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时期幼儿教育论文

摘要民国时期的学前教育师资培养是我国幼稚师范教育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时期，通过对清末师范教育的改造，使我国幼教师资培养向专业化、正规化迈进了重要的一步。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政府幼教师资培养的改革和进步，又为民国时期幼稚教育的迅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文章主要针对幼稚师资培养中的考核这一重要环节进行一定的探讨。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国民政府时期幼儿教育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国民政府时期幼儿教育论文 篇1：

浅析抗战对重庆地区教育理念转变的影响

摘要：对于重庆的教育发展来说，最为重要的阶段无疑是抗战期间的大内迁。在抗战中，国民教育形态逐渐完善，促进了重庆的教育发展，特别是大批科研机构、工商企业、政府部门、高校及其人口等战略转移对于重庆的教育理念影响巨大，由普遍落后的“学而优则仕”理念，逐渐转变为抗战时期的“民主”“科学”“爱国”“全面”等教育理念，奠定了重庆的教育全面发展的总体趋势，也为西部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抗战;重庆;教育理念;影响

教育理念是人们对于教育的认识和观念，是面向教育实践的理性认识和主观要求。[1]由于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加上高校内迁、教育形态的完善等，促进了重庆地区的教育理念的转变：由普遍落后的“学而优则仕”理念，逐渐转变为抗战时期的“民主”“科学”“爱国”“全面”等教育理念，这样的转变对于重庆地区的教育而言，促进了教育的科学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完善了教育形态，转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一、“延续国脉”

（一）内迁续文脉

早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进一步侵略中国的一系列行迹引起了爱国教育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担忧。他审时度势、未雨绸缪，在经过对西部的重庆、四川进行了考察后，于1937年正式在渝筹备设校——南渝中学（后改名为南开中学，现重庆市南开中学前身），開启了中国东部先进文化向西部迁移的序幕。与此同时，中央大学迅速将全部物资分批次转移到了重庆的沙坪坝，顺利完成了西迁，在重庆大学借出的松林坡建造校舍开学，成为高校内迁的开始。

这一时期，由于战争形势所迫，加上重庆相对安定的环境，更有国民政府的陪都地位，一大批学校纷纷开始迁移至重庆：主要有国立山东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兵工学校、陆军大学、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等30余所大学。随着西迁的顺利完成，各个高校设校开课，由于所处的社会环境，学校师生身负国仇并继续艰苦奋斗，逐渐形成了在抗战时期享誉中外的重庆文化三坝：沙坪坝、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坝，“三地”集聚了内迁的大量科研机构和学校，并以丰硕的教育、教学成果而享誉中外。

（二）国民教育形态逐渐完善，促进重庆教育发展

抗战时期，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其工业等相对落后，虽有大量的工业企业也伴随着内迁重庆，然而民众的素质仍然较低，技术人员急缺，而大量的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内迁，为培养技术人才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加大重庆地区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大批国立、省创、县办的职业学校孕育而生;同时，国民政府用专款在众多优秀的职业院校中推行职业训练班，重庆职业学校从1936年的9所，发展到抗战结束的42所，还不包括许多部委署和兵工厂等大型企业办的数十所技工学校[2]。职业教育在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迅猛发展，不仅完善了重庆地区的教育体系，更为其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除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外，重庆地区的基础教育也蓬勃发展。由于内迁的人口增多，基础教学不仅在数量上不能满足于现状，同时在质量上也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国民政府大力支持基础教育，不仅增加学校的数量，也注重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各类国立、省立、地方基础教育学校纷纷成立。到1942年，重庆中学增加为53所，在校学生21129人，到1944年中学增加为72所，在校学生25449人[3]。小学教育更是以“发展儿童身心，培养其健全体格，陶冶其良善德行，教授以生活之基本技能”为宗旨，学制也采用“多轨制”，在制度上健全小学教育，在宗旨上丰富其精神。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又颁布了“县各级组织纲要”，其中规定“每一保必设一国民学校，每一镇必设一中心国民教育，以期完成建国之国民教育。”此外，为了保障儿童的受教育权利，1940年3月21日，教育部制定《国民教育实施纲领》，国民教育之普及以5年为期。国民政府不断调整小学学制，使之更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更具灵活性和弹性;建立国民教育制度，更有利于义务教育的推行，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民国时期重庆及全国其他基础教育的发展。到1941年，重庆地区拥有各类小学136所，入学儿童44740人，教师1296人;到1944年发展到284所，入学儿童73937人，教师3316人[4]。不仅如此，幼儿教育也朝气蓬勃地发展，随着中国儿童保育会由武汉迁到重庆，重庆沙坪坝地区也随之成为全国儿童保育事业的中心，重庆育幼院在歌乐山的成立、重庆第二育幼院在向家湾的组建、陪都育幼院在高滩岩的设立、丛林坡中央大学校内成立第四保育院等等，这些保育院的成立，在战争时期为苦难的儿童创建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成长乐园。

二、“居危思未”——烽火续辉煌

（一）西迁而来的教育理念

在西迁过程中，各高校、机构等以崇高的爱国主义为精神动力，克服艰辛万苦、历经万难迁往大后方：中央大学师生乘民生公司轮船举校搬至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农学院的学生赶着牲畜家禽长途跋涉西迁重庆;国立山东大学师生从山东徒步行至重庆;国立山东大学从青岛迁到万县，由于图书、档案等遗失、损毁严重，教育部下令停办，师生转入国立中央大学等。历史现实磨砺师生身心、坚韧其精神，正如联大校歌所唱的那样：“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褐。”[5]内迁高校在极其简陋、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和发扬优良的校风、学风，取得了令人骄傲的办学成绩。内迁高校除少数迁往城市外，多数迁往经济文化落后、自然条件极差的小城市或农村，但各个高校坚持教学科研并举，并结合时局科学办学。高校学子在艰苦求学的同时，也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将脚踏实地的学习态度和科学的实践活动相结合，将“求知”“求实”“求是”的教育理念彰显。一时，重庆教育众学子中不良风气大为好转，新的教育理念冲刷着重庆学子心灵。

（二）新理念影响下的改变

从国民政府高屋建瓴的学校课程改革，到学校负责任的办学态度和“民主、科学、进步、爱国、全面”的教育理念，再到教师艰难时期忘我的教授知识，学子发愤图强的求知欲望，社会各界的全力支持，以及社会风气的影响，一时间重庆教育发展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状态：在教学形态上，形成了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完整的教学形态，与抗战前各个阶段教育学校、机构数量的对比，形成巨大的跨越。从师资结构上看，由于西迁高校、科研机构的影响，民国时代的优秀科研工作者、名师大家进入重庆的教育系统，壮大了原本较为薄弱的师资力量;在教育理念上，一扫“过去学而优则仕”“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树立了科学、顺应时代发展需求的教育理念，从而改变学生的求学态度。在办学性质上，除了国民政府投入资金等兴建的学校外，社会力量也参与办学，根据社会需求来培养学生的兴趣、学业。对比彼时全国的其他地区，重庆在高校的数量和质量上都居于前列，同时，相对和平、安宁的环境也为教育提供了一片净土，在这样的优势条件下，重庆教育培养出大批人才：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等人才达200多人，“航天四老”中就有两人深受沙磁文化熏陶而成长起来，并有多名“两弹一星”元勋在重庆完成了求学时代的学业任务，重庆成为人才培养的教育强势地区。

三、教育理念转变对重庆教育的影响

由于教育理念的转变，教育工作者的勤恳工作，莘莘学子奋发图强，使得重庆教育在特殊时期得以迅猛发展，而全面、科学、求是等教育理念也对近代重庆教育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也正是如此，奠定了重庆的教育全面发展的总体趋势，也为国家西部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新的教育理念给重庆带来了全新的发展

知识分子、科研机构、高校内迁所带来的诸多新的教育理念，诸如：科学、民主、兢兢业业、全面、求是等。正是这些思想理念，给重庆带来了全新的发展。虽然战时教育部颁布高校共同学习的课程，其中包含各大高校共同的必修科，但是让学校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增加内容，所以各校合理安排专业课程，狠抓教学质量和教育教学的每一个环节，这样的科学、求是的态度，让学生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升。而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各个高校积极进取，取得丰硕的成果：例如重庆大学在抗战时期兴建无线电实验室和高压电实验室，开展远距离电波传送研究等。国立教育学院在抗战时期注重研究、教学以及推广，尤其注重研究，为此该学院专门成立研究部从事研究设计、编辑出版、收集资料三个方面。而在中学教育方面，1940年的课程标准明确规定了中学生接受地质、矿物相关知识的要求，以此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同时为满足抗战胜利后建设国家的要求[6]。同样是经过教育的科学因素的注入，教育工作者通过通俗的教育活动，提倡科学的生活态度，诸如放弃女性小脚陋习、不分性别的接受教育、讲究清洁卫生、男女同学混合学习等。通过这些科学的思想传播，改变了重庆落后的教育思想，对于提升教育结构、发展教学理念、受教群体扩大具有深远的影响。同时，先进的教学理念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状态，又促进了教育质量的提升。

（二）在政治生活方面，各学校师生积极参与其中

例如，南开中学学生热情洋溢地在磁器口演出街头话剧《当兵去》以宣传抗日;1940年12月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因抨击孔宋而被捕，重庆大学师生予以声援，商学院学生起草撰写《成情书》并以罢课予以反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重庆大学师生积极宣传造势，在舆论上施加压力，国民政府最终释放马寅初并让其重新回到商学院任教，而孔祥熙也因此逐渐失去蒋介石信任并最终离开政治舞台。1946年，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在较场口召开，各界积极参与，其中不乏有大量的学生，其中包括社会大学的学生、育才中学的学生等，他们以崇高的敬意参与并憧憬着未来民主生活，但是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大会未能顺利进行。会后，社会大学学生举行集会活动，强烈谴责国民党的阴谋行径，并在教师的带领下参与慰问受伤的市民，以此表达对独裁政治的不满。这些民主抗争的意识广泛传播，并影响着教育民主化意识的发展，培养了学生民主、团结的思想，提升了受教育者和谐、民主、协商意识。在学校教育中，民主理念的加入，使师生开始认识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让学生从受教育阶段开始，便认识到以民主的态度解决社会问题重要性，极大地宣扬了民主理念。

（三）在民主的教育理念中，德育教育让学生认识到“和而不同”、尊重人的个性差异

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日益注重全面发展。在学生发展的中学阶段，国民政府从整体上规划了学生的基本课程标准，从内容上涵盖了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劳育等方面的均衡发展，又不失时宜地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同时，在中学阶段，各学校也积极研究如何使学生全面健康的发展。在高校中，教育部在颁布的大学公共课基础之上，允许各学校设置专业课程，而广泛并具有积极影响的各类活动（讲座、话剧演出、抗日演出、文艺展览、丰富的各类文艺作品、教育实习、社会活动等），也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对于学生爱国热忱、文化素养、道德修养各方面、各层次的提高都有重要影响，同时也增强了全面教育理念的认识和理解，对近代教育中学生的全面发展理念的普及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总结

抗战时期的高校、科研机构、民主团体内迁到重庆，对于重庆教育的影响是多层次、全方位的，特别是教育理念的改变，对于重庆教育发展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使重庆教育焕然一新，不分贫贱、地域、民族、性别等的平等教育，使得人才培养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虽然高校等在抗战胜利后开始回迁，但清新、科学的教育理念仍然扎根于重庆，重庆的教育工作者又利用遗留下来的物资条件等成立了新的学校、机构等，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高校回迁所带来的空白。而如今，在丝绸之路、第三个国家级工业合作园区落户重庆、重庆交通等优势条件下，重庆更应该全面深化教育改革，以教育来促进各方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平水，万碧波，韩敏.教育理念的价值及其实现[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2]張洋波.抗战时期重庆职业教育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 2012.

[3]常云平.抗战时期大后方人口变迁——以重庆为中心的考察[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4]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

[5]谢先辉，唐润明.二战对国内城市重庆的影响[J].民国档案， 2002（3）.

[6]邓瑞珍.浅析抗战时期重庆中学教育的特点[J].青葱岁月， 2015（19）.

作者：姚瑶

国民政府时期幼儿教育论文 篇2：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幼稚师范生考核制度简析

摘 要 民国时期的学前教育师资培养是我国幼稚师范教育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时期，通过对清末师范教育的改造，使我国幼教师资培养向专业化、正规化迈进了重要的一步。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政府幼教师资培养的改革和进步，又为民国时期幼稚教育的迅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文章主要针对幼稚师资培养中的考核这一重要环节进行一定的探讨。

关键词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幼稚师资教育师资；考核

一、幼稚师资培养背景

在二十世纪20年代以前，我国对西方儿童心理学研究成果的介绍比较分散，缺乏系统的书籍。20年代以后，作为儿童心理学的专门译著才慢慢进入我国学者的视野，儿童心理学的发展也引起幼稚师范的培养课程，儿童心理学开始被列入幼稚师范学校的课程之中，引起其考核内容及其考核方式的一些变化；除此之外，在新文化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人们对幼儿教育的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一些对幼儿教育、幼稚师资培养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潮，必然也会对师资的考核产生一定的影响。

北洋政府时期外国教会占据了幼教师资培养的主导地位，尽管当时幼稚师范毕业生不多，但由于幼稚园数量较少，仍然供过于求，幼稚师范毕业生大多改任小学教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幼稚园教育平民化思潮的影响，幼稚园数量迅速增多。幼稚教育的发展相应地推动了幼稚师范的发展，培养师资机构迅速增多。但是无论从人数、课程、或实地施教现状而言，都不能满足当时我国幼稚师范的要求。为了造就大量优质优质教育师资，加强对幼稚师范的管理和推动幼稚师范教育的发展，国民政府在1932年颁布的《师范教育法》和1933年由教育部颁布的《师范学校规程》中，对幼稚师范学校的管理、教学做出了具体的规定。文章主要针对幼稚师资在培养中的考核和认定方式进行一些探讨。

二、幼稚师资考核方式

1.入学资格考核

北洋政府时期，由于各地幼稚园增加得很多，带动了大量的幼稚师资培养机构的设立，但是各处所设的幼稚师资养成学校程度不一，有的幼稚师范学校投考生以师范或中学毕业生为合格；有的招收初中毕业生；而有的学校竟有小学肄业生。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更好的实现幼稚教育普及化，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幼稚师资服务于幼稚教育，对于幼稚师范学校学生的入学资格做出了统一的要求，1932年的《师范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师范学校，及其幼稚师范科，入学资格，须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初级中学毕业……均应经入学试验及格”，虽然我们不能以入学资格的高下，来判断将来学业的优劣，但是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幼稚师范生的入学资格做出这样统一的规定，无疑更好的保障了优质的幼稚师资的培养。

2.学期期间考核

1932年教育部公布的《师范学校规程》中规定了平时考核包括日常考核，临时测验，学期考试这几种方式。（1）日常考查的形式是较为多样和灵活的，规定了总的考查方式并说明各科可以根据学科本身性质选择用之，考查的方式包括：口头问答，演习练习，实验实习，读书报告，作文，测验，调差采集报告，其他工作报告，劳动作业这些项目。（2）临时试验，“由各科教员随时于教学时间内举行，不得预先通告学生，每学期每科至少举行二次以上”。（3）学期考试，学期考试也就是我们现在实行的期末考试“于学期终各科教学完毕时，就一学期内所习课程考试之，考试前得停课一日至二日，备学生复习”。

3.毕业考核

毕业考试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学校毕业考试另一部分是国家统一的毕业会考。规程中指出“毕业考试于规定修业期满后，就全部课程考试之”，这就是在学生学习期满后，有各个学校自己组织学生进行的毕业考试。同时，为了保证幼稚师范毕业生的合格率，国家于1935年4月教育部公布《师范学校学生毕业会考规程》，对于幼稚师范生实行了会考制度，在学生毕业以前，参加国家统一的重要科目考试，会考成绩占毕业成绩的50%。会考三科以上不及格者应令留级，一科或者两科不及格者，可先行服务，并有两次参加该科下两年会考的补考机会，考试及格后才能毕业享有正式的服务资格。幼稚师范生只有经过统一的会考，才能顺利的从幼稚师范学校毕业，这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励学生努力学习，从而保证了幼稚师资的质量，但同时也给学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负担。

三、关于幼稚师资考核的评价

民国时期是我国师范教育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时期，随着教育宗旨的更新和整个学校教育制度的变化，通过对清末师范教育的改造而谋求制度的正规化，师范教育的改革，有为民国时期幼儿教育的迅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虽然在北洋政府时期由于政治的不稳定和经济的薄弱幼稚师范教育在一定时期内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发展也比较缓慢，但是通过陶行知、张宗麟等教育家的极力倡导，和政府的逐渐重视，幼稚师范有了明显的进步。上述对于幼稚师资的考核方式，是南京国民政府改革幼教师资培养的一部分，通过对入学资格的考核、学校学习期间的各种考核、毕业考试及幼稚师资的认定等这一系列严密的师资培养考核制度，体现了当时政府对于幼稚教育、幼稚师资培养的重视程度。由于当时社会动荡、教育管理混乱，各学校的设置与水平相差悬殊，学生毕业程度也参差不齐，因此，通过举行统一的考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进教育效率、统一毕业生学业程度。既是培养高质量幼稚师资的重要保障，也为幼稚教育在我国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李友芝，李春年.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参考资料[M].北京：教育出版社，1980.

[2]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编.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G].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3]杜成宪.中国幼儿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作者：段润涵

国民政府时期幼儿教育论文 篇3：

浅论抗战后南京市教育事业的恢复与发展

摘 要：战前作为国民政府首都的南京市，教育文化事业发展迅速，学校林立，学者云集，尤其中小学学校一时云集，文化资源汇集，南京沦陷后，各大中小学或者停办，或者西迁，日伪时期南京的教育文化事业受到严重的摧残，1945年国民政府回迁南京，教育文化事业的恢复成为其时城市接收与复员的重要方面。

关键词：南京；教育；文化事业；恢复

南京市政府于民国十六年六月一日成立时即单独设有教育局，至民国二十一年四月，始并入社会局。1946年7月，南京市政府为谋本市教育之积极开展，于七月十六日重新恢复教育局，由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南京市副市长马元放兼任南京市教育局局长。

南京教育的复原工作得到了政府官员的重视，“本局成立以来，即以国民教育之发展，中等教育之扩展，社会教育之推广，校馆房舍之整理，以及行政效率之增进为中心工作。在国民教育与中等教育方面，尽量增校增班；社会教育方面，除酌量增设社会机关外，并尽量利用时机，展开社教活动；在教育行政方面，分别制定各项章则、规程、办法，力谋行政效率之增进。”[1]

南京市基础教育在敌伪严重摧残和奴化之后，情形十分复杂，加之国民政府还都，人口激增，形成严重的“学荒”现象，南京市教育局成立后，尽量为各级学校增校增班，对后方复原的青年学生，予以登记并分发就学；对还都的青年军则举办暑期讲习班，予以升学就业的指导；对敌伪中等学校毕业生资格之甄审，则组织甄审委员会办理；对清寒学生的公费待遇，则竭力继续维持。

一、幼儿教育

抗战胜利后，南京幼儿教育逐步恢复。鼓楼幼稚园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于1945年12月3日复园开学。1947年永利化工厂新办幼稚园，由陈鹤琴选派学生担任教师，并由他指示办理园内一切教学设施。1947年6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南京市教育局改进幼稚园师范科的师资。到1948年，南京市幼稚园数量已相当于抗战前的规模，计有幼稚园30所（独立幼稚园3所，小学附设幼儿班27所），幼稚生2 160人[2]288。

二、初等教育

国民政府还都后，接受伪政权的教育机构小学仅六十七所，学生两万余名。当时南京复员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学龄儿童骤增，根据1946年8月首都警察厅的调查报告，全市学龄儿童数已增至123 237名，以致形成严重学荒。经市社会局积极推进，1946年上学期，小学增至九十个，七百六十二个班级；同时实行国民教育制度，将市内原有小学划归13个区，条件比较完备的小学建成中心国民学校，条件不足的该成国民学校。“目前已有市立国民学校一百七十校，一千零三十五班，收容儿童五万七千零三人。此外已立案之私立小学，现有八所。”[1]

经过三年多时间的恢复发展，到1948年12月，南京市有小学215所（市立168所，私立48所），教职员工3 352人，在校学生101 780人。另外还有三所非市辖小学，即国立中央大学附属小学、国立中央大学丁家桥附属小学，江苏省立江宁师范附属小学，共有学生2 482人[3]184。

南京市教育局规定任职小学教师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一、大学或独立学院教育科系及师范大学或高等师范毕业并在本市市立小学继续服务二年以上未更易学校者；二、高中师范科毕业并在本市市立小学继续服务二年以上未更易学校者；三、乡村师范、简易师范或高中普通科毕业并在本市市立小学继续服务四年以上未更易学校者。”[4]

为提高小学教师的服务精神，并增进教师的教学能力，南京市教育局还举办为期约一个月小学教师暑期讲习会，聘请特约讲师做专题讲演，受训学员达224人。同时对于教师待遇，也力求改善。“原来教师待遇不及公务员，第一步已使其平衡，第二步设法提高底薪，小学已由八十元提高到一百一十元。现已依学历及年资核薪，并准备实行年功加俸，将来一般教师待遇，当更较现在提高，生活亦必更较安定。”[5]

三、中学教育

在民国二十六年前，南京市原有市立中等学校五所，抗战胜利后接收市立中学仍为五所，开办了六十六个班。抗战胜利后，随着教育机构的复原，南京的中等教育发展很快。

根据教育复原的法令，战前的公立和私立中学纷纷复原。贵阳国立十四中、重庆青木关中大附中和沙坪坝中大附中3校组成中央大学附属学校在南京复校。市立第一中学、第二中学及第一女子中学分别在原校址复校。敌伪时期所办的私立正始中学接收后改为市立第一中学分校（后定名为市立第三中学），私立利济中学改名为弘光中学。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复校时，由万县金大附中、成都分校及南京金大附中合组而成。其他如私立明德女中，汇文女中，育群中学、中华女中等都在原址复校。

国府还都后，国立南京第一、二、三临时中学，均划归南京市教育局管理，改为市立第四、第五中学及第三女子中学，并加派原任国立南京第一、第二、第三临时中学校长为市立第四、五中学及第三女子中学校长，三校的经费，仍由教育部负担。

1946年复原中学教师共登记50人，已分发任用49人，复原中学生共登记1 953人，也全部安排就学。同时南京市教育局遵照教育部命令，组织收复区中等学校毕业生资格甄审委员会，办理敌伪中等学校毕业生甄审事宜，共甄审925人，其中合格者有647人，甄审合格的毕业生，其原来肄业学校属南京市的，发给甄审合格毕业证书；其原肄业学校属各省市的，发给甄审合格临时证明书，并分别通知各省市教育局，换发甄审合格毕业证书[1]。

到1948年，南京市立普通中学由战前的3所增至12所，同时提高中学教师收入，底薪由150元提高到200元。

南京市规定任教中学教师必須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国内外大学或独立学院教育科系及师范大学或高等师范毕业在一校继续服务三年以上成绩优良有证明文件者；二是国内外大学或独立学院或专科学校毕业在一校继续服务五年以上成绩优良有证明文件者。”[4]

同时，战后南京的私立学校发展很快，至1947年，共有私立钟英中学、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附属中学、安徽中学、私立中华女子中学、私立青年会中学、私立成美中学、私立东方中学、私立汇文女子中学、私立明德女子中学、私立震旦中学、私立伯纯中学、私立石城中学、私立乐群中学、私立昌明中学、私立钟南中学、私立惠民初级中学、私立华南初级中学、私立道胜初级中学、私立宪光初级中学等19所私立中学[6]。1948年，栖霞寺主持志开法师于寺内办了一所私立宗教中学，学生多为俗家弟子。

同时为了鼓励私立学校的发展，南京市对办学成效显著的私立学校分别核发奖助金，其中钟英中学和金大附中，各奖励二百万元；金陵女子学院附中、安徽中学、东方中学、中华女中及附小、明德女中及附小各奖励一百五十万元；成美中学、青年会中学、汇文女中及附小、育群初中及附小、震旦中学各奖励一百万元[8]。同时根据私立学校章程，私立学校不得设立分校，私立学校校长均应专任不得兼任其他职务，同时还规定外国人设立之中等以上学校须以中国人充任校长或院长[9]。

四、高等教育

战后，国民政府下令解散汪伪所办的中央大学和另外3所私立高等学校。随之，南京高等学校顺利地完成了复原和接收工作。教职员的甄审工作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甄审办法》办理。

学生方面的工作则是按照有关文件执行，其具体办法如下：敌伪高校的毕业生应与1946年1月20日到3月15日之间，向各区教职员甄审委员会办理登记手续，有附逆情形和在敌伪所设具有政治性学校的毕业生则不得申请登记。审核合格者为相当于专科以上学校毕业，发给证明书；不合格者按其成绩准予投考相当学校及年级肄业。肄业生的登记条件与毕业生相同，登记合格者送入临时大学补习班予以补习[2]292。这一办法公布后，学生们认为这是对沦陷区学生的歧视，学生们为此进行反甄审斗争，南京中央大学学生组织了游行集会和请愿等活动，反对歧视，反对甄审。由于学生们的反对，临时大学做了一些变动，取消了甄别考试，改由学生自己按原来年级程序，选择相应院系就读。

1946年，战前西迁的高校开始大规模回迁。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国立药学专科学校、私立金陵大学、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相继迁回南京并在原址复校。

当时，借用金陵大学的校舍，开办了南京临时大学补习班，其中中央大学的文、法商、教育、理工学院的一、二年级，农学院和医学院高级班学生按原在班级，分配到南京临时大学各院系学习，理工学院三、四年级学生，以南京师资不足为由，分到上海临时大学，在上海交通大学生科[9]201。

复原后的中央大学规模是战前的三、四倍，原四牌楼校舍已不敷使用，于是决定将学校分为一部和二部，又成为本部和分部。四牌楼为校本部，学校行政机关和文、理、法、师范、工五院及农学院一部分设于此，分部设于丁家桥地区，复原接受时，又增加了与它相邻的原南洋劝业会旧址，使占地面积扩大到800余亩。除随校迁回的在校生、复员后招收的第一届新生外，还有教育部分配的青年军复读生、沦陷区中央大学插班生，以及侨生、留学生共计4 719人，成为全国学生人数最多的大学[9]205。

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于1946年9月23日在南京陶谷旧址开学复课，在全校师生的努力下，学校很快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为了保证金女大的经费收入，吴贻芳等人联合发动了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募捐委员会”。

由于战后国民政府的经济崩溃，中国本土的资助大幅减少，1946年中国政府和社会资助占不到20%，而美国方面的捐助款占了大约一半以上，而且金女大的捐助款不仅来自教会的捐助，此外还有史密斯女子学院的年度捐款和其他一些团体的捐助。经过一段时期的恢复和发展，金女大开始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从1946年起，招生人数年年增加，学生人数有了迅速增长，所设科目也明显增加，尤其是出现了一些新的学科；由于战后交通限制的取消和放宽，教职员也比以前多了，主要是教师的来源是多渠道的，有专程来教学的外籍教师，也有本校毕业生去美国深造后回母校任教的，也有一些外校转过来的老师。以家政系为例，抗战后不久，家政系有专职教师六人，兼职教师一人，与外语系、社会学系教师人数一样。

一些高等学校迁回南京后，除了正常的教学工作以外，还恢复了许多社会服务活动，继续保持重视社会调查和社会服务的优良传统。此外，金女大还在宁海路对面，恢复了儿童福利实验所，其规模比成都的大，条件也好很多。可以说，抗战胜利后，经过艰难的回迁和复校过程，金女大无论是教学工作、社会服务、还是生活状况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经过这段时间的恢复和发展，金女大很快进入了自身发展的一个高峰期[10]218。

金陵大学于1946年4月决定“复员”。为解决师生预计长达1个月左右的回宁交通费，4月7日，金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随学校返宁的师生均享有川资津贴；金大学生得享津贴每人75 000元；教职工及其眷属每人15万元。从抗战胜利到回宁后的一段时间，金大的各项工作开展得还较为顺利。1946年春，金大有教职员289人，学生1 022人，当时，教师队伍的骨干多为国内外知名的中青年专家，图书馆方面，在承受了抗战时期共73 928册图书损失的基础上，中文书增加到165 230册，西文书38 635册，图书资料共计408 401册，创历史高峰[11]108。

中央政治学校在南京红纸廊复校后，不久即与中央干部学校合组为国立政治大学，蒋介石亲任校长。另外，国立边疆学校也于1947年迁到南京。抗战期间在大后方建立的部分高校亦移址南京办学，如由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组和实验管弦乐队合并组成国立音乐学院。战后，在南京新建了两所高等学校，一是在中国地政学会地政研究所基础上扩建而成的私立建国法商学院，另一所是建在赝福街的私立南京工业专科学校。到1948年底，南京共有8所国立高校，5所私立高校[2]292。

参考文献：

[1]南京市教育局成立四月来工作概况[Z].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3-7-1270.

[2]徐传德.南京教育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京教育志（上册）[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

[4]南京市设置中小学教员办法[Z].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3-7-5.

[5]南京教育概览[Z].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3-7-7.

[6]南京公私立学校一览表[Z].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3-7-338.

[7]私立学校之奖助[Z].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3-7- 1270.

[8]私立学校章程摘要[Z].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03-7-5.

[9]南京大学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0]张连红.金陵女子大学校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1]张宪文.金陵大学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田苗）

作者：古丽娜·阿扎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