。武当民间故事中描述的阶级矛盾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另一类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描述这两类矛盾时，既涉及隐喻，也运用到了转喻。

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为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矛盾。在武当民间故事中，“员外”是有产阶级的代言人，在这14则反映社会矛盾的故事中共出现了8次。他们常常压榨剥削穷苦百姓，对穷人的宝贝巧取豪夺，目无法纪。穷苦百姓对他们恨之人骨。“黑心肠”、“无情无义”、“非常刻薄”、“只恨穷人不死”等这些关于员外的描述都反映了百姓对富人为富不仁的不满，揭露了当时阶级矛盾的尖锐。在武当民间故事中，以员外这个群体来转喻有产阶级，以放牛娃等穷人形象转喻无产阶级，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能。

相较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描述得较为隐晦。在武当民间故事中，除了个别故事中有直接对官员的描述外，较少直接提及统治阶级。然而.玉帝.这一仙界的掌管者却反复出现了多次。与其他神话故事不同的是，武当民间故事中的玉帝没有像其他神仙那样善良仁义，反而显得为所欲为，专横霸道。

“玉帝大发雷霆，派值日神将传下话来：三日之内，武当山管事的不把避风珠献上天宫，就用五雷轰击武当山……老百姓尽遭血光之灾，莫想活命。”——《武当山为啥烧香》[6]21

“玉帝一听，心里好不自在，我天宫里珍珠玛瑙金银财宝样样齐全，为什么偏偏没有这样一棵四时鲜花不谢的香树……应挖上天宫来.，，.供我神仙们享受。”——《朝天宫》[6r26

“谁都知道，神仙靠老百姓养活。老百姓穷了，天宫也更加寂寞，玉皇大帝的供桌上总是冷冷清清的，他大發脾气……”——《石卦山》[6]107

神仙救世是武当民间故事中的一条主线，但是在有关玉帝的故事中，玉帝的形象却与众仙不同，就像上面三则故事中描述的那样，他不在乎百姓苍生，总想享尽世间万物。这样一个看似不合情理的安排间接反映了百姓对统治阶级的不满，他们借助玉帝来隐喻明朝的皇帝，及整个统治阶级，婉转得暗示明朝皇室的腐败无能。

武当民间故事中有关社会经验的意象表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百姓生活的艰辛，表达了穷苦百姓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对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的愤恨。

四、总结

综上所述，武当民间故事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宗教与民俗的结合，是道教信仰的生动反映，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其中所运用的隐喻反映了道家修仙思想、生产劳动实践和现实生活对人们认知的影响，同时也表达了百姓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参考文献：

[1]赵维森.隐喻文化学[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

[2]杨立志.武当文化概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何自然.认知语用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4]George Lakoff.Women，Fire，and Dangerous Thing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