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中尊敬人权论文

联合国为什么要改革我来这里的前一天，为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立５０周年而举行的国际研讨会刚刚闭幕。这项原则是１９５４年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倡议采纳的。研讨会上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他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联合国需要改革”。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国际法中尊敬人权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国际法中尊敬人权论文 篇1：

从阿桑奇案看引渡制度

摘 要 国际法被认为是调整国际法主体（主要是国家）之间关系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 通说上，学者普遍地认为个人（居民）并不是国际法的主体。然而，我们现在看到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个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去，并且由于个人同自己国籍国所产生的联系，个人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法的调整，本文着重就这其中的引渡制度展开讨论，并就阿桑奇案是否适用引渡规则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引渡 阿桑奇 政治犯

一、引渡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及其法律性质

引渡（Extradition）词源来自拉丁文，意思是“向外遣送”。奥本海将其表述为“一个被控诉或被判罪的人由他当时所在的国家交给对他控告犯了罪或判了罪的国家”。现在普遍认为，引渡是指国家根据条约或基于其他理由把在其境内而被别国指控或判定犯罪的人，应该国请求，移交该国审判或处罚的行为。

法国大革命及之后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8年的二月革命，政治犯一时间成为了新的政权的英雄，在法国他们被看成是值得尊敬的人士和自由战士。于是，这就产生了政治犯不引渡的原则。

1794年，英美两国签订了具有现代引渡内容的《杰伊条约》。 19世纪以后，许多国家在自己的国内法上都有了关于引渡制度的规定。如1924年《美国和罗马尼亚间引渡条约》、1957年《欧洲引渡罪犯公约》、1983年《美洲国家间的引渡公约》等。但这些都是地区性的公约，我们认为，普遍性的引渡公约至今尚未订立，只是在有些公约中包含了某些引渡条款。

二、引渡制度的适用分析

（一）双重犯罪原则。

双重犯罪原则，也就是说引渡所针对的行为必须是在请求国和被请求国的法律都规定为是犯罪，并且该种犯罪都应受当受到刑罚处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44 条第一款便是对传统双重犯罪原则的继承。如今，针对日益猖獗的经济类犯罪，即使被请求国不认为是犯罪或应受处罚，只要其法律允许，仍可答应请求国的引渡请求予以引渡。这说明传统的双重犯罪原则所体现的刚性已经开始松动。

（二）罪行特定原则。

罪行特定原则是指引渡请求国将某人引渡回国后，只能就作为引渡理由的罪行对其进行审判或处罚，不得对引渡理由之外的其它罪行进行审判或处罚，或者再引渡给第三国。 这一原则主要是为了防止引渡请求国在引渡成功后以另外的罪名起诉被引渡者，侵害被引渡者的利益。

（三）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

当然，由于各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存在差异，国际法上并不存在统一的标准，在处理引渡问题时，被请求国政府可以自行判断引渡对象是否属于政治犯。 “政治犯罪”的解释权通常交由被请求国行使。腐败犯罪、恐怖主义犯罪、跨国有组织犯罪以及各种危害基本人权的犯罪一般都不认为是政治犯。

（四）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

当被请求引渡的是被请求国国民时，被请求国可以不予引渡这就是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但从国际法的发展来看，该原则已非一条刚性原则。

（五）死刑犯不引渡原则。

“死刑犯不引渡”是指当被请求国有理由相信被请求引渡者在引渡后有可能被判处或执行死刑时拒绝向请求国引渡。关于该项原则在国际上一直存有争议。现如今欧美等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废除死刑，一些保留死刑的国家在签订引渡条约的时候也承认了死刑不引渡的条款。

三、阿桑奇案中的引渡问题

去年7月25日，有超过9万份美军阿富汗战争秘密文件被披露，影响之大被誉为是继1971年五角大楼泄密案美国史上最大宗的军事情报泄密事件。阿桑奇和他领导的维基解密便是这一泄密行动的幕后推手。阿桑奇如今受到瑞典政府强奸罪的指控，虽然瑞典政府已经撤消了对他的逮捕令，但阿桑奇最后还是在英国被逮捕，罪名还是强奸罪。

关于阿桑奇最后会不会被引渡到美国，笔者认为，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有权引渡的国家有他自己的祖国澳大利亚，以及犯罪行为发生地国瑞典，至于美国，只有当其认定阿桑奇的揭秘行为是犯罪的时候才可能有权将其引渡。但是，引渡一般都是针对普通犯罪，而类似于阿桑奇这种揭露美国机密的行为，并不在传统意义上引渡所针对的犯罪行为之内。并且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公民权利的支持，阿桑奇的行为是否属于犯罪还难下定论。我们根据美国大法官霍姆斯之前的经典判例确立的原则，在保障公民的信息自由权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之间，划了一条径渭分明的界限。就此来看，在美国这样一个判例法的国家里，阿桑奇及其维基网站的行为也很难最终被认定为是犯罪。笔者认为从法律角度来讲，美国并没有权利要求引渡阿桑奇。但我们知道，引渡是否最终能够成行，并不完全取决于两个国家间的引渡条约，往往会从一个法律问题转变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如今阿桑奇和维基解密网站点燃的不是一个火药桶，而是一枚威力十足的氢弹。从近似抓狂的各国尤其是美国反应看，审判和引渡活动绝不会一直波澜不惊。

（作者：华东政法大学2010级国际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金融法）

注释：

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页.

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第186页.

作者：孙幸冬

国际法中尊敬人权论文 篇2：

加利谈联合国改革

联合国为什么要改革

我来这里的前一天，为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立５０周年而举行的国际研讨会刚刚闭幕。这项原则是１９５４年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倡议采纳的。研讨会上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他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联合国需要改革”。但是，联合国为什么需要大刀阔斧地改革呢？

１９４５年联合国的创立是基于四条原则的：成员国是主权国家；主权的行使范围以国界线划定的地域为限；成员国的中央政府是外交权的惟一行使者；未经成员国许可，不得订立法律，换句话说，国际法只有在所有成员国都接受的情况下才会订立。

在这些原则下建立的联合国体制如今却受到质疑。是怎样的变化造成目前的局面，并迫使联合国不得不大刀阔斧改革呢？

因为国家已经不是主权的惟一来源；国界线的权威性有所动摇，各国都有跨越国界的全球活动；国家已不是国际舞台上惟一的主体，其他形式的非国家主体相继出现，并发挥重要作用，比如非政府组织、国际恐怖主义等。最后，超国家的法律出现了，比如地中海法律体系，环境保护法，人权保护法。这些国际法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的主权。

这些都是促使联合国进行必要改革的根本原因。

第一项改革就是安理会的改革安理会的改革是联合国改革中最吸引政界和学术界的一项。安理会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安理会是１９４５年成立的，五大常任理事国是常规性重要角色。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新角色。

关于这方面的建议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建议增加德国、日本为常任理事国，但第三世界国家是反对的。他们认为，吸收二战时的两个轴心国加入联合国，似乎达到了战后的某种平衡，但发展中国家不能接受。还有的建议从非洲、亚洲、拉美各选出一个常任理事国，但也有人反对说：谁代表拉美合适？是巴西、墨西哥，还是阿根廷？谁代表非洲合适？尼日利亚、埃及、南非，还是埃塞俄比亚？在亚洲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中国已经是常任理事国，可以代表亚洲，再吸收一个亚洲国家，亚洲就有两个国家了，谁来担当另外一个代表亚洲的国家呢？１９９３年，我发起倡议，创立了“联合国改革委员会”。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在安理会的构成问题上达成一致，但有一个共识，就是安理会要有新构成。

随之而来的就是否决权的问题。只有有限地使用否决权，才能妥当地处理国际关系，但坦率地说，没有大国的加盟，国际秩序就无法正常运行。要改革，最重要的并不是采纳建议，而是将其付诸实施。然而，若没有五大国的一致同意，安理会改革方案将难以实施。所以，必须在保留否决权的前提下使五大国一致同意增加常任理事国的数目，以使联合国内常任理事国与非常任理事国之间达成平衡。

再一个问题就是安理会内部要形成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平衡。

总之，就安理会的改革达成一致是非常重要的，但目前尚无良方。

此外，有人认为安理会的重心落在了欧洲。五大国中已经有法、英、俄，如果再增加德国，欧洲就有四个国家了，而意大利还盼望成为第五个。如果联合国要确保其国际组织的性质，就应当更好地代表亚洲、拉美和非洲。

第二项改革与维和行动有关联合国需要一支快速反应部队。１９９２年１月３１日，我出席了第一届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我在那之前的一个月刚刚当选联合国秘书长。我接见了１５个国家的元首，其中有中国国家主席、美国总统、俄罗斯总统和英国首相。他们对我说：“我们希望联合国通过决议调整目前安理会的构成。”这给我一个错觉，似乎我得到了国际社会希望改变联合国的构成的普遍要求，以适应冷战后的国际形势，建立一种国际体系。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欧洲各国结束拿破仑战争后，维也纳体系于１８１５年建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体系建立，国际联盟一度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旧金山会议召开，联合国应运而生。但冷战后，没有国际会议召开。要做好应对冷战后新规范和新规则的准备，我们就要考虑新的国际秩序。于是，我提出《和平议程》，建议建立一支由联合国控制的快速反应部队。

这个想法本身很简单，但一些国家并不希望联合国拥有自己的军队，因为他们认为，每个有军权的国家为防止战争都可以安排一部分维和部队受安理会调遣，那么如果发生意外，比如在索马里或莫桑比克爆发内战、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之间发生战争、南斯拉夫爆发战争，我们就可以立刻派遣蓝盔部队前往现场。

目前，派蓝盔部队前往科特迪瓦要两到三个月的时间。首先，要征得所在国的同意。国家同意后，联合国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如还要讨论总指挥由非洲人，还是拉美人，还是欧洲人担任。然后还要讨论由谁安排前往的交通。结果，当地武装冲突发生两到三个月后联合国才能派遣蓝盔部队。这为时已晚。另外，还要签订和平条约。和平条约签订后，蓝盔部队仍要被派到发生武装冲突的地方，以监督和平条约的执行情况。否则，战争仍会继续。比如安哥拉签订了很多停火协议，但战火依然。在南斯拉夫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快速派出维和部队，但目前这还是个难题。

目前，联合国蓝盔部队在全球约有五万人。在塞浦路斯的武装冲突中，大家可以看到蓝盔部队；在波兰、叙以边界、黎以边界、克什米尔地区、科特迪瓦、布隆迪、卢旺达，都有蓝盔部队战士的身影。蓝盔部队的人数成千上万，但每次行动却都步履维艰，因为我们没有受联合国控制的快速反应部队，也没有控制快速反应部队的技术支持。

现在，维和的概念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往往在维和部队赶到时，当地已是一片和平景象。换句话说，有些外部力量起了作用，比如伊斯兰势力影响下的叙以和平，还有希腊和土耳其影响下的塞浦路斯。内战中的和平概念有了变化，受害者是平民。我们还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所以，冷战后各种武装冲突的性质都有变化，这就需要转换战术。

同时，国际恐怖主义也带来了新问题。９．１１事件后需要我们树立新的安全观，因为：

首先，入侵者不是一个国家，侵略不再是我们传统概念中的一国针对另一国、或一国内两个集团的争斗。

其次，侵略不是军事袭击，不会依照国际法中《战争法》的规定进行。

第三，不同于以往以地域为限的战争，现在的战场已经不能用地理概念来界定。人们不知道胜利何时来临，也不清楚胜利意味着什么，不明白为何原来的战争形式迟迟不出现：军队不打入首都，战争双方也不宣布输赢（以往这是战争结束的标志）。在反恐战争中，我们并不明确战火爆发的时间和结束的方式。

因此，我们需要对安全概念进行再认识。对于恐怖主义，目前尚没有确切的定义。“国家恐怖主义”、“自由恐怖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我们需要对联合国的改革重新理解。首先是维和行动，其次是与维和行动相关的安全概念。

第三个问题是针对官僚主义的改革联合国的财政危机带来了新问题。有些国家向联合国派遣国际公务员，让联合国为他们提供酬金。而各国公务员都只效忠自己的国家，不可能效忠联合国，所以联合国的管理就会出现危机。各国公务员都在竭力维护本国利益，而不是国际社会的利益，于是大家就认为联合国有官僚主义。我可以向大家保证，联合国的财政预算连纽约市五大财团的预算都赶不上，这与联合国自身的财政危机关系很大，但这却被归结为联合国中有官僚主义，或者归咎为联合国的无能，等等。

这就带来了新问题。富国希望减少行政开支，相反，穷国却为了避免危机竭力保留一定数量的行政人员。这样大家就可以对联合国公务员的酬金有基本的理解，因为各成员国公务员的薪水是按照该国的收入发放的，而他们想通过降低联合国的开支解决危机，这自然引起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因为这必然以降低发展中国家公务员的薪水为代价。

最后，是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的改革有些专门性的国际组织早已运行，如众所周知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约有１２个到１４个国际组织。联合国是这些组织的协调者。我曾参加过“国际合作社联盟”举行的一次会议。他们把这些专门性国际组织的主席汇聚一堂，旨在协调他们之间的工作。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因拥有更多的财政权而显得比联合国更有权，于是，成员国就不自觉地将目光转移到它们身上，而不是联合国的经社理事会身上。因此，在经济发展领域联合国没有优势。

还有一个问题，富国倾向于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解决经济问题，因为他们在其中可以发挥作用；而穷国则倾向于通过联合国大会和经社理事会解决经济问题，因为他们在联合国内可以维护本国利益。除非联合国在经济运行和社会合作中享有新权力，否则联合国就无能为力。

在和平与发展之间，我们还要增加一个新的要素，那就是民主。

民主一直是我热衷于研究的一个问题，它不仅指国内民主，也指国际民主，是全球化的产物。如果我们真正致力于全球民主化，全球化就会破坏国内民主。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例，联合国的民主化进程是由各国，尤其是巴基斯坦、印度和拉美的一流专家指导的，他们使用的是较传统的方法，并且只讨论各国民主与发展的关系，不讨论国际民主。

以上是联合国改革的不同方面。与改革相关的还有很多方面，比如裁军、人权和如何促进民主的问题。大家还可能遇到无法预见的新问题，比如有关新疾病的问题，有关新科技发明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会遇到新问题。要找到解决新问题的方法，就需要丰富的想像力。我们根本不能将２０年前的思路适用于现在。可我们怎样解决现在还不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怎么能解决２０年后的问题呢？如人口增长两千万、人类的交流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地球上的石油和能源紧缺等问题。

请听我的结论。你们是年轻的一代，会遇到我们这一代遇不到的新问题。而目前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惟一机构就是联合国。联合国召开过很多非常重要的国际会议，包括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会议。１９９２年，联合国首次在国际会议上提出环境问题。自此，５０多个国家先后设立了环境保护部门。这个问题是以前不存在的。社会发展则是另一个新问题。谁关心社会的发展和妇女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呢？联合国关心。他们采用了一些标准，而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针对新问题运用这些标准、转换原有的规则。

如何建立更加强有力的联合国

若要建立一个更加强有力的联合国，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首先，应当给国际法应有的尊重。

第二，要正确看待联合国的民主化和由非国家主体、民间团体、高校、非政府组织、政治党派和跨国大型企业参加而带来的国际社会民主化。尽管跨国大企业的参加会带来风险，我们还是要争取它们，因为这有助于我们解决问题。

第三，我认为，拟定裁军新日程也非常重要。发达国家一边谈论防御性外交，一边却向连本国人民的温饱都成问题的穷国出售核武器、枪支、弹药，这让人怎样能够接受呢？

最后，我认为，联合国应当改革各国公务员的酬金制度。为什么不能建立一种让各国为联合国提供酬金的制度呢？联合国应当成为一个财政上独立的国际组织。可能有人会问，如果有的国家对联合国不满、拒付酬金该怎么办呢？如果真的这样，联合国就只有宣告破产了。我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扮演过超级乞讨者的角色。我硬着头皮给一国外交部打电话，说：“尊敬的阁下，最近可好？贵国在联合国８０００亿美元的欠款还没偿付呢！”“什么？８０００亿！您确定吗？秘书长先生？”“是的，我确定是８０００亿。贵国跟联合国有过约定，不知现在是否可以兑现？”我几乎就是一个乞丐！他们欠我钱，根据国际条约他们应该还钱，但他们并不愿为联合国付酬金。所以，我不只代表我个人提出一个建议，那就是：以税收的形式筹集联合国款项。比方说，如果一国要加入联合国，就要缴纳财政收入的０．００１％作为联合国的税收，０．００１％的财政转移就可以给联合国财政上以独立。紧接着，我的意见又遭到指责。然而，如果我们要建立强有力的联合国，就必须有最低限度的财政独立，这样联合国才能享有国际税收权，或者说联合国才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一定作用。

《中国外交》（２００４年版）出版

《中国外交》是中国外交部编辑出版的权威性外交白皮书，由外交部各地区业务司（室）撰稿，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系统介绍过去一年中国的对外关系，全面阐述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及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自１９８７年以来每年出版一册，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中国外交》２００４年版共分七章，分别介绍中国对２００３年国际形势的看法和中国的外交工作概况，２００３年中国与各建交国家的关系，中国与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关系以及中国对有关问题的立场及观点，中国外交中的条约法律工作，中国外交中的新闻工作，中国外交中的领事工作。另设“２００３年中国外交重要活动记事”和“２００３年中国外交重要文献”。附录中收有２００３年中国外交部组织机构表，外交部领导成员名单，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建交日期和２００３年中国驻外使节一览表，２００３年中国与各建交国贸易额一览表，２００３年中国接收各建交国留学生情况统计表等。

国际法中尊敬人权论文 篇3：

和谐政治生态是法治的基石

摘 要：政治是由各个既独立又相互联系，既对立又相互统一的要素所组成，这些要素按照一定的规律形成了类似于自然界一样的生态系统。当政治生态内部的各要素达到和谐共生与动态平衡的状态时，政治生态就是和谐的，而这种和谐的政治生态是与法治建设相适应的，具体表现为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是法治的前提；民主政治是法治的基础；平衡互动的“权”之关系是法治的保障。

关键词：和谐政治生态；法治；民主政治；公权力；私权利

法治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它是构建和谐政治生态的重要举措，但法治与其它制度一样，它自身的建设和完善也同样会受到政治生态现状的影响，也就是说，法治建设需要有与之相匹配且相辅相成的政治生态作为支撑，而和谐的政治生态就是法治的基石。

一、和谐政治生态及其表现形式

从生态学的视角看，政治与自然系统一样，也是由各个要素所组成。构成政治生态的各要素之间存在着独立、联系、对立、统一的关系，形成了一种类似于自然系统一样的政治生态。这种政治生态按照作用范围的不同，可分为“内生态”和“外生态”，相较于“外生态”来说，“内生态”是政治生态的核心，也是与“法治”联系最为紧密的一部分。

政治体系的内生态，顾名思义，就是将政治体系本身看作一个生态系统，而构成政治体系的各要素就是这个生态系统中的影响因子，具体而言，它包括“主权国家内的政治体系和主权国家间的政治关系体系即国际政治体系”[1]，前者主要表现为一国内围绕政治权力而展开的各种力量之间的博弈与制衡；而后者则主要表现为主权国家间围绕“国家利益”而产生的文明与文明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宗教信仰之间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等政治关系的冲突与协调。从浅层意义上说，一国的政治生态其实就是由该国的内生态和外生态所共同决定的，但从理论层次上进行分析，仍然在于一国现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而只有当国家权力与经济运动方向一致时，才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反之，如果与经济运动背道而驰或者强行改变经济運动方向，那么就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由此可知，从根本上讲，和谐政治生态其实就是内部的各要素处于和谐共生与动态平衡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所形成的政治上层建筑顺应了社会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此相对应，和谐政治生态在现实层面具体表现为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民主的政治制度、公权力受到制约、私权利得到保护以及合理的阶层结构等，其中，前三者不仅会影响政治生态体系内其它构成因素，还是一国“法治”建设成败的关键。

二、法治需要和谐政治生态的滋养

在自然界中，任何动植物的生长和繁衍都会受到阳光、空气以及水等自然条件的限制，自然万物的形态、长势以及结果都与这些自然条件密切相关。这与法治在政治生态中的境况类似，换句话说，政治生态的各要素是法治实施与运行的重要条件，而只有和谐的政治生态才能使法治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

（一）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是法治的前提

根据政治体系内生态的两分，和谐政治生态首先就应该具备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内政局。在自然界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可以说是一条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弱肉强食的“食物链”关系既体现着自然界残酷的生存现状，但同时也是保持生态平衡的重要方式。毋庸置疑，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同样也适用“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然而不同于自然界，这种法则在人类政治生态的建构过程中，往往只能体现在“竞争”上，而应尽量避免或防止直接的“战争”或“武力冲突”。在国际政治体系中，苏联解体后，世界向着多极化趋势发展，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然经常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强行干预它国内政，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它国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其理想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它们奉行的单边主义政策使它们时常绕开联合国或其它国际法文件的约束，通过形成或者已经存在的军事、政治或者经济等同盟形式对所谓的“敌人”施行包围、封锁、经济制裁、武力威胁甚至军事打击。这不仅是对国际秩序的极大冲击，也是对国际法的严重践踏，由此必将对国际社会的法律秩序以及国际法的权威造成冲击，并由外到内地影响或制约一国自身的法治进程。

而从某一国国内来看，法治建设的“优或劣”、“快或慢”、“进或退”与该国国内政治生态更是紧密相关。以中国为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要求“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在这一政治生态的大背景下，1979年的官方文件中就出现了“法治”一词，它将法律是否被严格执行作为界定和衡量的标准。但不得不说的是，虽然新中国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以“政治革命”逻辑而倡导的“大民主”仍然左右和影响着新中国的政治治理方向，尤其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出现了一系列批判、否定、修改以及破坏正确宪政精神和法律原则的言论和行为，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愈演愈烈。可以说，法律作为法治的基础和核心，其权威性在这一时期受到了严重冲击，“法治”在新中国还未完全开始就已经被扼杀在萌芽之中。由此可见，一国法治的发展是要受到所处政治体系内生态的影响，这里既包括来自主权国家内的政治环境，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任何一种环境的动荡与失衡都会影响该国所处的政治体系内生态，进而影响该国的法治进程，只有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才能促进一国法治的建设和落实。

（二）民主政治是法治的基础

和谐的政治生态是与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价值观相对应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生态环境场，因此，它必定是一种民主政治。民主是相对于专制而言的，以中国历史为镜，专制形式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初见雏形，传说中的“五帝”联合体制就是一种各部落依附或服从于最高首脑的一种部落统治模式，虽然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形成全国性的皇帝制度以及皇帝世袭制度，但在权力归属以及决策方式上已经有了“专制”的某些特点。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皇帝制度后，皇帝开始真正意义上统揽全国的经济、政治以及军事大权并集立法、司法、行政以及人事任免等最终决定权于自身，这就意味着，国家的一切大小事宜可以由大臣官员进行讨论，但最终决定权都在于皇帝自己，所谓“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2]（p41），这里的“上”就专指“皇帝”而非“法”，或可以认为“朕即是法”。在秦汉时期，“独断”、“专制”已经成为了皇帝权威的象征，甚至连以往颁布实施的制度或律令能否继续生效也必须征得时任皇帝的认可，否则，皇帝也可以“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2]（p570）。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就已经提出“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3]的“法治”思想，先姑且不说这里的“法”主要是指刑法，单因君主专制制度的存在，就使得制度或律令在制定过程中本身就是皇帝意志的体现；在实施过程中又从属于皇权；而所谓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其实质也依然在于威慑或惩戒臣民、削弱贵族势力、巩固和增强皇权，制度或法令不过是依附于皇权而统治臣民的工具罢了，“人治”依然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占主要地位的政治治理模式。

与之相反，“法治”需要民主政治作为依托。首先，民主政治的灵魂是“主权在民”。主权是一国自主自决地处理内政外交的最高权力，不同于“主权在君”的君主专制，民主政治的“主权”往往掌握在人民手中，而且没有超越于“人民”之上的“主”的存在。而对于现代国家来说，其人民又往往是数以百万计，甚至数以亿计、十几亿计，这就意味着各国都应该建立适应各自国情的民主政治来管理国家。以决策为例，现代国家在决策上大多采用充分尊重少数基础之上的少数服从于多数的民主决策方式，而这种民主决策的过程本身也是民主参与过程，这种民主参与又往往通过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来体现，无论是何种具体的民主形式，其实质都是在维护法律的权威，践行法律的要求。如果只单纯强调“法制”，或以“法治”之名实施“人治”之实，这只能与专制制度相匹配，而只要以民主政治作为依托，并附之以具体的民主政治制度，那么，“法制”的种子就能生根、发芽，并最终转化为“法治”。

（三）平衡互动的“权”之关系是法治的保障

在一国政治内生态中，围绕政治权力产生了各种力量间的博弈与制衡，这其中就包括公权力与私权利。在理想状态下，两者是一种互动、平衡的关系，但在一国的现实政治生态中，两者的关系受其自身特质的限制往往处于政治生态的两极（即，公权力处于强势一极，而私权利处于弱势一极），公权力呈现出摆脱私权利限制而“世袭化”、“私利化”以及“剥削化”等特点，然而，一旦这种趋势达到“公权力”绝对支配着“私权利”时，国家的法律制度就会沦为统治者实施统治的工具，统治者的治国方式也就成为了“法治”伪装下的“人治”，这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洛克在《政府论》一书中曾针对公权力与私权利关系指出，人们之所以以牺牲自由的方式组建政治社会并将其拥有的全部自然权力交给它，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在自然状态下个人无力保护自身生命、财产安全以及有效惩戒犯罪者等缺陷，这就意味着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它“只是为公众谋福利”的，“如果用公众的集体力量来武装一个人或少数人，而这个人或少数人反过来又迫使人们服从他或他们根据自己心血来潮或不可告人、毫无拘束的意志发布的苛刻和放肆的命令，同时又没有可以作为他或他们行动的准繩的任何规定，那么人类就处在比自然状态还要坏得多的状况中。”[4]可见，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失调会直接破坏和谐的政治生态，进而影响法治的顺利开展，甚至会背离“法治”而转入“人治”的轨道。为此，为了修复这种失衡的政治生态，就应该采取“抑强扶弱”的措施，控制公权力，并在适度范围内保护私权利，以实现两者的平衡和互动。

一方面，控制公权力是维护法治的前提。“法”与“权”的关系问题早已有了定论，即，“法”应该大于“权”。就“公权力”的来源和产生初衷来看，它本身是一个中性概念，或者可以说，它更倾向于具有“公共性”、“服务性”、“利他性”等特性，但问题在于掌握“公权力”的人具有非理性的一面，尤其是当面临外部利益诱惑和自身道德自律不足时，人的这种非理性就会使人对于公权力的使用背离其“公共性”、“服务性”、“利他性”特性，表现出异化的特征。孟德斯鸠认为，每个人只拥有法律所限定的自由，任何人都没有绝对自由或无限自由，即使是在民主制的国家或政府中，政治自由也会因为人民滥用“公权力”而不复存在，但“公权力”被滥用不仅存在于道德自律不足之人，同样也会存在于道德品质高尚之人，因为“没有人能够禁得住绝对权力的诱惑。如果权力没有界限，这些品德高洁之士也会无休止地把权力行使下去。”[5]（p68）这就启示我们，要实现“法治”，必需控制公权力，而就权力与权利的关系角度看，控制公权力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孟德斯鸠认为，要想防止权力被滥用，只有限制权力，使其成为一种有限权力，非绝对权力，而限制权力的方式就是“以权力对抗权力，即是使国家不同性质的几种权力相互制衡”[5]（p68）。在孟德斯鸠看来，无论是一国的立法权、司法权还是行政权，任何两种权力过渡集中在某个人或某个国家机关手中都容易危及公民的安全和自由，如果三权实现合一，那么“一切便都完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为当下限制公权力提供了重要参考。各国都应该根据各自的国情在政治制度、组织结构以及权力运行程序等方面加以控制，最大限度地防范公权力被滥用，保障“法”大于“权”。另外，现代国家越来越强调私权利的作用，倡导以私权利来制衡公权力。这种控制公权力的方式是贯穿于公权力由产生到运行的始终。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公权力应该来源于人民的授权，人民可以通过手中的选票来选择为公众谋福利的个人或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而当权者也必须摆脱传统的“世袭”和“人情”观念，以踏实的态度和出众的能力来赢得人民的信任。选举作为民主制度的核心，它赋予了人民选择自己信任的当权者的权利，同时也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第一步。此外，在公权力产生以后的运行过程中，人民也可以通过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方式参与到国家的各项社会事务之中，以此来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权力运行的透明度以及人民的信任度，而这也是进一步保障“法”大于“权”的重要举措。

另一方面，保护私权利是现代法治的标志。如前所述，在一国的现实政治生态中，私权利相对于公权力而言往往处于弱势一极，按照洛克的观点，这是因为人民已经将自己的全部自然权力给予了政治社会，某人或政府机关在获得公权力的同时也获得了制定法律规则或通过强制力控制人民私权利的权力，而这种控制只能体现在维护公众的福利上，作为回报，社会公众才会服从于这个公权力的领导和通过它制定的法律规则，这一点也同美国法学家德沃金的论述不谋而合，他认为：“一个政府通过尊重权利表明，它承认法律的真正权威来自于这样的事实，即对于所有人来说，法律确实代表了正确和公平。只有一个人看到他的政府和公共官员尊敬法律为道德权威时，即使这样做会给他们带来诸多不便，这个人才会在守法并不是他的利益所在时，也自愿地按法律标准行事。在所有承认理性的政治道德的社会里，权利是使法律成为法律的东西。”[6]虽然，权力的滥用是私权利受到侵害的直接原因，但如前所述，这并非是“权力”本身的问题，而是公权力拥有者的问题，当然，这其中会涉及到制度、环境以及法律等诸多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公权力同样也是保护私权利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当面临外敌入侵或重大自然灾害时，强有力的公共权威是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要前提，只要给公权力划定界限，防止它由一种“有限权力”转化为“绝对权力”，并促使它返本归真，真正成为一种“公共权力”，那么公权力必定成为保护私权利的重要手段，同时也将重塑法律的权威，推动法治的实施和发展。

但必须明确地指出，控制公权力并不等于阻碍公权力的运行，而保护私权利也并不等于无限放大个人自由，和谐政治生态所需要的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良性互动，其实质就在于给两者划定必要的界限和范围，使两者在合理的“度”内实现协调和平衡，这既是民主政治的需要，同时也是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的需要，它们共同筑成了一国“法治”的基石。（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

参考文献：

[1] 刘京希.政治生态论[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37.

[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3] 管仲.管子[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328.

[4] 洛克.政府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145.

[5]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

[6] 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21-22.

作者：廖茂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