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学与环境法论文

摘要：为促进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环境法与民法需要对话。环境法与民法进行对话的实质，是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两种理论范式之间的对话。环境法与民法在问题意识、历史视域、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上存在着重大冲突，这种冲突实际上是民法采取的个人主义理论范式与环境法采取的整体主义理论范式之间的差异所导致。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民法学与环境法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民法学与环境法论文 篇1：

新中国70年法学繁荣发展的成就与思考

1949年至1978年：中国法学初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确立了崭新的国体与政体，不仅历史性地改变了中国整体的观念趋向、政策面向、制度取向与社会走向，也历史性地改变了中国法学的存在基础、生成条件与发展机制。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明令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随着旧法被彻底废除，以旧法观点概括的法学知识体系也荡然涤除。中国法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而新植初发。

新中国成立初期，围绕《中國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思考与宣传构成中国宪法新知识的最初形成。此外，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对革命根据地时期婚姻家庭制度改革和法制建设经验的总结，其广泛宣传和大力实施过程中发生多次政策讨论与学理争鸣，使得婚姻法学成为最早显现知识体系雏形的部门法学。20世纪50年代初，民法刑法起草等立法工作得以展开并取得初步成果，其间中断之后，60年代初民法刑法起草等立法工作再度启动，这些立法实践尽管断续相连，却促成中国民法、刑法知识的形成与积累。

毋庸讳言，这一时期中国法学的形成与发展是执着而又艰难的。尽管经历挫折与磨难，但中国法学的思想脉络从未中断。最先开始总结这一时期的中国法制经验与教训的人，最先开始反思这一时期的中国法学成果与缺陷的人，正是历经这一时期社会风云、政治波涛的那些法律工作者与法学研究者。例如，中国法学会评选出的35位“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就是这一群体的代表者。对于这一时期那些勇于深入探索和思考的法学研究者，以及他们为中国法学的理论积累与学术传承所作出的贡献，我们应当永远持有充分的学术敬意。
1978年至1992年：中国法学振兴

1978年是当代中国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中国法学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实现拨乱反正，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此张旗延展。尤为重要的是，法制在国家与社会治理机制中的重要性被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法律观开始沿着正确方向形成与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事业和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拓展，中国法学走上一条标识时代而又彰显特色的康庄之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方针于此确立。在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所重新建构的社会观念体系和制度环境中，中国法学获得了迅速发展的历史机遇。

这一时期的法律制度建设与法学学科建设密切关联，而前者是后者发展的启动器与方向盘。例如，从事刑法研究的学者们通常以“七九刑法”颁布之1979年作为中国刑法学复苏的起始，宪法研究的学者们通常以“八二宪法”颁布之1982年作为中国宪法学新兴的肇端。中国法学研究与改革开放目标及进程相辅伴行。例如，1979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召开“民法与经济法问题学术座谈会”，揭开历时7年之久的“民法经济法大论战”序幕，便是为解决经济发展中“法律饥渴”的制度模式之争而映射的学科地位之争。这一法学领域学术论战的实质，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是只需要体现行政计划管制的法律还是更需要体现经济主体自治的法律。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颁布使民法经济法论争尘埃落定，民法与经济法各当其位、各司其职，共同为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调整的体制定位而提供法律保障和学科支持。

这一时期中国法学最为重要的发展，就是中国法学渐次拥有独立的理论体系，成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学科。一方面，中国法学摆脱了对苏联法学的理论依赖。虽然苏联法学理论遗存的概念体系、观念内涵和思维方法仍在不同程度地发挥影响，甚至在这一时期的初始阶段，苏联法学理论（如拉普捷夫经济法理论）还是某些法学分支学科研究与讨论的主要知识来源；但是从发展趋向和总体态势上看，中国法学已经不再唯苏联法学理论马首是瞻，而是立足中国、面向现实、面向实践，开始走中国法学自己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中国的法学不再是国家学说的一个分支，而是独立于政治学的一个理论体系与专业学科，这对于中国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具有革命性意义。法学研究对象的明确化与特定化，为法学知识的专门化与体系化（包括概念生成、术语专有、范畴确定、理论衍化、学科建构等）确立了逻辑原点、推演路径、展开范围、研究范式与表达方式，中国法学才由此具有了据以生长繁荣的学科基石、知识体系和理论空间。法学从国家与法的理论格局中独立出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蹴而就的观念分离过程，而是在法学自身的艰苦建设过程中成就了法学的独立知识体系。在这一时期有关法学研究对象、法学基本范畴和法学基本方法等诸多的研究讨论中，“国家与法的理论”的科学内涵与表达价值还在，但逐渐转变成为“法学基础理论”的部分内涵，进而发展成为“法理学”的部分内涵，中国法学界逐渐以专门的“法言法语”表达法学思维内容、过程及其结果。

这一时期中国法学发展的最大机制性特点，是实现了法学研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由此形成了中国法学界浓郁的学术氛围。许多法学上基本的和重大的理论问题得以深入讨论，形成了吸引整个法学界学术注意力的理论热点。

法学界关于重大法学理论问题的讨论，对中国法学知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其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与学术上的去伪存真往往交织在一起。这充分体现了法学的发展要服务于现实需要的学术责任属性，并且绝大多数法学问题的讨论起到了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的积极作用。其二，这一时期的法学理论热点纷呈，整个法学界时常都关注同一热点问题。例如法的阶级性问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问题，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环境法学等领域都对此展开了讨论。这一方面反映出当时的法学界参与重大理论问题讨论的学术热情高涨，旨在解决原理性问题的学术责任感强烈；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法学理论体系初创时期的特点，即大量的基本理论问题尚待解决。其三，这一时期的法学研究体现了学科独立初期的特点，如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与方法经常引入法学问题的讨论过程中，但一些法学论争忽略了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与法学之间基本假定和概念界定上的差异，而在不同假定前提下和概念体系中“各说各话”。其四，法学学科建设持续取得进展，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诉讼法学、环境法学等学科分野渐次清晰，各个学科都快速通过原理生成和体系建构阶段，拓展该学科的广度与深度。其五，法学研究范式逐渐析出而确定，这一时期相对成熟的法学专业领域诸如法制史学、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婚姻法学、环境法学等学科，建构了符合各自专业特点与研究需要的知识体系与研究范式，特别是以权利为本位的分析研究范式。

1992年至2012年：中国法学繁荣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93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根本大法形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中国法学提出了更为艰巨的理论支撑任务，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学术探究领域。但如果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只是使法学研究对象的范畴转型与范围扩大，如民商法学因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而获得发展机遇，那只是部分地甚至是表面地看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法学的形塑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中国法学的影响发生于两个层面，一个是对象性层面，一个是主体性层面。在对象性层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要求相应地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构成这一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以及这一体系本身，都是与以往法律体系相比而全新的存在。因此，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作为研究对象，中国法学打开了前所未有学术视野与科研领域，中国的法学体系因此而急剧扩张。在主体性层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蕴含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和运行特点，可以构成法学研究主体的内在素质和外在环境。例如，市场主体自主与学术主体自立之间、诚实信用原则与学术伦理之间，实际上存在观念相通及素质养成的动态关系。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与效果，对中国法学研究的主体与环境具有强大而持久的观念影响力和学术塑造力。

这一时期中国法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可以用巨大进步和持续繁荣来形容。其一，中国法学的体系化建构在这一时期得以基本完成。学科分解、衍生、新设和组合等多种建构机制，使中国法学形成了由基本的二级学科、众多的三级学科和许多边缘交叉学科组成的学科体系，并以学科分支体系作为基干，建构了由不同分支学科知识体系构成的庞大法学理论体系。其二，这一时期的法学研究成果产出量巨大，研究主体、研究选题、研究成果等在总体上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特别是，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及其对法学知识需求的不断扩大，法学研究成果形式呈多样化。法学研究者在注重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也注重法制领域的建言献策，基本上实现了各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的平衡发展。其三，这一时期的法学研究范式丰富，既有追求应用价值的注释法学，也有追求理论建构价值的理论法学。而且法学研究的选题越来越精细化，开始向更抽象和更具体的两端寻求，处于中间层次的概论式综合性的法学知识叙述，已经让渡给教材编写而基本退出研究领域。其四，法学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培养了大量的法律实用人才和法学研究人才，扩大了法学理论的社会功能转化能力，其不断扩充的师资队伍也是法学研究的主要力量。其五，中国法学界的对外交流，包括著述转译、人员互访、学术会议等形式，已然成为法学界学术交流的常态化手段。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实际上也是对日渐繁荣、日益有效的中国法学的知识生成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的充分肯定，因为法学知识体系是法治体系的理论支撑，而法治人才体系则是法治运行机制的有机构成。

随着法学研究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国法学已经不再只满足于亦步亦趋地跟在现实状态后面进行学理解说，而是通过社会观察、事理分析、理論阐发为法治实践提供理论基础与学说先导，充分发挥理论先行的应有学术功能，推进中国的法治实践。例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民商法经济法学者敏锐地从规律性研究出发，系统深入地分析研究了市场经济体制与法律机制的关系，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议，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再如，法学界就“法制”与“法治”、“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等所展开的深入讨论，成为倡扬依法治国的理论先声，促进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基本方略的形成。在这一时期，这种以法学研究促进法制建设的例子不胜枚举，诸如权利本位、人权研究、依法执政、罪刑法定、政府信息公开、程序正义、司法公正等理论问题的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成为那个领域法律完善的理论先导。

中国法学界在这一时期参与法治实践的意识也前所未有地增强，法学研究者以多种途径参与立法实践活动与法制宣传活动。就参与立法实践活动而言，法学研究者的参与路径大概包括：直接成为某个法律的起草组成员；组织撰写某个法律的学者建议稿，以作为立法机关的参考；参加立法机关组织的法律草案论证会；具体为某个法律或法律草案提供立法建议；提出一种理论见解，间接影响立法机关的政策选择。就参与法治宣传活动而言，法学研究者的参与形式大概包括：接受某个机关单位的组织或委托，进行法治宣讲；在学术团体或本单位的组织下，参与法治宣传活动。法学研究者参与法治宣传，有利于普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法学理论的社会价值和法学研究者的社会责任。

在这一时期，中国法学界出现了追求中国法学文化上的自立的努力趋势。无可否认，中国法学在摆脱了对苏联法学理论的依赖之后，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对西方法学理论的依赖现象。西方法学理论观点、精神理念、制度技术、专业术语、研究方法批量规模化地进入中国法学的知识生成系统。虽然中国法学的理论来源借此而丰富，但这种大规模引进域外立法材料导致的外源型研究范式，也带来了一些湮没中国法学自我的风险。作为这种现象的知识反射，中国法学界愈加强烈地表现出对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关注，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主体性意识呈现出逐渐增强的态势，倡导从追仿型法治进路向自主型法治进路的转型成为中国法学界的共识。在法学研究与理论建构过程中，进一步从苏联理论、西方法学的影响中走出来，着眼于中国的现实问题和法律发展道路，形成深植于中国社会与中国人心灵的中国法学，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法学界的时代使命。
2012年至今：中国法学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作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确立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进一步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国构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法学也提出了更多的理论任务和更高的学术要求，这就是“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相适应，总结和运用党领导人民实行法治的成功经验，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法治理论创新，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这一时期的法学研究表现出更为强烈的中国意识和实践精神，由此引导中国法学发展的整体态势和时代趋势。

新时代中国法学发展整体态势和时代趋势的重要特征是更加坚定“四个自信”，强调法学研究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与坚持“四个自信”的主体素质要求相结合，使这一时期的中国法学发展总体上呈现出融通整合的态势，即融通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法学领域的知识创造，整合当前法学领域正在蓬勃发展的学术资源，倾力建构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法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在新时代，法学研究并不自恋于显学亦不止步于繁荣，而再度寻求法理的创新内涵与时代表达，反映了法学界对中国法学勇于自省剖析、勇于变革创新的理论自信与学术自觉。在法学理论场域建构有机一体、特色明显的中国法学知识体系，须从长期集聚而致巍然庞大的法学知识中，删繁剔杂而重构集约，兼容并蓄而析出特色，实现由学科体系向知识体系的质变。表现在法学研究的学术境域上，就是这一时期不断增强的法学知识融通整合的学术情势。

其一，在法学不同学科层面兴起体系化融通整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密切相关，法学知识的体系化建构获得更為科学的规划图景和更为强劲的动力源泉。民法典编纂对中国民法知识体系整合形塑的推动效果显著，使已经卓然大观的民法学术积累在民法典编纂规划与机制中，得以由点及面、由层面到体系地再行整合重构，极大提高了民法知识体系的有机融合程度，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构成中，更为契合中国经济社会运行机制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有机融合程度。民法典编纂极大地推动了民法知识体系构建，这对其他法学学科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在商法、知识产权法、行政法、社会法等学科，均产生了以部门法的法典化为牵引力的学科知识体系融通整合趋向。例如，在商法学界，制定商事通则的学术主张长久不衰而于今为烈，力主在民法典体系之外另将商法一般规则体系化。再如，民法总则颁行后，也诱发了行政法学界对制定行政法总则的探讨与倡议。

其二，问题导向与法理导引双重机制下展开综合研究。曾经，我国法学界不少学者固守其专业领域的学科划分，导致法学各二级学科之间基本上缺乏共同探讨与协同研究，学科划分的专业需求渐次演变成学科壁垒以致割裂实践的有机系统性。这一方面导致法治问题解决方案的低效性，因为针对同一问题的来自不同专业学科的解决方案如果缺乏综合协调性，很可能出现各方案之间的理念冲突、机制冲突和效果冲突；另一方面导致法学知识体系构建的迟滞性，因为学者们的知识视野与创新能力如果囿于某一法学二级学科甚至三级学科，将难以对整个中国法学知识体系的构建作出有效的学术贡献。进入新时代，法学研究者们更加注重开展问题导向的综合研究，为法治建设提供更有实际效果的综合解决方案。例如，在民法典编纂中，不仅与此密切相关的民商法研究介入其中并提供了大量的体系化的学术成果及立法方案，而且宪法、行政法、民事诉讼法等学科研究也积极介入民法典编纂过程，以其不同专业视角剖析、评价和建议民法典的立法方案。这种各法学二级学科间的共同关注与集约建构，不仅提高了正在编纂中的民法典的内在体系协调性，而且也提高了民法典的外在体系即与整个法律体系之间的协调性。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互动中，宪法学科与部门法学科、组织法研究与程序法研究等，都为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提供观念引导、理论基础和学术支撑。这样的一个学术创造过程，也是一个既促进法理形成又以其再导引法学研究的过程。要形成凝结和衍化中国法学知识体系的一般法理，跨法学各学科的综合研究及其相互融通整合的学术过程不可或缺。

其三，增强法学研究对法治实践的解释力与引导力。新时代的法学研究更为注重与法治实践的融合，对中国法治实践的过程及结果予以更深刻精确和更有说服力的阐释与解说，并为中国法治实践的不断深入、不断拓展和不断丰富予以更有效的理论引领和学术支持。为检测立法效果及水平、法律实施效果、法治领域改革效果、法治实践部门工作实效等，法学界以更为科学的方法和更多的学术注意力开展法治评估。同时，更多的法治实践部门委托法学研究或教学机构，对本部门、本地方或本行业的立法、执法或司法的实态与实效进行评估。随着司法公开的稳步推进，至今已经有7000多万份裁判文书上网公开，这成为许多法学研究者新的学术资源，一时涌现出大量的基于裁判文书网上资料的案例分析选题和数据分析选题，推动了法学领域的实证分析研究和大数据分析研究。这些研究更为精确地分析阐释了司法运行实态和法律制度效果，促进了司法能力和立法水平的有效提高。法学研究者也更为关注学术创作的传播效果，特别是向法治实务领域传播的效果。他们观察到法律实务工作者对法学研究成果的阅读疏离，由此促发深刻的自省与反思，认识到单纯追求影响因子的法学著述如果不能激起法治实践的回响，那无论如何不能算作学术成功。运用学术倡导与组织机制提高法学研究的实践性与应用性，提高法学著述对法治实践者的阅读吸引力和实践应用性，正成为法学领域新的学术风尚。

其四，利用域外学术资源的主体意识不断强化。新时代大力倡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对法学研究起到了固本培元的强大效用，使法学研究者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更为科学合理地对待和应用域外学术资源。以往在引介利用域外学术资源包括法学理论、制度案例时，存在一些缺乏主体性与科学性的学术倾向。这些法学研究上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缺失，凸显了我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对相关制度及理论急迫需求的牵拉效应易于导致应急性立法和应景性研究的弊端。坚持对外开放包括对知识信息交流的开放，域外法学知识来源愈加丰沛本是一个有利于中国特色法学体系构建的积极因素，但域外法学知识只有适合中国的法治环境、制度机制、知识体系和文化观念，才能成为发展中国法学体系的有益滋养。在新时代的法学研究中，立足中国法治实践、坚持文化主体地位与中国问题意识的学术导向愈加明晰，坚持以我为主地利用域外法学知识资源的学术态度愈加强固，必将更加有力有效地促进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全面构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法学走过70年发展之路，于今愈加康庄辉煌、前景无限。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正处于理念不断更新、实践不断深化、效果不断展现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法学的发展没有终点，一如我们所倾注理想与努力的中国法治事业。

（摘自10月29日《光明日报》。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所长）

作者：陈甦

民法学与环境法论文 篇2：

一个分析框架：环境法与民法的对话

摘 要：为促进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环境法与民法需要对话。环境法与民法进行对话的实质，是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两种理论范式之间的对话。环境法与民法在问题意识、历史视域、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上存在着重大冲突，这种冲突实际上是民法采取的个人主义理论范式与环境法采取的整体主义理论范式之间的差异所导致。在环境法与民法的对话中，环境法旨在借助民法的理论范式审视环境问题，为解决环境问题探寻新的出路；民法的目的是研究环境问题如何影响了民法、民法学，而这恰是民法典立法急欲从环境法中获得的启示。为解决环境问题，环境法与民法需要合作，以公序良俗原则为联结点，确立二者在调整范围上的界分。

关键词：环境法；民法；对话；环境问题；民法典；个人主义范式；整体主义范式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号：1671—0169(2005)02—0009—07

作者：李明华　侯佳儒

民法学与环境法论文 篇3：

浅谈环境法教学中的四个关系

[摘 要]环境法是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新增设的核心课程。为增强环境法课程的实效性，环境法教学从内容到形式都需要变革；为了实现这种变革，需要妥善处理好环境法总论与环境法分论、实然环境法与应然环境法、环境法学与传统法学、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环境法；教学改革；四个关系

环境法是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新增设的核心课程。与其他部门法的教学相比，环境法的教学无论内容或形式都显“稚嫩”。也正因其“稚嫩”从而为环境法教学改革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可能。本文就环境法教学改革所需要处理的四个关系发表浅见。

一、环境法总论与环境法分论

环境法总论是对环境法基本理论、原则和制度的阐述和研究，环境法分论是对具体各分支部门法的分析和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一般而言，总论部分包括环境法导论、环境法的基本原理、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分论部分包括环境污染防治法、自然资源法、生态保护建设法、环境行政法、环境侵害救济法、危害环境犯罪制裁法、国际环境责任。

但是，我国环境法总论与分论的教学并不协调。具体表现在；第一，总论未能有效地统率分论，致使分论结构不稳定且任意膨胀。比如，在生态保护建设法中，有的教师不仅讲授野生动植物保护等法律法规，而且讲授防洪、抗震之类的法律法规；有的教师则不将防洪法、抗震法等纳入环境法的体系之中。第二，总论中的环境法基本原则和制度未能与分论中的分支部门法的具体原则和制度形成有效关联，致使总论分论“两张皮”。例如，讲授“水污染防治法”时，往往只是“就法论法”，仅对《水污染防治法》这一单行法律本身所规定的具体原则和制度作出分析和解释，而不注意关联其他与水污染防治相关的法律法规，更不会以总论来指导分论，这不仅不利于丰富和深化环境法总论的内涵，也不利于学生对环境法分论的深度把握。

因此，为增强环境法的教学效果，应对环境法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作出适当改进。一是以总论为指导优化分论内容，确保环境法的“纯洁性”。众所周知，环境问题一般分为第一环境问题和第二环境问题：第一环境问题是指由自然原因引起的自然灾害；第二环境问题是指由人为原因引起的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作为环境立法控制对象的环境问题，主要是指第二环境问题，也就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据此，诸如防洪、抗震之类的因自然灾害而导致的环境破坏所实施的法律控制不应纳入环境法的体系。二是总论教学与分论教学要前后观照，彼此呼应。例如，讲授分论中水污染防治的三大原则（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统一规划的原则、水污染防治与水资源开发利用统筹兼顾的原则）时，要与总论规定的环境法的基本原则（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原则、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改善相结合的原则）串联起来；讲授水污染防治的政府环境责任和考核评价制度时，要明确该制度是对总论规定的环境责任原则的具体落实，从而使学生充分理解总论对分论的指导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发现分论规定的各分支部门法的差距和不足，进而提出修改和完善建议；同时，也才能发现环境法总论原理的不足，从而推进环境法总论的发展和完善。

二、实然环境法与应然环境法

实然环境法是指环境法的现实表现样态，即环境法是什么；应然环境法是指环境法的正义追求，即环境法应当是什么。“是什么”与“应当是什么”在逻辑上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对“是什么”的描述不可或缺，它是研究“应当是什么”的基础。环境法教学也是如此。但环境法教学亦应在把握环境法“是什么”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探究环境法“应当是什么”，从而预测环境法的未来。所以，在环境法的教学中，教师应当心中永远充满正义，目光不断往返于环境法的实然与应然之间。例如，环境权作为环境法的基石性概念，作为一种新的法律理论和社会主张，教师在教学时一方面要立足于实然之法，明确环境权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利用或享受环境资源、在适宜的环境中生存的权利。其主体包括公民、组织和国家，其客体是环境利益，其内容主要限定在公民污染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私权保护和公民参与环境管理权的公权保护之上。另一方面，还要着眼于应然之法，明确环境权不仅是一种法律权利，更是一种道德权利、自然权利、“与生俱来的权利”。不管国家法律是否承认和保护环境权，环境权都天然存在。由此，不仅人类应当享有环境权，而且某些与人类最接近的特定自然体和物种也应当享有环境权，如生存权、不受人任意侵害权、获得人道主义待遇权等权利。这样就使学生对环境权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同时也增强了学生的环境伦理和环境正义观念。

再如，在讲授环境刑事责任时，教师除对刑法明文规定的环境犯罪罪名作深入讲解外，还可就环境犯罪的立法利弊、环境犯罪的归责原则、环境犯罪的危险犯与结果犯以及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等主题开展讨论。这样的讨论，一方面有助于学生了解环境刑法的理论前沿，另一方面也使学生对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有了新的开拓和创新。

总之，环境法的正义不仅存在于实然之法，而且同样存在于应然之法。环境法正是在实然性和应然性的张力推动下不断向前发展的。

三、环境法学与传统法学

环境法学虽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并不是一门自给自足的学科。事实上，环境法学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它与传统部门法学的关系至为密切。例如，对环境法基本原理的研究涉及到法理学，对环境侵害的民事救济涉及到民法学，对环境行政责任的研究涉及到行政法学，对危害环境犯罪的研究涉及到刑法学，对国际环境法的研究涉及到国际法学，等等。因此，学习环境法必须不断地从传统部门法中汲取有益养分。

然而，现实是环境法的教学缺乏学科间的相互交叉渗透，课程内容没有张力，教与学都停留在环境法课程内容本身，忽略了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导致学生在课堂中接受的知识往往是孤立的、片断的、割裂的、凝固的，不仅不利于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也不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

无论是从环境法课程本身具有的学科交叉渗透的特点还是从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考虑，传统部门法都应当成为环境法教学时借鉴和参考的应有之意。比如，在讲授环境民事责任时，既要从传统民法的角度给同学们介绍一般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从而引申出环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进而归纳出环境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与行为违法性问题；又要将环境民事责任同环境行政责任和环境刑事责任作比较，明确环境民事责任是当事人之间的责任、重在补偿，而环境行政责任和环境刑事责任则是行为人对国家的责任、重在惩罚，由此决定了环境民事责任采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而环境行政责任和环境刑事责任则采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通过这样的教学，使得学生对环境法上的三大责任的认识进一步加深。

可见，强调环境法学与传统法学的衔接，不仅打破了部门法教学的藩篱，而且给了学生融会贯通的机会，既巩固了旧知，又获取了新知。

四、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

法律的生命不仅在于逻辑，更在于生活，所谓“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环境法的教学同样如此。具体来说，环境法教学要按照实践——理论——实践的设计思想，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此亦是环境法教学改革重点之一。对此，各高校作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如组织观摩法庭审判活动、模拟法庭教学、专业实习、社会调查、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以训练学生运用法学知识解决现实社会生活问题的能力。

其实，对于实践教学，不仅可以在课外实施，课堂的案例教学同样可以大有作为。诚如王泽鉴先生所言：“实例研习乃在培养处理案例的能力，可以说是为将来从事实务工作而准备，故法学教育或官方考试的题目应多依靠各级法院判决而设计之，其功用有三：（1）以实例反映社会生活。（2）结合理论与实务。（3）法院的判决理由，当事人的主张及判决评释，可以提供各种不同的法律论证资料。”笔者近几年的环境法课堂案例教学实践，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具体做法是：

（一）精心选择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是案例教学的基础。典型案例既可以使学生牢固地掌握环境法理论，也可以燃起学生学习环境法的热情。在选择典型案例时应当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其一，案例的时代性。引入教学的案例要贴近时代、富于时代气息、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这样才能真正创设问题情境，吸引学生关注，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达到寓乐于教的目的。笔者在授课时紧密结合我国当前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的实际及热点与难点问题，深入挖掘新鲜、有益的案例（如太湖蓝藻事件、宁波PX事件、环评风暴、PM2.5监测等），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案例研讨。

其二，案例的启发性。案例有无启发性，与案情本身的简单或复杂没有必然的联系。即使案情相对简单的案件，结论也未必是唯一的。所以，案例的选择不在于案件本身是否复杂，而在于其间蕴涵的事实问题、法律问题是否符合教学目标的要求。在笔者看来，只要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锻炼和提升学生思维的广度和深度，这样的案例就可以称之为典型案例。

其三，案例的全程性。呈现给学生的案例究竟应该是全程的、原汁原味的案例还是经过浓缩的、加工整理后的案例？对此，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实践中的案例往往头绪多，涉及面广，外在因素也比较复杂。如果把这些案例原封不动地端出来，不仅学生不易理解，还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负效应。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因为每一个具体案件，都关涉事实和法律两个方面的问题。而就事实问题而言，不同的当事人对同一案件事实往往有不同的解释。因而如何对案件事实材料进行甄别、筛选和建构，就成了法律工作者的基本功。所以作为法科学生不仅要学会处理法律问题，而且要学会处理事实问题。遗憾的是，我们传统的教学法恰恰忽视了这方面的训练。即使是国家司法考试提供的案例也往往是经过技术处理的案例，也正基于此，即便是通过司法考试的学生在刚“入道”时也要经过一个比较漫长的适应期，这不得不引起法学教育界的反思。笔者主张，案例的选择还是应当原汁原味，这样才能使学生亲身体验如何运用法学知识进行创造性思维，以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真实问题。

（二）用心实施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的形式不拘一格：既可以由理到例，先讲解理论，然后运用案例解析；也可以由例到理，先陈述案例，然后提出相关问题让学生研讨，进而引出将要讲授的知识。但不管采取何种形式，以下几点应该引起重视：

第一，重视传统讲授与案例教学的交融，不能为案例而案例，而要寓原理于案例之中。

第二，重视讨论过程。鼓励学生各抒己见、表达各自不同的见解，只要学生说得有道理，能自圆其说，就应得到鼓励。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在课堂讨论过程中，教师要及时加以正确引导和启发，并适时提问和追问，以使教学更有针对性。同时，充分的讨论也可以激发教师的灵感，正所谓“教学相长”。

第三，重视点评环节。教师点评的过程，既是一个深化学生理论知识的过程，也是一个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过程。因此，教师在点评时，不应停留于具体结论，而更应注重分析方法的讲解，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环境法是一门实践性比较强的科学，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素质教育于一体是环境法教学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环境法教学应当深入实践，通过环境法的具体运用，使学生的环境法知识不断丰富和发展，能力素质不断进步和提升。

[参考文献]

[1]蔡守秋.环境资源法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汪劲.环境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汪维才（1969—），男，安徽宿松人，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环境法学、刑法学。

作者：汪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