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法论文

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法论文 篇1：

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困境与对策探讨

[摘要]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跨部门、跨区域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尤其需要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群众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者，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者、监督者、评价者和直接受益者。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把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极性、主动性、自觉性，广纳群言、广集民智，紧紧依靠群众开展生态文明实践，积极构建政府主导、企业实践、群众参与、社会协同的生态文明建设体系，实现政府宏观管理、市场机制完善、社会自我调节和群众自治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群众参与；生态民主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4-04-20

[基金项目]2014年江西省党校系统课题“生态文明建设的群众参与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汪勤峰（1971-），女，江西丰城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图书馆副馆长，副教授，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实问题。

中共十七大报告正式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中共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已从国家宏观战略进入全面系统推进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跨部门、跨区域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尤其需要群众的广泛参与。群众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者，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者、监督者、评价者和直接受益者。群众的广泛参与，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深入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群众参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坚持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好保障人民权益，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1]（P14）加强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更离不开群众的广泛参与，需要全社会行动起来，共同建设、共同享有。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需要，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享受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群众的根本利益，需要大家共同关注、共同建设、共享成果；另一方面，群众的广泛参与是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实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充分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建立健全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和机制，依靠群众的广泛参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发展。

（一）维护和实现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归宿。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极大丰富，但环境污染、生态失调问题也日趋严峻，比如大范围雾霾、气候异常、水污染和土地污染等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生活和发展，甚至威胁到群众的基本生存。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已经成为群众当前的迫切需要。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为了解决群众目前最关心、最直接、最迫切的问题，改善环境、保护生态，让群众呼吸清洁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所以，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维护和实现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了满足群众的生态需要和环境利益，为了给人民群众营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态需要以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和谐协调发展。

过去我们一般是看重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将其作为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而忽视其价值主体和主人的地位，忽视其权利和利益的实现。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P187）江泽民指出：“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3]（P281）也就是说，群众的创造性活动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和利益。同样，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也是为了维护和实现其自身的根本利益。生态文明建设是当代中国的社会共识，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理应由全体群众共同参与。可见，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是群众本身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我们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为了实现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清晰掌握群众思想动态，把握群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愿望与诉求，总结动员群众参与生态文明的有效经验，探索促进群众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形式、途径与方法，集中民智、投入民力、实现民享，回应群众诉求，依靠群众推进区域综合治理，实现民主决策、政府管理创新和社会治理。

（二）群众参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政府主导制定法律法规、完善体制机制，企业改变生产模式、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而且还需要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长期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由政府部门绝对主导、单向推动，政府、企业和群众生态权益和主体责任不明确，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态文明意识不强、参与意识不够、参与渠道不畅通、参与形式单一、参与机制不健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广度和深度不能与党和政府的部署完全同步。虽然党和政府不断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采取越来越严厉的环境保护政策措施，但生态环境仍处于局部有所好转、总体尚未遏制、形势依然严峻、压力持续加大的状态。实践证明，单单依靠政府主导、企业节能减排或者社会团体呼吁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还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形成“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上下协同的合力，才能保证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推进。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宣传、发动、教育、组织群众，发挥群众主人翁精神，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让广大群众积极主动参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群众无疑也应发挥其主力军作用，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主体、实践主体、价值主体和监督主体。群众的生态观念决定了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群众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直接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效果。政府决策（尤其是涉及生态环境方面的项目决策）前必须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整合群众利益诉求，保证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政策实施必须宣传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落实。群众可以投入建设资金、技术和劳动力，以弥补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的不足；有效的群众监督可以遏制经济利益引导下的政府盲动行为。由此可见，群众的广泛参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一方面有利于维护群众的正当环境权益，提高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自觉性，使群众主动承担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有利于生态环境政策的实施，降低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本，建立协调群众生态利益和责任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群众还可以对有关生态环境建设进行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的投入，弥补政府财力技术的不足，减轻政府在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时的巨大压力，防止政府机构的膨胀和低效率。让人民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可以更好地协调群众的生态权益和生态责任，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三）群众参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

群众的广泛参与是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首先，能提高群众生态意识和参与能力，践行环境友好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人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员，既受生态环境的影响，又影响着生态环境。生态问题是由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导致的，因此，生态问题的解决同样需要依靠人。群众良好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行为，对生态文明建设成效至关重要。通过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可以提高群众生态意识，树立绿色消费观，增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把生态文明理念转变为节约资源、能源和保护环境的自觉行为，改善自身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培养合作精神，进而提高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效果。只有广大人民群众转变思想观念、践行环境友好的生产、生活、消费方式，积极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评价，生态文明建设才能取得明显成效并长久巩固下去。

其次，能整合群众利益诉求，实现民主决策和监督，降低政府行政管理成本。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广纳群言、广集民智，积极推动群众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民主评价。群众广泛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可以让决策者倾听到群众呼声，全面、真实地了解情况，兼顾各方利益，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不利影响，遏制经济利益引导下的政府盲动行为，降低决策风险，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另一方面，有效的群众参与可以让群众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体现公众利益诉求的公共决策更容易为群众接受和执行，从而降低政府行政管理、监督检查的成本，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而且，群众可以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监督，不仅对已给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行为进行监督，还可以对将给生态环境造成或可能造成危害的行为进行监督。总之，有利于协调群众生态权益和责任，缓和社会矛盾，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二、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困境

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高速发展，生态失调、环境污染形势变得愈加严峻，因环境冲突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增多，环境治理难度日益加大。同时，群众生态意识明显提高，群众生态利益和诉求日益多元化。但是，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动性、自觉性、积极性还不高，内在动力未能被充分激发，生态文明政策制定倾向于政府集中化，对群众的利益诉求和反馈不敏感，不但增加了政府的管理成本，也难以有效协调各利益相关方的矛盾。

（一）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缺乏法制保障。

这些年来，我国出台了不少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包括征求群众意见、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评价等规定，为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工作，检举和揭发各种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明确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必须要有公众参与：“专项规划的编制机关对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并直接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规划，应当在该规划草案报送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其它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草案的意见。”但是这些法律法规过于笼统、简单，缺乏可操作性，没有明确的、可衡量的标准。尤其对如何让群众真正参与、如何保障群众合法有序参与等，相关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环境信息公开程度不够，群众的知情权等得不到有效维护。有限的群众参与过程中还往往存在着群众代表不足和代表不良的困境；在以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决策的形成和实施过程中，往往是政府以自身的其它利益为重，漠视生态环境污染问题。作为受生态环境影响利益主体的群众往往没有真正参与决策的机会，其利益受到损害时甚至出现无人问津的现象。而且，由于缺乏法律程序上的问责机制，地方政府往往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GDP的增长，环保执法监管力度不大。还有，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机制等市场机制尚未完善，对群众参与的正面激励作用不明显等等。因此，必须在法律层面明确规定群众参与的权利、参与的程度、参与的程序、参与的方式，对群众参与给予法律方面的保障，并建立和完善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等市场机制，对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奖惩激励。

（二）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性不足。

生态文明建设虽然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社会上乃至政府部门对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定位与作用还较为模糊，对群众生态权益和责任缺乏完整、准确的理解和宣传，对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式途径、体制机制认识有限、经验不足，导致群众生态意识薄弱，参与的主动性、自觉性不高，参与层次较低，有效参与不足的现象仍比较突出。同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传统心态，也影响着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据调查显示，只有519%的群众会偶尔关注自身周边环境问题，5308%的群众参与活动是为了维护自身权益。此外，群众民主法律意识的淡薄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参与应有的作用。面对企业破坏生态环境的情况时，只有69.6%的群众想到依靠法律途径解决，27.5%的群众选择“与排污单位或个人交涉”，2.9%的群众“不知道怎么办”[4]（P34-35）。尽管目前群众参与生态文明有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公开征求意见、环境NGO组织以及社区圆桌会议等形式，但群众参与的层次不高，参与的效果不好，发挥的影响作用有限。在目前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群众参与往往限于宣传教育层面，比如各种环境保护的公益讲座、理论研讨会、生态知识展览、环保科普、环保教育活动等等，很少能够参与法律法规制定、具体项目建设决策和环保项目评估，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性不足。

一般来讲，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可以分为预案参与、过程参与、末端参与和行为参与[5]（P258-260）。预案参与是群众参与综合决策部门或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进行环境决策、制定法律法规或项目可行性论证；过程参与是群众监督参与各项法律法规实施和项目建设；末端参与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后的群众参与；行为参与是指群众自发自觉的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当前，群众参与主要体现在末端参与，针对的是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者。而对于政府怠于职守、疏忽监管、政府决策中忽视生态环境利益的状况以及资源利用方面，则很少有群众参与的机会，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反馈机制，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缺乏广度和深度，影响有限。

（三）环保组织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有限。

社会环保组织是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织形式，是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维护群众环境权益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国际经验表明，社会环保组织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方面具有政府与市场不可替代的作用。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NGO数量众多、规模庞大、资金雄厚、机构独立，所以，西方国家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大多是依靠“自下而上”的公众环保运动和环境污染诉讼来推动，公众也主要是通过加入社会环保组织来达到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提出研究建立环境民事和行政公诉制度，强调要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检举和揭发各种环境违法行为，推动环境公益诉讼。2013年1月1日修订实施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样，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环保组织的公益诉讼主体资格，有效地强化了环保NGO参与环境监督、管理、诉讼的法律依据。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环保NGO近2000个，成员近20万人，规模小、能力弱、资金少，其中，大多是“自上而下”具有明显行政色彩的社会组织。受政策、资金、数量、规模等方面的影响，我国的环保NGO在公众中知名度、认同度不高，对政府的决策影响力很小，对污染企业约束力不强。环保NGO在维护群众环境权益、推动环保公益诉讼中还不具备合法诉讼资格。2015年1月1日，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将开始正式实施，其中有关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规定为：“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的社会组织。”因此，只有中华环保联合会总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环保产业协会、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等几家官方或政府背景的环保组织能够作为环保公益诉讼主体。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很多有意愿提起公益诉讼的环保组织，因为不能完全符合以上两条标准而被地方法院拒之门外。2013年，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的7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1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等8起公益诉讼案件，法院均以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而未予立案。2013年中国的环境公益诉讼以“零”纪录告终。环保NGO在推动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维护群众环境公益诉讼权进程中显得势单力薄，很难发挥积极有效的影响。

三、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探讨

（一）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为群众参与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可见制度建设对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1]（P28）因此，通过制度来保证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是非常必要的。坚持通过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确认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合法权利与义务，规范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程序和途径，从制度上保证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机会与方式，为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律支持。首先，必须扩大公众知情权，建立生态信息公开制度、重大项目公告制度和听证制度，落实政府生态信息公开、企业生态信息公开，建立公共信息平台，促进各种生态文明建设信息的及时发布。群众充分了解相关环境信息，是有效参与政府环境决策、监督和管理的前提。很多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公众的知情权，依靠“自下而上”的公众监督和公众环保运动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其次，要保障群众的民主决策权、民主监督权、民主管理权、民主评价权。群众有权获知相关环境信息和参与环境决策、管理、监督、评价活动。最后，要实现群众环境公益诉讼权。群众在环境权受到侵害后，可以采用法制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环境权益。

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是决策前期、实践中期、污染后期的全过程参与，必须完善相关的参与机制和参与渠道：一是完善环境审议会、听证会、座谈会、评审会等群众环境利益诉求表达平台，保障群众在环境政策或建设项目决策前的参与，即决策前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整合群众利益诉求，保证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二是丰富社会环保组织、社区圆桌会议、民主表决等群众民主参与形式，确保在环境政策或建设项目实施中的群众参与，即宣传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落实，实现群众对政府工作和企业生产活动的社会监督。 三是在环境政策实施或环境污染发生后，群众对环境破坏责任者的诉讼和索赔，即群众通过民主监督、公益诉讼等形式维护其合法的环境权益。

（二）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识和能力。

群众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通过教育培训提升群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是提升群众生态观念，推动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群众的生态观念，决定了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只有当群众真正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才能变“不要保护”、“要我保护”为“我要保护”，将爱护环境、保护生态化为自己的自觉行动，积极主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广泛深入开展。首先，加强学校生态文明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要开设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课程，从小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使每一个受教育者不但要掌握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而且还要掌握好生态经济规律，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使受教育者树立起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和正确的参与意识。要让公众明确认识到公众参与生态环境建设是自身的权利，提升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和潜力，促进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其次，发挥媒体宣传作用。通过新闻媒体对生态文明相关知识的广泛宣传和普及，加深群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和意义的认识，树立绿色消费观，增强全社会对资源的忧患意识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把生态文明从一种理念转变为自觉行为，形成节约资源、能源和保护环境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激发群众责任意识，从而提高群众的生态环保素养。另外，媒体应充分发挥其话语主导权和话题引导权作用，通过广泛的正面宣传和引导，让生态文明的理念与行动方案深入人心，通过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广泛监督和批评报道，有效地避免和减少违背生态文明建设的行为。最后，广泛开展群众生态实践。通过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群众的生态意识和参与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群众生活生存环境也得到明显改善使群众享受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进而激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动力，群策群力积极主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最终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三）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完善社会治理机制。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建设生态文明同样要充分发挥市场化机制和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为此，必须完善市场化机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积极构建政府主导、群众主体、企业自觉、社会协同的生态文明建设体系，实现政府宏观管理、市场机制完善、社会自我调节和群众自治的良性互动。首先，政府应尽快制定和完善关于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体系，消除体制性障碍，深化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为培育社会组织提供制度化、组织化保障，尤其要严格规范社会组织的管理和运行，确保环保资金使用的公开和透明，树立环保组织良好的品牌形象，吸引广大群众积极投入资金、人力和物力，促进环保组织良性运行。其次，政府要主动搭建民主对话沟通平台，建立民主沟通渠道，健全民主管理制度，丰富民主参与形式，完善相应的奖惩激励机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大力发挥社会环保组织的民主监督、民主决策、民主投入、民主管理、民主评估作用，组织和带动群众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最后，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借鉴发达国家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和发展社会环保组织的成功经验，完善相应的市场化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群众主体、企业自觉、社会协同的生态文明建设体系，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广泛深入开展。

总之，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的原则，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认识主体、实践主体、监督主体、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作用，积极培育群众生态意识，大力推动群众生态实践，努力协调群众生态权益和责任，实现最广泛的群众参与。一方面要加强群众生态实践能力素质建设，大力推动基层创新，畅通民主渠道，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加强民主机制建设，保障群众民主权益，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另一方面要强化顶层制度设计，消除体制性障碍，深化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借鉴国际经验，加强交流合作，大力发展社会环保组织，完善市场化机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积极构建政府主导、群众主体、企业自觉、社会协同的生态文明建设体系，实现政府宏观管理、市场机制完善、社会自我调节和群众自治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张龙江，张永春等.公众参与社会环境影响评价和流域水污染控制——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3.

[5]吕忠梅.环境法新视野[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刘绛华

作者：汪勤峰

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法论文 篇2：

胡锦涛生态文明思想探析

[内容提要]为解决资源环境约束和经济快速增长的矛盾，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基础上，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十八大报告则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地位，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列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体现了党中央对形势的准确判断与超强应对能力，也彰显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解析胡锦涛生态文明思想，将增强全党全国人民建设“美丽中国”的信心和决心。

[关键词]胡锦涛；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铿锵有力地庄严宣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从5年前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到5年后的今天，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列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用专章论述。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到“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指引，再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的路径，胡锦涛生态文明思想中的各个理论观点紧密衔接，相互渗透，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严密的、完整的科学体系。胡锦涛的生态文明思想既具有前瞻性，又有全局性；既宏观谋划，又微观着眼；既与党的三代领导人科技思想一脉相承，又紧跟时代发展脉搏，有创新和发展。

一、胡锦涛生态文明思想产生的背景

（一）胡锦涛生态文明思想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时代背景。200多年的工业文明使地球的自然资源遭到了过度的消耗，人们的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污染，人类自身也出现了无节制地膨胀，资源的开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限制。面对种种来自大自然的报复，生态文明是人类必须做出的一次理智选择。胡锦涛生态文明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在当代，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类以强大的力量最大限度地改造世界，在物质满足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同时，人类凭借科学技术对自然进行日复一日的征服的同时也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面对严峻的世界生态危机，胡锦涛紧紧抓住当代环境发展的时代脉搏，站在时代的前沿，高瞻远瞩，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概念，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二）胡锦涛生态文明思想的提出，也有从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现状出发的，具有极强的针对性。30多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中国的生产力，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同时也带来了比较严重的环境问题，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迫使人们必须在理论上解决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中国首部环境绿皮书——《2005年：中国的环境危局与突围》指出：我国目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呈积重难返之势，生态环境进入高危状态和事故高发期。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中后期出现的污染公害已在我国普遍出现，我国已没有继续支持目前经济增长方式的环境容量。[1]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损害的是人民群众的根本权益。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走人与自然、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道路势在必行。胡锦涛结合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概括和总结了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及其发展规律，就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方针、政策，形成了系统的生态文明思想。

二、胡锦涛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是胡锦涛生态文明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胡锦涛的生态文明思想作为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可以归结为3点：第一，人不可能对自在环境无所作为，要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保护自然。人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人的自然性决定了人必须持续地进行对自然的改造活动。但人改造环境的活动不是为所欲为的，而是要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要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活动。如对于人们的行为不尊重客观规律的后果，恩格斯指出：“文明是一个对抗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产生其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2]第二，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人对自己的关系，因为自然是人的无机自体，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人与自身的和谐。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克服了旧唯物主义把自然视为外在对象的机械自然观，打通了自然与人的分割，将自然界规定为人的一种身体，在马克思看来，人“不但是有机体，而且还是这种作为主体的无机自然。”[3]他还说“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4]第三，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理想社会，把被资本主义异化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彻底扭转过来。马克思指出要防止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仅仅有认识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5]

（二）胡锦涛的生态文明思想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生态文明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存在着生产力相对落后、人口众多与环境压力、生态系统脆弱之间的矛盾。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模的扩大，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环境压力日益增大。面对具体的历史任务和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以战略的眼光，高度重视，在思想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积极、深入的探索。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绿化祖国，建设美好家园，并主张农林牧副渔综合平衡，突出强调发展林业，同时重视水利建设，对我国的大江大河进行治理，先后主持起草了“农业十七条”和“农业四十条”。邓小平在1982年全军植树造林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大会上明确提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在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他也提到“自然环境保护等，都很重要。”邓小平同志提倡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并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的法制建设工作。江泽民在继承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并多策并举，推动生态环境建设，绿化美化祖国，再造秀美山川。[6]胡锦涛全面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生态文明思想，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强调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继十七大报告之后，十八大报告再次论及“生态文明”，并将其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乃至其战略地位提升，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认识进一步深化的结果，充分反映了胡锦涛生态文明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发展。

（三）国外有关生态文明的理念和经验是形成胡锦涛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渊源。20世纪50年代，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后，许多科学家和思想家在环境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如《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等著作的问世，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关于“增长的极限”的讨论，各种环保运动逐渐兴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72年6月，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与环境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从而揭开了全人类共同保护环境的序幕，也意味着环保运动由群众性活动上升到了政府行为。提出了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拉开了人类自觉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建设生态文明的序幕。与此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生态社会主义也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论述的指导下，将生态学原则与社会主义原则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生态文明理论。这些都为胡锦涛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国际渊源。[7]

三、胡锦涛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内容

党的十七大以来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是党中央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提出的一个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构成部分，已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胡锦涛的生态文明思想包含的丰富内容有：

（一）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强调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把生态文明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明确提出来，即“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并进一步指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具体内涵是“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十八大报告中再次论及“生态文明”，并将其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地位的“升格”，体现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更加重视，对生态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8]。

（二）生态文明的本质特征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升社会文明水平。胡锦涛指出“自然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自然就是造福人类。要倍加爱护和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规律。”[9]并由此提出了，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一方面要利用自然提供的丰富生态资源来造福人类，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要牢固树立保护环境的观念。……要彻底改变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不能以眼前发展损害长远利益，不能用局部发展损害全局利益。”[9]在十八大报告中则提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的目标，提出“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的愿景。[10]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到“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指引，再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的路径，十八大所理解和规划的生态文明，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节能减排、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问题，而是上升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升社会文明水平的现代化发展高度，并且体现为工作部署、发展目标、制度设计，涌动着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生态文明浪潮。

（三）重要内容是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胡锦涛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11]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生态学原理，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资源环境约束和经济快速增长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过度消耗能源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不仅直接影响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严重制约长期可持续发展。”胡锦涛提出了“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的思想，并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四）制度保障是建设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12]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进一步健全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和环境保护决策相一致的环境法规、政策、标准和技术体系，切实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制度，努力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效机制，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四、结语

胡锦涛生态文明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理论上，胡锦涛的生态文明思想把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并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与完善注入了新的元素，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完善，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目标，从根本上体现了我们党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基本国情和阶段性特征的科学判断，体现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在实践上，胡锦涛的生态文明思想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支撑，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更高的战略地位，体现了党中央对形势的准确判断与超强应对能力，也彰显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必将增强全党全国人民建设“美丽中国”的信心和决心。

参考文献

[1]曾文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196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1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87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6-57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5

[6]刘增惠.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及实践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35

[7]荣开明.党的十六大以来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J].江汉论坛，2011（2）

[8][10][11][1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09（1）

[9]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853

责任编辑/陈洪超

作者：蒋丽 崔明浩

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法论文 篇3：

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执政党创建“美丽中国”的重大举措

摘 要：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指出必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在制度建设方面提出了新观点、新论断、新思路、新举措，并作出了新部署，充分体现制度建设对建设“美丽中国”的重大意义，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势在必行。

关键词：“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4.01.003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庄重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宏大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继往开来，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方面提出了新观点、新论断、新思路、新举措并作出新部署，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成为执政党创建“美丽中国”的重大举措。

一、构建科学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实现“美丽中国”目标的关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这一重要表述充分体现了执政党对生态文明制度的高度重视，以及以制度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思路。究其原因，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实现“美丽中国”目标的关键。

（一）“美丽中国”目标的提出

“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生态文明建设被高度重视、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被庄重提出具有深刻原因和重大意义。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作用愈发凸显，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竭泽而渔式发展模式引起有识之士的深刻反思。而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态需求愈发强烈，“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碧水青山”是不少群众的真实心态，中国社会正迈入环保敏感期，环境问题处理不好将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除了国内因素，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国际社会也要求中国担负更大的环保责任。建设“美丽中国”，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执政党应对人民群众生态诉求、坚持执政为民的有力证明，也是对外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战略举措。

（二）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内涵

要理解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内涵，首先要理解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2]。我国处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初级阶段，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及的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并列的生态文明还称不上是一种文明形态，只能是衡量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的文明要素，其核心目标是协调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促进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制度体系，顾名思义，即由一系列制度性元素有机组合所形成的制度形态。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这些元素主要包括相应的法规、政策和机制。因此，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即由有利于支持、保障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法律法规准则、政策机制有机组合形成的制度形态。

（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关乎“美丽中国”建设的成败

建设“美丽中国”，这是执政党面对现实生态问题、观察世界潮流深入思考得出的科学结论，但由先进理念向先进实践转化从来都非易事，而制度起根本性保障作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有助于深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再认识，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具体的行动标准及真正的引导和监督约束力量。其中，法律制度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根本保障，政策机制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动力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3]。这是因为，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并对全体公民具有普遍约束力。相对法律制度而言，政策机制更注重通过发挥其引导性作用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为建设“美丽中国”添砖加瓦。毫不夸张地说，各项制度的完善以及制度之间的协调配合是生态文明建设得以正常进行和达到预期目标的根本保证，科学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能使“美丽中国”从美好愿景变为现实景象，反之，“美丽中国”建设只能流于形式、步履维艰甚至半途而废。因此，科学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能否建成是“美丽中国”建设成败的关键。

二、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自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命题，至今也不过十来年的时间，不要说有完全能够支持、保障和推动“美丽中国”建成的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我国目前尚没有能够遏制环境污染趋势、铲除生态破坏根源的强有力制度，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生态环境法治化程度还比较低

目前我国公民的环境权仍没有在法律上得到确认，难以有效制约政府权力。立法层级较低，缺少母法《环境法》，甚至没有纲领性环境立法文件。一些至关重要的专门法律也呈缺位状态，特别是关于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的专门法律的缺位使生态环境保护市场化机制难以真正建立，《生态补偿条例》迟迟难以推出使西部生态脆弱区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性难以得到有效调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收益外溢性强的特点）。已有的法律法规缺少总体规划，存在不少冲突。一些法律法规过于陈旧而难以满足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还有些法律法规原则性规定多、程序性规定少而缺乏可操作性，更有些法律条文规定的处罚标准过低以致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另外，生态执法不够严格，生态司法不够规范。生态执法过程中，对于违法行为处罚自由裁量空间大，执法不严、弹性执法、差别执法不乏其例。某些地方党委、政府缺乏大局意识导致干涉力度大，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层出不穷，执法监察机构因缺乏应有权威难以发挥相应作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门槛较高，司法诉讼难以成为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渠道。总体而言，我国当前生态环境法制程度难以发挥法律制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应有的保障作用。

（二）政策机制上仍存在不少弊端

随着中央领导集体对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的加深，执政党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也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形成了相关的体制机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在税收政策上，没能以环境税来引导人民群众提高环保意识和引导资源环境消费主体自觉爱护生态环境。在管理机制上，生态环保各部门不但没能实现垂直管理，甚至缺乏其应有的独立自主性，受到地方党委、政府和其他部门掣肘力度较大；生态文明建设也缺少一个强有力的综合协调机构，不仅增加行政成本，也影响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各地区之间更是因缺乏长效合作机制难以同舟共济、联手应对共同面对的生态危机。另外，投资时间长、效益回收期长的特点决定了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较强的持续性，相对生态文明建设，干部的任期制和经济目标导向的干部考核机制使一些党政干部更加关注GDP的增长，基于升迁考虑往往选择能够给所在地方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工业项目，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一纸空文。总而言之，在支持、保障和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体制机制上，执政党确实还有很大可以发挥的余地。

三、构建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基本路径

经过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要求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和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4]52。

（一）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

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的确权登记并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可以避免自然资源因“无主”地位而难以得到保护，更为自然资源的定价创造了前提，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埋下伏笔。建立空间规划体系，明确开发管制权限进而落实用途管制，可以保证国家在必要时候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超越产权规定对自然资源进行管理。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是市场配置和政府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创造性应用，必将对“美丽中国”的建设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

（二）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生态保护红线是我国最基本的生态环境保护要求，是必须坚持的防护底线，是我们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它的划定和严格管控可以使各级政府及相关企业、个人不敢越雷池半步。要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发展，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要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对水土资源、环境容量和海洋资源超载区域实行限制性措施。要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4]53。要对领导干部任期内生态文明建设情况进行考核并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于不顾生态实际、盲目决策并造成严重后果者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一票否决制”，实行责任追究，而且是终身责任追究。

（三）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要加快体制机制转变，进一步引入市场机制和发展环保市场。建立市场机制的关键是要由市场对资源进行定价，通过市场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供求关系、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并最终形成生态环境保护价格体系。要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原则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原则，坚持谁受益、谁补偿原则，有效协调个人、企业、地区之间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利益关系，其中最重要最紧迫的是要完善碳排放权、水权、排污权和耗能权的交易制度。另外，要适当提高工业用地价格和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大产业的税率，对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河湖休养的相关主体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对于西部等欠发达的生态脆弱地区有必要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或由国家提供补偿以换取该地区生态建设效益。

（四）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进一步提高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权威性和独立性，严格执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体制，对于地方政府干预生态环境保护执法的行为要严格追究相关部门和责任人的责任，视其情节可以给予处分、撤职等处罚，造成极其严重后果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要以高素质的执法队伍实行最严格的赔偿制度，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处以巨额罚款，甚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要在明确权责的基础上建立地区之间和生态环境保护各部门间的联动机制，使各地区、各部门协调配合，合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另外，要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真正实现生态文明人人共建、“美丽中国”人人共居。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2012（22）：18.

[2]潘岳.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体系的基础[J].中国国情国力，2006（10）：1.

[3]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J].环境经济，2013（6）：6.

[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

责任编辑：朱 列

作者：王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