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与民法分界点研究论文

摘要：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我国在对待市场经济，对于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关键问题上的重大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指导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发挥合同监管制度的重要作用有效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两个基本问题，值得深思。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经济法与民法分界点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经济法与民法分界点研究论文 篇1：

经济法增量利益说的解读

摘 要：“增量利益说”是二十一世纪初经济法学者陈乃新提出的从“增量利益”角度研究经济法的一种学术观点。增量利益说运用时间维度的方法，把社会化大生产之后出现的新的社会关系——增量利益关系放进现代社会的范围内进行分析，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重新进行界定。它对经济法的研究和完善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增量利益说;时间维度;解读

一、“增量利益说”的提出

增量利益说是众多经济法学说中的一种新兴学说，是学者陈乃新首先提出和倡导的，后被许多学者所接受。增量利益是指劳动产品超出投入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是劳动产品扣除原始成本以后新创造出来的那一部分，这里的成本费用包含了投资者投入生产的物质资料成本和劳动者投入的劳动力成本，而剩余对人们来说就是一种增量利益，它是一个经济法学概念。增量利益说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法学说，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的增量利益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增量利益说的提出背景有二。

第一，经济法否定论者的责难。早在2001年全国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经济法就被划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但是，经济法否定论者仍然认为其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从调整对象来说，其认为经济法没有自己的调整对象和范围;从调整方法来说，其认为经济法没有特有的法律规范调整方法。尽管如此，以增量利益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不仅使经济法具有了独特的调整对象，回应了对经济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质疑，这也使经济法解决了民法、社会法等部门法无法解决的问题。

第二，增量利益说解决了传统法律部门解决不了的理论难题。主要表现为民法、行政法、刑法等传统法律部门对经济生活中增量利益社会关系调整的漠视和乏力。以民法为例，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行为法都是以调整存量利益关系为主要的调整内容。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之后，形成了复合型法权模式社会化大生产，就生产关系的考察来说，与个体小生产相比，社会化大生产催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即增量利益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没有处理好的问题，主要就是增量利益的配置不公平的问题。正是这种新的增量利益关系催生了经济法，成为经济法存在和发展的直接动因。

二、“增量利益说”的解读

（一）“增量利益说”从生产方式的变更入手，找准了传统法与现代法的区分点

传统法中的民法和行政法调整的是存量利益关系，在社会化大生产之后，出现的新型的社会关系（增量利益关系）与存量利益关系有本质区别，民法和行政法等传统法是无可奈何的。因此，需要一种具有现代法性质的法律来调整复杂的新型经济关系，即以增量利益为调整对象的经济法来调整，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增量利益说”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定位于社会化生产方式出现后产生的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增量利益关系，解决了以往的经济法学说用“主体论”无法把经济法和民法、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完全分开的问题。它把从传统生产方式变更为社会化大生产的时间点作为传统法与现代法的分界点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增量利益说”提出了创建以经济法为主导的法治模式观点

支持“增量利益说”的学者认为经济法是在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为缓和人与人之间争夺增量利益（即剩余价值，具体表现为利润等）的冲突，规范其争夺增量利益之行为（即逐利行为），保障增量利益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一种现代法。经济法调整的是人们在社会化生产中生产和实现剩余（增量利益）并相应地进行剩余的分配和再分配关系，是调整分配关系的法，是保护人的创造财富能力权益的法，它直接保障经济的发展。而增量利益说调整人们在竞争中实现剩余和再分配剩余的关系，力求采取法律手段排除各种不正当竞争和垄断以及不公平竞争，使各个企业普遍实现自己的劳动成果;同时，用法律手段排除过度竞争的各种不良影响，使人们争取增量利益和发展利益的竞争正常化。

三、“增量利益說”的完善

“增量利益说”的提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仍需不断完善和论证，有必要对其理论基础和其运用的方法论等问题进一步完善和验证。

第一，“增量利益说”从时间维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并以生产方式的变更入手，通过对具体历史环境的考察，找准了经济法与传统部门法的区分点。但是“增量利益说”对该方法运用得不够彻底，对于其怎么与现代部门法区分开来尚未开始论证。所谓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指对事物、事件、现象，根据他们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进行研究的一种辩证方法。其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也是科学方法中的一般方法。因此，完善“增量利益说”，应当彻底运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经济法与现代部门法的区分进行论证。

第二，“增量利益说”就目前的发展情况来说，还只停留在假说阶段，仍然需要进一步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对其进行验证。任何学说在得到真理证实前都还只是假说，而假说通常是指在现存的事实和理论的基础上，对某些事物的存在或与其相关的规律所做的推测性的解说或虚拟性的预设。它只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一种推断和猜测，但这种推测是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和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它既非成熟理论，亦非主观臆测。但科学的假说有其作用和功能，首先，科学假说是形成和发展科学理论的必经途径;其次，科学的假说有助于明确研究方向，提高研究的自觉性。因此，若假说确定得当，就会大大提高科研的效率和水平。也就是说，“增量利益说”要从假说阶段不断发展实践到真理，就要进一步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来对其进行验证，需要不断提高我们的认识，不断地去证实其科学性、合理性。

参考文献：

[1]杨紫恒.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张守文.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王家福等.中国经济法诸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

[4]陈乃新.经济法理性论纲——以剩余价值法权化为中心[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

[5]陈乃新，杨耀荣.从时间维度界定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科学性——“增量利益关系论”评介[J].财经理论与实际，2005（135）.

[6]朱霁.“增量利益关系说”与经济法的完善[J].湘潭：湖南工程学院，2010（3）.

作者：何纯洁

经济法与民法分界点研究论文 篇2：

论合同监管制度在我国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定位与转型

摘 要：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我国在对待市场经济，对于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关键问题上的重大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指导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发挥合同监管制度的重要作用有效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两个基本问题，值得深思。本文立足探求合同监管制度的前世今生，寻找新的经济形势下合同监管的制度定位与转型。

关键词：合同统制；合同管理；合同监管

一、合同监管的四个发展阶段及其历史背景

制度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考察一项法律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它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并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1.全面计划经济时期（1949-1981）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在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企业进行改造之后，我国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施计划经济，国家在组织、领导和管理社会经济方面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在这一时期，合同，即当时所称的经济合同，是国家开展经济生产，服务经济领域指令性计划完成的重要工具。余鑫如和梁慧星教授曾对这一阶段的经济合同活动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国家对于社会主义组织间的经济合同，不仅在发生纠纷时要进行调节、仲裁或司法裁判，从合同的订立到执行的整个过程都需要由一定的行政管理机关进行检查、监督，发现问题，及时作必要的行政处理。例如，某些重要的经济合同必须符合国家的指令性计划；根据这项规定，主观行政机关就得检查、监督合同的内容、合同的执行是否与计划相符，发现不相符合的，就应通过行政手段及时进行处理，以免影响国家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1]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与其说是“合同管理”，或者“合同监管”，不如说是“合同统制”。这种现状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可见，由于制度的惯性和规则的缺失，这个时期的合同始终是计划经济的附属物，并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价值。1981年《经济合同法》的出台使得国家干预与合同自由的关系逐步进入另一个阶段。

2.二元经济转轨时期（1981-1993）

“《经济合同法》的公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经济合同管理制度进入了依法管理的崭新阶段。”[2]从《经济合同法》的出台到1993年该法的重大修改的一段期间，是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起步阶段。将《经济合同法》的出台而不是将1978年改革开发作为这一阶段的分界点，是因为《经济合同法》从法律制度上对国家干预合同的行为进行确认和固定，从而实现合同管理行为的制度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合同法》的颁布是合同监管制度史的里程碑。虽然《经济合同法》中第五章经济合同管理制度只有三个条文，但却具有重要地位，与其他条文相比，具有其独特之处：第一，这些条文是通过立法的形式授予管理主体对经济合同享有管理权。第二，这些条文通过明确的法律形式，使经济合同法从一般的民事关系转为包含国家管理的经济法关系，体现了《经济合同法》的公法性。第三，这些规范是对传统合同法规范的发展，使得对经济合同关系的法律调整由间接到直接，由静态到动态。第四，这些规范都属于强制性规范。不允许规避和变通。[3]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经济体制贯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方针，执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对合同干预虽然依循计划经济对合同的管理模式，但是随着市场的初步建立，合同活动呈现大规模的增长，国家对合同绝对统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对于合同管理制度改革的需求越发强烈。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之后，合同管理体制改革则更加迫在眉睫。

3.市场经济初建时期（1993-1999）

1992年被称为市场经济元年，在此之后几年间，一系列与市场经济有关的法律法规如《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价格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陆续出台，这为各种合同关系的规范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此过程中1993年《经济合同法》的重大修改，成为合同监管制度的重要历史转折点。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确保合同法律能够适应市场活动的需要，这次修法确定了减少国家干预，促使政府职能转变，尊重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精神，大幅度削弱了行政权力对合同自由的干预力度，包括：第一，取消了银行、信用社对经济合同的管理权；第二，取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无效合同确认权；第三，取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经济合同仲裁权；第四，仅仅概况性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经济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违法行为有处理的权力。可见，1993年《经济合同法》的修改在主体、职权、内容等方面全方位限制了国家干预合同自由的权力行使。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法律虽然作出较大幅度的修订，但“经济合同的管理”依然被专章保留。可见，在转轨时期，国家干预与合同自由之间的关系始终处在渐进式的博弈阶段。

4.市场经济深化时期（1999至今）

1999年《合同法》的颁布实施，预示着合同监管制度的演变再次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合同法》的出台，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府还权于市场”的机制确立了制度保障，使合同法更多地着眼于反映市场经济本质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关系。在这部法律中，原先《经济合同法》中整篇章的“经济合同的管理”被删减到只剩下一个条文，即第127条，且该条文在写入《合同法》之前依然备受争议。[4]只是“考虑到经济合同法对此有规定，并且在现实生活中也需要对合同进行监督”[5]，最终“合同监管”才被写入《合同法》之中，“合同管理”在这个阶段正式转型为“合同监管”，而原先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干预色彩浓厚的各类合同管理手段在这个阶段已经不见踪影，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阶段行政机关干预合同的权力已经大大“萎缩”，正如有学者评价，“（合同法）比较全面地贯彻了合同自由原则，相当程度清除了过去合同法里的对于合同的行政监管权力”[6]，只剩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十分有限的监督处理合同的权力，与其对应的正是我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需要注意的是，为了更好地行使合同监管职权，国家工商总局及各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纷纷出台与合同监管相关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规章，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工商总局2010年出台的《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该办法以《合同法》第127条为基础，框定了当前合同监管的主体、对象、范围和责任，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开展合同监管工作提供了规则与指引。

二、合同监管制度历史演变的启示

有学者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合同法律中都没有专门规定合同管理，因此合同管理是我国首创特有的一项合同法律制度。[7]从前文对合同监管前世今生的历史分析我们基本把握了这项制度的来龙去脉，对于该制度的整个发展历程及其中所体现的规律，笔者认为可以用以下几方面来归纳：

1.合同监管制度的发展演变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缩影

合同监管制度从计划经济时期没有法律规范作为支撑的合同统制，发展到《经济合同法》时期的法治化的合同管理制度，最终演化为《合同法》的一个条文中的合同监管制度，这个过程虽然仅仅是一个微观法律制度的变化，但放大出来的却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深化的历史过程，且合同监管制度的发展历程与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呈现“反向”运动的趋势。在全面实行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和政府对合同的控制与干预达到鼎盛时期，市场和个人并不具有独立的合同意思表示，一切经济合同行为都应当按照政府的指令与计划进行。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私人之间的合同行为开始涌现，国家和政府对合同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方位控制使得合同的效率远远低于没有被控制的市场中的合同，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中快速、灵活、多变的经济流转需求[8]，进而使得全方位的合同管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国家干预合同的行为与市场经济的理念愈发格格不入，作为计划经济遗产的合同监管制度无论是在主体，权限还是范围都不断萎缩。有学者曾经指出，《合同法》对合同监管制度放在“其他规定”中以一个条文的形式出现的处理方式是立法阶段性与前瞻性相结合这一指导思想作用的结果。[9]对此笔者深感认同，而如今市场决定论的大背景已经与《合同法》制定时的时代背景已大不相同，但研究今后合同监管制度何去何从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合同监管制度是由经济合同管理向民事合同监管转变

在合同监管制度史中，实务中的“经济合同”与“合同”，“合同管理”与“合同监管”等概念始终含混不清，互相替代。事实上，这样的一种理论与实践上的概念模糊，与30年前的一场法学论战息息相关。在上世纪80年代，由于仍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法学界还没有公法与私法之分，因而经济法这样一个法律部门涵盖了一切与经济有关的法律，包括民事法律。1981年制定的《经济合同法》延续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合同统制理念，“经济合同”本身也具有强烈的公法色彩，在该时期属于“纵横统一论”的重要制度体现。[10]1986年《民法通则》出台之后，私法与民事法律理念逐渐普及，由此掀起经济法与民法论战。最终代表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民法成功地从经济法部门从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这场论战也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私法理念的启蒙。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才有了1993年《经济合同法》的重大修改，并在6年后彻底废除《经济合同法》，制定颁布了真正民法意义上的统一《合同法》。如果说在公私合一理念下对经济合同的控制可以无所顾忌的话，那么在私法理念下，要对合同进行干预就不得不考虑法律规则体系的适恰性，故而才会产生《合同法》制定时是否将合同监管写入条文的争论。最终经过多方博弈，《合同法》依然保留行政权力对违法合同进行监督处理的规定，但在此时，“经济合同管理”一词已经进入历史教科书，《合同法》第127条的表述从字面上体现的更多的是对民事合同的外部监督、有限干预以及对意思自治进行干预的顾虑和审慎。

3.合同的行政监管与合同的司法救济呈现互补与消涨趋势

作为合同管理手段之一的合同管理机关的合同仲裁一度发挥了解决合同纠纷的功能，替代司法对合同案件进行裁判。而其他合同管理手段包括监督、调解、鉴证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发挥了预防合同纠纷和违法合同行为发生的功能。可以说，合同管理在那个时期发挥了司法替代功能。然而，由于行政机关的干预本身并不具有法定的纠纷解决终局效力，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司法系统的重建与运行，合同管理机关仲裁权被取消，仅剩下行政调解的功能。1999年《合同法》颁布之后，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为代表的合同监管机关在虽然还拥有特定情况下违法合同的监督处理权，但在实践中，行政权力对合同的干预开始更多地偏向于预防性干预，如关注格式合同条款的规范以及合同信用体系的建立。可见，在不同的时期，行政监管与司法救济对合同行为的干预发挥着互相弥补的作用，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弱化行政权力的合同干预而强化合同纠纷的司法救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4.合同监管制度承担着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特殊历史使命

合同监管制度之所以是我国独创而没有在西方其他国家出现是因为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与西方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是完全相反的两个路径。西方的市场经济起源于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崇尚自由竞争，主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进行有效的经济调节。然而，在经济自由主义发生“市场失灵”的情况之后，奉行国家经济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登上历史舞台，西方国家开始采取的是宏观的经济干预和调节。而我国则不然，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一开始就是全方位控制的计划经济，因此在计划经济时代，“合同管理起到保证国家计划实现的重要作用”[11]。在计划向市场转轨过程中，国有资产往往缺乏有效的保护，不法分子利用合同形式掩盖非法目的，通过互相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利益，谋取非法利益，苏俄的教训就是前车之鉴。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既要保障市场主体的合同自由，同时也不应当撒手不管，而需要渐进式地放松国家对合同的干预。脱胎于合同管理制度的合同监管制度，由于制度存在的路径依赖，正好在转轨的不同时期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承担起了特殊的历史使命。

三、合同监管的未来定位与转型

1.合同监管的未来定位

合同监管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未来在法律体系中的定位十分重要。合同监管这样一个国家干预合同自由的法律制度，涉及民法、经济法、行政法乃至刑法，因而在什么样的法律规则中体现，对合同监管制度发展具有导向作用。

在私法领域，法律的理念强调的是平等与自治，关注的是合同选择权的自主性，因此如果在作为私法的合同法当中引入公权力对合同的干预条款，可能影响法律体系和法律理念的整体协调性。正如《合同法》制定之初有学者对一百二十七条合同监管提出的批评，在作为典型私法部门的《合同法》中加入具有公法性质的合同监管制度条款难以自圆其说，显得不伦不类。[12]因此，未来民法典的制定或合同法的修订，不宜再将合同监管制度这样具有强烈国家干预色彩的公法条款纳入其中。

在行政法领域，合同监管属于该领域中新兴的学科部门，即经济行政法，与传统的行政法规范有较大的区别。传统的行政法规范注重对行政权力的限制和程序的规范，较少涉及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权利，而经济行政法则不然，它往往以单行法和低层级的立法形式出现，直接关系行政相对人的权力义务。由于合同监管制度本身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提炼出一套具有普适性的规范体系从而形成独立的法律部门，因此，合同监管一方面难以在传统的行政法律当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另一方面其为常人所见的经济行政法立法层级一般也较低，如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或者规章等，在法律层面上也没有适合其存在的经济行政法律部门。

合同监管制度最适宜的位置在于经济法律部门。经济法既强调国家对经济的适度干预，也重视法律对权力的限制；既体现公权力对经济主体实体权力义务的约束和规范，也存在大量的程序性规范。合同监管从本质而言是一种国家对合同行为的适度干预，与经济法的理念相一致。而合同监管制度在经济法律中的表现形式应当是分散性的，这符合需要监管的不同种类合同的特征，例如对消费者合同的监管可以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体现，对涉及国有资产运行的合同可以在《国有资产管理法》中体现等等。

2.合同监管制度的转型

“如果说治理是一种权力那它表现为一种柔性且有节制的权力。”[13]合同活动本是当事人之间自主性的经济活动，仅在影响合同机制功能的因素存在的情况下才有必要由公权力介入监管，因而国家和政府一方面应当相信合同当事人在处理合同失衡方面的能力，对于监管的手段不宜过多过滥地采用行政执法通常的刚性手段，另一方面要将刚性监管的措施运用于产品的质量与安全等属于先合同的道德风险领域。在放松监管的全球浪潮之下，柔性监管正在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国家的经济治理当中。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国家治理的目标，而“柔性监管是治理理念下政府监管的发展方向”[14]。但鼓励柔性监管并不意味着放弃刚性的强制手段，正如昂格尔在分析强制手段在压制型法与回应型法中的作用一样，强制是不同类型法律都不能彻底排除的手段，只是在不同类型中有其不同的表现方式，“在压制型法中强制占主导地位，在自治型法中强制被缓和，而在回应型法中强制则退居二线，往往备而不用。”[15]它本身也是监管的措施之一，只不过不应当成为合同监管的首选措施。

四、结论

我国合同监管制度的发展演变可以分为全面计划经济时期的合同统制阶段、二元经济转轨时期的合同管理阶段、市场经济初建时期的合同管理阶段以及市场经济深化时期的合同监管阶段四个大的历史阶段。在每个历史阶段中，政府对合同进行干预的主体、权限和对象都有所不同，总体趋势是不断地弱化合同的行政干预而强化司法救济。所谓存在即合理，在市场决定论的背景下，合同监管制度应在经济法律部门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

注释：

①余鑫如,梁慧星.论合同管理.载法学研究,1985,2.

②徐杰主编.《经济合同法与技术合同法教程》[M].法律出版社,19

91:148-149.

③苏惠祥主编.《中国当代合同法论》[M].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336.

④阮赞林,金启洲.合同行政监管的新思考——评述《合同法》第127条的法律意义.载现代法学,2000,10.

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重要草稿介绍》[M].法律出版社,2000:170.

⑥龙卫球.《中国市场经济法30年：规则嬗变与市场经济》.载龙卫球主编：《民法基础与超越》[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8.

⑦强力.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合同的行政监管制度.载工商行政管理,1996,21.

⑧江平,程合红,申卫星.论新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载政法论坛,1999,1.

⑨柴振国,何秉群等著.《合同法研究》[M].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340.

⑩江平,程合红,申卫星.论新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载政法论坛,1999,1.⑩《经济合同法与技术合同法教程》[M].法律出版社,1991150.

11合红,申卫星.论新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载政法论坛,1999,1.

12皮埃尔·戈丹著,钟震宇译《何谓治理》，[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4.

13建治理理念下的柔性监管论.载法学,2013,10:31.

14尔著.《现在社会中的法律》[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5.

作者：房琦

经济法与民法分界点研究论文 篇3：

反窃电工作中的法律风险点及防范

摘要：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电力用户经常以盗窃电能的方式来降低生产、生活成本，致使窃电现象比较严重。反窃电工作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它不仅事关供电企业的切身利益，而且还关系到供电企业的社会形象。当前，供电企业查处窃电行为的法律风险来自多个方面，应注意进行防范。

关键词：反窃电；法律风险；防范措施；供电企业；窃电现象 文献标识码：A

随着反窃电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部分深层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常见的问题有，个别窃电用户在电力部分核查后，拖延处理时间、变相采取其他方式拒绝处理。单位工作人员的执法力度受到威胁，不能有效应对不法用电企业或个人的暴力威胁，由于专业性不强，没有经受专业培训的反窃电工作人员不能科学合理地保存证据，用电者大量使用不正当手段和维护自身权益，反窃电的工作难度更大了。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

1 反窃电工作现状

1.1 查处窃电行为的主体存在争议

严格意义上讲，查处窃电行为本身性质上是一项国家行政制裁权，应由政府主管部门行使。电力体制改革之后，电业局由政企合一的行业管理者转化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经营者，供电企业不再具有行政执法权，查处窃电工作缺乏体制上的支持。虽然供电企业依据《供用电监督管理办法》和《用电检查管理办法》成立了相应的电力稽查机构，但供电企业没有执法权，因此在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法律效力不足。而国家对执法队伍的建设构成有明确的规定，各地电力管理部门受人员编制、技术力量的限制，无法成立电力行政执法队伍来处理行政执法问题，直接导致电力管理部门有权却又没有行使行政执法的能力，对窃电行为的查处和震慑未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1.2 窃电证据收集、保全难

我国民事诉讼中有一个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即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从以往实施窃电行为的单位和个人构成比例来看，主要为居民用户，近年来，窃电行为的主体已变得多元化，居民、个体和私营经济组织、集体甚至一些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也参与其中。比较常见的有娱乐场所、餐饮、洗浴中心、房地产开发商等个体企业或私营企业，由于这些企业有各自的安保体系，给窃电证据收集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此外，窃电手法和花样在不断翻新变化，政府行政部门对窃电行为的判断认定缺乏相应的技术支持，会导致证据的效力大打折扣。而窃电主体则狡辩供电企业的内部鉴定结论不成立，认为供电企业自话自说，这无疑又增大了窃电证据的认定困难。电能不可储存的特性区别于其他有形商品，发、供、用一次性完成，窃电行为发生后不可能像实物盗窃案件一样进行“起赃”。由于无法二次取证，在查处窃电过程中发现用户有窃电嫌疑，如果第一现场取证不足或程序不合法会直接导致电量电费无法追补的风险，甚至会引起用户提出赔偿诉讼的风险。

1.3 窃电数量的计算认定标准受异议

现行有效的涉电法律法规，只是对禁止盗窃电能作了原则性规定，但对电力管理部门、公安等政府部门查处窃电行为的职责及窃电数量计算的法律适用上未做明确规定，特别是针对无法确定窃电时间的案件，在对窃电数量的认定上，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认定“数额”。供电企业主要依靠《供电营业规则》的相关规定进行窃电数量的计算，窃电时间无法查明时，窃电日数至少以180天计算，但按这种推算办法取得的数额，在实际窃电案件的定性中，不同区域的司法机关由于理解的偏差往往会提出异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窃电数量计算方法上司法解释有不同的意见，这也造成了一些司法机关认为供电企业对窃电数量的推算违背了“禁止不利于被告的类推”原则而不予认可。

1.4 为制止窃电采取中止供电程序不规范引起的法律风险

《供电营业规则》第102条规定：供电企业对查获的窃电者，应予制止并可当场中止供电。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河南省供用电条例》第50条规定：供电企业发现窃电行为的，有权予以制止，可以中断供电。同时根据《合同法》《电力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现窃电行为供电企业可以中止供电，引起中止供电的原因在于用户的过错行为，如果不终止供电，供电企业的利益就会受到实际损害，《电力法》规定的对电能实行保护的基本原则就无从体现。但这并不意味供电企业可以随时行使中止供电这一项民事权利。首先，民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民事法律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必须尽最大可能减少对方的损失；其次，《合同法》第180条明确规定供电人的义务，未事先通知用电人中断供电，造成用电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最后，合同法规定的主合同义务之外的附随义务违反同样产生违约责任。上述法律条款的规定增大了供电企业查处窃电行为的法律风险。

2 反窃电解决方案

2.1 重视宣传与合作

借助于普法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张贴标语挂图、悬挂横幅、制作宣传版面、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开展反窃电宣传。以良好的用电行为和秩序对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和窃电的社会危害性两方面着重进行宣传，从理念上塑造居民依法、安全有序用电的法制观念，扩大反窃电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为依法打击窃电奠定广泛而又坚实的群众基础，为供电企业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受电力行政执法权限的制约，供电企业一方查处窃电工作力度不足，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尤其是公安、司法机关的密切配合，通过开展警企联防活动，集中力量查、打、抓、罚，开展打击反窃电专项斗争。对情节严重、盗窃电力数额较大构成犯罪的单位和个人，提请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窃电者绳之以法，才能对其他潜在的窃电者起到有效的震撼和威慑作用，控制猖獗已久的窃电活动。

2.2 重视证据和流程

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在反窃电工作开展中，现场取证不当或证据保全不扎实，以至于构不成完整的证据链或证据间不具备应有的关联特征，证据的效力达不到最高，后期一旦形成诉讼，将会因为证据的效力较低而导致达不到诉讼请求甚至败诉发生的可能。在查处窃电中或接到群众举报经核实怀疑窃电行为发生时，应立即会请公安机关、公证机关配合，对窃电第一现场进行多角度、多方位摄像、拍照，确保窃电证据的完整和连续。对公安机关现场做出的记录或询问笔录要及时影印，在提取或封存窃电装置时做好记录并由当事人签字认可，封存后的证据要送交司法机关聘请、指定或认可的部门和人员进行鉴定，使证据的效力达到最高。在实际工作中，以《用电检查管理办法》为原则，电力检查人员必须两人以上，用电检查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保证用电检查人员的专业性，检查过程中发现异常情况要当场通知用户，开出《用电检查结果通知书》和《违章用电、窃电通知书》，取得客户签名的文件并保证程序的合法性，防止程序不合法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所有文件要书写标准化，简单扼要，避免产生歧义。

2.3 强化内部防范，规范用电管理

规范业扩报装管理。报装开始后，公司的专业职能部门对现场进行考察，确定方案，审核制定严格的操作流程，对突发异常情况提出重复审核，并进行现场检查，重视《供用电合同》的教育，给用户宣传违法合同要求的严肃性。计量装置的安装严格按照《供电营业规则》的规定选定，尽可能装设在产权分界点或用户工程电源接入点，防止用户表前接线或改接进表线。加大了对旧有设施、计量装置等硬件改造资金的投入，从技术手段上堵塞窃电的漏洞，如采用防窃电多功能电能表、防窃电计量箱、专用计量柜等。提升用电检查人员的专业素质，保证持上岗工作。

2.4 筛选科学化，跟踪持续化

由于窃电量值的计算与其他传统方式不同，计算所盗取的电量通过特殊的电能计量装置实现，部分线路损失无法科学地通过电力营销报告反映出来，因此公司制定的电力报告就无法准确地反映出实际的窃电量，容易产生混淆，实际窃电的用户和名单不能一一列举，应该制定科学高效的用电系统，及时发现电力系统中电量变化异常的地区和用户，专业人员专门监督核查，发现问题及时保留证据，并向上级报告，等证据确凿统一处理，对由于线损造成的电力损失要进行精准排查，对线损区域的电路和电表进行核查，对不合格的电路进行维修和更换。对有窃电嫌疑并不能及时掌握证据的用户，要建立跟踪机制，不定期巡视，争取在第一时间抓取用户窃电证据，保证电力公司利益。

3 结语

打击窃电行为需要持之以恒，多年来，周口供电公司严肃防范意识，采取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式严厉打击违法窃电行为，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仅2009～2012年间，追补电费166235.9元，追缴违约电费642399.72元，涉及窃电用户152户。今后，周口供电公司将会切实加强营销精益化管理，更加有效地打击窃电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少窃电造成的电量损失，努力构建和谐供用电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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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志芳，邹旭旭，汪祺.智能计量监控在反窃电工作中的应用[A].软科学论坛——企业信息与工程技术应用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武汉决策信息研究开发中心、决策与信息杂志社、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5.

作者简介：陈俊翔（1981-），男，河南漯河人，供职于国网周口供电公司，企业法律顾问，研究方向：经济法律。

（责任编辑：王 波）

作者：陈俊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