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哲学思想论文

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柏拉图哲学思想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柏拉图关于政治统治的思考在《理想国》中有深邃的表述，从开篇苏格拉底被多人靠人数的优势进行胁迫的事件开始，便从侧面引申出了关于谁有统治权力的思考，并随着故事的深入以及苏格拉底雄才伟略般的辩论，玻勒马霍斯等人的观点被一一驳倒，正义的政治统治观映入大家的眼帘。

第一篇：柏拉图哲学思想论文

柏拉图政体思想及其演化

[摘 要]柏拉图作为西方主要的政治思想家，在其早期，中期，和晚期的著作中都体现了其政体思想。从一开始的“哲学王执政”到晚期《法律篇》中提出的以“中庸”为原则的混合政体，表明他的政体理论从推崇“人治”到倡导“法治”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的转变也是柏拉图从理想向现实的转变。

[关键词]柏拉图;政体演化;政体思想;哲学王;混合政体

柏拉图是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他生于伊齐那岛的一个贵族之家，从师于苏格拉底，同时也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在柏拉图早期、中期、晚期的著作都十分关注一个城邦该组织何种政体来进行治理才能实现“善”的城邦。他的政体思想受到他所处时代和他的经历的影响。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失败、伯利克里的去世使古希腊的城邦日益走向衰败。苏格拉底因不赞成雅典的民主政体而以渎神罪名被处死，彻底对雅典的民主制死心。

一、柏拉图政体大厦的根基——正义理论

相对于柏拉图的政体思想来说，首先要谈论的基础性问题就是什么是真正的正义。人民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正义，就会导致人民的行为失范，而人民行为的失范将导致城邦生活的无序，城邦生活的无序是城邦衰败的主要原因。柏拉图判断政体好坏的标准是能否更好地促进城邦正义的实现。《理想国》一书都是通过谈论正义问题的理论，并以此来引发哪类政体能够更好地实现真正的正义的探讨，最终得出有智慧的哲学家执政才是理想的政体。巴克在他的《希腊政治理论》一书中写道：“不管柏拉图是在讨论智者的理论，还是寻求改革实际的社会生活，正义都是他思想的枢纽，是他论述的主题。”[1]214因此，可以说正义理论是柏拉图政体思想的理论根基。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一开始就是以苏格拉底的名义先后就“正义就是欠债还钱”、“正义是强者的利益”和“不正义较正义有利，能给人带来更大的利益”进行了批判，提出正义是心灵的德行，不正义是心灵的邪恶;正义的心灵能够给人们带来快乐，邪恶的心灵给人带来痛苦。因此，正义就是能够让人感到快乐的美德。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二卷中与格劳孔(Glaucon)谈论正义的本质与起源。柏拉图认为“正义的本质就是最好与最坏的折中——所谓好，就是干了坏事而不受惩罚;所谓最坏，就是受了罪而没法报复。”[2]46人们做一些正义的事情都不是来自自己的本心，或者说是心甘情愿做正义的事，而仅仅是因为自己没有能力做不正义的事。假如把正义的人放置在不正义的环境当中不管不问，最终人的欲望也会将正义的人引向不正义的不归之路。毕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因此“人都是在法律的强迫之下，才走到正义这条路上来的。”[2]47可以说，没有人会心甘情愿地做正义的事，正义都是勉强的。那么什么才算实现个人的正义呢?柏拉图认为既不应该从正义者身上减少正义的行为，也不应该从不正义者身上减少不正义的行为，而是让他们各行其是，各尽所能，这样就能实现个人的正义。

个人是城邦的缩影，城邦是个人的扩大。柏拉图由个人的正义引申到城邦的正义。什么是城邦的正义?如何实现城邦的正义?柏拉图认为城邦的正义就是构建“至善”城邦时所确定的严格的社会分工原则：“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2]156“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2]156。在设计理想城邦之时，将社会分为统治者(哲学家)、辅助者(军人)和生产者三个等级，只要这三个等级分工合作、各安其位、各尽所能、各尽其职时才实现真正的正义和“至善”的城邦。柏拉图认为，个人是城邦中的一分子，是缩小了的城邦，城邦只是放大了个人。因此，与城邦的三个等级相对，个人的心灵也分为三个部分——理性、激情和欲望。个人的正义就是三部分各自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理性统治着激情，控制欲望。“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自身内的各种品质在自身内各起各的作用，那他就是正义的。”[2]171“不正义”就是人的灵魂“三种部分之间的斗争不和、相互间管理闲事和相互干涉，灵魂的一个部分起而反对整个灵魂，企图在内部取得领导地位”[2]175-176。

柏拉图还提出“金银铜铁论”来论证正义理论的合理性。虽然人们都是一主所生，但是老天在铸造人的时候，在有些人身上添加了黄金，因此是最优秀的，成为统治者;在军人身上注入白银而成为第二等级的人;把铜和铁加入到农民和商人阶层，使之成为生产者。但是有时候难免会发生等级错乱，发生金父生银子和银父生金子现象，因此“上天给统治者的命令最重要的是要他们做好后代的护卫者，要他们极端注意在后代灵魂深处所混合的究竟是哪一种金属。”[2]131统治者切不可使各个等级混乱，特别是防止铜铁人当权，成为统治者。因为神曾经有过警告“铜铁当道，国破家亡”。

在柏拉图看来，理性城邦的权力组织结构、个人与城邦的关系，社会分工理论等只能通过理念论来解释。在城邦中的个人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和作用，而且有些个人难免会有不同程度的不满意，但是这也是不可克服的。每个个人必须在城邦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和位置，实现个人的善，从而实现“至高而广涵”的“至善”城邦。

二、柏拉图政体理论的演变

(一)《理想国》中的政体思想

在柏拉图早期著作《理想国》一书中阐述了他最初的政体理论。这个时期受到其恩师苏格拉底的影响，通过分析和对比古希腊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各种政体，建构了一个由高超的智慧、真实的知识、完美的德行和绝对的最高权力于一身的哲学王统治的国家。柏拉图认为在古希腊的历史上和现实中曾经存在着五种政体。这五种政体依次蜕变：“贤人政体”、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僭主政体。

荣誉政体，也称作为斯巴达和克里特推行的政体，是统治者不追求真实的知识和美德，反而以争强好胜和贪图荣誉为特点的政体，是从“贤人政体”演化而来的。因为“等级血统”的混杂引发的战争，好战者通过战争带来的军功荣誉来执掌政权，“这一种冲突一经发生，统治者内部两种集团将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向;铜铁集团趋向私利，兼并土地房屋、敛聚金银珠宝;而金银集团则由于自身心灵里拥有真正的财富而趋向美德和传统秩序;他们相互斗争，然后采取某种妥协，于是分配土地、房屋，据为私有，把原先的朋友和供养人变成边民和奴隶。”[2]320这种国家里勇敢和荣誉起主要作用，失去了智慧的品质，且与正义相差甚远。虽然如此，柏拉图还是认为这是现实中最好的政体。

当金钱越来越集中于少数的掌权者，这些人不再重视知识、美德和荣誉，只专注于金钱的敛聚时，寡头政体便产生了。寡头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财产和地位，便通过制定法律来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法律宣布，凡财产总数达不到规定标准的人，谁也不能当选。而这项法律的通过则是他们用武力来实现的，或者用恐吓以建立起自己的政府后实现的。”[2]325在这种寡头政体中，统治者的财富越来越多，人民大众由于财产越来越少而无法生存，这样的城邦势必分裂成两个国家。“这样的城邦必然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富人的国家，一个是穷人的国家，住在一个城里，总是在相互阴谋对付对方。”[2]326

在寡头制的统治下，随着财富的集中，导致这个城邦的分裂，很有可能发生内战。战争的结果如果是平民的胜利，建立平民的统治，那么民主政体就此产生。“党争结果，如果贫民得到胜利，把敌党一些人处死，一些人流放国外，其余的公民都有同等的公民权及做官的机会——官职通常抽签决定。”[2]334由于人民在寡头统治之下深感财富带来的不平等和自由，所以在建立自己的统治过程中过分强调平等和自由，极端自由反而会导致极端的不自由。

人民由于知识的匮乏，不具备真实的知识，因而在有些官职任命上不能正确选择执政者。在民主政体中，贫民不断地夺取富人的财富，狡诈的富人就会通过一些欺骗的手段，使得人民答应他建立一支警卫队来保护其财产，那么富人就有了排除异己，夺取政权的资本，就会撕下伪装，夺取国家的最高政权，“由一个保护者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僭主独裁者”[2]349，建立僭主政体。在僭主政体的统治之下，人民再一次失去了自由，成为被奴役的对象。“僭主政制是城邦最后的祸害。”[3]88

柏拉图通过论述现实这四种政体一个比一个坏，提出最理想的政体形式就是“贤人政体”。柏拉图认为只有哲学家执政才能实现城邦的真正正义，那么就不可避免的要探讨什么是哲学家。通过与格劳孔、色拉叙马霍斯等人的论辩，得出哲学家是由“高超的智慧、真实的知识、完美的德行和绝对的最高权力的结合”[4]42，柏拉图把哲学家看作城邦的“拯救者”。“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否则，“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2]217

(二)《政治家》和《法律篇》中的政体思想

柏拉图三次的西西里之行，并且希望将《理想国》的理论在徐拉古城邦付之于实践，不料却屡遭挫折，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样的经历使柏拉图的政治思想发生了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在《政治家》和《法律篇》等著作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种微妙变化。

在《政治家》中提出两种划分政体的标准：第一，按照执政者人数的多少;第二，执政者是否依据法律来进行统治。依照这两种标准，柏拉图把政体划分六种政体：第一，一个人执政，依法而治的政体是王治政体，不依法而治的政体是僭主政体;第二，少数人执政，依照法律来进行统治的是贵族政体，不依法而治的政体是寡头政体;第三，多数人执政的政体形式为民主政体，根据是否依法而治，民主政体也被分为共和政体和平民政体。“关于民主制度，我们一般不改变它的名称。无论这种政制是通过民众用武力控制有钱人而建立起来的，还是根据多数人的意愿建立的，也无论它是否严格地依法治理，民主政制还是被称作民主制”[5]142。在《政治家》中并没有完全放弃《理想国》中的哲学王政治，仍是以治者是否真正具备政治家的知识和美德作为这个国家是否实行了正确的政体的根本标准。不同的是，在几次西西里之行之后，感受到要想在现实中找到或者培养一个具有高超的智慧、真实的知识、完美德行的哲学王哲学家或政治家就如同想要在凡人中找到一位神一样困难，进而逐步走向依靠法律进行统治。

柏拉图认为，在没有哲学王的统治下，法律是必不可少的。要树立法律的权威，法律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即使是智慧的政治家也必须是依法而治。在没有哲学王的政体下，如果统治者按照法律进行统治，那么君主政体是最好的，民主政体是最差的;如果统治者不依法统治，而是以自己意志来统治，那么民主政体是最好的，僭主政体是最差的。

在晚年《法律篇》中，柏拉图看到现实政体中相对较好的斯巴达政体陷入危机，其败落程度不亚于民主政体，因而进一步修正自己关于政体的理论，放弃了哲学王的统治，寻求第二等好的国家。权力与智慧的结合是罕见的，但是人的本性又是自私的，故而放弃了人治，转向了法治，要将法律放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放弃了《理想国》中的公产、公妻制度，将土地分给公民耕种，通过法律来控制公民的财产，使之不会产生贫富分化等主张，但是主要的还是提出了混合政体。

现实中的人由于智慧和美德不够，那么统治权集中一个人手上那是极其危害的。这些权力应该是由平民和拥有个人权威的个人共同掌握，因而在《法律篇》中设计的第二等好的理想国政体更接近于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混合。所有官员是通过选举制度由公民选举产生的，他还特别设计了“夜间活动委员会”负责日常活动。柏拉图特别强调统治者要严格依据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个城邦才能经久不衰。“把权力称作法律的使臣，这样说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因为我深信社会的生存或毁灭主要取决与这一点，而非取决于其他的事情。法律一旦被滥用或废除，共同体的毁灭也就不远了;但若法律支配着权力，权力成为法律驯服的奴仆，那么人类的拯救和上苍对社会的赐福也就到来了。”[5]475即使在这种混合政体之下，也必须依照法律来进行统治，否则城邦也就离毁灭不远了。

三、柏拉图政体演化思想逻辑分析

纵观柏拉图的政体思想，可以发现从早期的哲学王政体到晚期的混合政体，他的政体理念经历了一个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过程。在早期《理想国》著作当中，主张的是由一个具有高超的智慧和完美德行的哲学家来治理城邦。他把世界分为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理念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原型，只有理念中的城邦才是真正善的城邦，也只有哲学王才能把握理念世界的存在，并逐步接近它，最后走上“至高而广涵”的城邦，也只有哲学王才能找到拯救现实城邦种种弊病的良方。柏拉图的三次西西里之行和创办学园使得他发现现实中不可能存在这样完美的哲学家和现实中的城邦越来越走向衰败，于是他就换了一个新的视角来分析现实城邦所产生的种种问题，提出一些新的主张，在《政治家》和《法律篇》中体现出来这些新的主张。

《理想国》与《政治家》《法律篇》体现出来的政体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其主要原因就是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矛盾。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阐述哲学王的立足点是要建立一个完美的理想王国。它不考虑现实是否可行，只是描绘出一个能够更好地解决现实城邦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因此它的价值就是给予那些有知识的、富有理想的人一个美好的理想王国。理想终归是理想，理想变成现实也不是那么随心所欲的事情，再加上柏拉图没有考虑到现实的可行性，故而柏拉图的几次西西里之行来推行其哲学王都惨遭失败，这也是导致他放弃了人治的哲学王，转向了法治的混合政体。

在《政治家》中，柏拉图希望统治者是一位政治家，但是政治家的首要标准是掌握真实的知识，然而在现实中，这种知识是很难掌握的，真正的政治家少之又少，因而统治者应该制定和遵循法律来管理城邦事务。在《法律篇》中，明确提出政治家应该依靠法律来统治，法律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谁不依靠城邦来管理，那么这个城邦离毁灭就不远了。政体的好坏标准也变成是否依据法律统治，依据法律统治的就是好的政体，反之，就是不好的政体。可以说在《理想国》中，将法律视为蹩脚的工具，然而在《政治家》和《法律篇》都强调要按照法律来治理，实行法治。

粗略地讲，《理想国》强调的是哲学王个人的美德和智慧，《政治家》强调的是由于现实中有智慧和美德兼有政治家太少，因而需要法律来对统治者加以约束，《法律篇》则更一步明确提出要求统治者制定法律并严格依法而治。但是城邦公民选举出来的夜间活动委员会的委员和政治家，他们知道什么是美德本身，并知道如何将各种美德统一起来，形成真正的单一美德。可以这样说，“柏拉图将《法律篇》的制度逐步转变到《理想国》的制度，《法律篇》的终点也就成为《理想国》的起点。”[6]233由此可见，《理想国》《政治家》和《法律篇》三者的政体理论之间是有差别的，但是它们之间还是存在着逻辑联系的。

四、柏拉图政体思想转变路径的现实意义

柏拉图从哲学王到依据良法实行的混合政体，体现了一种由理想到现实的转变。在现实世界中很难遇到具有集美德、知识、智慧和权力于一身的哲学王，因而转向现实中次等良好政体的探讨。“人治”和“法治”转变的探讨，对于今天倡导依法治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柏拉图的法治思维在整个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柏拉图在《政治家》中确定的依据良法治理城邦的原则可以看作是西方法律传统的先例，后世伟大的思想家都离不开柏拉图来谈法治。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中是否依据法律来统治的分类方法就是来源于柏拉图。罗马法的创立和实施以及孟德斯鸠关于法的理念都是吸收、借鉴和发扬柏拉图法治理念。

2.柏拉图的“良法”对于当今依法治国中依据什么“法”而治理国家有着借鉴意义。柏拉图倡导的是依据“良法”而治理城邦，而不是“恶法”。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的基础上提出服从恶法不是法治，法治必须以多数人制定并且符合公共利益的良法为基础和条件。在建设法治体系过程中，首要应该制定良好的法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中心命题，关键还是要考虑依什么法而治。依照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依法治国必须依良法而治，而良法“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

3.柏拉图政体思想的转变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研究与政治实践的悲剧往往发生于这两种情形：要么是理论高估或者低估自己的价值，错误地指导政治实践，要么就是实践对理论提出高要求或者无视理论的作用而变得毫无意义。柏拉图三次游历西西里岛而深感哲学王式的治理是不能在实践中形成，考虑到更多的现实政治的条件和需要，最终转向对次等良好政体的探讨，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

参考文献：

[1]巴克.希腊政治理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2][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3]高靖生.国家的合法性：柏拉图、儒学与我们的相遇[J].湖南大学学报，2005，(1).

[4]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

[5][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三卷)[M].北京：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

[6]王乐理.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一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宋桂祝

作者：胡平平

第二篇：浅析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政治哲学思想

【摘要】柏拉图关于政治统治的思考在《理想国》中有深邃的表述，从开篇苏格拉底被多人靠人数的优势进行胁迫的事件开始，便从侧面引申出了关于谁有统治权力的思考，并随着故事的深入以及苏格拉底雄才伟略般的辩论，玻勒马霍斯等人的观点被一一驳倒，正义的政治统治观映入大家的眼帘。政治统治并不是单纯依靠武力而实现的，是需要正义辅助的，在政治统治中武力与正义两者之间相互结合，最终推导出柏拉图的哲学王理论思想。

【关键词】政治统治;权力;哲学王

一、多数人的胁迫引发的政治统治之思

柏拉图在其《理想国》的开篇讲述了一个关于谁有统治权力的故事，大约距今两千多年前，在雅典的一个港口城市比雷埃夫斯年轻的苏格拉底与他的好友格劳孔走在河边的路上，他们被玻勒马霍斯的奴隶叫住并让他们等等玻勒马霍斯。玻勒马霍斯与他的朋友们到后开始挑战苏格拉底，让苏格拉底证明自己比他们更强大，否则的话就跟他们走。苏格拉底问可以放过我和格劳孔吗?玻勒马霍斯否决了苏格拉底的请求。苏格拉底反而与他们达成了协议，他们一同去往了玻勒马霍斯的家中[1]。

为什么柏拉图用这样的一个故事做开场白，难道只是单单的为了吸引读者?其实用政治哲学的思维来看，不难会发现这是一个在争辩谁有统治权力的真实故事。玻勒马霍斯和他的朋友在人数多于苏格拉底與格劳孔的情况下，挑战苏格拉底的权威，宣扬他们的统治力量，并且迫使苏格拉底同意了，苏格拉底虽有请求，但是在他们人数占优的情况下只能稳妥的选择屈服与服从，最后与玻勒马霍斯他们一同走了。那么政治统治中的权力是来源于这种武力或者原始的暴力吗?貌似是的，当代的政治统治中依然存在着武力与暴力，并且武力也是政治统治的主要特征之一。既然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的开篇做了这样的一个描述，自然有其独有的道理，并且随着故事的深入苏格拉底通过演讲与争辩来与这样的“武力”做斗争，阐述自己的观点与看法来逐步引申出他自己的政治统治观。这其实也是多数人意愿的民主与真正哲学的需要之间所不可避免的博弈，即数目上的力量能不能与理性或对更佳辩论的尊敬在某种意义上达到和谐，它们之间真的可以完美地融通吗?同时这也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有关于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争论[2]。

二、苏格拉底正义的政治统治观

(一)对克法洛斯父子的反驳

苏格拉底来到玻勒马霍斯家中与各位贤者关于何为正义的政治统治展开了大讨论，玻勒马霍斯的父亲克法洛斯是一位商人，他认为正义很简单，正义就是欠债需还钱。但是苏格拉底反问道：“如果甲在神志清醒的状态下借给另一个人武器使用，那么在甲神志失常后，归还武器还算是正义嘛?”克法洛斯被问得不知如何回答，借故离开了。

但是克法洛斯的儿子玻勒马霍斯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玻勒马霍斯十分关心保护城邦的荣誉与安全，所以他坚持统治的正义。这里的正义是指一个市民对其城邦要绝对忠诚，而不是对其他城邦的忠诚，个人的忠诚就是正义，正义就是助友损敌。苏格拉底先表明自己的观点是对任何群体的忠诚其自身都不可能是正义的统治，他反问玻勒马霍斯我们都会犯错吗?玻勒马霍斯说当然会。接着苏格拉底表示朋友与敌人我们有时候也会分辨错误，因为有些人看似朋友，但他可能却会做伤害你的事情，人经常会经历这样的事情，正是这样，我们也会犯把敌人看成朋友的错误。那么这样只是把欠考虑的情感附属加入对其他城邦或地区人的身上，不也是对他人的极大不公正吗[3]?可以发现克法洛斯父子的政治统治观都欠缺着理性，被情感所左右，这在政治统治中绝不是正确的导向，因为往往冲动的执念会带来巨大的统治之误，所以在柏拉图眼中看来缺乏理性的政治统治十分不可取。

(二)与特拉西马库斯的争辩

特拉西马库斯是一位牧师、教育者，他认为正义的政治统治就是强者的利益，如果这样看那么现今所知的所有政体都是建立在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基础上来进行区分的。再结合特拉西马库斯的观念，托马斯·霍布斯的权力和支配是我们唯一关心的东西这句话显得那么正确，现实主义的味道又是如此的浓厚，政治统治是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量身打造的，并为其制定详细的规则，只要符合统治者的利益，那么正义就变得与对错无关，因为统治者他们能够决定所谓的公正法律，即正义的规则其实是统治阶级的规则[4]。

苏格拉底面对这样的理解，指出当权者也会犯错误，正义不是单纯的政治统治，因为它也需要知识、美德与思考。特拉西马库斯也表示赞同，并进一步说出新的观点，当权者犯错是不配当权的，并且当权者能清楚地认识到正义的统治所带的利益是为自己所服务，这样便承认了的苏格拉底的说法。如果把正义的政治统治看成是等同于个人的利益的实质，那么特拉西马库斯所谓的政治统治就是为个人利益服务的形式，就像放牧人保护牲畜的安全，而其本质是为了放牧人自己的利益。苏格拉底在此基础上继续追问什么样的美德、正义又会去为了维护极少数人的利益而去压榨众人呢?而公正、正义的政治统治呢?人们去遵守这些统治者们制定的规则，那么这正义的统治生活是建立在统治者为所欲为，也就是对其他人极大不公正上的。特拉西马库斯最后逐步认识到自己的观点并非是在为了正义的政治统治而去辩护，反而他是为了正义的政治统治是一种缺点而不断地粉饰遮掩[1]。在柏拉图《理想国》原著中也写到特拉西马库斯面对这样的事实羞红了脸。

综上所述，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正义的政治统治则是城邦应该建立在对权与欲精神需求的控制之上，让充满理性哲学的正义来统治整个城邦，而这正义正是武力与理性的完美结合[5]。

三、哲学王是哲学与政治的真正统一

正义的理性是否可以用作城邦政治统治的模型?面对这样的疑问与难题，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对此提出了三波改革意见：第一波改革需要私人的财产被进行限制，然后再逐步地废除私有的财产;第二波改革要废除家庭的存在;第三波改革就是在之前改革的基础上建立起哲学王的政治统治，这三个步骤每一个步骤都要环环相扣，并被看成是建立正义城邦所必须要做的。其中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被看成了城邦正义统治建立的最后一环，也是最后的成果与结论，那么哲学王真的可以实现的吗，柏拉图可是曾几次前往西西里，君主狄奥尼索斯对他十分的信任甚至让他当上了那里的政治改革顾问，不过柏拉图并没有成功[2]。

后来托马斯·霍布斯也因自己的政治思想没有得到实践应用而说：我此刻相信我的劳动将与柏拉图一样最后没有用处。因为当时政局没有办法通过内战来改变无序的国家与政府将统治权外放，直到统治者成为哲学王，貌似哲学王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但霍布斯又希望自己的书被君主看到，最后来指导实践。这样的思想在政治哲学史上也是屡见不鲜，卢梭、尼采、马基雅维利都希望依靠君主，把他们的哲学观念转化为实际的政治政策，虽现实结果依然是收效甚微，但这却是政治实践对遵循哲学理性的永恒向往[2]。

而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则把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看成了一种极权主义，暴君的起源学说，因为人不可能完全的理性，在利益、欲望的诱惑驱动下，拥有绝对的权力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6]。但对柏拉图而言哲学永远永远都是第一选择，哲学是用来控制欲望的方式，哲学还是一个永恒的信仰。哲学王与暴君的区别就是对哲学的两种不同认知，对暴君而言，权力的诱惑早已让暴君失去了冷静，失去了理性，暴君会寻找他所谓的“哲学”去帮助他维护统治，这种“哲学”是虚假的，并且这种虚假的“哲学”变成了暴君统治的源泉，专治政治统治的工具，这才是卡尔·波普尔对柏拉图哲学王政治哲学思想的最大误解。而真正的哲学王是把哲学理论与现实政治完美地进行融通与结合，把哲学看成一种范式，让灵魂远离任性的激情与偏见，使自身进行净化，并用哲学理论去指导政治实践，进而推动政治实践的完善与发展，达到理想中的善治[7]。

四、结语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系统阐释了他的哲学王思想，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政治哲学，虽然哲学理论与现实实践总是很难完美地融通结合，但这不是完全否认或歪曲解读哲学理论的借口与理由，反而要通过现实实践把所得到的问题进行汇总，科学地分析里面的规律，正确理解或丰富前人的哲学思想。此外，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在当代依然具有深刻的价值意义，吸收哲学王思想中的理性精神，在现代的政治体系中依然是需要遵守的基本原则，因为只有尊重客观规律，才可以利用好客观规律，把哲学思想中的精髓继续发扬。

参考文献：

[1]柏拉图.理想国[M].唐译编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2-3，76-103.

[2]耶鲁大学公开课.政治哲学导论[DB/OL].(2017-0218).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x411y7uW/?spm_id_from=333.788.videocard.3.

[3]杨书浩.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正义思想探析[D].西南大学，2011.

[4]沈夏珠.柏拉图政治价值理论：一个正义观念体系[J].南京社会科学，2017，(03)：90-95+105.

[5]陈伟.理念世界中哲学与政治的结合——柏拉图哲学王思想初探[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0，(06)：11-15.

[6]段庆刚.柏拉图与波普尔二者知识观的差异性比较[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1，20(04)：30-32.

[7]刘华萍.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观与其政治实践[J].理论界，2014，(07)：120-122.

作者簡介：

吕叶，男，山东聊城人，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9级政治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梁馨元，女，山东烟台人，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9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生。

作者：吕叶　梁馨元

第三篇：浅谈柏拉图“矛盾”的诗学思想

摘要：柏拉图的诗学思想是西方文艺思想的源头和基础。然而，长久以来柏拉图的诗学思想却经常被简单地归结为“敌视诗歌艺术”，这引发一些学者从柏氏思想全局角度去挖掘其著作中为诗辩护的一面并试图以此给柏氏正名。对柏氏著作及诗学思想来源加以必要限定是一种较为可行的研究前提，进而从客观地分析其著述的复杂性开始我们还会发现他是如何把诗进行分类对待的。此外，贯穿其思想一生的道德、政治观念也随着讨论的深入而逐渐显露出来。

关键词：矛盾诗学思想；复杂性；给诗分类；道德与政治

一、柏拉图“矛盾”的诗学思想

国内较为系统的研究柏拉图诗学的陈中梅先生曾说：“事实上，在希腊乃至西方历史上，这位学问家对诗和诗人的批评，就深度、广度、用词的严厉、批评的次数而言，都创下了空前甚至是绝后的记录。”[1]这种评说虽然过于绝对，但是从某个角度说明了柏拉图曾经对于诗歌与诗人有过许多不欢迎的言论。那些认为柏拉图否定诗歌与诗人的几个理由大致可概括为：（一）诗歌与诗人不能让人获得知识与真理；（二）诗人卖弄模仿的技艺欺骗群众；（三）诗人不严肃，总去迎合人心灵中伤风败俗的想法。所以，柏拉图坚决地提出要将模仿诗人“送”出理想的城邦，也正因为如此，柏拉图便背上了驱逐诗人、否定诗歌的罪名。

当然，也有为柏拉图辩护的声音。王柯平先生曾说：“事实上，这（《理想国》等著作中柏拉图对诗人与诗歌进行的谴责与控告）并不代表柏氏诗学思想的全貌，充其量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而且经常被人夸大其词地加以利用。”[2]针对柏拉图所背负的这种不公罪名，针对这种片面化的解读，也有学者从柏氏的整体思想学说出发，寻找其与诗的某种默契，以一个较为全面的角度为其辩护、正名。

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理想国》中那种严肃的“敌视诗歌艺术”的诗学思想；另一方面，又在柏氏著述里体会到了其为诗辩护所做的或直接或间接地努力。也许正是因为这两种思想都可以在柏氏对话里解读出来的原因，许多学者干脆认为柏拉图的诗学思想本身就带有一种内在的矛盾，并由此从多重角度对柏拉图矛盾的诗学思想的根源进行探求。

二、关于柏拉图

“矛盾”的诗学思想的新思考

回归柏拉图对话文本，我们发现其实那种所谓的柏拉图矛盾的诗学思想其实并不矛盾，造成这种矛盾的表像是由于一些研究者片面化地解读了柏拉图的部分著作，而未从更为全面与客观的角度去“认识”柏拉图。客观地讲，单纯地从《理想国》等篇的解读中挖掘柏氏批评诗歌与诗人的言论进而得出其敌视诗歌艺术的做法着实存在着一种片面化的弊端。具体地说，这种方式忽略了柏拉图全部对话所共同体现的一种整体性思想。我认为，对于柏氏的诗学思想我们要注意到：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柏拉图诗学思想的复杂性。但是，这种复杂性并不完全等同于矛盾，因为复杂性有着更为丰富的含义，其并非单指矛盾，柏氏的诗学思想体现的就是这种复杂。

其次，我们必须看到，柏拉图诗学主要讨论的对象——“诗歌”，它本身就是极其复杂的，古今中外有无数学者对诗歌进行研究却似乎永远也言说不尽它的奥秘。诗歌有时感人至深，有时发人深省，有时又平实清淡，有时又让人回味无穷，我们很难抓住它的本质与规律。与柏拉图在《大希庇阿斯》结尾引用的那句“美是难的”这一深刻谚语相类似，其实可以说“诗歌也是难的”。

第三，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柏拉图的思想是随着他的成长与其思考的深入不断地成熟的。所以，我们应该看到柏氏前后诗学思想存在的某种类似由“稚嫩”到“成熟”的变化过程，这其实也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理论即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不存在永远静止不变的东西。例如在一般认为是柏拉图晚年著作的《法篇》中，他对诗歌的看法较以前有了许多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又可以从其一系列的历时著述中找到某种内在发展的逻辑轨迹。

第四，我们也要看到柏拉图所处时代是诗哲之争发展的新阶段。那么总的来说，我认为柏拉图对待诗哲之争采取的是一种诗哲溶一的态度与实践。细读其对话文本我们会看到柏拉图对于这一古老论争所践行的解决性方案是值得肯定与赞成的。一方面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理解为把诗融入哲学，同时把哲学的光辉渗透入诗，形成所谓的诗化哲学和哲理诗；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柏拉图所谓的诗哲溶一并非单纯的形式的一致与趋同，而且还有二者的深层的相互关怀与互补。

具体看来，柏拉图是通过自己的哲学写作实践来完成这一设想的。这首先表现为柏拉图在对话著作里以一种诗化的语言与叙事方式表述。其次，柏拉图在其对话里加入了比喻、象征、神话等诗性因素来进行阐释其在哲学、伦理学、教育学等领域的思想学说。举例来说，我们细读其文本会发现柏拉图的对话是一种很典型的戏剧模式，其中的人物形象鲜明、语言生动、对话性强、情节也并不单一。这样的叙事策略淡化了对话的哲学意味，强化了诗歌的某些共性特征。此外，大量的比喻与象征给这种戏剧式的论说增添了诗化色彩，比较经典的有他的“日喻”“洞喻”“戒指喻”“线喻”等。这一切使得他的那些抽象的、理性的思想得以感性显现，并且对于诗哲之争比较关键的是这种诗性哲学能够吸引读者，加深读者对于哲学的理解与认识，从而使哲学获得更多的支持者与话语权。这种含而不漏的诗哲溶一之术，所追求的正是这种诗哲内在的一致性与互补性。尽管柏拉图似乎只是自己一厢情愿地在从事此项事业，尽管他的这些努力在当时并没有得到过多的支持与颂扬，尽管这种诗哲溶一的愿望没有能像柏拉图当初设想的那样完美普及，但是他的这种尝试与努力还是值得我们肯定的，最起码他丰富了哲学与诗的表达形式，互补了诗哲彼此的不足。这正如陈中梅所言：“诗与哲学的‘结合’是柏拉图‘隐而不宣’的希愿。在西方人文发展史上，是柏拉图第一次把这一类‘愿望’纳入了学术研讨的范围。他揭示了诗与哲学的内在联系，拓宽了人们对二者的思考层面，定导了诗学研究向相关学科‘延伸’的走向，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提出了极有价值的见解。”[3]同时，关于柏拉图“矛盾”的诗学思想我们似乎也有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那就是，柏氏著作里出现的前后矛盾与貌似悖论的诗学思想其实是一种柏氏为哲学与诗歌融合为一所作努力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也是他个人出于诗人气质哲学家的某种复杂表现。

其次，我们通过阅读柏氏对话文本会发现，他是分类对待诗歌的。他的分类有着一定的历史与现实依据，“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在早期社会生活与教育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是古希腊诗歌，不仅讲述神话故事，而且传布各种知识，其自身的本质目的与创作规律等等，引起早期哲学家的关注与探讨，从而形成了诗学这门特殊的哲学科目……默斯特等人曾把古希腊诗学分为三种基本形态：隐性诗学、显性诗学、与哲理诗学”[4]。按照王柯平先生的说法，“隐性诗学”有着古代诗人的表达方式与表达特点，对当时的人们的言谈话语与思想观念有着最直接的影响。例如，荷马等早期诗人作品中的宇宙生成论，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了早期哲学家的思索范围。“显性诗学”的特点是“一种有意识的诗学形态”。具体来说，是对诗歌与诗人羡慕、赞叹、认可、敌视等观点与态度的“综合体”。我们可以理解为，显性诗学是一种为哲学立法或者正名的工具。“哲学诗学”也叫“内在诗学”“是因为这种诗学系统的利用了诗歌特有的表现手法，来为哲学的传播与交流服务”[5]这种给诗学分类的方法说明了在古希腊的确存在着不同的对诗歌的理解，同时也说明了哲学对诗歌有着某种依赖性。于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柏拉图本人也在作着这种分类尝试，他本人对诗歌有着不同的解读与“对号入座”式的阐释批评，并在对话中流露着哲学对诗歌的依赖与依存关系。虽然我们找不到柏拉图确切的话语证明他对诗的直接分类，但是，从以上论述中推测柏拉图对诗进行分类对待就显得不那么牵强了。

此外，我们还有更为有力的证据来说明此观点。关于柏拉图将诗分类对待已有学者作过详尽的考察分析，认为：“柏拉图作为一个诗人哲学家，深知传统诗歌的历史地位和文化意义……他本人似乎把诗歌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模仿诗，其主旨在于复制或再现自然界与人世间原有的食物与情景。这类诗歌本质上术语‘技艺’……第二类是神启诗，属于诗人迷狂、神灵附体时的杰作……第三类诗便是柏拉图最为推崇的哲理诗……这兴许是解决哲学与诗歌之争的重要途径。”[6]这一划分的主要根据是《婓德诺篇》里柏拉图将人分为九等的论述。其中，第一等人包括追求智慧与美的哲学家，追随文艺女神缪斯的诗人；第六等人包括模仿诗人或其他模仿型艺术家。这两种诗人分别对应神启诗与模仿诗。此外，由于诗哲之争经柏拉图努力而形成的哲理诗成为分类的第三种。

这样一来，诗歌特别是哲理诗与神启诗得到了空前的抬举，而模仿诗则受到了柏拉图的一系列打击。这种分类方式虽然排挤了模仿诗，但是给予神启诗与哲理诗以更为合法性的地位与重视。虽然对于诗歌是一个筛选与分类的过程，但是对于诗歌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来说从总体上确实是一个合法化的定位，使得诗歌的总体地位得到一定的提升。由此，柏拉图可以“名正言顺”地呵护与利用他所推崇的哲理诗、神启诗与部分审查合格的模仿诗。这一点对于后来的诗学研究与诗歌发展也是很重要的，为诗歌的流派发展与风格变化提供了某些依据。与此同时，关于柏拉图“矛盾”的诗学思想似乎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角度：正是由于柏拉图采取分类对待诗歌才使得他的诗学思想看似矛盾。由此，柏氏那些驱逐诗人的言论便可归于未通过审查的模仿性诗人的门下，而他的那些赞美与歌颂诗人与诗歌的言论则可以理解为是针对神启诗与哲理诗的敬仰。这样来看，关于柏拉图著作里前后矛盾的诗学思想似乎就都能用分类说加以解释了。

再次，谈论柏拉图的任何一种思想我们都不能脱离贯穿其一生的道德理想与政治理想，这种实用性质的诗学是其所有思想的最终目的与归宿。

具体地说，所谓道德诗学就是侧重陶冶人的性灵的那种诗学，以培养人高度的道德感与责任感为使命；所谓政治诗学就是侧重从为政治服务的角度来审查并利用诗歌的诗学，它以培养矫健的城邦卫士与思想修明的统治者为主要任务。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彼此补充，两者的主旨一致：都是培养和塑造身心和谐、美善兼备的城邦卫士与城邦的管理者，而诗歌就是这种道德诗学与政治诗学的最佳工具。

第一，道德诗学重视的是人的道德修养。说到道德诗学我们不得不提到柏拉图教育思想的一隅，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20岁之前的青少年，应该主要接受诗乐教育与体育军训。就此，我们可以理解诗乐在人的全面发展之中的作用与地位。柏拉图认为人特别是城邦的卫士必须先修养好和谐的精神风貌与优雅得体的行为举止，进而才可以增强身体素质和掌握军事技术。从道德修养角度看，诗乐教育寓教于乐，陶冶心灵，强化内在和谐，提高审美能力。柏拉图深知人的心灵是可以塑造的，所以他把诗歌作为蒙学的一种。从这种教育与道德融合的观念出发，柏拉图将道德诗学的重要性推崇备至，同时反映出柏拉图心目中诗歌艺术对于道德的重要意义。

第二，政治诗学最直接的目的我们可以理解为塑造健壮的城邦卫士，进而为城邦服务，政治诗学体现了道德与军事训练的某种统一。从柏拉图的这种政治功用思想可以看出：“出类拔萃的素养和能力不仅包括勇敢与节制等优秀品质,而且意味着将人的天赋体能发挥到极致。人经过系统而严格的体育锻炼要达到不仅身体健美英勇善战，而且趣味高雅，文武双全，参加竞赛能取得优异的成绩，从军打仗能建立卓越的功勋，保家卫国能恪守公正的原则，这些都是'德性'的最佳表现,是合格卫士的素养要求,也是身体诗学的追求目标。”[7]在柏拉图那里，政治诗学（可以暂且直接理解为引注中的“身体诗学”）的践行是复杂而艰苦卓绝的。比如，城邦的卫士要刻苦地练习体操，对于军事训练与饮食都是要精心训导，甚至要男女裸体在一起训练，等等。其实这一切都是需要诗歌来进行激励鼓舞的，在柏拉图的观念里一个理想的城邦卫士必须要具备斗志、勇气、志向、战争智慧等诸多积极的因素，而这一切最好的获得方式便是以古代英雄、战神为楷模，来作为卫士学习、膜拜的对象，以其英勇事迹作为卫士的行为范本。进而，以此通过思想的境界提升，使城邦卫士克服现实训练之中的障碍与难关。柏拉图认为，最有效的教育、训练方式就是诗歌。通过诗歌，卫士最直接地获得熏染与净化，使自己的斗志油然而生，那些神话史诗中的优良道德与英勇善战的正义之士在为卫士树立榜样的同时也对其形成了一种潜在的规范与向导，使其在男女裸体训练时也心无旁骛。此外，诗歌中的古代战争智慧也在诗教的作用下潜移默化地融入卫士的思想，在这样苦其心志的“洗脑”式的意志强化的同时也给卫士增加了战争常识与战争智慧。在古希腊，英勇且具有战争聪慧的城邦卫士对于一个城邦的发展与强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正是柏拉图政治诗学一直追求的神圣目标。从此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柏拉图为什么在某些对话篇目中会如此痛恨那些史诗中描写先贤与前辈勇士的拙劣事件的章节了。

第三，无论是以诗乐育德的道德诗学，还是以诗乐励志的政治诗学，都是以诗歌为中介对于道德与政治的一种服务。这在古希腊的城邦生活中是影响很大的，这一方面反映着柏拉图根本的道德理想与政治工具思想，另一方面也昭示着诗歌对于一个城邦复杂而重要的作用。柏拉图越是重视道德与政治，其最终归宿便越是指向诗歌与诗学存在的重要性，这一点毋庸置疑。此外，关于柏拉图“矛盾”的诗学思想的论断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解：正是柏拉图出于道德与政治功用为根本目的的考虑，他才会在言论中诋毁那些无益于城邦的诗人与诗歌；然而，遇到了符合其道德、政治标准的诗人与诗歌他又会真诚地加以赞赏与褒奖。我想，从这个角度去审视柏氏的诗学思想，那些看似矛盾的地方就全部可以理解了。

我们通过对柏拉图著作的整体解读看到了柏氏诗学思想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同时也看到了关于其诗学思想而形成的“矛盾说”的片面之处，从而体会到客观、公正、全面解读其诗学思想的重要性。柏拉图作为西方诗学的开山之人留给了我们太多的讨论空间，就其诗学思想本身来说还有诸多有待我们挖掘阐释的空间。但是，也要注意：在阐释与仰望其博大精深的诗学思想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他所处的时代特点，看到他自身固有的不可超脱的阶级局限以及传统道德、政治观念对其诗学思想的消极影响。

注释：

[1][3] 陈中梅：《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6-57页、第248页。

[2][4][5][6][7] 王柯平 ：《〈理想国〉的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5页、第308页、第309页、第322-323页、第147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作者：孙化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