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精选8篇）

篇1：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对于这一战略思想，仅仅从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去理解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关注其深刻的文化涵义。如今，没有人怀疑物质生态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而文化为人们提供的是精神生态，在坚持发展文化主旋律的前提下，形成多样文化和谐发展的良好文化生态，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和谐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要求

建立平等、互助、协调的和谐社会，一直是人们的美好追求。我们所要实现的和谐社会不是局部的和谐，而是覆盖社会各个领域，具有基础性、普遍性的社会和谐；也不是暂时的和谐，而是长远的、可持续的社会和谐。其中具有基础性、普遍性且长远的、可持续的社会和谐，就是文化和谐。和谐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境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和灵魂。只有造就深层的文化和谐，才能造就“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和谐是一个相对的、发展中的概念，它以事物的矛盾和差异为前提，有差异、有不同，才有和谐的存在。和谐是运动中的平衡，差异中的协调，纷繁中的有序，多样性中的统一。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迄今为止，没有差别、没有矛盾的社会尚未出现。从美学的角度讲，差异是一种美，有差异的存在，才能形成和谐。没有差别，也就无所谓和谐。正因如此，“不同而和”

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常态，是肯定事物多样性的统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要消灭各种差异与矛盾，而是要使各种差异形成一种合力，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这样才能产生协调与和谐。“不同而和”原则运用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可以有许多具体而生动的表现形式。表现在文化上，就是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以及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和谐并存与共同发展，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

文化和谐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

文化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方式给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目的意义和发展动力，是人类安身立命之要所。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通过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不断提升人的生存价值和文明程度，从而使人成为一种具有崇高境界的真正全面自由发展的主体的历史。然而，工业文明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物质文明的同时，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分张扬，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造成价值理性的缺失。正因如此，马克思在描述未来理想社会状态时提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恩格斯认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可以说，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以及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的主要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文化所追求的目标。这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最终目的。因为先进文化的先进性，源于它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合理性。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的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发展过程，也是人类永恒的历史追求。因此，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文化发展的归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历史性转变。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更加关注人的自身完善，更加重视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始终坚持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那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的做法，是有悖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正因如此，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抉择。

以全民族的文化自觉构建文化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全民族的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体现为社会主体对社会发展的文化建构、文化选择、文化发展的理性思考和实践，是人类理性在探求自身生存发展和自由过程中的最高体现。构建文化和谐，能否形成全民族的文化自觉，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和理性选择至关重要。自近代以来，在对中国现代化的曲折探索中，从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从器物、制度到文化，人们的文化自觉不断提升。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及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价值取向的确立，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高度自觉，不仅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为文化建设增添了更加深刻的内涵，也使我国文化的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空间，为文化的发展营造了健康的生态环境。

中国走向现代化是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不可能套用任何现成的文化模式。发展先进文化，实质上是在多元文化交融中的文化创新，这就需要我们站在现代文明的基点上，以开放的姿态、世界的眼光、战略的思维、创新的精神和超越的意识，理性地看待与把握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对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我们必须继承，但这应该是一种理性的、创造性的继承，包括对自己传统文化的深刻反省，以期明了究竟什么是表征我们民族的优良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的优秀传统，什么是至今仍在阻碍着我们迈向现代化的精神桎梏；对外来文化也必须借鉴，但这借鉴是有所选择的吸收，是一种理性的调适与有机的融合，而不是对西方文化甚至是某一国家文化的顶礼膜拜。只有这样，才能把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变成全民族自觉的文化实践。

篇2：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

摘 要：自古以来，园林就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载体。它体现了统治阶级价值意识，其内容和形式也受到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首先，园林必须满足社会与人的需要，园林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深刻影响，并随社会的发展而改变;另一方面，优秀的园林设计反过来刺激和完善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与进步，会促进当地的经济、文化的提高。研究现代园林与社会价值取向，就是要克服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所带来的急功近利和过度盲从思想，创造出符合社会与人需要的园林形式，寻求现代园林发展的方向，创建出符合时代精神，符合全球化战略要求的新园林。试从影响园林发展的几个方面，来探求现代园林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价值取向;全球化;中国古典园林

1 中国古典园林的起源与特征

我国造园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大约从公元前11世纪的奴隶社会后期直到19世纪末封建社会解体为止，在三千余年的漫长的、不间断的过程中形成了世界上独树一帜的风景式园林体系。

最早的园林形式是“囿”，园林里面的主要构筑物是“台”。“囿”是蓄养禽兽的场所。有史可证的皇家园林是商末殷纣王所建的“沙丘苑台”和周文王的“灵囿”、“灵台”、“灵沼”。秦灭六国，建上林园苑。汉武帝信方术，在建章宫内开凿太液池，池中堆筑方丈、蓬莱、瀛洲三岛，形成“一池三山”的布局。

我国古典园林的形成主要受统治阶级的思想及佛、道、绘画、诗词的艺术影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争和社会动荡，国家呈分裂状态，加之道、佛盛行的影响，人们崇尚玄学、逃避现实，寄情山水，对我国园林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这时的士大夫，或欲享乐，或洁身自好，或遨游山水，导致了自然审美观的形成，治园特点多为自然情趣的田园山水。也就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佛教传入中国，当时立寺成风，有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风雨中”的壮观。同时私家园林异军突起，叠山理水，使园林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意境。

而到了隋唐王朝，园林达到了全盛时期，隋代洛阳的西苑、唐代长安的大明宫、华清池、兴庆宫都是著名的皇家园林。士大夫私家园林发展也较快。著名的“辋川别业”即由王维亲自规划。

到了宋元明清时期，园林建筑体系的内容和形式已经基本定型，造园艺术和技术已经达到了最高的`水平，而且形成了地方风格，北方以北京为中心，江南以苏州、湖州、杭州、杨州为中心，岭南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并形成了《园冶》等专门著作。

2 园林社会价值取向反映当时社会主流思想自古以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造园艺术，园林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必然受到当时主流美学思想的影响，而美学又是在一定哲学体系支配下产生、发展的。

在西方，十五世纪初叶，意大利园林随着文艺复兴思想在欧洲大陆广为传播。到了十七世纪，法国的天才造园家勒・诺特尔(Le Notre)在吸收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园林的许多特点的基础上，开创了一种新的造园样式，被称为法国巴洛克式或勒・诺特尔式，逐渐风靡整个欧洲。从十八世纪初风景园思想萌发之后，工艺美术运动的提倡人威廉・莫里斯(W.Morris)认为，庭院必须脱离外界，决不可一成不变地照搬自然的变化无常和粗糙不精。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新艺术运动”席卷欧洲大陆，它强调曲线、动感、装饰的浪漫主义，创造了大量基于矩形几何图案的建筑要素，如花架、几级台阶、长凳和铺装。受新艺术运动的装饰特点的影响，铺装中出现了黑白相间的棋盘格图案。植物通常在规则的设计中被组织进去，被修剪成球状或柱状，或按网格种植。

在中国古典园林的构造，主要是在自然山水基础上，辅以人工的宫、廊、楼、阁等建筑，以人工手段效仿自然，其中透视着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文思想，特别是诗、词、绘画的思想境界。

在我国古代不论是皇家苑囿或私人园林多以自己欣赏和生活，极明显反映出主人的意识价值取向，或炫耀气势唯我独尊，或夸耀显贵光宗耀祖，或避世取幽修身养性。这些园林的设计修建思想无一不是当时统治阶层的思想反映，折射着当时社会人为思想。园林已成了文人士大夫心理上审美联想的结果，这种绘画与诗文的影响，直接反映当时文人的思想，反映着当时社会主流的价值取向，表达了人们在特定历史时期对自然、社会的认识，符合当时社会的哲学要求。

3 现代园林中的社会价值取向

现代园林是当代社会的产物，体现了现代科学技术、思想、现代艺术、园林水平及人们生活方式。

园林的起点与规模的发展，直接反映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求。如在建国初期，我国的园林建造基本上走平民化道路，即使是纪念园，也都是走游园的形式，这就符合了当时特定的文化背景。当时建立的多是封闭式综合公园，并且多有圈养式动物园，还有一些简单的游乐设施。这是与当时较低下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一致的。随着经济、文化、艺术及现代科技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游乐，还对精神需要有了更多的追求，这样就出现了各类不同的园林形式：主题公园、专题类公园、近民式的小游园、适应不同活动要求的广场，甚至高尔夫球场等，这些园林形式是同当前人们追求回归自然，讲求生态效应，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这一深层次上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现代园林与社会发展是相互影响的，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决定园林发展的形式与内涵的同时，园林也要变成了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部分，反过来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提高。在目前，我国许多地区都将园林绿化的发展作为改变城市面貌，改善投资环境的先期性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4 运用科学的价值观来指导现代园林的发展明确了意识形态中的价值取向对园林建设的影响，要求我们在运用现代观念造园中，进一步全面了解社会价值体系，进一步明确园林设计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力争避免我国现代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燥动思想，避免急功近利和过度盲从。

用健康的价值来指导园林的发展，现代园林不能一味强调好看，也不能过份强调其国际性与旅游效用，应着力于现代社会的人文要求，满足社会与人的需要。我们在建园林过程中，一定要符合人们对自然融合的迫切要求，要通过造园来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引导人们回归自然。生态型园林就是顺应这种趋势产生的。

现代园林形式是多样的，在符合生态效用的同时，还应着眼于当地的人文与自然历史，应具有地域的特异性。现代园林应在生态经济与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与人们普遍要求回归自然中寻求一个平衡点，应立足于现代、高于现代着眼于社会发展和人们享用的公共环境来辅助城市建设以求城市生态进步，造福人类的空间。

5 在现代园林中融入全球化战略全球化战略是人类社会高度发展的产物，指在世界范围内经济、文化等融合过程。现代园林的全球化战略实际上就是东西方园林思想与技巧的高度融合过程。时代的变化推动园林建设全球化，这不仅是园林发展的客观趋势，更是时代的要求，在国外建设园林不能简单的抄袭或者迁移而是在新的条件下创作，既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又要具有典型的传统风貌。那么，园林设计的全球化，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本国园林的世界认同性，二是对世界园林思想、方法的认知性。

近年来，在国际广泛交流的推动下，园林建设与发展的新视点、新思维大量涌现。在城市园林建设总的指导思想上，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花园城市观、森林城市观、山水城市观。这些新的观点，也大大超越了人们以前的园林观念将城市园林引向城市发展的战略高度。全面了解园林建设的全球趋势，就能在深层次上了解影响和制约园林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认识促进园林建设的根本动力。

比如在公园建设中，我们在强调民族特色、地异域性的同时，适度地融入异域民族风情，积极应用多学科成果，必能将公园建设成具有包容性、感染力、创造力、风格鲜明的新景区。

在城市园林规划方面，应整体综合考虑，建立必要的框架，掌握延深的角度与层次，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的共存空间，而摒弃中国古典园林的单一成体，就无法研讨中国园林历史与文化，其园林生命、园林生态、园林文化就不能永续发展。

因此，我们必须在园林建设中既考虑继承传统，又考虑有所创新。既考虑中国文化，又考虑世界发展，积极吸取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精髓，保留中国古典园林的人伦空间和“天人合一”精神，克服她老的功能缺陷和过分封闭的文化负面效应，使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文化艺术，更好地将中国园林建设推向新的高潮。

参考文献

[1]H.H.阿纳森.西方现代艺术史，80年代[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

[2]L.本奈沃洛.西方现代建筑史[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篇3：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价值取向研究

一、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发展历程概述

世界上最早的钢琴是1404年出现在欧洲的把弦古钢琴, 而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台钢琴则是1710年由意大利人克里斯托弗研制的。我国于19世纪开始引进钢琴,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 我国的第一台钢琴是由意大利人传教士利玛窦引进的, 自此以后我国很多热衷于钢琴研究的学者开始对钢琴文化进行尝试和探索, 并逐渐开始形成独有特色的中国钢琴文化。我国最早的钢琴文化发展是建立在东西方钢琴文化融合基础之上的, 赵元任于1915年创作的钢琴曲《和平进行曲》开创了中国钢琴音乐文化发展的新里程碑[2]。

1916年, 留德中学生萧友梅创作钢琴作品《小夜曲》, 由此为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也为中国未来的音乐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虽然这首曲子并未引起世人的注意, 但在这个时期的中国钢琴文化已经处于不断摸索和模仿尝试的阶段, 只是仍未形成中国特色的钢琴文化。此后, 虽然大多数的钢琴作品都是采用欧洲钢琴文化伴奏, 但对于中国特色的钢琴文化探索已初具雏形。1934年, 贺绿汀创作钢琴作品《牧童短笛》, 被称为中国第一首成熟的钢琴曲, 由此实现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的审美结合[3]。1949年, 新中国成立, 在此阶段, 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钢琴作品涌现, 如富含民族特色的《蓝花花》、《新疆舞曲》等, 但这阶段的钢琴文化并未与将钢琴特色文化融合, 只是依附于传统音乐文化。到上世纪中后期, 何占豪与陈钢的钢琴作品《梁祝》、王建中的钢琴作品《彩云追月》等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钢琴文化与西方钢琴文化的融合, 从此, 中国的钢琴音乐文化发展步入了新的里程。

二、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价值取向研究

1. 含蓄内敛的价值取向

含蓄内敛所展现的主要是一种含蓄美, 内容层面表现简单易解, 而内涵意义深邃, 充分体现了我国民族文化中的含蓄价值文化。如通过以物拟人表达男女爱情的《思春》、《双飞蝴蝶》等, 通过含蓄委婉手法展现江南女子情爱的《茉莉花》、《采花》等。其中, 《思春》钢琴曲通过演奏充分含蓄的表达了人们对于春天的思想及感悟, 全曲主要包含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随着滚滚春雷由远而近, 为人们带来了春天的气息, 第二部分, 静谧含蓄的音乐小曲隐隐的透出了少女的心中情怀, 而后曲调峰回路转, 达到了激动人心的高潮, 而最后曲调又回转到起点, 曲子若隐若现, 逐渐的消逝。钢琴演奏的表达效果意味深长, 由此深刻表达了中国的特色钢琴文化, 体现了含蓄内敛的价值取向[4]。

2. 钢琴音乐文化与民歌文化、戏曲文化融合

民歌文化和戏曲文化是我国独有的文化精粹, 对于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我国的大多数民歌均来自于劳动人民日常劳作过程中的口头创作, 经理了历史的沉淀, 凝聚了劳动人民的结晶。此外, 民歌题材各种各样, 曲调意蕴丰富, 如小调、山歌、劳动号子等, 这些特色浓郁的民歌文化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5]。随着钢琴文化传入中国, 并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发芽, 与传统的民歌文化融合为一体。如殷承宗的《黄河》充分吸收了《黄河大合唱》中《黄河船夫曲》中民间船工的号子音调, 使钢琴演奏显得波澜壮阔, 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对于祖国母亲河的热爱。同时, 中国的钢琴音乐文化也融合了传统的戏曲文化, 如剧种唱腔设计、戏曲方言等, 由此形成了自身独有的音乐文化特色, 对于钢琴音乐文化与戏曲文化的融合体现, 如李其芳编制的《河南曲牌》, 其中就采用了四级音、重复音、豫剧音复调对位等, 在演奏过程中, 听众能够充分感受到河南方言的风格特色及文化韵味, 同时充分体现了钢琴文化与戏曲文化的融会贯通。

3. 柔顺静态的价值取向

就我国钢琴文化的发展情况来看, 柔顺静态的钢琴文化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安稳、平和、柔顺情感, 但这并不是一种软弱, 而是一种表现大自然生命力的形式, 这种价值文化取向是由于受到我国传统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影响。对于我国的文化发展来说, 更多的学者趋向于追求平静安稳的山水风景, 重于享受恬静悠远、意蕴深远的境界, 当前, 我国很多具有特色的钢琴作品都充分体现了柔顺静态的价值取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黎英海由琵琶曲改变的钢琴曲《夕阳箫鼓》, 此曲目在创作过程中运用了我国特色的民族技法, 遵循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通过钢琴演奏的手法再现了琵琶曲演奏出的山水相连、皓月当空、渔舟晚归的情境, 充分展现了中国钢琴文化中的特色文化价值, 对于我国的钢琴音乐文化发展意义深远。

4. 淡景重情的文化取向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 情感体现主要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主观反应, 属于一种社会情感, 充分表现了人们的各种心理情绪。对于情感传达主要通过艺术这一媒介, 艺术的产生目的也是为了充分的表达情意, 而中国的钢琴音乐文化发展也离不开情感体现。无论是西方钢琴文化的发展还是中国钢琴文化的发展, 都是通过表情达意来体现的, 而中国独有的钢琴文化则更注重对自然景象的模拟和表现, 并逐步的转向对人们内心情感的表达, 由此形成了一种淡景重情的文化价值取向, 钢琴文化发展轻视景色模仿, 而注重情感抒发同时又以追求神形兼备意境为主[6]。如由乐器、歌曲改编而成的钢琴协奏曲《百鸟朝凤》、《黄河》、《彩云追月》、《春江花月夜》、《夕阳箫古》等, 作者运用钢琴乐器巧妙的表情达意, 不仅将景色描绘的淋漓尽致, 而且充分的体现了乐曲所表达的情感, 从而促使人们更好的领悟其中情感。通过对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发展来看, 淡景重情的文化价值取向非常显著, 而究其根源, 这主要与我国传统的音乐发展习惯及思维方式密切相关。

结语:

随着社会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特色的钢琴文化也在不断的丰富与成熟, 对于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帮助作用。钢琴文化虽然在我国的发展并不如传统音乐文化长久, 但对于人们品位的提升起到了巨大的帮助作用。因此, 对于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价值取向, 应当加强研究, 并不断的汲取钢琴音乐文化内涵, 以更好的满足民族文化需要, 不断促进民族音乐文化发展对我国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摘要：钢琴属于西方的一种乐器, 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并不长, 但对于我国的音乐文化发展却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着钢琴文化与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不断融合, 我国钢琴音乐文化的发展逐步显示出了借鉴性, 同时也显示出了差异性, 塑造了中国独有的音乐文化特色。本文通过对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发展历程进行概述, 提出了钢琴音乐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 以更好的促进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关键词：钢琴音乐文化,价值取向,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1]王昌逵.中国钢琴音乐的文化取向——“神韵”[J].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01.

[2]赵晓生, 梅雪林.中国钢琴音乐何时登场? (下) 关于钢琴“中国风格”的对话[J].音乐爱好者, 2012, 03.

[3]李承远.中国钢琴音乐的“语义”、“语音”、“语境”——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人类学的阐释和解读[J].乐府新声 (沈阳音乐学院学报) .2009, 02.

[4]王昌逵.论“中和”文化在中国钢琴音乐中的传承[J].社科纵横, 2009, 07.

[5]王昌逵.中国钢琴音乐的文化取向——阴柔之美[J].艺术教育, 2009, 08.

篇4：浅析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诉讼文化；无讼；秩序；伦理

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价值取向以“和谐”精神与“无讼”理想为总原则，在其总原则之下，又有两个具体的价值取向：一是维护“秩序”，二是贯彻伦理纲常。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学派的观点虽有所不同，但基本精神却高度一致，那就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融洽、安宁无争。为了达到这种理想局面，首要条件就是人们之间不能有争执，不能有纠纷 ，更不能用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人们之间应该相互礼让，重义轻利，不能斤斤计较，急功近利。由此孔子提出“无讼”理想，他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另外，西周时期，周公制礼，“礼”成为调整人们最根本的行为规范，而“礼”恰恰是用来促进“和谐”的，是人们彼此之间相安无事，不起争端。正所谓“礼之用，和为贵”也。因此，在古代中国人看俩，道德高尚者不会“滋讼”，风俗淳朴善良之地不会有讼；只有世风日下、道德堕落之时，人们才会争财争利、相讼于庭。从审美上讲，中国古代社会在数千年间始终以“和”为美，如果人们相互争讼，这将是对美的破坏。

同时，“和谐”与“无讼”的理想在中国古代还有其独特的政治价值。中国历朝历代的君主不是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取得的政权，而是通过暴力手段夺取的国家政权，所以君主在建立王朝之后，最担心的就是统治秩序的稳定性，既然自己可以通过暴力方式夺取政权，那么其他人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为了巩固统治秩序，最好的方法是造就一群胆小怕事、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从不争利益不诉讼的“顺民”和建立起一种尊卑有序、长幼有序、相互谦让，互不争讼的和睦安宁秩序。而维持此种秩序、造就此种顺民的最佳手段之一就是倡導“和谐”、尤其是“无讼”。

一、具体取向之一：维护“秩序”

古代由于科学技术的不发达，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有很大局限性，因此对于未知的自然，总是充满恐惧。对于为什么会刮风下雨打雷四季轮回等自然现象难以解释时，便笃定世界上存在神秘的力量，他们将之统称为“神”，这就出现人们口中的风神、雨神、雷神等神话人物，所以古人对于自然是充满敬畏的，凡事讲求顺应天道，不能逆天而行，这之中的天道就是指大自然的秩序，人类要遵从大自然的秩序才能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否则天神会惩罚人类。因此，中国传统诉讼文化也讲究顺应大自然的秩序，人类法制的运行、诉讼的安排应当合于或从属与宇宙的自然秩序。比如古代对于死刑犯的处斩通常选择在秋冬之时行刑，而不会选择在春夏执行，这是因为古人认为宇宙间一年四季的运行各有其内在的规律和意义。其中春夏乃是万物生长，创造生命的季节，此时人间的司法运作就不能违背天意而毁灭生命，

不能行刑杀人，只能顺应天意去施恩布德，清理监狱、改善囚犯境况，去平反冤情，赦免天下；到了秋冬季节，万物肃杀，许多自然生命得以终结，宇宙间一片肃杀之气，人间的司法正应乘势审理犯罪、行刑惩恶。因为中国古人相信，天地万物之间有一种严整有序的自然秩序，任何人世间的冤抑不平之狱都会破坏这种秩序 ，从而诱发自然灾异，降祸于人类。而赦罪、录囚等则是对自然秩序的恢复与维护。

维护国家政治秩序是中国传统刑事诉讼的首要价值目标，历朝历代规定的危害皇权罪，最为典型，这种罪名大多是主观归罪，而不是现代刑法的主客观相统一定罪处罚。甚至还有一种腹诽罪，这种罪名是维护皇权的极端表现，即使没有发表危害皇权的言论，只要内心有对皇权的不敬想法也会入罪。而且为维护政治秩序，官府审案在司法过程的运行方式上，实行司法与行政合一，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司法机关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只要能侦破案件，维护社会秩序，这种诉讼法制是为君主所认可的

二、具体取向之二：贯彻伦理纲常

中国传统诉讼法律一方面以儒家学说为理论根据，纲常礼教是传统诉讼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家族本位便成为传统诉讼法的精神原则。因而儒家经义成为审判依据。法官通常不仅要考虑法理还要考虑情理，考虑是否符合儒家的伦理纲常，比如东汉时期，文弱女子赵娥为报父仇，竟用双手卡死一个须眉大汉，在案件进入诉讼后，受理此案的法官有感于赵娥的“孝行”，竟然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在法庭上示意赵娥逃走了事。他自己则摘下乌纱帽准备弃官不做、一同逃走。当赵娥拒绝逃亡时，这位法官竟命人强行将其车载回家，而这位法官的作为则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一致称赞。另一方面，由儒家礼教的家庭本位的价值取向所决定，中国古代诉讼法无视个人的权利及价值，其法律精神蕴含着对平民大众的主体性权利的否定，压制乃至剥夺社会个体的诉讼权利。中国传统诉讼法律文化，实行纠问式的诉讼形式，反映出封建司法的专横与专制，这种形式下的当事人只是被追究的客体，被审问的对象，只有招供地义务，而没有任何反驳和辩护的权利。与这种形式相联系，古代中国诉讼法广泛采用法定证据制度和刑讯逼供的审判方式，所有这些都表明传统中国诉讼法对社会主体个人诉讼权利的扼制，他与现代诉讼法制尊重个人权利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

在这种“无讼”文化的影响下，人们通常运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纠纷，这种方式没有官府的介入，不会产生裁判后彼此决裂的情景，由家族内或是乡里间尊敬的长者出面干预，对纠纷的各方面进行调查和协商，按传统的规矩和特定的方式认错或赔罪，作象征或实在的赔偿，或由当地各方有关人物到场，给个面子，让犯错较大的一方办桌酒席，当面说和等等。这种解决方式易于被争端双方所接受，且调解结果容易得到执行，也没有因此伤了和气，双方都比较满意结果。因此中国古代诉讼法文化中的调解制度极为发达，这种“使无讼”的解决途径切合传统中国的实际，也易于为传统中国人的心理结构所接受。

参考文献：

[1]夏锦文.实证与价值：中国诉讼法制的传统及其变革[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6）.

[2]胡旭晟.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价值取向[M].中西法律传统（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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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革命传统题材课文的价值取向

“王二小该不该喊救命？”课间，几位语文教师热烈地讨论着在《王二小》课堂上出现的情景——在讲读到王二小把敌人引进八路军的埋伏圈时，老师发问：“王二小此时会喊什么？”有生答曰：“鬼子来啦！八路军叔叔快来救我！”对此，有老师觉得王二小喊救命是怕死的表现,极大地损害了人物勇敢、不怕牺牲的英雄形象，对于这样的发言，教师要及时纠正;也有老师认为不能断然否定孩子的想法，现代社会提倡以人为本、珍爱生命，学生认为王二小在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时喊救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如果生硬地纠正，难免会有“穿靴戴帽”之嫌;还有老师认为之所以出现了这种“不协调”的声音，原因在于学生对文本的体悟不到位,缺少必要的情感和认知铺垫……

是啊，“英雄主义”是时代的需要，“珍爱生命”不也反映着时代的进步么？语文课本中类似于《王二小》的革命传统题材课文所讲述的故事，所表达的主题对于今天的孩子来说过于遥远，过于陌生。学生表现冷淡，认识上出现偏差也是常见的事。如何正确解读革命传统题材课文的主题？如何引导学生与此类文本所诠释的人文内涵产生情感共鸣？当文本价值取向与学生的独特体验发生冲突和矛盾时，我们教师又该如何正确合理地对待呢？这是我们在执教该类课文时不得不面对的三道难题。对此，笔者认为：

一、尊重历史，尊重文本，不随意改变课文的价值取向 我们生活在当今这个时代，需要与这个时代同步，与这个时代积极的思潮和主流思想融合，同时又需要弥补我们精神世界的缺失——传统文化思想的精华和革命传统的光辉。在历经“《王二小》该不该删除”“《狼牙山五壮士》该不该退出小学课本”等多次大讨论之后，如今的人教版小语课本还是保留着相当数量的此类课文，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些课文所承载的集体记忆和时代精神不应该被忘却、被否定。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章是时代的回音壁，是作者人生的记录，其中的人物自然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文章中的主人公必须放到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去解读，才能准确把触摸到他的脉搏。新的时代，我们注重从人性化的角度去解读教材，建构人文、民主、个性化课堂。然而，对于革命传统教育题材课文的价值取向，是不能随意改变的。王二小的事迹流传了多年，已经不只是一个故事这么简单了，他代表着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抗日精神。我们不应该用现在这个时代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看待那个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年代。有人认为让一个孩子去为八路军放哨最后被日军杀死有些不人道，但是在抗日战争中，又有多少未成年人走上战场，承担起本不该属于他们那个年龄的责任！这是一种悲壮的现实——一个民族不愿被奴役而被迫起来反抗的战争。王二小只是他们中的一员，一个典型的代表。在当时严峻的抗敌形势下，王二小顾全大局、舍己为人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斗争需要，更是一种源自人物内心爱憎情感的英雄壮举。因此，我们必须用历史的眼光去观照文本，去审视人物的灵魂。

正如陈先云先生指出：“革命领袖和革命传统教育方面的课文有着较明确的价值取向，最好不要做多元的解读，不能因为时代感的要求，随意改变其编排意图。”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机智勇敢，不怕牺牲”才是王二小英雄品质的真正内核。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王二小是不会喊救命的！

二、搭梯架桥，披文入情，在平等对话中实现精神建构 如前所述，阅读革命传统题材课文，只有依据作者和文章中主人公的时代背景定向文本的价值取向，在价值取向允许的范围内解读文本，才能体现这类文本的真正价值。由于年代久远、价值观念的变迁，学生一般对这类课文表现冷淡，经常产生认知偏差。作为教师，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引领学生无限接近文本的人文内涵，将文本的精神内核植入到学生的生命中，涵养学生的精神，实现发现自我和提升自我的本质意义。教学此类课文，笔者认为可以应用以下策略来实现情感共振和精神引领之目标。

1、立体阅读，补充历史背景资料

革命题材课文所述故事与当今儿童的生活体验存在比较大的距离，学生阅读课文实际上是一种横向单一的平面性阅读，它给予学生的阅读信息比较少。因此，我们必须给学生提供各类足量的相关背景资料，实现学生纵向多纬度的立体性感知，提高阅读革命题材类课文的质量。比如教学《王二小》，老师可以简单地补充介绍什么是抗日战争、王二小是为掩护几千村民和干部而牺牲；可以引导学生交流：你知道哪些抗日小英雄、儿童团员如何帮助八路军打鬼子等知识；还可以学唱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等。这些背景知识的补充能够帮助和延伸学生对课文的理解与判断。

2、创设情境，适时介入媒体资源

当遇到脱离学生生活实际和超乎学生想象的问题时，当课文关键性的疑难词句使学生难于理解和把握时，我们应该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势，适时地引入视频、图片等媒体资源，化抽象为具体，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让学生穿越时空，身临其境，感同身受。

例如《王二小》一课，“敌人来扫荡”中的“扫荡”一词，学生难于理解。教师可以适时播放一段反映日寇实行“三光”政策、无恶不作的录像，学生立马能够知道“扫荡”一词的内涵，同时立即产生同仇敌忾之感，为理解王二小恨鬼子、爱人民做了很好的铺垫，可谓一举多得。一位老师教学《飞夺泸定桥》时，剪切了影片《大渡河》中“雨夜急行军”“冒着枪林弹雨攀铁链”的两个片段，在课堂上适时播放，帮助学生很好地理解了红军战士“抢时间”“攻天险”的英勇与悲壮，情感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3、切己体察，揣摩感悟关键词句

革命传统题材课文都离不开鲜活的人物形象，往往通过细节化的言行、神态、心理描写来展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有的甚至写出了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像《狼牙山五壮士》中一个“走！”字便写出了班长马宝玉大义凛然、义无反顾的英雄气概；《桥》中先“揪”后“推”的动作描写既体现了老汉作为党支部书记不徇私情的大爱，又表现了他舐犊情深的父爱……“一字未宜忽，语语悟其神，惟文通彼此，譬如梁与津。”（叶圣陶语）老师必须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抓住这些对理解内容、感悟形象起关键作用的“桥梁”与“渡口”，设计一些填空补白、角色体验之类的语言实践活动，引导学生深入地研读文本，探究字里行间蕴含的深意，巧妙落实语言文字的训练，实现与文本的有效对话，从而加深阅读的深度和效果。

比如《王二小》一文中，“王二小装着顺从的样子，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就是一处很重要的语言读悟点。有老师在“装着顺从”四个字上大做文章，让学生想象说话：“王二小此时心里是怎样想的？”通过切己体察，读悟表述，语言与精神同构共生，王二小不怕牺牲、机智勇敢的形象已然在学生心头鲜活、丰满起来。王崧舟老师执教《我的战友邱少云》时，就是牢牢抓住“纹丝不动”这一文眼引导学生从原因、后果等不同角度来品读全篇，以情促读，领悟主旨的，由一词见形象，由一词见精神，收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奇效。

4、尊重学生，辩证看待“独特体验”

“鬼子来啦！八路军叔叔快来救我！”一年级学生在课堂上替王二小“喊”出这样的话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哪怕老师在前面的教学环节中做了足够的铺垫。老师虚晃一枪，不置可否显然是不行的。窦桂梅老师在执教该课时也遇到过类似的回答，她一句“哦，王二小希望八路军叔叔来救他，说明王二小担心自己，那同学们想一想，王二小是不是这样想的?”就巧妙地实现了对学生认知偏差的引领。对于偏离文本价值取向的课堂生成，我们要加以引导纠正；对于学生认知中的合理成分，我们也要予以肯定。比如教师可以告诉学生：新的时代，我们小学生学习王二小，不能鲁莽地“见义勇为”，而更应该提倡“见义智为”。

篇6：简述职业教育文化价值取向论文

2文化价值取向对职业教育发展的作用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里的重要部分，它具备教育的基本特征，与文化的关系密切，而文化价值取向又是文化的核心所在，因此文化价值取向就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研究视角，并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2.1文化价值取向对职业教育发展具有引导作用

文化价值取向所反映的是主体生存与发展的需求，主体以文化价值取向为依据来选择不同的思想意识和行为状态，文化价值取向是主体的精神所在，对主体的外显行为具有根本性的引导作用。就职业教育来看，文化价值取向是结合社会发展情况来引导教育的发展方向，我国职业教育从重视技术和就业导向逐渐发展到并重人文与技术、以及人才的全面发展等过程，在这之中，职业教育文化价值取向上对于人才的关注与重视，对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步伐，我国与世界的互动力度加大，绿色可持续发展等新理念大大丰富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内容，引导我国不断建立并完善现代职业教育系统。

2.2文化价值取向对职业教育发展具有规范性作用

文化价值取向的规范性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对人们意识、行为的引导与限制，以此来保障职业教育发展理念能够有效实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职业教育开始促使人才向事业型转变，以面对生态文明建设所带来的挑战。

2.3文化价值取向对职业教育发展有构建功能

人才作为职业教育的主体，在文化价值取向的引导下来实现自我构建，包括自我人生构建。文化价值取向在价值判断与选择的过程中，不断实现价值体系的构建，人作为主体，也随之不断实现人生，从而使职业教育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实现自我构建。

3职业教育文化价值取向对职业教育实践的影响分析

篇7：影视剧音乐的文化价值取向

正是因为音乐在影视剧中获得了具体的表现内容，它就因此获得了可以言说的权利，这一权力使得音乐所创造的艺术情境具有了可以明示的文化内含，以往被感性领悟的音乐借助于影视剧而改变了以往的价值创造方式。?

影视剧是文学的一个变种，它们是以视听结合的方式来体现文学中所可能具有的文化价值。因此它们蕴涵着无限的价值创造的可能性，音乐因为和它们的价值依赖关系而获得了同样的殊荣。?

美国电影《辛德勒名单》的主题音乐，可以很好地给予说明。?

篇8：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

一、汉代社会价值取向由“礼”到“戏”的转变

1.从讲武之礼到角抵戏。在古代西周时期, 每年都会举行一场大型的军事活动, 其主要内容是由统治者对将领的行军布阵方法以及士兵练习军事武术等过程进行检阅, 这种被称为“先王之礼”的军事活动主要是将角抵作为军事训练的内容。而“角抵”发展到战国时期时, 其具有的严肃性和军事色彩逐渐消失, 并开始向娱乐项目发展。到了秦朝, 具有一定军事意义是“讲武之礼”彻底转变为一项娱乐性质较强的角抵活动, 并在其中融入了舞蹈以及杂技等内容[1]。秦朝只是讲武之礼到角抵戏经历的一个过渡时期, 汉代才是其最终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汉武帝统治时期曾多次举行大型的角抵戏活动, 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较大的影响。而角抵戏也因此发展成为汉代文武百官、达官显贵们喜爱的娱乐方式。据史料记载, 角抵戏在汉代极其盛行, 上至君臣, 下至贵族都训练有专门的艺伎, 在节日或宴请宾客时进行角抵戏的表演, 而角抵戏已经发展为汉代统治阶层所举行的节日庆典以及大型宴会中不可或缺的娱乐方式, 并且也成为汉代时期各个阶层非常喜爱的活动项目。由于受到汉代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 角抵戏的内容也变得越来越丰富。汉武帝以宫廷乐府机构为基础, 通过大量培训专业艺伎和设置管理人员, 使角抵戏的内容和形式有了很大层次的提高。此外, 汉代在扩大领土的同时不断地借鉴外界文化以及改变民间艺术形式, 从而使讲武之礼彻底转变为娱乐性质的角抵戏[4]。

2.汉代“角抵戏”内容的形成。角抵戏发展到汉代时, 其形式和内容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内容的日益丰富是其中重要的表现。 东汉时期, 角抵戏改名为“百戏”, 其中所涉及的内容有赛马、摔跤以及赛车等[2]。汉代“百戏”内容的形成主要因为几个原因:其一, 百戏在内容上大量借鉴和创新了一些民间技艺, 并以秦朝的一些娱乐活动的内容为基础, 通过借鉴战国时期一些少数民族和民间的歌舞, 然后加以改编, 形成一种舞乐游戏。其二, 通过对秦朝“讲武之礼”的内容以及一些武艺传承和借鉴, 对其中具有军事色彩的项目 (赛车、 赛跑、马术以及举重等) 进行继承和创新, 使这些项目变成娱乐性质较强的娱乐项目[3]。其三, 汉代百戏的内容中被融入了大量的国外供奉的技艺, 汉代的“丝绸之路”促进了汉代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 从而使外界的一些技艺流入当时的社会。“百戏”发展到汉代时已经相当盛行, 并成为当时各个阶层喜爱的娱乐方式, 这也证明了汉代社会价值取向正经历着由“生民”到“育民”再到“娱民”的转变过程, 而汉代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变为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内核元素, 使体育运动开始向娱乐性质发展, 而中国传统的体育项目的竞技性开始弱化。

二、汉代社会价值取向转变的原因

1.汉代教育的改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社会化的教育格局, 传统的“学在官府”已经转变为“官师合一”。到了汉代时期, 民间私学逐渐兴起, 汉武帝统治时期, 设置了都城长安 “太学”, 从此, 传统的政教合一逐渐转变为政教分离, 教育开始脱离政治。秦朝时期锻炼人体技能的六艺教育也被主流官方学校教育所代替, 这种教学内容的转变改变了汉代官僚的成分, 原有的武官主政逐渐转变为文官主政, 因此, “重文轻武”的价值观开始深入汉代社会, 而汉代军事活动的内涵已经由“礼”转为“戏”, 以至于体力劳动在当时的社会受到轻视, 相反脑力劳动则会受到推崇。这种社会价值取向给人们对体育活动的看法带来了较大的影响[5]。汉代官方学校的教学内容以“辞赋”或“经学”为主, 而举行 “射礼”等形式的体育教学活动已经发展为一种礼仪。教育形式以及百官制度的变化推动了汉代由重武轻文转变为重文轻武, 而当时很多人为了仕途选择弃武从文。

2.“独尊儒术”对社会风气的引导和批判。在汉代初期, 社会经济发展缓慢, 统治者为了提高社会生产能力, 便将道家的无为思想作为当时的主导思想。到了汉武帝统治的时期, 儒家思想得到了全面的改造, 并发展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 处于统治阶层的人们逐渐将一些具有娱乐性质的活动项目列入儒家学派的礼乐制度当中。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儒学在当时已经拥有崇高的统治地位, 并通过树立新的“士行”楷模, 引导着士大夫以及人民群众选择不同的娱乐休闲的方式。由于受官方教育思想转变的影响, 士大夫以及社会统治阶层行为规范被重新塑造和规定, 而传统的“武人主政”的人格模式也根据儒家礼乐观被重新定位[8]。一些将士, 尤其是士大夫们为了仕途纷纷选择弃武从文, 并主张将一些娱乐休闲的活动项目列入道德修养的方式中。汉代奢靡享受之风的批判和引导以及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 彻底改变了古代体育活动的基本形式和内涵。

3.汉代经济的发展推动世风的改变。由于受到秦朝苛捐杂税、 刑法以及战争的影响, 汉代初期的生产能力较低, 社会经济极度萧条, 秦朝灭亡的前车之鉴让汉代的统治者明白了减轻人民负担, 提高人民生产能力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因此, 统治者通过减免苛捐杂税等政策以及引进先进的生产工具, 从而提高生产能力, 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汉代也随之迈向了一个繁荣昌盛的时期, 一些达官显贵和统治阶级开始追求享受, 而崇尚奢靡已经发展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皇族和贵族们为了方便玩乐, 便开始大量修建娱乐场和运动场, 用于举行蹴鞠、百戏、赛马等项目比赛, 群臣和显贵们都拥有私人的竞技场和大量的艺伎, 奢侈享乐的世风弥漫到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2]。

三、汉代社会价值取向对传统体育思想内核转向的影响

1.汉代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变催生了节令活动项目。随着汉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变, 众多节日和节令活动因此而诞生, 传统的祭祀活动和祭祀活动中庄重的氛围逐渐被游戏和游戏中喜庆的氛围所替代, 因此, 使中国传统体育思想发生了改变, 从而实现了中国传统体育在形式文化上的统一, 并诞生了踏青、舞龙、放风筝以及舞狮等众多具有中国特色的节令体育活动[6]。

2.汉代“重文轻武”的思想形成了后来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的形式。由于受到由“重武轻文”到“重文轻武”的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变, 统治者将军事训练中搏斗的实战训练项目变成了具有娱乐性质的表演艺术, 尤其在“角抵戏”转变为“百戏”的过程中, 传统体育项目就是根据锻炼士兵身体素质以及实战搏斗技能的训练项目 (投壶、 角力、射击、举鼎、击剑等) 为基础转变而来的。

3.汉代的社会价值取向确定了中国传统体育的思想内核。汉代时期, 社会教育形式已经由传统的“礼”逐渐形成了具有“娱乐”色彩的教育形式, 而传统的具有庄严气氛的庆典和祭祀活动已经被具有娱乐性质的游戏所替代, 传统的“讲武之礼”已经由角抵戏转变为 “百戏”, 传统的礼射被加以创新后而演变为投壶[7], 这些都是中国传统体育内容中“娱乐性质”的体现, 而这些“娱乐性质”的形成都是由于汉代“重武轻文”到“重文轻武”这一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变, 同时也是形成我国“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思想的重要原因。

汉代教育的改革、社会风气的转变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使汉代社会价值取向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体育思想内核也因此而由“礼”转向“戏”, 汉代“讲武之礼”的军事活动也彻底转变为一项娱乐性质较强的角抵戏活动。角抵戏在汉代的盛行改变了中国传统体育思想中“重武轻文”的价值观, 而“重文轻武”的思想促进了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形式的形成。汉代社会价值取向在确定中国传统体育思想内核的同时, 也催生了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节令体育项目, 为中国现代体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摘要：汉代时期的经济、教育以及社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本文首先阐述了汉代社会价值取向由“礼”到“戏”的转变, 并重点分析了汉代社会价值取向转变的原因及其对中国传统体育思想内核转向的影响。

关键词：汉代,价值取向,中国传统体育,内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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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宝强.汉代百戏中的体育活动初探[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6 (3) .

[3]王海平.从考古资料看.两汉时期的体育活动[J].贵州文史丛刊, 1997 (6) .

[4]王凌娟.东汉民间体育的功能及文化特征.[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1 (6) .

[5]颜天民.秦汉时期体育活动的文化内涵散论[J].体育科学, 1996 (5) .

[6]王俊奇.当代体育史研究的新趋向[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0 (1) .

[7]郭杰.汉画中体育活动的愉悦功能[J].南都学坛, 2005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