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制度的公司法论文

摘要：公司的社会责任是传统公司法理论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它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国家、社会、公司、劳动者等公司主体朝着更好方向发展的转折点之一。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社会责任制度的公司法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社会责任制度的公司法论文 篇1：

重新审视国企之社会责任

受正式和非正式两种制度的影响,国有企业不但要承担一般企业所共有的社会责任,而且还要承担其所特有的特殊社会责任

西方的“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理念引入中国以来,经历了一个从理论探索到“本土化”实践的复杂过程,尤其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诸如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劳资纠纷甚至是“血汗工厂”等问题日益暴露及恶化,使得企业的社会责任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然而,就我国的发展现况来看,无论是在理论探索上还是在实践过程中都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对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和实践机械地照搬照抄或修修补补。而事实上,由于制度环境的不同,如政治、法律、经济、历史文化等,使得西方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实践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要探索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体系就必须结合中国国情。此外,作为一种特殊企业组织形式的中国国有企业不仅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而且其功能和地位也不同于一般企业。因此,对中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仅要出于道德动机和经济动机承担起一般企业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而且要出于政治动机承担起一系列的特殊社会责任。

一、企业目标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企业存在的唯一合法目的就是为投资者创造最大化的利润,即股东价值最大化,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曾指出,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对自由经济的极大破坏。尽管这一观点在当时被广泛接受,但爱德华德·弗里曼(Edward Freeman)却提出了与之相对立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他强调,良好的公司业绩的评估依据不应仅取决于股东的满意程度,而且还取决于企业其他相关利益者(如顾客、雇员、供货商、社区,甚至是整个社会)的满意程度,即企业应该以满足全体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为目标,给予这些不同的群体以“关怀”。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也认为,企业的目标并不只是实现经济绩效,还要践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经济绩效是最基本的社会责任,但并不是全部的社会责任,企业还必须满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在德鲁克的基础上,迈克尔·杰森(Michael Jensen)认为,企业要实现价值最大化,不仅要满足利益相关方的需要,而且要获得企业的各个利益相关方——顾客、雇员、经理层、供应商和社区——的支持,即“开明的价值最大化”。在杰森看来,企业之所以会进行社会责任投资,主要是出于道德和经济两种动机,道德动机强调企业应该对其利益相关者负责,而经济动机则强调企业应该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整体策略的一部分以促进其实现利润最大化。由以上分析可知,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派还是其反对者,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或者说是股东价值最大化都是其企业目标,只是被赋予的重要程度不同而已(即使是利益相关者理论也没有否认企业对于股东的重要责任)。因此,不论是出于经济动机还是道德动机,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都是由企业的这个目标所决定的,以此为基础,企业制定其社会责任战略。

应该说,我国的国有企业一方面应像西方发达国家国有企业那样,对于弥补市场失灵和国家发展战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类似于一般的企业,国有企业也必须实现价值最大化并且兼顾各个利益相关者集团的利益。然而,基于中国特色和发展所遗留下来的国有企业数量庞大这一特点,使得国有企业作为财政支出单纯为弥补市场失灵和国家发展战略而存在是不可行的。同时,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组织形式,国有企业的公有制性质也决定着其生来就并不仅仅是以实现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看,国有企业之所以称之为“国有”,是因为它的投资人为国家(人民)。因此,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在社会责任、义务以及公共政策目标等方面的要求和标准要比其他类型企业高得多,即国有企业必须承担着社会主义国家赋予的一系列其他类型企业无力或无法实现的责任,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国有企业不仅要出于道德动机和经济动机承担起一般企业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而且要出于政治动机承担起一系列的特殊社会责任。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中包含着经济的目标又包含着非经济的目标,但其特殊的社会责任应更偏向于非经济的目标。正如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所指出的那样,我国的国有企业要履行政治责任,同时也要履行经济、道德、法律、环境资源和慈善等社会责任。

二、中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上面的分析不难理解,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之所以不能照搬西方的社会责任理论与实践而必须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责任体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东西方不同的制度环境。按照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的定义,制度是人类创造的约束条件,它们为政治、经济和社会交往提供了结构,这就是“制度结构”。这种结构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式制度或规则,是指国家、政府或统治者等按照一定的目的和程序,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规则以及契约等法律法规,以及由这些规则构成的社会等级结构;另一类是非正式的规则,是指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世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及意识形态等因素。那么,从这一角度来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因素应该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其中正式制度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制度约束。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责任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是非政府组织而不是政府,而在中国,由于非政府组织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影响力还远远不够,因此政府就成为了推动社会责任运动的主导力量。早在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出了明确要求;2008年国资委发布《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第一次通过系统性、纲领性文件对我国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出要求。在地方政府层面,如广东、山西、上海等地也都积极促进本地区企业开展社会责任工作。国有企业作为国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带头执行政府政策的主导力量。

第二,法律制度约束。1994年颁布的《公司法》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但是该法在很多方面都体现了社会责任的理念。如第十四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遵守职业道德,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接受政府和公众的监督;第十五条规定的保护职工合法权益,加强劳动保护,实现安全生产等。2006年经过修订后的《公司法》在第五条中将履行社会责任正式纳入了该法律体系当中。此外,《劳动合同法》、《节约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和《反垄断法》等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有些法律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定会出现内容上的界定不明确等问题,往往容易导致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法律产生不同的甚至是模棱两可的理解,从而导致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产生扭曲的社会责任实践。

第三,经济制度约束。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的区别就在于国有企业还承担着实现国有经济功能的目标,因此,“国有企业诞生之日起就担负着国家责任、社会责任之使命,这是由国有经济制度这一制度安排内生决定的”。另外,国有企业大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国有企业还必须在履行社会责任时起表率作用,承担起比一般企业更高和更多的社会责任。

从非正式制度来看,由于国内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一般以引入西方社会责任理念为主,一方面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本就存在许多社会责任理念,另一方面也忽视了在中华文明这个大背景之下所孕育的社会责任观必然要和西方传统的社会责任观产生分歧,因此照搬照抄和修修补补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需要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责任理念和实践。正如学者汪丁丁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个异质文明,在两个异质文明传统内,各自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之间很难磨合,所以两个文明传统所支撑的制度就很难融通了。在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引进外国的模式与制度一般很难成功,而东欧各国却可以成功地学习发达国家的很多制度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对于中国而言,受中华传统观念“仁、义、礼、智、信”的影响,企业往往更重视履行慈善责任,如教育资助、救灾捐款、疾病控制等,而在西方,这经常被视为是低级的甚至是做表面文章的社会责任行为。另外,在我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之下,国有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一般是先行者并且起着表率作用,社会公众对国有企业的期望也更高、关注也更多。

三、中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三维度分析

由于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制度环境,因此就决定着国有企业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这两种“硬”的和“软”的力量作用下,必然成为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率,比一般企业承担更多和更高的社会责任,这也体现了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特殊性。在探析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时,我们认为,应该从宏观、微观以及企业内部组织三个维度来考察。宏观意义上,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有其政治性和全局性,基本表现为社会稳定与进步、就业、经济责任中的宏观调控职能;从微观上看,国有企业也是企业,经济责任的利润实现、法律责任的依法经营、环境保护、顾客至上、质量第一、公益事业、商业道德都是其必行的社会责任;就企业内部组织而言,员工是企业最大的财富也是最大的责任。

我们首先从宏观上分析国有企业在国有经济功能实现过程中所蕴含的社会责任。第一,国有企业可被作为一段时期内实现国家发展战略或改善国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地位的有效手段。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中,既有经济赶超的目标,也有特殊的国际形势下所形成的国家安全目标和重要产业的国际竞争目标,而国有企业可促进资本密集型产业、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加快本国的工业化进程。第二,国有企业可以解决某个时点上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合理化。这其中既涉及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涉及不同产业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一种可能是因为国家现行经济政策与市场体制无法激励足够多的民间资本自发地进入这些领域,如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投资回收期长,就缺乏对民间资本的吸引力;另一种可能是,虽然民间资本想进入这些领域,但由于沉淀成本过高,且政府无法提供足够低的管制成本,使得民间资本很难自由的进出,因此更需要国有企业的进入。第三,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制度创新无法完全获得其全部收益,因此需要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国有企业的榜样作用,特别是在信息不完全、信息费用较高的经济体制中,更需要国有企业行为的先导,这会给其行业内造成借鉴和引导,提供对整个行业的正外部性。第四,国有企业还可以被用作平抑经济周期大起大落的稳定器。当国家、地区或行业经济处于景气周期中,国有企业的边界可以适度收缩,而当经济步入低谷时,国有企业的边界可以适度扩张。财政政策对市场主体的直接进入,可以最直接地起到稳定社会经济的作用,特别是当国家陷入严重危机时,国家可以通过新设国有企业或通过国有企业以大面积的并购或接管的方式,挽救陷入经营困境的其他类型企业,通过增加全社会投资、增加就业机会、平抑物价水平,以克服经济动荡和带动经济复苏。

国有企业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这两种“硬”的和“软”的力量作用下,必然成为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率,比一般企业承担更多和更高的社会责任。

从微观上看,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而言,国有企业也是企业,而作为企业的共性,必然有其盈利性目标,但是在国有企业盈利的过程中,一定要尽量避免其政治优势与资本优势所带来的低效率。因此,作为一般企业的榜样,国有企业更应将提高利润、依法经营、环境保护、顾客至上、质量第一、公益事业、商业道德等作为必行的社会责任。那么如何更好地使企业履行微观意义上的社会责任呢?首先,建立基于社会责任的企业文化,使得提高利润、依法经营、环境保护、顾客至上、质量第一、公益事业、商业道德等责任成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并且形成相应的价值判断。企业文化不但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内在表现,也是企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如果这种价值判断深入人心,那么企业就是有生命力的,就是更加团结并且拥有更完善的社会责任宗旨的。其次,完善社会责任的评价制度,大力宣传社会责任制度观念。一方面,从消费者的选择给予企业外部压力,从而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的完善;另一方面,建立良好的反馈系统,不仅仅是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制度的反馈,也是市场交易状况的反馈,一个有良好反馈、能产生有效调节的系统,会使得更完全的信息被展现,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系统的运作效率,进而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的完善。再次,建立竞争领域的公平竞争氛围。在竞争领域引入其他类型企业,并且给予政策扶持,促进公平竞争,从而提高国有企业的危难意识,从外部强迫国有企业塑造更好的榜样作用。最后,建立良好的政治环境。良好的政治环境是市场的重要保障,从政治的高度保证社会人士的监督和与其他类型企业的竞争,使得党不只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全体人民的代表。

员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们不但属于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企业社会责任完善过程中重要的决定力量。国有企业有稳定大局的功能,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与产业链竞争都面临着就业结构变动的压力,而这种变化所带来的不稳定,会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这是国有企业领衔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因此,国有企业需要对员工负责,不仅仅是工资、保障方面的一系列物质责任,还有技能和思想上的培养责任。虽然短期来看这有碍于国有企业的发展,但有利于形成国有企业发展的长期优势。作为一个组织、一个整体而言的国有企业,内部真正的动力来源是员工,这是企业最大的财富同时也是企业最大的责任。对于员工的责任可以简单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必须保证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员工的工资福利不受侵害,使其与企业的发展有正相关性;第二,改善工作条件,确保安全、卫生,以人为本的首要任务应该是重视人的生命价值,如果想在全社会形成重视劳工、重视生存环境的意识,那么国有企业有责任做出表率作用;第三,建立员工的培训制度和考核制度,使得员工能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习得先进的技术技能与管理经验,从而产生符合现代企业社会责任制度要求的管理型技术人才。通过良好的岗位培训,使得每个员工懂得企业如何运转、自己如何被管理、为何在这样的方式下被管理,从而达到有沟通的团结,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积极性。

作者：艾德洲

社会责任制度的公司法论文 篇2：

浅析公司的社会责任

摘 要：公司的社会责任是传统公司法理论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它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国家、社会、公司、劳动者等公司主体朝着更好方向发展的转折点之一。那么，怎样才能使公司社会责任得到更好的落实呢？笔者在此做出了构建一部属于我国《公司社会责任法》的设想，在参照国外相关立法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能够完成这一设想，就能更好的实现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化，从而把社会责任落实到每一企业身上。

关键词：公司社会责任 利益最大化 利益相关者 立法构想

一、公司的社会责任在我国的立法概况

根据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是依法设立，以营利为目的，由股东投资而形成的企业法人。公司属于法人型企业，而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公司的社会责任，其外延是广义的，它既包括法人型企业的社会责任，也包括自然人企业的社会责任。

早在1924年，美国谢尔顿（Oliver Sheldon）就把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并认为公司社会责任含有道德因素在内。笔者则倾向于公司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从其相关定义我们可以知道，现代社会对公司的认识，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其营利性和公司的本分了，社会对公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使得公司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我们亦可把其理解为一定程度上的道德性。

（一）《公司法》

新修订的《公司法》第5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我国《公司法》对于公司的社会责任的立法，不仅表现为将公司社会责任理念列入总则条款，而且在分则中也设计了一套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制度。第14条第1款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遵守职业道德，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这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约束性条款，旨在限制和排除公司滥用法人资格、公司自治权限、尤其是公司经济实力的行为，与授权性、激励性条款迥然不同。从约束规范上看，既有法律，又有道德；从约束主体上看，既有政府，又有社会公众；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内容来看，这显然应当理解为公司的一项硬任务、一项严格法律意义上的义务。

（二）《劳动法》

劳动者是公司社会责任中利益相关者里主要的组成部分，在《劳动法》中，体现公司社会责任的法条主要是第52条：“用人单位必须建立、健全劳动安全卫生制度，严格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卫生规程和标准，对劳动者进行安全卫生教育，防止劳动过程中的事故，减少职业危害。”，第54条又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对从事有职业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应当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在这些法条中，对用人单位在保障劳动者的安全义务方面作出了规定，也就是从劳动者的角度出发，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承担的其中一个方面作出了规定，它规定了该用人单位不能只顾自身利益而忽视了雇员的安危，应最大限度地实现起社会责任。

二、国外公司社会责任立法概况及启示

举美国为例，纵观美国关于公司社会责任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在对待公司社会责任上，偏重于确立企业参与公益活动的保障和激励法律机制。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因为“越权原则”的存在，美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然而，随着法院对企业目的条款解释上的松动以及“利益原则”（the Doctrine of Benefit）在司法实践中的被引入，公司社会责任有了成长的土壤，按照“利益原则”，只要公司社会责任行动体现出了其作为增加企业收益的手段的作用和考虑，并且有理由相信由此产生的利益于企业而言是“直接的”，那么，该行为即可被看作是企业章程授予的营业行为之构成部分而得到认可。随着美国公司社会责任立法的发展，其宾夕法尼亚州就首开公司法变革之先河，于1989年修正其公司法，其中对传统最具有挑战意味的修正条款是要求公司的经营者为公司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负责，而不仅仅是对股东(stockholders)一方利益负责。从中，我们可以得到相关的启示，首先，公司社会责任的落实应以法律为后盾；第二，公司社会责任的实行应建立多层法律机制。

三、公司社会责任的立法构想

（一）宏观上制定一部《公司社会责任法》

可以肯定，公司社会责任是外延非常广的概念，已经有学者指出，落实公司社会责任的使命不可能由《公司法》单枪匹马地完成，同时在《税法》或《环境保护法》中的零星规定也只能看作是应急的举措，公司社会责任需要的是一个庞大的法律系统去分门别类地涵盖。因此，宏观上制定一部专门的《公司社会责任法》并不是一种空想，而是与时俱进的设想，是一种完全有可能有条件实现的设想。

首先，《公司社会责任法》应表明是与《宪法》相一致的，同时应说明该立法的目的或动机，另外，还应对公司社会责任作出原则性、统领性的规定，这种规定应遵循制定一部法律的步骤而作出。这是一个总的要求。

其次，作为一部法律，其具体条款至少应由假设条件，行为模式组成，《公司社会责任法》也不例外，在《公司社会责任法》中，应明确规定公司或企业在公司社会责任层面上所应进行的行为，或者是不应当从事某种活动，而其中的行为或者活动在该法中也有必要进行具体和详细的规定。在此有必要声明的是，我认为还应当在该法中规定公司的道德义务，其所规定的道德义务，是高于法律层面的义务。

其实，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应该如何去具体设计公司社会责任的一般性条款。我国目前在《公司法》中对公司社会责任作出了一定的条文规定，如《公司法》第14条第1款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遵守职业道德，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但是，我们所需要的专门的《公司社会责任法》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应是具有应然性与实然性相统一的，是具有操作性的条文，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字面上或者只是宣示意义的空壳。

（二）微观上对公司社会责任专门细化

正如《民法》一样，《公司社会责任法》可作为一部总论出现，而对于一些专门性的问题，如关于环境，劳动者权益等，由专门的法律，如《环境保护法》，《劳动法》等细化之，则更为妥当。下面，我们具体谈论之。

1．《公司法》进行调整的问题

应由《公司法》进行调整的问题范围十分广泛，在此我重点论述职工参与制度。在我国，有关于职工参与的相关规定，但这些规定却不尽合理。我国《公司法》第52条、124条明确规定监事会的组成人员应有适当比例的职工代表，具体比例由公司章程来规定，而公司章程是由股东来决定的，即由股东来决定监事会成员中职工代表人数。由于股东利益与职工的利益并非一致，实际上经常会发生冲突，因此，股东从自身利益出发，绝不会在公司章程中将职工监事比例定得过高，甚至极有可能借口股东之间达不成协议而取消职工监事，否则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职工参与的问题，固然属于《公司社会责任法》调整的范围之内，但是笔者认为把其放在《公司法》中调整是合理的，我们主张通过《公司法》把这一问题细化，具体的细化规定，针对我国本身规定的不合理之处以及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应适当作出修改及增加新的规定。当然，《公司法》应调整的涉及公司社会责任的问题还非常多，例如劳动者的权利和利益在受到违背公司社会责任原则和精神时候的处理等，在实践的过程中，还应仔细斟酌。

2．《劳动法》进行调整的问题

从公司社会责任角度出发，由《劳动法》进行调整的问题包括职工保障的方方面面，从提供安全生产环境，到进行职业培训，再到提高福利待遇等，无一不由《劳动法》进行调整。如目前我国《劳动法》第53条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又如第91条规定的，若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或者是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这些规定对于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公司切实履行这方面的社会责任也有很大的监督和制裁作用。但是，《劳动法》至今仍未明确规定“公司应承担社会责任”这一总条款，尽管只具有宣示性意义，但是缺少这一总原则性的规定，还是不利于公司切实行使公司的社会责任的落实。

随着社会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构建一部《公司社会责任法》已是大势所趋，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我们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外延我们还没有摸索清楚，于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就是还应在具体的法律法规中对其进行细化，只有把在宏观上制定一部《公司社会责任法》与在微观上对具体问题在具体法律法规中细化结合起来，才能构建出公司社会责任完整且合理的法律制度。

参考文献：

[1]刘俊海著：《公司的社会责任》，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卢代富著：《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法律出版社。

[3]刘俊海：《强化公司社会责任——建立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4]刘连煜著：《公司治理与公司社会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5]刘俊海：《职工参与公司机关制度的比较分析》，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3卷。

[6]苑鹏：《荷兰公司的雇员参与制及其启示》，载《管理世界》1999年第一期。

[7][德]罗伯特·霍恩等著，楚建译：《德国民商法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8]刘连煜著：《公司监控与公司社会责任》，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版。

[9]杨紫煊、徐杰主编：《经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0]郑玉波著：《公司法》，法律出版社1971年版。

[11]张开平著：《英美公司董事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1月版。

[12]刘俊海：《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载《商事法论集》(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13]员晓明：《公司营利性与其社会责任实现》，载《经济师》2003年第3期。□

作者：李梅泉　谢丽萌

社会责任制度的公司法论文 篇3：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激励机制设计

【摘要】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作为现代公司制度的核心，是公司生存、发展的基础，之所以把公司制视为现代企业制度的代名词，关键就在于公司的现代治理结构。它所承载的功能主要是促使公司本身良好运转和内部有效制衡。而当前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存在着诸多不合理之处，必须从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健全外部治理机制以及对职业经理人的激励与约束等方面来建立有效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促使公司的各个利益相关人相互制衡、协调运转，从而促进公司发展。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合理构建将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关键词】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激励机制

公司法人治理，是指在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中，通过对股东与经营者的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合理配置，提高企业效率的一种法律制度。在现代公司中，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执行机构（经理层）四部分分别代表所有者、经营者、控制者和监督者，它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制衡，共同组成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之所以把公司制视为现代企业制度的代名词，关键就在于公司的治理结构，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会之间的权力分立与权力制衡平衡公司内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并在组织制度上最大程度地保证公司的行为理性，避免或减少独断专行的决策给公司带来的损失，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一、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内涵及本质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也称为公司治理结构，最早起源于西方经济学，20世纪90年代中期引入中国。它是指所有者、经营者和监督者之间通过公司权力机关（股东大会）、经营决策与执行机关（董事会、经理）、监督机关（监事会）而形成权责明确、相互制约、协调运转和科学决策的联系，并依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予以制度化的统一机制。

在现代公司中，由股东组成股东大会，并由其选举董事组成董事会，把公司法人财产权委托给董事会管理，董事会代表公司运作公司法人财产权并聘请经理等高级职员具体执行，同时股东大会与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的监事组成监事会，由其监督董事会、经理行使职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着重强调的是公司的内部组织机制，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等几个主体以及相互之间的制衡关系。

进一步说，公司治理结构和督导机制是指在现代公司中资本的法律上的所有权和资本的经济上的所有权（即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在出资者与经营者分离分立和整合的基础上，以委托代理的契约关系为连接，并规范股东、董事会、经理人员、职工相互之间的责、权、利关系的制度安排。它包括公司内部的组织结构和各经济行为主体的运行规范。“组织结构”主要是指由公司的权利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等，构成完整、有机、科学的组织系统。“运行规范”则是指各经济主体在责、权、利行使过程中的法律规范、激励机制及监督机制。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督导机制，作为公司管理的制度安排，其主要的目的在于使公司内部各经济主体及其权力处于分立和整和状态中，保持有效的联系、制衡和监督，使各个经济主体权力的掌握和运用，严格受到相互责任的制约，从而达到各方利益的均衡、规范、高效运行。现代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督导机制的实质在于：第一，科学的组织机构，依法行使职权，相互联系、依存和制横，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权责明确，权力、责任、义务对称，权力受责任制约；第二，规范的法规管理，现代公司制企业不是靠一个能人治理公司，而是靠一个职业企业家群体来治理公司，不是靠“人治”，而是靠“法治”，靠法律法规按程序来管理和运行，对物、对事、对人依法治理；第三，完善的监控机制，即它有一套规范的控制、激励、监督、制衡机制，有序运作。激励机制内在有效，使公司内部的监督、制衡机制与社会的监督、制衡机制相结合。

从以上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内容是处理好所有者（股东）、公司的法人代表——董事会和执行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

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意义

1、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才能提升经营绩效

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通常是：资产所有者拥有公司的所有权；股东通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董事会成为由股东大会授权的公司财产托管人，拥有重大决策及对以总经理为首的经理人员的任免权和报酬决定权；以总经理为首的经理人员受聘于董事会，作为董事会的代理人，具体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事务；监事会对公司财务和董事、经理进行监督，向股东大会负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功能，就是在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合理配置权力、公平分配利益，建立有效的激励、监督和制衡机制，从而提高公司效率，实现公司经营目标。

2、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才能规范公司行为

合理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能够解决国有企业的体制性矛盾，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有利于政企分开，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有利于防范经营风险，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国内外出现的一些公司违规行为，特别是财务造假行为，最主要原因是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缺陷。只有完善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才能从根本上规范公司的行为。

3、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才能强化融资功能

解决资金匮乏是国有企业面临的难题之一，虽说国有企业因其地位具有一定的融资功能，但投资者只有在确认自己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才会向企业投资。因此，企业在资本市场上为获得资金而进行的竞争，实际上是公司治理水平的竞争。治理结构健全的公司会得到投资者的信赖，以较低的成本融得较多的资金，从而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治理结构不健全的公司，无法得到投资者的信任，因而难以筹集到资金，或筹资成本较高、或筹资数额较少，发展空间受到限制。

4、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才能实现改革突破

目前，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到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的阶段。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对于推进集团公司的结构调整，具有牵引和示范作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有利于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和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体系；有利于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监管和经营的有效形式，完善授权经营制度；有利于继续推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深化劳动人事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企业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主要模式分析

世界各国由于经济、历史、民族、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差别，公司法律制度也各不相同，不同的法律设定不同的公司机构组成以及不同的公司运作方式。各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模式综合起来主要有英美模式、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等。下面分别对其进行分析。

1、英美模式

基于英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相似性，故统称英美模式。典型的英国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模式是以股东会、董事会组成的公司机构和独立审计员的外部监督相结合，其关系是股东会选任董事和审计员，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审计员对董事会日常活动进行监督。股东会、董事会和公共会计师是美国公司组织机构的主要内容，董事会是公司的法定代表机关和最高决策机关，内设不同的委员会，如执行委员会、任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董事会主席不一定是法定代表人，公共会计师由股东大会任命，对董事会、首席执行官的行为进行审核与监督。英美模式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单层制。股东会下只设立董事会，不设监事会，董事会既是业务执行机构又是监督机构。董事会聘任经理，由经理负责公司经营业务的执行，经理对董事会负责并接受董事会的监督。这一制度来源于洛克的“政府二元论”，即国家权力区分为立法权与执行权。“二元论”也是各国公司法普遍采用的“企业所有者与企业经营者分离”制度的由来。

（2）独立董事制度。美国是独立董事制度的发源地，美国模式采用“单层制”的结构，董事会兼具经营与监督的双重职能，在实践中产生冲突，使监督弱化。对此，美国公司法创立了独立董事制度，即要求公司董事会组成人员中必须有一定数额的外部独立董事来对公司的经营进行监督。独立董事制度的设立是单层制治理模式下对公司管理层监督机制的改良与修正。英国《公司法》不承认非执行董事是另一类董事，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执行和非执行董事是扮演不同角色的。独立董事制度在“单层制”模式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符合公司治理发展的趋势，故独立董事制度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3）审计员制度。审计过程旨在建立和确认依据公司会计记录和制度产生的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以便根据其制作的账目对公司发表意见。英国《公司法》中规定了审计员的充分的法定权利和权力，以确保为现实审计目的而获得任何必需信息。美国公司治理中公共会计师的介入和监督与英国的审计员制度基本相同。审计员的权利和权力直接影响公司治理的内部制衡问题，审计员制度便于股东会有效监督董事会，能够有力控制和改善因董事会权力泛滥而导致股东权益无法保障的局面。

2、德国模式

德国模式公司法人治理模式中的主要公司机构由股东会、管理董事会（董事会）和监督董事会（监事会）组成，其中由股东会选出董事和职工代表组成监督董事会，再由监督董事会选任管理董事会的成员，监督董事会具有相当大的权力。德国模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双层制结构。在德国模式中，股东会和职工共同产生监督董事会，监督董事会产生管理董事会，管理董事会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并对监督董事会负责，监督董事会监督和控制管理董事会的各种行为，并对股东会负责。

（2）强大的监事会。监督董事会拥有相当大的职权，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权力的制衡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监督董事会和管理董事会并不处于完全平等地位，而是监督与被监督、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监督董事会不仅拥有法律赋予的监督权，而且还是董事会成员的选举人，并且有权罢免董事。

（3）职工参与制。二战以来，德国新的公司理念更倾向于将公司定义为“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一种伙伴关系”，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强调了职工的参与，监督董事会应由资本要素所有者和劳动要素所有者共同组成，从而成为劳动与资本共同治理公司奠定基础。

（4）银行的密切参与性。银行不仅与公司存在业务贷款关系，还可以持有公司的股票或受托成为股份表决权行使的代理人。银行以其特殊的地位可以获取公司各方面的信息，并且拥有在经济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它可以控股大股东的身份，通过股东大会选举银行的代表进入监督董事会，通过监督董事会直接控制公司的治理。银行在德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所具有的主导性地位，几乎是所有相关性研究对德国模式达成的共识。

3、日本模式

日本模式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主要由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三大机构组成，其中董事会和监事会均由股东会选举产生，并且由股东会罢免。董事会选举产生代表董事，由其负责执行董事会的决定及处理日常经营事物，对外代表公司。董事会和代表董事不是平行关系，而是上下级关系，代表董事受董事会的监督。日本模式的监督机制相对复杂，尤其是在股份公司中，有的公司设监事会，有的只设监察人，主要责任是监督董事会的各种经营活动，对股东会负责。日本模式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特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人本主义”或从业员主权。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明显分离，公司经营阶层在公司治理中起主导作用，公司归长期固定在其中工作的从业员“所有”，从业员不仅对公司的最基本的问题享有决策权，而且也对公司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享有优先分配权。

（2）主银行制度。与“德国模式”的银行主导型有一定的相似性，主银行制度包括提供较大份额的贷款、持有一定数额的股份和派出职员任客户企业的经理或董事等。在实践中，其内容更为广泛，包括债务的延期与免除、提供新的资本金、派遣管理人员、债务重组、撤换公司的高层经理、资产的拍卖与债务的偿还以及兼并与收购等。“相机治理”则是日本模式中主银行制度的最显著特点，其是指作为控制公司的两个集团，即股东和从业员对公司的控制权随公司财务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在公司正常运行时，公司经营者是公司治理的控制者，而公司发生财务状况恶化时，则由以银行作为法人股东在公司治理中行使控制权，以救助陷人财政危机的公司。

（3）双重监督。在日本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除了设立监事会，还有监察人制度的存在。日本商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必须设置监察人（监事），监察人可以是一人或数人，每位监察人都可以独立行使监督权；同时，董事会选举产生代表董事，在代表董事处理日常经营事务对外代表公司时，需受董事会监督。上述两种监督基于不同的范围和特性，监察人主要是对业务执行的合法性以及经营行为是否符合公司章程进行监督，董事会对代表董事的监督是一种“自律性纠错机制”。这种监督不仅涉及到业务执行的合法性，也涉及到业务执行的目的性、合理性和效率性等。在考察各国的立法模式时，应看到当今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各种角色和职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如股东主权地位的动摇，股东已经不再是公司治理主体和内容的全部，机构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加强，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在明显地增多，职工参与制度被更广泛地采用，小股东利益得到更多重视等。在当今知识经济的时代，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技术以及技术创新，这使得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而非物质资本，故许多国家采取了职工参与选举和参与管理的制度。同时，立法采取措施保护小股东权益，使公司治理更趋于良性循环。总之，无论是英美模式、德国模式或日本模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各主体的职责权限等方面都在向平衡的方向发展，制约平衡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立法的核心理念。

四、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激励机制的意义

建立与完善有效的治理激励机制，激发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在实行公司改制过程中，积极探索市场化的、动态及有效的人力资本激励机制，使管理者的个人权益与上市公司整体利益最大化目标保持一致，是激发高级管理人员责任心和使命感的有效方法。经验表明，在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必然有精心设计的激励机制，用以协调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矛盾。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肯定了可以试行经理、厂长“持有股权”等分配方式。为此，我们应在借鉴和研究国际经验、完善公司治理的基础上，创建对经理人员的高效激励机制。通过对高级管理人员实施股票期权制、建立动态的激励机制等来协调公司治理结构中各层面的人员关系。

高级经理人员的好坏决定了公司的成败。从经理人员的角度看，如果他们的薪酬只是基本工资和对已完成业绩的年度奖励，他们势必只追求短期的利益，若要使其为公司长远发展考虑，就必须有相应的激励手段。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对于经理人员的激励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继续由国家掌握国有企业经理的工资总额和等级标准，这种薪酬制度不能恰当地估计和确认经理人员的贡献，容易引发优秀企业家流失现象。另一种则是在年薪制、经理人员持股制的试验中，经营者自定高额薪酬，经理人员实行自我激励。在企业产权缺位的情况下，这样易造成把国有资产无偿量化给个人等损害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进一步完善经理层的运作机制，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和选聘机制。实行经营者持有股权制度并完善经营者报酬制度。根据企业的规模、性质等实际情况有区分地实行经营者持有股权。同时，公司经营者的报酬应与公司经营业绩相挂钩，对经营者的贡献应给予应有的回报和奖励，对业绩突出的经营者的奖励上不封顶，对不能按期完成业绩指标的，应相应扣减其报酬或所拥有的股份。严格实行经理层的董事会授权制，避免产生“内部人控制”现象。培育和建立我国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完善经理聘任制。在经理与公司之间，形成真正的劳动合同法律关系，加强经理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总体说来，企业家的激励机制设计主要应当包括薪酬机制、控制权机制和声誉机制。在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中，企业的所有权安排非常重要。最有效的激励方式就是让企业家占有剩余，获得剩余索取权。企业所有者为了激励职业企业家，不仅要按期给高层管理者固定的工薪收入，还要通过多种形式让渡一部分企业利润，并相应地分散一定的企业风险。剩余索取权激励是一种立足长远激励的薪酬体系，主要包括股权和年薪。股权是实现企业核心人力资本剩余索取权的最优制度安排，年薪是企业家人力资本价值的货币表现。影响企业家经营管理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企业家的控制权以及由此带来的控制权收益目标。产权理论认为企业的契约性控制权可以分为特定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在现代企业中，特定控制权则通过契约授权给了职业企业家，这种特定控制权就是高层经理人员的经营控制权，包括日常的生产、销售、雇用权力。而剩余控制权则由所有者代表即董事会拥有，如任命和解雇总经理、重大投资、合并和拍卖等战略性的决策。控制权机制对企业家的激励约束作用主要取决于控制权回报——控制权收益，这实际上是对企业家人力资本进行权利定价的一种形式，其收益主要是指难以度量的非货币收益，包括在职消费、满足感以及荣誉感等。在市场经济中，职业声誉也是职业企业家注重的目标。这是因为企业家人力资本隐藏性和难以度量性使其价值只能间接表示，在长期的企业经营中形成的企业家声誉，是企业家人力资本价值的度量尺度。声誉机制的作用机理在于没有一定的职业声誉会导致其职业生涯的结束，从而使企业家人力资本贬值甚至收益完全丧失，而良好的职业声誉则作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尺度，增加了其在企业家市场上讨价还价的能力，从而激励企业家重视自己的声誉，积极工作，并自觉约束机会主义行为。

五、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激发经营者的活力

经营者追求的目标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上的利益，二是事业上的成功。我们激励经营者也要从这两个方面着手。

1、完善分配制度，强化经济激励

完善分配制度的核心是把经营者的收入与经营成果紧密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迫使经营者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企业的生产经营中。企业的情况各不相同，相对应的激励方式也应该有所不同。笔者认为，以下两种激励方式是可供企业进行选择的。

（1）年薪加期股。对于上市公司来讲，这是一个比较完善的激励方式，因为它既包括了短期激励，又包括了长期激励，从而解决了经营者的行为短期化问题，把经营者与企业的利益绑得更紧、更长远。年薪一般由基础年薪和效益年薪组成，基础年薪主要是保证经营者的基本生活需要，要根据企业的经济效益、生产经营规模及本企业职工的平均收入水平来确定。只要企业运转正常，经营者就可拿到基础年薪。效益年薪主要由年度的经营绩效来决定，与当年的经济效益挂钩。可见，经营者能拿到多少年薪主要取决于企业的现期绩效，这就有可能导致经营者的短期行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年薪与期股结合起来，实行“年薪+期股”的激励方式。期股就是股票期股，让国企经营者通过多种方式购买相当数量的期股，可以使经营者关心股票将来的增值，从而使他们更加关心公司的长远利益。目前，在上海、武汉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

（2）利润分成制。让经营者持股当然可以激励他们，但也并不是只有持股才能激励他们。与持股激励相对应，还有另一种激励方式，那就是非持股激励，比较典型的就是利润分成制。这是对各类企业都适用的一种激励方式。利润分成制又包括税前分享和税后分享两种情况。税前分享主要指经营者的在职消费，这些费用被打入经营成本。例如，在英国、德国和日本，90%以上的经理使用公司专车；日本公司经理的待遇包括每年一定美元的俱乐部会员费和一定美元的各类可报销费用。我国的国企经营者事实上也有在职消费，只不过不够规范而已。税后分享是指在红利中提取一定的比例奖励给经营者，这就把经营者的收入与股东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大大降低了经营者损害股东利益的可能性。

2、给予完整的经营权，强化自主权激励

企业经营者除了追求经济利益之外，还要有精神上的追求，那就是渴望事业的成功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目前，许多国企经营者感到，他们还没有得到完整的经营自主权，在许多方面还受制于政府有关部门，因而无法大展鸿图，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也是一部分国企经营者缺乏积极性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切实做到政企分开，把企业应得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完全交给企业。这样，就能大大地激发经营者的工作热情，使他们大胆地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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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婉君）

作者：邓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