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参与高层行政管理论文

摘要：制定性别和谐发展政策是保障和提高妇女地位、促进性别平等的重要手段。但目前中国的性别发展政策存在着元政策与具体政策之间的偏差、其他领域公共政策性别取向不明以及政策的自由裁量权超过限制和运用不当等问题。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妇女参与高层行政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妇女参与高层行政管理论文 篇1：

重视民主党派女性人才成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89年，中共中央的14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将各民主党派明确定位为参政党，并于1993年将民主党派的地位写入宪法，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党意识进一步增强。

民主党派成员是我国政治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成长是我国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大量的女性民主党派成员是我国重要人才的储备。

一、民主党派干部成才的制度建设

2005年“中央5号文件”提出“把选拔任用党外干部纳入干部队伍建设、人才工作的总规划”；“各级后备干部队伍中应有适当数量的党外干部”；特别提到，“符合条件的可以担任正职”。后一种说法被解读为具有“破冰意义”。2006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发文首次提出“照顾同盟者利益”，并逐步建立了一整套对党外干部培养、选拔和任用的机制。这是我国人才培养的重要之路。所谓的“党外干部”包括了两个部分，一是民主党派干部；二是无党派人士，即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和一定影响的人士，其主体是知识分子。下面，笔者重点探讨民主党派干部成才的制度建设。

首先，各民主党派建立后备人才库制度。2006年7月，全国第20次统战工作会议召开，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提出要“加强党外代表人士培养教育”，“加大对重点人物培养的力度，下大力气培养出一批各领域的代表性人物”。 对党外干部培养、选拔和任用的制度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与整个共产党的干部人事制度相衔接。由此，各民主党派都建立了相关的“后备人才库”，并对后备干部进行培养。这些后备人才库多是有着任实职经验的人才，即“建立担任副处级以上和副局级以上人员信息库，为及时向政府部门推荐实职做好了准备”。

第二，各民主党派建立党员干部学习制度。目前，全国各地建立有社会主义学院，对党外干部进行培训。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为例，该学院定期开办“进修班”和“培训班”，对党外干部进行包括基础理论、统战理论、参政党建设理论、中外政党制度理论、多党合作史和民主党派史等内容的授课。

第三，民主党派干部的“挂职锻炼”制度。“挂职锻炼”是特指政府相关单位有计划的选派在职国家公务员在一定时间内到下级机关或者上级机关、其他地区机关以及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担任一定职务，进行锻炼。这既是对实践能力的锻炼，也是对从政履历的完善，是政府及组织部门考察人才的重要机制。2006年起，各地政府每年开始选派党外代表人士到区级政府部门、街道、企业挂职锻炼。以北京市为例，将选派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制度“纳入全市党政干部挂职锻炼的统一渠道”。

第四，激励民主党派干部竞争性地参与各种政治安排。按照中央有关政策，地方配备党外干部是现在和将来一段时期内需要加强的工作。在公开选拔干部的机制中纳入了选拔党外干部的要求。以北京为例 ，2006年的干部公开选拔中，有16个岗位公开招聘，其中的10个岗位要求参选者必须是非中共党员，大幅度地对党外人士倾斜。一些党外干部在各地政府任职，当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或被聘任为政府参事、文史馆馆员等。

上述种种制度对民主党派干部的成才具有培养性和竞争性，这些竞争使民主党派成员积极地参政议政，显示自身具有政治参与的实力。

二、我国民主党派女性人才的参政状况和政治意义

2009年12月，时任国务委员和妇联主席的陈至立在“新中国60年优秀女性人才社会影响力论坛”开幕式的致辞中指出：“中国政府将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重视女性人才的培养和开发。有大批的优秀女性人才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和中坚，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做出了卓越贡献，是我国人力资源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国《人才发展纲要》的目标是，要实现我国“人才的分布和层次、类型、性别等结构趋于合理”。

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在内的女性人才为2819万人，占人才总量的45.8%。与2000年相比，女性人才增长了659万人，10年间提高了1.9个百分点，高于同期男性571万人的增幅。但在性别结构方面依然存在女性人才发展不足的问题。

各民主党派重视女性人才的培养和成才，民主党派成员中有一批杰出的女性领导者。历史上，宋庆龄、何香凝、史良、许广平、雷洁琼、冰心、谢雪红等老一代女性领导人；曾任民革中央主席的何鲁丽和现任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等；她们即是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同时还担任重要的国家领导职务。目前，各民主党派都至少有一位女性副主席，同时，民主党派的女性成员也积极参与到各级政府的领导工作中，在政治岗位上发挥重要作用。

截止2008年，我国各民主党派成员达77.5万人，其中女性为33.1万人，占到42.7%，成为我国重要的人力资源。从政治角度看，各民主党派的女性参与率都非常高，皆超过三分之一；在性别平等方面达到了国际水平。这表明民主党派的制度建设为女性参与公共政治事务提供了重要的空间。我国的民主党派成员多是具有高等学历的知识分子，这是我国民主党派准入制度的要求，亦是知识分子群体能动地参与政治事务的表现。这充分表达了我国女性知识分子通过加入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能动性和自主性。

无疑，我国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为女性、特别是女性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更多的空间，是我国“男女平等”国策得以实现的重要渠道。的确，我国还存在诸多不利于民主党派女性成员参政的因素，呈现出：副职多，正职少；虚职多，实职少；发达地区多，贫困地区少等问题；但依然可以肯定地说，民主党派是积极推动女性参政议政的重要力量和主要渠道。

三、现阶段民主党派女性人才的基本状况和特点

为了更好地分析民主党派成员中女性人才的状况和特点，我们特别对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将女性高层次人才中的民主党派人士做了专门的数据分析，这些高层次人才包括了副处级及以上干部、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有效样本4324份，其中是民主党派成员的208人，女性134人，男性74人。这134个样本是指那些具有民主党派成员身份，并担任着高层次职位的女性。我们重点对134位民主党派成员中的女性高层人才的成长途径、现状和特点进行分析。

第一，民主党派身份的女性高层次人才皆具有高学历，98.5%的人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占到近一半（46.5%），比同样身份的男性高出14个百分点。这表明兼具党派身份的高层次人才是一批具有文化资本的女性。

第二，在政府行政管理人才、企业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中，民主党派成员的女性多为高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占到72%。这表明了两种可能性，一方面的可能性是专业技术人才中的优秀女性更多地通过加入民主党派来参政议政；另一方面的可能性是专业技术人才中的女性更多地被吸纳到民主党派中。民主党派女性成员进入高层职位的女性只有15.9%在党政机关工作，68.9%在事业单位工作，15.2%在企业工作。

第三，具有民主党派身份的高层次女性人才参政机会多，但参政时多具有多重身份。在女性高层人才中，具有党派成员身份的女性有更多的参政机会，她们当中曾经或正在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人占到38.1%，略高于同样身份的男性（为37.8%）；这一比例远高于非民主党派的女性高层次人才的22.1%的比例。数据显示，女性高层人才中具有民主党派身份且有行政职务的人参政的机会最高，她们担任和曾经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比例高达80%；其次是企业管理人才，为57.1%，最后是专业技术人才，为25.8%。这种状况表明了两种可能的能动性：一是女性个体的能动性，即具有了一定行政职务的女性通过加入民主党派来提升自身的参政机会；二是民主党派的能动性，即党派组织积极发展具有一定职位的女性行政人员，并积极推荐其进入政协、人大或相关领导岗位，提升党派组织的参政比率。

然而，这一现象与社会流传的“无知少女”现象有一定的吻合。我国的政治参与制度强调参政者身份代表性，特别是对那些政治上的“弱势者”的参政提供制度保障，即对于女性、少数民族、无党派（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人给予了更多的参政保障，以希望不同身份的人表达各自的政治利益，是我国民主政治的重要方面。但事实上，对弱势者的政治参与的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人“多重代表”的现象，那些集知识分子、党派成员、少数民族为一身的女性易被“选中”，成为一人“多重代表者”。被选中的女性多处于多重身份压力中，在行使参政权利时，多重利益代表者的身份使各种利益诉求难以表达，使这一政治制度具有了符号意义，却失去了其政治参与的意涵。

第四，女性高层中的民主党派人才绝大多数具有自强和自信的职业素质。当问及在工作岗位上 “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很少依赖他人，主要靠自己”的正向自我评价时，高层人才中具有民主党派身份的女性分别为95.5%和93.2%，显示出了高度的自信心和自强意识。在“女人的能力不比男人差”上，具有党派身份的女性高层人才显示出最高的93.3%的比例；在“很少依赖他人，主要靠自己”上也显示出最高的94.7%的比例。这说明这些女性力求向人们展示作为女性的努力和能力。

第五，具有民主党派身份的女性高层次人才最具有平等的性别观念。具有平等的性别观念是女性成才的决定性因素，它通过改变自我认知和成就意识等方式来影响女性的职业发展。通过对劳动性别分工的认识来进行分析。具有民主党派身份的女性高层次人才对“男人应该以社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的说法有77.7%的比例是不同意的；对“挣钱养家主要是男人的事情”有73.8%不同意；对“丈夫的发展比妻子的发展更重要”有65.7%的人不同意。这意味着她们反对传统性别分工，力求做一个有责任的女性。对女性高层次人才来说，能否挑战传统的性别观念和性别分，对自身发展提出“去性别化”的要求是作用其职业成长的重要动力。

四、国家的公共政策应大力支持女性人才成长

民主党派中的女性人才是我国人才队伍中重要组成部分。对具有民主党派身份的女性高层次人才的分析表明，高层次人才中具有民主党派身份的女性具有至少四个特点。第一，具有良好的人力资本，在学历和资历上具有资源优势，她们绝大多数接受过高等教育，一半左右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其职业以专业技术为主，具有一技之长。第二，她们积极地参政议政，特别是进入到行政管理职务的女性，她们具有更多的参政机会，但存在“一人多职业身份”的状况。第三，她们具有自信和自强的职业素质。第四，她们具有开放和平等的性别观念，这对于她们的成才具有积极的作用。

女性高层次人才的成长是关系到国家形象、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人才战略的要事，公共政策应更加注重女性高层次人才得以产生的社会机制和政策保障。国家的公共政策要大力支持女性人才的成长，我们建议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持之以恒地宣传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应当是尽人皆知的事，但研究表明，不平等的性别观念依然是阻碍女性成长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男性高层次人才中。在作为决策者的党政和企业管理人才中，3成左右的人赞同“男人应该以社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挣钱养家主要是男人的事情”和“丈夫的发展比妻子的发展更重要”。可以说，男性的传统性别观念并没有明显的改变。我们特别建议应在各类的培训中，加强对男女平等是基本国策的学习。质性研究表明，女性领导干部的学习多有性别平等相关的课程；但男性领导则欠缺相关学习，应将性别培训纳入正式的学习内容中。

第二，各级党政组织部门应高度重视决策层的女性比例问题，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的女性比例，提高女性在决策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男女平等不会自然而然实现，需要积极推动”的高认同率表明，积极肯定的性别政策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应在全面推进性别主流化的同时，采取更多诸如配额制、同等优先的倾斜性政策。同时，在倾斜性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应避免多重身份集于一身的情况，以给更多优秀女性提供发展潜能、贡献于社会的机会。特别是适当加入民主党派成员的比例。

第三，加强对优秀高层次人才中民主党派女性的宣传力度。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多种渠道宣传民主党派女性中的优秀成员，这对于树立优秀的女性形象有积极作用。在宣传中，要充分肯定她们为社会做出的积极贡献，积极宣传其丰富的生活方式与和谐的婚姻家庭，营造有利于女性高层次人才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建议采取相应措施，通过讲座、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样化的方式，系统化、制度化地对女性后备人才如大学生、中学生进行宣教。

第四，在培养、选拔和使用党外干部的过程中要增加性别平等意识，为党外女性的参政提供更加平等的政治环境。

（佟新，民进中央妇女儿童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爱玉，民进中央妇女儿童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作者：刘爱玉

妇女参与高层行政管理论文 篇2：

性别和谐发展政策及运行机制

摘 要：制定性别和谐发展政策是保障和提高妇女地位、促进性别平等的重要手段。但目前中国的性别发展政策存在着元政策与具体政策之间的偏差、其他领域公共政策性别取向不明以及政策的自由裁量权超过限制和运用不当等问题。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建立和完善一整套科学的政策机制，首先是完善包括就业政策、参政比例政策、教育政策、家庭政策在内的政策体系；其次是建立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决策的运行机制、男女和谐发展的社会舆论机制、性别和谐发展政策执行监督机制。

关键词：性别和谐；性别发展政策；政策机制

通过政策来保障和提高妇女的地位、促进性别平等是中国政府一以贯之的执政理念。在我国，占总人口一半的女性虽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了一支重要的生力军，但其占有的社会资源却与男性相比相差甚远。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已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涵盖中国妇女发展纲要等其他法律法规在内的一整套保护妇女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协调发展的妇女权益保障体系，从根本上保障了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家庭等各方面的平等权利，有利地促进了男女平等与社会和谐。但在社会转型后，某些在计划经济时代能有效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制度正在失去存在的基础，甚至会成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利于社会性别平等的制度安排，导致妇女群体正在加速边缘化，这也亟需积极的政策加以保护，而目前中国的社会政策在促进性别和谐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从而影响了政策功能的有效发挥。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通过政策调整来促进两性的和谐发展成为当前理论界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本文就此作一分析。

一、性别和谐发展政策的协调与冲突

（一）元政策与具体政策之间存在偏差

按照政策层级标准可以将政策分为元政策、基本政策、具体政策等。元政策是规范和引导政策过程中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政策评估行为的准则或指南。它是所有政策的原则、基础和标准。元政策在政策体系中属于最高层级的政策。它影响着其他所有层级的政策范式。基本政策属于元政策之下在一定时期内所确立的大的纲领和重大的国家政策。它不同于元政策的理论性和方向性，它是对某个领域的某个社会内容明确规定、长期稳定的国家政策，这种政策在一定时期内一般不会出现重大的变化。它规定了大的政策走向，确立了稳定发展的政策轨道。具体政策则是在元政策的规定下，根据基本政策的指导来制定的对具体经济社会生活进行干预的介入政策。

在提高妇女地位、促进男女平等方面，中国的元政策从新中国建立的那天起，就已经明确规定了性别平等的原则。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总纲第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1]从元政策的规定中，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新成立的人民政府体制中反映其基本价值规范和方向的基本摹本，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原则和方向，是其他所有具体政策的指针和坐标。1995年，中国政府又十分郑重地向世界承诺，男女平等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国策。这是在元政策的指引下针对妇女领域出现的问题和妇女未来发展的走向而确立的基本措施，它指导国家有重点地制定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但是，在具体政策上呈现出弱化的倾向。例如，土地分红男女有别；男女退休年龄的不同；阶段就业的动议等不仅与元政策和基本政策相悖，有些甚至存在着性别歧视。以中国的生育政策为例，规定在农村有条件地生育二胎政策满足了农民传统的意愿和个体家庭利益的需求，但从实质来看，则是对传统男孩偏好的生育文化的默认与妥协，在不经意之间从根本上否定了自己男女平等的立场和出发点，而进一步激化了“男尊女卑”、“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具体政策本身缺乏长远的、战略性的性别意识和眼光，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和女婴死亡率的上升。

（二）其他领域公共政策性别取向不明

自95年世妇会以来，中国的许多政策不同程度地纳入了社会性别理念，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性别理论来指导非妇女领域政策的制定，导致政府在一些有关妇女的政策与其他社会经济政策之间存在某些冲突；由于政策制定者及制定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和协调，导致出台的政策存在偏差以及政策实施效果不佳。

从政治权利来看，《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九条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政治权利”[2]，但同时又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领导班子中有1名以上女干部”[3]，数量上的规定虽然至少保证了1名女性进入地方政府领导班子，但显然政治资源是完全倾向于男性的。

从财产权利来看，《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2条规定，“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第33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因结婚男方到女方住所落户的，男方和子女享有与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的权益。”[4]但高级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却规定，凡是农村妇女提交土地权益受损的诉讼，一律不予受理。这使得法律上保障农村妇女合法权益的规定成为了一纸空文，使“民间法”大于“国家法”的现象愈演愈烈。

从教育权利来看，“教育普惠制”政策与“教育优惠制”政策之间存在冲突。在计划生育领域，通过多年的实践，政府采取了各种有利于农村女孩家庭的奖励政策。这些政策给那些在农村带头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妇和子女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其中包括女孩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减免、高中入学考试加分等。这些优惠制度改善了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生活困难的状况，对于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以及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由于女孩享受到了政策的保护和实惠，所以农村女孩受教育的机会得到提高。2007年，教育部门针对农村家庭的孩子开始推行 “两免一补”的教育普惠政策，这个政策虽然有利于义务教育的普及，有利于教育资源的公平和公正。但是普惠政策降低了农民群众抚养子女的成本，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成本，造成了事实上一些人宁愿交社会抚养费也要超生的现象，冲击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效果。从表面上看，“教育普惠制”政策与“教育优惠制”政策之间的冲突与社会性别无直接关连，但两者的冲突对于政策效果的抵消是不言而喻的。

（三）政策的自由裁量权悖论

政策的执行不仅有赖于政策本身制定得是否科学合理，而且更与政策执行者是否有效地执行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政策执行者的自由裁量权的不当使用则是导致政策失效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谓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所拥有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自己的意志自行判断和自行选择采取最为合适的行为方式及其内容的一种行政权力。自由裁量权的存在，赋予了政策执行者在执行政策过程中一定的选择，这种“选择权”有利于调动政策执行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但自由裁量权有着范围和程度的限制。裁量权超过限制等于越权，破坏政策的合法性；裁量权运用不够，则会导致政策功能的萎缩，使政策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可见，自由裁量权是一把双刃剑，关键是如何趋利避害，如何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同时抵制它的消极影响。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政策的执行者。

从目前中国妇女参政政策的执行情况来看，首先是有些政策的执行者对政策认识理解上存在盲点。例如，有人秉承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理论，认为男性参政是天经地义，妇女参政是不务正业；男性的价值体现在社会参与中，妇女的价值则凸现在家庭；认为男性是社会的真正精英，而妇女则登不了大雅之堂。由此认为政策应顺其自然，不必刻意强调女性政治参与特别是权力参与。其次是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盲区。一是在政策执行中搞形式主义。例如，有些领导在会议上大力提倡女性的权力参与，在地方制定的妇女发展规划中也规定了女性权力参与的目标，但执行起来则阻碍重重，或是组织不健全，或是措施不到位，严重影响了女性参政政策的有效实施，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和政策的严肃性、权威性。二是政策执行中搞教条主义。个别地方的领导者对政策一知半解，对政策的内容不加分析，对政策的实施范围和对象不清楚。有的组织部门“严格”按“指标”办事，在女干部配备量上只重“下线”而不重“上线”，往往按最低标准来配备女干部，致使有些领导班子成员中没有女性或最多只有一个女性。三是政策执行中搞官僚主义。有的地方在执行政策时前紧后松、敷衍了事或延宕推拖；检查评估时凑数字；有的地方选拔干部视野不开阔，对女干部没有采取有力措施进行追踪培养，造成女性在社会参与中特别是高层领导中后继乏人。

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必须加强对行政主体的监督，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要严格遵循政策的精神实质，在确保政策的统一性、严肃性的前提下，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合理有效地运用行政自由裁量权，使妇女参政政策的制定更加科学合理、公平公正，使政策得到有效的实施。其次是建立和完善一整套科学的政策机制。

二、构建性别和谐的政策机制选择

源于希腊文的“机制”一词，本义是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当人们把机制的本义引申到不同领域时，就产生了不同的机制。如引申到社会领域，就产生了社会机制。将“机制”一词引入政策学的研究，用“政策机制”一词来表示一定政策体系内，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关系及其功能。由此看来，机制存在的前提首先是事物各个部分的存在，因为有了它的存在，就产生了如何协调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机制就是以一定的运作方式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系起来，使它们协调运行而发挥作用的。

（一）完善性别和谐发展的政策体系

1.建立男女平等的就业政策

一是提高女性就业的数量与质量。如实行配额优先制，明确规定各个工种中女性的最低或最高的比例，确立女性在招聘、晋升和职位安排上的优先原则；实行经济奖励制，即政府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通过税收优惠、贴息贷款、行政费用减免等措施，鼓励企业招收更多的女性。

二是完善男女同工同酬制。如增设劳动合同条款，保障特殊时期女性的获酬权；限定短期合同的订立条件，避免一些企业有意避开生育年龄阶段的女职工或者将劳动合同期订得相当短，侵害女职工的合法权益。

三是制定社区服务政策。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实现，可以缓解职业女性的双重角色冲突，同时也可以为技术水平不高的女性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因此，政府应制定与实施包括公共托儿服务、老人的照料和服务、家务劳动的社区服务等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家庭服务政策。例如，开设社区幼儿园、托儿所、小学生托管服务中心、社区养老中心，社区医院、家政服务中心等经济实体，为女性摆脱繁重的家务劳动，全身心参与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四是大力推进生育保险制度。妇女是人类自身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她们为人类的繁衍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妇女的生育与所在社区、单位、企业无直接利益联系，相反还与这些部门的经济效益相对立，所以，处在生育期的妇女成为了社会的弱势群体。要解决妇女公平就业问题，政府就要建立健全生育保障制度，将妇女生育价值的补偿从单位、企业中分离出来，由社会来承担妇女的生育价值补偿。

从20世纪80年代的女职工生育基金统筹的试点到1994年政府颁布的《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表明中国已基本建成了生育保险制度。这种制度保障了女性劳动者因生育而暂时中断工作时，能从社会获得包括医疗服务、生育津贴与费用等必要的物质帮助。以往企业自保型生育保障制度的格局被打破，社会统筹均衡了企业之间生育保险费的负担，使企业解除了因女职工生育所带来的后顾之忧，为劳动力市场上男女公平竟争提供了制度平台。虽然目前中国生育保险社会统筹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保障覆盖面较小；保险金发放标准不统一，社保支付水平偏低，企业负担未明显减轻；在保险费征缴过程中阻力很大，统筹层次低，保障功能差；生育保险基金管理不科学，不够透明等。但是，只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采取积极的干预态度，进一步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妇女的公平就业权利就能得以真正的实现。

五是有针对性地、循序渐进地改进男女退休政策。男女同龄退休问题已呼吁多年，但迟迟得不到解决。针对这个问题，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和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进行了专门的调查，并于2011年3月29日发布了《退休年龄问题研究报告》。[4]报告认为，现有的退休年龄政策应有针对性地循序渐进地改进。因为女性的不同阶层有不同的利益需求和生存状况，男性也有自己的意愿和需求，退休年龄政策的确定需要对此加以考量。也就是说，要针对不同人群进行不同的制度设计。如改进现有的公务员（含专业技术人员）的退休年龄问题。政策应该在保障男女平等权利的前提下，实行“弹性退休”政策。即规定男女公务员（含专业技术人员）法定60岁退休，但男女干部可以在满一定工龄（25年或30年）的前提下自主选择提前退休。同时，考虑到目前中国社会复杂的经济背景和社会背景，对男女工人退休年龄实行适度放开的弹性退休制度，即工人满一定工龄后，不论男女都可以自主选择提前退休或根据工种和劳动强度确定退休年龄。总之，政府通过政策来尊重和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和生活权利，并逐步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使每一位劳动者都能有尊严地、体面地生活和劳动。同时，要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消除工作场所的性别歧视，进一步关注和满足男女劳动者平衡工作与家庭的现实需求。

2.完善女性参政的比例政策

公共政策应保障妇女参与政治和决策的权力。一是要逐步扩大女性参政的比例，确保妇女参政人数不断增加。根据联合国的相关研究，在决策层中任何一个群体的代表要达到30%以上的比例才有可能对政策产生实际影响。所以，在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行动纲领》确认了妇女在决策层至少应占30%的目标。基于此，作为中国政府应该积极营造两性平等的政治氛围，认识到性别差异，通过改变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别结构来改变社会秩序的女性参政政策及其配套措施。如在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班子的配备中，进一步完善对女干部职位数的明确而硬性的比例规定，条件成熟的地区应将此纳入地方组织法，从源头上形成有利于两性平等参政的良性循环。同时要保证女性参政的质量，推动妇女参政从边缘进入政治决策的主流，特别是宏观经济、贸易、劳动、预算、国防和军事、外交和宏观政治等领域。二是加强女后备干部制度的建设，实现培养选拔女干部工作的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如完善女性人才库建设并对女性人才进行能力和竞岗技能培训，促使其作为女性利益的代言人顺利进入决策层，使性别意识进入决策主流。三是在保障妇女参政比例的前提下，逐步引入竞争机制，面向社会公开、公正、公平地招聘女性人才。

3.发展性别公平的教育政策

首先是保证女童享受九年义务教育。除继续加大“教育普惠制”政策的力度外，还必须对女童实行特别的“教育优惠制”政策。可对女童免除学杂费、提供补贴券以代为支付学费及相关的学习成本、对女性受教育期间损失的机会成本给予各种补贴等。补贴的经费政府可通过各种渠道筹集社会资源，如社会捐赠与基金或政府专项的转移性支付。只有通过公共资源为女性教育提供补贴，才能够降低妇女受教育的成本，特别是贫困女性的受教育成本，从而提高女童入学率和妇女的受教育程度。

其次，政府要通过政策来规范高等院校录取行为，切实保证教育资源的性别平等，除特殊专业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取女生或者提高对女生的录取标准。

再次，政府应鼓励和发挥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互补作用，让尽可能多的女性接受不同层次与形式的教育。如加强独立的女子学院的建设，针对女性自身特点进行相关专业的培养；强化女性的在职培训，提高女性的业务素质与技能水平，并向专业化、高层次发展；根据妇女的特点，依照实用性的原则实施女性再就业培训，帮助失业或下岗的女性提高再就业的能力；创办妇女职业培训机构，根据女性自身特点加以培训。

4.建构针对家庭关系的性别平等政策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中的性别平等不仅关系到家庭的自身，更关系到整个社会。因此，家庭关系中的性别平等是社会性别平等的基础，国家应在婚姻法中针对家庭暴力性别歧视等社会现象制定预防和处置家庭关系中性别不平等的法律条款。事实上，社会上的种种性别不平等又无一不是源自家庭。源自于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男权文化。因此，性别平等应当而且必须从家庭做起。政府应大力提倡男女平等，破除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提倡夫妻平等享有家庭的决策权；鼓励男性参与家务劳动并承担家庭责任；依法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利，反对家庭暴力。人人从家庭做起，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地把性别平等纳入家庭的方方面面，以家庭的性别平等促进社会的性别平等。

（二）建立性别和谐发展的政策运行机制

政策运行机制从形式上可分为行政-计划式的运行机制、指导-服务式的运行机制、监督-服务式的运行机制。第一种机制是以计划、行政的手段把各个部分统一起来；第二种机制是以指导、服务的方式去协调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三种机制是以监督、指导的方式去协调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政策运行机制从功能上又可分为激励机制、制约机制和保障机制。激励机制是用来调动领导活动主体积极性的；制约机制是保证领导活动有序化、规范化的；保障机制是为领导活动提供物质和精神条件的。以上几种类型的机制实际上是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的。要促进性别的和谐发展，应着重从以下方面来建立政策的运行机制。

1.建立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决策的运行机制

政策是党和政府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进行公共管理的主要手段，是理论指导实践的具体体现。只有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决策全过程，依靠国家稳定而持久的政策导向和强有力的政策手段，才能有效地改变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早在2004年，全国妇联有关部门曾对高层决策者做过一次调查。被调查对象涉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卫生部、国家人口和计生委、全国妇联等五个部门的242位决策者，其中，副部级以上9人、正局级87人、副局级146人。据《高层决策者社会性别平等意识调查研究报告》显示，认为目前我国妇女的的社会地位和男性“差不多”或“高于男性”的占45%；认为妇女的合法权益“基本得到了保护”和“得到了很好保护”的占82.3%；也有人认为中国已实现了男女平等。高层决策者中竟有如此认识，我们又怎能想象这样的决策者会把性别平等纳入决策主流呢？又怎能在实践中去落实性别平等呢？可以断言，持有这些观点的人不仅是对女性的一种歧视，更是对男权文化的一种固守。因此，必须下力气提高决策者对性别平等的认识，这不仅关系到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落实，关系到两性的共同发展。只有提高了政策决策者的性别意识，我们才能在各项社会政策的变革和完善过程中，促进妇女发展和男女平等的政策研究，提出有数据、有理论、有分析、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为妇女发展提供有利的政策支持。

2.营造男女和谐发展的社会舆论机制

实现两性的和谐发展，固然需要男女两性的共同努力，但同样离不开良好的社会氛围。性别不平等的种种现象表明，除了两性各自存在的问题外，缺乏应有的社会环境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应大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一是要在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和发展规划中充分体现性别平等。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的法律、法规需要不断充实和完善。事实上，在现行的法律面前，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方面无法可依的现象时有发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也已不同程度地存在。我们的政策和发展规划还存在这样和那样的性别歧视。上述问题关系到性别平等的实现，需要认真解决。

二是要发挥好妇联组织的作用。在政策实施环节，妇联要通过其组织网络，加大对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在社会上形成男女平等、尊重女性的社会舆论，营造良好的性别和谐的氛围；要整合各种资源，借助大众媒体的话语权以及和其他专业妇女组织的联合活动，通过举办讲座、研讨会、培训班等形式，对政策执行者进行社会性别意识的培训，使其在制定政策时具有性别敏感；妇联要与研究机构和妇女研究专家密切合作，对现实的性别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和论证，为政策出台性别和谐政策及操作性措施提供理论支撑；同时，妇联还要通过对不同女性阶层的调查和研究，了解她们的真实诉求，收集她们对现有政策措施的看法，为性别和谐政策的执行及后续的修订和完善提供依据。

三是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正面引导作用。要针对性别和谐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虚化、软化现象，采取必要措施，在全社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性别和谐政策，提高政策执行者的政策认同感，提高人们的性别意识，为有效执行政策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和舆论氛围；要重视挖掘体现女性的创造性和生命力发挥的题材，积极宣传文明进步的现代女性形象及女性的社会贡献，尊重女性人权、人格尊严，关爱女性的价值观念，让和谐的性别文化观念深入人心。

3.建立性别和谐发展政策执行监督机制

如果说前面所述两点是为性别和谐政策的制定奠定基础的话，那么政策的执行则有赖于政策运行监督机制的完善。政策执行监督是指“政策监控主体在政策过程中尤其是政策执行中，为了保证政策的权威性、合法性和政策的有效执行，达成特定的政策目标而对政策过程尤其是执行过程的偏差的发现与纠正的行为”[5]96。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客体、对象、内容、方法、手段等要素相互依存与制约，构成了政策执行监督机制。这种机制能保证政策执行活动的透明度；保证专门监督机构的监督职能；保证各项社会监督制度的落实和完善，真正能使性别和谐发展政策得到执行。针对目前政策主体对女性作用认识不够、政策执行存在偏差以及政策监督体制不完善、政策支持资源不足以及不利于两性平等和谐发展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意识等因素，需建立性别和谐发展的政策执行监督机制。

一是加强政策宣传和舆论监督。通过政策宣传既可以使人们理解、支持、执行性别平等发展政策，还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提高社会性别敏感性，出台的政策强调社会性别意识，政策执行起来才会到位。同时，政策宣传能强化广大妇女参与政策执行监督的意识，充分认识到加强对政策执行的监督也是对自己合法权益的维护。

二是加强社会支持和社会监督，构建推动性别平等发展的社会支持网络。建议由妇联牵头，把各种民间妇女组织吸纳为妇联的团体会员，将现有分属于党校系统、高校系统、社会科学院系统、妇联系统中的性别研究机构整合起来，建立彼此之间的合作与“联动”机制，并在合作与“联动”中充分发挥民间妇女组织、各个性别研究机构的特点和优势。如妇联系统侧重于与政府部门建立联席工作制度来推动性别和谐政策的倡导和执行；高校和社科系统侧重于妇女学科和课程建设及性别研究；党校系统侧重于干部教育和利用课堂话语权为性别意识进入决策层提供理论与宣传支持。各个系统联动起来共同发挥作用，能为性别平等发展提供社会支持和社会监督。

三是提高人大监督的实效。人大监督是宪法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最基本、最重要的职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力，同其他形式的监督相比，人大监督具有最高的权威和法律效力，其实质是对其他国家机关权力的制约，以保障国家机关按照人民的意志运转。人大要在法律授权的原则下，积极探索监督领域的法制建设，完善监督的各项法规。特别是要完善运用各种监督方式的程序性规定，从监督事项的提起、调查、审议、表决、处置等各个环节都形成一整套完整的操作规程，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工作进一步走向制度化、程序化；同时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对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做法和经验进行完善、规范，对正在实践探索、可行管用的一些思路可以进一步发展，逐步规范；要建立政策执行者的责任追究制度，增强政策执行者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危机意识；要加强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执法检查，重点关注妇女参与国家事务以及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权利的保障情况、妇女平等就业权益、同工同酬权益、劳动保护权益的保障情况、农村妇女在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征用补偿费使用等方面权益的保障情况等，推动解决一些制约妇女发展和权益保障方面的突出问题，力求监督实效。人大的监督与党内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相结合，构建一个资源共享、协调互动、分工合理、运行高效的政策监督体系，以形成监督合力，提高政策监督的整体效果。

三、结语

性别平等是两性权利、尊严和地位的平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通过政策来保障和提高妇女的地位，促进性别平等。尽管性别平等政策在贯彻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元政策与具体政策之间的偏差、妇女领域与非妇女领域政策之间的冲突以及由于政策自由裁量权的存在而导致的政策运用不当等问题，但政策的引导仍是保障两性平等和谐的关键。

首先，政府只有通过制定公共政策来规范、约束社会行为，才能更好地构建先进性别文化，使社会正确地认识妇女与妇女问题，减少和避免对妇女的负面影响与伤害，使社会资源得到公平、公正的分配，使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成为大众普遍认同的观念并内化为自己的行动；其次，性别平等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能够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强大的推动力。妇女从性别平等政策中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她们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她们的发展与进步与社会发展同步、与男性发展同步，从而真正体现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发展成果全体公民共享的执政理念，推动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安定有序。

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性别平等、两性和谐的政策体系和机制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责。完善的性别和谐发展的政策体系至少应包括建立男女平等的就业政策、完善女性参政的比例政策、发展性别公平的教育政策、建构性别平等的家庭政策等，这些政策的核心是为了实现两性的和谐发展。为了保障政策的出台和贯彻实施，必须建立性别和谐发展的政策运行机制，即建立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决策的运行机制；营造男女和谐发展的社会氛围的舆论机制；建立性别和谐发展政策执行监督机制等，这样才能使性别平等政策落实到位。

展望未来，中国性别平等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性别平等政策的制定将更加科学、公正；性别平等政策的覆盖面将更加广阔、全面；性别平等政策的实施将更加原则、实用；性别平等政策的指导性将更加刚性、系统。总之，性别和谐发展政策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将使性别平等的伟大目标终将成为现实，我们的社会也将因此变得更加文明、进步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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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春霞.《退休年龄问题研究报告》在京发布[EB/OL].（2011-03-20）[2012-06-29].http：//www.szwomen.org.cn/detail.aspx？cid=119974.

[5]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96.

责任编辑：刘玉邦

作者：唐娅辉

妇女参与高层行政管理论文 篇3：

我国女性党政人才发展现状研究

摘 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女性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大批优秀的女性步入政坛，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我国，女性党政人才的发展取得了不少进步，然而仍存在很多问题。为此，分析了我国女性党政人才的发展现状，立足国情，從机制、教育、工作环境三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

女性党政人才；发展现状；对策建议

F24

文献标识码：A

1 问题的提出

2015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在全球妇女年会上发表《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共建共享美好世界》的重要讲话，明确强调，“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自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以及女性自主意识的高涨，大批优秀的女性人才步入政坛，在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等不同领域创造了辉煌的成就。

在中国，自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来，中国对女性人才的培养工作愈加重视，加强促进女性人才发展的政策支持和推进，女性在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管理方面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女性党政人才的成长与发展受到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女性党政人才作为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刻了解现阶段女性党政人才的发展现状，对于促进女性党政人才的培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2 我国女性党政人才的发展现状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广大女性党政人才在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女性党政人才的队伍不断壮大，同时在参与中自身也得到发展和提高。而女性党政人才参与政治经济决策，被广泛当作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妇女工作，力图为妇女参政提供良好的环境支撑。总体说来，女性参政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在发展中也呈现出了一定的问题，具体体现如下。

2.1 女性参政更受重视，但发展制度仍欠合理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展，我国对女性党政人才参与政治工作愈加重视，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保障妇女权益、促进女性参政的法律法规体系，其中宪法就明确规定了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赋予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多年来，全国人大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1992年颁布了第一部专门保障妇女权益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目前我国已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含各种单行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各部门行政法规等在内的一套政治法律体系，以保障女性政治权利，促进男女平等。例如《妇女权益保障法》中规定：“妇女有权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第九条），“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十条），“国家积极培养和选拔女干部”（第十一条）等等。同时，各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建立并完善了相关的工作业务体系，来促进女性党政人才参与政治经济决策。比如指定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规划》就将女性参政作为妇女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明确指出“提高妇女参与行政管理的比例”。“国家机关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州、盟）政府工作部门要有一半以上的领导班子配备女干部。正职或重要岗位女性数量要有较大的增加”。“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要占一定比例”等。

虽然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性参政工作的开展，但关于女性党政人才的发展制度仍欠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是在女性党政人才的培训和选拔上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在一些组织中，一定程度的还存在着重男轻女的陈旧观念，对性别平等认识不够。在选拔和任用女性党政人才时，存在着同等条件“择男不择女”的现象，影响了女性党政人才的发展。其次是在已有法律法规的实施中监督不足，如就业时的性别歧视，女性党政人才生育期的不合理待遇等违规情况还广泛存在，阻碍了女性参政工作的开展。最后是在女性党政人才资源的开发上缺乏相应的长远规划和具体措施，使得女性党政人才队伍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后备力量不足。

2.2 参政比例有所提高，但发展情况并不乐观

数据显示，女性党政人才的参政比例增加，担任国家高级领导干部的女性人数也在逐年增长。首先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构成上，1956年中国共产党的“八大”当选的女性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仅为8人，占总数的4.7%，从第九届开始，女性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人数得到增加，到了党的十八大，中央委员会中有33位女性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这一比例上升到了8.7%。在人大系统中，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时，女代表人数147，占代表总数的12%，到2013年召开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时，女代表人数699人，占代表总数的23.4%。在政协系统中，1949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有女委员12人，占政协委员的6.6%，到2013第十二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有女委员400人，占政协委员的17.9%。

然而情况并非数字上乐观，虽然女性党政人才的参政比例在逐年上升，但与国际妇女参政比例相比，我国在这方面仍处较低水平。与国际上各国议会联盟中的女性参政比例相比，1994年中国排名第12位；1999年底降到第20位；2003年，中国按九届人大的女代表比例世界排名第31位；按第十届人大女代表20.2%的比例，世界排名降至第37位；2005年该排位继续下降，后移到第42位；而到2009年，我国妇女参政比例在国际上排名仅为52。从发展结构来看，高层次女性党政人才的比例仍然相对较少。据统计分析，2002年，省部级以上的女性党政人才比例为8.3%，截至2008年，省部级以上的女性党政人才比例为10.5%。目前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只有八位是女性，在国务院的28个组成部门中只有三位女部长，可见女性党政人才在高层仍然比例较少。

2.3 领导素质得到提升，但职务分工多处边缘

以近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以及我国历任各部门领导人中的73名省部级以上女性干部为例，95.9%具有本科以上的学历，其中获得硕士学历的占54.8%，博士学历的占13.7%，这明显高于80年代初期女性党政人才学历结构以中专（高中）层次为主体的状况。此外，部分女性領导在工作中通过在职培训等方式补充所需知识，使得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能够适应发展的要求，通过理论学习和工作实践，领导素质明显得到提高。然而，在职务分工中，女性党政人才大多出于边缘位置，在组织领导、经济工作等部门的决策性工作中女性党政人才较少，大多负责的是诸如教育、卫生、环境、保护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社会性的工作。在职别结构上，女性党政人才担任副职多，正职少，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权力虚置现象。

3 推动女性党政人才发展的对策建议

虽然我国女性党政人才的参政情况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与国际社会相比，我国女性党政人才的发展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通过对目前女性党政人才发展现状的分析，立足中国的国情和实践，本文就开发高层次女性领导人才，对优化参政的社会环境、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提几点对策建议。

3.1 完善机制，优化参政的社会环境

健全的法制体系是女性党政人才开发工作的前提和保障。我国虽然确立了保障女性党政人才权益的基本法律框架，但相关的法律体系还不是很完善，因此笔者认为，国家机制层面上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方面，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完善女性党政人才发展的法律机制过程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首先是对现有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要从可操作性的角度对其中的具体条款进行具体化，较少模糊性，如对于存在领导干部选拔中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就要明确对出现性别歧视的部门进行怎样的处罚等；在现有法律法规的执行上，要加大执法力度，如在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时，将用人单位禁止出现性别歧视的规定，以及一些对女性权利的特殊保障写入劳动合同，这就保障了女性权益，杜绝了少数有法不依的现象；再次是建立健全透明的监督体系，监督体系可以分为内部成员监督、社会组织监督和媒体舆论监督，只有对执法情况进行严格的监督，才能保证法律法规落到实处，切实保障到女性党政人才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完善女性党政人才相关制度。要完善女性党政人才制度，首先就得建立起公开公平的女性党政人才选拔任用制度，要在干部选拔的实际工作中充分考虑到女性党政人才退休年龄早、发展机遇不及男性多、有效工作时间较短等特殊性，同时通过规定各级政府部门中女性党政人才的比例，切实保证女性党政人才具备足够的发展机会。其次要做好女性党政人才的培养储备工作。通过扩大后备干部中女性干部的比例，规定女性党政人才在领导班子中的最低比例，保证女性党政人才有足够的后备来源，同时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加大女性党政人才的选拔力度，拓宽选人的范围，有层次地建立起女性党政人才的人才储备库，并不断的充实和更新，为党委组织部提供优秀的人才支持。

3.2 加强教育，提高女性的文化水平

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女性党政人才只有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平和理论素养，才能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一展所长。对于女性党政人才自身来说，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充实自己的理论知识，提高自己的理论知识水平，使自己拥有坚定的信念，具备强大的理论思维能力；同时还要学习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等方面的知识，扩充自己的知识面，使自己成为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

对于政府公共部门来说，一方面要加大教育投入力度。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制约，女性在公平享有教育资源方面与男性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作为政府公共部门来说，要加大教育体制改革，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在具体实践中，一是在进行财政拨款时，注意投资结构的合理性，制定长期的投入计划，尽可能地培养出高层次人才；二是在争取国家专项拨款的时候，要采取积极措施，启动社会资金对教育的投入，提高女性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要积极宣传女性教育的重要意义，宣传女性在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宣传改革开放以来做出卓越贡献的优秀女性典型，来营造一种有利于推动女性教育和发展的良好氛围。

3.3 创造机遇，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在目前的领导班子中，女性党政人才大多担任的是科教文卫类工作，具体担任政治经济等部门重大决策性工作的较少，而且副职多正职少，职务分工多处边缘。因此，在开发女性党政人才时，要注意增加女性党政人才的发展机会，拓宽女性党政人才的任职领域，为女性党政人才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为改善目前女性党政人才的参政现状，在实践中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是通过实践加压锻炼女性党政人才的工作能力。在培养和选拔女性党政人才时，要根据女性自身的优势和特点，把一些政治素质好、发展潜力好、个人能力突出、群众公认的女领导干部选拔到重要岗位，让她们在实际工作中接受锻炼，积累经验，有效利用女性人才资源，同时也提高了这些女性党政人才的综合素质和统领全局的能力。其次要创造机会，积极组织女性党政人才轮岗锻炼。通过多岗位、多层次、多领域的锻炼，丰富女性党政人才的岗位经历和工作阅历，使她们在各方面的工作中逐步成熟。同时在提拔女性党政人才时，留出部分正职来培养女性党政人才。通过结合女性党政人才的特点和发展规律，通过有计划、有目的地在副职岗位上培训女性党政人才，为她们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最后，广大女性党政人才也要抓住实践中的各种机遇，正视发展的种种困难，勇于承担重任，在实践中磨炼意志，不管提高统筹全局的能力、组织协调能力，靠自己的个人能力、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突出的工作业绩，来赢得社会认可和群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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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