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思想论文

本文一共涵盖3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语言哲学思想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摘要：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雅克·德里达批判了以逻各斯中心主义意义观为基础的结构主义传统语言学流派的哲学基础，并以其独特的书写语言学、符号学意义观、延异理论等建构了后现代语言哲学思想体系。

第一篇：语言哲学思想论文

波普尔语言哲学思想探析

摘要：波普尔对语言分析方法的批判，使身处英美哲学圈中的他显得像是一个异类，不过波普尔赋予语言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任何语言哲学家。语言其实是波普尔哲学的一个重要论题，其文本中对语言的论述到处可见。波普尔语言观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日常语言论、语言存在论、语言功能论。语言观是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的一条思想脉络，能够将他的主要哲学观点串联在一起，构筑成一个整体。

关键词：波普尔；语言哲学；语言存在；世界3；语言功能

卡尔·波普尔（1902-1994），是二十世纪一位在科学哲学和社会哲学领域都有着重要影响的哲学家。身处英美哲学圈中的他似乎是一个异类，这不仅表现为他与诸多主流英美哲学家有着直接的思想论争，更在于他对语言分析方法的自觉抵制。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波普尔忽略了语言的重要性。通过细致的阅读，我们会发现，语言其实是波普尔哲学的一个重要论题，其文本中对语言的论述随处可见。然而直到目前，其语言观尚未受到国内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波普尔的语言观内容丰富却从未得到过系统研究，论者往往是在研究波普尔的某一哲学见解时，捎带指出他关于语言某一方面的主张，而这无疑是远远不够的。笔者认为，对波普尔的语言观应给予足够重视，而它将成我们理解波普尔哲学的一个新视角。本文拟就波普尔的语言哲学思想做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期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就内容来看，波普尔的语言哲学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日常语言论、语言存在论、语言功能论。

一、捍卫日常语言

波普尔对语言的论述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的语言观是一种基于日常语言的语言观（如波普尔自己所说：“我始终是一个常识哲学家。”。对日常语言的不同态度，最能反映出波普尔和他常与之论辩的分析哲学家在语言观上的不同旨趣。

分析哲学家，尤其是早期维特根斯坦及与维氏有密切思想关系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们，对日常语言是极度不信任的。在他们看来，日常语言中的词语，其意义缺乏精确性，极度混乱，而这恰恰是由它所负载的哲学常常陷入两难悖谬的根源。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视词语缺乏精确意义为哲学的“语言病”，认为哲学的功用就在于治愈这种语言病。逻辑实证主义者也认定，日常语言中充斥着许多既不真也不假的无意义陈述，这些陈述表达了许多伪装深邃而实际上没有任何内容的伪问题。于是，他们设想能撇开混乱不堪的日常语言，建立起一种理想化的人工语言：这种语言准确知道自己所使用的词语的意义，因此能够倚靠它来展开哲学讨论。

为什么日常语言的词语会缺乏意义，而人工语言的词语却能富有意义？分析哲学家们指出，症结在于：日常语言的词语多数是未经定义的，一个词语只要是未经定义的，就意味着该词语缺乏精确意义，不能被合理使用。于是，分析哲学家们希望能够对人工语言所有词语进行尝试性的界定，以此消除语言中的模糊不清之处。他们相信，语言的精确性是最重要的，语言的精确性又决定于词语意义的精确性，而为了获得词语的精确意义，就需求助于定义方法。定义决定了词语的意义，通过定义的使用，可以使语言变得更加精确。分析哲学家们这种“定义决定词语意义”的主张被波普尔称为“语言上的本质主义”。基于捍卫日常语言的立场，波普尔对这种本质主义语言观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

首先，定义的目标不可取，语言的简洁清晰比精确更重要，简洁才是语言的最高要求。在波普尔看来，哲学的起点只能是日常语言。日常语言的确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但是，词语的意义用不着定义来决定，它可以在使用过程中将自身理性化，并始终保持清晰标准以达到合理交流的目的，我们无需另行构造一种理想化的语言。波普尔矢志不渝力行简洁清晰的语言风格主张，他的著作给阅读者的观感即是：表达清晰，论证简洁，结论明确（这大概是其被译介到中国后很快就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之一）。波普尔甚至视此标准为学者的一项道义责任：“力求简洁清晰是一切理论工作者在道义上的职责，矫揉造作与缺乏明晰性则是一种罪过，把事情说得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才算称职。”在另一处他也说到：“知识分子有责任尽可能简单、清楚、谦虚地描述他的研究成果。”波普尔哲学思想的清晰性是一直为人称许的，以至于有人说他的清晰性甚至“掩盖了他的深度”。

其次，追求语言的精确性容易导致忽视问题。在波普尔看来，精确性总是相对于问题而言，是由要解决的问题所要求的，不应该试图做到比问题境况所要求的更精确，或者预先使词语或表述更精确，否则，为了精确性而增加精确性，要么会以丧失明晰性为代价，要么将在无用的枝节上浪费时间和精力，从而忽略掉真正的问题。逻辑实证主义者通过将语言的表达划分为真陈述、假陈述和无意义的陈述，取消了大部分的哲学问题。维特根斯坦更极端，认为根本就没有所谓哲学问题。波普尔针锋相对，指责逻辑实证主义最终瓦解的原因即是对重大问题（这些问题被他们认为是伪问题）的兴趣的衰退，埋头于细节，尤其是词的意义。至于维特根斯坦，波普尔则不惜与其当面争执“有无哲学问题”（这就是哲学思想界津津乐道、1946年10月26号发生在剑桥道德科学俱乐部的“拨火棍事件”）。波普尔认为，的确不存在“纯”哲学问题，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根植于哲学之外，例如宇宙论问题、逻辑问题，哲学家应试图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借语言消除问题。波普尔不无自负地说：“我主张有哲学问题，并且甚至我已解决了一些。”总之，波普尔认为，如果离开一个明确的问题，而想通过分析“本质意义”来改进词语，获得更丰富的内容，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称这种做法为“未达到大桥之前，就试图通过大桥”。

此外，波普尔进一步从技术层面上论证了定义的不可能——定义的先决条件的不可能，我们可以将其论证概括为“定义的无穷后退困境”。波普尔向我们指出，定义项并不能够确认一个被定义词语的意义，而只会将意义的问题向后转移，转回给定义项，而定义项中的词语依然都像是以其作为起点的词语一样含糊和混乱。无论如何，定义者都必须继续循环地定义它们，而这些词语又会引发出新的也必须予以定义的词语，如此反复不已，直至无穷。波普尔向我们表明，追求界定所有词语，是不能实现的。而要摆脱“无穷后退困境”，必须承认有所谓“原始的词语”，即未界定的词语。定义链都必须是从未定义词语开始，其意义只能够被举例说明，而不能够被定义。因此，使用非定义词语就不可避免：“如果我们不能定义一个词语没有什么东西会防碍我们把它们当作非定义词语来使用，……任何定义了的词语最后还是要借助于一些非定义词语来定义。”波普尔认为，对于一个词语，妥善的做法是：首先直觉地使用它（而非直觉地定义它，它的意义可由习惯用法确定，或者已经知道其它概念与它的逻辑关系，其意义在使用中足够确切），然后才可尝试对它进行定义。未定义的词语可能被定义的词语取代，之所以要用到定义法，是因为定义过的词语能够更简洁而非更有意义地完成未被定义词语所拥有的意图。

最后，波普尔还指出了“定义语言”的恶果：定义往往不会使境况得到改善、使词语获得精确性，而是常常事与愿违，比定义前变得更糟，以致出现许多冗言赘句、贫乏的烦琐哲学。烦琐哲学之所以出现，在波普尔看来，是因为：其一，每个定义，都意味着用一个长的叙述代替一个短的叙述，而这将导致许多无益而又貌似精妙的分析；其二，对意义的偏执，对定义是否正确、是否真实的争吵，只会导致一种咬文嚼字的空洞争论。分析与争论并不关心理论的真理性问题，只关心词语的意义性问题。波普尔认为，试图通过定义，用词语问题来代替事实问题，所成就的无非是一些蛊惑人心和善于制造混乱的形而上学体系，在他眼中，黑格尔哲学即是此类典型。波普尔拿科学与哲学作对比，来说明定义倾向对哲学的伤害有多大。与本质主义的定义方法不同，科学奉行的是方法论上的语言唯名论，波普尔称之为“操作主义”：科学中作出的陈述不依赖于词语的意义，不是为了决定词语的意义而使用定义，也不试图从定义推演出任何信息，词语只是为了方便而引进的简单标签，虽然有点含糊不清，然而研究者已经从操作上懂得其意义，并通过学习使用它们，来调整、简化，直至获得精确性。波普尔认为，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摆脱了词语及其意义的烦恼，避开了定义，只关心事实，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精确性。

二、“三个世界”中的语言

“三个世界理论”是波普尔为解决“身心二元论”或者说“物质与精神关系问题”所作的哲学努力。在“三个世界理论”框架内，世界1是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世界；世界2是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这些都与传统的区分相似。“三个世界理论”中最富特色的部分是有关语言的世界3。波普尔的世界3是一个以语言（无疑，此处的“语言”也是日常语言）为载体的客观实在的知识世界。对于这样一个世界的存在，波普尔用了两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加以论证：在实验一中，波普尔设想所有的机器、工具连同使用它们的主观知识都遭到毁坏，然而书本和人类的学习能力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会很快再次运转起来；在实验二中，波普尔设想所有的机器、工具连同使用它们的主观知识都遭到毁坏，而且，书本和人类的学习能力也被毁坏，这一次，波普尔悲观预期：人类文明在几千年内都不会重新出现。

“语言”在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里具有非常广泛的内涵和外延。实际上，语言不单单属于世界3，同样也属于世界1和世界2。对此，波普尔有着清楚的表述：“就语言由物理作用或物理符号组成这一点来说，它属于世界1；就它表示一种主观的或心理的状态而言，或者就把握或理解语言能在我们主观状态中引起变化这一点而言，它属于世界2；就语言包括信息而言，它又属于世界3，理论或命题或陈述是重要的世界3的语言实体。”世界1中的语言是作为书写与声音符号而存在的语言；世界2中的语言是作为表征思想的内在形式而存在的语言；世界3的语言是作为知识与信息载体而存在的语言。大多数情形下，这三种语言是重合的，当然，最值得关注的是世界3的语言或者说语言的世界3。

世界3由语言造成，又大体上是一个语言的世界。波普尔没有对世界3作出一个前后一致的界定（也许这跟他反对定义有关），多少显得有些含混不清，有时他直接说世界3是一个语言的世界，有时又似乎表示世界3包含着几个子世界，语言世界只是其中的一个，并且是最富特色的一个（“用语言简洁陈述的人类的知识的世界最具有世界3的特色”。但波普尔明确地告诉我们，作为世界3最重要的客体（无论是就全部还是部分而言）的语言，不是有计划的结果，就像鸟巢一样，其本身是针对其他目的而活动（最初是表达与发送信号）的预料之外的副产品，随着语言功能的渐次进化，在这个副产品上又产生出副产品——世界3。所以，世界3是语言活动无计划的产物，是随着语言的描述功能而出现的，在语言的描述功能阶段，世界3最终得到承认。它在出现后，基本上成为一个自主发展的世界。

语言中介作用的无计划结果，使主观性知识变成了客观性知识，也开辟了通往“世界3”（语言世界）的道路。在此基础上，波普尔确定了世界3的实在性、语言的实在性。语言的实在性跟语言的描述与论辩功能有关：只有在功能不断丰富的语言内部，客观意义上的论据与知识才有可能，才可能出现由语言系统阐释的客观理论，它们才可能变成人类本身之外的对象，变成向研究与批判开放的对象，而语言的实在性反过来又是语言功能得以发挥的前提：没有一种类似于工具的语言在身体外部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批判讨论的对象，不把语言构造物看成世界3的实在客体，就不可能有语言的描述与论辩功能。只有在语言的世界3中，理性批判的问题和标准才能够发展。由此，波普尔又将我们引入到对语言功能的分析当中。

三、语言的功能

有关语言功能的思想是波普尔从他在维也纳教育学院的老师卡尔·比勒那里学来的。比勒从生理机能的观点来认识语言，在比勒看来，语言不仅是狭义上的人的语言，而且包括了生物体同环境、生物体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名义之下的各种语言。比勒还第一个提出语言功能的思想，并且最先讨论了语言低级功能和高级功能之间的差别。他将语言的功能分析为三种：表达、发送、描述。这三种功能具有像金字塔那样上下层次的关系，第一、第二种为低级功能，是人类和动物共同具有的功能，第三种功能则是人类所特有的高级功能。对这种语言观做出修正（描述功能）和补充（论辩功能），在波普尔的哲学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对语言低级功能的认识，波普尔完全继承了其老师的看法。第一种，表达功能。波普尔认为，语言的表达功能是突出的，且不说动物与人，即使是无生命的植物，甚至一种简单的工具，例如一只温度计或者一盏交通灯，只要能够通过它们的行为来表达它们的内部机体状态，在另一有机体中释放出一种反应，就可以将此种征象称为语言。第二种，发送功能。发送功能以表达功能为前提。温度计借表达向人发送信号：天气非常寒冷；交通灯借表达发送通行与等待信号；植物与动物都能发送信号。在波普尔看来，人类语言的发送信号功能也是明显的，人的自我表达在其他人中导致一种反应时，都可以说它同时发挥了发送功能，发出了一种信号。

在由语言的低级功能过渡到高级功能时，波普尔提醒我们，当语言的高级功能存在时，总是同时出现上述两种低级功能，总是可以用低级功能的词语，来解释每一种语言现象，因此就容易得出一种“物理主义”的错误看法：“物理主义”只看到语言的低级功能，把语言解释为说话者状态的表达，或者看作是说话者对另一位说话者的语言行为做出的反应，而忽略人类语言和动物语言截然不同的特征，忽视人类语言制造真实和虚假陈述的能力（就语言的描述功能而言），以及从事有效和无效论辩的能力（就语言的论辩功能而言）。波普尔认为，仅从所有的语言现象都具有这两种低级功能来看，即可以断定，“集中在表达和交流上的人类语言的所有理论都是无益的”，与高级功能相比，人类语言的低级功能不具有重要性。人类语言的最重要功能，是其他所有语言都不具有的描述和论辩功能。这两种高级功能，是在对语言的低级功能和环境的适应进行更好的控制下发展而来的。

语言的描述功能以表达和发送两种低级功能为前提，如上文所述，在波普尔看来，它使得客观实在的世界3成为可能。然而使其特征化的东西，或者说突现了描述功能对人类的重大意义之处，则是伴随着这种功能，人类语言第一次具有了制造真实和虚假陈述的能力，产生了有关真理的调节观念，同时也需要进行真假的判别。陈述也许与事实相符，也许不相符，既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为判别描述是否合乎事实，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了实证主义标准：符合要由语言的陈述和事实之问的对应关系来解释，且这种对应关系具有唯一性。逻辑实证主义所说的假陈述和无意义陈述，意指它未能与事实取得一一对应，在事实上得到证实。而波普尔认为，实证主义是不能接受的观点，为此，他反驳道：有许多含糊和模棱两可的陈述可能符合于现实，反之亦然，然而它们与事实并没有一一对应关系。

在否定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实证主义标准后，波普尔借用塔尔斯基的真理符合论，发展出一种语义学元语言的陈述判别标准。波普尔认为，没有一种语言会包含定义自身语义学的方法，所以，要谈论一个陈述对于一个事实的符合，谈论有关陈述所述及的事实和有关陈述本身，必须借助于这种语义学元语言。元语言，简言之，就是用来谈论语言的语言，是用来谈论某一待研究语言的表述句的语言。例如，可以将用英语写的德语文法作为元语言，借以谈论德语。除了一般的逻辑用语（谓词）外，元语言有三种语句可供使用：描述对象语言所讨论的事实的陈述，对象语言的语言学表述句、陈述的名称。元语言断言的一般形式是：（对象语言）陈述S是正确的，当且仅当S与相应的真值条件相符。在此种元语言与对象语言的相对关系上，就可以判定陈述是否有意义，进而谈论可调节性真理观念、真理的内容和逼真性了。

语言的论辩功能又以描述功能为前提。语言的论辩功能所要求的是一种理性的批判性论辩，它能给前三个功能增添论据，使它们都拥有有效和无效的涵义。论辩所用到的论据，基本上是有关描述的论据，论辩的形式通常是从调节性真理观念、真理的内容和逼真性上对描述表示赞成或反对，这是论辩功能一定要在描述功能之后出现的原因所在。描述性语言的出现使进一步的步骤——“批判”成为可能。波普尔认为，语言以争论的方式进行的相互间的“批判”，是语言描述功能和论辩功能之间的决定性区别。论辩功能所以能够和描述功能清楚地区别开来，是因为可以描述而无须论辩。批判是语言论辩功能的主要工具和最高形式，是科学增长的不可缺少的手段。批判是有意识的挑选，即不再是对理论的自然选择而是对理论的有意识的选择，因而导致了选择一个新阶段，它允许我们有意识地批评地寻求和消除我们的错误，能有意识地判断一种理论不如另一种理论。只有人类采取通过批判性论辩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因此，波普尔认为，发挥语言的论辩功能，使我们可以用语言之争来代替武器之争，通过理论问的竞争来淘汰不可用的理论，在采用一种不适合我们生存的理论之前，除去这种适应性很差的理论，通过批判我们的理论可以让我们的理论死亡，而不是我们死亡。

四、简短的评价

波普尔的许多思想，如证伪标准、三个世界理论、猜想与反驳方法、反历史主义与零星工程等等，都流传深远，广为人知。论者常以“批判理性主义”来总括波普尔的哲学，但对于“批判理性主义”名目如何能涵盖这些不同的观点，似从未加以深究。通过以上对波普尔语言观内容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波普尔语言观在其批判理性主义整个环节中所占据的位置，发现其与波普尔几乎所有其它重要思想都有着密切联系，语言观是贯通波普尔整个哲学的一条思想脉络。无论波普尔是否有此自觉，事实上，基于其特有的语言观，基于其对语言性质与功能的特有理解，才使得前述哲学思想能够得到前后一致、相互印证的解释。

一方面，对于日常语言的辩护，反映出波普尔哲学的一般旨趣：一种向常识、向理性主义开放的旨趣。波普尔觉得过分强调词语意义的重要性近乎蒙昧主义。他之强烈反对“定义”，原因在于，波普尔认为，重要的不是给事物的真正本质下定义，而是描述事物在各种情况下的状态，而且，词语必须看作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工具，而不是看做本质的名称。换言之，波普尔的意思是：“怎么样”的问题要比“是什么”的问题重要。由此出发，考察波普尔的社会哲学内容，我们会发现那不过是其语言观在此领域中的实践结果。

另一方面，我们还看到波普尔的语言观与其科学观、方法论等的关系，这主要表现为语言功能进化的积极意义。基于表达、发送与描述功能基础上的批判性论辩是一种控制的手段，是一种排除错误的手段，是一种选择的手段，它导致了控制的观念标准或调节性观念的出现。与此同时，批判也就成为科学进一步增长的工具。我们已经熟知的、由波普尔主张的科学进化图式：P1-TT-EE-P2，现在借助于系统的理性批判（语言论辩功能），通过消除错误，而变成科学知识增长的方式，变成探求真理和内容的图式。科学依赖于理性批评，依赖于批判性论辩，这是决定性步骤。在波普尔所说的意义上，我们的理性能力只不过是批判性论辩能力，形式逻辑本身即可以描述为批判性论辩的推理法。把我们的人性和理性归之于语言高级功能发展结出的果实，是并不为过的。语言的高级功能对人类理性思维能力有决定性的影响，当我们能自如地使用描述性语言和论辩性语言时，我们就能系统地批判我们的猜想、推测，这就是科学的方法、科学发展的方法。

作者：涂江波

第二篇：德里达语言哲学思想管窥

摘要：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雅克·德里达批判了以逻各斯中心主义意义观为基础的结构主义传统语言学流派的哲学基础，并以其独特的书写语言学、符号学意义观、延异理论等建构了后现代语言哲学思想体系。其解构性和寄生性成为德里达颠覆以“逻各斯中心论”、“语音中心主义”为别名的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和传统形而上学的锐利武器。德里达语言思想的实践为后现代主义者阐释后现代文化现象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并为后现代思维范式的到来和哲学思维的回归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使得自身成为后现代文化的一部分。

关键词：德里达;解构性;寄生性;延异

一、书写、符号与延异：德里达语言哲学之核

1966年，德里达在约翰·霍普金森大学人文研究中心组织的学术会议上提交了一篇题为《结构、符号、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嬉戏》的论文，首次提出了“解构”这个概念。1967年，他陆续出版了其早期三大奠基之作：《言语与现象》、《书写与差异》和《论书写语言学》。在这三部著作中，德里达批判了以逻各斯中心主义意义观为基础的结构主义传统语言学流派的哲学基础，同时又汲取了胡塞尔现象学的合理成分，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和继承了海德格尔反对在场的形而上学的传统，由此奠定了其解构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并贯穿于其书写语言学、符号学意义观、延异理论等独特的语言思想体系中。

1. 言语与文字(书写学)

在德里达的语言哲学中，言语和文字或者说声音和书写的关系问题占有重要地位。他的“书写语言学”是在反对“声音中心论”(phonocentrism)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书写学是其解构主义语言观的核心。从广义上讲，书写语言指视觉和空间中的符号系统;从狭义上说，它指记录语义的字形系统，即文字语言。书写的符号具有无限的转换能力。言语和文字是交流活动中平等的两种不同的手段。言语并不比书写有任何优越之处，书写并非是言语的影子，它同样能把握语言的本质。

2. 符号学意义观

德里达解构主义符号学意义观的一个基本原则，即重复性使符号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桎梏中释放出来，进入一个可以任符号自由游戏的开放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所谓的终极意义不复存在，符号之间可以无限替代，意义可以无限游离、撒播(dissemination)。他否定语言的同一性、一元性及确定性，认为语言与所指物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不存在纯粹的所指，没有任何连续性的指称。意义具有流变性、不稳定性和多元性。所有话语都因历史而变化，我们的概念和意义都受到我们所处时代的历史的影响。意义自身不能在言语或写出的文章中呈现于我们面前，由于时间关系，意义产生的种种观念和种种差异被推迟了。正是在对语言概念的历史性的讨论中，德里达提出了他符号意义观的又一重要理论——“延异”理论。

3.“延异”理论

“延异”(différance)这个词语源于法语词“différence”，德里达通过a和e两个字母的调换，来解构传统结构主义的逻各斯——言语先于语言;意义可以提取于语言符号之外;语言服务于一个跳出能指之外的万能的、永恒不变的终极所指。德里达在《论书写语言学》中指出：语言的各要素，从观念到言说，再到书写是本自它们各自内部的差异关系，声音和文字互为对方的存在前提，一方补充另一方的任意关系，它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质都是差异的异质的。这里所说的“差异”和“异质”即是德里达“延异”理论的核心。

二、 解构与寄生：德里达语言哲学之特性

1. 德里达语言哲学之解构性

德里达在《言语与现象》、《书写与差异》和《论书写语言学》这三部语言符号学著作中所阐发的语言哲学思想闪烁着解构主义的光芒。他提出了“解构”或“消解”这个概念，并由此形成他的“解构主义”。德里达本人在2001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座谈会上指出：“解构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试图对一些记忆，一些谱系，一些既定的等级结构进行分析和揭示。”① 它是一种反结构主义的姿态，结构要被破坏、分解和排除沉淀物(各种类型的结构：语言的，“逻各斯中心论”和“声音中心论”)。其解构性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书写学语言思想体系建构。德里达集中力量解构了语音中心论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并由此建构起了独特的书写学语言思想体系。亚里士多德曾说：“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② 这是西方哲学从古希腊以来最根深蒂固的教条之一。在这里，思想—言语—文字，形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结构。思想(意义)在最高层，文字在最底层;思想在中心，文字在边缘。声音总是先在于文字并优于文字的，文字只是一种位于第二等级的附庸。卡西勒把语言定义为“语音的符号”。他说：“似乎可以充分地把语言定义为语音符号系统。”③ 这样一种坚信“言语”优越于“文字”的信念正是逻各斯时代、在场形而上学时代的标记。也正是囿于这种西方在场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在索绪尔对语言现象的分类中没有了文字的地位。他说：“文字本身与语言的内部系统无关，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在于表现前者。”④ 德里达正是在此敏锐地发现了索绪尔语言学的内在矛盾：既然符号在表达意义的时候是任意的，为什么只有语音符号能确定它与意义的关系，而文字符号不能呢?这种索绪尔语言学中存在的语音的特权正是德里达反复解构的主题。对于德里达来说，解构文字学的本义就是解构语音中心主义，也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就是解构在场的形而上学，解构在场的存在论。德里达认为，文字不是有声言语的简单复写，而是“语音之前的一种铭刻”。他说：“我们用‘文字’来表示所有引起一般铭文的东西，不管它是不是书面的东西，即使它在空间上的分布外在于言语范围，也是如此：它不仅包括电影、舞蹈，而且包括绘画、音乐、雕塑等‘文字’。”⑤ 在他看来，言语并不比书写有任何优越之处，书写并非是言语的影子，它同样能把握语言的本质。

第二，对传统形而上学“本原”观的解构。德里达解构了传统符号学中作为教条的能指与所指的区别，并揭露了传统语言思想中由逻各斯中心主义臆造的错位的符号和意义关系。符号语言学中“能指/所指”关系是所有的二元对立中最根本的具有本体论和认知论理论功能的一对概念。传统哲学不断地以符号的“在场”性质，论证其所表达的“不在场”的真理性和正当性。解构正是要去除上述中心化功能。德里达认为，“语言不是可以被自由支配的工具，语言所表达的是文字本身或者语言本身，而不是某种存在于语言之外的先在的意义”⑥。语言本身是一个意义开放的系统，而且其结构本身也是不稳定、不明确的。每个语言符号的意义都没有明确的边界，所以说“意义不是来自语言之外的所指，而是来自与其他能指之间的差异”⑦。德里达解构主义符号学意义观的一个基本原则，即重复性使符号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桎梏中释放出来，进入一个可以任符号自由游戏的开放的空间。任何语言符号都带有其他符号的印记(trace)，它的意义总是在语言符号漫无目的的自由嬉戏当中，以延异的形式存在。正是在对语言概念的历史性的讨论中，德里达又集中力量解构了本原问题。自康德以来西方一些主要哲学家或哲学流派对待本原问题的态度和关于形而上学的方案不外乎两类：一类是承认有本原，并力图重建形而上学，可以尼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为代表。另一类是不承认有本原或取消本原问题，因而拒斥形而上学，可以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为主要代表。有学者指出：“德里达的解构走的是第三条道路：它并不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对立面，这种解构超出了这种要么肯定、要么否定的传统形而上学句法，超出了这种是与否的二元对立，而走向了一种更原本的肯定。”⑧ 德里达的《论文字学》在解构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也正是：本原并不是现成的存在，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现成存在意义上的本原。有学者指出：“在德里达看来，结构主义的形而上学特征就在于它所追求的结构总是一种中心化了的结构，即它总是由某一个中心引导和组织。”⑨ 他的那些幽灵般飘忽不定的术语：延异、踪迹、替补等等，都是针对解构传统形而上学的本原观而提出的。

2. 德里达语言哲学思想的寄生性

与大多数思想家不同的是，德里达的语言哲学观的解构思想资源是以一种寄生性的方式获得自身存在形式的。解构思想通过寄生于一种理论，并对这种理论进行解构和颠覆而获得自身的存在。这种寄生性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撒播”(dissemination)为意义所指的符号学意义寄生性。胡塞尔的现象学构筑成了德里达解构语言思想的最基本的话语平台。在胡塞尔看来，表达符是先于指示符而存在的，基于主体起意指作用，直接反映了意识中的意向性活动，因此意义是内在于表达符中，二者是一体的。德里达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表达符的提出又回到了形而上学的立场，因为没有任何符号能够指向完美的、理想的领域，表达符只不过是一个预设的虚无概念。“意义不是先验的，而是引申的，是一种结果，一种产生差异游戏的规定性。”⑩ 由此，德里达建构起了以“撒播”(dissemination)为意义所指的符号学意义观。

第二，德里达的“补充”学说与卢梭的文字学观。德里达语言观的“补充”学说寄生于卢梭的文字学观念。德里达的语言学思想的重要学说——“补充”学说正是解构了卢梭《论语言的起源》中的言说中心论和图像中心论的主要观点。“补充”，英法文同形，为supplement，原意为“外在附加物”。“补充”一词出自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关于教育的论述。此后，卢梭在他的《论语言的起源》等系列著作中沿用了这一词义并进行了逻各斯中心主义二元对立思想的发挥。在卢梭那里，言说是先在的理想的语言形式，而书写则是派生的低劣的语言形式，是言说的补充：“语言是用来说的，文字只是说的补充……言说借传统的符号指代思想，文字技艺正是思想的间接表现——至少在我们所运用的各种表音语言中是如此。”{11} 然而，德里达一反这种传统的结构思想和等级观念，深刻揭示了事物的丰富多元性和平等互补性。他解构了卢梭所提出的“补充”的涵义。他认为，书写作为对语言的“补充”揭示出言语的内在的、先天的不完善。在这种增补的过程中，书写的基本特征，成为思想活动的本质规定。通过补充，言语和书写之间的绝对界限被消解了。

第三，德里达的“延异”理论、索绪尔的“差异”原则、海德格尔的“在场与在场者之间的本体论差异”。德里达的“延异”理论来源于对索绪尔的“差异”原则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语言观的批判性继承。“延异”可以说是德里达进行解构的锐利武器，也是研究解构主义理论的切入点。索绪尔的“差异”、弗洛伊德的“心灵书写”、海德格尔的“存在”等等无一不是这一思想的源头。索绪尔以“差异”原则开创了结构主义的先河。“语言中只有差别……就拿所指或能指来说，语言不可能有先于语言系统而存在的观念或声音，而只有由这系统发出的概念差别和声音差别。”{12} 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的本质既不在声音，也不在文字，而在于差异;差异决定符号的意义，差异或差别是语言价值的本原。索绪尔认为差别主要是声音或音响形象的差别。他虽然也承认文字具有任意性和差异性，但只不过是把文字作为一个比较，以此来阐明整个问题。德里达正是从以上索绪尔的“差异”原则语言观中得到了启发并敏锐地发现其“差异”语言观的局限性——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海德格尔用一章的篇幅集中讨论了语言问题。他试图深入语言现象的内部去寻找人的存在的某种原始模式。海德格尔说：“存在的遗忘是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差异的遗忘。”{13} 这种在场与在场者之间的本体论差异的领域，正是德里达“延异”论在哲学上的立足之地。德里达在《论书写》中写道，“原初书写就是‘延异’，它是‘显现与显现物之听不见的差异’”{14}。在此，德里达就已经把“延异”置于本体论差异的领域了。他依赖差异同时又突破差异，以其延异思想进行勇敢的解构主义语言观探索。

三、在“解构”中“建构”：德里达解构主义语言哲学对后现代理论之贡献

1. 德里达语言哲学思想的解构实践启示了后现代视角的语言观

德里达对语言本身的思考价值，远远超出了他对语言等级制度的颠覆，使语言的不确定性，模糊性问题得到了全新的思考。由于语言成为哲学论说的必然方式，因此对语言思想而言，解构不仅仅是一种以反语音中心论、反语言符号逻各斯中心论、反意义整体性为标志的语言哲学观或诠释学的一种变现，它更是一种“后现代”姿态和行动，是对结构主义的在场、秩序和中心整体性的反击。他对语言哲学思想的解构实践不仅为其中后期把解构视野转向政治学、文艺批评、社会学和美学等学科和领域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而且成为后现代语言观的理论先锋。语言符号作为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关键中介因素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引发了后现代主义学者们对“语言结构与人的存在”、“语言与人的自由”等主题进行深刻的哲学思考。

2. 后现代思维范式的到来和哲学思维的回归

詹明信在《语言的牢笼》一书中指出：“人类的思想发展史就是一部各种认知范式的不断更迭的历史。因此所谓新的思想认识，这不仅指在原有的思想范式不变的情况下所作的新的探索、新的发现。更指的是由于思想范式的变换而发现的原先被遮蔽了的认知盲点。”德里达语言哲学思想解构实践的尝试，正是因为彻底颠覆了西方传统的思维范式而发现了人类思想上原先被遮蔽了的认知误区和盲点。这一革命性的解构实践呼唤了后现代思维范式的到来和哲学思维的回归。

作为对人类建立工业社会以来现代西方文明困境的一种理论反应和文化反应，解构理论为当下人类反对单一以理性为中心、反对二元对立、反对功能主义和主流文化的情结提供了最深刻的解说。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正是建立在对人生命的“矛盾性”的自觉澄明和对人的“有限性”的坦然态度这两个基本认知上的。对终极价值目标的存疑，对工具理性的反驳，成为“后现代主义者”思考问题的基本方式，这种全新的带有鲜明后现代特征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正是德里达以怀疑精神和与传统决裂的态度将解构实践进行到底的结果。

3. 德里达语言思想体系的解构实践为后现代哲学提供了新的方法论

解构主义代表着人类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一种新语境下的存在方式和话语模式。在方法论上，近现代哲学家特别是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等科学主义思潮的哲学家，追求以理性、逻辑为根基的实证科学方法。而后现代主义者以语言游戏说(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和解构法(以德里达为先锋)发展了现代西方哲学家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利奥塔就否定整体性、普遍性和明确性，而热衷于模糊性和差异性。他号召人们：“让我们向同一整体开战;让我们成为那不可表现之物的见证人;让我们持续开发各种差异并为维护‘差异性’声誉而努力。”{15}

尽管德里达曾在多个场合公开否认了他的解构理论和他本人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者的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率先提出了后来成为后现代理论的那些要点：反中心主义、延异与差异。它们成为后现代的理论话语，在阐释后现代文化现象的同时又成为后现代文化的一部分。德里达语言哲学思想体系的解构实践极大地启示了地域的、民族的、历史的、个人的文化在与全球一体化和标准的对抗之中所应显示出的确当意义。正如弗兰克所说：“后现代哲学家作为尼采、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的继承者，对欧洲二千五百年的精神成就进行了无情的审判，从而动摇了形而上学以及整个现代知识、现代世界观念乃至普罗米修斯式的叛逆者竟在欧洲精神的黄昏中带来了点燃照亮人们心灵的灯笼的火种。”{16}

注释：

① 雅克·德里达：《德里达中国讲演录》，张宁、杜小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页。

② 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③ 卡西勒:《符号形式的哲学》，关子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

④{12}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7-48、178页。

⑤ 陈晓明：《德里达的底线——解构的要义与新人文学的到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

⑥ Derrida，Jacques. Speech and Phenomena. David B. Allison,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57.

⑦⑩{11} Jacques Derrida，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and Lond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6, p.157，p.158，p.295.

⑧⑨ 朱刚：《本原与延异——德里达对本原形而上学的解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6、15页。

{13}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8页。

{14} 雅克·德里达：《论书写学》，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15} 让·弗·利奥塔：《后现代主义》，赵一凡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16} 曼弗里德·弗兰克：《后现代主义——正在到来的上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作者简介：杨卿，女，1976年生，湖北武汉人，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0;朱哲，男，1965年生，湖北蕲春人，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0。

(责任编辑 胡 静)

作者：杨卿 朱哲

第三篇：维特根斯坦早期语言哲学思想探究

【摘要】语言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向语言学转向之后产生的新哲学体系。在众多早期语言哲学家中，维特根斯坦主张哲学的本质就是语言，语言是人类思想的表达，哲学的本质只能在语言中寻找。文章简要介绍了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产生的背景，并分析了其早期著作《逻辑哲学论》中几个重要的开创性哲学思想。

【关键词】语言哲学 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

维特根斯坦思想产生的背景与根源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维特根斯坦思想产生的背景。二十世纪初，西方哲学界出现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使整个现代哲学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此之前，哲学家们主要关注的是“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关系。到了十九世纪末，许多哲学家认为虚无缥缈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很难做出实证和分析研究。而“语言”是思维的表达形式，研究“语言”是否符合“现实”，就等于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哲学的语言的转向，使哲学研究从认识的内容转向了认识的表达，从心理概念转向了语言形式”。①

语言哲学的内涵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它是指“语言学的哲学”，是对意义、句法、翻译等语言学共性现象进行的哲学研究。其二，它是指“语言的哲学”，是对语言结构和功能的概念性研究，也是对关于语言本质，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等内容的哲学性论述。笔者主要探讨的是第二方面的内容，即“语言的哲学”，重点是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的哲理性思考。语言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中影响巨大、成果卓著的一个哲学流派，加强对语言哲学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研究对于语言学学科的创新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维特根斯坦早期经历与其思想来源。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是现代语言哲学的奠基人。他主张哲学的本质就是语言，语言是人类思想的表达，哲学的本质只能在语言中寻找。他消解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唯一本质，为哲学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

早期的维特根斯坦接触较多的是物理学和工程学，为他的语言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青年时期对自然科学的探索让维特根斯坦具有了一定的“实证主义”倾向：通过比较具体的“语言”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来探讨“思维”与“存在”之间的联系。在英国求学期间，出于对数学的兴趣，维特根斯坦阅读了罗素的《数学原理》。1911年夏天，维特根斯坦前往英国剑桥大学，投在罗素门下，开始研究逻辑与数学。②青年维特根斯坦当时认为数学和逻辑可以解释语言和存在的奥秘，这让他后来成为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维特根斯坦应征入伍，在战场上完成了标志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逻辑哲学论》。该书体现了他前期的语言哲学体系，主张让哲学成为语言学问题，语言能表达的才是哲学能够研究的。这标志着语言哲学的诞生。

《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早期语言哲学思想

维特根斯坦对于“不对称”和“存在”的思考。中国道家认为：对称与和谐是万物存在的根本，一切事物都是在对立的两面之中相生相克，所谓有无相生，福祸相倚。③近代科学界也曾认为世界处于一种动态的二元平衡中。而维特根斯坦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是不对称的，正是这种不对称性导致了世界的存在。

“两件(相互排斥的)事情中没有一件能发生，因为没有什么原因使得这件事情发生而那件不发生。这实际上意味着除非有一种不对称情况出现，否则我们不能描述两者中的一个。(6.3611)”④

科学界曾经深信“宇称守恒”定律，即是说一个粒子的镜像与其本身性质完全相同。这也就是假设整个世界处于一种“物质”与其“镜像”和谐对称的状态之下。科学家们发现正负电荷不是完全对称的，物质与反物质也是不完全对称的。如果宇宙大爆炸之后，诞生了数量相同的物质和反物质，那么它们相遇后就会立即毁灭。如果世界是完全对称的话，整个宇宙都不会形成。这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在物质与反物质大体平衡的情况下，存在微妙的不对称，才有了我们现在的世界。维特根斯坦在1921年出版的《逻辑哲学论》中就以一种逻辑上的推理提出了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存在不是平衡的，而正是存在的不平衡导致了存在的可能。不平衡就是存在的基本形式。

维特根斯坦对于“罗素悖论”和理性缺陷的解析。维特根斯坦早期思想中重要的内容是对“罗素悖论”的解答。1903年，罗素提出了著名的“罗素悖论”，通俗解释也就是“理发师悖论”。即，有位理发师说：“本人将为本城所有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我也只给这些人理发。”那么理发师能不能给自己理发呢?如果他不给自己理发，他就属于“不给自己理发的人”，他就要给自己理发，而如果他给自己理发呢?他又属于“给自己理发的人”，他就不该给自己理发。

“罗素悖论”一提出就在当时的数学界与逻辑学界引起了极大震动，学者们纷纷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对此，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的解释方案是：“一个函项不能成为它自身的主目，因为函项的标记已经包含着它自身的主目的原型，而且它不能包含自身。(3.333)⑤

维特根斯坦认为：包含自己的集合是不可能存在的，即集合不能包含自己，正如理性不能证明自身。根据这一点，他在《逻辑哲学论》中进一步写道：“没有一个命题能够做出关于自身的陈述，因为命题标记不能包含在它自身当中。(3.332)”⑥这也就是说，逻辑再严密、理性再无懈可击，也根本不能证明自身的可靠性。从对“罗素悖论”的解析出发，维特根斯坦开始思考科学理性和人类自我认识的缺陷。人类及其理性也是一个集合，既然任何集合或逻辑都无法对自身做出解释，那么它的真值只有依靠外部的判断，也就是说人类无法认识自身，也无法证明自身理性的正确性。

十九世纪“启蒙主义运动”之后，随着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西方现代哲学也出现了分析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倾向，用理性的方式研究哲学。人们开始崇拜理性和科学的力量，认为人类的理性可以完全认识自身和外部世界。但是，维特根斯坦却认为：任何人都无法完全理解自己，因为要真正理解自己，就必须跳出自身之外，而这是不可能的。人类的科学和理性也不能证明其自身的正确性，科学永远不是对世界的完美解释，而只是人们的一种主观认识。于是，维特根斯坦进一步指出：“整个现代的世界观都是建立在一种幻觉基础之上的，即认为所谓的自然律是自然现象的解释(6.371)”⑦。从解析“罗素悖论”出发，维特根斯坦说明了人类自我认识及其自身理性的缺陷，开启了解构近代科学理性的思潮。

维特根斯坦早期的“图像论”与“不可说”理论。《逻辑哲学论》的一个中心主张是语言和世界相互对应的“图像论”，其基本构想是：语言与世界对应，语言以命题的形式“摹画”整个世界。复合命题对应于复合事态，原子命题摹画基本事实。复合命题都可以解析为原子命题。⑧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命题是事态的图像，一边是发生的事情，另一边是图画似的对事情的表现和摹画。一个命题是一个事态的描述。(4.023)”⑨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整个世界都是由命题组织的，而复合命题是由原子命题组成的。原子命题描述最基本的事实，不可以再分解。原子命题内部只包括不可定义的符号—即事物的“名称”。名称与各种事物相对应，代表各种事物。

例如：“虽然天下雨了，我还要去郊游”，这句话是复合命题，其中包括两个原子命题：“天下雨”和“我去郊游”。两个原子命题之间的逻辑是转折关系。此外，两个原子命题之间相互独立，即使第一个原子命题“天下雨”错误，也不影响第二个命题“我去郊游”的正确与否。无论天是否下雨，只要我的确去郊游了，那么第二个原子命题就为真。两个原子命题都包括一些最基本的“名称符号”，如“天”、“下雨”、“我”和“郊游”，这些名称符号之间又都是相对独立，互不影响的。

这样一来，早期维特根斯坦眼中的世界就如同一幅由无数最基本的“原子事实”镶嵌而成的拼贴画，而“原子事实”又是由独立的“名称符号”组成的。他由此得出结论：任何一个事实可以发生或者不发生，而其余一切则照旧不变。因此，他的这种语言哲学也被称为是“语言镶嵌论”(Mosaic Theory)，或称为“马赛克理论”。

无数命题摹画了广阔的世界，那么有没有不能用命题或语言表达的事物呢?维特根斯坦认为是有的。于是，在《逻辑哲学论》的最后一章中，他只写下了一句话：“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需保持沉默。”⑩《逻辑哲学论》的中心论题是命题摹画事物。因此，凡是不可摹画的事物都是不可说的。换言之，事实的界限是可说的界限，在事实界限之外的东西是不可说的。这与中国古代文化强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有异曲同工之妙。

【作者为安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本文系2011年河南省省级软科学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12400450115】

【注释】

①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0页。

②[英]瑞·蒙克：《维特根斯坦传》，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页。

③老子：《道德经》，北京：金盾出版社，2009年，第168页。

④⑤⑥⑦⑩[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00页，第37页，第38页，第101页，第105页。

⑧⑨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9页，第128页。

作者：牛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