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育思想哲学论文

摘要：王星拱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化学家和哲学家。作为教育家，他在教育领域，一生孜孜不倦，兢兢业业，先后任省立安徽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校长。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了自己广博、深邃而独特的大学教育思想，其内容涉及大学的任务与使命、大学生的培养目标以及求学、治学的具体态度与方法等有关大学教育的诸多方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群育思想哲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群育思想哲学论文 篇1：

诗可以群和而不同止于至善

摘 要： 以孔孟为代表的古代儒家思想体系包含大量的“群育思想”，有博大而厚重的关于“辟育思想”的智慧。它以“仁”为核心，始终围绕如何构建和谐有序的人际与社会关系秩序这一问题来论述自己的群育观念及理论。儒家辟育思想对艺术—审美采取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强调以美导善的方向和理念，强调美育对人格培养和人际关系秩序构建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儒家群育思想 诗可以群 和而不同 止于至善

群育，即“群体适应性教育”，旨在通过对受教育者进行合群、合作、共处等内容的教育，促进其个体的群化和社会化过程。群育思想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以孔孟为代表的古代儒家思想体系包含大量的“群育思想”，有博大而厚重的关于“群育思想”的智慧。它以“仁”为核心，始终围绕如何构建和谐有序的人际与社会关系秩序这一问题来展开自身的群育观念及理论。“仁”通“人”，字形从“人”、从“二”，既表明人必定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又表明“仁”是作为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存在的。在儒家看来，人与人之间和谐有序关系的基础和纽带正是“仁”与“爱”。“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有“爱”方成“仁”，不“仁”则难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儒家“仁爱”思想由亲及疏，由近而远，以家庭为出发点，将孝悌观念不断扩大，表现在社会关系上，则视人若己、推己及人，恪行“忠恕”之道。一方面，从自身出发，视人若己，尽其在我谓之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另一方面，推己及人谓之恕，“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把“克己复礼”和“推己及人”相统一，凸显教化的作用，强调个体的人格完善和人生责任，强调群体的人伦仪轨和道德规范，从而建立起各安其位、各膺其德的和谐群体关系和社会秩序，以最终实现“以中国为一人，以天下为一家”（《礼记·礼运》）的大同世界理想。

在此教化施行及其强调个体实践的过程中，儒家群育思想始终坚持“凡先王教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记·文王世子》）这一塑造和实现理想人格的“双途径”施教道路，对艺术—审美采取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注重艺术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强调：“乐者，通伦理者也。”（《乐记·乐论》）强调以美导善的方向和理念，强调美育对人格培养和人际关系秩序构建的积极作用，从而使其群育思想之玉与美育思想之泉相互涤荡，闪烁出情理相融、美善双辉的审美意趣。

一、诗可以群，彰显礼乐相运的艺术功能美

“《诗》可以群”一语出自《论语·阳货》，是孔子著名的关于《诗经》社会功用的“兴观群怨”观其中的一个命题。“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之名”。对“《诗》可以群”的理解，孔安国注释为“群居相切磋”，是指诗歌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交往和关系认同，促进个体与人群的和谐相处。一方面，《诗》“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的基本内容与儒家“礼”的伦理规范和价值取向相一致。学习《诗》，其中所渗透的宗法伦理道德必然会对人起着潜移默化的训导作用。同时，《诗》是礼仪活动所奏的乐歌，包括礼与乐的精神，当《诗》被配上合于雅正之义的音乐后，便与礼仪进一步相结合，使“礼”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从而发挥出和谐上下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成为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群体关系和谐的一种重要手段。另一方面，“诗可以群”这一命题积极肯定了诗乐对个体道德情感培养的重要作用，以及它对群体的精神培育和人文化成功能。以诗的优美意境和音乐的独特魅力娱乐人的心志，净化人的灵魂，通过对生命主体的普遍关怀和精神慰藉，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从而使原本气息相关、生命相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致生命契合，形成人人友爱相处的融洽氛围，将社会维系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在这里，诗乐，并不单指诗歌和音乐，它具有很强的综合性，音乐、诗歌、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各种艺术形式和手段也被包含其中，近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艺术教育或美育。事实上，儒家正是把这种综合性的艺术教育视为其君子培养的必然途径。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一个人主观意识的修养，要从诗开始，用乐来完成。在孔子看来，理想人格固然需要规范的“礼”和行动的“践”来实现，但是作为人生境界之美的体验必须通过心灵来完成。艺术、艺术教育或美育恰恰是直接指向人的心灵和情感的，苏霍姆林斯基说：“美是一种心灵的体操，它使我们精神正直，良心纯洁，情感和信念端正。”艺术教育具有鲜明的道德教化功能，但又不同于一般的道德说教与规劝。它通过运用语言、动作、线条、色彩、音响等各种手段塑造出立体、多彩、直观的艺术形象去影响受教育者的感官和心理，以其鲜明的形象性和强烈的感染性影响着受教育者的思想和情感，从而使受教育者在美的享受中得到熏陶。情感性和愉悦性，是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通过艺术的渗透将人的审美情感内化为道德情感，并作用于人的道德行为，从而使受教育者不仅从理智上认同教育者的道理和观念，而且激发起两者之间的情感认同，并使审美情趣与道德情感相互交融，达到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同时，艺术教育注重营造和谐、宽松和快乐的教育氛围，充分利用各种生动有趣的艺术素材和使受教育者喜闻乐见的各种方式、手段和组织形式，让受教育者在愉快轻松的状态下投入教育活动之中，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能体验到其中的快感和乐趣。艺术教育，正是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教育教学，使人学有所乐、乐有所得，真正收到使受教育者“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志悦神”的教育效果。

可见，艺术教育在实现以“乐”求“礼”、以“乐”成“礼”的过程中，一方面，始终以情感培养为目的，以情感交流为桥梁，具有强烈的“动情性”，能引发受教育者的情感运动，激发他们的审美情趣，达致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情感共鸣和理性认同。另一方面，“礼”与“乐”在功能上又是相辅相成的，艺术、审美需要正确的审美观和高尚的思想情操为基础，艺术教育需要把艺术性和思想性相结合，只有当受教育者对事物的美丑评价与善恶评价相一致时，随之而来的道德情感才能有助于他们的审美情感得到进一步增强，才能在艺术教育的过程中真正以情感人、以美趋善乃至美善合一，从而实现提升受教育者道德情感、深化受教育者道德认识、改善受教育者精神风貌的目的。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孔子之所以重视诗乐教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君子明于礼乐，举而措之而已。”（《论语·阳货》）对于孔子来说，礼乐都不过是手段，是一种以礼乐方式和谐群体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的手段，“和群体、正天下”才是其真正的目的。

二、和而不同，追寻平等性共存的人际和谐美

“和而不同”的命题是孔子在继承春秋以前“和”、“同”观念，以及史伯、宴婴“和同之辩”基础上，着重从社会和人伦的角度所提出的一个重要理念，其中蕴含着深刻而丰富的儒家群伦思想。“和而不同”语出《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句意为，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却不和谐相处。“和”者：“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字义为口声相应、声乐调和，并以此引申出和谐、和睦之义。“同”者，则强调仪轨、外在行为的绝对一致，而不管内心如何。孔子把“和”与“同”作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之一，宋儒更明确地以义利观来解释“和而不同”，认为君子的“和”是“义”的结果，小人的“同”是“利”的驱使。正如朱熹所言：“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从哲学角度看，“和而不同”揭示了社会事物的多样性统一。“和”指的是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平衡或统一；“同”则指事物的绝对一致、等同。“和而不同”这一命题揭示出：差异，使万物品类丰富，相辅相成；和谐，则使万物处之有道，共生共长。自孔子后，“和而不同”思想成为儒家的一个重要价值观，它主张人的独立性，主张在尊重个体观念独立和差别的前提下，寻求个体自身的立己、处世法则，探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共处之道。儒家把一种上下内外的高度和谐作为真善美的最高境界、生活的最佳状态和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儒家和谐观是一种具有辩证精神和人文色彩的普遍的和谐观。

和谐，作为美学研究的对象，对“和而不同”同样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和谐，不仅是一种圆融的状态，而且是一种美的境界。和谐美之所以形成的一个根本原因，正是在于事物间相辅相成，对立统一。在古代中国，《易经》通过阴爻（--）与阳爻（—）这两种不同性质卦象的交互变化，阐述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对立统一、生生不息的内在规律。《乐记》指出：“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将“中和”与音乐艺术相结合，这既是对儒家中和之道的发扬，又是对音乐艺术和谐论的美学创造。在古希腊，毕达哥拉斯首先提出了“美即和谐”的命题，赫拉克利特也指出：“相反者相成，对立造成和谐。”“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古希腊美学家普遍认为：和谐起源于差异的同一，对立的统一，不协调的协调，不一致的一致。这种看法一直被西方美学家奉为美的圭臬。事物间的和谐美如此，人与人的和谐美也如此。人，不仅作为生物学上的自然人，而且是社会学上的社会人。人之美，既属自然美，又属社会美。而社会美的中心恰恰是人之美，是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之美。正是在这个意思上，我们所理解的儒家“仁爱”说应同时也是一种美学原则，一种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美学原则。正是儒家“仁爱”说赋予了“和而不同”命题更深刻的内涵。它使我们认识到，群体的融洽和谐必须建立在承认和尊重社会个体差异性，并促进和造就差异性个体平等共存的文化心理、信仰和价值观念基础上。“不同”者，社会个体和角色的多样性也“和谐”者，统一于“仁爱”之美也。把每一个社会个体都视为具有道德自觉的平等主体，并具备可以进行平等沟通和交流基础的平等主体。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努力通过对人与人之间角色、身份差异性的肯定，促进其彼此间的相互认同、尊重、理解和关爱，使平等成为一种价值追求，乐群、爱群、协群成为一种道德素养，这样，才能真正把社会维系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因此，人之美，应是一种群体和谐之美，一种建立在平等性基础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美。“和而不同”不仅成为一种处世法则，而且成为一种社会理想和人性美的境界。

三、止于至善，涵养文质彬彬的人格精神美

对于和谐的追求，无论是中国古代儒家立足于社会伦理的阐释，还是近现代美学理论立足于心理观照的论述，我们都不难发现，强调通过对个体自身美（即人的自身和谐）的修炼与加持来达致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间的和谐，是实现自身道德超越和自他、物我、天人和谐共处、无间契合的一条必修之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开篇明示儒家君子道德修养的三种途径和境界。“明明德”，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注释：“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朱熹将第一个“明”释为“使之明”，即将人天性中就存在的高尚德行重新显现。“亲民”则与“明明德”相互呼应，指在道德的养成过程中，以“明明德”为道德理想，以“亲民”为道德实践，通过为民、利民、服务于民来实现入世利人的理想，而且，只有将“明德”与“亲民”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做到由己及人、自利利人，从而使个体的精神境界升华到“至善”之境。所谓“止于至善”，“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已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止”是锁定目标不动摇，“至善”是道德修行到达至善至美的境界。但是，这种境界的实现，从来都不仅仅是一种纯道德的恭行与实践，而是一种将美善合于一身的身心统一之境，是身体、气质、德性、意志和精神的有机统一，是生命的感性具体和美学超越。它是一种伦理道德而又超越伦理道德的审美境界，具有令人欣赏、景仰和不懈追求的审美状态，是一种“浩然之气”的人格美。

人格修养，既是一个道德问题，又是一个美学课题。人格修养既关涉到个体的安身立命，又与社会道德风尚和精神追求紧密相连，其理想状态将达于“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的美学境界。在儒家看来，这种美学境界与“君子”人格是合而为一的。它不是一种外在的物境，而是一种通过修炼达成的自由心境。君子，是孔子思想体系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中国古代儒家对实现或努力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社会个体的尊称与肯定。孔子赞美“文质彬彬”的君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里的“文”与“质”都是就人品道德的修为而论的，其中，文，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行为、语言和文饰之美；质，则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心灵、精神和道德修养之美。二者的结合与相济相成，才能谓之“彬彬”。可见“文质彬彬”是孔子从内外两个方面对他的培养目标——君子所提出的道德诉求和审美要求。孟子也认为，人性是善而先验地存在的，人格美所内含的善不是一般的善，而是由仁义所充实的善性：“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但人格美不是天生的，这些天赋的道德秉性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它需要社会个体通过主观的努力，通过意识的修养，在善的基础上不断充实扩张、磨炼修养而成。因此，一方面，人应该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自己：“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另一方面，要寡欲清心，“善养浩然之气”，积极追求“万物皆备于我”、“知性”、“知天”的精神境界。“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一个人必须从自身出发，从自身和谐美的建设着手，通过自身道德涵养和审美升华来实现人身心、人格的和谐发展。其中，身心和谐是自身和谐的起点，只有身体健康、心理正常才具备成为一个自身和谐美的人的基础；人格和谐是自身和谐建设的关键，只有思想与时俱进、人格健全完善才能超越小我，担当起社会建设的责任，从而努力达致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更好地体现及处理自身与外部的各种和谐关系。在此基础上，自觉、主动地接受美的熏陶。无论是自然美、艺术美，还是社会美，都蕴藏着精神理想和思想境界，都能使人在美的观照中心灵受到震撼，情感得到陶冶，精神得到净化，气质获得升华，进而达致高尚的人格和审美超越。“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样，天与地、人与人，何其美也，何其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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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谭志伟

群育思想哲学论文 篇2：

王星拱的大学教育思想探析

摘要：王星拱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化学家和哲学家。作为教育家，他在教育领域，一生孜孜不倦，兢兢业业，先后任省立安徽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校长。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了自己广博、深邃而独特的大学教育思想，其内容涉及大学的任务与使命、大学生的培养目标以及求学、治学的具体态度与方法等有关大学教育的诸多方面。他的大学教育思想，对新时期拔尖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王星拱；大学教育；教育思想

王星拱，字抚五，1888年出生于安徽怀宁王家大屋。1908年，赴英国留学，学习化学。1916年，毕业于英国伦敦理工大学，获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王星拱在教育领域，一生孜孜不倦，兢兢业业，先后任省立安徽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校长。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了自己广博、深邃而独特的大学教育思想，其内容涉及大学的任务与使命、大学生的培养目标以及求学、治学的具体态度与方法等有关大学教育的诸多方面。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来看，对王星拱个人的研究多侧重于对其哲学思想的研究，而对于其大学教育思想的研究还很薄弱，故本文拟吸收学术界相关成果，对其大学教育思想进行深入研究。

一、 王星拱大学教育思想形成的基础

王星拱作为中国近代的教育家，长期从事教育事业，他早年和其后留学英国的教育经历以及回国后的教育实践形成了他的大学教育思想的基础。

王星拱早年曾在安徽高等学堂就读。1908年初，他考取了安徽省首批留学英国官费生。当年5月，远涉重洋，入伦敦大学“国立理科专校”化学专业学习，苦读八年获硕士学位。回国以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十载，其间积极辅佐北大校长蔡元培革新校政，同时也深受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理念的影响。后来他曾担任过第四中山大学区高等教育部部长，管理过江苏全省的高等教育，并曾任省立安徽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校长。在担任三校长期间，他积极进行大学教育的改革与实践活动，在教师聘任、课程建设以及学术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王星拱既受过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又受过西方教育的熏陶，可谓“学贯中西”，再加上具有丰富的大学教育改革与实践经验，所有这些因素，为他的大学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王星拱大学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论大学的任务与使命

作为一名大学校长，王星拱对大学教育的任务与使命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为国家社会造就人才。在他看来，要使国家成为一个健全、充实的国家，要使社会成为一个新时代的、为人类求共同进步的社会，就必须从多方面来培养可以担负这样使命的人才。[1]王星拱将大学的任务概括为三个方面：“（甲）在道德的方面，大学应当树立国民的表率；（乙）在知识的方面，大学应当探研高深的理论；（丙）在技能方面，大学应当研究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2]王星拱认为大学应当承担起作国民表率的任务，就是要求在大学里重视道德，重视人格教育，使大学生能够担负起道德责任，作国民的表率。王星拱认为大学应当承担起研究高深理论的任务，就是要求大学处理好理论与应用的关系，处理好教学与研究的关系。“我们固然不能漠视应用，但我们也不能为应用而抛弃理论。这种理论方面的探求，是大学所应当去做的。所以大学不应当只在教学上做工夫，还得要在研究上去努力。” [3]王星拱认为大学应当承担起研究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要培养具有专门技能的人才。对于有人主张大学只研究理论的知识，只设文理两科，具有专门技能的人才的造就应当由专门学校去负责任，王星拱指出：“这样的制度，在欧美各国也有实行的，并且成效甚佳。但是在中国，恐怕不能得同样的结果。如果大学里不能养成专门的技能，在经费较少、规模较小的专门学校里边，更不能养成专门的技能，所以这个责任，还是大学所应当负的。” [4]

（二）论大学生的培养目标

王星拱认为大学生应当德、智、体、群四育全面发展，并特别强调人格的培养应当与知识的提高并重。

·教育史研究·王星拱的大学教育思想探析

1.重视德育

王星拱对大学生的道德教育特别重视，他认为：“在道德的方面，大学应当树立国民的表率。” [5]他于1933年9月19日在武汉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指出：“本来大学教育有两层：①知识提高；②人格培养。各国大学，对于这两个方向之注意，有轻重之不同。武汉大学对于这两点是并重的。”[6]在1934年9月19日的武汉大学开学典礼上他又指出：“各国大学制度不同，有的侧重于知识之创造和联续，有的还要并重人格的培养。我们的学校是采取第二原则的。”[7]王星拱不仅口头上提倡道德教育，还通过“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方式，以自己平日里的言行举止，对广大学生长期施行全面而深刻的道德教育。

2.重视智育

（1）论知识的价值

在国立武汉大学创办伊始，王星拱便专门论述了知识的重要性。他指出：“知识到什么地步，人生的立脚点就在什么地步，所以知识是立身的基础。”[8]“从人类向上社会进化的立场上看来，道德、知识、技能，都占重要的位置，而尤以知识为基本的主体。” [9]“至于物质建设，更要有专门的知识，那是不待言的，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来，知识都是重要的。”[10]鉴于“知识”的重要性，王星拱指出：“我们要秉承学术独立的精神，以满足我们共同求知的欲望，使武汉大学不愧为全国知识的中心，这是我们大家对于武汉大学所抱持的极热烈的希望。” [11]

（2）论终身求学

在智育方面，王星拱希望大学生在毕业以后能够继续保持读书的习惯，继续研究个人专门的学术，他曾两次为武汉大学的毕业生写道：“毕业不是学业的终了，乃是学业的开始。”[12]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就学术本身的特点而言，“因为学问的进步无穷，而学校肄业的时期有限。在学校所学习的东西，不过在某种专门范围以内，使我们获得一个研究的方法和能力而已。以后遇着在这个范围以内的问题，我们能够下手，不至于无所适从”[13]，而在“以往知道了各种专门学术的门径”，打好了学问的基础之后，“以后遇着各种问题，我们能够独自研究了”。因此，王星拱向武汉大学学生提出：“我们毕业之后，如果继续从事于学术，固然应当精益求精。如果从事于各种事业，也应当尽量地因所学以致用。即令有时须要从事于其他与专门学术相关甚少的职务，也千万不要抛弃曾经做过我们多年良友的书本。学问须切问而近思，倘若离弃久了，以后是很难找得回来的。” [14]第二，从服务社会、学以致用的角度而言，“因为我国百业不振，我们时时感受到专门人材失业的困难。但是士君子绩学待时，须先求其在我，所以我们不能不有充分的准备。学问之道无穷，我们不能以己有为满足，我们应当就学校里已经获得的学术基础而继续前进，而为优秀充实的专门人材，能够担负国家社会需要专门人材的重要职务。有才而不见用，是社会之不健全，能见用而无才，那就是个人的劣点了”[15]。第三，从个人的立身正己、人格修养的角度而言，“学问为立身的根本。根本倘若动摇，如何能够挡得住外界的扰乱”[16]。

3.重视体育

1930年3月中旬，王星拱专门为安徽大学学生作了一场题为《体育与其他四育的关系》的演讲，对体育与其他四育的关系进行了充分阐述。他指出，“运动乃是民族的体质和精神的表现，体育与其他各种教育的关系是很密切的”[17]。第一，体育与德育的关系。“要有良好的品行，必先要有健全的身体”，“有了健全的身体，才不至于有生理病态”，“注重体育对于德育的补助，有两点，一是不致令人做出不道德的行为，二是不致令人的德行往坏的方面走”。[18]第二，体育和智育的关系。“身体太弱的人，不能求学……求学要有强的身体，做事也是一样。”[19]第三，体育与美育的关系。“美的观念已经变更了，旧式的审美观念，以为柔弱是美的……中国的旧式审美的观念，是民族堕废的表现，要改革这种观念，应提倡雄壮伟大的审美观念……体育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20]第四，体育与群育的关系。“群育所注重之点在体育里面表现得都非常完美，例如守秩序，负责任，与容谅敌人”，“容谅敌人，就是作一种正当的竞争，不以取巧及种种不正当的方法得到胜利”。[21]

在武汉大学工作期间，王星拱对体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作了充分的论述。他认为：“体育是摆脱民族衰微、振兴国家的一种重要手段。体育乃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亦为现代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体育能予智育以重要支持。”[22]他还认为，提倡体育运动最好的方法也应与智育和德育一样，即用兴趣去诱导：“本来体育的目的是有二：一个是强健身体，一个是从体育活动中间去找乐趣。从前只注重第一目的，现在是注重到了第二目的。因为拿强健身体的说法去教人学习体育不如拿体育活动的乐趣来诱人学习体育来得容易。”[23]

4.重视群育

王星拱认为，群育“是从德育分演出来的”，“群育与德育不同的地方，一是注重个人的修养，一是注重社会的生活，群，就是社会的意思，社会方面的共同生活多，旧的德育是注重私德，群育是注重公德，私德固然很重要，但是公德在新社会、新国家里面尤其重要”[24]。在群育方面，王星拱认为，一是要正确处理个性与群性之间的关系。“我们在个性方面，应发展天才，在群性方面，积极的要启迪同情心，消极的要限制妨害他人权利的各种动机和行为。”[25]二是要正确处理团体与分子的关系，努力保持团体的目标并尊重团体秩序。三是要保持整肃的纪律，并注重前进的精神。

（三）论求学、治学的具体态度与方法

王星拱特别强调求学、治学的具体态度与方法。从求学的态度上讲，他要求学生“须有切实耐劳苦的精神”[26]，能够专心致志于学问。学习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先要努力用苦工来解决艰深的问题，然后才能求得读书的乐趣。求得了读书的乐趣，才能更益努力以至于完成专门的研究。这是我们每个同学对求学应有的态度”[27]。对于求学的方法，王星拱认为：“一是要注重理论与应用的统一。二是要注重广博与专精的结合。三是要讲求循序渐进、熟能生巧的读书方法，并勤于思考和判断。”[28]王星拱指出，读书应当经历以下三个步骤周期的循环过程：“第一遍是观察大致。第二遍是详细探求，所有不懂的地方都得用苦功去弄懂，不能放松。第三遍是提要钩玄，融会贯通。一本书要这样读过三遍，才能算得是自己的书。”[29]在读书的过程中也要重视个人的判断，尽管“这自然有大部分是关于个人的天才。然而天才也是可以由练习培养而增长的。我们在普遍用功的时候，不要忘了特殊重要的地方。我们在专注一点的时候，也要时常想到相关的各部分。这样长久练习下去，判断的能力自然可以增加。于是博而不至于无所归宿，深而不至于无所取材”[30]。长此以往，读书自然能慢慢地达到“熟能生巧”的境界——“我们对于一项学问，如果到了纯熟的程度，于是在这项学问以内的问题，究竟能够成为问题，或者不成问题，以及与此问题有重要关系或无重要关系的材料，一到眼睛里，就可以辨别出来” [31]。

（四）注重“通才教育”

在任教于北京大学之初，王星拱于1918年开设了一门兼容文理的课程——“科学方法论”，力图在教学实践中贯通文理，打破文科界限，实行“通才教育”。在担任武汉大学领导期间，他曾对武大学子们说：我们不能忽视本系以外的科目。本来科学的分类，是强订的，不是一定不移的。即学校里所分的各院系，也就是实际上教学的便利而言。其实各种学科，都有彼此相联的关系；以后研究专门的支派，往往有需要其他学术帮助的地方。我们在学校里的时候，不要以为本系以外的科目——尤其是与本系相关密切的科目——不过是凑钟点，是不重要的。[32]1935年冬，王星拱在某次对武汉大学学生训话时，又深刻地指出：“学问之道，研究愈深，分门愈广，其间关系亦愈密，而有赖于各种基本知识者亦愈显。” [33]正是本着这种“通才教育”的思想和原则，当时的武汉大学规定，凡是学习文科的学生必须选修一门理科课程，反之亦然。

三、王星拱的大学教育思想对新时期拔尖人才培养的启示

一要注重德、智、体等诸方面全面发展。王星拱主张大学生应当德、智、体、群四育综合发展。这告诉我们，我们培养的人才，应该是全面的、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不仅要注重对学生进行智育教育，而且还要注重对学生进行体育、群育等其它方面的教育，使学生全面协调发展。不能过分强调一方面教育而忽视其它方面的教育，应该使各方面教育齐头并进，全面发展。

二要拓宽知识面，注重通才教育。拔尖人才应该具有全面的素质和广博的知识结构。只有掌握了宽广而深厚的基础理论知识、广泛的相关学科知识和精深的专业知识，具备了融会贯通的能力，才能有所发展，有所创新。王星拱主张贯通文理，打破学科界限，实行“通才教育”。因此，学校除了要求学生掌握本学科基础理论知识外，还应当掌握相关学科的知识。在课程设置上，要加宽加厚基础理论课程，开设大量文、理交叉融合的综合课程系列和跨学科课程、讲座。鼓励学生跨学科选修课程，以便拓宽研究视野，从事跨学科的研究，增强学术素养。

三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观念。在终生教育观念上，传统教育忽视离校后的学习与再学习，而王星拱强调终身学习。因此，我们应树立大教育观，通过广泛的宣传和制度的建设，通过资源的整合和社会教育事业的规划，加强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起“学则进，不学则退”的思想观念，树立“学无止境、终身学习”的思想观念，努力形成自学、乐学、好学、善学的良好学习风气。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激烈竞争的需要。

四要注重人格教育与道德教育。王星拱倡导人格教育与道德教育，注重引导学生从点滴的小事做起。例如他曾特别强调学生对待教职员应该讲礼貌的问题。因此，学校应该更新人才培养观念，改变重分数轻德育发展的观念。在人才培养的宗旨上，要注重德才兼备。现在的大学生，一方面，他们有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及自治能力，另一方面处在人格养成的阶段。学校应该把学生的健全的人格成长，列入教育目标，并以具体措施确保贯彻到学校生活中。要重视以德立校和以德树人。对学生既要注重专门知识的传授，又要注重人格教育与道德教育，努力培养品学兼优的人才，使学生既有真才实学，又品德高尚。

五要注重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的培养。从求学的态度上讲，王星拱要求学生“须有切实耐劳苦的精神”[34]，能够专心致志于学问。学术研究是不断超越自我、超越前人的艰苦奋斗的拼搏过程，是一种挑战性的工作，需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艰辛。如果没有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就不可能甘于清苦，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王星拱关于求学的态度告诉我们，一个人成长成才，除了受智力因素影响外，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等非智力因素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学校不仅要注重对学生智力因素的培养，还要注重对学生进行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目的，改变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落后面貌，王星拱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对大学教育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与实践，形成了自己广博、深邃而独特的大学教育思想。他的大学教育思想，对新时期拔尖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程斯辉.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44.

[2][3][4][5]王星拱.大学的任务[J].国立武汉大学周刊，1933（148，149）.

[6]补行开学礼王校长报告[J].国立武汉大学周刊， 1933（175）.

[7]开学典礼校长报告[J].国立武汉大学周刊，1934（209）.

[8][9][10][11]王星拱.努力使武汉大学不愧为全国知识的中心[J].国立武汉大学周刊，1930（13）.

[12][14]王星拱.序[J].国立武汉大学民二三级毕业纪念刊，1934.

[13][16]王星拱.序[M].国立武汉大学第二届毕业纪念册，1933.

[15]校长序[J].国立武汉大学民二四毕业纪念刊，1935.

[17][18][19][20][21][24]体育与其他四育的关系[J].安徽大学校刊，1930（28）.

[22][28]吴骁，程斯辉.功盖珞嘉“一代完人”——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1：195-196，185-186.

[23][27]王星拱.读书的兴趣[J].中兴周刊，1935（77）：6.

[25]上周纪念周校长报告[J].国立武汉大学周刊，1935（254）.

[26][34]王星拱.武汉大学所应当注重的精神[J].国立武汉大学周刊，1933（175）.

[29][30][31]王星拱.求学的态度[J].国立武汉大学周刊，1933（157）.

[32]副校长王星拱演说辞[J].国立武汉大学周刊，1930（66）.

[33]呈为呈请实施国难教育事[Z]//武大1937年成立学生救国会的章程.国立武汉大学档案，1937：46.

（责任编辑钟嘉仪）

作者：潘云成

群育思想哲学论文 篇3：

以儒家精神为纽带共建中国式管理模式

摘要：2012年9月在台湾高雄举办了“2012儒家精神与企业文化”国际研讨会，主要围绕儒家思想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儒家与企业文化建设、日韩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儒家文化的产业化等问题展开研讨。

关键词：儒家精神；企业文化；文化产业

由国际儒学联合会指导，高雄市孔孟学会、义守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高雄道德院主办的“2012儒家精神与企业文化”国际研讨会于2012年9月21日至23日在台湾高雄市义守大学举行，来自海峡两岸、韩国、马来西亚国际儒学界和企业界近15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主旨：藉由儒学界的专家学者与工商企业领袖们之研讨、交流，以促进企业界体现儒家的伦理与道德精神，建构其优质之儒商文化，强化其企业之竞争力及美好之声誉。高雄市孔孟学会理事长方俊吉担任大会主席，义守大学荣誉校长傅胜利、《旺报》社长黄清龙应邀发表专题演讲。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35篇，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研讨。

一、儒家思想与企业的经营管理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应用于企业就可成为企业的经营管理理论。张践探讨了儒家思想与企业的公共关系，他认为大陆现代企业公共关系要发展需要吸收传统儒学的积极因素：仁爱忠恕——公共关系的指导思想，为政以德——树立正确的企业理念，中庸和谐——建立良好公众关系的方法，诚实守信——企业形象美誉度的基石。

有两位台湾学者探讨了儒家的义利观。杜明德认为荀子的“义利两有”之说圆融通达，对商业经营更具有积极意义。赖慧玲认为在当今以工商管理为主的社会里应“利缘义取、财自道生”，实践义与利的平衡之道。

王宏仁分析了儒家思想中的“人本思想”、“和谐观念”、“诚信意识”的内涵与精神对在市场经济中对利益的无限追求所造成的价值与社会秩序失衡的启示。林天祥从宋赋的内容里挖掘有关治道与人的关系的资料，探讨了宋代对人才的选用、改造及对当今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启示。黄雅琦探讨了孟荀管理思维，认为孟子的管理思维偏向价值理性，而荀子偏向于工具理性，二者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各有优点和局限，颇值得现代管理学借鉴。

企业的经营要想有意义、有价值，就需要企业的经营者发扬基本的人道精神。吴铭宏、刘怡廷探讨了儒家领导管理的现代意义，认为领导者除了要具备“分享”与“用人”两大特质之外，能“用心诚敬”、“不骄不吝”、“待人宽厚”及“赢得信任”才是事业成功的基石。黄国良探讨了孔孟学说中的理财智慧，他认为资本主义理财思维进入21世纪后已因人性问题而陷入空前大混乱之中，而孔孟学说的儒家伦理、义利之辨与人际关系法则对个人及公司理财均有新的启示。

金清海在其《儒家思想契合于企业经营发展的现代意义》一文中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21世纪，企业应积极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而儒家中的淑世思想、社会责任、永续经营、稳重策略等皆可用于企业的经营，发挥其积极作用。赖淑谨、李樑坚通过中西方管理哲学应用云端服务对顾客价值的分析认为，“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及“科学管理”等西方管理方式相较于“政治责任”与“文化责任”等中国式管理对中国企业并无太大差异，在引入西方管理方式时应与中国式管理相结合。欧天发阐释了儒家终身学习和群育思想，认为终身学习是能力或认知上的长期经营，群育是人际关系与向心力的广泛培植。这些思想对于企业经营与管理仍有参考价值。

二、儒学与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是企业长期形成的稳定的文化观念和历史传统及特有的经营精神和风格。儒学影响了东亚，对于今天东方的企业文化建设仍有着积极作用。香港孔教学院院长、人称“汤三儒”的汤恩佳根据儒家的精神理念和自己从事商业活动的体会认为，应积极弘扬儒家的“仁者爱人、以义制利、诚实守信、以人为本、以德为重、以和为贵”的精神，建设企业文化。

价值观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张世敏认为儒家思想对儒商的指导意义有两点：一是以“仁”为本的思想，二是“人性善”的思想。林晋士以儒家的诚信观为核心，探讨信的含义与重要性、内在根源、由内而外之开展及其实践时之权变。王长坤认为儒学中的以人为本、以和为贵、见利思义、诚实守信、忠孝精神等思想文化对于大陆家族企业文化建设仍具有积极作用。

杨锦富探讨了王船山《四书训义·论语》论学与企业建构的价值，以《论语》为主题而衍说企业建构之理念，其旨要仍不离于“人”，如管理者以学为基础，以人为目标，则管理有用，组织适宜，人才积极奋进。黄宝珊关注的是企业安身立命的价值观，探寻如何自华人文化传统中寻绎出企业的自处之道，如何在世界的经济体中体现中国传统的文化。

吉广舆对当前台湾的儒家精神和企商文化面临的危机深感忧虑，他从孔门德行中节选出适用现代社会的十种企商交谊方式。其中，人情交谊有七：周全的心态、成全的取舍、贞全的信誉、矜全的原则、和全的认同、损益的标准、内外的真假；事理交谊方式有三：观念的调适、度才的管理、泰然的环境。李金鸯针对先秦义利之辨的讨论，证诸现代企业，寻绎出义利观在现代企业文化中的重要性和为商之道。陆声俊认为解决当代企业道德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修复中华文明的道统，重铸孔孟之道的道德灵魂。

三、日韩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

日韩是儒家文化圈的重要国家。李守爱认为儒学思想传入日本之后，对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江户幕府时期，朱子学成为“官学”。程朱义理之学自朝廷、武士逐渐渗透至民间，朱子学精神“本土化”，提升了全民的文化水准，加快了日本近代化的脚步，“格物穷理”的合理主义思想成为日本接受西洋科学的思想基础，为现代日本的文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业。潘畅和从儒家的视角看中日集团主义，她认为中国由于更多地受惠于自然，因此其集团的构成也更多地遵循了自然法则和普世原则而具开放、流动、散漫、个性化的特点，但由于中国的集团没有建构在理性、理念的基础之上，所以最终形成的是小团体而非大“社会”；而日本的集团作为具体的地域社会，建立在明确的生存功利目的之上，理性地面对人为规则，而且通过时代经营，形成了稳固的集团内部和具体的集团主义精神意识。但由于只关注自己的集团，其集团主义倾向在思想和心理上往往表现为“超越性价值的缺失”而易导致危害他人的后果。

刘金才基于对近世、近代商人伦理建构的考察，探讨了日本商人伦理对儒家思想的吸纳与扬弃。他论析了日本近世儒学不具备催生近代资本主义的功能但却有为近代伦理价值观建构发挥媒介和桥梁作用的性质，而且阐明了近世町人伦理理性地扬弃儒家思想对于建构近代商人伦理的奠基作用。日本在建构近世和近代商人伦理过程中对儒学思想所表现的态度和理性吸纳与扬弃的做法，对我们建构适合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时代要求的新的企业伦理观具有一些有益的启示。

张闰洙以三星集团例，分析了韩国的儒家经营理念与企业精神。他认为以李秉哲为代表的韩国大多数大企业的创始人都把儒家思想推崇为自己的核心思想并基于儒家理念去解释他们的人本主义及经营家族主义。他们根据儒家的理念解释人本主义，把经营家族主义推举为企业的精神。这种企业精神对于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既有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一些消极的因素。崔信一通过代表性企业三星和柳韩金伯利的事例分析韩国企业伦理。他认为韩国企业伦理的历史还比较短暂，创造利润仍是企业经营的理念，因而企业的道德经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企业的社会贡献活动都未能积极展开，带有自愿性社会贡献活动的企业社会责任从制度上或道德上呈现非常薄弱的状态。张钒星提出如何消解在韩国已经执行了几十年的国家主导下的大企业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追求健康的经济发展，是韩国社会必须努力解决的重大课题。他认为矛盾缓解的办法是财阀集团的领导必须感到市场伦理的存在，而儒家的家庭伦理，特别是孝悌之义对于财阀集团的道德自觉具有积极的作用。

四、儒家文化的产业化

儒学作为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具有着丰厚的市场价值和经济价值。何振良探讨了泉州府文庙的当代教育功能和促进文庙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他认为泉州府文庙是东南沿海地区规模最大的文庙建筑群，是弘扬传统文化、实现儒学复兴的一个重要基地。借助于府文庙的静态文物景观、府文庙文物管理处的各项举措，以及依托于府文庙广场举办的各项活动，文庙得以多途径实现其当代教育功能。此外，在新的时期府文庙的教育内容也得到了很大的拓展，它在恢复传统时代的儒学教育功能的同时，也成为其他知识与信息的提供者和传播者。以文化活动活化传统的人文空间可以进一步把府文庙打造为文化旅游景区、闽南民间民俗文化培训和研究中心、创意市集和文化产品研发中心、休闲中心与文化产品销售中心等，这些探索和创意实践对于其他文庙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范正义以泉州天后宫为例，探讨了儒家伦理关系与资本的回报。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泉州天后宫在儒家伦理关系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与台湾及本地宫庙的关系网络给该宫带来了丰厚的社会资本回报。社会资本在惠及宫庙自身的同时，还实现了两个重要的转移。首先，宫庙之间的交往是通过两岸信徒来进行的，儒家伦理关系在给宫庙带来社会资本回报的同时也使两岸信徒受益；其次，信徒在参加宗教活动时是信徒，但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还兼具其他多重身份，这就使得社会资本有了从宗教领域向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转移的可能性，这有利于推动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

“讲学以会友，则道益明；取善以辅仁，则德日进。”本次会议架起了两岸三地沟通的桥梁，大家普遍认为随着大陆的崛起，对儒学的发展与继承已是一种文化的自觉与自信。这次会议以“儒家精神与企业文化”为题，既阐释了儒家经典又与公众生活相联系，可谓功德无量！美中不足的是这次会议虽以“儒家精神与企业文化”为题，但缺乏企业界的回应，对儒学的阐释也多限于内释学，有学者建议大会应提出一种宣言，呼吁企业界的回应。另外，会议论文的题目过于宽泛，交锋不集中。但本次会议是两岸、韩、马国际儒学界对儒学的一次自觉反省，是儒学内释学与外释学相结合的一次有益探索，相信儒学会与其他学科紧密结合，服务于现代社会。

参考文献：

[1]庆正.儒学为纽带 共建中国式管理模式[N].台湾旺报，2012-09-23.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义守大学通识教育研究中心编辑.2012儒家精神与企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义守大学，2012.

（作者单位：王长坤，西安理工大学思政部； 王长军，西安市烟草专卖局）

作者：王长坤　王长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