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探讨论文

2022-04-27

摘要：会计英语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应用学科，这意味在会计工作应用中，其具有与普通英语不同的复杂性和独特性。本文重点探讨了维索尔伦提出的语言顺应论，尤其是该理论中的动态顺应原则在会计英语翻译中的应用，并从会计英语的词法和句法翻译两个方面举例探讨了在会计英语翻译中，译者应当如何运用语言顺应论對会计英语动态选择翻译策略，从而达到对文本的最佳理解和表达。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探讨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探讨论文篇1：

顺应性原则在广告语言和广告翻译中的运用

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和世界经贸交往日益密切的背景下,跨国广告日益普遍,广告翻译也就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广告翻译过程中需要运用大量的专业知识和技巧,本文从顺应的角度提出了广告语言和广告翻译中的技巧:顺应文化、消费者价值取向、消费者心理、语言现实等方面,赢得消费者的理解和认同,以使广告产品得到更大范围的流通和被接受。

关键词: 顺应性广告语言广告翻译运用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融入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当中。这一经济发展趋势深深影响着翻译界。随着国际化经济交往的日益增加,广告翻译也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翻译者会发现自己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跨文化交际。

然而,广告翻译谈何容易,理论界对广告翻译该用“翻译”还是“改造”还在犹豫不决。对广告的翻译,除了对译者有语言、专业、文化的知识要求外,还要有一定的翻译理论作指导。我认为,顺应论是沟通广告语言与广告翻译的桥梁, 这一理论也为广告语言及广告翻译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

一、Verschueren 顺应性理论

语用学的语言顺应性是在 1999年由比利时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Jef Verschueren提出。Verschueren在考查语言使用中接受了达尔文的选择与适应的思想,创造性地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与语言运用实际相结合,从顺应的角度系统地阐释了人类语言运用的动态过程。他认为:“使用语言是一个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是出于语言内部的原因还是出于语言外部的语言。”语言使用者一旦使用语言,他就要不断地根据语言的变异性(variability)、商讨性(negotiability)、顺应性(adaptability)这三种特性对语言作出选择。变异性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但是语言交际不是一个静态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商讨和顺应的过程。商讨性说明语言选择不是机械地严格按照规则或固定的形式——功能关系进行的,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顺应性是指语言能使其使用者从其所提供的可选项目的范围之内作出商讨性的语言选择和灵活的变通,从而满足交际的需要。

顺应性理论深入探究了人类使用语言的心理机制和动机,以及社会化的作用,为语用学研究开辟了一种新的途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解释力和应用价值及发展前途的语用学理论。顺应性理论对翻译也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将顺应理论用于翻译理论研究并用其理论成果来指导翻译实践,实际上是发展语用翻译理论的一种新尝试。

二、广告语言与顺应

(一)对文化的顺应

“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信仰、习惯、制度、目标和总模式。它不仅包括城市、组织、学校等物质的东西,而且包括思想、习惯、家庭模式、语言等非物质的东西”。产品要成功地被消费者接纳,并得到市场的认可,其广告语言就必须顺应消费者的传统习惯、审美倾向等各种文化现象。例如:我国有一电池品牌叫“白象”和电视机品牌“孔雀”,在出口这些产品到英语国家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为“whiteelephant”和“peacock”,这是因为在英文中“white elephant”是指大而无用的物品,“peacock”被认为是一种很脏的鸟,意味自满和自负。因此,广告译者必须同时具备汉英双语的语言知识,包括构词法、词源学、俚语、禁忌语、词语比喻意义和引申意义等方面的常识,翻译时应重点考虑顺应目标读者的语言文化习惯。

(二)对消费者的价值取向的顺应

广告的语言必须适应消费者的社会价值取向,即要顺应消费者的认知因素、情感因素及言语规范等。例如:从众心理在中国有较深的影响,虽然现在有所改变,但在商品选购的过程中依然有许多人沿袭从众的习惯,所以不少广告商以此为诉求点,在广告中渲染这种群体行为,例如:“风雨十年,百万消费者口碑见证”,“百喝不厌气味芬芳,深受大众喜爱”,又如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统一的思想和权威,在广告语中常有“国家部优”、“获得国家××金奖”、“国宴饮料××优质天然矿泉水!”等广告字眼和形式,以“权威”作为支持和论据。然而在西方国家,人们将现实摆在第一位,好的广告应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产品功能的高品质认证、吸引消费者的情感、充分利用孩子可爱的一面,例如:A.The charisma of Filipina,it comes from somewhere within. And it shines on every flight(菲律宾航空公的魅力,来自内在的本质,在每次飞行中熠熠生辉)B.We’re hidden in a garden of vegetables where you’d never expect.In a Pie.(我们在你想不到的地方藏了整个菜园的蔬菜,就在馅饼里) C.Let your children in on a world of wonder:Things of Science.(让您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奇异的世界里)。

(三)对消费者心理的顺应

广告语言不但要顺应一定的文化语境,而且必须针对消费者的心理感受作出相应的调整,满足他们的各种需要。中国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蕴藏着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形成了以“吉庆”、“仁爱”为基本内容的文化心理。例如:“金六福” 酒,例如服饰品牌“Goldlion”(金利来)气势恢宏,无论是“Gold”还是“Lion”都显示着“至尊”与“至强“。这样尊贵的命名满足了男性实现自我、成就梦想的心理需要。事实上,许多我们熟悉的商标都对人们心理上作出了成功的顺应,如“Safeguard”(舒肤佳)顺应了大众在心理上的安全需要。

(四)对语言现实的顺应

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广告语言不可避免地受到语言现实的制约。广告词在音、形方面,应避免杜撰读音拗口或者音韵不美的词语,尽量使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巧妙的商标词能充分利用语言的形象、音韵、修辞等手段增添更多的色彩和生命力。例如:“Clean &Clear”(洗面奶商标)就充分结合了英语音、形、义的特点成功地锁定了无数女性的目光,一方面,“Clean”和“Clear”发音相似,读起来铿锵悦耳,另一方面,它们拼写相近,显得对称平衡。另外,不管是“Clean”,还是 “Clear”,都给人留下干净整洁、一尘不染的印象,这个商标名通过对语言的顺应,达到了 “音美”、“形美”和“意美”的境界。

三、广告翻译与顺应

翻译活动是一种类似但更加复杂的不断选择的过程,从译什么到怎么译,无不贯穿着社会文化认知等因素的互动选择机制。语用顺应论不仅可以将翻译理论纳入一个连贯统一的框架,而且应在动态顺应、意识程度等方面的探讨,为拓宽翻译研究的发展空间带来诸多有意的启示。毫无疑问,广告翻译作为翻译的一种类型,同样能从顺应论中获得极大的启示,但广告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其翻译不仅要符合一般的规律,更重要的是吸引人们注意该商品广告,并且激发人们购买的欲望和促成购买的行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广告翻译必须对目的语的语境作出一系列的动态语言顺应。因此,顺应论对广告语言的理论指导同样适合广告翻译。

(一) 顺应目的语的文化习惯

译文读者能否像原文一样顺利获得大致相同的理解与感受,取决于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是否充分了解、考虑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的语言文化审美情趣上的差异,并在译文中作出动态的顺应。一些广告语中的商品名和习惯用法都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折射出文化、风俗、经济、政治、宗教和人文美学。例如:曹州圣酒的广告:“曹州城内有一隅首,名曰‘尤之女’。据说尤之女酿得一手好酒,偶被孔子一饮,赞曰:至贤至美!故得名‘圣酒’。”原文翻译为: There is an intersection named “Girl Youzhi” in Caozhou City. The story goes that Girl Youzhi made good king liquor,which Confucius drank by accident. He pionted this liquor to be a delicious one. So it got its name as Liquor “Shengjiu”.由于Confucius并不是外国人耳熟能详的人物,因此应该予以补充:the great ancient Chinese educator。“至贤至美”翻译成“a delicious one”也不能表达其文化内涵,“至贤至美”指的是“酒之上品”,可翻译为“excellent”。至于“圣酒”有着特殊的含义,其音译为“Shengjiu”完全无法表达出这种特殊的内涵,因此应译为“Saint Liquor”。

(二)顺应目的语读者的价值取向

广告翻译中,对目的语价值取向的考虑也是非常重要的。由于中西方文化不同而导致价值取向的截然不同,如中国人相信权威而西方人则尊重事实,中国人强调集体合作而西方人则注重个性特征。因此,广告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对价值取向作出动态的顺应。例如爱立信公司的移动电话广告其英文是“Make yourself heard”,其中文广告是“理解就是沟通”,从字面上看,这两则宣传同一产品的广告毫不相干,但却顺应了不同的价值取向。

(三)顺应目的语读者的心理需求

正如广告创作必须顺应消费者的心理一样,广告翻译也应顺应目的语读者的心理需要和感受,以便从情感上说服消费者,从而使其产生购买欲望和购买行为。以Coca-Cola为例,当该产品的中文译名是“蝌蚪啃蜡”,不但不能使消费者对该产品产生购买的欲望,反而会在消费者的心里产生负面影响。后来改译为“可口可乐”,使人一看到就会联想到很好吃或者好喝的东西。

(四) 顺应目的语读者的语言

广告翻译要根据目的语定位读者的语言表达习惯对语言进行多方面的选择,选择恰当的语言结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法,并同时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观念、意识、语言态度、语言意而作出相应的动态顺应。在句式方面,英语广告中经常使用祈使句、疑问句、省略句和条件句,当我们把中文广告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必须对相应的中文句式作出顺应。例如:“喝一杯即饮柠檬茶令你怡神醒脑。”译文是“A Glasss of Instant Lemon Tea Makes You Refreshing”,这则广告的中文句式是感叹句,而译者却把它改成了陈述句,很明显,译文的表达效果不如原文,如果将疑问句和感叹句一起使用,广告效果将大大加强,我们不妨将译文改为:“For Refreshment?A Glass of Instant Lemon Tea!”

顺应论给我们的启示是: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一个基于语言内部与外部的原因,在不同的意识程度下不断作出语言选择的过程。语言顺应论应强调语言选择与交际环境、交际对象和交际目标的一致性。以上的分析和例子可以看出:无论是广告语言还是广告翻译都必须顺各种语境才能达到广告的目的。语言顺应论为广告翻译研究带来了新思路,开拓了新视野。

参考文献:

[1]Verschueren,J.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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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征,付铮.英汉文化差异与广告的语用翻译[J].科技信息,2008,(27).

作者：王飞

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探讨论文篇2：

语言顺应论视角下会计英语翻译对策研究

关键词：顺应论;动态顺应原则;会计英语;翻译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企业与国外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也日益频繁。而会计在企业日常经济管理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对企业进行经济决策和经济的有效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会计英语作为经济活动中时常用到的一门商业语言，其重要性便不言而喻。但目前国内对于会计英语的大多数翻译研究仍停留在文本特点的分析层面，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多为目的论。与已有的研究不同，本文将运用语言顺应论，分别从词汇和句式的翻译两个方面来探讨并总结出会计英语的翻译策略，旨在为今后的会计翻译研究工作提供更多可供参考的方法与策略。

二、语言顺应论简介

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是语言顺应论的提出者，他是欧洲著名的语言学家，现任职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1987年时，他出版了《语用学：语言顺应理论》（Pragmatics as a Theory of Linguistic Adaptation）一书，正是在这本著作中，语言顺应论问世了。与当时大的语用学理论不同，Jef Verschueren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与语用学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从一个前所未有的独特视角去探讨语言的使用问题。在Jef Verschueren所提出的观点中，他认为语言的使用过程，是其使用者从语言的结构层面与策略层面不断进行自主选择从而达到交际目的的过程。其中，选择是手段，顺应是目的，这两者共同构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语言顺应论分别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探讨和阐释语言的顺应性特征：语境关系顺应、结构客体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过程的意识突显。在以上四个方面当中，顺应的动态性（dynamics of adaptability）是本文着重探讨的一个方面，它指的是使用者在语言使用过程中，按照语言的各个层次的结构做出动态选择，也就是说，译者在目的语的词汇、句式、篇章等层面进行选择的同时，还需要顺应意义的生成，这两者共同作用于目的语翻译。

钱冠莲作为将语言顺应论引入中国的先行者，他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便发表了两篇文章，并在这两篇论文中对语言顺应论做出了详细系统的介绍。而在运用顺应论进行翻译研究工作方面，国内学者戈玲玲是首批从事研究顺应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启示和阐释力工作的学者之一。近年来，随着我国会计翻译研究工作的不断发展，以顺应论为指导对会计文本翻译展开具体分析和研究，不仅能够拓展顺应论的应用范围，还能够为会计文本的翻译提供更多方法与策略上的借鉴。

三、动态顺应原则在会计词汇翻译中的运用

会计英语作为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应用学科，具有独特性、对义性、简易性、精确性以及时代性等特征。会计英语的语言非常的正式和实用，在会计实际业务活动中，对于会计词汇的使用必须始终坚持好严谨性、专业性、简易性原则。此外，术语词汇术语可以是用来在生产，技术，科学，艺术和社会生活等专业领域中正标记事件，现象，特征，关系和过程的词或短语。会计术语的翻译是会计文本翻译的重点和难点，因此笔者选择了会计词汇作为本文着重探讨的一个方面。以下是笔者在日常的会计翻译中所总结出来的几个重难点，这几个难点也通常是我们在进行会计术语词汇翻译时经常会遇到的。

（一）单一性词汇的翻译

单一性会计词汇是指那些词义单一且固定的词汇。例如，会计英语中常使用的arm’s-length transaction一词翻译为“正常交易”，而并非字面意思的“臂长交易”。因此，在针对这些特殊的单一性词汇进行翻译时，需动态顺应的原则，按照目的语读者的需求对词义进行动态选择，否则便可能会造成上述例子中的错译，贻笑大方。

（二）对义性词汇的翻译

对义性词汇是指那些意义矛盾对立的词汇，通常其词义具有较强的联想性与对比性。例如，会计财务报表中的“real account”以及与其相对应的“nominal account”被翻译为（实账户/虚账户），而并非翻译为（实账户/名义账户），因为实与虚这两个词在汉语中是一组相互矛盾对立的词，相较于后者的“名义账户”，“实”与“虚”具有更强的联想性。在对这类词汇进行翻译时，要选择意思相互对立的词义，从而打造出强烈的联想性，使目的语读者更好地去了解记忆会计知识。

（三）缩略词的翻译

广泛使用缩略词是会计英语的另一大特点，这也使得会计英语的语言具有专业性、简洁性、易读性等特征。其中，会计英语的缩略词又可划分为首字母缩写词和截短词两大类别。首字母缩写词例如，ADRS（Asset Depreciation Range System）译为“固定资产分组折旧法”;FIFO（First In First Out）译为“先进先出法”;A/P（accounts payable）译为“应付账款”;I&A（Inventory and Allocations）译为“库存和分配”，等等。截短词例如，Hon’d（honored）译为“如期支付的”;inl.haul（inland haulage）译为“内陆运输费用”;A/CS Rec.（accounts receivable）译为应收账款，等等。在翻译此类会计缩略词时，译者必须动态顺应目的语读者的会计知识背景，在翻译时需阐释清楚词汇的具体意义，否则可能会导致读者不知所云，从而无法实现翻译的交际目的。

（四）名词化词组的翻译

在会计英语中，存在着大量“名词（组）+名词（组）”结构的专业术语，将名字前置作为前置定语，使用这种结构的目的是为了使会计英语的结构更加的紧凑和简洁的同时，又能够将更大量的信息传达给目的语读者。例如，debit note译为“清单”，provision accounts译为“备抵账户”，source document译为“原始凭证”等。在针对名词化词组翻译时，一方面要对原文的意思进行准确表达，另一方面译者必须顺应目的语的词汇使用习惯，坚持动态顺应原则，运用词性转换等方法，将词组的意思进行准确的翻译与阐释，向目的语读者传递准确的信息。

（五）普通词汇专业化的术语翻译

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一些普通词汇在会计英语当中却有着其自身特定的专业意义，会计初学者由于基础还较为薄弱，可能在对这些专业术语的理解上还存在着困难。因此，考虑到这种情况，译者就更要担起责任，进行准确无误的翻译，帮助初學者避开迷惑陷阱。例如，“proceeds”一词在我们日常生活和学习中通常“前进”的意思，然而，在会计英语中它所表达的含义是“分录”;“future”一词通常翻译为“未来”，而在会计英语中，它的意思是“期货”;又如“overhead”，其本来的含义是“在头顶上”，是一个方位词，而在会计学中指“间接费用”。针对这些普通词专业化的术语，译者在翻译时，应当首先充分了解这些词汇的日常含义，再从其日常含义出发，结合词汇所在篇章的上下文语境，按照动态对等的原则，对词汇的含义进行相应的引申和调整。

综上所述，针对会计英语的特殊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动态顺应目的语的词汇表达以及词汇所处的篇章的结构特点，充分考虑目的语读者的需要以及他们的接受程度，并同时兼顾目的语的表达习惯等方面，巧妙地运用直译加注释、意译、阐释等翻译方法。

四、动态顺应在会计英语句式翻译中的应用

会计英语句式具有表达形式与内容客观，内容准确，传递的信息量大等显著特征。正是由于这些特征，会计英语句子中多使用名词化结构，被动语句，并且含有大量多重嵌套的长难句。因此，译者在进行翻译时需要巧妙地顺应其句式特点，有针对性地运用翻译方法，针对汉语的表达方式进行动态选择。

（一）会计英语中被动句式的翻译

由于会计英语文献强调客观事实，信息所传达的重点对象是企业和经济活动，而被动结构更加具有客观色彩，并且在形式上更为简洁，因此，在会计英语翻译中，非人称的语气常常被用来进行客观阐释。例如：

1. Costs and profits have been recorded for all trans

actions.

译文：将所有交易的成本与利润都记录账上。

解析：在汉语的习惯表达中很少用到被动语态，因此在进行被动句汉译时，可将其翻译为无人称句型，将原句中的主语转换翻译为译文中的宾语。

2. One record is generated by the bank，while the other one is furnished by the firms.

译文：一份记录由银行提供，另一份记录则是由企业所提供。

解析：当英语原句当中已经提及了动作的承受者时，此时，为了实现源语言与目的语之间的顺应，译者在翻译时应当使用汉语的被动语态，除了我们日常所常用到的“被”字外，译者还可以选择“由”、“给”、“受”等字来进行表述。

3. The costs related to the use of short-term assets must be accurately calculated.

译文：与使用短期资产相关的成本，必须精确地计算。

解析：在一个被动句中选取的是无生命名词作为其主语的情况下，与此同时，原句中也不存在引导行为主体的介词，那么，译者在翻译时便无需改动句子的结构，可以直接采用主动语态进行翻译。

综上所述，针对会计英语被动句的翻译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法：①将被动句式保留，采用“由”、“得到”、“受到”等句式进行翻译。②转换为主动语态进行翻译，主语的添加与否可视情况而定。③由“It”所引导的被动句型，可运用增译法，对于源语言中隐含的成分进行添加，从而顺应汉语的表达习惯。

（二）会计英语中嵌套长难句的翻译

会计英语自身具有很强的逻辑性，为了能够充分表达其原理的内在特征以及内部联系，会计英语文献多使用复杂的长难句。这些长难句中多包含数个从句或多重修饰成分，层层嵌套，导致整个句子在结构上显得十分复杂，但其实际上是一个树形结构的句式。在针对嵌套长难句进行翻译时，译者首先要将句子的主干提取出来，之后对句子进行层层剖析，将句子各个成分之间的联系理清后再进行翻译。

英语属于“形合”语言，而汉语分属“意合”语言，我们日常生活和学习中进行汉语造句时几乎不会使用到形式连接手段，个别极为特殊的情况例外。汉语注重逻辑顺序级功能意义，短句较多，以神统形，句子结构简洁明快。基于以上这些特点，译者可依照情况对翻译方法进行动态选择，如增译、省译、顺译、倒译、拆译等，甚至可将分散的单词或词组进行整合，将其组译成一个句子。例如：

原文：The general purchasing power accounting inherits the historical cost attribute，and uses the general price index to adjust the accounting data in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statements to the financial status of the enterprise based on purchasing power.Since its purpose is to eliminate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general price levels on financial statements，it can also be called general price level accounting.

译文：一般购买力会计保持历史成本的计量属性，以币值固定、稳值货币作为计量单位，采用一般物价指数，将传统财务报表中各项会计数据换算调整为按购买力计价的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目的是消除一般物价水平变动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所以又称为一般物价水平会计。

原文：Job order cost is appropriate when produc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a discontinuous series of products，or to supply a customer-specific order，or a general inventory of future orders.

譯文：当生产的特点是不连续的系列产品，或为了供应客户特定订单，亦或未来订单的一般库存时，工作订单成本核算是适宜的。

解析：第二个例子中原句属于主系表结构的句型，紧随其后的是一个由when所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由于英汉表达习惯的不同，英文句子习惯于将主句放在从句之前，结果在原因之前，推论在条件之前。而汉语则恰恰相反，原因在结果之前，条件在推论之前。因此，在进行上述类型的长句翻译工作时，译者可以考虑通过使用倒译法先将原句中的时间状语从句提取并翻译出来，最后在翻译原句的主句。同时，在翻译时还需要注意原句词性的转换，将原句中的“characterize”转换翻译为名词，从而实现源语言与目的语之间的顺应。

五、结束语

通过本文中对会计英语的翻译策略研究，笔者充分意识到，在如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论是会计从业人员还是从事会计英语翻译的工作者，想要充分地去理解和翻译好会计文本，除了要具有充足的专业知识储备外，还需要在翻译实践中将翻译理论、语用学理论和会计英语阅读三者充分结合起来。只有既充分掌握好语用学理论，又具备会计英语翻译技能和知识，同时还具有阅读和翻译会计英文文献等多方面的能力，才能够将会计英语的翻译工作到尽善尽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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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马卉.语言顺应论对翻译的启示[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6（5）：55-57.

作者：徐顾艳

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探讨论文篇3：

略论“浙江模式”及其转型与提升

摘要：本文在分析比较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关于浙江经验和“浙江模式”相关研究和成果的基础上，就推动“浙江模式”转型、提升的必要性以及方向和重点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以“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为核心内涵的“新浙江模式”概念。

关键词：浙江模式；转型；提升；新浙江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全国的位次迅速上升，在一个原有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当贫乏的小省，创造了农村工业大省、市场大省、块状经济大省等一系列奇迹，并向经济强省、文化大省目标迈进。2006年，人均GDP、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和农民年纯收入等指标超过广东、江苏、山东等大省，有些指标还接近或超过了全国第三大直辖市天津。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以及全国一些著名高校的专家学者对总结浙江经验，研究“浙江模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如何正确地评价浙江的过去，科学地谋划浙江未来，成为省内外学者及干部群众所瞩目的一个焦点。本文拟就“浙江模式”及其转型与提升谈一些初步的认识。

一、浙江经验与“浙江模式”

关于浙江发展经验和“浙江模式”，省内外学术界和新闻界都有过不同的总结和表述。如《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一书将浙江发展经验概括为：“经济民本多元，社会包容有序，文化自强创新，政府服务有为，党建坚强有力。”^[1]浙江省著名学者方民生教授在《浙江制度变迁与发展轨迹》一书中，将浙江发展经验概括为：“ 思维创新、重构市场主体、加速要素流动、区域特色经济、民众与政府形成合力”的内源自力型模式^[2]；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将“浙江模式”的内涵与特征概括为：充分尊重和发挥民众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将经济体制改革和区域经济发展有机地融为一体，利用制度创新所形成的改革先发优势，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浙江模式”不仅仅是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同时也是以区域局部突破为特征的经济制度创新模式^[3]。近年来，“浙江模式”日益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如美国斯隆管理学院学者黄亚生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说，理解浙江的兴起是了解中国发展真谛的最佳途径，他认为“浙江模式”是一种自下而上、创业型、市场导向型的发展模式^[4]；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郑永年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题为《“浙江模式”值得深思》的文章，称“浙江模式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应当说具有方向性的意义。”^[5]省内外关于“浙江模式”的研究，还包括对浙江各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富有特色的做法和经验的总结，如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温州模式”的研究一直延续至今；90年代初以来关于“义乌模式”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2006年浙江省委调研组总结得出了“义乌发展经验”。所有这些都为深化对“浙江模式”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综上所述，浙江经验与“浙江模式”的内容十分丰富，概括地说，就是：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浙江在贯彻落实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尤其是富有特色的做法和体会。笔者认为，“浙江模式”的内涵主要包含以下几点：

一是在发展战略上，始终贯彻了一条“创业富民、创新强省” 的红线。正确地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近30年来浙江历届省委、政府实施的发展战略，大体经历了以“富民强县”为目标发展农村工业、专业市场、民营经济——通过城市化提高工业化、市场化水平，壮大区域特色经济——实施“八八战略”，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争取走在全国前列——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这样几个阶段。这几个发展阶段的重心虽然有所不同，但始终贯彻了一条红线：创业富民、创新强省。

二是在经济体制上，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同时，从浙江原有公有制经济比重很小这一实际出发，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尤其是个体、私营和股份制等各种非公有制企业的作用，成为民营经济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12月底，全省私营企业达40.64万户，投资者92.61万人；个体户达到179.8万户，从业人员364.82万人。全省个私企业实现总产值12546.91亿元，占全省生产总产值的80%；社会消费品零售额4367.55亿元，约占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82%。事实上，由于统计口径与方法等原因，浙江民营经济主体的实际数量、规模和业绩远远超出上述统计数据。

三是在运行机制上，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注重培养、发挥民间专业市场的作用，全省市场成交总额已连续16年排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首位，成为超亿元、超十亿元、超百亿元市场个数等指标均居全国前列的市场大省。并以此为载体，注重培育资本、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课题组根据所有制结构、政府职能转变、市场发育情况、体制活力与外向程度等四个方面，选取16项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对我国30个省市区市场化的进程进行了比较分析，评价结果表明2000、2005年浙江省市场化水平均居全国第一位^[6]。

四是在发展思路上，比较注重统筹各方、协调发展。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主要精力放在培育民营企业、壮大农村经济、推进农村工业化上，那么近10年来则在民营经济大省、市场大省等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以城市化进一步推动和提升农村工业化、市场化，浙江省委、省政府继1999年在全国率先推出城市化战略和规划之后，又于2004年在全国率先推出第一个城乡一体化纲要，以及一域（融入长三角）、两翼（山区、海岛）、三区（环杭州湾、温台沿海、金衢丽）、三群（三大主体城市群，即环杭州湾、温台沿海、浙中城市群）等事关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决策，并取得了明显效果。

五是在发展内容上，确立建设“文化大省”目标，推进各项事业发展。早在2000年，浙江省委就出台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提出了“3+8+4”的工作架构，即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高公共服务能力等“三个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等“四个强省”。

笔者认为，基于上述基本内涵和经验，可把“浙江模式”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主要依靠民间力量，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培育壮大区域经济，发挥城市带动作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动社会全面发展。

二、“浙江模式”亟需转型、提升

发展模式是指为了实现特定发展目标而选择和实行的方式、方法与道路的统一体，是由理念、主体、客体、手段、载体等要素组成的完整系统。转型是指某一事物或领域所发生的系统化、大规模、带有根本性的变化。传统发展模式往往将经济总量的增长作为发展的首要甚至是唯一的目标，在不同程度上忽视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其它领域的发展，并主要依靠资源要素的高投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片面化、短期性、难持续的发展模式。新型发展模式的理论依据，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它强调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科学的发展模式以市场化、信息化、城市化、国际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创新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动力，它是一种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可循环、高效率，全面化、长远性、可持续的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由上可见，发展模式转型的实质是逐步摒弃传统的以经济总量增长为首要甚至唯一目标的发展模式，追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促进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人类与自然、对内与对外的和谐发展；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充分发挥人和其他知识性要素的决定作用，主要依靠创新驱动，走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即由单一线性“资源——产品——废物和污染排放”的过程转变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产品”的循环反馈式流程，从而避免对自然资源要素的过度索取和对环境的破坏，以尽可能小的资源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浙江模式”的转型过程中，创新显得尤为重要。创新一般指对旧事物的否定和变革，它是推动“浙江模式”转型的有力手段。“浙江模式”的转型是一个充满创新的过程，需要在发展思路、策略、举措等方面提出新的理念、采用新的方法。因此，要推进“浙江模式”转型就必须创新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战略、创新发展内容、创新发展举措等等。

转型是“浙江模式”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浙江经济也是不断发展、提升的，它已经跨越了主要依托政策、体制上的先发优势、农村专业市场和“轻小集加”的农村工业推动的阶段，进入了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后工业化和城市经济时代。因此，作为浙江经济特征和集中表现的“浙江模式”本身也必须转型。

之所以要实现“浙江模式”的转型、提升，主要是由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与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就总体而言，过去近30年来，中国经济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地理位置、历史根源、社会条件等诸多原因，浙江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边缘，由于旧体制的束缚较少、旧习惯的影响较小，这就为头脑灵活、敢想敢干的浙江人在设立家庭工业、兴办专业市场，以及利用体制落差走南闯北、四处发展“浙江人经济”等方面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一难得的“时间差”所带来的先发优势，为浙江在此后成为农村工业大省、市场大省、经济大省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但是，经过近30年的发展，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建立或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浙江原有的先发优势已经不复存在。正如学术界有些人士已经指出的，以“破产法”的实施为标志，中国市场经济已经进入了“中级阶段”^[7]。目前，全国各地的发展条件和竞争手段，至少从政策和法律上说，已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因此，已经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喝到了宝贵的“头口水”的浙江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原来很多自己所熟悉的东西现在已不再成为独家的“秘密武器”。浙江要继续走在“全国前列”，除了“干在实处”之外，还必须与时俱进，“谋在新处”、“赢在特处”。

为此，必须高举自主创新的旗帜，把创新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来落实，作为发展理念来强化，作为重大战略来推进，以创新促转型，以创新促提升，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体地说，之所以要推进“浙江模式”的转型与提升，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

首先，是节能减排、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毋庸讳言，尽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口号已经喊了很久，并已开始取得可喜的进展，但从总体看，迄今为止，浙江省经济、尤其是工业经济的增长方式，尚未真正实现从主要依靠低价格、大批量的粗放型向优质高效、低能减排的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发展路子已显得难以为继。据统计，在1996年到2006年的10年间，浙江省以投资增长3.7倍、能源消费总量增长2.2倍，支撑了人均生产总值增长2.4倍。2005年，浙江省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为1.49吨标准煤，高于广东（1.08吨标准煤）、上海（1.18吨标准煤）、天津（1.45吨标准煤）、福建（1.45吨标准煤）；万元GDP能耗为0.9吨标准煤，高于广东（0.79吨标准煤）、北京（0.8吨标准煤）、上海（0.88吨标准煤）；万元GDP电耗为1222.2千瓦时，明显高于北京（828.5千瓦时）、海南（912.3）、江西（966.3千瓦时）等省市，在全国排第17位^[8]。近20多年来，浙江省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生产总值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与生产总值的比值1978年时仅为18.8%，2006年则达到了48.5%，而且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呈现不断下降的态势，每增加一亿元GDP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额由“六五”计划时期的1亿元提高到“十五”时期的3亿元^[9]。可见，尽快转变主要依靠资源要素高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已显得迫不及待，这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前提。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微观基础，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才能实现浙江发展模式的转型与提升。

其次，是突破资源要素瓶颈制约的要求。浙江是一个“缺铁、少煤、无油"的资源小省，全省一次能源自给率只有5%，人均资源拥有量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5%，居全国倒数第三位。人均可耕地0.635亩，不到全国人均的1/2，远远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人均可耕地0.7965的警戒线；人均常年水资源占有量仅为2070立方米，已接近国际公认的20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线；人口的增长，尤其是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入，将使得浙江省2010年、2020年缺水约达17亿立方米和67亿立方米；人均森林蓄积量为2.99公顷，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4%；铁矿石保有储量仅占全国的0.07%，铜资源保有储量只有全国的0.05%，石油储量微乎其微，煤炭储量为全国的万分之一。近年来浙江经济保持了迅猛发展态势，资源要素供给压力日益加大。2006年，浙江实现地区总产值15649亿元，其中工业增加值为7538亿元，三次产业之比为5.9∶53.9∶40.2。据初步了解，全省约有80％以上的市（县、区）都先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工业强市（县、区）、工业立市（县、区）的发展战略。诚然，通过工业化，实现以农业经济为主导向工业经济乃至城市经济为主导的结构转变是世界经济史已经表明的客观经济发展规律，浙江也概莫能外。但事实上，浙江总体上已处于后工业化时代的初期，按照国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适时进行制造业的结构转型，并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必然趋势，如韩国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此后，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50%提高到了2004年的62%。由于浙江省的土地、水、能源等自然资源短缺，过多发展占地多、能耗高、污染大的一般加工工业不仅在现阶段难以为继，而且从长远看更是得不偿失的，尤其是一些生态资源保护任务较重的水源、森林覆盖地，不加选择地发展有悖于当地主体功能的高能耗工业更是一种短视的行为。有鉴于此，浙江要突破资源要素瓶颈制约，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突显现代服务业、尤其是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生产性服务业的主导地位，这也是实现发展模式转型、提升的必然要求。

再次，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升浙江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要求。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国内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竞争从表面上看是产品质量和价格的竞争，但实质上是科技、教育、人才的竞争。毋庸讳言，目前大部分浙江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主要竞争武器是低价格、大批量，产品的科技含量较低，知名品牌较少，出口产品主要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末端，许多从事定单出口的企业沦为国外知名企业的“加工车间”，且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生产原料价格上涨的形势下，由于主动权掌握在国外品牌公司手里，缺乏与之进行对等的价格谈判的地位，浙江众多贴牌加工企业的利润空间日益缩小。因此，要避免浙江工业企业沦为国外知名企业“加工车间”的困境，就必须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提升。

三、“浙江模式”转型、提升的方向与重点

推进“浙江模式”转型、提升的方向是：围绕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的释放和生活品质的提高，彻底解决低水平生产能力过剩、企业产品附加值偏低、创新能力不足、城乡二元分割、区域差距明显、资源环境压力增大等深层次矛盾，促使经济社会发展发生如下变化：由以地缘、血缘、亲缘为纽带的人格化交易方式为特征的初级市场经济向法制健全、统一市场、公平公正、国内外一体、非人格化交易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由主要依靠城市的带动作用向城乡一体化转型，更加关注新农村建设和全体城乡居民的全面发展；由主要依靠经济发展向经济社会发展并重转型，更加关注社会事业发展和人民生活品质的提升；由主要依靠资源要素低成本竞争和产品数量扩张优势向依靠科技、人才、品牌等知识性要素转型，更加关注生态建设、资源保护、知识经济发展和创新型省份建设；由主要依靠经济发达地区提升GDP总量和人均水平向全省各地区协调发展转型，更加关注欠发达地区发展水平的提升；由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资本和技术向国内、国际经济并重转型，更加关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浙江省，上述发展趋势自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尤其是十六大以后就已出现，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今后需要进一步顺应和强化“浙江模式”的上述转型、提升趋向，逐步形成以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为基本内涵和工作重点的“新浙江模式”。

（一）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努力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在保持浙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构建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做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1.必须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在坚持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加快城市经济发展步伐，推进环杭州湾、温州沿海和浙中三大主体城市群建设的同时，更加重视新农村建设，加快中心村和农村新社区建设的步伐。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在浙江耕地资源稀缺、土地边际效益递减和存在农产品、工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情况下，加快农民就业从农业向非农领域的转移便成了一个极其重要和有效的选择。因此，如何提高农民的创收技能，增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转移能力，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缩小城乡差距、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为此，可采取政府统一采购培训成果的方式，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免费的岗位培训、技能培训服务；鼓励发展专业化、公司制、以进城务工农民就业为主的劳务中介组织，一方面为劳务需求单位组织、提供劳动力供给服务，另一方面为进城务工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渠道，节约就业机会的搜寻成本。

2.必须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由于区位条件、交通设施、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的差异，浙江西南部与东北部沿海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发展差距。自2002年4月开始实施“山海协作”工程以来，以项目合作为中心，以产业梯度转移和要素合理配置为主线，全省逐步形成了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格局。截至2006年底，累计签订“山海协作”项目3000多个，协议总投资1100多亿元，涉及工农业、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科技、教育、卫生等诸多领域，有力地推进了西南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今后，应进一步强化山海协作和结对帮扶，加大对西南部欠发达地区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和生态资源补偿的力度，并逐步建立健全差别化的区域开发政策体系。与此同时，要加快发展省域中心城市、加快培育区域中心城市、加快建设中心镇，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

3.必须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2006年，浙江人均GDP已近4000美元，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在这一阶段，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外贸结构等将出现新的升级，城市化步伐加快，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社会结构和各种利益关系的变动加快，有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因此，一方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专业市场和区域块状特色经济整合、转型、提升的步伐，推进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实现浙江由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跨越。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社会和谐发展，大力推进社会结构如人口结构、就业结构、阶层结构等的调整；加快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等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事业的发展，使之与浙江经济发展的速度相适应；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努力解决交通拥堵、物业纠纷、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对老年人缺乏关爱等问题，营造经济社会协调共进的和谐发展格局。

4.必须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根据中国科学院发布的《2007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2006年浙江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居上海、北京、天津之后，位列第4位^[10]。然而，近些年来浙江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人口过快增长、老龄化进程加快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发展的可持续性。2005年6月，浙江省人大组织力量在杭嘉湖、金衢温开展了分组检查，发现嘉兴全市大部分地表水体劣于五类，找不到一个合格的地表饮用水源；金华江流域水质是钱塘江流域最差的，11个交接断面水监测，有4个为劣五类水，检查组暗访的衢州、金华10家企业都存在污水偷排、直排或者超标排放的现象。可见，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并没有完全同步，甚至出现了相背离的现象。因此，今后必须彻底改变重开发、轻节约，重速度、轻效益，重外延扩张、轻内涵发展，重GDP增长、忽视资源和环境的倾向，抓住宏观调控的有利时机，利用“倒逼机制”，在努力改善要素资源供给的同时，继续大力推进“腾笼换鸟”策略。要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产品高端化发展，推进污染项目集中布点、集中治理、达标排放；在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中大力推广应用清洁生产技术，从而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推动浙江经济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和谐发展之路。

5.必须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浙江省外贸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由2000年的42.8%，上升到了2006年的70%左右；外贸依存度由2000年的38.2%上升到2006年的70%以上；外贸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800多万个就业岗位，占全省就业人口的28%左右，已成为拉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与此同时，由于人民币不断升值、国际间贸易争端不时出现、贸易壁垒增多等，导致外贸风险越来越大，这使得浙江经济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态势也面临一定风险。因此，一方面必须切实增强外贸风险意识，坚持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提高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优化进口商品结构，积极参与对外区域经济合作与交流；另一方面，必须更加重视国内市场的开拓和区域间的合作与交流，积极参与长三角一体化、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大力拓展国内市场空间，并积极引进对浙江经济发展具有强劲拉动作用的大项目和大企业，以及科学发展所需的资源、能源、技术、人才等要素。要推进内源型发展和开放型经济相融合，实现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

创业富民就是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为人民群众的自主创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鼓励和扶持“民本经济”发展壮大，以实现惠及全省人民的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创新强省就是要将自主创新放到全局性、战略性的核心地位，将自主创新作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推动力，以及培育核心竞争力的根本途径；作为浙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增强科技研发实力、提升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促进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关键，加快创新型省份的建设。

在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上，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用“创新理论”开创了先河。他指出，没有创新的经济是一个静态的、没有发展和增长的经济，处于一种“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而要打破这一“均衡”状态，突破经济发展边界，就必须依靠创新，“把所能支配的原材料和力量结合起来，生产其他的东西，或者用不同的方法生产相同的东西，”从而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11]。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表明，在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一定的条件下，要想获得更大的产出，将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推移，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就必须依靠创新，即进行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或组织形式的新变革，以打破原有的资源要素配置方式，获得效益更高的经济产出。世界经济科技的发展趋势也表明，创新已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增强国际竞争力、实现持续发展的关键，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芬兰、韩国等，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对自然资源、资金等的依赖，主要依靠创新驱动，其经济增长中75%是依靠技术进步，25%靠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的投入，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大都在3%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一般都在30%以下^[12]。

然而，创新除了经济、科技之外，还涉及政治、文化、思想、理念、制度、方法等众多领域，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因此，今后浙江除了主要依靠自主创新从根本上改变资源要素高投入、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式，大力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外，还要在社会、政治、文化等广阔领域开展全方位的创新，以提出新理论、建立新制度、制定新政策、创建新组织、构成新机制、采用新方法、培育新文化、创造新艺术等等，为经济、科技、社会、政治、文化等的发展提供持久推动力，走全面的创新驱动之路。

创新驱动就是将创新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以创新促发展，以创新促和谐。事实上，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能走在全国前列，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也是体制机制上的创新优势，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敢为天下先的创新、创业精神。正因为有了勇于创新创业的浙江人民和“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是在继承和发扬“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基础上提出的。，才有了个私企业、块状经济、专业市场等的繁荣发展，才造就了“温州模式”、“台州模式”、“义乌模式”等等。因此，今后必须继承和发扬创业传统、创新精神，将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真正从资源要素的高投入转变到创新驱动上来。尤其要加强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这是浙江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也是建设科技强省的关键。为此，要加快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创新载体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努力在重大科技创新工程和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上取得新突破，构筑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政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健全和完善鼓励、保护科技创新的政策环境，大力培养和引进拥有国际化背景的科技领军人物、现代企业管理人才和专业化高技能人才。要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浙江省以低、小、散为特点的“老百姓经济”积极开展企业组织、产业组织等的创新，如创新融资方式和渠道，借鉴日本和韩国的财团、会社等运作模式，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的整合，以少积多、以散聚大，组建大型或超大型财团，形成“财团经济”，或者可称之为“狼群经济”。以克服浙江传统的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缺乏发言权、常常处于劣势地位的局面，促进浙江个私经济做大做强，实现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目标。此外，还必须更加关注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创新，要千方百计地将先进适用技术和创新成果运用于城市建设、文化、教育、体育、医疗卫生等各个领域，运用于促进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等各个方面，使各项创新成果能够惠及全省人民，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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