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管制与环境监测论文

2022-07-03

导读：结合2002-2009年30省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我国环境规制与区域创新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环境规制对区域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提高1，创新的数量可增加0.005%。因此，政府适度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可以促进企业增加创新投入，从而促进区域创新。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环境管制与环境监测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环境管制与环境监测论文篇1：

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

摘要：以2001—2010年中国969个城市为研究对象，用2006—2010年数据探讨环境管制是否有效抑制外资进入与污染排放。结果发现：（1）FDI能带给中国经济成长的同时，也带来环境污染，“污染避难所假说”成立。（2）人均GDP与环境污染存在倒U型的“库兹涅茨曲线”。（3）产业结构会加剧污染的产生。（4）当地工业总产值过高，使得污染严重，会使得外资转移到西部与中部低GDP区继续去污染。环境管制虽抑制了FDI进入投资，却无法使污染达到减少的效果。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环境污染；环境管制；三阶段最小平方法

一、导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FDI也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基础性驱动因素。在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迅速增加的同时，中国的环境质量也在急剧恶化，大部分进出口行业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物产生量不断增加。FDI和环境污染之间究竟存在何种联系，FDI是否是导致我国环境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等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

在已有文献中，存在大量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的研究。Grossman和Krueger（1995）借助全球环境监测系统所采集到的城市大气质量数据，通过构建四类环境污染指数，在此基础上经验分析了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被称之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1]。何禹霆、王岭（2012）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城市化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化与工业废水排放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U型关系，且拐点为62.05%[2]。谢申祥（2012）以2003—200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FDI投资方式与二氧化硫排放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的确存在，同时FDI的“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样本期内不成立[3]。

也有学者研究否定了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李达等（2007）研究了大气污染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它们不符合EKC关系[4]。易艳春、宋德勇（2011）研究经济发展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关系，检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适用于中国。线性和倒U模型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我国EKC模型是倒U型的假设被拒绝了[5]。

现有文献中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污染影响盛行的一个观点是“污染避难所”假说。其中一些学者的研究为“污染避难所”假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认为FDI恶化了区域环境质量（Zarsky，1999）[6]。Wang（2002）认为由于FDI具有从高规制向低规制国家流动的利益驱动，因此对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而言，FDI的流入会恶化当地环境，使之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7]。Wagner and Timmins（2004）运用OECD和部分非OECD成员国1995—2002年的数据，证实了“污染避难所”假说在大多数污染密集型行业成立[8]。苏振东、周玮庆（2010）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确实对我国环境具有明显的负面作用，“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成立[9]。

另一些学者的研究则认为FDI的进驻不但没有恶化东道国的环境质量，反而有利于改善区域环境污染。Prakash和Potoski（2007）认为从环境保护效率高国家流出的FDI更能提高东道国环境保护效率，增强东道国环境管制标准[10]。方鸣等（2010）以中国大陆27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研究结果表明：“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的经验验证中可能并不成立，FDI的流入不仅带来了资金，同样也带来了技术，FDI的技术效应对于中国环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1]。包群、陈媛媛（2012）研究发现外资进入带来了更为先进的治污技术，内资企业的治污技术学习效应都有利于抑制东道国污染排放[12]。

总体来看，由于研究的对象、思路和方法的差异，各国学者关于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关于经济增长、FDI与污染物排放之间的关系仍然值得作深入而细致的探讨。本文尝试采用较新的数据，考虑环境管制水平因素，进一步讨论我国经济增长、外商投资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二、基本模型构建

（一）研究假设

为了系统分析外资、环境污染及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建构了一个3SLS模型，然后引入环境管制水平观察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此提出以下假设：

研究假设1：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环境污染有显著影响。

1-1：工业总产值对东道国环境污染有显著影响。

1-2：环境管制保护对东道国环境有显著影响。

研究假设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其污染存在倒U情形有显著影响。

2-1：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对东道国会带给更高的国内生产总值有显著影响。

2-2：工业总产值对东道国会带给更高的国内生产总值有显著影响。

2-3：污染源对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有显著影响。

2-4：人口密度对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有显著影响。

2-5：土地对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有显著的影响。

研究假设3：产业结构对东道国污染有显著影响。

研究假设4：工业总产值加重是否会对外商直接投资转移别的地方有显著的效果。

4-1：国内生产总值对外商直接投资会有显著的影响。

4-2：土地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影响。

4-3：内资企业对外商直接投资排挤效果有显著影响。

研究假设5：环境管制水平介入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抑制效果。

（二）研究对象及数据源

本文采用2001—2010年中国大陆城市，扣除资料不齐和缺陷的，十年共969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以两大污染源，废气污染排放量以及废水污染排放量作为本研究的数据源。为了更深入分析，本文将中国划分为二大地带，即：东部、中西部，另细分以东部、中西部为界线，又分高低GDP四大类，即东部高GDP、中部与西部高GDP、东部低GDP以及中部与西部低GDP。

东部地带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市，包括510个相关城市。中部地带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西部地带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12个省、市、自治区，包括459相关城市。

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土地（行政区域）面积、人口密度、产业结构（第二产业占GDP）、内资企业数据来自中国城市年鉴（2001—2010年）。

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总产值数据来自中国环境年鉴（2001—2010年）。

环境管制水平（废气+废水为治理设施运行费用）数据来自中国环境年鉴（2006—2010年）。

（三）研究模型

本研究以STATA10软件进行实证分析。首先以叙述统计分析对样本研究变量做叙述性统计，然后再进行共线性检定，以避免自变量间产生高度线性重合，最后再以3SLS验证研究假设。

本文从环境管制的角度，建构一个同时包含经济增增长、环境污染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联立方程模型，分别探讨2001—2010年及2006—2010年由环境管制下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其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Yit代表污染排放量；FSit代表工业废水排放量；FQit代表工业废气排放量；FDIit代表外商直接投资；PDPit代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it代表国内生产总值；ENPVCit代表环境管制水平；INDOVit代表工业总产值；DOMENit代表内资企业；INDSTit代表产业结构（第二产业GDP占GDP比例）；POPit代表人口密度；LANDit代表土地（行政区域）面积；下标i代表第i个地区；下标t代表第t的年份。

三、实证分析

（一）叙述统计分析

针对所搜集的样本数据，进行叙述统计分析如下（见表1、表2）：

（二）共线性检定

共线性是两个以上的自变量间具有高度相关性。当共线性存在时，会降低解释变量能力，而影响回归模式的有效性。在进行回归分析前，应先注意自变量间是否存在共线性。本研究以VIF值来检定是否存在共线性问题。由表3中可知，各项自变数的VIF值均小于10及TOL都大于0.1，表示本研究中的三阶段最小平方法模式无共线性的问题存在，因此不会影响到回归模型中母数估计值的正确性及稳定性。

（三）研究假设验证

见表4～11。

（四）实证分析

本研究主要探讨五个假说：污染避难所假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环境竞次假说、污染转移效应，环境管制保护等变量与污染、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间的关系。通过叙述统计、共线性假定与三阶段最小平方法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进行假说验证。研究结论汇总于表12。

本研究共有5个最主要假说，10个附属假说。其中3个主要假说成立，5个附属假说成立，另2个主要假说和5个附属假说，因探讨的方式不同亦有不同的看法。

1. 环境污染三个方程式估计结果显示：（1）FDI在1%显著水平下，对废水排放量及废气排放都有促进作用，因此假说1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会加剧东道国的环境污染，验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成立（如表4）。

（2）在不同的污染排放下，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其污染存在倒U情形有显著影响，假说2成立，即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如表4）。

（3）在产业结构1%显著水平下，使得环境污染显得更严重（如表4），为了加快经济结构的转变，导致产业结构成为影响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实证结果发现，东部、中西部只要是较高的GDP，产业结构都会恶化，西部较低GDP区，废水污染没有这类情况。不同的结果取决不同的地理环境，因此“环境竞次理论”在中西部较低GDP区有发挥空间（如表11）。

（4）较高的GDP区，当工业总产值过高时，FDI是不会想来投资的（见表8）。

2. 经济增长三个方程式估计结果显示：（1）“外商直接投资”在1%的显著水平下，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很明显的促进作用（如表4～11）。

（2）“两种污染源”，废水污染排放量以及废气污染排放量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显著，所以不能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而盲目牺牲环境利益。

（3）“人口”在1%的显著水平下，对中国的GDP是会减少的可能（表4），反而在1%东部较低GDP的人口，会使GDP上升（见表8），说明中国面临地区和城乡巨大差异。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以及资源环境瓶颈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矛盾。

（4）“土地面积”在1%的显著水平下，对中国的GDP有促进作用（见表4）。

3. FDI三个方程式估计结果显示：（1）“国内生产总值”在1%的显著水平下，FDI更乐于投资，良好的经济基础、投资环境、开放政策及发达的交通运输条件，有利于外资进入（见表4～11）。

（2）“土地”在10%显著水平下，FDI较不易进来投资，有可能考虑的原因是运输距离，土地越大，距离市区越远，成本越高，因此外商直接投资会选择土地面积较小的城市或乡村的地带（见表4～11）。

（3）“内资企业”在10%显著的水平下，与FDI具有挤出效应（见表4），当一个市场开始饱和时，就会有人转移到别的地方投资，我们可以从表8看出，在低GDP的东部区，外资内资就不具有排挤效果，落后之地竞争压力较小，会产生合作效应。

（4）“环境管制水平”在1%显著水平下，对外商直接投资会有抑制的效果（见表5），对于FDI而言，当成本高过于利益，这时FDI是会打退堂鼓的。

（5）环境管制水平对于中国的污染排放量依旧无法改善，甚至（见表5）在环境管制水平1%显著水平下，产生正向的显著性，意指中国正处于发展中的阶段，政府并未通过降低环境管制标准来吸引FDI。

四、结论

本文通过环境管制对外商投资、环境污染的影响，剖析了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与外商投资间的相互关系，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确实能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但“污染避难所假说”存在的事实无可否认，检定证明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现倒U情形。环境管制对污染有了出入性的差异，但是对外商却起了很大的抑制作用，使得往后会看到“污染转移效应”产生。

我国应坚持合理的环境准入制度，有选择地利用外资。在引进外资的同时，更要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环境标准，加快实现结构转型和技术升级，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促进环境保护措施的有力实施。

参考文献：

[1]Grossman G M，Krueger A B.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10（2）：353 -377.

[2]何禹霆，王岭.城市化、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J].经济体制改革，2012，（3）.

[3]谢申祥，王孝松，黄保亮.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方式与我国的二氧化硫排放[J].世界经济研究，2012，（4）.

[4]李达，王春晓.我国经济增长与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关系[J].财经科学，2007，（2）.

[5]易艳春，宋德勇.经济增长与我国碳排放：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11，（3）.

[6]Zarsky L. Havens，Halos and Spaghetti. Untangling the Evidence abou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Environment[C]. OECD Conference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nvironment，The Hague，1999.

[7]Wang H，Jin Y. Industrial Ownership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China[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02.

[8]Wagner，U. J，Timmins，C. Agglomeration Effects in FDI and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J].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2004，2（2）：231-256.

[9]苏振东，周玮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的影响与区域差异[J].世界经济研究，2010，（6）.

[10]Prakash，A.，Potoski，M. Investing up：FDI and the cross-country diffusion of ISO 14001 management syste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2007：723-744.

[11]方鸣，应瑞瑶，刘美玲.FDI和环境污染的关系分析——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0，（10）.

[12]包群，陈媛媛.外商投资、污染产业转移与东道国环境质量[J].产业经济研究，2012，（6）.

责任编辑、校对：高钟庭

作者：王碧芳

环境管制与环境监测论文篇2：

环境规制与区域创新的研究现状和政策建议

导读：结合2002-2009年30省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我国环境规制与区域创新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环境规制对区域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提高1，创新的数量可增加0.005%。因此，政府适度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可以促进企业增加创新投入，从而促进区域创新。

关键词：环境规制；区域创新；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2.02.012

引言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2010年，中国GDP接近40万亿元，可能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总量大国。但是，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我们也都开始反思这些经济成就背后的环境成本。在过去的30多年，我们的经济方式是资源掠夺式的粗放型经济，在取得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成本。如果将这些成本计入我国经济发展中，我们取得的成绩将大打折扣。近年来，我国为了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开始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并且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中央和各地都出台了相应的环境保护制度，约束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并且加大了对污染进行处理的投资，以维持生态资本存量的非减性。有效的环境政策能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还有效减少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环境规制的两种截然相反观点

通常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一方面会增加企业在污染治理上的成本，另一方面会使得企业为减少污染而加大相关方面的技术改进的投资，因此环境规制不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而波特假说的观点却与此截然相反，波特认为环境规制虽然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但是也会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将带来“创新补偿”，这种创新补偿将大于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反而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两种论点究竟哪一种正确，关键就在于环境规制是否真的能够激励创新的产生，国内外学者为此进行了很多相关研究。

（一）国外倾向实证分析的研究

支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如Jaffe和Palner（1997）全面考察了企业的整体研发活动情况，运用美国企业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早期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结论显示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的整体研发支出有显著的正效应，但专利数量与环境规制政策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联系，因此，环境规制政策所引致的企业研发活动并不具有明显的效率；[1]Bhanagar和Cohen（1999）考察了从1983年至1992年间美国制造行业在面对环境规制的约束下从事环保型研发活动的情况，实证结果表明环境监测活动的增加并未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产生促进作用。同时，支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为“波特假说”作出了佐证。[2]如：Lanjouw和Mody（1996）运用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显示环境规制的加强可促进技术创新；[3]Carmen·E和Robert Innes（2006）用企业污染物排放量定量表示环境规制政策的强度，利用美国1989年至2002年127个制造行业的数据检验了企业污染排放量和环保型技术专利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污染物排放量和环保型技术专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认为美国环境规制政策能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4]Lanoie等人（2007）对欧盟约4200家工厂统计数据的分析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不仅可以促进某些种类的环境创新，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引发降低成本的创新。[5]

（二）国内侧重面板数据的研究

国内学者开展此项研究相对较晚，一部分学者认为环境规制是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条件，如熊鹏（2005）通过评价波特假说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之争，认为实现波特假说应考虑实际执行情况，即强调适当标准的制定与严格的执行两方面。实际执行情况不佳就无法激发出企业主动创新的诱因，适当的环保标准和严格的执行会激发企业技术创新，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6]赵红（2008）利用产业和工业企业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研发支出与发明有显著正效应，并且还具有滞后效应，这表明环境规制在中长期的技术创新中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还有学者着重研究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7]黄德春和刘志彪（2006）在Robert模型中引入技术系数，模型表明环境规制在给一些企业带来额外费用的同时，也会激发一些创新，可以部分或全部地抵消这些费用造成的成本增加，这暗合了“波特假说”——环境规制能使受规制的企业受益，并通过海尔集团的技术创新案例印证了这一点。[8]谢垩（2008）运用统计数据，检验、分析了环境规制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工业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污染物排放减少使技术进步下降，污染治理投资增加不显著地推进技术进步；污染物排放减少使技术效率提高，增加污染治理投资只是程度很弱地减少技术效率。[9]李强和聂锐（2009）通过1999-200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核心创新指标有显著的正效应，环境强度每提高1，发明专利数量与实用新型专利数量就分别增加0.17和0.07。[10]

由此可见，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目前并未形成一致的结论。基于此，本文以中国30省区为研究单位，利用2002-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其结论对于区域创新机制的形成富有启示。

二、我国创新水平和环境规制的研究现状

在本部分，我们对我国的创新水平和环境规制现状进行分析，来探究目前我国的创新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的变迁。

（一）我国创新水平的现状

对2002-2009年之间的我国的总体创新水平做一个线性折图，如图1所示。可知，我国的创新在2002-2009年的区间内，一直呈现为增加的趋势，而且从2005年开始增加趋势出现了明显的上升。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我国创新分布的格局，我们还按2009年的创新数量进行了省区排名，如表1所示。2009年我国创新能力最强的省区是江苏省，三项专利申请批准数达到了87286个，与第10名湖北的创新数量相差接近8倍。而且排在前三的省区与排在其后的省区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前三名省区之间的创新数量差距还在10000之间，而第三的浙江和第四名的上海差距有45032个。表1呈现出的另一个特点是，沿海省区的创新水平较高，创新力排在前6的省区都是沿海省区，排在7到10位的省区是中西部省区。由此可见，我国的创新不仅在东中西区域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别，而且在各区域内部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距。

（二）我国环境规制的现状

我国每年都在环境治理上投入大量的资金，图2呈现了我国在治理污染上的资金投入的变化趋势。由图2可以看出，2002-2007年间我国的工业污染投资费用一直是逐年增加的，2008年与2007年的水平几乎是持平的，而2009年的投入出现了大幅度的减少。同样，我们也按2009年的工业污染投资进行了省区排名，结果如表2所示。

2009年我国工业污染投资最高的省区是山东省，列在二、三名的是山西省和湖北省。对比表1和表2，虽然工业污染投资完成投资的前十名和中国创新力前十名的省区有6个共同的省区，但表面上看，它们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联系。

三、我国创新水平和环境规制的实证分析

为了探究环境规制与创新水平之间究竟是否存在相关关系，我们利用2002-2009年间的我国30个省区（由于西藏数据部分年份缺失，对西藏的数据进行了剔除）的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来进行实证研究。这里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创新的过程是一个投入和产出的过程，其投入品通常包括资本、人力和其他的一些因素，而产出品就是创新。由于本文要考察的是环境规制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资本和人力的基础上，在解释变量中加入环境规制因素。对于一个创新过程，如果采用函数形式来表达，那么函数形式应当如下：

上式中，Y表示产出，也就是创新；L表示创新过程的劳动力投入；K表示创新过程的资本投入；A表示环境规制因素。

因此，我们的回归模型也可以转化表示为：

其中Y表示创新产出，我们使用各省市三项专利批准的个数来衡量。i表示第i个省，t表示第t年。表示第i省第t年的人力投入，在本文中将采用中国各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来衡量，单位是人年；表示第i省第t年的科研研发资本投入，我们选用中国各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对其进行衡量；表示对创新具有影响的环境规制因素，我们使用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来度量环境规制的严格程度。

我们使用Eviews软件对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回归，采用了截面固定效应模型，而且处理界面数据时使用了界面加权处理，结果如表3。在表3中，使用截面加权处理回归的回归拟合度达到了0.9，相比于未使用的截面加权处理回归要高，且使用截面加权处理后的Durbin-Watson值也较大，因此使用截面加权处理的回归更好。

从表3可以看出，变量A表示环境规制，它的系数显著地大于0，说明环境规制有利于创新的产生，这与许多经验研究相符。A的系数的估计值为0.0047,说明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提高1元，用区域创新来衡量的产出提高0.0047%。K表示资金投入，它的系数显著地大于0，表示科研研发资金投入对区域创新产出产生正的影响，这与现实相吻合。L表示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力投入，显著地大于0，这个结果也很容易接受。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环境规制对于区域创新的影响要弱于人力和资金投入，可能的原因是人力和资金投入是直接对区域创新的产出产生影响，而且我们必须看到环境规制对于产出的影响是显著的，也是不可忽视的提高区域创新产出的途径之一。

四、我国创新水平和环境规制的政策建议

从研究结果我们可以看出，针对工业污染防治的环境规制对创新产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文利用30个省区8年的专利批准的个数、创新人力及资本投资、工业污染治理等数据估计了环境规制对于创新产品产生的影响，主要检验了经济性规制对于创新的影响，得到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提高1万元，用创新来衡量的产出提高0.5%以及直接的创新资本和人力投入都会显著地增加创新产出的结果。本文的实证研究支持和补充说明了波特假设的观点：环境规制会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从而带来“创新补偿”。针对本文的研究结果，我们提出了如下的政策建议：

（一）逐步加强环境规制

通过加强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的创新，获取创新补偿。环境规制的标准制定要合理适度，过低的标准不能起到促进企业创新的目的，反而会带来企业的低效率和过重的环境污染，而过高的标准又会过分加重企业的负担，降低生产效率，使得企业难以生存。就我国现状而言，环境规制标准明显偏低，因此有必要提高环境规制标准。规制标准一次性提高过快会令企业难以适应，影响到我国工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因此可以采取逐步加强，循序渐进的方式，既能保证企业的生产也能刺激企业的创新，而且还可以通过市场的反应，来判断规制强度的合理性。

（二）优化环境规制工具

根据国外现实经验，适当的环境规制工具能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创新和生产的改善。因此，我国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进一步加强研究，为市场提供更多更有效的环境规制工具。比如税收减免制度，对于企业在污染治理上取得一定成绩的企业，可以采取适当减免税收的政策来促进企业在技术上的创新，但对于企业创新成果的鉴定要公开透明；征收污染税，根据企业排污量将惩罚模式转换为交纳污染税的形式，这样可以令企业自主衡量排污量和污染税对企业效益的影响，也可以允许污染份额进入市场进行交易，让市场来规范企业的行为。当然，还有其他的规制工具，就要依靠专业人士来进行开发了。

（三）促进环保行业发展

环保行业的发展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是专业人才，二是环保企业。在目前市场没有动力的背景下，国家应当加大对环保行业科技行业的投入，培养一批具有专业知识的环保科技人才，在我国的科技创新队伍中注入环保因素，让我国的创新更加呈现环境友好化。例如和上面的措施一起施行，能让企业更加重视环保人才的重要性；等到市场成熟时，环保人才的培养就可以依靠市场驱动了。而对于环保公司，特别是专业从事环保科技创新的企业，政府应当采取扶持政策，促进这类企业的发展，在资金贷款和税收减免方面提供支持。比如扩大对环保公司贷款的金额或者降低贷款的门槛，也可在税收方面给予减免。

（四）实行差异化环境管制

污染不可避免地伴随工业生产而产生，而不同的行业由于自身的行业特征，污染产生的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如果采取单一的环境管制，所有行业都是同一口径，这样是不合理的。因此应当对不同行业宜采用不同的具体环境规制。比如一些在生产中必然产生污染的行业，并不是技术的改进就能减少污染，这类企业适合采用低污染税起征点和高税率。较大的税收压力能够减少这类企业的数量，促进行业采用大公司的模式，通过规模效应来应对高环境成本，这样能够有效地控制污染源，便于集中处理。而对于一些通过科技可以明显改善污染状况的行业，应当采取高税率和税收补贴双管齐下的方式，从而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参考文献：

[1]Jafe A B， Palmer K．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A panel data study[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7，79(4)：610-619.

[2]Brunnerier S B, Cohen M A. Deterinants of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in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03(2):278-293.

[3]Lanjouw J O, Mody A. Innov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ffusion of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ve Technology[J]. Research Policy，1996 (4)：549-571.

[4]Carmen E, Robert Innes.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An Empirical Test of Bi-Directional Effects[C]. Agricultural and Applied Economics Association, 2005.

[5]Paul Lanoie, Jérémy Laurent-Lucchetti, Nick Johnstone, Stefan Ambec. Environmental Policy,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New Insights on the Porter Hypothesis[J]. CIRANO Working Papers, 2007(19).

[6]熊鹏.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评波特假说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之争[J].当代经济管理，2005(5):80-84.

[7]赵红.环境规制对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产业经济研究，2008(3):35-40.

[8]黄德春，刘志彪.环境规制与企业自主创新——基于波特假设的企业竞争优势构建[J].中国工业经济，2006(3):100-106.

[9]谢垩.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J].产业经济研究，2008(1):19-25.

[10]李强，聂锐.环境规制与区域技术创新——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4):18-23.

责任编辑：张炜

作者：王家庭桑志刚王巧云

环境管制与环境监测论文篇3：

习近平总书记“生命共同体”理论研究

摘要：任何伟大文明都有着独特的本源性思维方式。中华文明作为唯一延绵数千年不绝的古老文明，其整体有机的本源性思维方式对自然万物辩证统一关系的把握，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智慧，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中，自觉运用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反思我国既有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体制弊端，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并以此为指导思想，推进新时代中国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推进构建了科学的体制保障。

关键词：中华传统生态智慧;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做《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时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1]507。这一讲话为新时代中国探索构建科学有效的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体制、提升生态文明建设实效提供了新思维。该讲话所提出的“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与中华传统整体主义生命观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关联。中华传统整体主义生命理论虽产生于农业社会，但其整体有机的思维方式对自然万物辩证统一关系的揭示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智慧，有着超越历史变迁与时代局限的穿透力，是中华民族的本源性思维方式与文化基因。从学理层面揭示二者的关系，对于深入把握“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文化谱系与方法论意义、增强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制度的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生命共同体”理念提出的历史背景

回溯思想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是剖析科学理论内涵的必备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是针对我国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绩效低下等历史问题而提出的。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一直以来存在的思想认识和体制问题、差强人意的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绩效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历史背景。

（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存在的思想认识与体制

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环境保护被列为基本国策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投入经费一直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而增加。但是，生態环境保护实效没有达到应有的期望值。这里面既有思想认识问题，也有体制问题。地方政府缺乏从全局系统的、普遍联系的视角落实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导致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遭到破坏，生态空间破碎化现象突出。同时，我国既有的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存在部门职能条块分割、有机协调不足等问题。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资源和生态要素的保护职责散落在国土资源部、国家海洋局、水利部、农业部和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呈现出多部门交叉管理的体制格局。而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有机性决定了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工作应采取系统性的管理方法，实现生态环境管理部门之间的有机性、整体性联结。多部门交叉管理的体制机制，“人为地割裂了自然资源之间的有机联系，不利于系统化保护和修复”[2]。此外，生态环境监测是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的一环，可为实时比对生态环境保护绩效、严格落实环境执法与司法提供基础数据支撑。这需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环境要素监测的网络体系保障。但囿于条块分割的机构设置，生态环境监测出现数据打架与生态环境动态监测能力不足并存的怪象，弱化了生态环境监测的预警功能发挥。

（二）严峻的自然生态环境问题倒逼探索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理念与体制的改革创新

目前，全球自然生态系统的恶化趋势已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成为非传统安全因素中的核心要素。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指出，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内容[3]58。而我国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已对我国总体国家安全形成现实挑战。与此同时，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新时代中国人民群众的生态需要已由隐性需要日益演变为显性需要、刚性需要。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呼吸新鲜空气、饮用安全干净的水成为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衡量标准，更好地享受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日益钟爱的方式。

面对艰巨的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任务以及人民日益增长的环境民生诉求，我国若固守传统的工作方法，必然难以遏制生态环境恶化态势，必须创新思路。在此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生命共同体”理念，指出“由一个部门负责领土范围内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对山水林田湖草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1]507。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4]17的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原则与方针。

二、“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生态整体主义思维解读

一般而言，创新性社会科学理论的出场，都是基于时代需要，在其民族本源性思维方式的滋养下产生的。习近平总书记“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科学性在于其深刻地揭示了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系统各要素之间的普遍联系，体现了生态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在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倒逼下，创新运用中华传统整体有机思维基因而建构的生态整体主义科学理论，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时代问题的解决，运用现代人的表述话语，将传统整体主义生命观所蕴含的生态哲思生动地、具象化地阐发，实现了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现代性转化与现代性传承。

（一）“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生态整体主义思维对中华“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性传承

2013年1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提道：“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人的命脉在田”所揭示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只有“田”好，“人”才能好，人类必须依赖“田”这一自然资源而活。“人的命脉在田”表达了人类不能外在于、独立于自然而存活的生态思想。“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4]35，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是对我国传统“天人合一”整体主义生命观的继承。我国先贤在思考生命与宇宙的关系时，形成了关于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整体的生命观——“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思想简练而又深邃地表达人与自然最本质的关系，即人与自然构成生态共同体。

我国古人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5]。自然有其內在的运行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如果顺应自然规律行事，“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6]，促使万物生长，人类得以生存。此时的“天人合一”体现在人类应遵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7]的行为法则，谨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8]，在保持人、地、天和谐共处的基础上取得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实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9]的共生共荣关系。中华先贤整体主义生命观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指引子孙后人的生态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伤害自然最终将伤及人类”[3]143认识判断，既是对人与自然尖锐矛盾的现实反思，也是对我国古人“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性发展。我国传统整体主义生命理论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形成的文化来源。

（二）“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生态整体主义思维对中华传统五行学说的创造性转化

我国古人在思考自然宇宙生命的起源时，形成了具有朴素辩证思维的整体主义自然观。这一传统自然观蕴含着深厚的生态智慧，一直深深影响着中华儿女的行为实践，庇佑中华文明延绵不绝。五行相生相克学说便是这一自然观的核心。五行学说认为，构成世界万物的根本要素——金、木、水、火、土五种最基本的物质之间呈现辩证统一的关系。彼此间既可以互相促进，也可以互相制约。五种物质在对立统一的运动变化中衍生出世间万物。在此本体基础上形成的世间万物彼此之间无疑呈现出辩证统一的整体主义生命特征。

五行学说的深邃不仅在于它形象地描述了五行现象及其性质，而且深刻地揭示了五行彼此相互影响的运动规律和变化过程。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五行之间的任何一行都是既由他行生，又生他行;既能克他行，又会被他行克;受作用者通过某些中间环节，反作用于作用者，产生调节的效果，使整体系统各部分保持动态平衡。正如《黄帝内经》所曰：“夫五运之政，犹权衡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化者应之，变者复之”[10]584。五行必须保持相对平衡，才能实现万物相生。按金、木、水、火、土五行结构法则组织起来的整体，是自然界的运行之道、世间万物衍生演化的根本基础、人体生老病死的秘密所在。

“生命共同体”理念对田、水、山、土、树等概念的运用，是习近平总书记用现代人的表述话语将构成自然生态系统的最基本物质具象化地生动揭示出来，实现了对五行相生相克学说的现代性传承。它揭示了自然万物相生的规律。田养人，水滋田，山涵水，土覆山，树护土。人类如果顺应自然规律，便可以使自然万物呈现出彼此促进的正循环和正相关，自然系统便会展现出生机盎然的气象。同时它也揭示了万物相克的深刻道理。人依赖田作物提供食品，可田却要受制于水源的供给情况。水源若不足，田地便会干涸，人类无法在干涸的田地里耕耘出人类赖以存活的食品。而水制约田的同时，自身却受制于山，而山却受制于山体表面土覆盖的程度。光秃秃的石头山是长不出茂盛植被的。没有茂盛植被覆盖的山是无法涵养水源的。田、水、山、土、树之间呈现出彼此制约、负相关性的整体关系。人类如果违背自然规律，人为地割裂其间的有机联系，将会激发万物相互制约、相生相克的现象，引起自然万物的负循环，导致自然系统的衰败、自然生命的损害。

三、“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实践方法论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生命共同体”理念对新时代中国创新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体制构建，提高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实效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国的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工作必须时刻牢记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维持山、水、林、田、湖等自然要素之间的动态平衡和促进自然各要素间的相生演化，实现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繁盛、平衡和自然万物的生生不息。

（一）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价值观的指引，引导全社会关爱自然万物

“天人合一”生命观认为自然万物和人类一样具有主体价值、生命价值与存在价值。例如儒家认为，“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是‘民胞物与’的平等和谐的关系”[11]。道家认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9]260。即，从自然界的发展规律来看，世间万物无贵贱之分。“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生态整体主义思维在继承我国古人整体主义生命理论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3]56的本质特征，阐释了自然生态是一种具有生命温度与特征，而不是一个冷冰冰、毫无生机、任人宰割的物质存在。生命力是自然系统的本质内涵。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3]36。

人类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选择什么样的实践方法。现代人类的行为之所以打破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内部平衡，其主要原因在于人类没有充分认识到自然生态系统本身具有存在价值、生命价值和内在主体价值;实践方法上采取的是主客观二分法，将人与自然万物视作彼此分割的两个世界，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以人类的绝对主体性为思维原点，视自然万物为实现人类主体价值的工具、原料、手段。而“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生态整体主义思维启示现代人类，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内含生命特征的共同体;人类在现代化发展中，应转变实践思路，抛弃主客体二分法，采取整体主义思维方式，将人类行为与自然系统视为一体。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人类不能粗暴地割裂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应采取“天人合一”的方法论，将人类的现代化发展有机融入自然整体系统，保持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有机性，将“城市融入大自然”[3]48，将人类融入大生态;珍爱荒原等自然生态，现代化生态景观的建造，应顺势而为，降低人工痕迹，尽量保存天然的山水林田湖草原貌，形成以崇尚天然生成的景观为美的生态审美价值。这是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理念的逻辑所在。

（二）为改进新时代中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工作提供实践方法论的指导

“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生态整体主义思维为我国今后创新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工作思路提供实践方法论启示：自然生态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一个彼此不能割裂的有机整体;必须“要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看问题”[3]56，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践工作中应充分尊重自然界系统各要素之间的整体性和交互性，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工作的体制构建应以增强自然生态系统自我循环能力、再生能力为原则，否则，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工作将出现短视行为，无法促进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内在生命力的恢复。

这不仅需要新时代中國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工作按《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所提出的“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山上山下、地上地下、陆地海洋以及流域上下游，进行整体保护”;而且在开发与利用国土资源时，也要统筹考虑整个国土领域内的自然生态各要素，不能顾此失彼。当前，地方政府为快速发展建设，大肆填海造陆，铲平山丘、丛林，破坏宝贵的自然生态资源。城市化变成水泥化、硬化，打破了人造物与自然物之间的平衡，自然生态要素随着城市化前进的步伐不断退化、消失。长此以往，城市的蓄水能力将越来越弱。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通过建设海绵城市涵养水资源、修复城市水生态的工作思路，正是“生命共同体”生态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实践贯彻。

在习近平总书记“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组建了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取消了国土资源部、国家海洋局、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和环境保护部，将散落各部门的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统筹于这两个部门，实现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体制构建，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新运用中华传统生态智慧，以整体有机思维推进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体制构建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智慧。

参考文献：

[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2]张惠远，郝海广，翟瑞雪，等.“十三五”时期国家生态安全的若干问题及对策[J].环境保护，2017（1）：29.

[3]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4]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5]荀子·天论[M].方勇，李波，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265.

[6]礼记·中庸[M].胡平生，张萌，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1027.

[7]老子[M].汤漳平，王朝华，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95.

[8]周易·乾[M].杨天才，张善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24.

[9]庄子[M].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31.

[10]黄帝内经·素问[M].姚春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87.

[11]任俊华，李朝辉.儒家“天人合一”三才论的自然整体观[J].理论学刊，2006（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