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法典保护环境资源论文

2022-04-28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一部与人民生活各方面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百科全书”。5月29日，中央政治局就“切实实施民法典”举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的重大意义，推动民法典实施，以更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好保障人民权益。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我国民法典保护环境资源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我国民法典保护环境资源论文篇1：

“活熊取胆”风波的法律透视

摘要：“活熊取胆”并不是一个法律层面上的野生动物保护问题，由此引发的争议反映了当前我国公众对动物福利关怀的逐渐升温，对此，立法应作出必要的回应。我国当前并不具备进行专门动物福利立法或在民法中创设“法律物格”制度的现实条件，可以通过对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有关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以及野生动物产品出售、收购、利用的法律规定的修改、完善，逐步推动我国动物福利立法的进程。

关键词：活熊取胆；动物福利；野生动物保护

2011年2月福建省归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试图通过上市融资扩大生产规模的消息传出后，“活熊取胆”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2012年初，一部名为《月亮熊》的纪录片在电视、网络等媒体上广泛传播，把有关“活熊取胆”的争议推向了白热化。①在2012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冯骥才和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画家韩美林联合提出了“以立法取缔活熊取胆”的议案，认为针对“活熊取胆”的企业行为，只有立法才能“彻底解决问题”。②而一些医药卫生界的政协委员则提出了“正确对待‘养熊取胆’，保护中医药资源合理利用”的提案。那么，“活熊取胆”究竟应该何去何从，相关争议折射出的是人们对药界职业道德的过高期许还是立法资源的匮乏和不足，应当如何理性地看待争议各方围绕“活熊取胆”所提出的各种制度诉求？对于这些问题，笔者试从法律视角通过对“活熊取胆”风波的梳理予以澄清和解答。

一、“活熊取胆”风波与野生动物保护法

“活熊取胆”风波的缘起是福建省归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归真堂）申请上市融资所遭遇的公众质疑和反对，但随着事件的发展，归真堂的上市申请已不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在一些动物保护人士和有关公益组织的介入和呼吁下，人们逐渐转向对养熊业“活熊取胆”行为的口诛笔伐，即归真堂申请上市这一事例逐步演变为一场关于虐待动物行为适法性的社会大讨论。在这场讨论中，多数舆论认为对活熊抽取胆汁的行为是残忍和不人道的，但舆论对于该行为是否合法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有学者认为“活熊取胆不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而是一种伤害”，不符合《野生动物保护法》中“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规定，是不合法的。③也有学者认为“活熊取胆”有着利益追求上的正当性，该行为具有“道德恶性”，但减少了对野生黑熊的大量杀戮，符合《野生动物保护法》鼓励对野生动物进行驯养繁殖的相关规定。④那么，“活熊取胆”行为与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根据我国《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黑熊在我国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我国加入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黑熊也被列在附录Ⅰ中。这清楚地表明，无论是依据我国的国内法还是相关国际公约，黑熊都是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护对象。但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处于任何状态下的黑熊都是法律保护的对象。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我国加入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都是以野生动物为保护对象的。何谓“野生动物”？根据我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名词定义，野生动物是指在野外自然环境下生活繁衍的动物，换言之，野生动物指的是那些生存于自然状态下、非人工驯养的各种动物。之所以将野生动物作为法律保护对象，是因为保护野生动物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前提，保持尽可能丰富的生物物种是维持生态平衡的基础条件，而维持生态平衡是一国国内野生动物保护立法以及相关国际公约的基本宗旨和目标。显然，“活熊取胆”风波中归真堂的黑熊并不符合上述对野生动物的界定和保护要求。归真堂的黑熊并非处于自然的生存繁衍状态，这些黑熊是归真堂对野生黑熊进行驯养繁育的产物，已经脱离了自然资源的属性而由其驯养繁育主体——归真堂所实际控制，对这些养殖的黑熊的处置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并无直接的关联。因此，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养殖的黑熊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物权的客体而不是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对象。进而，以黑熊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而从野生动物保护的角度对“活熊取胆”进行非议，这并不符合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宗旨。

“活熊取胆”风波中另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是养熊业的合法性问题。“反对我就是反对国家”，归真堂创办人邱淑花在此次“活熊取胆”风波中的这句话的本意在于强调对黑熊进行驯养繁殖和利用在我国是一种合法的企业行为，但这句话在表述方式上存在问题而招致了众怒，并引发了对养熊业合法性的普遍质疑。事实上，野生动物保护法对驯养繁殖和利用野生动物规定得非常明确。保护野生动物的关键在于对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进行有效保护，这是世界各国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的共识，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在“野生动物保护”一章对此也有明确而详尽的规定，并且规定了其他保护途径和方式如分级重点保护、捕猎管制、政府救助、驯养繁殖等。对野生动物进行驯养繁殖是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的野生动物保护方式之一。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只要申请并取得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就可以开展相应的活动。对野生动物进行驯养繁殖的最直接效果是可以增加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这是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的基本目标），此外还可以产生一些间接效应如为科学研究、展览展示提供样本，减少对野生动物的杀戮等，因此，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鼓励对野生动物进行驯养繁殖。另外，从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一条“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规定来看，该法是将野生动物作为自然资源的一种来对待，并不排斥对野生动物资源的利用。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并无关于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具体方式、利用野生动物的途径的明确规定，一些地方法规和相关规章中明确要求出售、收购、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行为人须持驯养繁殖许可证并经相应的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因此，从现有法律规定来看，归真堂对黑熊进行驯养繁殖并加以利用的行为并无不妥。

综上，尽管许多人认为“活熊取胆”过于残忍、不人道，并想当然地将其推定为违法行为，似乎不依法予以严惩就不足以平民愤，但事实上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道德层面的评价，并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从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的野生动物保护对象和措施来看，其中并不包含对被养殖黑熊抽取胆汁行为的否定性法律评价，相反，对黑熊进行驯养繁殖是该法确认的保护野生黑熊的措施之一。因此，把“活熊取胆”放在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框架内进行谈论并不恰当，严格地讲，这并不是一个法律层面上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问题。

二、“活熊取胆”风波与动物福利关怀

“活熊取胆”与我国东北地区的养鹿场长期以来“活鹿割茸”的做法、一些动物毛皮交易市场普遍存在的对动物“活剥取皮”的行为相类似，这些行为在我国一些地区由来已久，为什么近年来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呢？笔者认为，这实际上反映了近年来我国公众对动物福利关怀的逐渐升温。何谓“动物福利”？“动物福利”由“动物”和“福利”两部分组成，对“福利”一词的理解是对动物福利的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福利”一词原本是指政府对经济困难群体提供的一些援助措施，通常包括免费的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社会保障等，以保证社会上经济困难群体能够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准和享有一定的发展机会。显然，动物福利的内涵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对福利这一词语的理解。动物福利是最近十几年来在欧美一些国家逐渐出现的动物法中的一个关键词。动物法不同于历史悠久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其主要保护对象是非野生的驯养动物，动物福利也主要是对非野生动物而言。国际上公认的非野生动物福利的内容包括动物的五大自由，即被圈养动物需要有“转身、舔梳自己、站起、卧下和伸腿的自由”，这五大自由最初由英国农场动物福利理事会提出，后被强调动物福利的欧美各国所广泛接受。⑤从当前欧美各国有关动物的立法例来看，动物福利已不仅指动物享有以上述五大自由为主要内容的适当生活条件，而更强调动物不受虐待——不对动物施以“残酷行为”和给动物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各国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对“残酷行为”和“不必要痛苦”的描述不尽相同，但都把制裁对动物的“残酷行为”、避免给动物造成“不必要的痛苦”作为保障动物福利的主要措施。

我国公众对动物福利的理解和接受，与近年来国内外一些情势的发展变化有关。人们对动物福利的关注，实际上体现了人对虐待动物行为所传达的暴力、恃强凌弱等信息的批判和谴责，并由此引发了人们对被虐待动物的悲悯情绪和同情。公众对动物的同情和关心的产生是有条件的，它只能是社会公众在自身处于比较稳定和富足的生活状态之后才可能出现的较高层次的心理关怀；在社会上大多数人还在为温饱而奔波的情况下，不会有人顾及对动物的同情和关心。近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社会公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具备了对动物福利予以关怀的经济基础。另外，近十几年来有关动物法和动物福利的理论研究和相关实践在欧美各国发展很快，国外有关动物福利的一些观念和思想对我国社会各阶层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活熊取胆”风波就非常集中、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影响。

“活熊取胆”只是一个事例，但其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事例本身，相关争议表明我国公众对动物福利的关怀正逐步升温。从更深远的意义上看，立法必须关注这一社会现实。但是，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立法取缔活熊取胆”的建议并不可取，因为其没有意识到“活熊取胆”风波背后所潜藏的社会公众动物福利关怀意识的提升。动物福利关怀绝不仅是一个简单的“以立法取缔活熊取胆”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要求立法创设一个能够规制“活熊取胆”类似行为的系统、整体的解决方案。

三、如何回应公众关于动物福利的立法诉求

我国目前为止还没有与欧美各国相同意义上的动物法的立法实践。近年来我国法学界围绕动物的法律地位、动物权利与福利等问题进行了一些理论探讨，学者们从不同法律领域就如何回应我国现阶段公众关于动物福利关怀的立法诉求提出了不同的立法方案。从目前的相关研究来看，有两类解决方案设计得比较有代表性。第一种方案是：进行专门的动物福利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环境法研究专家曾联合国内多家名牌大学的法律研究者于2009年和2010年先后向社会发布了我国《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和《反虐待动物法（专家建议稿）》⑥，并于2010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制定这两部法律的建议，建议中强调了我国加强动物福利法律保护的紧迫性，指出了保护动物福利对促进我国农业结构调整和扩大动物及其产品出口、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和公共安全管理、公共卫生防护、精神文明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和影响，阐明了我国制定这两部法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二种方案是：建立“法律物格”制度，在民法的框架内解决动物福利保护问题。我国有民法学者认为，当前动物保护的观念在全世界已经深入人心，其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国民法应对此作出回应，“以物的客体地位作为基点，与人的法律人格对应，建立一种多层次的‘法律物格’制度，使动物具有高层次的法律物格的资格，相应地在法律上设置特别的规则”⑦。

上述两种立法方案对于提升我国动物福利的法律保护水平都具有积极意义，但从落实的角度看，这两种方案的出台和实施在当前都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我国当前制定《动物保护法》或《反虐待动物法》的时机并不成熟。虽然社会公众中已初步形成了对动物福利的关怀，但我国整个社会对动物福利的认识还存在很大分歧，学界围绕前述已经公布的两部立法建议稿也产生了较大争议，学者们在受保护动物的范围、何谓虐待动物的行为、动物保护经费的来源以及动物保护法与相关立法的衔接等主要问题上都难以达成共识，立法部门也尚未对此两部立法建议稿作出公开回应。在这样的情势下，试图通过制定专门的《动物保护法》、《反虐待动物法》来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与动物福利相关的法律问题，显然有点脱离现实。构建民法“法律物格”制度这一建议的提出，其背后蕴含着民法学者与环境法学者在动物法律地位问题上的激烈争论。我国环境法学研究中一直有将动物作为权利主体并承认其法律人格的主张，而一些民法学者并不同意该观点。环境法学者与民法学者曾围绕《德国民法典》第90a条“动物不是物”的规定，对动物能否成为权利主体展开过激烈争论。⑧在这场争论中，民法学者否认环境法学者提出的动物法律人格论，并提出了“法律物格”的设想，主张在民法的框架内加强对动物的法律保护，路径是将动物作为一类特殊的物来对待，对动物在法律规则的适用上有别于普通物。构建民法“法律物格”制度的观点重申了民法理论在法学研究中的正统性和权威性，但对于“法律物格”制度的设计及其可行性、其与现行相关立法衔接的可能性，该观点并无更多涉及。换言之，提出创设“法律物格”制度的民法学者重在驳斥环境法学者对动物具有法律人格的主张而未顾及这一设想的实际可行性。事实上，要在民事立法中对物格进行区分并突出动物在物格系列中的优越地位，继而在民法中添设与动物物格相对应的法律规则，这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对现行民法理论及其制度设计的重大突破和调整，这种突破和调整的复杂性、艰巨性使得“法律物格”制度的设计及其付诸实践绝非易事。

从现实可行的角度出发，对于“活熊取胆”风波所折射出的社会公众对动物福利的立法诉求，应立足于现有法律资源，对当前矛盾最为集中的问题进行梳理，通过对现行法的完善来推动这些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为以后时机成熟时出台专门立法做必要的准备。总体而言，当前我国公众对动物福利的关注仍处于早期阶段，全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范围比较有限，也并未形成比较一致的认识。从围绕“活熊取胆”的诸多争议来看，当前公众关注的重点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及其产品利用（对实验室动物、动物运输与屠宰等动物福利问题并无很多关注），多数人倾向于以《野生动物保护法》为依据探讨相关问题。基于此，可将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作为法律修改的重点，通过对其中有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出售、收购、利用等规定的充实和完善，对当前我国公众对动物福利的关注作出回应。

根据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需要出售、收购、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行为人须持驯养繁殖许可证并经相应的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与《野生动物保护法》配套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规定，有关主管部门在发放驯养繁殖许可证或对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出售、收购、利用行为进行审批时，应主要考虑驯养繁殖的技术、硬件设施以及相关野生动物的种群规模等因素。笔者认为，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立法应当增加有关驯养动物福利的一些指标和要求，作为相关主管部门发放驯养繁殖许可证和批准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出售、收购和利用的必要条件，以此引导和督促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落实有关动物福利的要求。具体可以国际社会公认的非野生动物福利的“五大自由”为基础，并参照欧美各国制裁对动物的“残酷行为”的立法例，考虑从五个方面设定我国有关驯养动物福利的指标和要求：第一，养殖场所应具备满足驯养动物基本生理活动所需的空间；第二，保证驯养动物具有正常生理活动的自由；第三，禁止使驯养动物遭受非治疗目的的生理痛苦；第四，在驯养动物生命持续期间保持其身体的完整性不受破坏；第五，以法律规定所允许的方式对驯养动物进行屠宰和利用。

注释

①《月亮熊》纪录片于2012年2月28日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播出，呈现了黑熊在养殖场里的生活情景、工作人员取其胆汁的真实过程。此外，节目组还制作了三部公益宣传片，分别讲述被取胆汁的黑熊、被割去鱼翅的鲨鱼和被猎取象牙的大象的悲惨命运，配合纪录片播放。（参见韩垒：《上海纪实频道今晚全球首播〈月亮熊〉》，《新闻晚报》2012年2月28日。）②石善伟等：《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呼吁立法取消活熊取胆》，《广州日报》2012年3月4日。③曹虹：《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归真堂养熊合规但不合法》，《东方早报》2012年2月22日。④李吉斌：《“活熊取胆”：法律岂能再冷漠》，《法制日报》2012年2月20日。⑤曹菡艾：《动物非物：动物法在西方》，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63页。⑥这两部立法建议稿的具体内容可参见常纪文主编《动物保护法与反虐待动物法：专家建议与各界争锋》，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9—51、143—161页。⑦杨立新、朱呈义：《论动物法律人格之否定——兼论动物之法律“物格”》，《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⑧这方面的详细内容可参见蔡守秋：《从对《德国民法典》第90a条的理解展开环境资源法学与民法学的对话》，《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责任编辑：邓林

作者：张璐

我国民法典保护环境资源论文篇2：

把实施民法典贯穿法律监督始终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一部与人民生活各方面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百科全书”。5月29日，中央政治局就“切实实施民法典”举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的重大意义，推动民法典实施，以更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好保障人民权益。检察机关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和检察自觉，带头学习宣传民法典，带头贯彻实施民法典，带头保障民法典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民法典是一部保障人民权利、推动国家治理的法律宝典

民法是最重要的基本法律之一，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编纂民法典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重大立法任务，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法治建设部署，是一项艰巨繁难的立法工程。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民法典编纂严格遵循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原则，系统整合了新中国70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深刻汲取了中華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这是新中国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一步成熟完善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达到了新高度，标志着我国人民权利保障进入了新阶段。

民法典的颁布实施为尊重和保障人民各项民事权利、进一步增进人民福祉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民权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希望国家法律对权利的保护更加充分、更加有效。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民法典将改革发展的成果通过法律固化下来，规定的民事权利种类更加健全和充实，民事权利体系更加完备，权利保护和救济规则更加完善，权利保护机制更加健全有效，对于更好地维护人民权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保护和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将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民法典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规定了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民事法律行为、民事责任等民事基本制度，确立了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等民事具体制度，是保证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正常有效运行的基础性法律规范，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民法典通过规制、界定和维护每个民事主体的各项具体权益，促进每个民事主体更加自觉自律，使国家治理手段更加丰富、透明、高效，有利于加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将有力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和活力。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以法治为基础、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受法治规则调整的经济制度。民法典确认市场主体的法律资格、权利义务，强化民事主体在市场经济中的平等地位，为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建立了完备的规则体系，为各类民事主体提供了稳定的行为预期，为各类民事活动提供了基本依据，有利于充分调动民事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公开、公平、公正地参与竞争，对推动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深刻领会民法典的精神内涵，推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理念跟进更新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民法典实施水平和效果，是衡量各级党和国家机关履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尺度。民法典本身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立法领域的重要制度成果，体现了人民至上的理念。在保障民法典统一正确实施过程中，检察机关必须坚持以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回应人民的法治需求，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民法典真正成为新时代保护人民权利的宝典。

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办案。民法典承载着人民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向往，承载着引导、规范社会行为的重要使命。特别是把权利平等、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保护英烈、环境正义等价值理念外化为法律规定，体现了鲜明的价值导向、民族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检察机关要以贯彻实施民法典为切入点，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司法办案的灵魂，融入法律监督全过程，使司法活动既符合法律规范又符合道德标准，促进法治与德治有机融合，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

坚持平等保护。平等是民法的核心原则之一，这一原则集中反映了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特征，也是全部民事法律制度的基础。检察机关贯彻平等保护理念，就要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过程中，坚持平等保护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内资外资、国企民企及大中小微企业等各类民事主体，坚持依法保障企业权益与促进守法合规经营并重;平等保护民事主体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的权利，促进民法典赋予民事主体的各项权利得到切实保障。

坚持用规则和法治引领社会治理。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必须以可预期、可信赖、可执行的规则和法律作为基础。民法典通过体系化的规则对民事主体的权利、义务、风险、责任进行科学规范，注入遵守规则、尊重权利、信守契约、公序良俗等价值元素，将为保障契约自由、促进公平竞争、保护交易安全和秩序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检察机关要立足职能，通过司法办案和检察建议等途径参与社会治理，让人民群众认识到民法典既是保护自身利益的法典，也是必须遵循的规范，增强规则意识，恪守法律秩序和公序良俗，养成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

坚持精准履行监督职责。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法律监督工作，要在精准监督上下功夫，通过优化监督实现强化监督。要突出监督重点，优先选择在司法理念和增强公众法治理念方面有纠偏、创新、进步、引领价值的典型案件，监督一件，促进解决一个领域、一个地方、一个时期民事法治理念和司法理念、政策、导向的问题，充分发挥对类案的指导作用，切实维护司法公正。

推动民法典贯彻实施，全面提升检察工作品质

以民法典学习为重点，组织开展大规模培训，深刻领会、准确理解立法精神。民法典对现行分散的单行民事立法作了系统梳理，整合民法总则、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民事单行法律。同时，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对原有的法律规范进行了重要修改补充。民法典施行后，上述民事单行法律将被替代。民法典体系宏大、内容丰富，为民事司法提供了统一明确的规则尺度，也为检察机关依法履职提供了重要依据。全国检察机关不仅要认真学习民法典的具体内容，全面掌握、正确理解民法典的各项规范，更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深刻领会和运用民法典所蕴含的民法理念、发展理念，努力以检察工作促进、保障社会发展进步。

以民法典规定为依据，加强关联配套制度建设，及時清理完善相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对照民法典的规定，系统清理相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废止过时的内容。根据民法典实施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抓紧修改制定民事诉讼监督规则和公益诉讼案件办案规则，适时出台新的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为检察机关实施好民法典、依法履行各项职能提供操作规范和指引。

以贯彻实施民法典为契机，推动民事检察工作迈向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专门强调“要加强民事检察工作”。检察机关要坚决贯彻这一要求，以保障民法典切实实施为重点，加强对民事司法活动的监督，畅通司法救济渠道，健全对不服生效民事裁判申诉的受理、审查机制，加大监督力度。对正确的裁判，依照民法典向当事人释法说理，促进息诉服判;对认为确有错误的裁判，通过发出检察建议或者提出抗诉，及时监督纠正。针对民间借贷、以物抵债、企业破产等领域为获取非法利益而虚构事实打“假官司”的问题，深入开展民事虚假诉讼专项监督，着力维护诉讼秩序和司法权威。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执行难等问题，要切实加强民事执行活动监督，加快建立执行信息共享平台，对明显超标的执行、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违法处置被执行财产等及时提出检察建议。要加强对民事非诉法律文书执行中违法情形的监督，从源头上促进仲裁和公证严格依法规范进行。对农民工、贫困群众等民事主体提起诉讼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加大支持起诉力度，体现司法温度。

以民法典为参照，加强行政检察监督，助推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民法典既明确了民事主体的权利义务，也为公权力的行使划定了边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家机关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必须清楚自身行为和活动的范围和界限，并要求各级政府要以保证民法典有效实施为重要抓手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把民法典作为行政决策、行政管理、行政监督的重要标尺。检察机关要从推进依法行政的高度，以民法典为参照，进一步加强行政检察工作。要通过对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促进纠正行政机关违背法律法规随意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增加其义务的决定，促进纠正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收费、行政检查、行政裁决等行政行为中的违法活动，推动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

以民法典权利规定为界限，客观公正履行刑事检察职责，依法保障人权。刑事检察同民事权利的保护密切相关，检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民法典的体系化思维，通过履行批准逮捕、提起公诉职责，坚决惩治侵害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犯罪行为。办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加强刑事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界限，妥善办理刑民交叉案件，既惩治刑事犯罪，又保障民事权益，坚决防止以刑事案件名义插手民事纠纷、经济纠纷，特别是要防止违规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侦查措施和强制措施，侵犯自然人和各类组织的财产权、人身权。坚决监督纠正涉产权冤错案件，保护企业家财产和人身安全。

以颁布实施民法典为动力，加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履行好公共利益代表的职责使命。公益诉讼检察直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同时也事关众多民事主体共同的民事权利，学好用好民法典对做好这项工作至关重要。要贯彻民法典确立的“绿色原则”，以及“生态环境侵权人承担修复责任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有关规定，加大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力度，探索推动公益诉讼制度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顺畅有效衔接，让违法者为恢复受损公益“买单”。落实民法典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规定，做好与私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衔接，强化对食品药品安全和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等领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探索，惩罚就要痛到不敢再犯。坚决贯彻英雄烈士保护法和民法典的规定，对侵害英烈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捍卫英烈尊严。落实民法典关于强化未成年人保护、公民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办案范围，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依法履职、担当作为。

民法典的颁布实施，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完备的民事法治保障，也为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检察机关要带头宣传、推进、保障民法典实施，努力提高运用民法典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和水平，为推进法治中国和平安中国建设、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张军

我国民法典保护环境资源论文篇3：

环境权保护在我国物权立法中的体现

摘要: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和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的威胁,环境权概念的提出是人们重视自身环境权益的体现｡本文从环境权的内容入手,分析环境权的法律性质,尤其是其和传统物权之间的关系,指出环境权保护在我国传统物权制度中的缺失,希望在未来的物权立法中对环境权保护有所体现,并提出了具体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环境权; 环境权保护; 物权立法

文献标识码:A

环境权是伴随着环境危机而产生的权利,20世纪的60年代,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和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的威胁,人们开始重视自己的环境权益,1972年联合国召开的第一次人类会议,明确了环境权的概念,在这之后,环境权的概念很快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但是对于环境权的内容以及性质,学界仍有许多争议｡本文通过分析环境权的内容和法律性质,尤其是其和传统物权之间的关系,指出了由于环境权保护在我国传统物权制度中的缺失,造成了环境权在受到侵犯时难以得到救济,以及环境权保护在未来的物权立法中的体现,并提出了具体的立法建议｡

一､环境权的内容及性质

环境权的产生和发展绝不是偶然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规模的不断扩大,严重的环境问题和资源危机威胁着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环境资源日渐稀缺,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的威胁,这时,环境权被作为社会发展的新主张提了出来,且逐步得到世界范围的认可和各国法律的确认和保障｡

环境权的思想萌芽可能早已产生,但环境权作为一种基本而迟来的法律权利,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世界性环境危机和环境保护运动的产物｡从国际范围和历史角度看,环境权的观念和运动主要发端于美､日､欧等工业发达国家,1972年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人类有在过尊严和幸福生活的环境中享受自由､平等和适当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日本的松本昌悦指出:1972年的《人类环境宣言》把环境权作为基本人权规定下来｡在20世纪80年代末,环境权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推动下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多次出现环境权,这对宣传､倡导环境权起了较大作用｡在此之后,环境权相继被一些国家写进宪法和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在我国,有关环境权的立法同样已经获得相当大的发展,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明确宣布环境权,但已有涉及环境权的法律规定｡

环境权作为环境法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其内容究竟如何?这是近年来我国环境法学界所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关于环境权的具体内容,我国环境法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陈泉生教授认为:环境权的内容包括生态性权利和经济性权利,前者体现为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对一定质量水平环境的享有并于其中生活,生存繁衍,其具体化为生命权､健康权､日照权､通风权､安宁权､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观赏权等｡后者表现为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其具体化为环境资源权､环境使用权､环境处理权等,并且基于环境权的权利和义务的不可分割性,环境权的内容还包括环境保护的义务｡吕忠梅教授认为,公民环境权包括环境使用权､知情权､参与权和请求权｡其中,环境使用权包括日照权､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等,参与权包括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预测和决策过程､参与开发利用的环境管理过程以及环境保护制度实施过程､参与环境纠纷的调解等,请求权包括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行政复议和国家赔偿的请求权,对他人侵犯公民环境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等｡高家伟博士认为,环境权不仅包括实体环境权,而且包括程序环境权｡程序环境权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参与环境决策过程､诉诸司法救济的权利,如环境信息权｡实体环境权是指公民享有的与环境质量有关的权利,如防止环境危害发生的请求权､环境赔偿请求权等｡吴卫星博士针对上述观点,认为如果环境权包含了以上如此多的权利内容,大有并吞､兼并其他权利而成为权利“托拉斯”之势,而且这些权利内容(例如所谓的生态性权利与经济性权利)往往相互间存在冲突｡因此,环境权的内容越是庞杂,其权利内涵就越模糊,也就越难得到学界､立法者及司法者的认可｡因而需要给环境权一个清晰的内容,其认为环境权仅仅是一种生态性的实体权利,不包括经济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笔者认为环境权可以包括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风景权､环境美学权､宁静权､眺望权､通风权､日照权等权利,从其实质分析,环境权是一种对一定环境品质的享受权,环境权的内容应包括生态性权利和经济性权利｡由于环境权的直接客体是环境以及各种环境要素,其中包括土地､水､森林､草原等各种自然资源,而这些资源大多数是国家所有,对于环境权的保护,学者们往往更多地从宪法和行政法的角度出发加以考虑,所以当环境权受到侵害时,考虑得更多的亦是公法上的救济,但是,环境权的民法保护同样具有理论与现实的需要,尤其需从物权的角度出发对其加以保护｡本文中,笔者从物权法的角度研究环境权,所涉及的并非环境权内容的全部,而是仅仅研究与民事权利相关的环境权的内容｡

在对环境权的内容有了基本了解之后,笔者认为应该进一步了解环境权的性质｡有学者认为,环境权是一种公益性权利,是环境法所确认和保护的社会权,而非由民法确认和保护的私权,环境权具有独立性和从属性等等｡而笔者更认同陈泉生教授的观点,其认为:环境权是一项主体广泛的权利,它既是一项个人权利,也是一项集体权利,同时还是一项代际权利｡它使用于对有生命的个人的环境权益的保护,也使用于对具有复合性质的人的某类法人及其他组织､国家乃至全人类的集体的环境利益的保护,同时还适用于对尚未出生的后代人的权益的保护,因此,当环境权遭受侵害时,法律为其提供了私法和公法的多种保护途径｡同时环境权又是一项价值取向多重的权利,它既体现人的权利,也反映了自然的权利,因此,人与自然具有不可分割性,人有享用适宜环境的权利,意味着环境具有满足人需要的功能和价值;人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意味着环境有受到人尊敬的权利,环境权则体现了人和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这种平衡也体现在环境权是一项与义务紧密相联的权利的特性上｡每个环境主体在享用适宜环境权利的同时也承担了保护环境的义务,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有关各方的环境权益｡因此,环境权的内容相当丰富,可以通过国际法､国家宪法以宣言式的规范对其作出概括性规定,也可以通过民法､经济法等部门法将其具体化而作列举性规定,从而使其得到更加周密和完整的保护｡

二､环境权保护在我国物权制度设计中的缺失

我国环境法学界对环境权的研究起步较晚,因而目前对环境权的本质､内容､立法确认等诸多问题的理解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同时受到立法条件的限制,我国民法对环境权的保护并不健全｡事实上,环境权的公共利益属性与民法的个人权利本位理念､环境资源的生态性与物的可支配性､环境权的生态伦理基础与民事法律关系的主客二分法等等的矛盾也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有学者认为,将环境权与民法制度融合几乎是不可能的｡笔者认为,将环境权保护纳入到物权制度中还是具有可行性的,但是需要分析环境权和物权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传统的物权制度加以革新｡这是因为环境权的保护从其根本来说,就是要解决两大问题,一个是要解决国际社会及其各国内部分配资源和占有财富的不公问题;二是要解决合理地､充分地､节约地利用资源问题｡物权法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原则,其关于资源归属的制度安排和实施都将直接对环境资源产生重大影响,无论是资源的合理分配､还是资源的合理利用都是物权法的基本内容｡

为了分析环境权保护在物权制度中的缺失,我们必须首先厘清所有权､相邻权､地役权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相邻权和地役权之间的关系｡民法中的物权,尤其是所有权,是权利人直接支配标的物并享有其利益的排他性权利｡权利主体原则上均可对权利客体为自由使用､收益及处分｡但是,于不动产相邻近时,如果不动产所有人或利用人皆可绝对自由的排他性使用其不动产,则相邻双方必生纷争和冲突,其结果不仅不能使不动产本身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而且因纷争时起也必然害及不动产财产秩序的维持｡相邻关系制度的规范内容与地役权制度所欲达成的规范目的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别:(1)相邻关系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而地役权是由当事人之间的地役权设定契约所规定的｡(2)相邻关系是所有权本身的限制或扩张;而地役权则是物权(用益物权)之一种｡(3)相邻关系是法律对邻近不动产的利用进行最低限度调节的结果,它对不动产所有权的限制与扩展程度较少,而地役权作为当事人双方超越相邻关系限度而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其对土地所有权的限制与扩展的程度则较大｡(4)地役权的取得既可以是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而相邻关系中,当事人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利时只要不给相邻人造成损失,则通常是无偿的｡(5)相邻关系之成立及对抗第三人,无需登记即可发生,而地役权之成立,由物权的性质所决定,则以登记为必要｡

在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后,笔者针对环境权保护在物权制度中的缺失具体加以分析:

(一) 以所有权为核心的物权制度对环境权保护的缺失

以所有权为核心的物权制度对环境权保护的缺失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一物一权”制度对环境权的保护不利｡在传统物权制度中,所有权是对世权,一种自物权,是民事主体对其财产享有的占有､使用､受益､处分的权利,其行使不受任何人的干涉,一般情况下,公民也不得对他人的财产进行干涉,如果破坏环境和造成污染的行为仅及于自身财产范围,则他人无权干涉,这就造成了所有权人对所有物不仅可以直接任意地支配,而且可以凭借其财产上的优势对他人间接的发挥其威力,从而形成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同时,由于所有权是绝对的,是不含任何义务的权利,其行使与否均由所有权人任意决定,很容易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因此,限制所有权､改变以财产所有权为中心的立法指导思想是物权立法的任务之一｡另一方面是所有权客体范围过于狭窄｡根据我国民法的规定,所有权的客体只能是人力所能支配控制之物,空气､阳光､外层空间等自然要素不属于所有权的范围,因为它不是能为人所控制和支配的物,因此,公民也不能对自然要素所受的破坏有所请求,这就造成了产品成本外部化带来的市场失灵,即产品消费的环境成本由他人承担而承担者未通过市场得到补偿,产品的价格就不能体现污染物的有害影响,从而导致大量污染的产生｡所以,笔者认为应将游离于传统所有权客体范围之外的自然要素纳入到物权制度中来,以避免公共物品的悲剧继续发生｡

(二) 相邻权制度对环境权保护的缺失

相邻权是指以不动产在地理上相邻､交接为基础所构成的一定主体享有的权利,是一个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民事权利｡它包括通行权､相邻排水､截水关系､相邻管线关系､相邻防险关系､相邻排污关系､相邻通风､采光而产生的关系｡由于相邻权在限制所有权的绝对化方面,要求人们在行使自己的权利的同时,不得损害他人的合法利益, 从立法本意上对此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相邻权的本质是为调节在行使相邻不动产所有权中的权益冲突而产生的一种权利｡但是,传统相邻权的范围毕竟过于狭小,只限于以不动产的相邻关系为前提的环境侵权,实际上,更多的环境侵权大多数表现为污染物进入大气､海洋之中,从而给不相邻的远距离的地方带来损害,比如酸雨､海洋污染等,将传统的相邻权制度适用于环境权的保护就不可避免地显示出不足｡表现为:(1)权利主体范围过小｡在实际生活中,环境侵权的对象往往不仅及于邻近地区,还可能通过各种媒介进行远距离的传播｡如上游水污染可能导致整个水域受灾,核辐射可能使大片地区居民身心健康受到侵害｡(2)侵害的不确定性､认识难度的增加和保护措施的滞后性｡如化学药品污染对人体的侵害,需要经过长时期的积累才能为人们所认识,往往在产生严重后果时,才得到人们的重视｡因此,如果从传统的相邻权制度出发来分析环境权的保护问题,必然会受到主体资格､损害程度的限制｡

(三) 地役权制度对环境权保护的缺失

地役权是最早的他物权制度,是供役地所有权人为需役地所有权人的利益而设定的用益物权｡地役权与其它用益物权的最大区别在于地役权属于非占有利益,即地役权人无权阻止包括供役地所有人在内的其他人以相同方法使用供役地,而其他用益物权对于作为客体的土地具有排他性的占有权｡地役权具体包括取水权､采矿权､伐木权､放牧权､捕捞权等,地役权的对象是土地,而土地本身即是一种重要的环境资源,因此地役权的非排他性及其对象的资源性决定了人们能够通过对地役权的法律规范和约束来达到保护环境权的目的｡

我国现行民法中,对地役权制度没有明文规定,环境权的维护主要是靠政府｡公民的环境权受到侵害时,只能根据侵权行为之债,直接向破坏环境者主张债权,而不能向其直接主张物权,要想达到主张物权的效果,只能向政府有关部门要求环境侵权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实际生活中,对于公民环境权的维护,物权的途径比债权途径更为有效,如果公民可以直接向破坏环境者主张物权,那么比单由政府有关部门出面解决更为及时､有效｡

三､完善我国环境权保护的对策措施

针对上文提出的环境权保护在我国物权制度中的缺失问题,在即将出台的物权法中应该将相关制度加以明确和进一步完善｡

(一) 完善相关的所有权制度

1. 要改变对传统的所有权概念的解释｡传统的物权理论中,所确立的所有权是对世权,一种自物权,是民事主体对其财产享有的占有､使用､受益､处分的权利｡随着时代的发展,对所有权的解释已经从以实际支配为重点转移到了以利用为重点,所有权与其权能的分离也逐渐为社会所接受｡私人性的物权在许多方面社会化了,也就是说,虽然名义上其主体仍然是私人,但国家和社会都对私人规定了许多法律､社会的义务,私人在其中生活,就不得不考虑这些义务对其私人性的约束力｡物权从归属性的所有权向流动性的用益物权发展,带来了多人对同一物的共同享用｡环境权由于其强烈的社会性,要将其纳入到物权法体系中,必须对原有体系作调整,从而为集公共性和私益性于一体的环境权留出位置｡

2. 扩大传统物权制度中“物”的范围,确认物权立法中“物”的范围｡物权法所称之物,根据王利明主持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8条的规定,“本法所称之物,是指人身之外能够为人力所控制并具有经济价值的有体物,但下列财产视为物:(1)依法可以作为物权客体的权利;(2)能够为人力控制并具有价值的特定空间;(3)人力控制之下的电,气｡”而根据200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审的《物权法(草案)》,草案的第2条第2款规定了物:“本法所称之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因此,物权法上的“物”强调的仍然只是有经济利益的物｡笔者认为,无形物――权利在我国物权立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不动产基础的土地使用权即为权利形态的物｡因此,物权法应当明确权利物权,而不能依赖其他的法律来规定｡同时在物权立法中要明确不动产的定义和范围｡总得来说,要打破传统物权中“物”的范围,将“物”的范围扩大化,这样才会使环境权的保护在物权法体系中有明确的理论基础｡

(二) 拓展相邻权的保护范围

相邻权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毗邻的不动产所有人或使用人之间,一方行使所有权或使用权时,享有要求另一方提供便利或接受限制的权利,因此,相邻权是一种法定物权｡具体表现为:安设管道､一定界限内不得种植､不得行使越界建筑拆除请求权等｡传统的相邻权制度对环境权保护的不足,表现为权利主体范围过小和侵害的不确定性､认识难度的增加和保护措施的滞后性两个方面｡

1. 对于传统的相邻权制度中“相邻”的理解应进行扩展｡相邻不仅仅指相毗邻,而且包含了毗邻和邻近以及通过媒介而产生相邻三种含义｡非邻接但相邻近的不动产之间亦可能产生通风､光照､加设电缆等相邻关系问题,需要设立相邻法律制度｡即便相距甚远,互不相识､互不往来,但由于一定的物质媒介,如空气的流通､雨带的迁移､水流的延续等物,可能使原本不相关联的不动产之间发生相邻权关系｡这样通过拓展“相邻”的范畴,使相邻权的保护范围扩展到环境领域,这实际上就是将环境权融入物权制度中,加强了对公民环境权的私法保护｡

2. 加强相邻权的保障措施｡在相邻权的保障方面,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和参照日本的“忍受限度”理论,其以社会观念所承认的受害忍受限度作为引起或发生侵权行为的标准,主张在社会生活中,环境侵害只要超过了忍受限度,无论加害者是否履行了应尽的义务,是否为相毗邻关系,是否违反了国家法规,都认为其有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的责任｡“忍受限度”理论为相邻权保护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途径,同样适用于我国对环境权的保护｡环境侵权的原因事实,诸如排放煤烟､流放废水,其本身是各种创造社会财富､增进公共福利的活动在进行过程中的附带行为,如果这种活动受到绝对禁止,则人类的文明发展势必停顿｡因此,可以说,环境侵权在损害人们环境利益的同时,还具有相当程度的价值正当性或社会有用性,在某种程度上,可将其视为一种有价值的侵权,属于一种“可容许的危险”｡因而,环境权的保护过程中强调利益衡量,即必须是对环境的污染或破坏超过了一定的限度,让人们无法忍受,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方为法律所不允许｡倘若对环境的污染或破坏尚未超过一定的程度,而且其给人们带来的利益又大于人们的“忍受限度”,也不会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则为法律所允许｡

(三) 加强环境权与地役权的结合

随着世界各国环境法制的不断发展以及对公民环境权法律保护力度的加大,许多国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已经把地役权发展作为一种保护公民环境权的有效的私法手段｡例如美国学者认为,航空公司对于因飞机起落给周围环境形成的噪音污染应该承担法律责任,但他可以通过向有关居民购买噪音地役权的方式得以免责｡我国可以在环境权的保护方面借鉴美国的做法,但首先必须要在我国物权立法中确认地役权制度,同时要明确地役权的范围｡在我国,水和矿藏资源属于国家专有,因而对于单位和个人的取水､采矿行为实行许可制度;对于国有薪炭林､用材林的采伐业实行许可制度,而且对采伐方式的采伐限额都做了严格的规定;从事内水及沿海捕捞的,也必须向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捕捞许可证,上述权利均不具有排他占有性,因而都应属于地役权范畴｡

除此之外,要充分发挥地役权保护公民环境利益的效能,还必须拓展地役权对环境权益保护的私法性｡如19世纪中叶,英国出现了一种新的地役权形式,即所谓限制性约据,是根据土地买卖合同而产生的,经登记而对任何取得供役地的人生效,供役地所有人负有不违反城乡规划､不实施有损环境的行为等不作为义务,地役权人有权请求强制执行｡

四､结语

环境权体现了人与物之间新型的关系模式,不同于传统物权所体现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模式｡环境权的建立,是物权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对传统物权的挑战,环境权的出现进一步充实､丰富了物权的概念｡当今世界处于巨大社会变革之中,人类正在经历着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由资源经济向知识经济､由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的“三重转变”｡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要求我们改变传统物权的相关理论,纯粹的用传统的私法自治原则绝对排斥国家权力对市场交易的干预,是行不通的｡

因此,我国物权立法过程要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要适应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反映有效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目标,体现对环境和资源的物权保护;(2)在物权制度的立法重心上,要建立注重物的具体利用的物权体系,改变传统思维模式中把归属关系的调整置于核心地位,在明确归属关系的同时,注重财产利用关系调整的物权制度;(3)在立法价值取向上,在坚持权利本位的前提下,贯彻物权的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协调发展的原则,即不应脱离我国国情而单纯追求物权社会化,空谈社会本位,而应以物权的个人利益和物权的社会化协调发展作为立法原则｡将环境权纳入物权立法中加以全面的考虑,环境问题就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有效解决,公众的环境权就会得到充分的满足,这不仅仅有利于社会稳定,而且有利于节约能源及其他资源,最终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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