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共识经济全球化论文

摘要:从国家意识形态和“高势位”国家意识形态两个核心概念入手,阐述国家意识形态“高势位”建设的主要依据和基本内涵——“高势位”国家意识形态的五种品格:真理性品格、民族性品格、时代性品格、包容性品格和开放性品格。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价值共识经济全球化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价值共识经济全球化论文 篇1：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学校价值教育内容体系构建

摘 要 作为当今时代重要的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丰富的内涵—倡导利益共享、价值共识、责任共担。这对价值教育提出了新的诉求：走出个体性价值的局限，防止价值相对主义的侵扰，破除“普世价值”的威胁。为此，共同价值成为价值教育的必然选择。共同价值是以全球人类为价值主体，以解决人类共同问题为出发点，以谋求人类共同发展为价值目标，并且经得起全球人类共同评价的一系列价值理想、原则与规范所构成的价值体系。基于此，学校价值教育的内容体系应包含三方面：旨在建立人类命运联系的价值，即和合意识和生态伦理意识;旨在推进国家间和谐共处的价值，即国家认同和国际理解;旨在激发个体责任的价值，即忧患意识和公共参与精神。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共享;责任共担;价值教育;共同价值

作者简介 李菲，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李思萌，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之音，为解决人类共同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此背景下，“培养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人，使之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要的意识、价值观和行为方式”[1]，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这也预示了学校价值教育的发展方向。当前，我国关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教育研究“或者仅仅把全球化当作德育变革的一种背景来加以研究，或者仅仅关注全球化对德育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2]，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不同，它本身具有深厚的伦理内涵，这为我国价值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意涵

21世纪以来，全球问题的恶化使世界各国日益感受到人类遭遇的生存危机，危机之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不争的现实，但这种现实在最初并没有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散发出鲜明的伦理意蕴。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国际国内的复杂变化，立足“以人为本”的思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出了总体规划，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3]。这一理念的提出深刻揭示了当下人类互利共生、休戚与共、福祸一体的关系，彰显了丰富的伦理内涵。

（一）利益共享的伦理基础

利益共享的伦理追求是共同体形成的现实基础。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不断席卷的今天，国际局势已经走向“合则生，分则死”的境遇，“无论近邻还是远交，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正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4]。所以，若无利益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从谈起，在这一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指“共同体内部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存在利益关系的共损共荣”[5]，其基础在于每一个体、各群体、各国家之间利益的可通约性。利益共同体不是对个人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否定，也不是要求毫无原则地抛弃利己心，而是主张在人类命运面前，共同体成员应具有全局意识，平等互助，应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霸权主义、利己主义思维，不断寻求共识与合作，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一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为己利他”优良伦理的基础。事实上，利益共享是实现各自利益的保障和助推器。

（二）价值共识的伦理内核

价值共识是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精神纽带，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向“应然”状态的观念或精神基础，没有价值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即便形成也会产生诸多矛盾。价值共识指不同价值主体通过对话、交流在价值观层面探索得到的一致、协调的意见。价值共识形成的基础在于人类同居于地球的同舟共濟的生存意识。价值共识的形成主要有两种方式—价值认同和价值认异。[6]前者是不同价值主体在交流中逐渐形成的同质化的价值观念，主要体现为在现代化过程中西方主流价值观传递的过程;后者表现为即便不支持，甚至反对他者所持守的价值观，也能做到尊重与理解并同心协力探求发展的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价值共识以价值认异为前提，以价值认同为主导，尊重共同体成员间的价值差异与冲突，诉求在平等交往、尊重理解、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建立价值观上的最大公约数，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从而“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7]。

（三）责任共担的伦理保障

责任共担是共同体形成的坚实保障。当今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经使世界各国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体”，他人的危机极有可能威胁到自己，没有人可以做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相反，“邻居出了问题，不能光想着扎好自家篱笆，而应该去帮一把”[8]。换言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每一个体、国家都是责任主体，都占有重要地位，发挥重要作用。任何逃避责任、转嫁责任的行为都会使共同体难以维系，使人类的利益受损。所以，在行动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责任共同体，共担责任的过程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运行、发展的过程。责任共担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保障，也是其实践路径。责任共担指共同体成员破除西方政客坚持的冷战思维与强权政治，倡导各国既要对本国人民的利益负责，也要对世界发展负责，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平等协商，坚持对话，互助合作。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以利益共同体为实然基础，以价值共同体为精神内核，通过责任共同体付诸实践，逐渐走向应然状态的过程，具有丰富的伦理意涵。这一理念使个体不再囿于个体和国家的公民身份，开始走向世界，在更广阔的人类环境中寻找存在感、价值感，促使个体成为具有全球视野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世界公民和全球公民。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价值教育的诉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深刻伦理意涵，是共同体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对构建共同体至关重要，这对价值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应该摆脱过去在价值多元社会中仅仅关注价值冲突的狭隘视角，转向探索新的路径，用新的思维去考虑，超越个人和国家，“从全人类的高品位上去把握”[9]。

（一）走出个体性价值的藩篱

这里的个体性价值不是指个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而是指具有个人主义色彩或思维的价值取向。一方面，在现代化进程中，受西方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同时伴随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丰裕和人们长期受小农经济束缚的影响，功利化生活取向出现。它以功利化价值为价值选择的依据，以追求自我利益为出发点，奉行“价值物质化”的成功观和“各扫门前雪”的奋斗观，忽视他人利益，拒绝责任共担。功利化生活取向使很多人走向自我中心，更有甚者“舍大家为小家”，为一己之私而不惜以他者的利益为垫脚石。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血缘基础，社会呈现为一个“以血缘伦理关系为基本社会伦理关系，以及由家庭伦理关系层层外推式直至君臣关系的社会伦理关系图式”[10]，“家庭伦理是社会伦理的起点，国家伦理是家庭伦理的放大”[11]，这决定了个人价值观形成的社会基础具有熟人社会的特征，或者说个体价值观具有亲缘性，也就是说個体更容易在与己有近身性关联的层面内化与他人、社会、国家的关系，进而形成相应的价值观念与情感，但对公共生活、陌生人社会及共同善等的觉知意识相对较弱。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唤人具有全球共同体意识，关心人类的命运和共同福祉，这需要人们在物质丰裕时代走出个体性价值的藩篱，突破个体性存在的局限，关心更广大的世界，发展人类的爱心、同情心和责任意识，主动承担起增益人类“公共善”的义务。走出个体性价值的藩篱，并不是否认个体对物质价值的诉求，而是在肯定个体正当的利己心和物质价值诉求的基础上倡导个体具有宽广的生存眼光，立足世界，关心、服务世界。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价值教育面临的一个任务也即难题，就是如何引导学生从关心个体走向关心遥远且广大的世界，从个体性存在走向世界性存在。

（二）克服价值相对主义的侵扰

伴随全球化的发展，经济往来、人口流动、文化交流等带来了价值观的碰撞与冲突，加剧了价值相对主义出现的可能。价值相对主义主张价值多元，否认存在绝对价值或人类的普遍价值共识，“价值多元化逻辑上的必然结果是道德相对主义”[12]。道德相对主义分为个体相对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个体相对主义认为，个体选择何种价值依赖于个体的偏好倾向，不存在任何客观充足的理由来规约人们选择什么、放弃什么，一切的善恶对立皆是人对价值的偏见，正如尼采所说：“‘道德’和‘非道德’对立概念的产生乃是心理错误的结果。”[13]在个体相对主义中重要的不是选择什么，选择本身才是有价值的，在此意义上，个体相对主义否认价值通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文化相对主义则认为，个体的价值选择是基于自身文化立场作出的，超出文化立场的价值观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判断价值观的优劣，对待异己的价值观应采取包容的态度。文化相对主义承认价值共识的存在，但认为价值共识局限于同一文化内部。总之，价值相对主义主张不存在绝对的、普遍的、共同的价值，所有价值都无所谓对错、善恶、道德与不道德，正如“月印万川”，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月亮。

显然，价值相对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理念是截然对立的。不同利益体间的合作、互惠必须有一个基本前提—价值共识，这不仅为合作提供共同愿景，使合作得以可能，也可以规范合作行为，使合作变得可行。否认共识性的价值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只能是空中楼阁。此外，价值相对主义容易消解共同体的利益共享基础，使原本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蛰伏的利益矛盾显化，甚至激化，从而瓦解共同体的伦理基础。因此，价值相对主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价值教育要应对的第二个问题，价值教育必须提供被普遍认可的人类价值体系，引导学生在尊重、理解异己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寻求各种价值的平衡，学会包容、接纳与共存。

（三）破除西方“普世价值”的威胁

“普世价值”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以“自由、民主、法制、人权”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它看似具有普遍意义，但实际上旨在维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是具有霸权特征的价值观，代表西方的强势话语。一方面，从理论目的看，“普世价值”是站在西方资本主义立场来看问题，以西方的价值体系和价值标准为统一尺度去衡量其他价值观，具有“普罗克汝斯特斯之床”的效用，意欲促进世界西方化，实现资本主义化。另一方面，从实现路径看，“普世价值”主要通过经济以及物质的输出来推动文化的入侵，试图渗透、颠覆他者已有的价值体系或实现自身危机的转嫁，最终目的是扩大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简言之，西方“普世价值”排斥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共享，具有严重的虚伪性，目的是在“民主”的遮羞布下对其他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干预，以最大程度获取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利益。正如亨廷顿所言：“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1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价值共识，而且价值共识一定是建立在利益共享之目的和责任共担之行为上的，它倡导在人类命运面前，个体间、民族间和国家间的平等、互助、休戚与共、发展共赢。而“普世价值”的立场和主张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了威胁，如果不能超越“普世价值”的威胁，人类命运共同体将面临西方霸权主义的侵犯，甚至成为侵犯他国利益的“保护伞”。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价值教育必须应对“普世价值”的挑战，避免在全球化过程中沦为西方价值的“传话筒”，也要避免滋生民族中心主义，应引导学生积极关注人类共同利益，关注国际事务，生发人类情怀，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意识。

三、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

价值教育的应有选择

（一）共同价值作为价值教育的新路径

个体性价值忽视他者利益，拒绝责任共担，价值相对主义否认价值共识，普世价值排斥利益共享，它们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意蕴相悖，都不能成为当今价值教育的选择。面对全球化浪潮带来的一系列机遇和危机，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提出了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共同价值”，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在逻辑的自然延伸，为价值教育提供了新的视角。

共同价值是以全球人类为价值主体，以解决人类共同问题为出发点，以谋求人类共同发展为价值目标，并且经得起全球人类共同评价的一系列价值理想、原则与规范所构成的价值体系。这里的“共同”表现为命运一体、诉求一致、共同行动，充分融合了利益共享、价值共识、责任共担及发展共赢的伦理内涵。具体而言，从范围上说，与个体性价值着眼于自我利益、普世价值主张价值霸权不同，共同价值“不为特殊性利益而戴上颜色”[15]，它是全人类价值追求的最大公约数，不作为某一国实施霸权、进行价值入侵和价值殖民的手段和武器，而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以全球人类为价值主体，以解决人类共同问题为价值目标，并且依靠全球人类共同评价、共同监督，是人类价值共识的具体表现，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在出发点上，共同价值是基于人的共生性关系和世界发展的现实提出来的，它关注人类共同的生存和命运问题，内涵更加丰富，对人类共同问题的解决更具适切性。总体而言，共同价值具有不可否认的现实基础，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观念基础，应该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我国价值教育的新选择。

（二）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教育内容体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意蕴对价值教育提出了三项基本任务：第一，引导学生关注个体作为世界性存在的一面，具有共同体意识;第二，引导学生立足国家，面向世界，形成和谐统一的国家意识与世界意识;第三，引导学生成为关心、参与人类命运发展的责任主体。为此，价值教育的内容应该是基于人类命运联系、国家间和谐共处和个体责任三个层面形成的一体化价值体系，表现为以共同利益为基础，通过和合意识、全球生态伦理意识唤醒个体的人类命运关联感;以共同價值为纽带，通过国家认同、国际理解形成对国家与世界和谐关系的认知;以共同责任为保障，通过忧患意识、公共参与精神推动个人为人类命运发展贡献力量。

1.和合意识与生态伦理意识：建立人类命运联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人类共同利益，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基石，这对个体而言意味着新的生存关注点的位移—由关注身边走向关注世界，建立起人与世界的关联，促进人的个体性意识向世界性存在的转变，也就是个体要突破地缘的限制，从人类发展的角度认识、发现自身与世界存在的休戚与共的联系，摆脱“单子化”“地域性”的生存思维，树立整体的人类意识和全球的关怀意识。具体而言，它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谋求人类和平的和合意识和保护人类家园的生态伦理意识。

“和合”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指和谐、和平，“合”指结合、合作。“和合”一词起源于《国语·郑语》的“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指的是将“五教”（五种家庭伦理）进行协调配合，这种整合承认内在差异，但不主张强硬地结合。正如孔子所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当今世界的军备竞赛、核威胁、区域冲突、民族和宗教矛盾等使和平问题处境艰难，尽管如此，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首要共同利益，因此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形势下需承认矛盾并从对立中把握统一的和合思想，这启示价值教育要培养学生的和合意识，即和平意识和团结合作意识。

“和平是人民永恒的期望。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16]和平意识教育重在向青少年传递和平的追求与愿景，引导他们认识暴力与战争对人类的戕害，使之形成珍惜和平的意识，同时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授和平与冲突化解理论，传播和平知识与和平文化”[17]，引导他们消除狭隘、片面地讲求民族优越性、阶级意识对立的观念，树立当今时代正确的和平观。同时，价值教育要通过构建民主、合作、互助的教育生活，通过实践合作学习模式和强化集体活动等方式，引导学生在共同生活和解决问题中发展团队精神、平等意识及协商能力。

自然作为人的“有机身体”，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的馈赠。但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人类却以“主客二分”的二元论思维框架“建立起人对自然环境进行征服和控制的文明类型”[18]，形成了以“理性控制”和“主体征服”为内核的现代性发展模式，自然沦为了人类认知的工具和手段，对自然无节制的索取导致人类发展程度越高生存危机越严重的现状。为此，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19]，成为人类必需的命运选择，生态伦理意识成为重要的共同价值之一。因此，价值教育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培养学生以“生态理性”提高生态危机意识和保护意识，树立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情感;发展崇尚生命、善待生命的价值观;进行科学发展观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可持续发展意识;引导学生践行健康、生态、文明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资源节约和生态文明建设。

2.国家认同与国际理解：促进国家间的和谐共处

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全人类联合起来，在共同利益之下反对强权国家的霸权，立足国家、走向世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立场，因此推进国家间的和谐共处应该是价值教育的第二个层面。国家层面的共同价值涉及内外部两方面。从内部而言，每个人首先是国家公民，然后才是世界公民，因此要加强国家认同;从外部而言，要尊重理解他国价值观，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国家认同与国际理解的协调统一，将确保各国“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20]，实现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共赢。

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成员对所属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国家主权和制度、政治主张和价值观念等的认可而产生的归属感”[21]。在命运共同体中，为防止一国以“普世价值”的名义输出代表自身利益的价值，试图同化、颠覆别国，坚持国家立场是必须的，它也有助于使个体避免沦为价值虚无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的拥趸。对我国而言，国家认同教育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要深入推进对青少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增强价值自信、制度自信;要深化爱国主义教育、民族精神教育，增强民族自豪感;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增强文化自信。此外，还要引导青少年学生发展道德判断和理性批判能力，面对西方价值观的诱惑保持清醒的头脑，“警惕崇洋媚外、奴化思想回潮，警惕否定历史、数典忘祖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抬头，警惕否定社会主义方向、贬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泛滥”[22]。

国家间存在文化差异是必然的，但各国文化不是无法共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和而不同的文化互补，承认差异，强调不同文化的共存状态，尤其力倡以开放、包容、理解、尊重的心态对待异质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进行创造性吸收。因此，国际理解是形成利益共享和责任共担的价值认知的前提，价值教育需要发展学生的国际理解意识和态度。在价值教育的实践中，国家应通过课程的顶层设计，深化学生对不同文化的了解与认知，帮助学生树立“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价值理念;学校应通过各种主题活动、探究学习活动引导学生深刻理解每一种文化的优势;教师在教学中应引导学生理解不同文化的内容，鼓励学生尊重差异、容忍不同，并培养学生与不同价值主体进行对话、交流的能力。

3.忧患意识和公共参与精神：激发个体责任

国家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坚力量，而个体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实质主体，价值教育要引导个体关心人类发展问题，成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责任主体，这是价值教育目标指向的第三个层面。为激发个体责任，价值教育应该培养青少年的忧患意识和公共参与精神。

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意识是“人们从忧患境遇的搅扰中体验到生命的尊严和伟大及其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值，并进而以自身内在的生命力量去突破困境、超越忧患，以达到真善美统一境界的心态”[23]。在人类命运的现实处境下，人类社会呈现出明显的“风险社会”特点，而今危机的“普遍性、不可感知和不可预测性、关联性以及扩散性”[24]，深深刺激着人们的神经。正确认识、面对危机，处理、规避危机，需要社会成员具备强烈的忧患意识。作为一种生存智慧，忧患意识既是一种对危机的自觉预知，促使人拥有关注行为后果及其风险的警觉性;也内含生命的超越力量，使人具有长远眼光，居安思危、奋发图强。不论从消极还是积极层面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都需要个体具有忧患意识。价值教育应该从历史、现今形势、人类生存处境与问题等多个角度出发，引导学生关注人类社会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科技危机和自然危机，生发危机感;也要引导学生认识人具有受动性，认识人与自然的命运相依关系，生发敬畏感;还要引导学生认识主体性的应有限度，树立正确的主体观和超越意识。

公共参与精神是个体忧患意识发挥作用的桥梁，或者说是个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贡献力量的实践桥梁。在现代化发展中，人类逐渐患上了“现代病”—“公民个体已经越来越倾向于从公共领域退缩到私己性的个体生活领域，不愿意参与公共生活，不想承担公共责任”[25]。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需要个体摆脱自我中心主义的泥淖，树立整体的人类意识和全球的关怀意识，关心公共事务，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发挥作为公民的社会责任，即具有公共参与精神。公共参与精神的培养意味着个体公民意识的觉醒，尤其是全球公民意识的觉醒。为此，价值教育要通过课程向学生传授基本的公民知识和技能，使其关心公共生活;通过社会服务学习、学生社团、学校生活民主化管理、學生自治等方式引导学生参与公共事务，发展公共参与能力，生发民主意识，树立权责统一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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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 蕊

作者：李菲 李思萌

价值共识经济全球化论文 篇2：

论国家意识形态“高势位”建设与实现“引领”功能的基本方式

摘要:从国家意识形态和“高势位”国家意识形态两个核心概念入手,阐述国家意识形态“高势位”建设的主要依据和基本内涵——“高势位”国家意识形态的五种品格:真理性品格、民族性品格、时代性品格、包容性品格和开放性品格。阐述了国家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的两种基本方式:第一,“价值共识”方式,即国家意识形态通过“价值共识”建设引领社会思潮;第二,“价值整合”方式,即国家意识形态通过“价值整合”引领社会思潮。同时,还阐述了“合法性”建设对国家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的支撑价值和建设方法。

关键词:国家意识形态; “高势位”; 社会思潮; “合法性”建设; 价值整合

国家意识形态“高势位”建设和有效引领社会思潮是大国崛起和长治久安的关键因素。历史证明,大国的崛起,首先崛起的是国家意识形态和对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继而出现的是科学技术、经济、军事和政治影响力的蓬勃发展、持续发展。我国建国六十年,特别是近三十年的伟大成功就是最好的证明。我国的经济奇迹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国家意识形态之后开始的。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奇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而发展,并为今后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途。可以说,国家意识形态“高势位”建设和有效引领社会思潮是我国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之一,我国建设了无论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从当代世界的角度看都是“高势位”的国家意识形态,并实现了对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

一、国家意识形态“高势位”建设的基本内涵

历史证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是实现国家意识形态功能的基础和前提。要实现国家意识形态对国家复兴的巨大功能,首先必须实现国家意识形态自身的“高势位”建设。

所谓国家意识形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集团为维护和发展一定的社会秩序而由国家建构并由国家公共权力推行的价值观念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是诸多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与核心,在该社会精神生活领域居统治地位和主导地位。国家意识形态是“制度化的思想体系”,是对一种社会制度合法性的根本性论证,并以思想和价值观念形态发挥作用,目的在于使社会成员认同现存的社会制度、国家行为和社会生活。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我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它们的有效载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六个为什么等。

所谓“高势位”的国家意识形态,指与其它意识形态相比,不仅这种意识形态理论知识的层次高和范畴的位阶高,而且特别是它自身所内蕴的知识、价值、规律和表现美等品质的含量也高,从而具有更大的势能和位能,表现出更强的凝聚力、辐射力、渗透力、影响力和征服力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系统。所谓“高势”,主要指与其它意识形态相比,国家意识形态所内蕴的知识经验、价值、规律和表现美等品质的含量高和水平高,从而具有强大的理论势能。所谓“高位”,主要指与其它意识形态相比,国家意识形态理论知识的层次高(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法治观等理论知识层次)和所使用的范畴的位阶高(如:它所使用的概念和范畴与其它意识形态所使用的概念和范畴相比,一般应是同位或上位概念和范畴),从而使它能够具有统摄其它意识形态所必须的逻辑位能。

1.国家意识形态必须“高势位”建设,主要是由意识形态的特性决定的

第一,由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决定。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是复杂的价值观念系统或价值观念群。它是由多种单独价值观念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构成的。马克思在论述黑格尔的辩证法时,曾对意识形态的结构作过精彩描述和分析。他指出,“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1]意识形态就是这种有机的思想“群”、思想“系列”、思想“体系”,即价值观念及行为规范系统,具有明显的网状结构。马克思指出,从实质上看,意识形态包括全部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念系统都不是人的头脑自生的,而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面”。[2]意识形态作为复杂的价值观念系统和行为规范系统,具有核心性。它的结构有如网络,各个横断面类似蛛网,每个网络联结处均有内核。这种内核就是核心价值观念,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之网上的纽结。在一个价值观念系统内,其他价值观念被核心价值观念吸引、凝聚、制约,产生向着核心价值观念规定的趋向。核心价值观念也有层次之别、系统之分。不同层次、不同系统的核心价值观念之间存在着合规律、合逻辑的联结和吸引。较浅层次的核心价值观念受较深层次的核心价值观念的归纳、联结和吸引,而它们又都由更深层次的核心价值观念所归纳、联结和吸引。一般而言,最深层次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世界观和宇宙观,它联结着全部意识形态以及全部社会价值观念系统。核心价值观念具有强大的逻辑力量(能量),能够吸引和凝聚其他价值观念,使其他价值观念紧紧地围绕核心价值观念运动,形成一个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价值观念系统。国家意识形态是由国家建构并运用国家公共权力推行的意识形态,担负着凝聚和引领全部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功能,只有“高势位”建设才能成为全部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发挥凝聚和引领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功能。

第二,由意识形态的流动性决定。思想文化,包括意识形态具有流动性。季羡林先生在《东方文化集成》中说:“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3]思想文化的流动是由思想文化的“势位差”引起的。《辞海》在解释“势”与“位”时指出:“势”物理学名词,亦称“位”。描写“场”的一种量。“势能”指物质系统由于各物体之间存在相互作用而具有的能量。不同物体之间“势高”则“能高”,“势低”则“能低”。由于存在“势能差”,推动物体发生运动,缩小“势能差”,直至归零。文化学借用物理学的“势”、“位”概念,提出思想文化“势差”或“势位差”理论。[4]思想文化的“势位差”,指不同思想文化因其自身所内蕴的知识经验、价值、规律和表现美等品质的含量不同,以及知识的层次和概念范畴的位阶的不同,所具有的势能和位能不同,从而形成“势位”的差異。这使得不同思想文化的吸引力、凝聚力、辐射力、渗透力、影响力及文化标矢功能等方面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推动思想文化由“高势位”向“低势位”流动,影响和改变“低势位”思想文化,这个趋势最终无法人为地阻挡。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完全一样。“高势位”意识形态一定会自然地合规律地向“低势位”意识形态流去,影响和改变“低势位”意识形态,影响甚至主导这个地区或国家的精神生活。这个规律已为人类五千年文明史所证实。从古至今,几乎所有国家都十分关注它所能接触到的别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对比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从而引发意识形态在国家间流动。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历史上文化交流的各类“事件”,都证实了这个规律。具有“高势位”国家意识形态的国家往往走向强大和繁荣,而处于“低势位”国家意识形态的国家则走向衰落和贫困。意识形态的“流动性”理论告诉我们: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的相互碰撞和交融更加频繁,国家意识形态只有“高势位”建设,才能有更为强大的凝聚力、辐射力、渗透力、影响力和征服力,在意识形态的流动中,处于强势的地位,有效地引领社会思潮,引导国家持续高速发展,走向强大和繁荣。

2.“高势位”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品格在世界上产生越来越多的共识和影响

第一,真理性品格。所谓真理性品格是指国家意识形态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人民性,为国家和公民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进行正确选择的强大思想武器。国家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品格大体表现为三种品格——科学性品格、合理性品格和人民性品格,是這三种品格的统一。首先,具有科学性品格。国家意识形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的,能够深刻揭示客观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规律,引导国家和公民进行正确的选择。如我国的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是“彻底”的和抓住事物“根本”的理论。其次,具有合理性品格。国家意识形态自觉坚持合理性原则,处理国家和社会事物努力做到统筹兼顾,合情合理,实事求是,恰当正好,反对和避免简单化、片面性和走极端。一个国家无论创造了多高的发展速度,都不能违背合理性,都必然接受合理性检验,并最终回到合理性上来。国家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主要表现在:方法的合理性,精神向度的合理性,社会利益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性等。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将国家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品格推向完美和极致。最后,具有人民性品格。国家意识形态立足于社会实践,从国情出发,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为少数人谋私利,把全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追求。

第二,民族性品格。其表现是国家意识形态必须符合国情,能够完满地回答和解决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实践课题,或者引导其转危为安、改善命运或引导其持续高速发展,并且已被长期的生存发展实践所证明。国家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国家“软实力”,它的首要任务就是面对生存环境的压力,回答和解决国家面临的全局性生存发展课题,为国家提供迎接挑战走向胜利的思想理论和对策。这是判断国家意识形态是否“高势位”的首要标准和根本标准之一。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奇迹证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所遇到的每一个重大难题、挑战和风险,都是靠国家意识形态,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化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立、发展和完善的历程决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今世界“高势位”的国家意识形态。

第三,时代性品格。其表现是国家意识形态走在时代的前列,正确地把握和涵容先进的时代精神,提倡先进的理想、价值、品德、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人类历史以生产方式为基础,依次走过了原始狩猎采集时代、农耕游牧时代、工业时代,正在进入信息时代。核心价值观必须与生产方式发展相适应,做到与时俱进。人类文明史告诉我们,国家意识形态先进还是落后,往往是国家先进还是落后、强大还是衰落的重要原因。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之所以取得经济社会发展奇迹,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意识形态充分把握了时代脉搏,具有先进性,是当今世界“高势位”的国家意识形态。

第四,包容性品格。其表现是国家意识形态以人类文明为基础,以海纳百川的气度,积极吸收和包容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并在实践的基础上综合创新,成为千百年来人类文明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包容性是检验国家意识形态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凡是善于包容自身与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国家意识形态,必然厚重、科学、先进,能够引领国家走向强大与繁荣;凡是封闭保守,拒斥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核心价值观,难免贫乏、愚昧、落后,导致国家停滞和贫弱。

第五,开放性品格。其表现是国家意识形态保持开放性和高度的理论自觉,不断反省和超越自身,做到与时俱进,反对僵化和教条。一般而言,国家意识形态由于其圆融细密往往具有滞后性和接受体系外知识障碍,只有自觉地保持开放性和高度的理论自觉,才能主动反省自身,实现不断发展和超越。开放性和理论自觉是保持国家意识形态与时俱进和先进性的根本性条件,也是建设“高势位”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本性条件。

建设“高势位”国家意识形态必须掌握正确的原则和方法。如,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确实行“马中西”的对话与交融,坚持引领社会思潮的正确方针,深入解决国家意识形态“高势位”建设的复杂的相关课题等。

二、国家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的基本方式

社会生活中,怎样使多样多元多变的社会思潮不危及社会的统一、秩序和发展,是所有社会的难题。一般而言,国家意识形态总是基本通过两种方式——“价值共识”与“价值整合”引领社会思潮的。

1.国家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的意识形态特性依据

意识形态的存在方式和特征(结构性、流动性、转化性、自建构性等)是国家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的前提和基础。特别是意识形态的转换性和自建构性决定了国家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基本方式。

第一,意识形态具有转换性。所谓转换性是指意识形态能够对外界输入信息进行改造和加工,使外界信息转化为既有意识形态能够接受与融合的信息,并被接受和融合。意识形态的转换性特征和功能是依靠自身的两个机制实现的:一是开放机制。每个意识形态既是封闭的,能够自成独立系统,同时,又是开放的,能够不断接触和吸纳外界信息。开放机制是意识形态转换特征和功能的前提,也是其丰富发展的动力源泉。二是同化机制。意识形态内部核心观念与非核心观念之间,非核心观念之间相互作用能够产生一种同化外来信息的机制。如,意识形态能够通过调整某些非核心观念或重新解释核心观念等方式,吸纳某种有用外来信息,而使意识形态在整体结构上仍保持平衡、统一和对外界的适应。这是意识形态的同化或消化外来信息的机制,也是其能动性的重要表现。开放机制与同化机制是对立统一的。这两种机制的既对立又统一构成了意识形态的转换特性和功能,是国家意识形态能够引领与整合社会思潮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第二,意识形态的自建构性。所谓自建构性是指意识形态在外界相异观念因素的冲击下,能够打破原有的意识形态结构,克服不合理因素,吸收合理的新因素,重组新意识形态结构的特性和功能。一种意识形态在与外界接触中,如果遇到的信息与原有意识形态是相异的,并且是强大的、难以相容的,原有的意识形态便会受到震动,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甚至出现离散现象,这时原有意识形态会进行自我建构,重组新结构,以解决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重组新结构有两种性质:推动原有意识形态发生量的变化或质的飞跃。在一般情况下,重组新结构(不论是量的变化还是质的飞跃)不是对原有意识形态的全盘否定,而是“扬弃”。一般而言,意识形态的自我建构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正建构,即依据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弃旧立新,充实或建立起新的意识形态。二是负建构,即违背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清洗原来的正确意识形态,建立起荒谬的意识形态。三是随意建构,即指无视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也不遵循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随心所欲地建立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自建构性是国家意识形态能够通过“价值共识”和“价值整合”方式引领社会思潮的理论基础和前提。

2.国家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的两种基本方式

第一,“价值共识”方式。所谓“价值共识”方式,是指以国家意识形态为基础,通过与社会思潮最大限度地建立“价值共识”,从而实现吸引、凝聚和引领社会思潮,维护社会秩序和推动社会发展。通过建立“价值共识”引领社会思潮是人类文明的规律。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时代的国家都曾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此而做出努力。一个社会,以国家意识形态为基础,“价值共识”建设的广度(“价值共识”领域的广泛程度)和深度(“价值共识”的深刻程度)与社会秩序有直接关系。“价值共识”建设的广度和深度越好,越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相反,“价值共识”建设的广度和深度越差,越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

由于国家意识形态是“高势位”的价值观念系统,它不仅能够吸引和凝聚相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系统,也能够吸引和凝聚相异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系统,主要的方式之一就是建立广泛的“价值共识”,通过“同气相求,并气相斥”的规律,凝聚和引领社会思潮。这种“价值共识”可以涉及广泛的社会领域。如,哲学、道德、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艺术等。其中,最根本的“价值共识”是“宪法共识”。“宪法共识”是“价值共识”的底线和根本。建立起“宪法共识”,社会就能统一、有秩序和发展,失去了“宪法共识”,社会生活便会发生危机。三十年来,我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是“高势位”价值体系,为全社会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思想理论基础和精神基础,代表了全体公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国情,因而建立起全社会的“价值共识”,有效地引领社会思潮健康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建立“价值共识”包含两个目标:建设国内“价值共识”和建设国际“价值共识”。所谓建设国内“价值共识”,主要指以国家意识形态为基础,通过积极的对话、沟通、交流、碰撞、研讨、辩论等形式,最大限度地形成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共识”。所谓建设国际“价值共识”,主要指以主动的姿态建设和发展中国的“软实力”,打造学术和文化精品,扩大国际“话语权”,主动参与全球性的研讨、对话、沟通、交流和交锋,以我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为一方和基础,建构后冷战时代“和而不同”的国际“价值共识”。今天,建设国内“价值共识”离不开建设国际“价值共识”。只有积极地建设以我国国家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国际“价值共识”,才可能扩大中国价值的影响力,为建设国内“价值共识”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的积极思想文化战略,它不仅有利于我国的思想文化安全,而且能够为世界思想文化健康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建立“价值共识”是一项长期、细致、复杂的思想理论工作,要有坚定的信念,包容的心态,坚持正确的方针政策,掌握科学的方法,不断提高建立“价值共识”的能力和水平。

第二,“价值整合”方式。所谓“价值整合”指国家意识形态与多元多样社会思潮采取理性的态度,以开放的姿态经常地反省、调整和超越自己的“理论自觉”行为,是文明社会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建构的普遍方式。它既包括国家意识形态与多元多样社会思潮的理论自觉,也包括对错误和腐朽思潮的制度整合。“价值整合”不是一劳永逸的行为,而是社会“理论自觉”的动态建设过程。一个成熟的社会要保持健康发展,必须以开放的姿态,经常地反省、调整和超越自己,不断进行“价值整合”。善于进行“价值整合”的社会,其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理论是与实践一起发展的、常青的,有能力清除精神领域中消极腐朽成分,保持先进的精神世界。相反,不善于进行“价值整合”的社会,其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理论是停滞的,没有能力清除精神领域中消极腐朽成分,其精神世界只能处于落后的,甚至是混乱的状态。国家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必须自觉地与社会思潮一起,以开放的姿态,不断进行“价值整合”,并逐步建立和完善“价值整合”的机制。

国家意识形态必须自觉进行“价值整合”,主要是由两个原因决定的:(1)国家意识形态自身的特性所决定。主要有两点:一是国家意识形态具有滞后性。马克思说,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长青。国家意识形态相对于社会实践具有滞后性,它产生之后不可能每时每刻都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只有保持“理论自觉”,不断地进行“价值整合”,才能不断反省和超越自身,跟上社会实践的发展。二是国家意识形态具有体系的圆融性,它的知识体系首尾相连、逻辑一贯,具有无矛盾性。这使其具有二重性:一重是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圆融细密,有利于深入人心,坚不可摧。另一重是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圆融细密,接受和融合体系外知识易于产生逻辑障碍,每整合和吸纳一种体系外知识,往往都会引起激烈的矛盾、冲突、震动和重组。因此,国家意识形态只有保持高度的理论自觉,主动进行“价值整合”,才能不断发展和超越自己。(2)多元多样社会思潮的特性所决定的。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思潮起伏,五彩缤纷,难以计数。这既是人们思想开放、思维活跃的表现,也是国际国内社会生活复杂化的反映。从社会思潮整体看,具有二重性:一重是具有积极的有价值的因素,另一重是具有不成熟、不确定的因素和消极的因素。如何评价、整合和引领社会思潮,关系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甚至是国家的整体安全。这个结论己被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所证实。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出现于中国社会舞台的社会思潮不下几十种。其中,有的社会思潮具有启发性,而有的社会思潮则具有诱惑性和极大的危险性。如,二十世纪,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危害世界,不仅曾使俄罗斯的经济陷入“休克”,使拉美若干国家的经济由繁荣跌入低谷,最近也使美国自己的经济陷入深度危机和恐慌。新自由主义思潮也曾企图控制中国。[5]中国坚决拒绝了他们的建议,从而维护了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家的整体安全。可见,一个文明的成熟的社会必须有能力对社会思潮进行有效的“价值整合”。

“价值整合”的方式很多,大体可概括为三种:一是“理论自觉式”价值整合。指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均对“理论自觉“有高度认同,能够自觉地以开放的姿态,反省和超越自身。它表现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自觉“价值整合”和社会思潮的自觉“价值整合”。二是“理论对话式”价值整合。指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之间,各种社会思潮之间,依据宪法和“双百”方针所进行的学术理论对话、讨论、交流、沟通、辩论和批评,并通过“理论对话”达到正确的“价值共识”。三是“制度规范式”价值整合。指对于违反法律的错误的、反动的和腐朽的社会思潮,依法进行教育引导、规劝警告,对于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依法处理。

四、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和引领的“合法性”支撑

“合法性”是国家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的社会主体基础和条件。合法性指国家意识形态被社会主体认为是应当的并被接受的程度。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以及事实上的被承认。国家意识形态只有建立起广泛的“合法性”才能给引领社会思潮提供扎实的基础和强有力的支撑。这要从两个方面看:第一,公民认同是国家意识形态建立的基础。从本体论角度看,国家意识形態是文本与认同的统一,文本(文件、论著、讲话等)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标识系统,而公民认同是国家意识形态建立的基础。国家意识形态与公民认同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只有国家意识形态的文本(文件、论著、讲话等),而没有公民的广泛认同,还不能说这种国家意识形态已经建立起来。只有当国家意识形态不仅具有文本(文件、论著、讲话等),同时还被社会公民广泛认同,才能说这种意识形态获得了合法性,并真正建立起来。第二,公民认同是实现国家意识形态全部功能的基础。国家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如:凝聚、引领、整合、稳定、维护、动力等),但它本身不会自发地实现功能,也不能直接对社会系统发挥作用。国家意识形态的全部功能都必须建立在社会主体认同的基础上,并经过社会主体的有意识行为来实现。没有社会主体——人的广泛认同,国家意识形态的任何功能都无法实现。

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建设的机制和方法十分丰富。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主要有:第一,掌握国家意识形态接受过程的机制,满足社会成员接受心理的需要。公民对意识形态和价值的接受不是“木桶装水”、“白纸绘画”,不是“认识论”所说“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也不是“反应论”所说“对外界刺激的反应”,而是接受主体“对接受客体的反思性选择”,必须遵循接受学的规律。一个人对意识形态和价值的接受大致要经过五种“思维咀嚼”,即“适应性咀嚼”、“逻辑咀嚼”、“价值咀嚼”、“事实咀嚼”和“超越性咀嚼”。[6]没有经过这五种“思维咀嚼”,或没有通过这五种“思维咀嚼”,便不能接受。因此,引导社会成员认同国家意识形态并建立“信念”,不能不遵循意识形态和价值接受过程的机制。我们实行“三贴近”原则,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等,其核心都在于充分满足社会成员接受心理的需要。第二,区分对象,掌握重点,在确立坚定信念上下功夫。要特别关注以下几种社会成员信念的培养:首先是党政官员,特别是中高级官员。他们握有公共权力,对国家意识形态认同得如何将直接关系国家制度的存废和秩序的有无。其次是高级知识精英。他们知识渊博,思维敏锐,善于宏观思考,对国家意识形态认同得如何给予社会的影响深刻而且广泛。最后是学生,特别是大学生。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对国家意识形态认同得如何将决定未来中国的政治格局和面貌。第三,把国家意识形态融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贯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现代媒体的作用,注重行为养成,使其基本精神转化为社会群体意识和国民性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0-14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2.

[3]季羡林.东方文化集成·总序[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5.

[4]辞海[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234,470.

[5]刘少杰.快速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思潮[EB/OL]. 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xuejierenwu/liushaojie/2007-06-21/2446.html,2007-05-14.

[6]陈秉公.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规律性[J].思想理论导刊,2008(9):42-47.

[责任编辑:杨淑珍]

作者：陈秉公

价值共识经济全球化论文 篇3：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蕴与世界意义

摘 要：应对全球发展危机，需要人类谋求世界各国发展最大公约数，凝聚最大价值共识，共谋全人类发展蓝图。共同体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理想共同体的生成过程，需要确立符合时代精神的人类命运与共意识，确立各民族国家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或地区性问题过程中的价值共识。基于全人类的价值共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动世界发展进步的历史和现实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它指引人类不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我们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的伟大实践，以之构筑世界和平发展的新支柱、探索全球合作共赢的新机制、提供各国同舟共济的动力源，为应对全球共同挑战、共同问题，促进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 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智慧;世界意义

文献标志码：A

当今世界，人类已经形成一個命运攸关、利益相连、相互依存的共同体。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讲话，深刻阐述全人类有着共同的价值共识，应谋求世界各国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构建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1]。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于全人类的价值共识，是面向人类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既是对“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国家无法独善其身的客观概括，又是对“各国同舟共济、和衷共济”“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价值追求，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既是所有中国人民的追求，更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映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

人的类本质决定人类能够凝聚价值共识，人的类存在已昭示着人类走向必然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这种自由人的联合体以价值共识为基础，但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的限制，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共同体。

（一）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释义

“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研究范畴，且具有多重意蕴，它既是一种“生活共同体”，又是一种“价值共同体”，更是一种“命运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共同价值”是全人类共同的、共享的价值，是全人类形成的价值共识。探讨“共同价值”，首先应明确“共同价值”是谁的价值、价值共识的主体是谁。价值具有客观性，但价值观具有主体指向性，以谁为价值主体，就是谁的价值观念。例如，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全人类”是主体层面，“共同价值”是规范层面。当前，学界认为，“共同价值是人类主体作为共同的价值主体，以人类主体的共同需要为基础形成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实践。”[2]

人类为什么能构筑“命运共同体”？其遵循之“道”是什么？逻辑起点又是什么？无疑，人具有类本质，人类能够形成价值共识，这种价值共识正是构筑“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道”和逻辑起点。这里所说的“价值共识”或“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念，全人类共同价值反映了人类追求普遍公认价值观的内在要求，是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客观要求相一致，科学把握了当今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勾勒出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人类更美好生活的价值准则。当今世界，粮食安全、生态危机、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问题层出不穷，人类应对这些挑战更需要形成价值共识，共谋全人类发展大计。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实质是从“零和博弈”单主体思维向“合作共赢”互主体思维转变，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是基于对“全球问题”的价值共识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共同努力，进而形成的世界各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形态间的良好关系体系。

个体与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研究范畴。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共性”与“个性”密切联系，不可分割，辩证统一。一方面，“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并通过“个性”表现出来，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另一方面，“个性”也离不开“共性”，不包含“共性”的“个性”也是不存在的。我们既要着眼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共性”，更要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共同价值的“个性”，全人类共同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而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吸纳和发展，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基础的价值资源，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建立，离不开吸收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和“共同价值”。在人类共同价值的问题上，需要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人类共同价值注入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智慧和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与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和“共同价值”进行交流、碰撞，才能在融合中不断丰富、创新和发展，否则就会与人类文明发展产生“断裂”，就不能融入世界潮流。我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类共同价值紧密融合，不仅是对世界和平发展的有效维护，更是对未来发展趋势的有效把握。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一种全球性价值、共识性价值，是指不同国家和民族基于全人类共同利益而认可、追求同一思想、同一观念、同一主张的价值观共识。这种价值共识，是人类在社会实践和人的发展过程中形成和积累起来的优秀文明价值成果，这些优秀文明价值成果以各种形式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我们倡导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简单地表现为经济合作的利益共同体，更应该是价值观一致的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一起构成了命运共同体。

（二）辨析“真正共同体”与“虚假的共同体”

正确认识“共同价值”“价值共识”，首先应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思想。“共同体”思想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马克思说：“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3]马克思主义的产生，首先为无产阶级实现“价值共识”追求提供了科学指南，而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或数国的胜利，更为践行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提供了实践样本。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集大成者，是真理性、价值性、实践性高度统一的科学理论，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如此紧密相连;也没有哪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为人类追求发展进步指明了科学方向。深刻理解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理念，必须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虚假共同体”和“真正共同体”的阐述。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私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矛盾进行深刻分析后，发现了“虚假共同体”的存在形式。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之前社会的共同体都是个人异己的对立物，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体并非传统的共同体，而是“抽象共同体”。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日益密切的分工，使得以自然为特征的本源共同体逐渐消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是虚假的共同体，在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表现为货币共同体、资本共同体等。“货币共同体”是以交换价值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观念反映，它虽然实现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4]，但这种独立性意味着人的自由发展受到了新的限制，使得全世界无产阶级处于被剥削的境遇。“资本共同体”在生产领域以资本的力量将工人联合起来，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的。由于工人阶级缺乏生产资料，不得不服从“资本共同体”制度。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服务于资本需要为基础和前提的，人的自由发展受到了新的限制，便造成了劳动的异化和人的异化。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经典政治哲学著作中，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虚假的共同体，认为社会最大公约数的无产阶级在异化的处境中失去了自由。

与“虚假的共同体”相对应的是理想的、平等的、真正的共同体。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共同体能够避免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对立，能够使人摆脱异己力量的支配，从而实现人在物质和精神生产过程中的自由与全面发展。马克思在《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真正的共同体”，并将其视为人的本质，他说：“因为它从单个现实的个人的观点出发;是因为那个脱离了个人就引起个人反抗的共同体，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的本质。”[5]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现实的人，也是“共同的存在物”，构建作为人的道德、人的生产、人的需求和人的本质，“真正的共同体”与以往的共同体在具体规模和现实方式上都完全不同，它是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有机结合体。人类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必须重建理想的、真正的共同体，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从而避免像资本主义社会中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对立，让个人在社会关系中具有现实性。与此同时，在真正共同体中，使个人在分工过程中实现自由的联合，基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共同劳动中摆脱异己力量的支配，从而在融入世界历史进程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中，最终获得自由与全面发展。

马克思提出要构建作为人的本质、人的需要、人的价值的“真正的共同体”，这正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一种现实憧憬。这种“真正的共同体”也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社会，其实现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作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条件的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共同体思想，他们在分析和批评古代的共同体、封建共同体以及资本主义虚假的共同体的基础上，提出“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并将之视为无产阶级奋斗的目标，即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全人类“共同价值”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本源，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本源。马克思关于“共同体”思想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二、基于全人类价值共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任何重大理论创新都是建立在新的现实条件和具体实践基础上的。基于全人类的发展共识，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仅是一个全球性政治概念，更是世界各国通过不断地阐发、制度化以及与实践互动而展现的一种现实变革力量。基于人类价值共识而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基础上，结合时代需求进行创造性转化而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新时代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为建立新型世界秩序所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力量，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它在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处世哲学的同时，又借鉴了当代西方世界的文明成果。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新时代科学的世界观

世界观是人类对整个客观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倡导构建命运共同体，就是我们对当今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国际分工日益密切，世界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不断加深，全球命运休戚与共。一方面，当今世界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正如习近平所说的那样：“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6]538全球经济疲软，南北发展差距拉大，强权政治残留，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生态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世界各国面临越来越多共同问题，需要各民族国家携手合作才能解决。另一方面，人类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变革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习近平提出“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7]。这是我们党对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判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党对“世界怎么了”这一世界之问进行全面深入研究，作出科学准确判断的基础上，提出的对当今世界以及国际关系的整体看法，以及对世界未来发展的美好愿景。这种世界观反映着我们党对国际关系的态度，对全人类命运的关注，是一种符合最大公约数的全球性的指导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人提出的世界理念，但其并不是中国或个别国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是整个世界的、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代表着现阶段人类最先进的世界观，旨在关注人类发展的美好未来。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

“世界怎么了”必然就引向“我们怎么办”的现实考量，面对世界发展危机，需要找寻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地生根，习近平提出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愿景：一是坚持多方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二是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更普遍、更安全的世界;三是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四是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五是坚持绿色发展，建设一个和谐美丽的世界[6]541-544。以上五个方面的倡导涵盖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既是现阶段人类命运的五大发展愿景，也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具体方案，为国际社会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科学指导，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口号，它融合了我们党对当今世界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和行动指南，反映了我们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富有问题意识的科学思考，是有着一系列实践设想相配套的方法论。例如，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加强产能合作、共建合作园区，采取多种合作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形成经济共同体、价值共同体，从共同的发展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从发展愿景转化为社会现实。历史和实践证明，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打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旗号，但它存在本质具有虚伪性、矛盾性，是以资本逻辑实现私利最大化，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处于被剥削的境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处理、解决国际事务提供的科学的、先进的方法指导，也是为全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的一种更加科学合理的新思路和新方案。

三、同心同德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意义

中国故事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成功的故事。要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的成功故事同世界各国的利益融合起来，持续彰显中国实践的特色与优势。党的十九大报告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宣示了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愿望，即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世界谋大同，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并努力推动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一）为世界和平发展构筑新支柱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否则一切都是空谈。解决好各种全球性挑战，根本出路在于谋求和平、实现发展。和平、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紧密相连、互相促进，是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全球化经济的前提保障。我们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理念，为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构筑了新的支柱。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一以贯之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自身发展目标的不断实践。一是为世界和平安宁作贡献。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二是为世界共同发展作贡献。长期以来，中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无偿援助、优惠贷款，提供了大量技术支持、人员支持、智力支持。三是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作贡献。我们党历来强调树立世界眼光，积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以开放的眼光、开阔的胸怀对待世界各国人民的文明创造，同世界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党开展对话和交流合作，支持各国人民加强人文往来和民间友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重要一员，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回答“世界怎么办”这一终极问题而发出的最响亮的中国声音。

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旗帜，本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宗旨，着眼于凝聚国际共识，增强人类同呼吸共命运意识，共迎挑战共谋发展，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一种更高的人类理性，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契合世界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要进步的真诚愿望和崇高追求，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智慧。例如，2016年11月，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2017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将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2017年9月，第71届联合国大会将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首次纳入联合国全球经济治理理念。事实证明，中国已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世界发展的核心力量。

（二）为全球合作共赢探索新机制

当今世界，不可能存在与世隔绝的孤岛，世界已经成为彼此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共同体是人类基本生活的方式，而在理想的共同体的生成过程中，需要确立符合时代精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形成各民族国家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或地区性问题的过程中通力合作的世界共识，展现面向世界的人类情怀，逐渐形成全球共识即价值共同体。当下，世界正面临着发展失衡、经济治理滞后、公平赤字等挑战，合作共赢作为普遍适用的原则，应该成为各国处理国际事务、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基本政策取向。我们倡导世界各国应秉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胸怀，协力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囊括世界各国的发展诉求，坚持对公平、正义的践行努力，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各国人民当家作主，凝聚最大发展共识，促进各种文明交流互鉴，探索出一条符合全人类的发展之路。

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摒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思维，更不是“美国优先”“资本主义”优先的诡辩，而是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对此，一是夯实共同思想基础。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演讲时指出，实现“共同价值”是全人类的共同期待和美好愿望，并向全世界倡议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6]522。二是强化共同利益驱动。利益驱动是人类既普遍又深刻的一条基本规律，而共同利益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内容。中国发展始终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世界发展要谋求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的交汇点。三是加强共同治理共享。全球治理体系只有适应国际经济格局新要求，才能为全球经济提供有力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旨就是“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6]540。习近平主张，世界全球治理机制和制度要全面、均衡地反映不同国情和发展阶段国家的利益诉求，在治理理念上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在治理目标上谋求促进世界各国公平发展。构建人类命運共同体时时事事离不开“共同”二字，世界各国的共同价值、共同利益、共同治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合作共赢支撑体系，成为全球化新背景下各国处理国际事务、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原则。

（三）为各国同舟共济提供动力源

当今世界发展形势复杂，全球性挑战加剧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科学准确研判世界发展大势，各国要同舟共济面对风险和挑战，共同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平衡、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之路。价值的本质和效用在于其主体性原则，“为谁而谋”即“为什么人”的问题决定了思想的价值高低，人类“共同价值”必须明确主体是全体人类。人类“共同价值”具有普遍性，是指事物对于全人类所共同具有的价值，即反映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地区的人民的利益和需要。

为中国人民而谋，更为全人类而谋。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作为长期执政党，不仅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全人类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中国方案和价值指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向全世界的最好表达，是我们践行人类共同价值的具体体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提升世界发展公平性、有效性、协同性，厚植经济全球化新动力指明了方向。一是创新引领。世界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增长动力不足。而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只有敢于创新、勇于变革，才能突破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瓶颈。各国要坚持创新驱动，挖掘增长新动力，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二是开放联动。我们倡导同舟共济的伙伴精神，强调各国要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要坚持协同联动，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让世界各国实现联动增长，走向共同繁荣。三是平衡普惠。缺乏价值共识的世界，难以实现全人类的繁荣与稳定，世界各国都应成为全球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本着“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的理念，推动解决全球发展失衡、公平赤字等问题，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为实现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提供强劲动力。四是利用后发优势。中国实践是后发国家发挥后发优势的有力展现。后发优势是落后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所拥有的特殊优势，表明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由于有早发现代化国家成功经验的“示范作用”和逐渐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等现代化文明成果可供借鉴，后发国家可以用相对较短的时间完成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较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后发优势，如借鉴和模仿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对落后国家或地区而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只有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才有可能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概而言之，基于全人类的价值共识，秉持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基本理念，应谋求最大发展公约数，构建全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的是一种合作共赢、“美美与共”的大同理想和多元文化认同下的 “共同价值”，为世界发展和人类未来指明方向。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为全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是我们一以贯之的立场和目标。我们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遵循共同发展的全人类基本价值理念，旨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规则，构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共享尊严、共享发展成果、共享安全保障、共掌世界命运的美丽新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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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文君，潘于旭.“‘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共同价值’”学术研讨会综述[J].哲学动态，2018（4）∶109-110.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1.

[4] 秦龙.马克思“货币共同体”思想的文本解读[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7（5）∶23-27.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95.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7.

[7] 习近平談治国理政[M].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4∶248.

【责任编辑：张亚茹】

作者：李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