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要素集聚论文

内容摘要中国已经建成了贸易大国，但这是在经济全球化生产要素国际流动条件下实现的，因而决定了以外资流入推动出口高增长的发展特点，也决定了出口实现的本国要素收益必然相对较低。基于对中国作为贸易大国收益较低之成因的分析，可以明确贸易竞争力应以收益率为条件。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经济全球化要素集聚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经济全球化要素集聚论文 篇1：

知识型组织人才集聚研究

摘要：在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由知识型员工构成的，以推出知识密集型产品或服务为基本目的的知识型组织正登上知识创新舞台。人才以知识型组织为平台和载体集聚，可以产生整体的系统效能大于部分之和的人才集聚效应。本文分析了知识型组织人才集聚的意义和人才集聚效应，构建了衡量集聚效应的人才集聚效能成熟度模型，最后指出应根据人才集聚效能成熟度模型和人才集聚效应，创新人才集聚的人才引进、人才使用、人才使用机制，以达到集聚效能最大化。

关键词：知识型组织 人才集聚效能 集聚效应

集聚经济被认为是一定区域内的企业、制度、基础设施之间加强联系以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过程，对于集聚的研究更多的见于产业集聚方面，对人才集聚的研究不多见，对人才集聚效应的研究也比较少。20世纪前叶，马歇尔、韦伯等对产业集聚现象提出了经典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以及迈克尔·波特从企业竞争力角度对“产业群”的研究，也使产业集聚再次成为经济学领域关注的核心。事实上，产业集聚必然包含着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形态资本的集聚。由于两种资本不可割裂的依存关系，在研究产业集聚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人才集聚的问题。当前，国内外对人才集聚的研究更多的是停留在作用、意义和人才集聚战略方面；对于更深层次的人才集聚效应和组织效率的动态关系研究较少，而且许多文献没有认识到人才集聚更深、更丰富的内涵，

一、知识型组织人才集聚的意义

对于组织而言，人才资源的数量是决定组织效率与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但人才资源的效能发挥不仅仅取决于人才数量，更重要的是人才团队的系统功效。知识型组织以知识工作者的团队生产为主要运作方式，以知识性产品和服务为主要产出。知识产品的生产从投人要素、生产流程、提供方式等与传统产品都存在显著不同，基于此，知识工作者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也与一般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存在根本性差异，人才资源的集聚效应强烈地影响着组织效率。在人才的作用日益凸现的今天，人才的集聚现象和集聚效应可以在任何性质的组织内发生，但在人才相对比较集中、以提供知识性产品和服务的知识性组织中，人才集聚的现象与效应更加显著。研究知识型组织人才资源的集聚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人才集聚效应提升机制，对知识型员工提高个体绩效，保证组织形成持续创新能力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人才集聚促进知识型员工人才价值的实现

人才集聚能促进人才的流动，而人才流动将使人才的价值得到真正实现。关于这一点国外学者作了许多研究，已经被世人普遍公认。卡兹曲线表明，在一起工作的科研人员，在一年半到五年这个期间里，信息沟通水平最高，获得的成果也最多。而在不到一年半或超过五年的时间段，成员信息沟通水平不高，获得成果也不多。这是因为相处不到一年半，不熟悉，尚难敞开心扉，而相处超过五年，已成为老相识，相互失去了新鲜感，可供交流的信息减少。对人才个体而言，由人才团队带来的协作、学习、竞争、节约等集聚效应不仅可以使人力资本价值得以实现，还能够带来人力资本新的积累，提高人才个体的技术知识水平和创新能力，为个人发展提供良好的机遇和广阔空间，实现个人与组织的同步发展。

(二)人才集聚保证组织形成持续创新能力

人才集聚不仅能使人才价值得以实现，而且还能带来整体的系统效能大于部分之和的集聚效应。一个人才集聚的知识型组织中，可以实现知识、技能在人与人之间的互补、共享和积累，使整个组织的创新力在规模上无限扩张，在动态上加速增长，进而推动收益递增、组织持续增长。同时人才集聚效应的提升可以形成人才资源的合理组织结构，促进学习、创新、竞争等效应的发挥，减少人才浪费和无序流动，保证组织形成持续的创新能力。

(三)人才集聚使组织与集聚地形成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

组织对人才的吸引、培养、使用须经厉一个长期的、累积的过程。它需要以具体的人才为核心和内在动因，由家庭、企业和政府等提供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人文环境，经过一个长期的人力资本累积过程，才能最终形成。由此可见，人才的生产和投资往往需经一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形成，而人才以知识型组织为载体集聚不仅可以提高组织绩效而且，将跨过这一时期，为聚集地获得先行发展创造了条件集聚地的先行发展尤为知识型组织的持续发展提高了条件和保障，从而形成高科技企业、科研机构等知识型组织与集聚地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二、知识型组织人才集聚效应分析

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人力资本是知识型组织更重要的、更能体现知识型组织特征的构成要素。人才是高层次、高存量人力资本的载体，人才以知识型组织为平台集聚，可以产生整体的系统效能大于部分之和的集聚效应。人才集聚之所以能够提高组织效率，是因为集聚效应的产生。知识型组织的人才集聚效应可分为内部效应、外部效应和负效应。

(一)知识型组织人才集聚的内部效应

内部效应是指人才集聚带来的知识产品和服务创造力的提高。主要表现在：协作效应提高创新效率；学习效应促进人才个体的学习和人才集群的人力资本积累、优化和升级；竞争效应促使组织成员不断提高绩效；节约效应降低交换成本，加快创新速度；稳定效应降低因人才流动给组织带来的损失和风险。

(二)知识型组织人才集聚的外部效应

知识型组织人才集聚的外部效应是指人才集聚带来的外部经济性。具体表现在：引致效应吸引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加入到组织内部，促进组织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集聚的规模和质量进一步扩大和提升；品牌效应促进引致效应的发挥和知识产品与服务的推广；示范效应能够在社会上形成一种示范和榜样效果，有利于在整个社会形成人才资源的合理流动秩序，提高配置效率。

(三)知识型组织人才集聚的负效应

知识型组织的人才集聚也可能产生负效应。人才资源在某些部门和单位过度聚集，会引起人才边际收益递减，导致人才闲置和浪费；人才资源的集聚也会加大管理难度，引起管理成本的增加；人才集聚过程中如果人际关系等方面处理不当，会破坏人才个体之间的协作关系，产生恶性竞争，影响集聚正效应的发挥。

三、知识型组织人才集聚效能成熟度模型的构建

效能是衡量人才集聚效应的尺度，效益是衡量效能的依据。人才集聚效能是指人才集聚带来的组织效率的提高和工作能力的全面提升的程度，是对知识型组织集聚效应的量化。

知识型组织的人才集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其所体现出来的效应也随着人才集聚的过程而有所变化，这就需要我们用动态的定量方法对知识型组织在人才集聚过程中的人才集聚效能进行评估，为知识型组织的

人才集聚战略的实施提供帮助。我们参考美国卡纳基·梅隆大学软件工程研究所提出的能力成熟度模型(CMM)和人力资源能力成熟度模型(P—CMM，people capabilitymaturity model)提出知识型组织的人才集聚效能成熟度模型。

知识型组织的人才集聚效能成熟度模型由初始级、管理级、协调级、完善级、和谐级5个成熟度等级组成，如图1所示。在初始级，知识型组织的人才集聚是随意的，掺杂着人情、关系等各种因素；在管理级，知识型组织的人才集聚的组合是以战略为中心的，知识型组织的人才集聚成员各自具备独特的技能，并且具有互补性，能够迅速形成组织的生产力；在协调级，知识型组织的集聚人才不仅各自具备独特的技能，而且在角色上是平衡的，具备较好的人际关系，能够相互配合，充分地进行信息和知识的交流，形成较高的组织生产力；在完善级，人才集聚的层次、规模和效应能够量化评估和完善，组织能够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适时地调整合适时人才集聚战略；在持续发展级，知识型组织集聚人才具有敬岗爱业的奉献精神，相互之间形成有效的协调合作机制，信息与知识的分享(共享)已达成共识并付诸于行动，积极的组织文化业已形成，组织的生产力持续不断提高，员工与组织目标相统一，员工与组织实现和谐发展。初始级的人才集聚经过人才相互之间的能力互补可以上升到管理级管理级经过角色的不断分配和平衡达到协调级协调级经过量化管理评估达到完善级；完善级经过持续优化达到和谐状态，即实现了组织的持续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除了第一级外，成熟度模型的每一级都是按完全相同的结构构成的。每一级包含了实现这一级的若干流程域，并设定了一组目标；如果达到了这组目标，则表明达到了这个成熟度等级，可以向下一级迈进；每一个低等级的实现均是高等级实现的基础。在实施效能成熟度模型时，在执行某一流程域时，对其目标可采用逐步满足的方式，流程进化和逐步走向成熟是成熟度模型体系的宗旨。

四、知识型组织人才集聚的发展对策

根据知识型组织的人才集聚效能成熟度模型和人才集聚效应的基本构成要素，制定组织相应发展对策以使集聚的正效应得以实现，并逐步达到集聚效能最大化，负效应得以克服。总体上，应以提高知识型组织的人才集聚效能为目标，以和谐知识团队建设为核心，具体包括：创新人才引进机制、人才使用机制、人才退出机制。

(一)完善人才引进机制

知识型组织应根据组织发展目标制定人才引进战略，综合考虑人才市场供求状况、组织人才需求数量和需求层次，引进高层次科技创新骨干和管理骨干形成集聚核心层，并以此为中心，相应配备各领域和各层次人才；同时要建立稳定人才队伍的各种机制，保持人才队伍的长期稳定和有序流动。

1．强化人才集聚意识

知识型组织应首先转变观念强化人才集聚意识，就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拘一格选人才。要吸引人才，形成人才集聚，就要首先在思想上重视人才，认清人才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一些地区已抢先一步，如上海主动到人才荟萃的北京抢夺人才，吸引了不少人才；大连更是在2005年8月以“大连——软件精英的舞台”为主题，在国内各大城市展开了为期一年的招聘活动。

2．优化组织发展环境

组织环境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优化硬环境，就是要求有高标准的科研和工作环境、广阔的发展空间等，为人才施展才华提供舞台；还要改善薪酬待遇、住房条件，为高层次人才排忧解难。优化软环境，就是要求必须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管理理念，营造一种宽松氛围，吸引高层次人才。同时集聚地的政府、企业及相关部门应采取积极措施，培养“领头羊”、吸引“群羊”，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降低“羊群行为”消极方面的影响。

3．扩大人才的选择面

随着国内对人才的需求逐渐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造成人才短缺的局面。其根源在于21世纪全球经济高速发展，拉动了现阶段对人才需求的急剧扩张。过去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只局限于单纯的产品竞争上，而现在则更多表现为人才等要素市场的竞争。因此，要扩大人才的选择面，应从三方面入手：第一，吸引本国优秀人才；第二，吸引海外留学人才回流；第三，吸引国外优秀人才。

(二)创新人才使用机制

创新人才的使用机制，就是在现有机制的基础上，努力创新对人才的配置、激励、评价等机制，促进人才集聚效应的提升。

1．合理配置知识型人才

将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上，这对于组织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人才有自己的特征，而且不同人才从性格、气质到专业、特长都有很大差别。只有合理地配置，才能实现既完成组织的既定目标，又会使高层次人才的自我实现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及既提高组织工作效率，又防止人才浪费的目标。如何配置高层次人才呢?应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组织和人才的效用都最大化。 2．注重复和激励措施 激励是指人类活动的一种心理状态，它具有激发被激励者，推动并引导其行为朝向预定目标的作用。激励在组织管理中具有重要功能，有助于激发和调动人才的工作积极性，增强组织凝聚力，为组织创造更大价值。

3．构建人才评价机制

构建人才评价指标体系，有利于对现有人才资源库的建设；有利于人员招聘、考核和选拔，并有助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4．加强组织文化、制度建设 现代管理理论认为，良好的企业文化有利于组织成员形成共有的价值观念和融洽的合作气氛，能够提高组织的凝聚力，克服人才集聚负效应带来的内耗，形成合力，逐步推动组织的人才集聚效应不断提升。

(三)建立人才退出机制 人才退出机制是组织保持活力、增强员工士气、增强组织创新力的重要保证。良好的人才退出机制对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应在组织内部营造竞争气氛。适当的竞争可以增强员工的工作士气，提高工作效率，提升人才集聚的竞争效应，提高组织的创新能力，促进组织发展。没有压力，工作就没有动力，因而完善的人才退出机制使员工处于适度紧张状态，会不断地为提高绩效而努力。退出机制也促进了人才流动，有利于人才配置最优化，有利于人才集聚的形成，加速集聚地的发展。

作者：邱艾超

经济全球化要素集聚论文 篇2：

目标升级与战略创新：贸易大国如何实现转型

内容摘要 中国已经建成了贸易大国，但这是在经济全球化生产要素国际流动条件下实现的，因而决定了以外资流入推动出口高增长的发展特点，也决定了出口实现的本国要素收益必然相对较低。基于对中国作为贸易大国收益较低之成因的分析，可以明确贸易竞争力应以收益率为条件。据此，由贸易大国迈入贸易强国的三大战略是：微观上推进要素培育；中观上实现产业主导；宏观上参与国际体制建设。

关 键 词 要素流动 贸易收益 贸易大国 贸易强国战略 国际体制

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标志着中国以规模扩大为特征的发展成就，也意味着以实力提升为内涵的发展阶段的开始。探索中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发展的道路，需要分析中国如何成为贸易大国，以及面大却不强的根本原因。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

全球化经济机制与中国贸易发展特征

中国作为贸易大国不同于世界历史上其他贸易大国。对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如何以大求强的战略探索，必须从其特征和形成这些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出发。

中国既不同于传统发展中国家以资源与农产品出口为主，也不同于一般发达国家在一些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业上具有竞争优势。加工贸易是中国贸易大发展的主要方式，外商投资是中国贸易发展的主要路径，由此构成了中国“外资主导型贸易增长”的发展模式。这是全球化经济条件下的特殊模式。

中国作为贸易大国，这一发展模式既不是经典比较优势论的表现，也不是著名要素禀赋论的结构。全球化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以国际直接投资为载体，把资本、技术、品牌、管理等容易流动的高级生产要素带入中国，与中国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环境等不易流动的低级生产要素相结合，生产了有技术含量和国际市场的廉价产品。中国的出口既不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不是中国富裕生产要素的集成，而是全球化要素流动下各国要素合理组合的产物。中国的廉价、低级与不易流动生产要素由此实现了出口，这是中国成为贸易大国的关键机制。

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发展，使中国的出口总值远远大于国内增加值。近年来关于增加值贸易的理论进步，特别适合于说明中国的贸易模式，即使不强调贸易方式，国际价值链分工这一时代性的现象，也要求运用增加值贸易原则显示国际分工与贸易的真实情况。对于以低端位置参与国际价值链分工的中国来说，这一贸易统计上的进步可以使我们在“世界第一”面前更加清醒。

然而，增加值贸易方法指出了贸易增加值形成的地点（国家、特别关税区），却没有区分贸易增加值创造的主体（企业及其国民属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贸易特别是由外资流入、中外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产品出口来说，增加值贸易方法解决了“属地”问题，仍然留下了有待回答的“属权”问题。生产要素的国民属性决定了贸易收益的国民归属，这是分析贸易收益不可回避的原则。在全球化要素流动下的贸易发展，也必须从这一基础现象出发才能正确分析一国的贸易收益，揭示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价值链分工中地位高低的内涵只能是收益之相对大小。

要素流动的时代特征从根本上改变了一国贸易增长的因素。为出口发展而进行的国内要素在产业间重新配置从而提高生产率，并不是出口增长的主要机制；外部高级要素流入，动员起闲置低级要素才是最重要的增长机制。国内外不同生产要素对贸易增长贡献的差异，是认识中国贸易增长特点的重要环节。要素跨国流动的时代特征，使一国要素价格上升为影响要素流动，进而影响贸易结构的根本原因；而要素的国际相对稀缺性决定要素流动，进而决定国际要素合作与贸易。这一机制已经超越了比较优势论与要素禀赋论所揭示的一国产业为贸易而配置的国内市场机制。

在自由贸易占主导地位的今天，贸易大国并不只意味着出口大国，同时也意味着进口大国；进口既以市场规模影响着他国的出口增长，也以需求结构影响着他国的分工地位与产业进步，这是贸易大国对世界影响的一个侧面。对中国来说，这同样是国际分工地位的一个侧面。只有从进出口两个方面同时研究中国作为贸易大国的结构内涵，才能更清晰地规划转型升级的目标。

除了深化分工与提高效率的微观意义外，在过去的35年中，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通过持续顺差实现的。然而，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外部环境，已经不能让中国继续保持这样的增长方式。对中国来说，不仅顺差全部来自于加工贸易，一般贸易还是逆差，这反映了结构上的低水平。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和土地、环境资源的不可承载性，与国际环境一起使传统贸易模式不可持续，这是外资主导型贸易发展模式的必然。而发展模式的转型，既因这一模式的性质而必要，也因这一模式的成就而可能。

要素跨国流动下贸易的国民收益与竞争力的收益原理

要素的国际流动以其全球化经济的基础性特征，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与性质，甚至使“分工”这一概念变得不那么确切。中国的贸易发展模式证明，国外要素流入并与本国要素结合，是贸易增长的方式。国际分工已经是产品内的价值链分工，而这一分工的前提是，要素流动形成的“要素合作”和在价值链各片段上的专业化。从理论上认识中国贸易发展的这一性质的战略意义在于，贸易发展转型升级的基础是要素结构的变化，而不是完整产业意义上的比较优势转移。表面上看，从要素流动出发，贸易脱离了经济比较优势理论，也违背了要素禀赋理论要素不直接流动而通过商品流动的原理。但事实上，要素流动理论恰恰揭示了现代各种贸易现象产生的基础，揭示了国际直接投资的本质是以资本为载体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不只是资金的流动。从要素流动出发，我们可以清晰地找到当代国际贸易的研究思路：正是投资替代创造着贸易，并改变了要素不流动下的种种贸易特征。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正因为进入了生产要素层次而不是停留在产业或产品层次，使要素流动产生的复杂贸易现象下的收益国际分配问题得以回答——要素稀缺性决定要素价格从而决定该要素所有国民的收益。

投资超越贸易是当代全球化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投资既替代了贸易，也创造了新的贸易模式。而中国抓住全球化的历史机遇的根本，就在于充分利用了这样一种机制。开放形成了外资带动稀缺要素流入的条件，外资推动下的价值链分工不仅使中国贸易迅速扩大，而且有力拉动了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了具有全球化时代特征的发展。揭示这一点，既证明了中国成为贸易大国的原因，也有利于认识这种贸易发展模式下收益分配意义上的不利性与结构进步意义上的局限性。

贸易大国是可以用规模来衡量的，但贸易强国究竟用什么来衡量却是一个并不清晰的问题。竞争力似乎是强的同义语，问题又归结到什么是竞争力？问题的关键是，全球化经济条件下要素流动已经使一国的贸易竞争力成为多国要素组合的表现，从而使各种基于市场表现的竞争力统计失去其合理性。

贸易作为一种商业行为，无疑要以收益率为准则，更高的收益率是更高竞争力的最合理标准。在没有要素国际流动的情况下，出口产品是一国各种要素组合的产物，企业的理性行为必然会追求高收益率，国家的贸易竞争力也就得到了相应的体现。但是，当企业是要素流动下多国要素组合的产物时，产品的竞争力就不再是国家竞争力的直接表现了。核心要素的竞争力才是产品竞争力的来源，而拥有这一核心要素的国家才是具有产品竞争力的国家。一产品的贸易收益要在各国的要素间分配，核心要素等高级要素必然要求获得更高收益，其由稀缺性及成本所决定，低级非稀缺要素则相反。可见，要素收益率才是国家竞争力的本质。

中国的贸易发展模式可称为外资主导型贸易模式，外资流入是出口能力提升的主要条件。外资主导型贸易发展是中国成为贸易大国的决定性条件，是中国前一阶段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同时也使出口规模更不能反映中国从贸易中实际获得的收益——出口是中外两方面要素组合的产物。

外资主导型说明了中国贸易发展的路径与特点，本身并不说明其中的收益分配。既然是要素合作而不是产品分工是生产的基础，因此要素的不同所有者的收益才是贸易的收益分配，而不是国际市场的价格机制。外资的品牌、技术和国际市场网络等与中国的土地、劳动力以及要素价格等相结合，实现了这种要素合作型贸易发展中的收益。

在指出微观意义上的收益分配后，我们必须分析这种贸易发展中的宏观影响与外部性，这从不同意义上代表着中国的贸易收益。外资流入以及由此而动员起来的中国闲置生产要素投放生产形成投资拉动型增长，并产生增长的乘数效应。外资生产通过产业配套和服务需求拉动了国内产业进步，技术与产品的示范效应、消费的创造效应等都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的增长。外资企业创造了税收，而中国政府提供了公共服务，在过度的政策优惠下，外资企业的税收贡献就可能不足以补偿公共服务支出。特别是在过去30多年中，环境保护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中国社会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更是不能在出口收益中所补偿的。

中国的贸易发展模式，使贸易问题上一个国家大和强的矛盾更加显著，中国的要素收益在出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比传统贸易发展方式要小得多。这也使目前广泛采用的体现国家贸易竞争力的各种统计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意义——中国的出口产品主要不是由中国的生产要素所创造，因而产品的市场份额等各种意义上的国际竞争力并不是中国竞争力结构的准确体现。

根据获得收益是所有商业行为目的的原理，只有基于收益率的市场份额才是真实的竞争力。同理，在要素合作贸易发展模式下，只有基于本国要素收益率的市场份额才是真实的国际竞争力。也因此，只有经过本国要素收益率调整的显性比较优势者，才是一国真实比较优势的体现。

据此，我们也可以明白现代（要素流动时代）贸易强国的性质。显性比较优势等贸易竞争力统计方法只有经过收益率的调整，才能体现以收益率为约束条件的竞争力结构。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获得更高的收益率和市场份额时，才能说这个国家在这个产业中具有比较优势；而只有一个国家在先进的主导性产业而不是传统产业中拥有这样的比较优势，这个国家才能被认为是贸易强国。

通行的各种贸易竞争力统计方法的基本特点是，基于进出口规模与价格水平。这些方法未体现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最基本特征即要素流动，忽略了以地理或关税区域意义上的国家出口中生产要素的多国性，忽略了最终产品出口国并不是全部出口收入的受益国，甚至不是主要受益国。近年来，“增加值贸易”的研究很好地回答了国际贸易统计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即一国出口总值并非一国从出口中实现的增加值，从而使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真实地位得到体现，也为我们进一步分析一国在实现全部增加值贸易中由本国要素创造的份额提供了可能。正是这一不包含流入要素贡献的增加值贸易量，才能最确切地体现一国要素所创造的贸易出口量，以及基于本国要素收益的贸易竞争力产业结构，才是一国贸易竞争力的真实表现。

贸易发展转型的微观基础——从要素引进到要素培育

要素合作这一全球化经济时代贸易发展特征的揭示，要素收益取决于要素稀缺性的原理，以及本国要素收益才是贸易真实收益原理的证明，使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清晰的结论：培育本国高级要素以提高贸易收益，是建设贸易强国的微观基础。

中国的贸易发展是从激励外商投资即要素流入启动的。对外资的鼓励首先针对出口进行，在开放国内市场后，又因鼓励出口等政策使出口更为有利。然而，外资激励政策在有效促进稀缺高级要素流入从而贡献于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要素市场的价格扭曲，导致了由这种扭曲损害资源配置效率的代价。偏向于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内资企业处于竞争的相对不利地位。偏向于对出口的激励政策，使面对国内市场的企业处于相对不利地位，使内外资企业在享受政府服务等公共产品上支付着不同的价格。对外资外贸的土地批租政策优惠乃至各种变通的土地使用安排，使土地价格被扭曲，各类土地所有者的收入被降低。在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上升之前的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享受的所谓劳动力红利是以低于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工资水平获得的，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出创造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是以劳动力价格的扭曲为条件的。对环境稀缺性本质认识的滞后，使中国在以外资引进发展外贸中严重忽略了对环境这一特殊生产要素的定价，从而使环境成为国家与人民所付出的一种隐含的社会成本，其经济学本质是环境要素价格的扭曲。这一系列要素价格扭曲，最终损害了国家的整体贸易收益。收益是贸易竞争力约束条件的原则告诉我们，必须消除这些扭曲，也只有消除这种对外资外贸的政策引致性扭曲，才能实现内外经济整体上的效益最大化。贸易强国应当是基于市场化资源配置基础上的贸易竞争力，而不是隐含要素扭曲损失的贸易竞争力。

在改革开放的大战略下，中国形成了一种可称为“区域发展导向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即各级地方政府有强大的经济发展动力与职能，这是中国经济的重要体制优势。然而，这一发展体制也产生了地区之间发展的政策竞争，以优惠政策引进外资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政策竞争的结果就是不断加大的税收优惠与降低的要素价格，使经济增长与外贸发展中付出了不必要的来自于体制引致性扭曲的成本。

要素的高级低级之分来自于其生产成本，除了自然资源外，劳动力、资本都是一定量投入的产物。然而，要素的收益却显示一条规律：高级要素高收益率，即收益相对于投入更高。决定这一规律的则是高级要素的更高稀缺度原理。更高、更有风险的要素创造必须以更高收益率为动力，这是一个市场规律。在国与国之间，决定投资与贸易收益差异的根本在于要素结构，高收益率只能以要素的更高等级为条件。以收益率为内涵的贸易竞争力，是以一国的要素结构即高级要素拥有的水平所决定的，贸易强国只能是高级要素更富裕并参与全球化的国家。

由此，我们可得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贸易强国战略的一个关键性结论：培育高级要素。只有以更多高级要素参与国际要素合作，一国才能有更高的收益率。这一结论不是理论本身发展的结果，而是全球化创造的要素合作的时代特征。

从要素引进开始的外贸发展战略升级的核心，是要素培育。要素引进启动了发展，积累了财富，在中国同时解决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的外汇与资金双缺口问题，也为新阶段上的要素培育创造了条件。从开放引进开始，国家发展战略进入到自主创新阶段，其核心就是高级要素的创造和培育。资金与外汇积累为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准备了条件，也为通过国际并购迅速获得高级要素创造了条件。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很少具备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高级要素，但却可能通过大规模并购获得发达国家先进企业的技术、品牌、管理与市场网络等高级要素，为主导国际价值链分工创造条件。国内创新与国际并购并举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特有的要素成长道路。利用要素引进阶段创造的条件及时向要素培育战略转型升级，是贸易战略乃至经济强国战略的关键，这将使一国可以成功避免类似比较优势陷阱意义上的要素合作陷阱，即停留于依靠本国低端要素参与国际合作的发展战略，从而长期处于价值链分工的低端。

中国以要素合作型国际专业化为特征的贸易发展模式，正在以实践证明一条全球化经济时代可行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特点就是，靠开放政策引进外国高级生产要素，使本国闲置的低级生产要素得到使用，通过迅速增长的出口积累资金与外汇，同时解决发展的双缺口，由此完成发展的第一阶段。在双缺口转变为双剩余后便开始进入新阶段：国内投资能力的提升为培育高级要素准备了条件，对外投资能力的提升为投资引领出口创造了可能，并使国际并购成为迅速获得高级生产要素的有效途径。这样一条完整的发展道路正在全面展现，它将系统回答发展经济学长期以来探索的开放型发展战略中的难题。

价值链分工是当代世界经济中分工的显著特征。价值链分工的基础是要素结构，一国低端的价值链分工地位是与该国低级要素充裕、高级要素稀缺的要素结构相联系的。因此，在价值链分工中地位提升的基础是高级要素的培育，而要素结构变化的结果将最终体现价值链分工的地位。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的上升是贸易强国的重要内涵，加工贸易方式是价值链分工低端的典型表现，但要素结构才是导致这种分工的根本原因。广义的全球价值链不限于加工贸易方式，而是全面体现在各种贸易方式之中，包括服务贸易。因此，提升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的战略，广泛涉及到基于高级优势要素的产业升级。当全球化使越来越少的产品由一个国家独立生产，越来越少的产业由一个国家完整拥有时，分工地位只能由价值链中的地位来说明，而贸易强国也只能是价值链高端即高增值率的国家。

贸易发展转型之中观目标——从价值链低端到产业链主导

从中观意义上讲，贸易强国的标志是分工地位，包括在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和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产品产业结构并不是一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客观表现，因为各产业的资本来源属性不同，不能把外资企业的出口作为东道国的竞争力表现。因此，从产业意义上讲，国家分工地位必须客观分析产业的投资来源。正如要素权属分析是回答贸易竞争力的性质一样，产业资本属性是正确分析国家分工地位的依据。

产业的不断创新尤其是当前正在发生的产业革命，不断改变着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当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并体现出引领产业进步的方向时，国际产业链分工格局也在不断调整。新兴产业引领着全球产业进步的方向，实现产业创新的国家主导着国际产业链的分工。在产品内分工使国际分工深化以后，我们依然要高度关注国际产业间分工的不断调整现象。在新兴产业不断涌现的今天，产业创新使国家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占据引领与主导地位，因为创新产业有着更高的增值率与更广泛的宏观经济影响，贸易强国特别表现在创新性产业的绝对优势上。

正如全球化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要素流动基础上的国际投资一样，国际投资的主体即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经济的主角。跨国公司主导了国际分工，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也是中国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必要条件。跨国公司既代表着一国在该产业中的国际竞争力，也体现了企业采用的全球化经营与竞争方式。中国的跨国公司将遵循国际直接投资的一般原理，同时因其经济结构与企业的多样性、传统产业竞争力强和新兴产业崛起快，呈现出多样化的模式。

高级优势要素是企业对外投资的基础，而国家的全球发展战略将发挥重大的引领作用。以一带一路战略为核心，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为支撑，中国将呈现以国家投资带动民间投资、以投资带动贸易出口的投资—贸易互动新格局。装备制造业与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将代表中国的产业比较优势，国际产能合作将使中国的优势传统产业产能与各国共同发展产业，各国的互联互通将创造贸易投资新格局，进而通过对各国的园区化投资形成中国与各国的新分工贸易关系。未来中国走向贸易强国的道路，将是一条与对外投资互动发展的道路。

在一带一路的大战略下，贸易意义上的强国战略已经成为整体强国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把握中国对外整体战略才能有效推进贸易强国战略。其一， 一带一路战略是政治、经济、外交与文化对外合作战略的总和，全面营造国际经济合作环境是这一战略的基本点。其二， 一带一路战略与国家对外金融战略相配合，有效发挥了国家战略优势，体现了国家战略优势对发展投资贸易关系的引领作用。其三， 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融资，引领发展创造更大的贸易投资关系空间，并且在国际合作框架中掌握主动权，超越了相互开放市场的自由贸易区模式。其四，国家战略性投融资为民间投资贸易关系开辟道路，以当地经济的务实发展保障国家开发性融资的效益，宏观的长期互动是战略整体性的本质。其五，中国产业比较优势的贸易竞争力在整体战略中得以实现，是在新的发展需求中实现而不是在与他国竞争既有市场中实现。其六，中国以国家战略及与各国的金融合作，将有效弥补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在世界发展需求中的不足，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中的不足，体现大国的影响力和主导性，这也是全面意义上强国和负责任大国的表现。

如前所述，中国建设贸易强国的进程也伴随着理论上经常忽略的一个侧面即进口。当中国解决了发展中的双缺口，以巨大的国内市场影响世界时，进口战略也就成为实现贸易收益和强国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正确的产业政策指导下，合理的进口是一国产业结构进步的重要途径。进口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推动一国的产业升级，其中包括装备奠基、产业补缺、竞争激励与消费培育等。进口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机制推动着中国的产业结构进步，进而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巨大的市场购买力与增长潜力，使中国可能在进口战略上赢得主动、体现实力，包括价格决定中的话语权、产品质量上的选择权和技术应用中的规模效益等。当中国以巨大而高端的进口能力影响世界时，中国市场的规模力量又将表现为一种来自买方的市场竞争力。中国应有效地运用自己的进口能力获得更高的贸易效益。

当代经济的服务化也深刻改变了国际分工与贸易强国的内涵。现代服务业既为农业与制造业创造着更高的效率，也以其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高增加值特征体现着结构进步的方向。与先进制造业一样，现代服务业是现代贸易强国的特征，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应有的特征。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现代服务业放宽市场准入正是其竞争力的表现，而日益多样化的服务产品特别是数字服务的跨境交付，正是发达国家出口发展的新模式。因此，现代贸易强国必然是先进制造与现代服务的综合体。

贸易强国的宏观特征——从适应环境到制度建设

在宏观意义上，贸易强国是由制度竞争力来体现的，即一个国家以其更高的制度效率形成经济整体上的竞争力。这种制度竞争力既会通过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转变为微观竞争力，也会通过资源配置的优化表现为产业的中观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在国际贸易制度以及与贸易相关的投资等各类制度建设中，强国的标志就是对这些国际制度建设的参与度、话语权与影响力。

中国的对外开放开始从国内开放型体制建设延伸到改善外部发展环境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上，中国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全球贸易体制建设，通过积极推进双边及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与诸边合作进一步推进对外贸易发展。中国要应对世界经济不平衡所提出的挑战，参与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协调，从国内战略与对外贸易战略上进一步优化和提升中国的经济贸易地位。

由贸易不平衡为主形成的全球储备不平衡，是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中国的外资流入型出口发展是这一不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引资出口大国走向贸易效益大国，贸易与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将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基本特征。从全球经济看，中国的调整将为世界经济平衡发展作出贡献；从中国宏观经济看，双顺差拉动型增长模式将被基本平衡型替代，其中包含着风险，也意味着对外经济关系走向新常态。顺差型贸易大国正在转变为一个平衡型贸易强国，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方面。

由大变强的贸易发展战略需求，也来自于中国现行发展模式对各国的影响。一方面，传统产业的成本竞争型贸易发展对一些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压力；另一方面，忽略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贸易发展，既受到国际社会指责，也损害了国民福利。中国的贸易强国目标要寻求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兼容性和发展的和谐性，寻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寻求与各国的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体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区域与双边自由贸易区大发展，投资超越贸易日益成为自由贸易区的核心主题，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被超越，边境意义上的贸易自由化与投资市场准入，开始被国内制度的透明、规范、国际化、法治化所推进，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度不再只取决于贸易投资的竞争力，而更取决于国家体制与国际规则的兼容性。

全球贸易投资制度变化的趋势，对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提出了一系列全新主题。首先，投资超越贸易已经使贸易很少能再以独立的方式发展，投资开放与对外投资战略与贸易发展战略已经形成整体，以投资带动贸易将是贸易强国发展的重要特征，贸易强国日益依赖于综合意义上的经济强国。其次，强国的标志不再只是贸易投资的规模数量，当前尤其表现为国际经济新规则制订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中国需要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双边与多边体制在新一轮全球体制建设中赢得主动，贸易强国需要由规则制订中的影响力来实现。再次，贸易强国不仅不限于生产的成本优势，而且不限于产业的技术优势，其取决于国家的战略优势和体制优势。前一轮改革开放中国靠体制优势实现了要素集聚，创造了贸易增长奇迹；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国将靠“投资带动贸易与创新引领竞争”，再造贸易增长奇迹，这两个机制就是战略与体制优势。

投资与贸易的深刻联系特别体现在投资创造国际价值链分工，决定国家的分工地位。因此，投资战略是贸易战略的必然延伸，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发展的战略尤其要把投资战略作为重要的战略组成部分，尤其要以国际投资制度的变化作为发展环境的重要依据。世界经济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从边境上的市场准入延伸到边境内的制度公平，包括透明、规范、法治化与国际化。这些历史性变化既对中国的开放与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改变着中国“走出去”的发展环境。与各国签订投资协议相互开放投资，将成为中国贸易大国发展道路上的新主题。

与各国从双边到多边的自由贸易区合作，也是中国贸易强国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性的互惠互利市场开放使贸易扭曲消除，更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通过自由贸易区，中国既进一步扩大了市场，也将通过开放市场提升国内竞争力，以贸易增强国力。中国多层次自由贸易区战略推进的重点，要从商品市场的相互开放不断扩大到服务市场的相互开放，从被动地接受要价到主动地将国内产业发展战略与海外市场拓展相结合，内外发展一体化，使贸易开拓市场的战略上升到贸易增强国力的战略。

编辑 李 梅

作者：张幼文

经济全球化要素集聚论文 篇3：

基于产业集聚的保定县域经济增长策略研究

【摘要】在我国县域产业集聚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集聚经济效益，但恶性竞争、环境污染等集聚不经济现象也日益突出。为促进我国县域产业集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出发，分析产业集聚促进经济增长的条件，针对保定县域产业集聚特点和发展困境，提出促进保定县域产业集聚发展、带动经济增长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产业集聚 经济增长 发展困境

产业集聚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是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集中体现。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我国按照专业化原则形成的各种产业集聚现象也日趋明显。在这种经济形势下，河北省保定市所辖县域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产业集聚，并形成容城服装、高阳纺织、里县皮毛、安国中药材、曲阳石雕等带有明显地域特色的产业集群，但受资金、规模、人力资本、管理等因素的制约，产业集聚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并且以传统形式居多，主要依靠低成本获取竞争优势，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还不能真正形成众多相互分工合作的产业链条，产业集聚的优势不能充分发挥。为促进保定县域产业集聚的有序发展、带动县域经济增长，本文从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出发，分析产业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条件，针对保定县域产业集聚特点和发展困境，提出促进保定县域产业集聚发展、带动经济增长的相关建议。

一、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虽然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可能存在互为内生的关系，即集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促进集聚。但关于两者关系的理论研究却长期处于滞后状态，主要原因是以产业集聚为研究对象的空间经济学缺乏对增长的动态分析，以经济增长为研究对象的增长理论又忽视空间因素。直到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简称NEG)才开创地将空间因素纳入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通过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机制，来探讨经济增长的规律和途径。但由于初始NEG是静态模型，没有考虑集聚对创新的影响，最终得出地理与增长无关的结论。此后，学者们通过NEG模型动态化的努力，以垄断竞争模型为分析框架，以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公共核心要素——劳动力、物质资本、知识溢出为纽带，探求两者的互动传导机制，得出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存在协作共生关系。

二、产业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条件

虽然理论上已经说明产业集聚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在产业集聚的发展过程中，也可能出现羊群行为、生产要素供应紧张、恶性竞争陷阱、环境污染等集聚不经济现象，阻碍经济增长。因此从产业集聚到经济增长还需要具备一些条件。

(一)产品存在丰富的产品差异化机会

产品差异化包括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由于产品内在质量形成的垂直差异化不易辨认，集聚内产品差异化的潜力主要表现在水平方向，如品种、规格、款式、等级等产品外观形态方面。产品存在丰富的水平差异化，一方面可以满足消费行为的易变性和多样性需要，使消费者在多次反复消费同种商品的过程中，依然能够获得良好的视觉感观效果和精神方面的享受；另一方面还能让众多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即使在地理上接近，也能依靠产品的精心设计来赢得自己的客户群，通过其品牌或多或少的垄断来实现利润最大化，避免出现价格的恶性竞争，最终实现供求平衡和经濟增长。

(二)高效的网络创新机制

由于集聚内企业间地理位置非常接近，单个企业的技术创新会带来较大的知识溢出效应，其他企业的模仿动机会大大提高创新成本，降低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从而容易采取技术外部引入和同类企业间不合作策略，这样只能使集聚内企业永远处于追赶的被动地位，最终出现共同衰退。为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应建立网络创新的组织机制，即利用竞争企业和上下游企业的资源和差异化技术能力，通过众多企业和机构相互合作进行产品创新，以较快具备核心竞争力和维持长期竞争优势。集聚内企业必须树立双赢思想，以外部知识的学习和吸收、企业间的互动学习为基础，形成自我增强的二次创新和知识共享的互动循环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和集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有效相容，实现长期均衡。

(三)政府和民间组织作用的发挥

虽然产业集聚大都没有政府的计划和规划，基本是在市场的作用下形成的。但集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如果没有政府和民间组织的组织和协调，集聚成长就会遇到成长极限而衰落。如在成长阶段，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投资者很容易出现羊群行为，从而为过度竞争、泡沫经济埋下祸根，不利于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这就需要政府把握好其中的临界点，着力做好准备工作和服务工作，规范信息披露制度，引导专业化分工，营造良好的产业集聚环境。此外，民间组织可以行使监督自律和组织服务的职能，并为集聚内企业提供交流平台，促进集聚内知识转移，克服企业所面临的共同障碍，促进产业集聚的可持续发展。

三、保定县域产业集聚的特点及其发展困境

经过多年发展，保定县域产业集聚在提升产业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低、小、散”现象突出，还不完全具备上述条件，一定程度上影响产业集聚的后续发展能力和经济增长。

（一）保定县域产业集聚的特点

1.集聚模式以内源传统型和外商投资型为主。内源传统型产业集聚往往是以当地的历史传统、资源优势和传统工艺为基础，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在产品和市场的互动下发展壮大的，如高阳纺织、里县皮毛、安国中药材、曲阳石雕等。外商投资型产业集聚主要是作为跨国公司的制造业基地形成的。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以产品为边界的分工逐步向现代的以要素为界的分工方式转化，主要表现为同一产品生产过程中垂直专业化。发达国家负责产品的研发设计和营销，将生产加工用离岸外包的方式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从而在中国沿海地区形成外向型产业集聚。保定容城服装，就是以OEM、ODM的产品带动下进一步发展起来的。

2.集聚的规模相对较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集聚内企业规模较小。由于集聚内企业大多经营传统的小商品行业，如中药材、纺织服装、调味品等，这些行业技术门槛低、产品生产周期短，适合小批量生产，从而导致生产同类产品的大量中小企业集聚在一起。二是集聚的区域范围较小。受行政区划和地方政府行政干预的影响，产业集聚区域基本在县域行政区划范围内，具有浓厚的“家庭化”和“本地化”色彩，所谓“一县一品”。三是集聚的产业链较短，分工不够深化，工序型企业的数量不足，中间产品交易市场规模较小，不易形成更低成本的规模生产和产品细分。

3.集聚的发展层次较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多从事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如产品零件的生产加工、原材料的生产等，缺乏上游研发、设计环节，以及下游市场营销环节的延伸，处于国际分工的“微笑曲线”的底端，产品创新能力不足，不具备与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正面较量的实力。二是产品的差异化不大。在适应性预期效应的作用下，大量企业进入，通过模仿获得企业必要的技能和知识，导致产品的水平方向差异化减小，趋同定位和同质化竞争问题较为突出。

（二）保定县域产业集聚发展困境

(一)逐底竞争

由于保定县域产业集聚大都处于低端制造环节，较低的技术水平意味着较低的技术门槛，于是出现大量企业迅速聚集、生产能力扩大。这种产业发展的无序性和盲目性，一方面会出现供给增加、产品销售价格下降；另一方面也会造成生产要素和中间产品供给紧张、成本上升，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压缩。在这种严峻的生存环境下，企业本来应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推出新产品、新款式来赢得市场，但由于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和行来自律，新产品的推出往往会立刻遭到同行的模仿和跟进，产品生命周期缩短，难以得到创新回报。于是大多数企业竞相采取降低成本和压价行为。这种短视的逐底竞争，进一步加大了买方控制的可能性，减缓资本积累，从而影响集聚的后续发展能力，严重时还可以导致其萎缩或消亡，这必然会影响县域经济增长。

(二)集聚转移

保定县域产业集聚的主要竞争优势是低成本，当这种优势丧失后，集聚将迅速转移。目前保定县域存在集聚转移的可能性：一是随着保定劳动力、土地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保定县域低成本优势减弱；二是随着交通信息条件的改善、市场经济的发展，保定的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已不再明显或不复存在；三是中国大陆盛行招商引资政策，使企业迁往新区位的成本非常低，这无疑鼓励了集聚的频繁流动。可以推断，如果保定县域产业集聚向其他地区转移，将会出现当地产业空心化，影响经济增长。

(三)环境损害

在一般加工工业快速发展进程中，由于自然资源的低价使用和环境资源的免费使用，保定县域产业集聚依然沿用过去大量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的低层次产业集聚模式，不同程度地出现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地污染等问题，有些地区污染严重超出环境负荷，环境资源质量下降，人民生活环境退化。如不及时采取措施，超出资源和环境的约束边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空间将越来越小。

四、促进产业集聚，带动县域经济增长的建议

(一)循序渐进的实现产业升级

虽然保定县域产业集聚面临发展困境，但放弃原有产业领域，不仅成本高，而且风险大。因此，应在充分考虑集聚内企业已有的资源优势和竞争能力的基础上，选择适合不同企业的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等产业升级模式，采取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的策略，最终完全吸收成本上升的压力，提升产业竞争力。

(二)产业集聚生态化

产业集聚生态化是指集聚地企业之间在相互竞争与合作中，形成类似于生物生态系统中类似于食物链那样的共生共存的产业生态环境，即一个经济单位产生的“废物”或副产品，是另一个经济单位的“營养物”和投入要素，企业间能量实现梯级利用，这样有利于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方式。当然受技术和成本制约，企业不会积极主动地循环利用资源，这就需要政府采取补贴和税收优惠的政策，或制定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和资源开发政策，最终使企业主动或被动循环利用资源，依靠节约资源技术来支持工业竞争力和区域经济增长，形成产业集聚地的良性生态循环。

(三)合理的公共政策选择

首先，建立相关政府间的协调机制。县级政府应打破固有的行政区划限制，从区域发展层面出发，整合区域内的优势资源、整合集聚内的价值链，实现优势资源的共享和分工，引导产业集聚走高端道路。其次，营造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应通过质量监管、诚信监督、知识产权保护、维护社会公平竞争等方面的制度建设，提高集聚内企业间的信任度，在长期合作的基础上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网络创新机制。最后，政府应营造良好的微观商务环境，有选择的引入大型跨国公司，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带动集聚价值链升级。

参考文献

[1]陈佳贵，王钦.中国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与公正政策选择[J].中国工业经济，2005（9）：5-10.

[2]冯薇.产业集聚与生态工业园的建议[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J].2006（3）：51-55.

[3]符正平.论企业集群的产生条件与形成机制[J].中国工业经济.2002（10）：20-26.

[4]罗能生等.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新进展[J].经济学动态.2009（2）：117-120.

[5]刘世锦等.产业集聚集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意义[J].经济学动态.2003（8）：28-31.

[6]连远强.产业集聚过程中的羊群行为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J].2006（4）：98-100.

[7]王缉慈，张晔.沿海地区外向型产业集群的形成、困境摆脱与升级前景[J].改革.2008（5）：53-59.

[8]朱英明等.产业集聚困境研究：回顾与展望[J].经济评论.2011（2）：145-151.

基金项目：保定社科联2011年度市级指导课题（课题编号201102040），主持人：牛薇薇；课题组成员：任倩、陈志军、史雪娜、吴向民、刘晓军。

作者简介：牛薇薇，女，汉族，河北金融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金融。

作者：牛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