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经济思想哲学论文

摘要：本文从农业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了道家经济思想和封建小农经济现实的渊源与异同，分别讨论了阶级利益斗争、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经济关系格局、生产技术进步观念等问题。关键词：道家；经济思想；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作为一种生产结构，在我国封建历史上长期存在。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老子经济思想哲学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老子经济思想哲学论文 篇1：

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思想精华承传脉络考

摘要：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精华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一脉承传：以朴素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社会再生产经济活动中改造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世界观；以尧舜之道，作为进行社会再生产活动及变革社会的真理和遵照的规律；以孔子的大同小康论，作为社会经济建设的理想目标；以经济伦理，作为社会再生产和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方法等。

关键词：古代经济思想；朴素的辩证唯物论；尧舜之道；孔子；大同小康论；经济伦理；经济管理方法；中国梦

中共十八大向全国各族人民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并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2049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两大目标。习近平同志号召全国人民凝心聚力，实现“两个一百年”中华民族复兴梦。“中国梦”的提出，是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思想精华的承传为基础的，它表达的是中华民族要对人类有所贡献的凌云壮志。它是由古代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到近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再到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社会发展与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一、中国古代朴素社会经济思想精华的承传

从静态分析，中国古代朴素社会经济思想乃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众贤们在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意识现象或思考。因它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再生产的客观事实，并加以思维、去伪存真而提炼出的科学的对经济社会活动的看法和观点，并被后世所推崇传承的思想精华。从动态上看，一种科学的经济思想一旦产生，就不因它所依赖的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消失，它有相对独立性，而被后世所承传。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任务，就是揭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精华产生发展的规律性，以古为今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思想的精华，从古代到近代，犹如一条红线，一脉相传，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第一，以朴素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社会再生产经济活动中改造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世界观；以科学的“天人合一”思想，顺应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并以其思想指导和进行社会再生产活动。初步认识了改造自然与变革社会的规律，推动了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如治洪水、定九州，兴修水利；以重民、裕民，民为邦本的思想进行社会变革。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中经封建社会到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历了人类社会五个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将承传的中华民族祖先的朴素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而发展到自觉阶段，指导了新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开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而取得了辉煌成果。

第二，以尧舜之道，作为进行社会再生产活动和变革社会的真理和遵照的规律。所谓尧舜之道，是指尧舜二帝的仁义立人品德、经国济民方略的当行之道理。依据孔子所述《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论，汉《淮南子·原道训》和唐代韩愈的《原道》对尧舜之道所承传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在经济上，“天下为公”，生产资料归公有，人民共同劳动，财富平均分配，无阶级剥削，社会成员均有物质生活保障；人际关系上，以仁与义做为立人之道，讲信修睦，相互关爱，“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在政治上，实行禅让民主制度，选贤任能，社会成员自由平等，均有参政权利。

孔子把尧舜之道称之为“大同”：《淮南子·原道训》评介尧舜之道，“一立而万物生矣”，“父无丧子之忧，兄无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妇人不孀。”韩愈不仅著《原道》，倡导从精神到物质都要遵行尧舜之道，而且作《师说》，让教师们担当起传承尧舜之道的历史任务。并要求教师把“传道”作为首要任务，其次才“授业、解惑也”。宋代王安石回答神宗变法图治“以何为先”时就建议宋神宗“应当效法尧、舜，何必学唐太宗所为呢？尧舜之道，选贤任能，而不烦琐”，“使天下之力创造的天下之财为天下人消费”，不准少数人垄断而私吞。宋神宗示谕：“卿可全心全意辅助朕，同舟共济完成这项改革”。于是，王安石便摧抑兼并，开源节流，革除旧习，开创新路。王安石认为不行尧舜之道，不光是“豪党之家”从事兼并，即使“阡陌闾巷之贱人，”[1]任其自由放任，也能发展为兼并势力。近代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都主张“天下为公”，使“耕者有其田”。现代伟人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实行“三大经济纲领”，愿“六亿神州尽舜尧”。由此可见，尧舜之道的经济思想，不仅在古代受人民欢迎，即使到了近现代，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依据尧舜之道的基本内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作为必须遵行的经济规律，沿着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规律，向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奋力迈进！

第三，以孔子的“大同小康”论，作为社会经济建设的理想目标。《礼记·礼运篇》记载，孔子在鲁于12月与宾客到近郊大祭万物的“腊祭”（神农始作腊祭）仪式结束后，游息到鲁门，见门关闭，门两旁悬挂着国家典章以示人，孔子便借此而长叹！深有感慨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具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接着又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孔子的大同小康论，反映着不同的经济基础，体现着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同的经济关系和不同的社会经济管理思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反映着原始社会末期，三皇五帝时生产资料公有制，无阶级剥削；人们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平等互爱，同心协力，共享成果和福利保障；社会管理人员选贤任能，民主禅让；这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是民族联合一统天下的大道理。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为小康。”反映我国进入奴隶制和封建社会，将公天下变为家天下；变为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世袭制了。社会再生产“货力为己”；不过夏、商的奴隶制和西周的封建农权制，土地归王有，实为国有，又分给农民耕种，以劳役地租代耕公田，税租合一，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因此，农民都有份地以维持生存；三代均以礼义治国，故称三代禹、汤、文加之武、成和周公为六君子；由于政治修明，人民康乐，“是谓小康”，仅逊于大同。

因此，孔子的大同小康论，成为后世所向往的理想目标而承传。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之后，封建领主经济变为封建地主经济，田里不鬻变为土地自由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2]广大农民失去土地的生存条件，便揭竿而起，造成社会尖锐矛盾，于是人们向往三王时代井田制或王田制。董仲舒的限田论、王莽的王田论和北魏、隋唐的均田制，都想以夏商周的王田制、小康社会，解决秦汉以来地主阶级与农民的尖锐社会矛盾。到近代，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康有为的《大同书》，都设想以孔子的大同小康思想变革社会，建立“公农”“公工”“公商”，作为社会再生产理想的经济关系。孙中山先生说，三代的井田制，是“我国固有的社会主义者”，“又是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脑际久蕴社会主义精神”，并说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3]为实现其理想，他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这种痛苦，就是要共产。”毛泽东提出，要“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的延续性”，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大同小康是中国人民的理想目标，是民主性的精华，所以被后世一脉相传，并被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予以实践。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实现小康的具体步骤。在20世纪末基本实现小康的基础上，于21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一小康社会是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又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更是承传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大同、小康理想目标的具体体现。

第四，以经济伦理作为社会再生产和经济运行的管理方法。经济伦理，①乃是将伦理对事物固有的气、形质、识别、分类、分辈、阐明其性质和用向及其形成发展规律的基本含义，用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经济活动领域的组织、分工和控制，以理顺经济关系，从而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与经济效益。我国炎帝神农时代就进行了农牧业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社会再生产过程四个环节基本形成。对交换环节，进行时间（日中为市）、地点（部落间）的规定与管理。黄帝时进行了手工业与农业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为交换便利，并创造了度、量、衡；尧管理生产，因人、因地制宜，“水处者渔，定九州，地分等，征贡税；商汤进行了商业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分化出商人为工农业产品交换而服务；周文王将各族人民划分为士、商、农、工四民，并要求四民“业分而专”，只有“业分而专，方可成治，是为和德”；周公进行设官分职，组织管理社会经济；荀子认为“明分使群”是富国之道，救患除祸之法，从理论上阐明了经济伦理管理方法的重要意义。

世界万物都有气、形、质三要素构成。然而“同宇而异体”。[4]无数的植物类、动物类、水产类，形体各异且不论，就人类而言，不仅有民族、形体的不同，就中华民族而论，生长在不同地区，人们的形体也有差异，素质也不一样；教育水平的不同，气质也不相同，但各有其用，为社会实现其价值。因此，“人伦并处”，“无分则争，争则乱，无分是天下大害。”故“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成为管理者“经国济民”的“枢要”之务。

管子传承文王、周公之法，在四民“业分而专”的基础上，又提出“四民分业定居论”，即“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士居间燕清静处，工就官府，商处市井，农就田野。”[5]这样，分业定居，有利于专心务本业，有利于社会再生产和理顺经济关系。

在经济管理思想上，运用经济伦理管理方法，分为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以区别管理范围的差别。如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方法有：老子的“无为而治论”、管子的“轻重论”、司马迁的善因多法论；企业微观管理有范蠡的“农商俱利论”和白圭的“乐观时变论”等等。这都是古代社会经济思想运用经济伦理方法，对社会再生产进行分类管理。在对事物认识、分类、序列的基础上，然后“以类行杂以一行（统）万”，②从而提高生产、工作效率，以促进社会经济和社会再生产的发展。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再生产过程范围的扩大，产品数量的增多，社会分工愈来愈细。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无论是物质生产部门，还是非物质生产部门，都分化出许多新部门、新产业、新行业、新学科、新专业。这些又都需要各类人才的教育和培养，胜任新的工作任务。因此，我国古代经济伦理管理方法，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得到了广泛传承和运用。如：在社会分工上，培养各类技术专业人才，充任不同岗位。定岗位，评职称，“业分而专”，以提高社会再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在人伦辈份上，保护弱势群体，弘扬尊老爱幼光荣传统，制定了《未成年保护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保证社会对儿童的培养教育，使未成年人茁壮成长及老年人老有所养，从而保证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以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在民族关系上，各民族人民共同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经济上互通有无，政治上平等互爱，习俗上宗教信仰自由；在外交上，国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传承古代“五湖四海皆兄弟”的伦理观，进行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制定和平外交路线，以邻为善，以邻为伴；根据世界各国的经济发达程度，国力强弱，划分为“三个世界”，以采取不同的交往政策。这是从经济收入、政治态度识别敌友、分等级、划成分而组织革命力量孤立打击敌人而取得胜利的策略在世界革命中的延伸或运用。这一方法的理论基础，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伦理思想。

二、中国古代朴素社会经济思想精华传承脉络

中国古代朴素社会经济思想精华的传承，首先呈现出由古代朴素社会经济思想向国内外及空想社会主义承传的脉络。根据我国先秦文化典籍记载，在三皇五帝、夏、商、周的社会再生产实践活动中，对中国古代朴素社会经济思想精华的传承脉络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尧、舜、禹、汤、文、武六君王之间，不仅传承其道义，而且指导实践“行其事”。[6]第二阶段，由周公而下，孔子、孟子、荀子为臣之间的传承，而且“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祥”，[6]只是书本说教。第三阶段，先秦诸子思想文化在国内的传承。在秦汉封建地主经济确立后，产生过数次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激起了连绵的农民起义。思想改革家以“尧舜之道”，摧抑豪强，呼声不断。终于在近代“三座大山压榨下产生了”“中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太平天国革命和康有为的《大同书》等变法思想。与此同时，先秦诸子思想传到西方法、英、德等国家，如法国把启蒙思想家魁奈称为中国的孔子；德国黑格尔把中国老子的朴素辩证唯物论，颠倒为唯心辩证法，引发了欧洲文艺复兴和社会变革以及圣西门、欧文等人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

其次，由空想到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由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到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传承的脉络也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法国的社会主义学说，英国的经济学和德国的哲学，由马克思恩格斯传承、创造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揭示了物质世界发展的辩证统一、量定到质变、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两个基本经济规律；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或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水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或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第二阶段，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践行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推翻了沙俄封建统治，创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形成了“苏联模式”。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即根据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链条薄弱环节，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并预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第三阶段，中国传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并传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和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并且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一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共十八大，传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传统社会经济文化思想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坚持和发展“一个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五位一体”——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决心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综上所述，通过对中国古代朴素社会经济思想精华承传与脉络的分析，昭示出：第一，中国先秦文化思想，不仅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也为欧洲带来了资本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文明的曙光，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第二，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源头在中国，由中国古代朴素低级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传到西方，再由西方高级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深蕴着《易经》中深奥的辩证思想。第三，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成功实践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尧舜之道相结合，是人类和平解放的必由之路，是实现《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剥削，实现高级共产主义目标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王临川集》卷八十二.

[2]《汉书·食货志上》.

[3]社会主义之派别与方法[A].赵静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下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3：83.

[4]《荀子·富国》.

[5]《国语·齐语》.

[6]张一农.分配、交换、管理史论[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361.

作者：课题组

老子经济思想哲学论文 篇2：

道家经济思想与封建小农经济的比较分析

摘 要：本文从农业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了道家经济思想和封建小农经济现实的渊源与异同，分别讨论了阶级利益斗争、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经济关系格局、生产技术进步观念等问题。

关键词：道家；经济思想；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作为一种生产结构，在我国封建历史上长期存在。小农经济是拥有小块土地或没有土地的农民，只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不剥削他人的劳动成果，从事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个体生产。道家思想中的理想社会有一定小农经济的特征，很多主张与小农经济的生产结构和特征有着微妙的思想渊源。但他们经济理想中的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并非封建社会现实中的小农经济，造成这种差异与道家学派的哲学观念、阶级背景、未看清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封建社会实质是分不开的。

道家经济思想在我国农业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道家思想的代表者是在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中败落下来的奴隶主贵族阶级，他们失去了往日荣华和剥削他人的权利，怨恨那些在破坏旧制度、旧秩序中起了带头作用的地主阶级，即变革中的政治代表人物。但他们感到自己已无力同这些新的“在位者”较量，只好以隐居避世来表示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因而其政治经济思想更加偏离了封建社会现实。

一、天道自然无欲论与农业生产活动

道家的经济思想以哲学思想为基础，《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同时蕴含着宇宙自然观和社会人生观。道的运动不是使事物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前进，而是周而复始，“复归其根”，这就是“常”，就是“自然”。农业劳动是人与自然相协调的最朴素的生产活动，只有顺应了自然规律，才能从自然的恩惠中取得农产品。农业生产依靠土地和天气的特性，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使人们无时无刻不注意到自然的存在，它的力量之强大，不可违背。因此，道家思想主张人类生产活动绝对要以农业为主，只有在农业生产中才能保持天性、顺应天道。

在消费观念上，道家思想主张知足和寡欲。道之自然是“真”和“朴”的，反对一切贪欲，如果欲望超出了最简单、最原始的生活需要，就不能保持真、朴，净化心灵。在这样的“崇俭”和反对纵欲的思想下，农业作为人类满足衣食等基本欲望的生产活动只提供基本的消费品，理应是唯一的经济活动。道家拒绝社会产品的多样化，反对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国历代封建帝王大多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百姓坚定的“重土”情节， 以及千百年来中國超稳定农业社会的现实，都证明了农业生产活动对我国封建社会的重要性，但各阶级对土地、对农业的重视甚至崇拜并非出于道家思想倡导的天道、自然、无欲论，反而恰恰把土地看作政治统治的基础工具、财富的象征和纵欲的物质依靠。

二、“无生有”与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制

人为其身所累，为“有”而争，由于事物向相反方向运动，没有人可以在“争”中永远获利，只能带来混乱与利益损害。老子指斥私利之害，因为在生产关系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人剥削人的情况下，一些人获得物质财富，必对不能获得者有害。他盼望能够出现“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的局面。

胡寄窗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揭示了“无生有”与道家思想反对私有制的内在联系：老子主张“生而不有，为而不伊。”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但不占有生产资料及其产品。他们所以反对私有制，是因为私有观念存在，不能使人“见素抱朴”。但老子并不绝对否认私人利益，人们可以以不私有作为手段得到私有的结果。这是集体的利益优先于个体的利益，个体自亦在其中矣。

然而道家思想这种对私有制的独特解释，并不属于道家经济思想体系的必要部分。因为他们尽力阐释“无”可以达到“有”的结果，是在劝说新兴地主阶级不要极度扩张。而道家的至高境界是无欲，“有”的结果并不重要。可见他们没有完全遁世，还存有挽回社会现实的幻想。

在唐中叶以前，中央还有力控制土地兼并，均田的小农经济生产结构成为中央抑制地方势力的统治工具。尽管小农表面上拥有土地使用权和部分买卖权，但实际上是国家所有，因为行政势力完全可以干涉控制小农的土地，随时可以将其没收。此时，在广大小农阶级内部，可以说比较接近道家理想中的所有制。可是一旦中央统治者竭泽而渔，狂征暴敛，土地为其私有的性质便会凸现，道家理想式的公有只是个伪装。后来皇权无力控制地主土地兼并时，地主经济占主导，私利和私有制的相互强化彻底打碎了公有的幻想。

三、小国寡民理想勾画出的小农经济图景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者死不相注来。”这样的社会特征可以归结为两点：封闭性和落后性。

小农经济具有离散性和封闭性，这一点与小国寡民的社会图景是一致的。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在生活消费品上自给自足，很少发生交换关系，社会分工极不发达。但这种需求和产品上的单一绝非道家哲学理想中的自觉式的寡欲所致，而是社会生产力所限，并且小农经济的封闭性正在自我强化，很难有冲破这种格局的动力。

落后性是小国寡民图景的另一特点，生产力极其低下，拒绝生产工具的发明改进，没有交换关系，也没有交通关系，没有战争。然而现实中的封建小农经济生产格局恰是各方利益斗争的过程，小农在统治者集权统治、重农抑商、豪强土地兼并、自然灾害的作用下被迫选择这种生产方式，它还在宗法制和重土思想下强化。小农们在夹缝中生存，会努力保护自己家族内部的利益，当先进的生产工具出现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投入使用，以丰富家庭产品，改善生存条件，“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只是幻想罢了。

四、反进步观与真实世界中小农经济的脆弱性

老子认为“民乡秘器，国家泼昏，人乡技巧，奇物滋起。”他的反进步观不但没有唤起民间在对“道”的崇拜作用下拒绝新工艺，反而在封建统治者的别有用心下，成为了愚民政策的思想建议。正如上所说，落后性绝非小农的意愿。因为落后性必然伴随脆弱性，过于消极地面对自然经常使他们颗粒无收，食不果腹。现实说明落后的原因是缺乏改进工艺、加强分工及交换的制度条件和初始的物质条件。

五、无为政治经济思想与小农社会格局

赵靖先生在他的著作中谈到：道家的“无为而治”，在经济政策和管理方面表现为自由放任主义的思想和模式。自由放任主义在中国经济思想史虽然不占支配地位，但是，放任主义与干涉主义的斗争贯穿整个封建社会，几乎在一切重大的经济决策问题上都表现出来。战乱年代后形成的统一王朝大多会采取“与民休息”的安民政策，同时限制、削弱地方势力。较开明的君主会发现这种所谓的“无为之治”下的小农经济社会格局可以带来社会的繁荣。然而随着君王换代官僚集权以及社会兴盛诱使出的贪欲爆发，中央政治危机和地主经济的侵蚀会破坏安定的局面，农民起义现象普遍。

封建社会的内在机制是，统治者在背后设定好制约其反对势力同时限制百姓的内在制度力量，在“无为”的掩饰下坐享小农格局下的安定与兴盛。地主阶级随时伺机挑战这种格局，企图建立自己控制下的农业经济，斗争的结果是朝代的变更，王权易主，然而从长期的意义上讲，小农经济格局在封建社会是具有稳定性的。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思想史》.胡寄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著选》.赵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4]《农业经济学》.孔祥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作者：吴洁

老子经济思想哲学论文 篇3：

老子的中观哲学

内容摘要迄今为止，我们的社会结构都是建立在如何满足人们对于物质追求这一平台之上的，而作为社会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经济学。更是如何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的物质财富作为其理论归宿。尽管注重经济发展的社会发展模式会给我们带来物质的极大满足与富裕，但单纯出于经济考量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战略却也给今日的人类社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恶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理应从老子的中观哲学中吸取生活的智慧。老子的中观哲学教导我们：凡事要把握“度”。简单的是最好的；对于人类生存来说，生命质量与生活意义的考量是最重要的。老子的这种中观哲学思想对于当代人类社会价值的重建以及新的社会发展模式的建立，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　老子中观哲学　当代人类生存困境人类社会价值的重建

作　者　胡伟希，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100084)

老子中观哲学的涵义

在世人心目中，老子哲学是消极避世的；其对于社会文明的发展，也以一种消极的眼光看待，即反对物质的进步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实，这只是老子思想的表象。就是这种表面上对抗文明进步的说法后面，却包含着对于人类美好生活应当是什么的美好憧憬。而为了实现这种人类的美好理想，老子并不主张取消人类的物质文明，更不反对经济的发展，毋宁说，他要将人类的经济发展与物质文明导入一个更广泛的人类社会理想蓝图之中。换言之，对于老子来说，经济发展与物质文明只是实现人类总体福祉的手段与途径之一，它并不是人类幸福本身。要了解这点，必须从老子心目中的道到底是什么说起。

长久以来，老子的道被当作一个形而上学的观念。对《老子》中的道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加以诠释与解读有其必要，这说明老子心目中的道有其超越性与理想性，不是任何现实中的事物。然而，假如认为道仅仅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则犯了将老子思想形而上学化的错误。老子的道首先是一个生活世界的概念。所谓生活世界，是指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现实世界，这个生活世界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人们去面对与思考，其中更有人类生存所面临的根本性悖论，需要从哲学上来予以回答与化解。老子哲学首先是对这样一种人生根本困境的应答，这种应答集中体现于其对于道的言说中。

依老子之见，人类生活应当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他称之为“道”。老子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首先坚持道的理想性；然而，作为一位智者，他又深刻地意识到道的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的严重对立。因此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话的意思是说：人类的社会生活应当是理想的，但现实中人类的生活却并非那么理想，并且与理想的境界有着极大距离。然而，老子作为一位思想深邃的哲学家，他不仅看到这种对立，并且还认识到这种对立有其不得不然。换言之，这种对立本身就是人类生活的本相。它们共同构建起人类生活。由于作为理想性的人类生活总是一种理想，它无法在现实中实现，因此，老子用“无”来指称；而现实的人类生活总是现存的实有，故老子用“有”之一词来表达。老子将“无名”与“有名”同视之为人类生活得以展开的两种因素，它们相当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形式因(“有”)与质料因(“无”)。因此他说：“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它们两者相反相成，都代表道的某一个方面：“故恒无欲，以观其妙；恒有欲，以观其所徼。”“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当中，“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徼”两句如何断句，是理解老子思想之主旨，以及将老子思想如何定位的关键。过去，人们常将“无”与后面的字句断开，说成是“故恒无，欲以观其妙；恒有，欲以观其徼”。这样断开的话，将老子的道解释为本体论的道便顺理成章。其实，从意思上看，假如将“无欲”、“有欲”这两个词语分别从中间断开以后，这两句话从含义上会显得多余，只成了前两句话(“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的修饰语。但假如我们视老子书中这第一章为全书的总纲的话，那么，不将“无欲”、“有欲”两句断开，则更为符合老子全书想要表达的题旨。综观后面各章，老子关于道的论述重点放在如何解决人类生存面临的深刻悖论，即“有欲”与“无欲”的对抗这个问题上。从这点上说，《老子》首先不是形而上学，而是一本言说人类面临的种种生存困境，以及如何走出这种困境的智慧之书。

从《老子》的文本可以看到，第二章开始直到全书而终，这本书扣紧的是这样一个中心话题：人类的一切生存困境，都是由“有欲”引起的；因此，要走出人类生存的困局，惟有克制与消除人类的不合理欲望，而回复到人类原初的无欲状态。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老子》的论述从如下这几个方面展开。

其一，无欲是人类生存的原初状态。这里的原始状态包含两种意思：一是从历史的起点来说的，即人类的文明之初，甚至在文明之前，是生活在一种“无欲”的状态；一是从逻辑上来说的，即有欲是由无欲产生的，无欲在逻辑上先于有欲。假如说，在前一种意义上说，从无欲到有欲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的话，那么，老子对于这种人类文明的发生与发展，是取批判态度的；而从后一种意义上说，既然无欲本是人类的本然状态，那么，老子认为：人类的生活是应当返朴归真，最后又回复到其初始状态的。问题在于：既然无论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抑或从逻辑的角度来说，无欲都是最早发生的，那么，有什么根据说：人类的生活应当返回到原初状态才是“合理”的呢?

这里，涉及到老子对于历史发展的理解。老子认为，任何事物的运动变化，都离不开否定辩证法。所谓否定辩证法，也就是“反者道之动”，按照通俗的理解，就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走向其反面。老子正是从这种否定辩证法的眼光来看待人类文明的进程的。他说：“夫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这句话，并不是对于礼，的笼统批判与愤懑，而是从人类文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对于礼的产生的一种解释，即礼的产生是人类从无欲到有欲的过程，而礼产生以后，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包括盗贼等等也应运而生。

就思想的逻辑行程而言，老子认为，没有无欲，也就没有有欲。有欲是与无欲相立的。这也就是说：到底什么是有欲，取决于要知道什么是无欲。为何如此，而不是反过来：要知道无欲，先要理解有欲?这是因为从思维的逻辑看，任何事物的变化、发生，都是从简单到复杂的，故对思想观念的分析才应当遵循从简单到复杂的次序，才容易理解，并且符合思维的逻辑。正因为如此，老子才会用一定的篇幅，讨论诸如“有生于无”这样的问题。表面上看，有生于无是形而上学问题，其实，这种形而上学问题是由老子关心的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有欲与无欲的关系问题而引发的。

按照老子的否定辩证法，虽然有欲产生于无欲，但它不会是事情的终点，有欲终归会返回到无欲。问题在于：返回到无欲状态之后，事物是否会按照否定辩证法的方式

运动，又再来一个“从无欲到有欲”的过程呢?按照彻底的否定辩证法，应当是会的；但即使这样，这也是一个不同于前一个否定，它是在更高一个层次上的否定之否定。而按照老子的辩证思维，他既然将无欲设定为人类文明发生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那么，无论经过多少个否定之否定，其否定的最终结果或形式，只能是最初的无欲。这也提示我们：从有欲返回到无欲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它事实上是一个无限循环的历史过程。

其二，对现存人类有欲文明的批判。综观老子，对人类有欲文明的批判构成全书的重点。作为一本言说人类生存困境的书来说，这是顺理成章的。在老子看来，人类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困局，无一不由欲引起；因此，要解决人类生存困境的问题，唯一的出路在于“去欲”。老子对欲的批判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欲是对美好人性的背离。作为一位理想主义者，老子对于美好人性有着充分的憧憬。在他心目中，美好的人性是像初生婴儿那样的一种状态，他称之为“朴”：“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恒德乃足，复归于朴。”然而，自从人类有了欲望以后，将对物的追求视之为最高的价值，甚至溢之为“美”，人的本性就开始了它的异化：“朴散则为器”。老子对这种异化了的人性加以剖析，指出它不是人的真实本然状态，而是一种丑陋或丑恶：“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

其次，老子认为，欲望的产生给人带来无限的烦恼甚至痛苦。他说，人们追求欲望往往是出于一种要满足的希望，但这种追求欲望的冲动老是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一旦原来的欲望暂时满足了，马上又会产生新的欲望；从而，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失望。人类就这样老是处于追求欲望而又得不到满足的痛苦状态之中：“五色使人目盲，五音使人耳聋，五味使人口爽，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行妨。”

再次，欲望的追求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老子以愤懑的口吻指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意思是说：像行为狡诈、道德虚伪、国家昏乱等等这些社会现象，都是因为人们违背了“道”的结果；虽然有人提倡仁义、孝慈、忠节之类，但这些做法都只治标不治本，从根本上说于事无补。

此外，人类追求欲望的冲动假如不加以限制，最后将危及到人类的自身。老子说：“大道甚夷，而人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道德凌迟了，纲纪废除了，经济破坏了，人们还骄奢淫逸，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整个社会也就从此走向崩溃了，这哪里还是一个“道”的世界啊!

除了从人道的角度剖析纵欲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之外，作为一位有着形上兴趣的哲学家，老子还指出：有欲从根本上说违背了天道。按照老子的哲学，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道与自然是讲究无为的，可是，人类对于欲望的追求偏偏违背了天道这一原理。因此，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句话不是说天地不关心人类的幸福，圣人不关心百姓的生活，而是说：天地之关心人类以及圣人之关心百姓，都出于其本然的天性，而不会去刻意为之。更不会去鼓励与刺激人们的种种欲望。所以，他又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夫唯不争，故无尤。”

其三，老子不满足于仅仅对现实中人类追求物欲的行为作批判，作为一名关心人类命运的思想家，他还要为人类走出这种困境指出一条出路。老子意识到：从人类历史的进化来看，人类追求欲望有其不得不然，它涉及到对于现实人的生存处境的看法问题。康德认为：现实中的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所谓理性存在，是指人有追求超越的理想性的一面；所谓有限性，是指现实中的人也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无限于自然因果律的限制。而追求欲望的满足，就是人类受限于自然因果律的表现：只要他是人，他就有追求物欲的满足这一生物性的冲动。这样看来，人之追求物欲的满足，不仅有其不然，而且是人之所以成为现实的人的一种条件。换言之，凡现实中的人都必然会有追求欲望的满足这一冲动，而且他的这一欲望还必须得到满足，否则他不是人而只是神，或者他就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只是抽象的理想的人。

这样看来，要使人类走出现实的困局，并非只是简单地要人们放弃对于物欲的追求，而是将这种对于物欲的追求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使其不至于危害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为此，老子提出一条中道的解决办法。所谓中道的办法，是既承认人追求欲望的满足的合理性，但同时也要看到它的危害性与不合理性，然后兼顾到这种合理性与不合理性，予以一种折中、调和的解决。这种调和、折中的办法并非是最好的，但却是在现实处境中可行的，是兼顾了人的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这种中道式的解决办法，老子用一句话作了简明的表达：“和其光，同其尘”。

看来，所谓和其光、同其尘，就是将理想与现实加以折中，它最后求得的是一种中观的结局。老子以主要或者大量的篇幅，谈的就是这种如何和其光与同其尘的方法：“和日常，知和日明。益生日祥，心使气日强。物壮则老，谓之不老。不道早已。”这也难怪，老子书中还有不少篇幅，谈到有与无的相生相倚关系。假如离开了有，无就不成其为无；假如没有了无，有就是纯有，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尽管在现实中，无与有似乎存在着不和调和的对立，但处理得好，它们之间就不仅仅是对立的关系，而且还会是一种相互补充与支持的关系。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伤人也；非其神不伤人也，圣人亦弗伤也。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其四，简单的是最好的。所谓折中或调和不是简单的混合与凑合，而是有其原则的，这就是“以无为体，以有为用”。换言之，在无与有的关系中，有是受无的限制与被决定的，而有则是无的体现与表现形式。无是什么呢?就人生哲学与社会哲学而言，无就是简单、无为。老子在两个不同地方解释了无的这种意义：朴；无为而无不为。所谓朴，并非是一无所有，而是指事物处于简单、朴素的状态。在另一个地方，老子又将这种朴素比喻为婴儿状态。现实中的人不可能是婴儿，这种返回婴儿状态是就精神层面而言的。就是说，只要你保持着一种婴儿的精神或童心，你就可以去做任何事物。这正如庄子与后来禅宗所说的“担水檗柴，皆是妙道”一般。所谓无为而无不为，也并非要人们什么事物都不做，而只是说，当做这些世俗的事务过程中，不用太急功近利，不要太有心机，而是保持一种凡事都放得开的“无为”心态。为什么凡事都要放得开呢?这是因为在老子看来，任何现实生活中的俗事俗行，其实都仅仅是一种谋生之道，是为了维持作为个体与群体的人类之肉体之躯的需要。但在老子看来，人类的真正存在是精神性的。既然人主要是作为精神性的存在，但又离开肉体之躯，那么，我们就还是把肉体之躯的需要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只要能维持这种肉体之躯就行了，何必去追求超出维持肉体需要的其他物欲呢。这里，老子提

出了一个维持肉体需要的原则，即维持肉体的物质需求其实可以很简单，即肉体需要的低度生存就可以了；反过来，人类需要去追求与满足的精神性需要却是无限丰富与高度的，因为它是道。故而，老子认为：人的欲望其实应当有两个层面：一是物质方面的，一是精神方面。老子主张对前者的追求应当是无限的，因为对道的追求本身就是一个无限的过程，无法从根本上满足；相反，对后者的追求应当是有限或有边界的，而且对它的追求不应当妨碍对道的追求。

其五，“反之道之动”的危机意识。对于老子，反者道之动不仅是本体论与事物运动的辩证法，而且是解决人类生存困境的方法论原则。老子意识到，任何事物都是按照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在运动与变化，人类对于物质欲望的追求也如此。因此，人类这种追求物质欲望的行为发展到一定地步，必然走向反面，向放弃物欲的方向回归。老子对于人类会回归自然朴素的可能持一种乐观主义的看法。然而，这不排除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老子：看来，当事物的发展尚未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不必去揠苗助长。强迫事物向某个方向转变；一旦时机成熟，则应当因时制宜，因势利导，促进事物的转化。从这方面说，：老子所谓的反者道之动，表明了一种危机意识：当事物应当转化的时候，而不因势利导去促使其转化，事物将又走向反面。彻底地否定自己；同时，当事物处于低潮或不利的时候，也意味着它转化的开始，关键在于把握住转化之机。老子所说的“祸兮福所伏，福兮祸所倚”就是这个道理。

问题在于，事物转化的临界点到底在哪里呢?老子认为，任何事物开始向相反方向转化，都有其前兆，关键在于把握住其先机。假如错过了或放弃了这种先机，则会出现祸害。故他说：“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意思是说：事物到了该转化的时候，就要促使其转化；假如错过了这个时机，则事物又会向另一个方向变化。可见，老子的反者道之动既强调事物的转化有其必然，但同时也承认这种转化离不开一定的条件；而对于人事来说，这种主观的努力其实相当重要。

其六，对度的把握。根据反者道之动的原理，事物总是不断地否定自身，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但转化的结果并不走向极端。换言之，任何事物都由正反两个方面组成，因此，所谓转化只是说事物的本质规定由原来的一个方面改由后来的一个方面所决定。但作为对立的两个方面，正反方面都仍然存在；假如由一个方面完全取代了或置换了另一个方面，由于事物内部缺少了对立面，它也就将失去再转化的动力。因此，把握住事物发展的度，不让一方完全消灭另一方，使对立的双方保持一种适度的平衡，这才是老子中观哲学的实质。这种对于度的把握，老子称之为中。他说：“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意思是说：让事物老处于不断变动中，不如把握于中之道。“至虚，恒也；守中，笃也。”意思是说：凡事要留有余地，紧紧地把握住中道，才是最稳当的。老子这种守中，是在动态的变化过程中的守中，而不是固定于某一点的守中。总之，在老子看来，在事物的变化过程之中，牢牢地掌握住其中，不让一方把另一方完全消灭，事物就会保持其强盛的生命力，才能永远地发展与不断地否定自己。老子关于欲望的看法也如此。

从老子的中观哲学看当代社会价值的重建

综观老子全书，它谈论的是这样一个主题，即人类欲望之形成以及如何将欲望保持在一定限度与范围。它既考察了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的人类其欲望之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揭示出这种欲望过度膨胀给人类自身带来的危害，并且提出了一种克制人类欲望过度发达的矛盾化解之道。老子这种试图在人类生活的有欲与无欲之间加以平衡的观点，可以称之为一种中观的哲学。这种中观哲学对于生活于今天的我们人类来说，依然十分重要。

较之老子的时代，人类的今天处于生产力极度发展。物质财富也极大丰富的时代。可以说，今天人类的财富以及征服自然的能力，是老子无论如何都难以想象的。然而，人类的社会财富空前地增加了，人们的物质欲望非但没有得到满足，却反倒激起人们想要攫取更多物质财富的欲望；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了，但是，人类的征服欲没有得到遏止，反倒激发起它更大的征服自然的愿望。唯其如此，我们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面I临着老子提出的欲望之危机与冲突的问题。也就是说，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着人类欲望之膨胀给其自身生存造成严重伤害的危机。诸如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能源危机、人类道德意识的瓦解，以及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都市犯罪率的增加，等等，都无不与人类欲望之膨胀到极点有关。在这种情况下，老子关于人类欲望的看法，不啻是关于今天人类之生存境况的一种预言。人类今天面对的生存困境是如此深重，要摆脱这种困局，舍取老子的中观哲学吸取智慧之外，似乎尚无其他更好途径。老子的中观哲学启示我们：

第一，要重新厘定人类生存质量与生命价值的观念。长久以来，人类以物质财富之多少来衡量人类生存的质量，并进而以其来测定生命的价值。在这种意义上，人类的文明进化史被描写成一部物质文明的进化史。不仅如此，人类的种种精神文化，包括学术文化，都致力于增进人类的物质财富这一目的，或者去极力讴歌人类的这种物质文明。例如，政治科学的任务被理解为是为了论证与设计出一种制度，以使人们能自由地和尽可能合理地去获取物质富裕(所谓“分配的正义”)，伦理学则教导人们在追求物质幸福的过程中如何地去遵守规则。至于经济学，更是被人们誉之为一门如何增进物质财富的学问。总之，近代以来，不仅各种自然科学与技术，而且连社会科学，都是以如何使人类尽可能地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为目的。而这种对于物质财富的获取，又是建立在征服自然与榨取自然的基础上的。人类的这种获得物质财富的愿望发展到极致，竟使哲学也加入了这一合唱。如果说古典的哲学是形而上学的话，那么，近代以来的哲学则以认识论取代了形而上学，成为第一哲学。而所谓认识论，就是研究人们如何去认识自然，进而去利用与征服自然的学问。在西方近代，这种哲学精神最鲜明地体现在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句话中。

然而，一旦将人类的追求物质欲望的愿望无限合法化，并且从哲学上加以辩护，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实在是难以估量。也许，在近代以前，由于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还不太强大，而且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以及科学技术的落后，人类还经常受到各种自然盲目力量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合理地宣扬“人定胜天”，以及发展以利用与改造自然为目的的自然科学，以及增长物质财富的学问，是可取的。然而，当人类发展到今天，在物质财富已经空前增加，人类征服与利用自然的能力与方法已极大提高，尤其是当人类已经掌握了征服自然的强大工具，且自然已经葡伏于人类的脚下时，是应当很好地反省人类自身的生命形态以及生存质量了。应该说，在历史上，人类为了能存活下来，曾经不得不大力发展生产力和以自然作为征服对象，而且这种对自然的征服活动曾长久地支配着人类的历

史与生命的话，那么，在今天，是该对此好好地进行反省了。难道说，人类的生命价值仅仅体现为对于自然的征服，以及对于物质财富的无穷无尽的榨取?老子学说告诉我们：人除了有衣食住行的需要之外，还有其他各种需要，尤其是有各种各样的精神性的需要。而后者，就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获得就可以满足的。按照老子的说法，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不仅不应当以自然为敌，而且应当效法自然那样去活。而所谓效法自然去活，就是“天地并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也就是说：人固然是目的，自然也是目的。而从老子思想来说，人是目的与自然是目的本来就是相合的，人本来就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旦确立起如此的人类生命观，我们看到，人与自然将不再会成为敌人而成为朋友。而这种人与自然的朋友关系，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再将自然作为供人类榨取财富的对象，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本性上克服我们无限的物质欲望。

第二，要认识到简单的是最好的。其实，要我们人类完全地放弃物质财富以及完全克服物欲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达到的。明智的做法是重新认识生命的价值，在追求物质财富与生命的自我实现之间建立起某种和谐联系，即将物质财富视之为我们人类完美自身、充实自身、提升自身的条件，而不是生命的全部内容。换言之，对于生命价值的实现来说，物质财富只是手段与工具。一旦如此认识，可以看到，人类需要维持与延续肉体生命的物质资料其实是不多的。在今天，人类积累的社会物质财富早已超过了人类自身需要的水平。换言之，我们人类今天在从事物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出了人类自身生存的“必需”，而纯粹是为了满足“欲望”。而按照老子的观点，人类的欲求一旦超出了人类的基本需要，它就无助于人类生命质量的提高，反倒成为人类痛苦的根源，也成为各种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因此，从人类生命质量的提升出发，也从解决与防止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出发，就消极意义而言，人类应当克制自身无限制的物质欲望；而就积极意义言之，则应当树立一种正确、全新的看待物质财富的观念，即“简单的是最好的”。所谓简单的是最好的，也即老子所说的“朴”。

第三，要把握历史机遇，及时提出人类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按照老子的否定辩证法，人类的历史必得经过一个由原始的、没有或者很少物质欲望的阶段，发展到追求物质欲望甚至拼命追求物质欲望的阶段，然后才能回归到人类最初的朴的状态。假如说在人类的物质财富还不能满足人类物质生存，或者社会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就提出人类要节制自身的物质欲望，这只能是一个梦想，而且也是不切实际的。但今天，人类从总体上说，已经走出了物质匮乏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不仅无须以拼命追求物质欲望作为其生命的内容，而且应当尽量地克制自己的无限制的物欲。所谓克服人类自身的无限度的物欲，不仅仅是一个道德人心的问题，也不纯粹是一个思想观念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社会结构的调整，以及建立新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战略的问题。

迄今为止，我们的社会结构都以建立在如何满足人们对于物质追求这一平台之上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各部门的设制、其职能的安排，等等，都是围绕如何满足社会上人们有利于发展社会经济，以及分配社会财富这一坐标来建立的。而作为社会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经济学，更是建立在如何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的物质财富这一基础上的。比如说：作为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成本、利润、价值，等等，都是以物质财富作为计算单位的。而且，无论是我们的生存环境，还是我们的社会人际网络，乃至于我们观察与考虑社会与经济问题的方式与学术规范，等等，也都是建立在以社会物质财富作为基本计算与考量单位的基础上的。或者说，迄今为止，物质财富的计算成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中轴原理。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让人们摆脱对于物质财富的追逐委实不易。为改变人类的这种追逐取向，必须从我们人类的社会生态环境，直到经济学理论的构成，都来一番变革。而在这种种社会性变革之中，社会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制定最为关键。何以言之?因为人类社会是人类对于自身的一种设计；而愈是到近现代，理性在人类设计自身过程中的作用愈益增大。今天，我们理应认识到人类要改进社会环境的迫切性与严峻性。要认识到：人类面临的种种生态问题、能源问题，乃至于人类的道德问题，等等，都已到了迫在眉睫，非：加以正视与改变不可的时候了。而对于人类面临的这种种问题的解决，首先要纳入我们对于社会与经济的总体思考中去。换言之，我们应当制定出一种适合于当今已经变化了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环境的新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战略。而这种新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战略的建立，无疑也应当从老子的中观哲学中吸取思想灵感。

编辑秦维宪

作者：胡伟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