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哲学思想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具备极强的开放性，不但为马克思生态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还为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化解指明了具体的方向，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本文就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时代价值进行了探讨。
第一篇：哲学思想论文范文
浅论卢梭哲学思想
摘要 卢梭是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如何看待及评价卢梭的哲学思想，一直是学术界真论的话题。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对其自然哲学、感觉经验论等哲学思想进行梳理及提炼，以便能正确客观评价卢梭哲学观点。
关键词 卢梭 自然哲学 感觉经验论
在西方哲学史教材和论著中，几乎都会谈到卢梭。通常的处理方式， 是把他作为一位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家来论述， 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却很少论及他的哲学观点， 好像这方面没有多少可探讨的地方。少数论著涉及这方面时， 则认为卢梭在哲学上比法国唯物主义要落后。这样， 卢梭在哲学上就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了 。对于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否妥当， 似乎还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卢梭既没有系统的哲学专著，也未曾建立经过系统论证的哲学体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不是一个大哲学家而且也不想做大哲学家” 。 他在早期甚至斥责哲学家们的争论不过是“一群江湖骗子”的“喊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对卢梭哲学思想的探讨和研究。应该说，卢梭不只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正如德国启蒙思想家莱辛所赞誉的那样，卢梭“处处显示出是个具有卓识的哲学家”。他不仅在自己的社会历史观和政治学说中阐述了不少的内容深刻的哲学观点，并且还在他的论教育名著《爱弥尔》的‘信仰自由——一个萨瓦省牧师述’中以散文的形式表达了他的哲学思想 。罗素在谈到卢梭的哲学思想时也说：“卢梭虽然是个十八世纪法语意义上的philosophe（哲人），却不是现在所说‘哲学家’那种人。然而，他对哲学也如同对文学、趣味、风尚和政治一样起了有力的影响。” 那么卢梭的哲学思想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一
十八世纪的法国主要流行唯物主义，卢梭与他们一样也是把大自然作为其哲学思想的出发点。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卢梭受孔狄亚克的影响，他也赞同感觉主义认识论。在《爱弥尔》第四卷里面，卢梭以大量的手笔探讨感觉主义认识论思想。“我存在着，我有感官，我通过我的感官而有所感受。这就是打动我的心弦使我不得不接受的第一个真理。”感觉是在我内部进行的，所以感觉使我知道自己的存在。“不过它们产生的原因是在我的身外，因为不论我接受与否，它们都要影响我，而且，他们的产生和消灭全都不由我做主。这样一来，我就清清楚楚的认识到我身内的感觉和它们产生的原因（即我身外的客体）并不是同一个东西”。 卢梭从“我感故在”（如果说笛卡尔由“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原理推演出比“我”更完满的存在即上帝的话）的第一原理引申出了“我”之外并决定着“我的感觉”的另一个实体，即物质。“我把我所感觉到的在我身外对我的感官发生作用的东西都称为‘物质’。” 物质作为自然世界的最小颗粒，按一定的形式组成各式各样的物体。物体的基本特性是广延（即占有空间），它具有客观实在性，它是与我们的思想不同的另一个实体。“实体”这个词在卢梭那里是意谓这一切事物背后的原因，是一种终极的实在。“这样一来就抹杀了唯心论者和唯物论者争论的意义”。这里说明了两点：一方面，物质和性质不可分割的，它即是它而不是别的东西。另一方面，物质和精神这两种性质是对抗性的。“可感觉的部分是延伸的，但是有感觉的存在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它是不能划分的，它要么就是一个完整想整体，否则就根本不存在，所以，有感觉的存在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 在卢梭看来，生命就是可感觉的存在和有感觉的存在的统一。所以，死去就是二者的分離。
通过卢梭对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的理解和界定，足以说明他的本体论思想具有明显的二元论色彩。然而，卢梭为何陷入二元论？除了他自身思想的原因外，想必是与他反对同时代的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有关。卢对于他们强调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以及世界万事万物是有物质颗粒构成，精神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的观点。他主张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是相互对立的二元论。而对于他们宣扬的物质进化论思想，卢梭批判到：“从僵死的、惰性的物质颗粒中绝不可能产生出感觉和思想的能力”，“化合和偶合只能产生和化合元素性质相同的产物，组织和生绝不是有一个原子的喷射而产生的，化学家在制造化合物的时候，决不能使那些化合物在坩埚里有所感觉和思想” 。
二
卢梭关于运动的思想和解释，使我们可以看到有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机械痕迹。他认为在我们自身之外的自然界是属于被动的，原因在于物质本身没有运动的能力，它需要借助外力的作用。卢梭把这样的运动分为：一是因他物的影响而发生的运动；二是自发的或随意的运动。第一种运动的动因是在于物体之外，例如钟表的运动及液体的运动，倘若没有外力的作用，它们就没有运动的可能性。第二种运动的动因在于物体之内发生，即自发的。那么怎样的物体属于自发运动的呢？动物是否算呢？卢梭认为这是不知道的，不过，可以用类推的方法判断它是自发的。除此之外人的运动算是自发的，否则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物都没有任何自发性。然而这种能力不是来自于事物本身，而是来自于寓于物体之中的“精神”或“意志”。“如果你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告诉你，我之所以知道，是由于我感觉到它。我想运动我的胳膊我就可以运动它，这里除了我的意志之外，就不需要任何的直接原因” 。此外，卢梭还对莱布尼茨“单子论”理论及其与此相关的玩物有灵论思想进行批判。“如果说每一个基本的原子都是一个有感觉的的存在，那么，我怎样才能理解两个存在之间赖以互相感触，从而是两个“我”混而为一的内在联系呢？”
像牛顿设定“第一推动力”原因一样，既然自然界之中的物体运动是被一个外力多推动，那么我们就必然要对这种机械运动系列寻找一个终极的动因。对此，卢梭认为，整个宇宙按一定法则而井然有序、匀速的运动着，它没有像人和动物那样自发运动的自由。然而，内心信念使我感觉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推动着它，即上帝。是它使宇宙运动充满着无以伦比的和谐。
三
卢梭在认识论上是一个经验论者，在这方面卢梭是受洛克等英国经验论哲学家的影响的。这种影响不仅是在政治思想上，而且在认识论方面也吸收了很多见解。首先，在感觉对象的客观性和主客观性之间的反应关系等问题上，卢梭和洛克一样坚持认为，在我们的身外存在着一个独立的物质世界，它的生成、发展、灭亡都不依赖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那么，我们的认识是从何而来？卢梭认为是从感觉经上面描述的庞大积蓄都可以在自然界中招到它的原型。经过反复经验就能得到初步的认识，即感性认识。并且，经验不会欺骗我们，欺骗我们的是自己。
其次，在认识过程的问题上，卢梭也受着洛克思想的影响。卢梭把人的认识论区分为：“孩子的理解”和“成人的理解”。（洛克有简单观念和复杂观念之分）前者是指各种感觉组合成简单的观念；后者是指几种简单的观念组合成复杂的观念。从这些足以证明感觉是一切知识的来源，人的活动是从感性认识开始的。在认识过程的问题上，卢梭还提出一个“第六感觉”，即“共通的感觉”。这种感觉可以作为衡量我们理解能力的标准。“我们的知识广度，都是以这种观念的多少来衡量；人的思想是否正确，就是把这种观念加以比较的艺术”。 这样，人就算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想认识了。
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力量在影响着我们的认识，即人的想象力和感情。缺乏这种力量的感觉是冷冰冰的灰蒙蒙的，就算它很真实我们的心灵也没有受到感到。“如果我们的想象力不给那些触动我们感官的东西加上魅力，则我们从其中得到的乐趣便没有什么意义，只能算促感觉器官的享受，至于我们的内心，则仍然是冷冰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卢梭强调感情对认识活动的作用，也同样看到卢梭与洛克不同的地方。这种不同在赵林看来，“当洛克谈到认识论问题时，他始终是以一种英国绅士式的冷静态度和审慎口吻来说话；而当卢梭谈论认识论问题时，却常常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法国人特有的那种激情，用诗性的语言来代替哲学的表述”。 恰恰正是因为有这些不同之地方，即把感性的东西作为哲学第一原则。因此卢梭变成了开创浪漫主义运动之父。“十八世纪的法国人不是以他们的浅薄单调的唯物主义哲学，而是以他们的崇高典雅的古典主义文学（以及稍后有卢梭所开创的嶙峋诡）来令整个欧洲折服的”。 也正因此，导致了卢梭命运坎坷和不幸。但是卢梭哲学思想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是对德国的影响。
综上所述，卢梭的哲学既有合理的成分，也有其局限性。在他的思想里，唯物主义及唯心主义相互交错在一起，使他不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一方面，他肯定物质世界的客观性，指出外界事物是感觉的对象，认识就是人的感官对外界事物的反应；在认识过程中，各种感觉相互作用，相互联系；认识过程包含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真理内容是客观的；认识要靠实验来检验等等。这些思想都表现了他的唯物主义方面；另一方面，他又承认上帝的存在非物質灵魂的存在；提出两种实体，即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前者是积极的、能动的，后者是消极、被动的，它只是变化对象，自身不能动它的运动是一种精神力量即意志推动的结果。这些则反映了他的唯心主义方面。可见卢梭的哲学思想充满唯物和我唯心的矛盾，它是一个矛盾的思想体系，其中有可贵的唯物主义思想，但又有唯心主义的因素。□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注释：
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勒赛尔克论文，商务印书馆，1996版.
卢梭.爱弥尔.商务印书馆，1978.
于凤梧.卢梭思想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版.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2002.
赵林.浪漫之魂—让·雅克·卢梭.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版.
作者：符贞松
第二篇：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时代价值探讨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时代价值探讨
【摘要】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具备极强的开放性，不但为马克思生态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还为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化解指明了具体的方向，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本文就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时代价值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马克思生态哲学;生态问题;时代价值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尤其是进入工业文明时期以后，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严重，主要反映为生态问题的爆发与不断恶化对人类的发展及生存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在近代工业文明时期，因为人类对于自然资源过度的开发、利用，导致了世界性的生态环境问题。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需充分掌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一、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概述
(一)人与自然间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所有哲学自然观探索的关键问题。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是对传统哲学自然观的“取其精华、去其槽粕”，在严格遵守唯物主义准则的前提下，批判性地汲取了黑格尔与劳动中介相关的论述，认可自然界的客观存在性以及其相较于人类的领先地位。与此同时，在具体实践环节精准掌握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实践成果当中归纳出人与自然发展的基本规律，概括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
(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无法离开社会的环境而存在，是以具体的个体并且凭借相应的社会状态而存在于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是人与自然关系不断恶化的重要反映。要想从根本上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就需要杜绝人类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过度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妥善解决人与自然的不和谐问题。
二、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时代价值
(一)指导生态文明建设
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时代价值首先表现为指导我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综合性的工程，物质、精神、制度等方面互相影响、互相依存，共同组成了生态文明的统一体。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基础就是树立起牢固的生态文明价值理念，推动以往相对滞后的价值理念转向生态文明理念;制度为实现物质与精神层面的目标提供强有力的保障;生产模式的变革创新、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推动着生态文明制度的创建完善以及生态文明价值理念的树立。唯有遵守系统的基本准则，由系统层面着手对生态进行管理，完成好生态文明所有层面的建设工作，才可以建设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社会。
(二)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
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提出，要想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则需确保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两大系统间保持稳定的物质循环。违反基本的自然规律必定会导致灾难，人与自然之间爆发出的各类矛盾，其实都是源自于不合理、有违自然规律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以，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时代价值还反映在其对于经济发展模式创新的促进方面。在以往，经济发展对于自然资源有着极强的依赖性，过度注重经济效益的提高，往往采取粗犷型的经营方式，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循环经济发展方式严格遵守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寻求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共赢。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启发人们，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以及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运用，此类行为严重违背了自然发展的基本规律。人类社会要想有序、稳定地发展，首先就需妥善处理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杜绝以往那种粗犷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渐构建起“资源—产品—再资源”的循环发展方式，让能源与物质处在不间断的循环过程中，达到对于自然资源的循环运用。
(三)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美丽中国建设是实现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双赢的主要渠道，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新阐述，同样是全新的希望与追求。美丽中国建设所指代的并非是纯粹的“碧海蓝天、山清水秀”，而是需要在推动文化与经济共同发展的过程中，高度重视社会发展的具体状况与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质量。在美丽中国建设的具体环节，需要全面掌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核心价值，在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上，培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长期秉持科学发展观，为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而不断努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有着指导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理论依据的时代价值。现阶段，我们国家正面對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需充分发挥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时代价值，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徐水华.从“对象性关系”到“物质
变换关系”——论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逻辑发展[J].生态经济，2014，30(1)：186-190.
[2]徐水华，刘勇.论马克思生态哲学思
想的内在生成逻辑[J].前沿，2011(5)：185-188.
(作者单位：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
作者：岑朝阳 倪泽莹
第三篇：荀子语言哲学思想发微
摘要 荀子在总结发展名辩思潮和认知哲学成果的过程中,创立了自己的语言哲学思想。其内容精深,体系初成,与其“一天下”的社会理想相呼应,与其“正名实”的逻辑哲学相发明,与其“缘天官”的认知哲学相补充,具有可贵的创造性和世界范围的先进性,在中国思想史乃至世界思想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理应受到国人的珍视。
关键词 荀子 语言哲学 正名实 缘天官
作者:周光庆,男, 1944年生,湖北黄冈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语言哲学、汉语词汇学、中国古典解释学。武汉 430072自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于1919年、《先秦名学史》于1922年问世以来,荀子的逻辑哲学理论越来越受到广泛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并在研究中兼及他的语言哲学思想。自从邢公畹1962年在《人民日报》发表《谈<荀子>的语言论》、王力1963年在《中国语文》连载《中国语言学史》前三章以来,荀子的语言理论也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并在研究中触及他的语言哲学思想。然而,无论从哪一角度看,荀子的语言哲学思想至今并未得到专门的、深入的和系统的研究。因此,深入发掘、系统整理和有效阐释荀子的语言哲学思想,使其本有的理性光芒完全显现出来,应当是中国当代学者的学术使命。
一、名辩思潮中的语言课题
战国时代中期以后,中国百家争鸣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名辩思潮。它的形成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学术意义。众所周知,在春秋时代,中国的封建主义宗法社会开始向皇权主义宗法社会逐渐转型,而到了战国中期,这种社会转型已经形成定势;在春秋时代,社会精英的“诸子哲学”开始向西周留下的“天命神学”发起“哲学突破”,而到了战国中期,这种“哲学突破”已经趋于完成。在战国时代中期,地主阶级的新兴势力不断成长壮大,相继夺取政权,相继实行变法。新型的生产关系普遍确立,新型的阶级关系普遍形成,新型的社会经济稳步发展,新型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已流行,而七个诸侯大国则进行着长期的兼并战争。一切都在迅速而深刻地变化,许多变化都有了明晰的方向。新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在“乱世”之中萌生出来,新的“公共话语主题”和“公共话语权力”也在百家争鸣之中逐渐确立。在这种历史性的变化之中,早已存在的“名实之争”慢慢突出出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或是旧事物发生蜕变而其名称却没有随之更换,或是新事物已经产生却沿用了旧的名称,或是旧的名称因为过时而被抛弃但是新的名称却由于人言人殊而未能统一,或是有人想要依据其“实”而“正”其“名”但有人却要依据其“名”而“正”其“实”,总之是如《荀子·正名》指出的:“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而一当“名实乱”,公共言说就难以有效开展,思想情感就难以顺利交流,政治主张就难以有针对性地辩论,学术理论就难以有针对性地争鸣,又如《荀子·正名》强调的:“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
处于这样的时代,最为焦虑名实混乱、最为关注名实之争的,是政治士人和思想精英。他们不仅冷静地分析过社会的转型和文化的蜕变,不仅郑重地提出过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思想理论,不仅积极地参加过政治的论辩和思想的争鸣,而且在实践中、在理论上,都能敏锐地感受到实行“正名”以调整名实关系的紧迫性、可能性及其对于提高人的认识能力、思维能力的重要意义。于是,他们本着各自的政治视角,本着各自的学派立场,本着各自的思想观念和思辨能力,纷纷参加名实之争,提出“正名”意见,建构论辩原则,相互辩驳,相互竞争,力求统一整个社会的思想,促使“正名”问题成为当时新的“公共话语主题”,并且不断引向深入,因而形成了战国时代的“名辩思潮”,也为中国创立了名辩之学。如果说,“考察人类早期认识史,可以看出认识过程有这样的顺序性:最早的认识对象是大自然,随后,人才开始探讨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只有等到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和自我意识发展到一个相当的程度,才会出现这样的思想家,他们以思维为认识对象,对人的主观认识能力本身进行考察”①,那么,从思想学术的角度看,战国时代的“名辩思潮”及其创立的“名辩之学”,正是中国哲人学者以思维为认识对象而对人的认识能力本身进行考察与提升的创造性活动及其原创性成果。
名辩思潮的渊源,可以上溯到“礼崩乐坏”、政权下移、士人崛起的春秋末期。在那个“哲学突破”、观念更新、“名实相违”的年代里,老子为建构天人本体及其相应的最高范畴,提出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一章)的经典论断,并且建构起自己的语言哲学思想。孔子则在为重建人间理想秩序而周游列国的同时,发出了“正名”以“为政”的强烈要求,并且抒发了那段“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论语·子路》)的著名议论。从此,“名”的问题日渐受到中国哲人学者的关注。但是,名辩思潮的兴起则在战国早期,高涨则在战国中期,并且逐渐分为“正名”与“论辩”两股流派,各自创建了自己的“正名之学”(或曰“名学”)或“论辩之学”(或曰“辩学”) ,显露了自己的语言哲学思想端倪。在荀子以前,“正名之学”主要讨论“名实”问题和“正名”问题,其杰出代表有:公孙龙子的《公孙龙子》,尤其是其中的《名实论》和《指物论》;后期墨家的《墨经》,尤其是其中的《经》与《经说》、《小取》与《大取》; 管仲学派的《管子》,主要是其中的《心术》、《枢言》和《九守》。此外,庄子继承老子的思想而发展之,提出“名者,实之宾也”(《逍遥游》) 、“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齐物论》)等等论断,也很有影响。而荀子的“名学”理论及其蕴含的语言哲学思想,则是对于自春秋末期到战国中期兴起高涨的名辩思潮及其“正名之学”的全面总结、合理扬弃和重新创造。
从本文的角度来看,荀子对于名辩思潮及其“正名之学”的全面总结和重新创造,最有价值的是开拓出了新的语言课题,建构起了新的语言哲学思想。这有“外在感召”与“内在理路”两方面的原动力与必然性。所谓“外在感召”,是指荀子感受到了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召唤,树立了“一天下”的社会理想,提出了“一制度”的政治主张(均见《王制》) ,并由此筹划出“正名”以“率民而一”的具体措施(《正名》) 。所谓“内在理路”,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见解,是指“每一个特定的思想传统本身都有一套问题,需要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有的暂时解决了,有的没有解决,有的当时重要,后来不重要,而且旧问题又衍生新问题,如此流转不已。这中间是有线索可寻的”①。依据这一思路,本文着重考察分析:应时而起的名辩思潮及其“正名之学”何以能够蕴含新的语言课题、何以能够在“外在感召”之下生发出新的语言哲学思想?
而这种考察分析自然是从“正名”之“名”、“名实”之“名”和“名实”之“实”这两个关
键词入手为好。许慎《说文解学·口部》有云:“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这一说解符合甲骨文“名”字形体结构的意蕴,富有人类文化学理论的意趣,也为上古历史文献语言材料所证实,因而是正确的。由此可见,“名”的基本意义是名称,亦即语词。但是用到哲学领域之后,“名”的词义有所发展,注入了哲学意蕴。“名实”与“正名”之“名”,一般都有三种涵义:一是指名称,二是指概念,三是指与“辞(命题) ”、“说(推理) ”相对的思维形式。依照金文的字形与用例来看,“实”的本义是富有,然后引申出“实物”一义。但是,用到哲学领域之后,在“名实”一语中,“实”该如何理解呢? 当今一些学者认为,“名实”之“实”就是“实体”,就是“名”所指称的“客观事物”。而我们则有不同的看法。请看一种典型的用例,《公孙龙子·名实论》云:“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夫名,实谓也”。这里的“实”,既与“物”相对,又与“名”相对,它不同于“物”,却又是“名”所“谓”的,显然应该理解为“名”所指谓的事物类型特征的集合,或者径直解释为心灵概念,而不宜简单地解说为“名”所指称的“客观事物”。而从更为广泛的用例来看,“名实”之“实”一般都有两种涵义:一是“名”所指称的事物,二是“名”所表达的概念(事物类型特征的集合) 。在中国古人看来,在古代汉语之中,像这样“赅众理而约为一字,并行或歧出之分训得以同时合训焉,使不倍者交协,相反者互成”①,是自然而然的,是妙在其中的。更何况,就“名”而言,名称是对特定概念的表达,概念是对特定事物的概括,事物与概念都是“名”所指称的对象,二者自然应该融为一体。当然,尽管“名”与“实”都有不止一种的涵义,但是在某种特定的语境中,它们都有可能突现出其中的某一涵义,而使另外的涵义隐含其中,并且发挥出潜在的补充作用。
以上的考察分析可以说明:从逻辑哲学和认知哲学的角度看,所谓“名实”问题,主要就是“名称—概念—事物”三者的关系问题,其中包括三者谁是第一性的问题和三者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所谓“正名”工作,其实就是正确地建构可以恰当反映事物类型特征的概念,正确地拟定可以更好指称事物、表达概念的名称,使之在思维活动中成为适当的思维形式。在这一意义上,“名实”问题和“正名”问题都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具体形态。而如所周知,名称通常就是语词,语词主要都是名称;概念连同所反映的事物构成了名称亦即语词的意义内容。这样,所谓“名实”问题,同时也就是“语词—概念—事物”三者的关系问题,其中包括语词是否具有对于概念和事物的表现力的问题;所谓“正名”工作,同时也就是正确地概括特定事物的类型特征以建构恰当的概念,正确地创造语词以有力地表达概念亦即表现特定事物的类型特征。此时,我们只要能够重温战国诸子的“名者,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管子·心术上》) 、“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墨经·经说上》) 、“以形务名”(《管子·心术上》) 、“以名举实”(《墨经·小取》) 、“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公孙龙子·指物论》)等等著名论断,对此就不难理解和认同,并且进而认识到,战国诸子感应时代召唤,深入探讨“名实”问题,积极实践“正名”主张,无论他们自己是否完全自觉,都必然是既从逻辑哲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分析,又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分析,而交会于认知哲学;既会提出一系列重要的逻辑学课题,生发出逻辑哲学思想,又会提出一系列重要的语言学课题,生发出语言哲学思想,而交会于认知哲学思想。正因为如此,荀子基于其社会理想和人文关怀,以其智慧与学问,也就能够在总结发展名辩思潮及其“正名之学”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开拓出新的语言课题,建构起新的语言哲学思想,完成新的名实关系与语词功能论、天官意物与制名原则论和名有固善与制名方法论。
二、名实关系与语词功能论
在名辩思潮的全过程中,在“正名之学”与“论辩之学”的最核心处,名实关系都是第一位的课题,所有这一领域生发出来的认知哲学思想、语言哲学思想和逻辑哲学思想都植根于此。为此,诸子都发表了各自的见解。而荀子则在总结各家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更为深入地探讨了名实关系,并且由此出发进一步考察了作为“名”的语词的重要功能,在《正名》中提出三个著名论断。
第一,“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
在这一论断里有两个不易理解却又极为关键的语词:一个是“期”。王先谦《荀子集解》训为“期,会也,言物之稍难名,命之而不喻者,则以形状大小会之使人易晓也”;洪诚先生《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注为“确定涵义”。两家之说都有优长,完全可以会通。另一个是“累实”。王先谦的一种解释是“累实当为异实,言名者所以期於使实各异也”;洪诚先生的注释是“组织概念”。而我们则采用王说。这样,我们可以将这一论断试译为:“当人们对于某种事物不能理解和把握时,就先为它命名;如果命名之后仍然不能使人理解和把握,就应设法彰显名称所表达的概念,亦即事物的类型特征。⋯⋯听到名称,就能理解和把握事物,这就是名称的功用。⋯⋯名称这种语言符号,就是要通过划分类别建构概念、突现事物的类型特征以便使所指事物与其它事物区分开来,并且因此而得到表达和表现。”
略作考释之后就能发现,荀子的这一论断较之于《公孙龙子·名实论》所谓的“夫名,实谓也”有所继承而更加深刻,较之于《墨经·小取》所说的“以名举实”有所继承而更加充实,其中包含着三层相互关联的意思:一层,“名”与“实”相对而言,“实”是第一性的,“名”是第二性的,先有“实”然后才为“实”命“名”,没有人们力求“喻实”的现实需要,“名”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与可能。这层隐含的意思,是荀子对于“名实关系”的最为根本、最为重要的见解。二层,“名”与“实”相互依存,构成一体,“实”是“名”的表达内容,“名”是“实”的称谓与表现。用荀子《正名》的话来说,是“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用现代学术语言来说,“名”是“实”的表达形式亦即语言符号,但是又绝非并不重要或可有可无的。恰恰相反,“名”是人们言说、思考、理解和把握“实”的重要凭藉,“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如果没有“名”,“实”就不能进入人的世界成为文化现象。这层意思,是荀子对于“名实关系”的又一根本的重要的见解。荀子没有如同《公孙龙子·指物论》那样正面强调“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但却从侧面透露这样的观点并且似乎有所发展。三层,“名”与“实”相互映发,构成一体,“名”既指称“实”,使人可以言说“实”,又表现“实”,使人可以晓喻“实”,进而使事物能以彰显自己类型特征的方式与其它事物区分开来,实际就是设定自己在人的世界中的位置,实现自己对于人的存在。这层意思,荀子是以定义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 ,是他从“名实关系”出发对于“名”的功能进
行考察而获得的重要见解。如果我们能够以此见解与战国诸子乃至同一历史时期西方哲人学者的观点相互比较,就能见识其启迪性与前沿性。
第二,“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
这一论断里没有特别难懂的语词,却有两段背景性的前导性的论说应该先为介绍。一段是:“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玄(互)纽(在日常生活里,如果没有表达清晰而可以共喻的名称,又要表述不同的事物,就只能交错地说出一些混乱的印象) ,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另一段是:“今圣王没(在政治生活里现今是圣王连同他的时代都已远去) ,名守慢(遵守统一称名的良好规则被怠慢) ,奇辞起(名实不相统一的诡异之词大量出现) ,名实乱(名实关系变得混乱) ,是非之形不明(是非界限很不明确) ,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诵读典章的读书人) ,亦皆乱也。”现在可以看到,荀子既是针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迫切需要又是依据语言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提出这一论断的,其中也是包含着三层相互关联的意思:一层,“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所谓“为之分别”,就是划分事物类别,概括事物特征,建构相应概念,使特定事物从众多事物中以类的形式突现出来。它既是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因为现实社会是“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又有语言哲学思想的依据,因为“天官意物”,“心有征知”,人们面对事物是可以“比方之疑(拟)似而通”并且随而命之的(详下文) ;同时也是“制名以指实”的前提,因为名称语词一般都是指称一类事物的,都是表达关于一类事物的概念的,如果不能首先“为之分别”,那么“制名以指实”就无从做起。二层,作为儒学的大宗师,作为“隆礼”的倡导者,荀子自然继承了孔子的“正名”精神而发扬之,注重“正名”的政治涵义和道德涵义,力图通过全面的“正名”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因此,在论及“制名以指实”的目的与作用时,首先就依据其名实关系理论提出“上以明贵贱”,强调名称语词在建立社会秩序中的政治功能。但在今人眼中,也许更加看重他紧接着提出的“下以辨同异”,因为这意味着在更广阔的领域里,在更经常的时间中,辨别事物的类属,把握事物的类型特征,确定事物的文化价值,“共其约名以相期”。三层,从“名实关系”出发探讨“制名以指实”的目的与作用。荀子没有停留在思想上、理论上和学术上,而是进一步将“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引向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实践与实用,强调“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前句是就提高认识和交流思想而言,后句是就立身处事和安邦治国而言,确实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体现出了以“执着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为特征的“实用理性”①。
第三,“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
对于这一段话,前人的注意力大都集于一个“道”字。杨倞《荀子注》、王先谦《荀子集解》皆曰:“道谓制名之道”。当代学者也都认可这一注解。然而,“制名之道”又是什么呢? 却未见有学者论及。我们认为,“制名之道”是指创制名称语词的一般法则以及运用这些法则所获得的成果。具体说来,“制名之道”主要有二:一是划分事物类别,概括事物特征以及由此形成的概念,二是选取事物的某种特征作为命名选词的理据并且运用适当的造词材料和造词方法予以表现由此形成词的“内部形式”。合而言之,“制名之道”体现了造词者及其群体对于词所指称的事物的总体认识。当一个名称语词创制成功并且流传开来,当初创制这个名称语词时运用的主要法则以及由此获得的成果也就随之流传开来,并在交流中促使人们达成对于它所指称的事物的思想共识,这就是“道行而志通”,也就是名称语词的认识功能和交流功能。
然而,在我们看来,荀子这段话中更为值得重视的却是“名定而实辨”一句,因为它沿着《管子·九守》之“名实相生,反相为情”所启示的方向开拓出新径,揭示了“名实关系”的另一重要侧面,论述了“名”对于“实”的反作用。可是,“实”先在而“名”后有,“名定”何以能使“实辨”呢? 为了加深对这一论点的理解,不妨先看西方现代语言哲学大师索绪尔、卡西尔的相关论述:
思想本身好像一团星云,其中没有必然划定的界限,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①
事物的界限必须首先借助于语言媒介才能得以设定,事物的轮廓必须首先借助于语言媒介才能得以规划;而人类活动之从内部组织起来,他关于存在的概念之获得相应的明了而确定的结构,则是随着所有这一切的完成而完成的。②稍加对照就能知道,荀子、索绪尔、卡西尔所论述的大体是同一问题,所持有的大致是同一观点,我们可以将它们互相阐释,这样就能发现,荀子实际已经意识到,“制名”是以划分事物类别、概括事物特征为前导和前提的,而通过划分事物类别、概括事物特征,人们就能设定事物的界限,认识事物的特性,使原本模糊不清的事物清晰分明地突现出来,用他在《正名》中的话来说就是“同则同之,异则异之”。荀子实际又意识到,创制“善名”,是以选取事物某种特征为命名造词理据之前导和前提的,这样人们就可以把名称语词当作表明事物特征的代表,以便从事物的整体性来设想事物。荀子对于这些都未能展开论证,却将其凝结为一个论点:“名定而实辨”。这就以“点到”式的论证和极精练的语言概括了“名”对于“实”的设定作用和规划作用,突出了名称语词的认识功能和交流功能。
还有“则慎率民而一焉”一句,是紧接前文“王者之制名”而言的,强调“王者”应该加深对于“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的认识,将名称语词的设定作用和规划作用、认识功能和交流功能恰当地应用到政治思想领域中去。但是其中的“一”字值得仔细探究。因为,从春秋末年到战国中期,积极出而“正名”的诸子实际上持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正“实”以使之符“名”,一种主张正“名”以使之符“实”。那么,在荀子这里,“一”是要统一什么呢? 我们认为,结合荀子的哲学思想和此处的具体语境来看,所谓“一”是率民正确理解“名”的作用与功能,遵守统一的“正名”而抵制擅作的“乱名”,从而正确地把握“实”和处理“实”,使“名”与“实”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合理地统一。所以下文接着就是“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由此可见,荀子是主张正“名”以使之符“实”的,而并不认同孔子正“实”以使之符“名”的主张。显然,这是以他的语言哲学思想为指导、为准则的。
三、天官意物与制名原则论
荀子对于名实关系和语词功能的探讨,在他所处的“轴心时代”,有着独到的造诣和卓越的见解。他不仅论证“实不喻然后命”、“制名以指实”、“名者,所以期累实也”,而且还要追问如何“制名以指实”、“名”如何能够“期累实”;他不仅揭示名称语词的认识功能、交流功能、政教功能,而且还要追问名称语词何以能够具有这些功能。正是在这样的
追问中,他首次提出并初步论述了一系列我们今天仍然应该思考的语言哲学基本问题。请看《正名》中的一段:
然则何缘而以同异? 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拟)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也,缘目而知形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然后随而命之:同则同之,异则异之。⋯⋯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而后止。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
仔细寻绎这段文字,首先可以看到,在荀子的思想深处,“名实关系”并非简单的谁先谁后、谁生于谁的问题,亦非笼统的反映与被反映、表现与被表现的问题,关键在于深入探究并切实论证“名”何以能够生于“实”、何以能够反映“实”、何以能够辨析“实”的。而要切实进行这样的探究与论证,就必须开展对于人所从事的认知活动、命名活动的具体考察,亦即开展对于“天官意物”、“心有征知”、“比方拟似”、“随而命之”的实际过程和基本特性的具体考察。所谓“天官意物”,是指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的促动下,运用感觉器官接触各种事物以进行感觉和体察;所谓“心有征知”,是指人们在主体认识图式的引导下运用思维器官接受感性材料以进行验证和取舍;所谓“比方拟似”,是指人们比较各种事物、概括事物特性以形成相应概念,选取事物特性、比拟事物特性以作为命名理据(详下) ;所谓“随而命之”,是说人们在经过了“天官意物”、“心有征知”、“比方拟似”等等步骤之后,就能在此基础上,选取合适的语言材料,运用恰当的造词方法,为特定事物命名造词。显然,如果将这些环节的具体考察及其成果贯通起来、组织起来,那么认知活动的一般过程和命名活动的一般规律就能清晰地浮现出来。荀子又特别指出,凡是同属一类而又具有相同的文化心理,人们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对于人的世界中的事事物物的感觉与认识就是大体相同的,可以进行交流,能够形成共识,其规律具有普遍性。只要在命名过程中,人们对于事物特性的“比方拟似”大致正确,就能在相互交流中形成并完善关于事物的共识性概念,就能共用约定的名称交流并达成对于事物的共同认识。荀子还引导人们进而想到,命名工作决不是简单地制造一个任意性的语言符号,再硬性地指配语言符号与所指事物的称谓关系,使之起到替代作用即可;而是根据现实生活的需要,直面现实现象的存在,以“指实”、“喻实”、“期累实”为基本目的,以“天官意物”、“心有征知”为必要前提,以“比方拟似”为主要方法,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为现实目标,尽可能创造出“径易而不拂”的“善名”。综观荀子的这些论述与启示,人们不难理解,“名”之所以能生于“实”、之所以能反映“实”,之所以能辨析“实”,关键就在于人能发挥自己的主体性,能根据现实社会生活的多种需要开展对于现实现象发生发展的各种认知活动,而认知活动是与命名活动目标一致,轨迹相近、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人既能在认知活动中也能在命名活动中显示自己的存在。因此,人们应该从这一角度探讨创制名称语词的基本原则;而荀子本人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创立并论述制名原则的。
荀子创立的第一个制名原则是“约定俗成”原则。这是当今语言学者所熟知的。但是,多数学者仅仅认为:“约定俗成有两层意思:在创制语词之时,名与实之间没有绝对的联系,带有任意性;一旦制定语词用以标指特定事物。成了习惯之后,那对使用的人就有强制性了。”①这却是我们不能完全同意的。我们认为,有如前文所论述的,作为具有社会性的命名活动,无论怎样是由少数人偶然性地“约定”、由多数人习惯性地“俗成”,“约定俗成”的一般规律和本质特征,都在于以“天官意物”、“心有征知”为前提,以“比方拟似”为方法,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为目标。如果抽掉了这样的前提,“约定俗成”就失去了根基而不可能发生;如果放弃了这样的方法,“约定俗成”就失去了机制而不可能成功;如果抹去了这样的目标,“约定俗成”就失去了方向而不具有意义。因此,“约定俗成”是指民族群体在社会实践中,根据拓展现实生活的需要,以对特定事物的认识为基础,先经少数人以“约定”的方式为事物命名,后经多数人广泛认同而“俗成”的命名造词过程,以及由此而逐渐确立起来的命名造词原则。作为原则,它主要包含三层意思:一层,一般说来,名称与事物之间本来没有固有的绝对的关联,某种事物并非必然只能由某种名称来指谓,因而二者的结合带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和任意性。二层,但是,“名无固宜”与“名有固善”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人们在努力创制“善名”时,则会认同“名之必可言”的原则,则会运用一定的方法以尽可能表现出事物的某些显著特征,使“善名”成为表明事物显著特征的代表,以便为民族群体闻名知义、乐于“俗成”。在这种情况下,“名实结合”带有一定意义上的方向性和可证性。三层,一旦制定出名称语词用以标指特定事物成为习惯之后,那就既会对于民族群体产生一定的强制性,又能促使民族群体“共其约名以相期”;既能发挥名称的指称功能、替代功能,又能发挥名称的认识功能、交流功能。这三层意思是相互补充、辩证统一的,因而也是不可偏废的。
荀子创立的第二个制名原则是“径易不拂”原则。这是为“善名”确立的标准,也是为“制名”树立的目标,因而可以视为命名造词应当遵循的原则。所谓“径易不拂”,是说“呼其名,遂晓其意”(王先谦:《荀子集解》) ,而“其意”不与所指事物相矛盾。然而,深究下去,这里有两个十分关键却又未见探讨的问题:一是什么样的名称才能“呼其名,遂晓其意”?二是什么样的“意”才能不与所指事物相矛盾? 我们认为,以对事物的考察认识为基础,能够选取所指事物某种显著特征作为命名选词理据,而其命名理据又能通过适当的语言材料和造词方法得到充分而明显地表现的名称语词,才可以“口呼其名,遂晓其意”,而“其意”又不与所指事物相矛盾。例如,要为乌鸦这种鸟类命名造词,于是选取它那颇有特色的叫声作为命名理据,选取与其叫声近似的音节作为语言材料,选取“拟声造词”为命名造词方法,最后创造出名词“鸦”来。当人们听到名词“鸦”时,就能容易明了它所显示出来的命名造词理据,就能顺利理解其理据所表现出来的乌鸦的声音特征。这样,名词“鸦”就是“径易而不拂”的“善名”。又如,要为泛爱众这种品性命名造词,于是选取它乃人所独有的根本特性这一显著特征作为命名造词理据,选取名词“人”作为语词,选取“比拟造词”作为命名造词方法①,最后创造出与“人”同源的名词“仁”来。当人们听到名词“仁”时,就能从它与名词“人”的同源关系中明了它所暗示出来的命名造词理据,就能将名词“仁”视为所指品性的特征的代表进而从这种品性的整体性来设想这种品性。这样,名词“仁”就是“径易而不拂”的名称语词。又如,要为白色的马命名造词以便使之与其它
颜色的马区别开来,于是选取它既属马类又乃白色的区别性特征作为命名造词理据,选取形容词“白”与名词“马”作为语言材料,选取“组合造词”为造词方法,最后创造出名词“白马”来。当人们呼唤名词“白马”时,就能从其内部语素组合关系中获知其命名造词理据,就能将名词“白马”视为所指马类颜色特征的代表,进而从这种马的整体性来设想这种马。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堪称“径易不拂”的名称语词,能够表现出所指事物的显著特征,表达出人们对于所指事物的认识成果,因而也就能够唤起人们的相应联想,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引导后来者认识所指事物,具有认识的功能和交流的功能;进而不难理解,“径易不拂”作为制名原则体现了对于所指事物的认知角度和认知成果,在认识论、方法论方面具有一定的意义。
荀子创立的第三个制名原则是“同异共别”原则。析而言之,它实际包含着两个较小的原则:一是“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的原则,亦即划分事物类别、概括事物特征然后根据其事类、依凭其特征分别命名造词的原则;二是“共则有共,别则有别”的原则,亦即辨析相应于有关事物的共名别名关系或上下位词关系然后建构名称语词系统的原则。为了能使“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的原则得以稳定地树立起来,荀子首先给出了它的理论依据:“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接着作出了简明的阐释:“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同实者莫不同名也”①。这就说明,面对着宇宙中事事物物的不断演变,立足于人的认知活动的不断深入,制名以指实,名实相一致,异实者异其名,同实者同其名,名以实为根据,实以名相区分;名实关系的本质特征如此,制名指实的根本目的在此;制名的工作应该由此而展开,制名的原则应该由此而确立。为了能使“共则有共,别则有别”的原则可以切实地发挥作用,荀子进行了严格的逻辑推论:天地间事事物物纷然杂陈,若要标举其全体,可以总称为“物”,“物”是最大的“共名”(最普遍的属概念的名称)。如果向着共名的方向不断推而论之,那么共名之上还有更大的共名,可以一直推论下去而没有止境,这是因为人类的认识领域可以不断扩大而没有止境。在总结纷然杂陈的事事物物中,各种具体的事物都能分类出来,譬如其中的动物,若要标举其部分,可以称之为“鸟兽”。“物”对于“鸟兽”而言,是大共名,是上位概念,是上位词;“鸟兽”对于“物”而言,是大“别名”(较大的种概念的名称) ,是下位概念,是下位词。“鸟兽”又可以分为“鸟”与“兽”,这时“鸟兽”又是上位概念、上位词,而“鸟”与“兽”则都是下位概念、下位词。如果向着别名的方向不断推而论之,那么别名之下还有更小的别名,可以一直推论下去而没有止境,这也是因为人类的认识深度可以不断加深而没有止境。由此,人们不难看到一个结构严整、层次分明的系统,是事物的系统,也是概念的系统、语词的系统。这个系统,包举宇内,深入细微,从不同的角度看,能够分别显现出事物发展的规律、认识发展的规律和词汇发展的规律。
四、名有固善与制名方法论
通过前文的发掘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为了实现“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的高远目标,荀子总是在认知活动中开展命名活动,在命名活动中深化认知活动,使认知活动成果凝于命名活动,使命名活动成果反映认知活动,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他考察命名的方法与规律,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考察认知的方法与规律。唯其如此,他在强调“名无固宜”的同时也强调“名有固善”,在强调“约定俗成”的同时也强调“径易不拂”,并且将“名有固善”作为“制名以指实”所应追求的具体目标,将“径易不拂”作为“制名以指实”所应遵循的具体原则,因为“径易不拂”的“善名”最能表现制名者的认识角度与认识成果,最能引导识名者以制名者为借鉴更好地去认识名称语词所指称的事物。然而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还是,荀子对此并未停留在理论的论说上,而是深入到实践的总结中,初步总结出遵循“径易不拂”的原则、实现“名有固善”的目标、深化认识成果的三种递相衔接、自成系列的制名方法同时也是认知方法。他的有关论述虽然不够系统,但是所蕴含的思想却可以发掘出来。
一是“稽实定数”法。《荀子·正名》论曰:
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也。此制名之枢要也。后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这一段话难懂,历来众说纷纭,迄今尚无定论。现代训诂学家陆宗达先生曾经提出一种颇有新意的解释,现在节引如下:
“状”是事物所具有的形态,“所”是处所,就是事物是以怎样的一种东西存在于世界,也就是相当于现代所谓“实质”。所谓“同状而异所”,是形态相同而实质不同。例如“茎、颈、胫”,这些事物同样具有向上挺立的形态和起着支柱的作用,这就是同状;这些事物又不是一种东西,或为草本,或为脖颈,或为肢体,其实质并不相同,这就是异所。所谓“异状而同所”,就是形状尽管不同,而实质却是一样。例如“示”与“视”,“示”是显示,“视”是瞻视,一个是表现给人看,一个是去看外界,这是异状。但是显示和瞻视都同样是视觉的活动,这就是同所。形态相同而实质不同的事物,即使能结合起来用同样的名称,如“茎、颈、胫”,但是它们实质上是不同的事物。反之,只有形态上的不同而在实质上并无区别的事物,这种差异只能叫做“化”,只能看成是一种事物。①
陆先生没有解释关键词“实”。我们认为,如果“状”是事物的形态特征,“所”是事物的本质特征,那么“实”就是事物的区别性特征或具有相同区别性特征的事物。三者既很相近而又有别。如果社会生活、社会交际需要,就既可以以“状”为标准、又可以以“所”为标准、更可以以“实”为标准划分事物类别,为事物命名造词。至于如何理解“稽实定数”,学者们更是莫衷一是。王先谦《荀子集解》曰:“稽考其实,而定一二之数也”。吴文祺、张世禄则曰:“考察事物的实质来确定事物名称的数量”②。虽然都很明快,都又稍嫌简单。我们认为,要想深刻理解这一观点,最好能够将其还原到它本来的语境之中,并且注意三个直接相关的要素:一是它的上下文,前引陆书已经有所解说;二是《正名》一文重在探讨名实关系、命名法则以用于实际;三是荀子十分重视概念的类,将掌握“类”视为认识个别事物的工具,强调“以类行杂,以一行万”(《王制》) ,主张从“类”的原则出发对各种特殊事物进行推理判断,即所谓“倚(奇)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儒效》) 。这样来理解“稽实定数”,就是:考察事物的区别性特征,划分事物的相对类别,确定事物相对类别数量,然后创制相应的名称语词;名称语词的数量与事物相对类别的数量一致,后者决定前者,前者表明后者。它是为命名造词作准备、打基础的一般方法,或者说是命名造词的前期方法。例如,华夏先哲重视言语行为的功用而深入考察其特征,将其分为尖锐的言说、锋利的言说、富有条理的言说、说明事宜的言说四类,虽然这不是对于言说行为的唯一分类方法,但是每类言说行为也都是具有自己区别性特征的
“实体”,然后以此为基础,将其分别命名。这就运用了“稽实定数”的一般方法。这种前期性的方法,是以现实事物为直接对象、是与认知活动紧密结合的,主旨在于对事物进行分类。正如卡西尔在其经典著作《人论》中指出的:“分类是人类言语的基本特性之一。命名活动本身即依赖于分类的过程。”①所以,“稽实定数”作为一种扎实的分类工作,总能为创制“径易不拂”的“善名”打下坚实的基础,被荀子论为“不可不察”的“制名之枢要”。
二是“期累实”法。此即通过划分类别、建构概念、突现事物的区别性特征以使所指事物与其它事物区分开来。在荀子的心目中,它既是语词的功能,也是为实现这种功能而运用的制名方法。作为一种制名方法,它是与“稽实定数”法相关联、相衔接的。如果说,“稽实定数”主要是对于事物作出分类,而隐含着此后对于特定类别事物的区别性特征进行的概括,那么,“期累实”就是重在对于特定类别事物的区别性特征进行概括以形成概念,而隐含着此前对于事物作出的分类。例如,华夏先民重视在狩猎活动和战争活动中的个人表现和群体纪律,因而重视旗帜在狩猎活动和战争活动中的特殊功用,并且依据功用的不同而将旗帜细分为若干类别,这就是“稽实定数”;紧接着又概括每类旗帜在功用上的区别性特征以形成相应的概念,于是有了“士卒以为期”的旗帜、“所以精进士卒”的旗帜、“召唤士众”的旗帜、“会合士众”的旗帜等等。这就是“期累实”。如果说,在命名造词的实际过程中,“稽实定数”是一种前期性的方法,那么“期累实”就是一种中期性的方法,它同样是以现实事物为直接对象,与认知活动紧密结合,而重在概括,并且初步形成了人们对于特定类别事物的认识,因而同样也能为创制“径易不拂”的“善名”进一步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是“疑(拟)似而通”法。“疑(拟)似而通”,出自《荀子·正名》“凡同类同情者,其天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一句。对此,训诂学家洪诚先生提出过一个可以启人神思的解释:“疑,读为‘拟’。因为人类的感官对事物有相同的感知作用,共同的了解,所以能互相比方拟其近似的概念而互相通晓。”①我们则进而认为,所谓“拟其近似”,是说摹拟得大体近似;而摹拟的对象,则是人们在“天官意物”、“心有征知”的基础上“比方(比较) ”各类事物而认识到的特定事物的区别性特征。然而,如何能够摹拟特定事物区别性特征而能大体近似并且使更多的人们互相通晓呢? 就命名造词而言,就是必须选取事物最显著的区别性特征作为命名造词的理据,然后又选取适当的语言材料和造词方法,对其作为命名造词理据的区别性特征予以表现,创制出新的名称语词。例如,华夏先哲已经将言语行为分为四类,分别具有尖锐、锋利、富有条理、能明事宜的区别性特征。为了能在名称语的意义结构中分别表现出各自指称对象的区别性特征,先哲就以之为命名造词理据,分别选取其义为尖锐的形容词“锐”、其义为锋利的形容词“剡”、其义为条理的形容词“仑”、其义为适宜的形容词“宜”作为语言材料,选取“比拟造词”作为造词方法,创制出四个分别与“锐”、“剡”、“仑”、“宜”具有同源关系的新词“说、谈、论、议”②。熟悉古代汉语同源词的人们都能认定,动词“说、谈、论、议”都是“径易不拂”、足以表现出各自指称的言说行为显著特征的“善名”。又如,在狩猎活动和战争活动中有四种旗帜,它们在功用上的显著特征分别是“士卒以为期”、“所以精进士卒”、“召唤士众”、“会合士众”。人们就以此作为命名造词的理据,分别选取其义为期限的名词“期”、其义为精进的形容词“精”、其义为召唤的动词“召”、其义为会合的动词“会”作为语言材料,选取“比拟造词”作为造词方法,创制出四个分别与“期、精、召、会”具有同源关系的新词“旗、旌、 、 ”,生动地摹拟出亦即表现出各自指称旗帜的显著特征③。这就是命名造词中的“拟似”。它既能传达出造词者对于语词指称对象的认识,又能在言语交际中交流这种认识而使更多的人们通晓和认同,这就是“拟似而通”。显然,作为在命名造词的实际过程中与“稽实定数”、“期累实”相衔接的一种后期性的方法,它同样是以现实事物为直接对象,与认知活动紧密结合,而重在表现所指事物的区别性特征,因而实现了创造“径易不拂”的“善名”的愿望。
作者：周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