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责任跨国公司论文

摘要：“走出去”战略是党中央多次强调的中国企业国际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这一战略。“走出去”企业在东道国的经营面临着国际社会对企业人权责任问题日益重视的现实环境。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人权责任跨国公司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人权责任跨国公司论文 篇1：

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保障研究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工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血汗工厂”区别于过去工作环境恶劣、拖欠工资、延长工时等简单粗暴的侵权方式，有了新的特征：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强迫加班、節假日缩水、五险一金“偷工减料”等情况时有发生。为进一步规制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履行，应当明确跨国公司的管辖权，完善立法，加强对跨国公司的监督，不断提高劳动者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

关键词：跨国公司；血汗工厂；人权责任；规制途径

引言

血汗工厂这一词最早出现于1867年美国的成衣制造商，一提到它，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工作时间长、环境恶劣、工资待遇低、强制加班等字眼。然而随着现代企业组织形式的发展和劳动者素质、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日益提高，血汗工厂已不局限于这种简单的剥削形式，工人业余文化生活单调、公司缺乏企业文化以及沟通机制的匮乏都成为其重要特点。中国的“血汗工厂”现象由来已久，很多大型的制造企业主要集中在东部较为发达的地区，都曾因此被曝光过，然而这一现象却一直没有得到根除。法学界对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规制问题的探讨十分广泛，然而早期的研究大多从我国劳动标准与国际劳动标准的落差而产生的问题入手，从国内法管辖、国际法、非正规的规制等方面分析跨国公司人权责任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障碍，并对国际法的主体和管辖方面和我国法律的建构和完善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虽然从理论上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但大多缺乏实证考察，没有对于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尤其是劳工保护方面的问题进行详细深入的探讨，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的方式，通过对学术成果和相关法律的研究，以及实地调研、考察走访等方式不断加深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从“血汗工厂”的新特征、劳工关系的新发展等几个方面进行叙述，并就这一现象存在的原因和规制的途径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在此基础上提出意见和建议。

一、“血汗工厂”、劳工关系呈现出新的特征

在2014年8月至10月间多次对滨海新区的大型跨国公司进行的调研中显示：95%以上的员工薪资都达到“天津市2014年最低工资标准”1 680元；90%的人表示自己如数地拿到了加班费。同时，存在公司没有严格按照规定支付且存在拖延的现象；在基本福利方面：五险一金能够得到保障，法定节假日正常放假，但是一些特殊的节假日，例如年假等有缩水的嫌疑。一些特殊的工种特别是存在人员短缺的情况时，强制加班情况频繁。部分职工反映奖金与补贴等与期待中的存在差距。

可以看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血汗工厂有了新的特征：从简单粗暴的不平等剥削到偷工减料钻法律的漏洞。如虽然法定节假日按时放假，但放假时间有缩水嫌疑；虽然按规定发放加班费，但强制员工加班；三险一金、五险一金等企业福利基本到位，但工伤难以得到赔偿；特殊工种特别是有毒有害工种得不到应有的补贴。

与之相伴随的，在跨国企业内部劳资关系领域也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首先，员工的要求渐趋复杂化，由仅限于对工时、工资、工伤的要求转变为更加关注饮食、感情、心理、工作压力等其他因素；其次，劳工解决矛盾的出口渐趋激烈化，即罢工、跳楼等现象频发，且呈现出集体化的特征；再次，劳资矛盾国际化，随着母国工会的介入，促使矛盾变得更为复杂，兼顾的利益群体更加多样；最后，劳资矛盾潜在化，即沟通方式不当容易使小矛盾积聚成大问题。另外，随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其知识水平、法律意识和对网络的运用能力都有显著的增强，其维权意识已与日俱增。正是伴随着这些变化，也决定着过去的通过工时工资等简单传统的剥削方式已难以为继，但新的剥削形式仍在肆意滋长着。

在震惊全国的“富士康十三跳”事件过后，理论界一片哗然，但即便是媒体不断曝光，“血汗工厂”还是以各种形式、此起彼伏地不停生长着，这使我们不得不对其中的原因进行深入的分析，因为只有找到其根源，才能真正从根本上规制这一问题，保障员工权益。

二、“血汗工厂”难以根除的原因

在跨国公司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贡献的同时，我们也渐渐发现其辉煌背后所滋生出来的种种矛盾与问题，其中对人权的侵犯尤甚。当然，侵犯人权并不应称之为跨国公司的普遍性问题，但是却对国际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伴随着一系列侵犯劳工权益事件的曝光，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研究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然而，跨国公司问题的复杂性，各方利益的矛盾和纠葛以及法律制约机制的薄弱和差异等等，都决定了这一问题的研究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究其根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血汗工厂”难以消除的原因。

（一）企业自身的管理制度是血汗工厂发展的原动力

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决定了劳工权益的保护难以得到重视，利益最大化作为企业发展的必然追求，就意味着对工人劳动价值的剥夺。血汗工厂的最初形态是以回避集体谈判为条件，将工人的单位产品工资压缩到最低从而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现在大多存在于廉价的劳动力工厂。企业自身的管理制度是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而建立，其立足点在于企业的发展，对员工的权益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度，从而构成了血汗工厂发展的原动力。可以说，这一现象的出现与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密切相关，随后又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展，遍及全球。

（二）政府、工会的监察没有落实

一方面，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飞速发展和广阔的市场吸引了大量跨国企业入驻，廉价且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决定了这些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企业，这正是血汗工厂发展所需要的土壤。某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经济效益，招商时不加判别，给了血汗工厂很大的生存空间，在血汗工厂出现后，有些政府为了保证自身政绩，维持地区的和谐和安定，不惜牺牲广大员工的利益，对血汗工厂放任不管，在血汗工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一方面，监督机构缺少可行有效的运行程序及强制力保证。《工会法》规定：“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有会员二十五人以上的，应当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不足二十五人，可以单独建立基层工会常委会，也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的会员联合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工会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根据实地调研，在接受问卷调查的职工中，90%以上的职工表示自己的就职公司有工会等维护员工利益的权益组织，但在涉及该权益组织是否履行职能保护了员工利益时，职工们表示并未实际遇到过，或听闻过相关的事宜。

同样，作为劳动者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渠道，劳动仲裁委员会虽然处理了大量的劳动仲裁案件，且2008年的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施行，更是造成了仲裁案件的井喷。然而，实际情况中，虽然劳动者胜诉比例较高，但何为“胜诉”往往难以确认，劳动者的请求难以确保全部有效的实现。且劳动者大多选择在与用工企业结束劳动关系后提请仲裁，缺乏有效的内部解决机制，不利于劳动力的可持续利用。

（三）国际法上管辖权不明确

区别于国内企业，跨国公司问题由于涉及多方利益，具有国际性。然而其管辖权问题一直难以有效解决。

首先，跨国公司是否具有国际法上的主体地位至今仍有争议，而跨国公司在他国范围内经营的工商企业到底应该由母公司所在国管辖还是由东道国管辖始终未能有国际统一的观点。

此外，國际人权法的签约成员是国家，因此难以直接适用于跨国公司。没有具体的约束机制，跨国公司的责任与义务就难以明确，追究便缺少了有力的支撑点。目前，国际人权法并不要求国家管制设在其领土或管辖范围内的工商企业的境外活动，但一般也不禁止它们这样做，只要有得到承认的管辖依据。

2011年6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 Human Right Council）通过了由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约翰·鲁格教（Jo-

hn Ruggie）提交的《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以下简称《指导原则》）。虽然《指导原则》并不构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献，但它成为所有国家和企业于工商业与人权问题实践上的一套全球标准。它规定了国家保护人权的基本原则，“国家应明确规定对在其领土或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工商企业在其全部业务中尊重人权的预期。”在此指导下，各国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方针，如要求母公司报告整个企业的全球业务，多边软法律文书，支持海外投资的机构要求的绩效标准等，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规制跨国公司全球范围内的人权责任保护，但难以从根本上确定对跨国公司的管辖权，从而形成具体可行的规制机制。

（四）立法不完善

目前国际上并无针对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强制性法律规范，法律的空缺、法律强制措施的缺失，使得对跨国公司的约束步履维艰。

虽然国际人权专家们一直致力于国际人权的保护，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契约协定，但真正针对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能够得到有效执行的强制性规范至今未能形成，这也是导致血汗工厂问题难以解决且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

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其本身并非强制的国际公约，但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两份强制性人权公约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第三部分第六条、第七条和第八条分别规定了缔约国公民的工作权，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同工同酬、同等的提级、法定节假日、参与公会、罢工等权利，但没有对如何保障权利的实施做出具体强制的规定。

联合国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Communication on Progress（COP））要求各企业在各自的影响范围内遵守、支援以及实施一套在人权、劳工标准及环境方面的九项基本原则。其中包括人权方面：企业应该尊重和维护国际公认的各项人权，绝不参与任何漠视与践踏人权的行为；劳工标准方面：企业应该维护结社自由，承认劳资集体谈判的权利，彻底消除各种形式的强制性劳动，消除童工，杜绝任何在用工与行业方面的歧视行为等。2005年6月25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根据全球契约顾问委员会建议，通过“全球契约诚信措施说明”（Global Compact Noteon Integrity Measures），具体列出了监督参与成员实施“全球契约”的措施。“诚信措施”规定，参与公司如果连续两年未提交进展报告将被视为“不积极”成员，并在全球契约网站公布，暂停其使用全球契约标识和参与全球契约活动的权利，直至重新提交报告。虽然借鉴了其他国家法的监督机制，但全球契约也并非强制遵守。

三、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规制

企业自身、政府、国际法管辖权问题以及立法的不完善导致了血汗工厂的长期存在，为了进一步对跨国公司的人权问题进行规制，应当从以下方面对症下药：

（一）加强行业内部自律

发挥行业协会的监管职能，通过行业内部的管理和监督建立起一套企业自律制度，加强行业内部的制约。

（二）加强政府、工会的监察，引入第三方监察机制

切实发挥工会为工人当家做主的职能，监督决策机制，建立工人代表集体谈判的纠纷解决模式，推动企业信息公开，劳动者权利得到保障。建立完善的选举制度，切实监察企业的人权保障情况；政府成立专门小组，加强执法监督，推动劳动法的实施；发挥社会团体的力量，形成第三方监督，发挥媒体和社会舆论的作用，形成冲突内部解决机制。

（三）明确跨国公司的管辖权问题

明确设立特定的国际法院解决跨国公司的人权滥用问题；明确设立诸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之类的组织对跨国公司的人权状况进行调查以及对其违反人权的行为予以指责，如公开点名或曝光；加强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协作。

（四）完善立法，制定有约束力的直接适用的国际法原则

为了将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保障落到实处，规制血汗工厂对发展中国家劳动者人权的侵犯，应当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入手：

国际：在各国际经济组织框架内建立或进一步建立某些制度迫使跨国公司遵守国际人权义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经济组织也不断涌现和发展壮大，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跨国公司人权责任制度有效地规制跨国公司人权。即将跨国公司作为主体，要求其履行一定义务，保障员工的权益，并对此进行监督和管理，对于违反规定或不严格按照规定保护人权的跨国公司进行打压和规制，通过贸易壁垒的方式“以商制商”，形成直接的利益制衡，以推动其履行人权责任，保护公司员工基本权益。

国内：加强国内立法与国际人权立法的衔接，完善国内立法，加强立法的可行性。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将《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全球契约等不具备强制力的国际性条约转化在国内民商法中，予以强制性规制，并加以适用。

四、结语

总之，跨国公司问题的复杂性，各方利益的矛盾和纠葛以及法律制约机制的薄弱和差异等等，都决定了这一问题的研究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承担与分配，无论对于我国的经济稳定还是世界公法意义上的进步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任重而道远，新的时代背景下只有各国加强合作的同时不断完善国内立法，才能真正保障跨国公司劳动权益得以实现。

作者：韩欣彤　林瑶　冯志伟

人权责任跨国公司论文 篇2：

中国“走出去”企业尊重人权的道德基础

摘 要：“走出去”战略是党中央多次强调的中国企业国际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这一战略。“走出去”企业在东道国的经营面临着国际社会对企业人权责任问题日益重视的现实环境。在东道国尊重人权并不充分的前提下，“走出去”企业基于人的普遍尊严的要求，应当尊重受到自己投资经营行为影响的东道国人们的人权；同时，“走出去”企业对于人权的尊重，因为减少了可能的抵制和批评，也会给企业带来功利主义的收益。

关键词：人权；“走出去”企业；人的尊严；功利主义

一、问题及其意义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加快企业“走出去”步伐，是党在新时期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重大举措，也是对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思想和江泽民同志的“走出去”战略的继承和发展。

党的这一认识，契合了经济全球化的当代国际社会中，企业为了发展壮大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人员、原材料、市场之优化配置的国际现实。实现了全球经营的“走出去”企业，以其庞大的经济实力对东道国的人权问题产生深刻的影响，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比如是否尊重东道国员工的合理薪酬权，是否尊重东道国员工的合理休息权，是否尊重东道国社区人民的环境权等。① 事实上，包括要求企业承担人权责任问题在内的西方人权话语体系，因为干涉别国的主权与内政而广受诟病，但是在现有的国际格局下，该话语在道德上的号召力使所有的国家都不能不对其予以重视。在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人权问题上，中国的“走出去”企业，受制于西方国家多年经营国际投资所形成的现有格局和国内资源能源短缺的现状，在非洲、中亚等人权状况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第三世界国家里有大量的投资。投资指向的这些国家，原本人权问题就比较受国际社会关注，在中国“走出去”企业将国内的企业经营思维带到这些国家之后，其“国际拆迁”等措施，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给当地人权带来的问题的关注，批评中国的投资加剧了这些国家的人权困境。似乎是为这些批评做注脚，在世界各地已经发生了多起NGO组织和当地民众以人权为借口抵制中国“走出去”企业在当地投资的案例，甚至袭击驻外中资人员，比如缅甸密松水坝项目，就因为民众的抗议而迫使缅甸政府搁浅该项目。

因此，对于“走出去”企业而言，因自身人权责任意识的不足或故意弱化在东道国的人权责任而陆续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来自NGO组织、社区居民、国际社会期待“走出去”企业以负责的态度进行生产经营的压力，极大地影响了“走出去”企业的发展及其在东道国的形象，进而也影响了国家的形象，没有跨国公司愿意被公开曝出自己参与了违反人权的事件 [1]。但是，在传统国际法仍然坚持民族国家是人权保护的主要主体，并且没有现实的国际规制和有强有力的国内制度去强制企业尊重人权的情况下，“走出去”企业承担尊重人权之责任的理由又在哪里呢？研究这个问题，有助于在缺少国家和国际层面对企业人权责任规制机制的情况下，鼓励“走出去”企业尊重人权，减少企业在投资经营中遭遇到的人权阻力，改善企业的投资经营形象和企业所代表的国家形象，减少企业的损失。

二、东道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不足

在传统国际法上，不管是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对人权责任主体的主要的关注点都是国家，国家之外的实体很少进入关注者的视野。如果国家是人的尊严的唯一威胁，或者国家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可以有效地约束侵犯人的尊严的行为，那么单独由国家承担人权责任是可以的。但是现代交通、通讯技术带来的政治、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导致在国家之外成长了一批包括企业在内的强有力的实体。这些实体的出现导致在一个单独由国家承担人权责任的国际人权保护体系里保护人权显然已经不充分了。面对力量强大的企业实体，一些不发达的东道国为了经济增长，既缺乏实力也没有足够的决心去控制他们，甚至有一些东道国出于某种狭隘的目的可能会借助企业的力量去侵犯人权，或者纵容企业的侵犯人权行为并从中获得好处，也即与公司合谋。

在现代国际事务中，力量强大的“走出去”企业可以像政府一样对个体施加权力的发展趋势，是东道国承担人权责任之所以不充分的最基本的原因。我们可以很直观地注意到“走出去”企业以最直接的方式影响到东道国的部分公民，对他们的幸福与尊严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不过人们可能会问，“走出去”企业对雇员行使的影响一直都客观存在的，并且有政府框架之下的相应的法律保护公民的人权，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强调在国家人权责任之外将“走出去”企业作为承担尊重人权责任的主体？这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对发展的渴求导致东道国政府没有动力提高人权标准。在热烈欢迎海外投资的众多不发达国家当中，他们对企业可能带来的经济发展的态度，决定了这些国家的政府可能没有足够的动力和力量去控制企业的行为，不管这些行为是侵犯了企业的雇员的尊严，还是侵犯了受企业影响的社区人们的尊严。此时政府在利益与道德之间选择了利益，而以降低的人权标准放松了对企业的道德要求。这些国家对于企业的这种态度，不但会导致国家对企业侵犯人权的漠视，还可能在企业的侵犯人权行为中提供帮助，例如为企业本就不适当的经营部署安全力量，以防止权利受到侵犯的人们的破坏行为。① 在一些特别的案例中，政府甚至赋予企业控制部分领土的权力。

第二，东道国政府可能会利用企业的资源侵犯人权。不管东道国政府在“走出去”企业的投资经营活动中处于何种立场，当政府做出侵犯人权的举动时，它都有可能利用企业的各种资源实施自己的侵犯人权行为。因为一个漠视人权的政府在决定实施侵犯人权的行为时，所考虑的就是可以使用什么样的工具，跨国企业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的实力是东道国不会忽视的选择。比如政府的镇压行为（或者反对派的运动）就可能依赖商业企业为他们各种不能被国际社会的公认道德和法律准则接受的行为提供材料和信息，此时企业就与政府合谋侵犯人权[2]。

第三，企业相对于政府越来越独立。包括中国的“走出去”企业在内的许多大的跨国企业，往往在一个国家有总部，在其他国家有股东，在世界各地有分支机构，在全球范围内经营。这种国际化特点，导致他们相对独立于民族国家的控制。东道国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失于调控企业的行为，其他国家，包括企业的母国也会利用行为的法外治权规避调控。企业也可以将经营行为转向有较少法规负担的国家，包括人权法规。承认“走出去”企业承担人权责任，可以鼓励母国调整这些行为，鼓励企业主动承担人权责任。即使一时做不到这些，也可以给出企业行为的基本标准，以使他们被雇员、社区、东道国母国等利益相关方所监督，也可以接受国际社会和NGO的监督。

因此，基于东道国尊重和保障人权之不足，以及“走出去”企业作为有实力的国际活动主体对人权事务产生的日益增长的影响，需要拓宽尊重人权的主体的范围。尊重人权的主体所尊重的人权不仅是一个法律概念，更是一个道德伦理概念，而且其在法律上的出现，也是根源于人之作为人在道德伦理上的基本权利需要依靠法制提供保障。因此“走出去”企业所尊重人权的的根源在于道德上的正当性。人权是关于人性尊严的主体性道德，普遍的人性是人权道德正当性的基础[3] 。每个人都希望过一种有尊严的“人”的生活，这种希望不因种族、国籍、民族、性别而有差异。此外，功利主义哲学认为，评价某个行为道德正当性的根据就在于是不是产生最大多数的快乐和最少的痛苦。企业是一个盈利性机构，而不是专职的慈善团体，研究“走出去”企业尊重人权的责任，不能忽视功利主义的考虑。

三、“走出去”企业尊重人权的哲学基础

（一）保有人之普遍尊严的要求

尊严是人作为人所具有的内在价值。按照康德的观点，在目的的王国中，任何事物都有其价格或者尊严，“每个人都有权要求他的同胞尊重自己，同样他也应当尊重其他每一个人。人性本身就是一种尊严，由于每个人都不能被他人当做纯粹的工具使用，而必须同时当做目的看待。人的尊严（人格）就在于此，正是这样，人才能使自己超越世上能被当做纯粹的工具使用的其他动物，同时也超越了任何无生命的事物。”[4]在康德所处的年代，商工文明尚不发达，所以康德是在普遍的意义上论述人的尊严，要求人不能被当做纯粹的工具使用，必须被当做目的对待。当工业革命造就了力量庞大的企业之后，人被作为工具使用的图景更加直观地出现在世人面前。人与机器结合而长期劳作，受到资本的驱使，被异化为机器的组成部分，成为生产的工具。

人不能只被当做工具对待，他有有别于工具的固有尊严。人权即产生于“人自身固有的尊严”，不管是在康德所处的农耕文明社会还是现代的商工文明社会，人们都不仅仅是为了“生活”而需要人权，人们是为了一种“有尊严的生活”而需要人权。目睹二战期间人类对自身尊严的野蛮践踏，作为国际人权宪章的《世界人权宣言》（UDHR）、《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在序言中都规定“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国际人权宪章上，对于人权的侵犯与否定，就是对于人性的侵犯与否定，也就是否定了对方作为人的存在，人类相互否定作为人的存在将是又一场灾难的开始。人们必须认识到每个人都有平等的、不可或缺的道德价值，无论他（她）的社会功用是什么，也不管他们是什么人，身处何地，都具有固有的尊严和价值，每个人都有权利得到这种同等的关心和尊重，而不能遭到蔑视和冷漠对待[5]。人类相互的尊重就构成了对人类群体的尊重，因为相互尊重而不会相互蔑视。对尊严的蔑视或许不会产生公开的敌人，不会导致激烈的愤怒甚或暴力，但是对尊严的蔑视比之不正义的问题更加难以解决。面对不正义，人们可以选择妥协，可以和解。如果相互蔑视对方的尊严，那就意味着相互否定，不能交往。人们不怕激烈的争吵、谴责，争吵、谴责之后，还可能恢复交往。但是，如果一方要求倾听，另一方却带着轻蔑走开，这种无声的冷漠的歧视，不仅不能恢复交往，还意味着更加宽深的人际裂痕。而当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蔑视发展到极端，就是“发展为野蛮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出现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屠杀，出现卢旺达带血的屠刀。当人已不成为人的时候，还有什么好顾忌的。因此，漠视尊严，漠视人权，最终导致的是不合作，关系恶化，甚至反抗、暴动。所以人权不是公民向政府的乞求，也不是弱者向强者的乞求，人权是人人享有的，应当予以捍卫的基于人性的普遍尊严。

虽然“走出去”企业本质上是与个体的人处于平等地位的“个体”[6]，① 但是毫无疑问“走出去”企业与在其影响下的人们相比，由于其组织性、财力、管理者地位等因素，处于绝对的强者地位。不但如此，东道国的个人虽然是民族国家的个人，但是为了生计，许多个人怀着期望处在这样或者那样的“走出去”企业的控制之下。个人所享有的《世界人权宣言》为了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规定的权利，很多都受到企业的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世界人权宣言》第23、24条所规定的工作、休息、休假等权利，即使有民族国家的管理，也直接控制在“走出去”的企业手中。② 而且企业的经营活动对维护人之生存所赖以存在的环境也有深刻的影响，因此“走出去”企业在民族国家对人之尊严的保护之外，承担保护人之尊严的关联义务实在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世界人权宣言》也呼吁：“这一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以期每一个人和社会机构经常铭念本宣言……。”

在“走出去”企业与其所影响的员工和社区之间，期望处于“走出去”企业影响下的人经常侵犯、损害处于强者地位的企业，是不容易发生的事情；相反地作为强者的“走出去”企业蔑视、损害处于弱者地位的受其影响的个人的案例，很可能会出现。受到企业投资经营行为影响的人，不管是员工还是当地原住民，都有与世界各地的人共通的基于人性固有的普遍尊严，有权利获得足以维持体面生活的薪酬，有权利保有与种族血脉相连的文化，有权利获得合理的休息休假，有权利不被蔑视甚至虐待。“走出去”企业因为《世界人权宣言》对于人的尊严的呐喊，也因为员工和社区的权利而负有积极的和消极的关联义务。积极的义务在于采取主动的措施保障和促进雇员和社区居民的基本需要，保护其尊严。消极的义务在于不侵犯雇员和社区居民的尊严。

总之，为保有人的尊严而要求“走出去”企业尊重人权，乃是因为个人权利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让渡和侵犯，其源于人的天赋的、自然的本性，这是在绝对的意义上捍卫人权。然而，与民族国家相比，不同于保障人权是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与本质，作为私人主体的“走出去”企业本质上却是盈利法人。所以，虽然基于功利主义的视角讨论人权问题在人权议题上受到诸多批判，但是本文认为对于讨论以盈利为目的的“走出去”企业保障员工和社区居民的人权问题时，诉诸功利主义的原则，在现阶段“走出去”企业人权责任尚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有助于推动企业保障人权的观念之普及，有助于缓和企业对支出一定成本履行尊重人权之责任的抵触。

（二）功利主义哲学思想的考量

什么是功利主义？凡是以行为的后果及该后果与苦乐之关系这两点来评判行为是否道德的理论，都可以叫做功利主义[6]。功利主义伦理学以人性来为利益和财富的至高无上性寻找根据，从而把公共福利视为个人和社会活动的最高准则，认为人们之所以这样行为而不那样行为纯粹是由于人的趋乐避苦、趋利避害的天性使然，对快乐和利益的追求是人的一切行为的潜在指导者。也即，功利主义哲学将人对外界事物的感受归结为两种：苦与乐、利与害。就像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开篇所说的：“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他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俱由其定夺。”[7] 因此，在各种苦与乐、利与害的感受中，利益的损失给人们带来的必然是痛苦，避免损害获得收益则能带来幸福与快乐，并最终造成社会总体福利的相应变化。人类的这种感受进而能够推动人类在自身天性驱使下，在行为中追求避免损失，追求获得收益，追求损失的最小化，追求收益的最大化。对盈利性质的“走出去”企业而言更是如此。

基于功利主义趋乐避苦、趋利避害的原理，“走出去”企业在投资经营行为中所采取的一切行动，最终能够出现两种可能的结果，要么因利而乐，要么因害而痛（如下）：

投资经营→出现损失→收益减损或者为零→导致痛苦→社会总福利减少

投资经营→损失为零或者很小→带来收益→得到快乐→社会总福利增加

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出现损失或者是收益都是必然可能出现的结果，企业的经营在本质上也就是采取措施，消除带来损失的变量，使出现损失的可能性减为最小，增加获得收益的变量，使出现收益的可能性增为最大。辅之以功利主义的苦乐、利害计算，在上述中，第一种结果之下，我们看到企业的损失导致收益减少，给运作企业主体的当事人带来痛苦，同时也会减损社会的总体福利。在第二种结果之下，损失减小或者避免，带来收益，给运作企业的当事人带来快乐，同时社会的总体福利也增加。通过投资经营追求收益和收益的最大化，是“走出去”企业的天性所在，收益（也就是快乐和利益）是“走出去”企业投资经营的动力和目的所在，其投资经营行为都希望减小（或者避免）在经营过程中的损失，最终实现收益（或者收益的最大化），是符合功利主义原则的。显然，接受第二种结果的引导就是企业的愿望所在。

在影响“走出去”企业最终收益的各种变量中，如何对待受到企业影响的东道国的员工和当地原住民的人权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在怎样对待员工和当地原住民的态度上，“走出去”企业基本地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尊重，一种是减损。尊重的态度，比如保证员工的休息休假权，减损比如剥夺雇员取得合理报酬的权利。尊重当地员工和原住民的人权，营造和谐的投资经营关系，避免工人罢工、工人暴动、国际社会和NGO的干涉，将会大大降低企业的成本，最终不但尊重了员工和原住民基于人的尊严应当享有的权利，而且实现了企业收益的增加，在员工与原住民权利得到保障和企业利益增加的情况下，社会总体福利增加，符合功利主义的道德原则。如果减损员工和当地原住民的人权，在人权教义的指引下，最终将导致工人罢工、工人暴动、国际社会和NGO的干涉，将大大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最终不但减损了员工和原住民基于人的尊严应当享有的权利，而且造成了企业收益的减少或者为零，在员工与原住民权利受到减损和企业收益减少的情况下，社会总体福利增加，不符合功利主义的道德原则。这样一种关系的简明表示是（如下）：

投资经营，减损人权→ 人权受损（反抗）→导致痛苦 → 社会总福利减少

↘ ↗

受到损失→企业收益减少→导致痛苦

投资经营，尊重人权→ 人权保障（合作）→得到快乐 →社会总福利增加

↘ ↗

不受损失→企业收益增加→得到快乐

值得指出的是，功利主义并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利己主义，功利主义也强调幸福快乐的平等性，“功利主义行为上是非标准的幸福，并不是行为者一己的幸福，乃是一切与这行为有关的人的幸福（这是攻击功利主义的人很少能公平地承认的）。例如，功用主义需要行为者对于自己的与别人的幸福严格地看做平等，像一个与本身无关而仁慈的旁观者一样。从拿撒勒的耶稣的黄金律内，我们见到功用伦理学的全部精神。待人像期待人待你一样，爱你的邻人像爱你自己，做到这两件，那就是功用主义的道德做到理论的完备了。”[8] 待人像期待人待你一样，爱你的邻人像爱你自己，推己及人，换位思考，与每一个人平等地享有人性的尊严有异曲同工之妙。

另外，虽然“走出去”企业之所以尊重人权最少有着人的固有尊严和功利主义两个方面的理由，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在这两个理由中，对人的尊严的尊重是“走出去”企业尊重人权的第一位的理由，人的尊严在本质上不可以做功利主义的计算，之所以给予企业功利主义的考量仅仅是决定于企业盈利的特性。也就是，在极端的情况下，当尊重人权不能给企业带来功利主义的收益时，为了人的尊严，“走出去”企业仍然要尊重人权。

四、结论

因为人的普遍尊严的要求，所以世界《人权宣言》呼吁每一个人和社会机构尊重人权宣言对人权的规定。因此，“走出去”企业依托庞大的经济实力对东道国内的员工和社区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必然受到国际社会对于其人权责任问题的关注。中国的“走出去”企业在世界各地的经营行为，也应当尊重人的普遍尊严。当然，付出一定的成本对人权问题予以关注，对企业而言也有功利主义的好处，当“走出去”企业因为尊重了东道国员工和社区的人权而营造了和谐的社区关系的时候，必然减少国际社会、NGO组织、当地员工和居民对于企业可能的批评和抵抗，甚至罢工与暴动，这必然减少企业更大的支出，还可以营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国家形象。因此，“走出去”企业基于人的尊严的普遍性和功利主义的考量有理由尊重东道国员工和社区居民的人权。

参考文献：

[1] 晓静.中国“走出去”企业人权责任的履行[J].经济研究导刊，2011，（3）：36.

[2] Steven R.Ratner：Corporations and Human Rights：A Theory of Legal Responsibility，The Yale Law Journal [Vol.111：443.

[3] 王立峰.人权的政治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

[4] 德里克·贝勒费尔德，罗杰·布朗斯沃德.人的尊严、人权和人类遗传学[G]//徐显明.人权研究：第4卷.韩德强，郝红梅，编译.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522；[德]康德.道德的形而上学[M].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首次出版于1797年）：209.

[5] [美]杰克·唐纳利.普遍人权的理论与实践[M].王浦，句力，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75.

[6] 张恒山.法理要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

[7] 王立峰.惩罚的哲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35-38.

[8] 赵雪刚.功利主义人权观批判[G]//徐显明.人权研究：第4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100.

[责任编辑 刘娇娇]

作者：赵威

人权责任跨国公司论文 篇3：

论跨国公司中的人权保障

摘 要:跨国公司的出现和发展使得人员、资金和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的流动。同时,基于所秉承的“利益最大化”和“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的理念,跨国公司的影响性逐渐遍布了全世界。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跨国公司在追求自身利润的过程中不断地对其公司的员工、所处的东道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因此,规范跨国公司的行为,减少跨国公司的人权侵害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关键词:跨国公司;人权;社会责任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在世界范围内不可忽视的力量。在经济领域中,有些知名的跨国公司的年收入比部分主权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GDP)还要多。同时在政治领域中,跨国公司越来越注意与东道国的政党、政府和其他国家机关的联系。基于其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实力优势,跨国公司在与某些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谈判之中逐渐占据了上风。在公司的管理,运营方式上跨国公司一步一步地取得了绝对的自主权。这一方面有利于跨国公司追逐自身的利润,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对人权的侵犯案例逐渐增多。面对这种情况,第三世界的国家政府往往采取暧昧的态度,希望通过给予经济税收优惠的方式改变现状,但是由于跨国公司实力的强大以及其对该国税收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这些国家政府不愿意过多干涉跨国的活动,因此就可能为跨国公司在缺乏自律性准则的条件下继续的侵犯人权打开了方便的大门。

就目前国际人权法律规范来讲,承担人权责任主体是国家而不是个人或者其他的团体或者企业实体。然而,从现实的角度来讲,国家已经不再具有人权侵犯的“垄断”地位,跨国公司对人权的侵犯已经到了严重的程度。因此,在维护一国的国内人权状况,改善国内公民的生活水平的要求上,跨国公司赋有法律和道德的双重义务。

1 跨国公司的国际人权法律义务

跨国公司是否具有国际法的主体地位一直存在着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跨国公司应该在企业的运行方面赋有不得侵犯其员工的基本人权义务。这一方面体现为不得侵犯员工所享有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另一方面应该积极改善员工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从实际的调查和资料来分析,设立在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或者子公司侵犯人权的记录可谓是劣迹斑斑。1993年,一家总部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石油公司(Unocal)与缅甸政府合作建设“Yadana”天然气管道项目时,支持当时的“国家法律与秩序恢复委员会”烧毁管道沿线的村庄以及强迫当地居民劳动。可口可乐(Coca-Cola)公司在哥伦比亚、Phillips-VanHeusen公司在危地马拉都曾利用军事力量有计划地胁迫、折磨、绑架、非法拘禁和杀戮工会成员。甚至不少著名的跨国公司不惜追逐丰厚的利润和支持战争,比如在美伊战争中,就有哈利伯顿公司(Halliburton)、贝克特尔集团(Bechtel)等跨国公司参与瓜分战利品,而在刚果内战中也有多个跨国公司卷入其中。

跨国公司的日益增强的实力和日益增多的侵害人权案例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相应的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在西雅图、墨尔本等地举行了国际会议公开表示对跨国公司侵犯人权的反对。经合组织的《多国企业准则》、国际劳工组织的《三方原则宣言》以及联合国通过“全球契约”和《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在人权方面的责任准则》都要求跨国公司在新的环境下承担起尊重人权的义务,服从东道国的法律和批准的国际公约以及重视自身所负有的社会责任。

尽管现有的人权公约将保护和承担人权责任主体归于国家,但是这不代表只有国家才对人权侵犯负责而是表明国家有义务保障其管辖下的一切人的人权不受国家机关以及其他主体的侵犯。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3号一般性意见中,人权事务委员会就明确的指出“只有在缔约国保护个人,而且既防止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约》的权利,又防止私人或者实体采取行动妨碍享受根据《公约》应在私人或者实体之间实现的权利的情况下,缔约国才能充分履行有关确保《公约》权利的积极性义务……由于缔约国没有能够采取适当措施或者未尽职守来防止、惩罚、调查或者补救私人或者实体这种行为所造成的伤害,……最后引起缔约国对这些权利的侵犯。”在《消除妇女歧视国际公约》和《残疾人权利公约》则直接规定国家防止企业侵犯人权的义务。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之中明确规定了一国政府赋有义务保障并且逐步提升一国管辖下个人的工作权和适当生活水准权。

2 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

随着社会化生产扩大和发展,企业的发展已经与社会成员和社会环境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企业的责任已经不在简简单单的为股东的利益而考量,还包括企业对雇员和其他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此外,还包括了更广泛的方面,例如公司需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降低污染,保护消费者利益,制止不法实践或是遵守基本的道德和人权标准等。因此,跨国公司积极推进自己在经济领域之外的道德义务有助于其所在的东道国人权环境的改善。联合国前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罗宾逊曾经提到“商业活动需要人权,人权需要商业活动”。跨国公司凭借其巨大的财力和物力来支持其所在的东道国的人权事业发展,这不仅可以为其在世界范围内赢得更多的社会声望和名誉,同时也是实现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稳定运行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正如,人们在一个医疗和健康权利受到保障的社会投入工作的热情会比一个在无保障的社会所投入的热情要高。

在中国,百事公司这几年一直在支持全国妇联的“母亲水窖”行动,水窖的建立不仅解决了当地居民的饮水问题,还带动了当地整体生活条件的改善。德国拜耳公司与国际美慈组织、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其他公司合作,向福建和贵州贫困地区的农民、牧民以及渔民提供小额信贷项目并开展农业培训,以此帮助他们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不断地提高生活水平。这些案例都体现了跨国公司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来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缩小社会的贫富不均和社会环境的消极影响。

随着人权NGOs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非政府组织的声音作用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低估的力量。它们不仅在人权领域监督政府的公权力的形势,同时也开始关注其他的社会机构对人权的侵犯。跨国公司就是被关注的对象之一。在人权NGOs组织强烈的要求可抗议下,跨国公司逐渐的改变自身单纯最求利益的目的。开始依据“NGOs规则”和“自律规则”来进行自身的商业活动。同时,积极的改善劳工的工作环境,提高劳工的工资待遇。在政治领域中,拒绝与部分人全记录不良的发展中国家合作。在社会贸易和社会交往领域,各大著名的跨国公司也开始放弃使用来自于其他地区“血汗工厂”的原料,并且加强与媒体和人权NGOs的联系。这种压力不断的促进跨国公司改善自身的不足,促进社会的公共福祉。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跨国公司的管理者不是人权专家,其目的和宗旨也并非是促进东道国的人权进步,但是其参与国际、国内和区域的人权论坛,支持人权教育的热情却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作为市民社会中最有影响力的代表,跨国公司经营效益好坏直接与一国的政治环境、法律环境以及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鉴于此种情况,《联合国人权行动计划指导手册》就将私营企业列为人权行动计划参与的主体之一,而跨国公司无疑是私营企业中最具有分量的一股力量。

因此,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积极履行和社会公益活动的主动参与可以帮助政府减轻促进和保障人权义务的压力。多数跨国公司的母国均为西方国家,这也使得西方国家的人权理念和国际人权标准可以更加灵活的在发展中家实现。

参考文献

[1]宋永新,夏桂英.跨国公司的国际人权责任[J].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6).

[2]John Christopher Anderson. Respecting Human Right s: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Strike Out[J].Journal of Labor & Employment Law, Winter 2000:1-57.

[3]叶欣.论跨国公司在人权法律领域中的义务[D].中国政法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9.

[4]焦军普.跨国公司与战争——以美国跨国公司卷入美伊战争、刚果内战为例[J].政治与法律,2005,(2).

[5]卢岚,刘开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实施指南[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

[6]公益时报,香港乐施会“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06[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

作者：范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