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会学分析论文

摘要：小产权房是一个涉及多元利益主体的社会问题，关于其合法化争议颇多。庞德在社会利益理论中提出利益权衡的标准是以最小的损失换取利益最大化，但该标准比较模糊，可将其转化为成本收益分析。小产权房能否合法化无法进行精确定量的成本收益分析，但其合法化前后利益分配的格局却有着显著差异。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法社会学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法社会学分析论文 篇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势的法社会学分析

【摘 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域中的优势十分显著，对于我国取得应对2020年初爆发的那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胜利意义十分巨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势有其法社会学上的成因。从法社会学的社会冲突论、社会控制论、社会分工论都可以分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势的成因。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势;法社会学分析

自2020年初以来席卷全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成了阻碍世界发展威胁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战“疫”成了全世界全人类当下最重要的事业。我国通过全国人民的通力合作率先在全国范围内成功应对了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究其成因，笔者认为我国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较于欧美国家的价值观而言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域优势显著，发挥出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中，笔者从法社会学的视角出发，以社会冲突论、社会控制论、社会分工论为基点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势进行深入的分析，以求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势在学理上的正当性。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

1.為激发党员干部的战斗力提供有力的思想保障

党员干部是当今社会的先进代表，更是人民群众的学习榜样。在社会遭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际，在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遭到严重威胁之时，党员干部必须要勇于担当、敢于担当、善于担当。党员干部必须要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第一线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以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激发党员干部的战斗力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全国人民树立爱国、敬业的思想，党员干部首当其冲。正基于此，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爆发之初便亲自奔赴武汉，战斗在战“疫”第一线。人民英雄陈薇、张伯礼、张定宇同样日以继夜地奋战在各自的战“疫”阵地。战“疫”即为救民、救民则是爱国。在突发卫生公共事件中无数的党员干部正是在爱国、敬业思想的鞭策下激发出了自己最大的战斗力，为我国迅速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出了巨大贡献。

2.为增强人民群众的凝聚力提供正确的价值指引

人民群众是当今社会的主体，更是新中国的主人。人民的价值取向会左右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全中国人民最需要团结之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增强人民群众的凝集力提供了正确的价值指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全国人民形成和谐、友善的价值取向。正基于此，在九省通衢全面封城之时，在武汉人民不知所措之际全国人民，各行各界迸发出巨大的凝聚力，纷纷向武汉伸出援手。2020年的除夕之夜，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医院抽调精干力量第一时间奔赴武汉，帮助武汉人民战“疫”。随后，全国各省组织援鄂医疗队展开了感人肺腑的一省助一市行动。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团结奋斗，工团努力，我国的突发卫生公共事件迅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随着2021年除夕的来临，为了减少人员流动，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就地过年”。吾心安处是吾乡。大家异常团结地过了一个不一样的新年。我国良好的战“疫”形势得到了极大的巩固。

3.为提高依法战“疫”的法治力提供强大的内在动能

当下，我国正在践行一条全面依法治国的道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同样要依法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提高依法战“疫”的法治力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全国人民讲民主、将法治。一旦人民形成这种价值观，就会在自己内心形成一种讲民主、讲法治的秩序意识。这种内心的秩序意为人民践行全面依法治国之路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能。正基于此，面对那些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破坏战“疫”秩序的退休干部被处分、污蔑战“疫”英雄的网络大V被刑拘、隐瞒病情归国违反战“疫”法规的不法之徒被判刑的等信息时，绝大多数国人持支持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破坏战“疫”秩序、污蔑战“疫”英雄、违反战“疫”法规的行为都是与人民内心所普遍奉行的讲民主、讲法治的秩序意识相背离的。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势的显现

1.提高了中央领导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亲和力

面对席卷全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为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习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了数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商讨部署战“疫”的具体措施。于此同事，习总书记还以身垂范亲赴武汉、北京等地慰问坚守在战“疫”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爱国精神的典型表现。中央领导的心中始终惦记着战“疫”将士和人民群众。中央领导这种爱民如子的情怀让全国人民倍感温暖、倍感亲切，极大地拉近了我党和人民群众的距离。我党执政最大的危险便是脱离群众。在战“疫”中，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以实际行动向世人展现了我党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的人民情怀和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初心。正是这种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使得我党进一步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战“疫”中的优势之一便是极大地提高了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亲和力。

2.提高了社会各界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凝聚力

纵观整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极大的提高了我国社会各界的凝聚力。我国社会各界在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的统一指挥下，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在战“疫”的各个战场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代表党中央亲赴战“疫”的第一线。湖北、新疆、黑龙江、河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哪里爆发，孙春兰副总理就出现在哪里坐镇前沿指挥战“疫”。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更是日以继夜地战斗在战“疫”的主阵地上。在战“疫”最严峻的时候上海援鄂医疗队的张宏文医生发出了“共产党员先上”的铮铮名言，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们的坚强风骨。社区干部们在严格执行中央新冠战“疫”政策的同时，还要不辞辛劳地作群众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舒缓紧张的心情。科技领域的工程师们同样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工位上，不停地收集更新大数据。他们不仅为中央领导全面掌握战“疫”的态势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而且还设计出了健康码，为我国成功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出了关键的贡献。电商小哥们每天穿梭在风雨之中，为在家隔离的人民群众输送着生活必需品，保障了特殊时期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在他们身上除了强烈的爱国精神之外同样洋溢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敬业精神。正是基于这种爱国精神和敬业精神，我国社会各为了获得战“疫”的最终胜利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迸发出了强大的凝聚力。

3.提高了人民群众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向心力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中央领导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自身的亲和力，同时还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一心向党的向心力。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成了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主心骨。中央领导作出的战“疫”决策，人民群众不仅坚决执行，而且还积极利用互联网时代发达的互联网络向中央提出诚恳合理的战“疫”建议。很多来自基层建议都被中央领导及时采纳并投入到战“疫”的实战中且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例如利用“大数据”技术战“疫”、实行以小区为单位的网格化精准管控。中央领导的从谏如流和人民群众的一心向党所形成的良性循环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民主精神的展现。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势成因的法社会学分析

1.社会冲突论分析

在全球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事业中，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的战“疫”表现十分优异。这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势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法社会学中的社会冲突论视角来而言，笔者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分完美地解决了在新冠疫情这个特殊时期我国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冲突问题。根据德国社会学家刘易斯.A. 科塞的观点，所谓冲突是对价值观、信仰以及对权力、地位、资源分配而引起的斗争。在斗争中一方企图中和、伤害或者消除另一方。[1]就此而言社会成员之间的价值观冲突是社会冲突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冲突往往表现在对自由、正义和秩序的价值取向方面。根据法理学中价值位阶原则的观点认为，自由高于正义，正义高于秩序。这也是欧美国家社会成员主流价值取向。因此在欧美国家中，社会公众大多把个人自由视为自己最重要的个人利益，不受他人或社会的剥夺和限制。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欧美国家爆发时，政府为了控制疫情蔓延、保护社会成员的生命健康安全、维系好正常的社会秩序而号召社会成员禁足隔离、佩戴口罩、不要聚集、保持社交距离。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社会公众的人身自由。这直接导致了欧美国家社会成员在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个人利义与社会利益取舍上的价值观冲突。冲突的结果是欧美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集会。在美国甚至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撕裂。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下，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在我国的战“疫”中坚持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态度鲜明地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必须服从社会秩序和社会利益的需求。这种价值取向与我国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的集体主义原则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为人民群众普遍认同。所以当新冠疫情在我国爆发后，我国政府全球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事业中率先实施武漢封城的非常举措，率先号召人民群众禁足隔离、佩戴口罩、不要聚集、保持距离之时，人民群众非常配合，整个社会秩序井然。这些举措会在使人民群众的人身自由受到较大的限制，造成人民群众在个人自由、个人利益与社会秩序、社会利益取舍上的价值观冲突。但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下，人民群众普遍愿意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利益而暂时放弃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所以笔者认为，正是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解决我国社会成员价值观冲突问题方面的优势确保了我国在战“疫”中的优异表现。

2.社会控制论分析

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优势成因除了可以通过社会冲突论来分析之外，笔者认为从社会控制论的视角我们同样可以分析出其优势的成因。社会控制论的核心内容是社会控制。社会控制的概念是美国社会学家E.A. 罗斯最先提出的。罗斯认为，当社会出现越轨行为、犯罪行为剧增等社会问题时需要有一种新的机制来维持社会秩序，这种机制即为社会秩序。[2]我国社会学家吴增基、吴鹏森、苏振芳认为：社会控制是指社会对个人行为和思想有规定和影响的作用，或指通过社会力量使人们遵从社会规范，维持社会秩序的过程。社会控制的直接目的是防止和纠正越轨行为，从而避免社会问题的产生。[3]社会控制可以通过法律制度、道德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舆论、习俗和宗教来实现。

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分注重引导人民群众崇尚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取向。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人民群众充分发扬了爱国精神、敬业精神、友善精神。在病患需要救助时，志愿者们协助医护人员冒着被感染的风险给病患送去了充满爱心的援助。当人民群众需要疫苗来提高抵御病毒之时，我国的科研人员不分昼夜地奋战在疫苗研发阵地上，最终给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民众研发出了最经济最安全最有效的疫苗。当国家需要战“疫”和恢复经济统筹兼顾时，人民群众就带着口罩重回工作岗位加倍努力的工作。整个社会的公共秩序一切如常、十分和谐。战“疫”和经济发展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笔者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战“疫”这一特殊时期充分激发出了人民群众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精神力量。最终使得我国的道德制度在我国的社会控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避免了我国社会出现类似于美国社会那样的失序悲剧！

3.社会分工论分析

从社会分工论的视角而言，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包含的民主思想、和谐精神十分符合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的内涵，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团结、维护社会的秩序。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一种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应该到先于它存在的社会事实之中去寻找，而不应该到个人意识的状态之中去寻找。所以个人和社会两者相较而言，社会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4]因此，涂尔干进一步认为集体生活并非产生于个人生活，相反，个人生活是从集体生活中产生出来的。集体生活的社会是由社会分工和社会团结而存在的。社会分工的道德影响是在两人或多人之间建立一种团结感，这才是社会分工真正的功能。

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民主精神的是指各个社会阶层、各个社会领域的社会成员、都有参与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管理并自由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其是建立在社会已经完成分工的基础之上的。不同社会分工领域的社会成员在战“疫”中各司其职，各抒己见，都在为取得战“疫”胜利这一共同目标而努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恰恰是因为我国社会不同分工领域的社会成员目标一致从而找到了思想上的一致性，大家都十分自觉地把社会利益放在了个人利益之前，真正做到了涂尔干所认为社会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因此大家在分工协作共同战“疫”的过程中配合默契十分团结，整个社会相当和谐。所以，笔者认为从社会分工论的角度而言，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势的成因就在于她能促进社会的团结、维护社会的秩序。

综上而言，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势是有着坚实的法理支撑的。

参考文献：

[1]刘易斯.A. 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M]，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2]E.A.罗斯，《社会控制》，[M]，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3]吴增基、吴鹏森、苏振芳，[M]，3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236页，三联书店2000年版，

（作者单位：浙江树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者：蔡振京

法社会学分析论文 篇2：

小产权房的法社会学分析

摘 要：小产权房是一个涉及多元利益主体的社会问题，关于其合法化争议颇多。庞德在社会利益理论中提出利益权衡的标准是以最小的损失换取利益最大化，但该标准比较模糊，可将其转化为成本收益分析。小产权房能否合法化无法进行精确定量的成本收益分析，但其合法化前后利益分配的格局却有着显著差异。从保护社会弱者，维护社会稳定，藏富于民的角度，允许小产权房合法化的利益分配更具有合理性。

关键词：小产权房；利益衡量；成本收益分析

小产权房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其内涵学者们众说纷纭，简单地说，它是指建造在集体土地上，由乡镇政府而不是由国家房地产管理局颁发产权证的房产[1]。小产权房问题涉及不同主体的利益，它反映了集体土地在非农化过程中增值利益的分配问题。在资源稀缺的现代社会，难免会出现利益冲突。如何处理小产权房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呢？

一、庞德的利益理论

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问题是社会领域中最普遍、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是一切重大社会事件最深刻的根源。社会上的一切主体都是围绕着实现其利益而展开活动的[2]。历史上人们很早就开始出现了对利益问题的探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社会法学派的兴起，利益成为社会学法学的重要基础，庞德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当各种利益发生冲突时，对利益的价值衡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关于利益衡量的标准，庞德没有制定出一个绝对的利益位阶，也没有给出一个一成不变的评价标准。他是从同一问题的不同角度去看待价值衡量问题的。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有两种看待问题的角度：第一，把一方看成是个人利益，另一方看成是社会利益。此时庞德认为法律应该倾向于保护社会利益。因为社会利益具有最大的普遍性，法律不仅仅要关注个人的要求或者政治组织的主张，更要着眼于全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第二，把冲突双方的利益看成同一种利益进行价值衡量。庞德认为假如我们将某一项作为个人利益，而将另外一项当作社会利益，那么可能已经事先用自己独特的处理方式作出了决定。因此在利益互相冲突的时候最好把不同的利益转换成同一种利益再进行权衡。比如那些看起来属于个人利益范畴的法律权利都可以归之于社会利益之下。如个人意志自由可以归之于个人生活中的社会利益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利益就不能作为衡量的标志，而是一种被衡量的对象。此时庞德给出了另外的衡量标准，即谋求在最少的阻碍和浪费的情况下给予整个利益方案以最大的效率[3]。

总之，庞德的利益衡量标准可以归纳为两项原则：其一，将个人利益放在社会利益的背景下考察并放在同一水平上比较；其二，谋求在最少的阻碍和浪费的情况下给予整个利益方案以最大的效率，即以最小的利益损失牺牲实现利益的最大化[4]。

庞德的利益衡量标准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以最小的利益损失换取利益最大化。他之所以提倡将个人利益放在社会利益的背景下并放在同一水平上考察是为了防止先入为主，因为在大多数人的潜意识里社会利益是优于个人利益的。庞德强调社会利益的重要性， 甚至为了保护社会利益可以限制个人利益，并不是因为社会利益天然地优于个人利益，而是基于利益衡量的结果[5]。通俗地说，当二者冲突时，保护社会利益的收益扣除成本要远远大于保护个人利益的收益扣除成本。

二、小产权房法社会学分析

庞德利益权衡的标准——最小的利益损失牺牲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显得笼统和模糊，关于最小的利益损失及利益的最大化等概念及内涵没有清晰明确的解释，他对利益的权衡缺乏一种具体的分析工具[6]。本文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来替代庞德的模糊的利益衡量的标准。因为以最小的损失换取利益的最大化实质上就是以最低的成本换取最大的收益。

在成本收益法中，某种制度下的社会总体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这种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在所有能够产生效率的制度安排中，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差值最大者是最有效率的安排[7]。利用成本收益法分析小产权房问题，如果允许小产权房合法化后的收益扣除成本大于禁止小产权房合法化后的收益扣除成本，那么小产权房就有合法化的必要性。

首先要明确小产权房主要涉及地方政府、村集体、农民、购房者及开发商五大利益主体。本文的收益主要包括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等。成本主要包括摩擦成本和政治成本等。其中摩擦成本指制度改革过程中因反对者的抵触而导致的成本等[8]。

（一）允许合法化

1.农民

收益：当前我国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3个部分：一是进城打工，二是农业收入，三是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9]。城市郊区和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民开发小产权房，把多余的房屋出租或出卖给城市居民，获得的“财产性收入”要远远超过被征收土地所获得的补偿和农业收入。

成本：（1）经济成本。对于那些远离城市的农民，他们虽然表面上能获得可观的收入，但一旦房屋和土地卖完，在没有一技之长和我国农村社保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容易坐吃山空，他们可能不仅没有能力去享有城市的经济资源，而且失去了作为“生命线”的土地[10]。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选择离开土地，到城市去创业、生活，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少。如果担心农民的生活没有保障，应该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不是让农民固守土地。另一方面，大多数人都是理论上的“经济人”，农民也不例外，他们不会盲目地转让集体土地使用权而一般以利益权衡为前提。（2）政治成本。第一，小产权房合法化可能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小产权房合法化带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合法化之后18亿亩的耕地底线能否维持无从可知。在利益驱动下，一些农民和村级集体组织会不惜占用大量耕地兴建小产权房，最终可能危及18亿亩耕地底线，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11]。政治成本没有想象的那样高。按照占用的土地性质可将小产权房分为建设在农业用地上的和非农业用地上的。建设在农业用地的小产权房的违法性不言而喻，而目前存在的小产权房大部分是建设在非农用地上，只要国家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制定严格的法律规定并诉诸严厉的法律后果，在非农用地上建设的小产权房并不会威胁到18亿亩耕地“红线”。第二，小产权房合法化影响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小产权房的流转并不符合法律规定，但仍然有很多买卖者抱着“法不责众”的心理跟风购买，以现实要挟法律。伯尔曼强调：“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小产权房合法化可能会导致法律虚无主义思想蔓延。法律的权威应当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之上。布鲁赫曾述：“法律分法上之法和法下之法，以人类的共同理性，以人的尊严和权利作为内容的法是法上之法；凡是以背弃人的理性、漠视人的尊严、践踏人的权利为特征的法都是法下之法，法下之法是恶法，恶法非法也。”[12]如果法律不合理，严格的遵守只能带来形式正义而非实质正义。在小产权房的法律规定的合理性值得商榷的情况下，盲目地谈严格地遵守法律是不理智的。

2.集体组织：集体组织直接在集体土地上进行房地产开发，除了安置本集体组织成外，其余的出售给城市居民[13]。在缺乏一套完善全面的监管机制的背景下，它与开发商签订用地协议、擅自改变用地性质开发小产权房的违法成本较低，而通过建造小产权房获得的收益要远远高于土地被国家征收所获得补偿[14]。

3.地产开发商

成本：短期内小产权房合法化会拉低房价，这无疑会损害开发商的利益，他们是摩擦成本的一个主要来源。

收益：首先，小产权房的出现打破了地方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供给，大大降低了商品房开发中土地出让金，地价的降低引起商品房的开发成本的降低。其次，小产权房的出现使房地产开发商摆脱政府对土地使用权的单极控制，降低其支付的权利寻租成本。最后，房地产商可以参与小产权房的开发建设以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15]。可见从长期来看，房地产开发商损失的利润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

4.城镇居民

收益：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商品房的价格直线上升，其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们收入的增长速度。小产权房建造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跳过了政府征收这一环节，无需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和其他税费，低廉的开发成本也拉下了房价，与商品房相比，巨大的价格优势实现了部分购房者的住房梦。

成本：不可否认的是现阶段购房者购买小产权房会承担较高的法律风险。比如，小产权房无法取得房屋产权证，无法办理抵押和得到征地、拆迁补偿。小产权房买卖合同在司法实践中原则上被判定为无效合同等。

5.地方政府

成本：我国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催生了土地财政，它是地方政府收入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小产权房的开发建设冲击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这种损失难免会引起地方政府对小产权房合法化的抵触，转化成一种巨大的摩擦成本。

收益：小产权房合法虽然使政府损失了一部分土地财政收入，但从长远来看，政府仍是最终受益者。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兴建小产权房缓解提供保障性住房的压力，改善人民的居住条件。另一方面，政府土地财政的损失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得到弥补，例如征收物业税。更何况，从长远来看我国的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它是“土地财政”的基础，当基础不可持续时，这一财政模式不可能可持续，因此走出土地财政的困局是未来政府不可避免的选择。

综上允许小产权房合法化的成本主要来自地方政府、房地产商。收益主要来自农民和城市中低收入者。

（二）禁止合法化

1.地方政府

收益：对土地的垄断供给为地方政府带来了巨额的财政收入，形成了“土地财政”。

成本：禁止小产权房合法化会产生维持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成本和相关的摩擦成本。因为小产权房合法化肯定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他们对改革的抵触会导致摩擦成本。

2.农民：一部分农民直接兴建了小产权房，是集体土地非农化过程中增值利益的获得者，禁止小产权房合法化伤害了他们的利益，因而他们是摩擦成本的一个来源。另一部分农民远离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小产权房合法化与否对于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他们是中立者。

3.城镇居民：对于中低收入城镇居民，禁止小产权房合法化可能会影响其住房需求的满足，这部分人也是维持和摩擦成本的来源。对于没有直接涉足小产权房的城市居民，小产权房是否合法化对他们没有太大的影响。

4.集体组织：禁止小产权房合法化对集体组织而言收益主要是政治方面的，比如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和维护社会稳定。成本主要是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束缚了农民收入的进一步增加。

5.房地产开发商：现阶段禁止小产权房合法化对房地产商无疑是收益大于成本，但这主要针对能竞争到用地许可的大开发商，对于大多数在土地许可竞争中失利的中小开发商，长期处于无地开发的窘境迫使他们转向农村土地市场，禁止小产权房合法化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因而他们也是摩擦成本的一个来源。

综上，禁止小产权房合法化的成本主要来自于失地的农民、城市中低收入者。收益主要是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

三、小产权房合法化的必要性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将小产权房合法化前后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进行定量比较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都难以精确计算，但是最终的利益分配格局有着显著的区别[16]。

禁止小产权房合法化的预期收益来源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成本主要来自于失地的农民、城市中低收入者。

允许小产权房合法化的预期收益则主要是农民和城市居民。成本则主要来自地方政府。

由此可见，小产权房合法化后收益从地方政府手中转向农民和部分城镇居民的手中，而成本是由农民承担转为大部分由地方政府承担[17]。这种新的收益成本分配格局更有利于未来社会的发展，因为这样有利于保护社会弱者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

古往今来，社会总是处于一种强弱并存的分化状态之中。人的自然禀赋不同，机遇有别，因而实际上难以平等地占有资源。现代文明社会虽然通过法律宣告了人在形式上的平等，但实质上的不平等仍是常态[18]。不可否认，一些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为了追求实质正义，法律有必要向弱势群体倾斜保护。

从小产权房涉及的利益主体上来分析，地方政府掌握着国家权力，房地产商控制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两者处于相对强势地位[19]，而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以城市中低收入者为主的购房者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故从保护社会弱者的角度小产权房应该合法化。

从小产权房涉及的利益的性质上来分析，小产权房关乎的房地产商的利益主要是财产利益，从利益位阶的角度，小产权房关乎的购房者居住生存利益和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宅基地利益和社会保障利益更有保护的必要[20]。因为一般而言，生存权的保护应该优于发展权。就政府而言，理论上其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性质决定了政府所得利益最终应该转移到社会成员身上，更何况从长远来看，地方政府仍是小产权房合法化的最终受益者。

此外小产权房合法化有利于壮大中产阶级的力量，维护社会稳定。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中产阶级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当中产阶层薄弱时，国家就直接分化为穷人和富人，二者是天然对立的，政治上相互排斥、难于达成妥协，必然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因此要缩小贫富差距就必须培育和壮大中产阶级的力量[21]。小产权房合法化能够增加农民收入，降低城市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成本，通过壮大中产阶级来维护社会稳定。

利用庞德的利益衡量理论分析小产权房合法化的必要性，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性。

首先，探讨小产权房合法化时将个人利益放在社会利益的背景下考察并放在同一水平上比较，强调了利益之间的共同性，但忽略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对抗性。社会资源作为最大的公共资源，其总量是有限的，个人占有与群体分配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22]。因而小产权房合法化必然会导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当冲突不可避免时，最重要的是进行利益的平衡，以最大限度地兼顾双方利益。当无法兼顾而必须要牺牲一方利益时，应当依据正义的原则对利益受损的一方作出合理的补偿，最终达到到综合利益最大化、代价最小化的目的，比如政府在对占用非农业用地的小产权房拆除时一定要给房屋使用者合理的经济补偿。

其次，将庞德的利益衡量的标准转化为成本收益分析存在理论缺陷。

经济活动中每一个理性的人都力图以最小的经济成本价去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然而制度变革却不能完全适用这一理论。改革不但要追求经济效益，还要追求社会效益，如民主、正义等。如果片面强调经济成本的节约，制度变革的社会效益必然会受到影响。当正义与效率发生冲突时，效率并不必然优于正义。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以最合理的（而不是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效益[23]。比如可以将利益格局的分配结果作为合理与否的判断标准之一。正如本文分析的那样，小产权合法化的改革很难进行精确的成本收益分析，但是合法化后的利益分配格局更为合理，因此可以认为小产权房有合法化的必要。

参考文献：

〔1〕杨遂全.“小产权房”处置与土地制度创新[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78-80.

〔2〕皮跃军.庞德利益理论论析[D].湖南：湖南大学，2008.1-2.

〔3〕〔6〕章志军.利益与价值衡量[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1.18-19，41-42.

〔4〕郑金虎.司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研究[D].山东：山东大学，2010.95-96.

〔5〕石佑启.论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之价值取向[J].法商研究，2006，（6）：82-83.

〔7〕〔16〕〔17〕付鹏.小产权房解决路径的法经济学分析[D]湖北：华中科技大学，2013.26-27，30-31，34-35.

〔8〕汪洪涛.制度经济学：制度及制度变迁性质解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23-24.

〔9〕许建生.小产权房入市与城乡统筹[J].上海经济研究，2008，（9）：100-105.

〔10〕〔11〕张云霞.我国农村小产权房合法化的利弊分析[J].农村发展，2011，（6）：36-38，38-39.

〔12〕方世荣，周伟.政策转换为法律的正当程序研究[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6）：24-25.

〔13〕〔19〕〔20〕任辉.利益衡量视角下小产权房的出路探究[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9，（2）：53-56.

〔14〕赵会琴.小产权房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1.42-43.

〔15〕李琴燕.小产权房存在的合理性分析——基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9.24-25.

〔18〕周力.权利与尊严：弱者保护中值得注意的视角[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4，（1）：73-74.

〔21〕徐菲菲，蔡亚冬.浅谈“藏富于民”的必要性及建议[J].商业文化，2011，（3）：262.

〔22〕唐山清.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关系[J].社会科学家，2011，（2）：75-76.

〔23〕张馨元.立法的成本效益分析[J].法制与社会，2009，（1）：10-11.

（责任编辑 姜黎梅）

作者：张东方

法社会学分析论文 篇3：

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村民自治与民间法关系的法社会学分析

摘 要：在法社会学的视角下，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民间法有其特定的范式及内容，其与村民自治制度之间存在既相互借鉴又相互冲突的共生关系。基于对现状与问题的考虑，需要合理界定二者的边界，明确各自作用范围，在不违背现有法律规定与原则的前提下，应重视民间法的独特价值，为其提供产生效用的空间与土壤。

关 键 词：村民自治；民间法；法社会学

收稿日期：2015-06-08

作者简介：文晓静（1980—），女，四川昭觉人，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法社会学、宪法学、行政法学；罗边伍各（1979—），女，四川西昌人，西昌学院彝族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彝族宗教文化、婚姻习俗、彝语言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彝族文化研究中心项目“凉山彝族地区环境保护法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YZWH101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度设计者为回应社会发展本质的需要，加快推进经济建设步伐，提出了“依法治国”理念，这不仅具有历史和逻辑的必然性，也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这里，我们不能将“法”简单地理解为成文法、国家法，因为“法治”的含义并不是机械地把一切社会关系都纳入成文法律的控制范围，把所有的问题、矛盾、冲突都交由法律来解决。果真如此的话，对社会的调控会因为忽视甚至忽略其他社会治理手段的有效作用而陷入片面的“法律中心主义”。

我国农村的法治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改革开放伊始，为了配合我国在农村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宪法中明确规定了村民自治制度。在这一转换过程中，怎样使国家推行村民自治这一制度的初衷得以实现，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扩大农民在基层民主实践过程中的普遍参与范围、提高农村居民的参与意识，是包括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个学科所共同关注的课题。

一、当代中国村民自治的现状

在现代化演进过程中，农村地区的现代化程度如何将直接决定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村级组织为依托的农村现代化一直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行政村体制到政社合一制再到村委会制，我国的村级组织体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村委会制建立的直接成因是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这一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以后，原有的政社合一体制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农民获得了对土地的经营自主权，但国家放松了对农民的组织控制，所谓的“政社合一”已经名不副实，村级组织处于无人管理的“失范状态”。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民自己创造了另一种全新的管理组织形式——村民委员会制度。[1]这种改变与其说是自上而下的改造，不如说是由于自下而上的变化促使不适应现有经济体制和社会变革的社会组织体制自身做出的调整。解放初期，由于整个上层建筑的重建及城乡二元结构的确立等原因，原来的农村精英阶层——“士绅”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多半被村领导所取代。在计划经济时代，利益结构的单一决定了村领导的单一领导是有效的。但是，随着利益结构的多元化，村领导的支配地位发生了变化，社会的发展需要寻找更加有效的社会管理模式，“村民自治”随之产生。虽然现阶段这一制度还有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但却很好地体现了罗斯科·庞德关于“控制”的理念，即以最小的代价（最小的摩擦和冲突）来保证最大的需求的实现，[2]通过民主选举、村务公开等方式保证了对人类本性顽固的利己主义一面的控制，而达到对社会中各种力量的平衡。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有的村民自治制度虽然是为了配合当时急需实施的农村经济模式改革而提出的，但从内容上看，其出现是必然的。现有的村民自治制度得到法律确认，民主参与和自我治理的方式表现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个方面。表现为村委会成员的产生已经完全制度化为有一定竞争性的差额直接选举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委会组织法》）所确立的公开、公平、公正选举程序原则，使村委会的组成真正能反映多数村民的意志，摒弃了原有的委任制形式。民主决策的内容主要体现在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上，重大的村务决策和事项处理均需经过以上两类会议通过，以反映多数人的决策参与权。在国家制定法的引导下，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制定并实施了民主管理的村规民约或村民自治章程，按照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的规定，村民共同制定自治规则，规范和约束自身的行为，同时还推行了接受民主评议、村务质询等多种方式的保障村民参与民主监督的村务公开制度。应当说，自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以来，成效是显著的，经过30余年的不断完善，已经基本完成了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整合与重构。1994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村民自治使国家得到了几乎想从农村得到的任何东西：在被调出的1200个村委会中，99%的村完成了粮食收购定额；92%的村实现了节育达标；82%的村完成了税收任务。村民自治的支持者认为，这些创纪录的高数字雄辩地表明，村民自治是解决政策执行难的灵丹妙药。[3]但从目前的实际效果看，该制度的实施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第一，虽然我国所有行政村在进行民主决策时均需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但基于部分村民对于如何行使民主权利或是行使权利的作用不甚了解，甚至认为只有到选举的时候才会召开类似会议，致使民主参与的有效程度不足。第二，在民主管理形式上，虽然大多数村委会都具有代表性的创新方式，但是，如何保证大多数村民能够真正实现自我管理的效果，仍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第三，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民主监督主要体现在村务公开方面，而村务公开形式多数是设置公开栏或公开板，公开的内容也较为模糊，具体的财务收支情况欠缺透明度，这也影响了部分村民参与民主监督的积极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无论是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还是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我们可以从组织体系不健全、制度不完善、村民民主观念不强、文化素质不高等方面分析现有村民自治制度缺失的原因，但这些原因不能概括所有情况。例如：在村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云南省就出现了几个典型的村镇，其民主自治开展得相当好，村民民主选举热情相当高，村内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做得卓有成效，村民的文化素质、地区经济的发达程度似乎并未成为民主自治的阻碍因素。[4]此外，作为村民自治制度建设内容之一的村民自治立法从其内容来讲也存在现有法律运行乏力、地方配套规范出台滞后、质量不高等缺陷。当然，在存在“差序结构”的农村乡土社会，民间法的存在与发展对村民自治制度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二、我国农村地区的民间法规范

在我国广大农村，不仅存在各种家法族规、地方习惯，还存在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等成文规范。从整体上说，以上各种规范形式仍是现代乡村社会中分布最广、最为乡民所熟知的内容。

从改革开放开始，农村的经济、政治体制进行了一场深刻变革，对农村的社会生活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新体制改变了农村原有的基本生产组织形式和生活模式。农村家庭转而成为生产组织的中心，家庭取代生产队成为农村经济的基本核算单位，农户之间的互助合作成为农村生产经营合作的主要组织形式。在此过程中，人们都力求选择信任度高的合作伙伴，而血缘关系无疑就成了最重要的选择因素；同时，农村聚族而居的居住格局又使这种合作与联系极为便利。因此，家族自然而然地成了单个农民家庭赖以依靠的对象。在这种联系中，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5]但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存在于农村的家族，已经完全不具备近代以前的家族制度及组织形式，只是家族的残余形式和更多以家族观念意识为主的具体表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家族观念已由原来单一的以家族血缘关系划分亲疏的标准逐渐转为泛血缘化。与此同时，地缘关系在农村社会关系网中的作用亦持久不衰。这种以家族血缘关系、姻亲关系及地缘关系等价值标准构成的社会，致使作为这种关系依靠的家族法规也以新的面貌重新出现并发挥作用。这时的家族法规既有原来的一些内容，也有应时而生的新内容。家族法规中关于村民自治制度主要涉及的是民主选举、资质管理、纠纷解决等问题。

在我国，村规民约虽早已出现，但目前存在的村规民约是与村民自治制度的产生紧密联系的。其由自治组织——村民会议负责制定，是村民为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所创设的行为规范，是全体村民意志的集中体现。2010年修改后的《村委会组织法》第27条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备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

村民自治章程一般出现在村民自治较为规范的地区，主要涉及村民自治活动和村务管理与监督等方面的内容，是村级制度中层次最高、内容最全、结构最完整的规章，有农村“小宪法”之称。[6]村规民约与村民自治章程是最具有成文形式的民间法，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规范性角度看，在国家法律之外，村一级最具规范力的无疑是村规民约，通常情况下都要经过村民大会“制定、修改、审议和通过”等过程，具有强制性约束作用。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都有自己的村规民约，作为村民共识的反映和村民利益的表达。村规民约有很强的地方性，每一个村规民约都不相同，没有固定的内容和程式，规则有多有少，有详有略，每一项都反映着一个特定村庄公共生活的内容。但它们又有相同之处，这就是村规民约大多是内外部规则融合之产物，它的渊源既包括大量的国家法律法规，是执法的产物；同时又包括很多村庄自治的规则、习惯，这些规定大都带有本土特色，多是按照本村“村情”而定。[7]

除此之外，在我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还存在着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习惯。由于地区差异、经济差异、居民观念等因素的不同，我国存在许多地域色彩鲜明、内容各异的地方习惯。以我国西部地区为例，被学术界广泛引用的两部电影《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反映的就是西部经济落后、社会封闭地区多元社会控制方式共同作用的现实。这些习惯的存在，极大地影响着农民的民主、自治观念和意识，如对农村妇女土地财产权的习惯做法就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有较大影响。同时，各地在制定民主自治配套规章时也会考虑本地习惯的规定，在不违反上位法规定及原则的前提下，尽量避免制定规范与本地习惯做法相冲突。

三、民间法与村民自治制度和谐共生

在村民自治建设过程中，国家关于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最初来源于民间的实践，同时也在实践的过程中得到检验和完善。村代会制度最早就是由河北省正定县南楼乡南楼村和辽宁省曙光乡峨眉村创造实行的。[8]在村民自治体制中，农村居民在实践中也创造出了许多有效的自主决策、自主管理、自主监督制度。比如村委会的产生、村规民约与村民自治章程的订立、村代会制度与“海选”制度的确立等都是通过民间法的实践，然后由国家因势利导在全国范围推广，从而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的。可以说，民间法对村民自治制度的产生、改革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尽管民间法在现代化进程中与我国现有的国家制度、制定法之间以趋同、和谐为大方向，但是，其与国家法之间同样存在冲突。在实践中，一方面，民间法会更多地照顾到村民个体、本村的利益而忽视兼顾其他合法利益（如“出嫁之女，祖业无份”），这与国家法的普遍正义原则是相悖的。而在很多农村地区，村民甚至部分村干部都认为所谓“自治”就是自己管理，无需国家干预，结果出现了过度自治化的现象。在村民参与和自治做得比较“彻底”的地方，村干部常常无视上级下达的任务，乡镇成了“无脚的螃蟹”。村民选举的干部会觉得他们权力大增了，村民的强大支持使他们敢于抗拒政府的指导。[9]在一些家族势力较强的农村地区，常常会出现家族法规违背民主选举机制，威胁村委会权威的情况。而另一方面，国家主义的权威导向在推动村民自治的同时，又制约了村民自由选择的空间，并为基层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及村级组织提供了侵犯村民合法权利的机会。如一些地方的村民自治法规中会有“村民应该”“必须接受”等词汇，这与“自治”本意是相背离的。

因此，为避免村民自治制度流于形式，除了完善相关强制度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理顺国家政权尤其是国家基层政权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解决好“政社合一”体制下遗存的问题，毕竟农村民主只有真正同农民切实结合才会有真正的载体。民间法与国家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相互影响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也反映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在实践中，处理好村民自治这一民主制度与民间法之间的关系，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广大农村地区民主法治建设的成功，除了依靠国家制定法的有力推进外，也需要合理地借鉴、吸收“本土资源”，这也是国家法与民间法形成良性互动的前提和先决条件。因此，应当在加强二者沟通和理解的基础上寻求一个平衡点，以建立一个整体利益与地区、个体利益并重，国家法与民间法和谐共存的新型农村法治社会。

【参考文献】

[1]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J].战略与管理，1998，（06）：3.

[2]张文显.法律社会学的法概念[A].李楯.法律社会学[C].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1.

[3]柯丹青.中国国内关于村民自治的争论[J].中国学刊，Vol（37）：63-86，转引自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信息网，http：//www.comment-cn.net/politics/democracy/2006/0618/article_2986.html，2015-05-20.

[4]刘会柏.云南省泸西县乡镇党委直选研究[J].云南行政学院学，2006，（01）：25-30.

[5]吕红平.农村家族问题与现代化[M].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6][8]彭艳崇.当代中国村法初探[A].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第4辑[C].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82，392.

[7]折晓叶，陈婴婴.社区实践——“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M].浙江人民出版，2000.281.

[9]欧博文.中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贯彻实施情况探讨[J].社会主义研究，1994，（05）：63.

（责任编辑：王秀艳）

作者：文晓静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