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一体化与国家主权研讨论文

摘要“规模政治”是从经济学中借鉴过来的一个新概念，它是单个国际政治行为体在对外关系中由于自身和外在的作用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理想化模式。“规模政治”与“规模经济”一样，都是通过数量的增加而使成本得到降低。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经济一体化与国家主权研讨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经济一体化与国家主权研讨论文 篇1：

“一带一路”场域与区域法治建设

摘 要：“一带一路”为观察及推进区域法治提供了具有理论及现实意义的场域。“一带一路”场域内法治建设的努力，应当确立及贯穿若干宗旨，即维护流动性及个体自由，促进竞争及透明规则治理，以及实现跨区域权益保护的可用性。“一带一路”的经贸交往及法律进步，必然体现在法治理念上迈向多元复合、多边协商以及多主体的参与。因而，要维护个体在区域法治中的主体地位并发掘其潜能，并且立足于社会导向推动“一带一路”跨区域经济及社会治理机制的形成，致力于塑造多维联系、多元参与的复合型的区域法治空间，还要着手推进“一带一路”经贸、社会、资讯等领域开放性平台搭建及交流机制建设，构筑以透明规则及信息机制为重要构成的开放交流型的区域法治格局。

关键词：“一带一路”；场域；区域法治

区域法治是在多区域空间及区域单元内促成个体、组织活动及相互间交往规范化的治理状态。“一带一路”所涵盖的各具特色的法域存在，为观察及推进区域法治提供了特殊的场域和视角。着眼于“一带一路”人员交往和经济往来，各区域内以渐进协商及签署协议的办法搭建互动平台，并开展自主性的制度调整与适应，政府及民间机构又组织密集的研讨，凸显在深化文化及规则交流方面的积极意义。未来，要秉承这一有益经验，继续延续包括了政府、市场、社会等多重导向及多重平台的区域法治发展路径，形成更为包容、更为便利的交往及协商环境，挖掘个体及社会组织进行自主性规范创造的潜力，着力推动形成尊重差异、拓展选择、自主协同及规范协调的区域法治格局。

一、“一带一路”场域内区域法治建设的主要宗旨

区域法治致力于推动跨区域间的理念、规范及制度协调，以增进自由及创制公正为主线，达成与人员交往及流动性相适应的区域治理状态。当前的相关成果中，探讨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相配套的区域法律一体化，成为“一带一路”区域治理研究较为集中的领域①。一体化的目标较为侧重于民商事及经贸规则，突出规则的衔接、趋同及共同认知，以图推动对法律进行跨区域的便捷了解及执行。然而，区域法治的目标并非止于“求同”，它还要致力于寻求实现法治自身承载的价值目标，包括着力增进及扩大人的自由，激发跨区域、开放性的竞争，以及推进跨区域间人员权益的制度保障。“同”与“异”对于“一带一路”法治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它既要求为多元区域单元确立共同价值准则，为跨地方管辖体系确立公正的标准[1]19-20；还要求法治通过对个体及其组织意愿、行动的包容，最大限度地释放个体及微观单元的治理能力及活力。

（一）维护跨区域流动性及增进个体自由

跨区域的流动自由是区域法治的基础取向，也是区域性治理实践的重要主题。“一带一路”区域法治的平台，就起源于跨区域的人员交往及流动，因社会连结形成的交往流动，包括跨区域间的民间社会流动及旅行流动，拓展到财产买卖、交换以及投资等经济流动，构成区域法治的重要关切因素。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其中表达了“一带一路”国家人民相互间往来及合作交流的强烈意愿，区域性的文明互鉴及经济合作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面对经济全球化及全球市场复杂调整的新形势，文件提出要把互联互动及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放到首要的位置，并提出通过更为有效便捷的对接与耦合，显著提升跨国家间投资、消费、就业的便利性程度，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社会交往和经济往来。大数据显示，我国在“十三五”期间，将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游客8500万人[2]。面对日益扩大的人员往来，未来的“一带一路”，要更多运用区域法治平台，增进交往互信，进一步打破经济及社会系统的封闭性，降低流动自由的行政及技术阻隔，加快人员往来的便利性，提升经贸及投资自由度，深化多区域单元内的自由往来与合作。

（二）推动跨区域开放及公平竞争机制

竞争是社会及经济因素区域性扩展的重要动力，跨区域市场及经贸关系的结成，旨在通过竞争促进区域间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法治的平台建设就在于激发及保护竞争，并且在竞争失效的地方恢复并促进竞争[3]。维护竞争而非限制竞争就成为区域法治的原则，多区域间的法治纽带就是要着力打破局部地方的封闭性，推动区域空间经济要素的流动性及开放性，并形成實现公平竞争的制度及社会环境。2017年5月16日各方联合发布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首先谈及“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并对“一带一路”合作的最终目标加以阐述，即“在‘一带一路’倡议等框架下，共同致力于建设开放型经济、确保自由包容性贸易、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而且，会议各方“将努力促进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普遍、以规则为基础、开放、非歧视、公平的多边贸易体制”。WTO规则作为“一带一路”国家处理经贸关系的准据规范，其鲜明宗旨，就是要打破来自区域间的贸易及投资壁垒，推动经贸朝着自由流动、透明运作、公平竞争的方向迈进，它要求区际规范在立场及价值准则上必然是外向开放而非内部保护，是增加竞争而非限制竞争，是取消旧壁垒而非树立新壁垒。从历史及现实情况来看，各种与贸易、投资相关的壁垒，具有明显的地方性、区域性的特征，并产生着限制准入及竞争的作用[4]。当前经济全球化面临的重大障碍体现在经济治理机制滞后方面，而其主要表现就是“‘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5]。因此，“一带一路”建设所针对及指向的，便是国际上出现的日益滋生的贸易保护和贸易壁垒动向。为了实现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目标，“一带一路”要以法治为纽带，搭建公开、透明竞争规则体系，加速多区域范围内的经贸资源优化配置，推进区域间的市场及其治理服务的效益提升。

（三）增进跨区域个体权益保护的可用性

区域法治本质是一种在个体流动性日益加快、社会及经济往来日益频繁的情况下，作为带有公信力的信用中介，为跨区域个体提供可用以进行权益保障的机制，这一机制的核心内容是可信赖性和可预期性。“一带一路”法治旨在为人身自由及安全，能源等经济自由及安全，以及水资源等环境安全提供信用保障，从而消除在各类权益风险上的不确定性。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多国还遭受着恐怖主义、能源安全、跨国犯罪、海上救援与搜救、水资源与环境安全等五大非传统安全问题[6]。相关的政治风险和非政治类风险多种多样，且分布较为复杂[7]。沿线国家主权信用级差跨度大，多个国家主权信用状况不能令人满意[8]。信用水平的参差不齐，反映的便是区域性法治化机制的不均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就风险管理及执法互助的问题达成初步意向，但就投资者权益保障、往来人员人身自由和安全保障等重要内容，相关工作机制仍亟待完善和扩展，就权益保护的范围及深度而言，“一带一路”以外交及领事关系为主导的权益保障模式仍然存在其缺陷与不足，个体跨区域的权利身份有诸多模糊，权益保障空缺及盲区时有发生，跨区域权益保障及相关治理机制有待改进。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跨国家市场主体平等保护的问题、营商环境及投资环境的公正便利的问题逐渐凸显[9]。已经有研究对“一带一路”对外交往中的权益保护问题作出分析，包括政治风险及其保护[10]，贸易投资风险及其保护②，劳工权益风险及其保护③，旅游者权益风险及其保护④，妇女权益风险及其保护[11]等。未来，“一带一路”要在个体权益区域性法律保护的基础上，通过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就投资者人身自由和安全保护等个体权利的关键问题，达成若干协议及共识。同时，“一带一路”要进一步拓展权益保护的范围，围绕跨区域个体权益保障的可及性和有效性，强化在就医、就业、环境等领域当中权益保护，并可适时地完善各领域权益保护规则体系，探索设立个体权益联合性区域保护机构，推进跨区域个体权益申告、救济机制的改进及创新。

二、“一带一路”场域内区域法治建设的理念定位

区域治理形态在结构上以微观治理为基础，呈现为自下而上、复合型的治理体系。与这种治理架构相一致，区域法治也打破单一中心架构及以主权为内核的构造，表现出个体及其结群所要求的治理能动性，其网络状的结构具有自治、平权、开放的特征。“一带一路”场域内的区域法治建设鼓励多种多样解决问题及分配服务的安排，包括自我管制与相互管制、公私伙伴、合作管理等新的互动模式和种类[12]。允许各治理单元法域的特殊性及传承性，并且经由多渠道的对话交流及意见协商，个体、企业及非政府组织等多主体参与治理进程，才能在区域治理及跨区域交往中维护并发展法治，推动形成理性、多边、互动的区域法治图景。

（一）定位于多元复合法治

一元法治以法律来源、效力承认、法律执行及其体系的单一性为特征，呈现出中心向边缘的扩散以及頂端向末梢的灌输，其外在表征是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形架构，而其实质上展现的则是共同体式法权观。但是，与共同体式的法权观相适应的是支配性的、御合性的宗教、哲学及道德学说，其所展现的对公共理性共同性及完整性的热望，“忽视了建立在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之上的公共理性的限制范围”[13]。通过单一中心及顶端的驾驭和塑造，也通过更多地强调减少差异和整齐划一，一元法治旨在实现一体化的共同秩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形成了以君主配合以领主或贵族意志为内核的封建专制，形成了由君主为中心和顶端、向周边辐射的道德及法律伦理，创造了中心—外围型的区域经济及社会发展框架。而近现代区域民主及法治的逻辑则转变为尊重个体及微观治理单元的自主地位，根据区域治理事务的性质及其权限，按照权利救济和程序正义的机理，形成与多区域经济社会状况相适应的，多层级的、复合的法治体系。

治理及法治的复合特征，主要因治理对象的分散性、治理事务的层次性以及治理主体的多元性。现代治理活动呈现显著的多边化取向，其主要表现为：跨地域的社会及经济联系并非只附着于单一的主权组织及其政府机构，次国家治理、超国家治理两岸与国家治理相并行；中小型城市之间、省级或州层面之间跨区域的联系及行动机制，形成新的分担治理责任的渠道，在开发合作、犯罪控制等方面创造了诸多跨区域性的治理行动，成为当代多边治理格局中的亮点[14]171-172。当前，“一带一路”场域各具特色、特殊的法律治理构成，具有差异性、传统性及延续性，因而其区域性法治要注意并运用各治理单元差异性的特点，挖掘多边及多渠道治理的潜力和空间，致力于形成多样丰富、具有活力的多边、复合性的治理格局。

（二）定位于多边协商法治

近代民族国家创制形成的主权法律形态，在领土区域范围内，设计排他性的法律管辖。而民族国家区际间的交往实践，虽立足于主权设置，但却解构及背反了主权之为秩序及法律根源的定性。正所谓在没有全球性主权及全球性统一政府的状态下，全球各区际仍然缔结相应的法权及规范秩序，表明在主权缺位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依靠协商治理，形成用以维护秩序的规则、原则及决策程序[15]7-9。区域间的社会及经济往来，要求摒弃单边规范的执行及决策，而凸显交互协商缔结法权规范的意义。“所谓治理就是这样一种规则体系，它依赖主体间重要性的程序不亚于对正式颁布的宪法和规章的依赖”[15]5。以法律为平台及纽带的治理机制，起源于主体间协商，又在扩大化的区域空间交往协商中保存其活力。

跨区域治理凸显了治理及其规范的协商品质，法治化的治理正是要摆脱传统模式的中心性、单边性和排他性的特点，在意见充分讨论及交换的基础上推进区际性协商治理与法权缔结。正是在协商精神指引下，我国就基础设施互联、经贸往来等议题与39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46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并且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包括《关于沿亚洲公路网国际道路运输政府间协定》《“一带一路”检验检疫合作重庆联合声明》《“一带一路”食品安全合作联合声明》等多边便利化协定，逐步形成了框架协商、细节协商及流程协商相结合的协商模式[16]。协商已经成为在制度及协议平台上，推进共识及积淀互信，进而缔结法权联系，创造法权规范，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以往已有的协商治理存在着动力不足、效率偏低等问题[17]。“一带一路”创造的协商法治要向更为具体及可操作的层面推进，加强细则上的常态化沟通及协商，并且更要重视民间渠道的作用，包容当事人、律师、公证机构、中介机构和学术界等社会力量的协商参与，通过多方面、多渠道的协商，进一步推进协商治理规范体系的完备。

（三）定位于多主体参与法治

现代治理体系强调社会多元主体的多渠道参与，政府部门并非公共服务及其规范的单一供给者，在多主体平等协商结成的网状结构中，才能够使公共服务的竞争性及效率得以维护并发展。跨地域性的交往及经济要求，一方面促使传统的优势政府职能向多边治理转移，次国家机构、超国家机构以及公民群体越来越多地分享治理权能。另一方面，受到市民组织和公司企业的影响，区域性的治理呈现私营化趋向，更多的治理活动通过非政府的渠道进行[14]157-158。治理制度的不断塑造，形成于公司、贸易团体、公会、利益群体、消费者组织等社会因素，在次国家场域以及超国家场域中的动员、互动的相关实践和流程[18]。而区域法治的进步，则体现在由政府部门主导规则制定及执行，转变为跨区域多主体在政府决策中由受动者转变为能动者，不仅拥有独立的地位广泛参与政府决策，更能够通过协商直接缔结规则。

“一带一路”区域法治的进步，是政府及民间社会多重力量参与及交互影响的结果。“一带一路”治理方式现代化的前提便是主体的多元化[19]。借由合作、研讨、联动等形式，专业人士、行业协会、公益性组织等社会力量，在法律交流、借鉴以及示范法制定方面，成为政府之外“一带一路”交往的主角。近年来，诸如“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带一路”国际税收政策论坛、“一带一路”与人才发展战略论坛、“一带一路”历史文化研讨会等由政府、科研机构以及社会组织发起的研讨平台频繁举行，力图在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多个领域推动区域性规范的创制，消除妨碍国家间经济交往的障碍。未来，“一带一路”区域法治空间内的民间多主体构成，必将成为区域法律创制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

三、“一带一路”场域内区域法治发展的未来取向

应当首先站在个体流动性及其权益保障的立场上，推进及完善与区域法治相关平台的缔造以及制度的设计，从契约性的经济治理进一步向社会治理的更广阔领域拓展，以此构筑“一带一路”区域性治理机制。立足于市民社会与区域治理的内在关联，“一带一路”宽领域、多主体的社会交往，要激发并促进多层级、复合型的治理规则体系的形成，未来的区域法治要尊重各区域微观治理单元的能动性，鼓励次国家体系及非政府组织体系开展各种形式的新型治理活动，为此，还要着力削减经济及社会交往的技术障碍及管制壁垒，搭建区域性对话交流的开放性信息载体及平台，发展多渠道、多面向的交往、协商及治理体系。

（一）呵护个体在区域法治中的主体地位

个体是法治架构中带有基础性的主体构成，也是法治赖以维系的价值立场所在。区际间规范的缔结，生发于个体的流动性，也体现在对个体利益实现及其权利主张的跨区域维护，因而，个体活动及其相互间的交往，成为区域法治演变的动力因素。罗西瑙发现，政府及集体性组织机构权力的衰减，全球性流动、移民、教育的发展，即时性信息技术的较快普及，使得个体接受跨区际信息能力增强，个体对区域性变革的潜能及现实影响显著增强，个体作为微观治理层面的常量，应当成为跨区域治理观察及实践的基础[15]318-320。从历史上看，社会从身份向契约的运动，民商事契约已成为法律秩序的基础构成，而契约形式正是个体间缔结法权关系的证明和体现，近现代以契约为底蕴的法权架构，以维护私人意识自治为内核，以维护个体自主交往法律效力为前提，更专独就个体间纠纷提供解纷及达成公平正义的外部平台。作为解纷途径之法律，向个体供给带有国家强制性的选择，于此之外，调解、仲裁等多种类型的规范及制度渠道，明确了个体确立适用性规范的自主权和决定权，它在部分的国家专属法律管辖领域之外，创造了大量的，以个体意识自治、自主选择为特征的多样化的规范，它们构成与现代市民社会及区域性社会交往运动相适应的法律形态。

个体正是“一带一路”区域性的社会治理及治理制度得以达成的基础。“一带一路”之区域法治建设以个体的人作为立场和价值归依，在价值层面体现对个体区域治理身份的确认与维护，更要围绕个体权益的跨区域保障开展相关的制度设计及创新，包括跨境个体权益的平等保障、权利救济的申诉可及和诉讼可及、权利救济的专门化及多渠道等。未来可以考虑，运用社会及国家多领域的治理资源，共同设立行政性或司法性的跨区域权益保障机构，深化“一带一路”人员权益保障机制建设。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区域法治更为长远的举措，跨区域治理身份的确立应当伴随跨区域治理及法治化进程，个体不仅是治理当中的治理规范制定、治理决策、治理政策执行等治理流程参与主体，更行使与这种治理参与相适应的主体身份、平等参与、对话协商、动议决策、监督申告等手段与机制，从而实现个体身份与跨区域社会治理及其行动的协调。

（二）立足于社会导向的区域法治建设

区域法治意味着依法治理在跨区域单位间社会空间中的拓展，社会交往明确了法在多地域中的延展性，并为新的规范及治理提供动力。社会空间横向的扩大，对传统地域性管理模式提出挑战，新的治理任务更多地肩负着对人、物、资本日益频繁流动性的维护及对其风险的应对。跨区域的社会体系是一个包括了大大小小的社会空间、社會行为单元及其含义空间的复合体系，在这其中，社会变动发生在从微观层面到宏观层面的所有社会空间（行为体）的互动关系当中[20]。附随于社会联系及社会变动的社会空间，成为区际法治的立足场域，它构成区域法治规范生成及治理制度确立的源头。

从法理及逻辑上来看，“一带一路”社会领域是其法治生成的土壤，由个体、各类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参与的，分布广泛的区域社会治理形态，构成“一带一路”法治及协商治理的基础。区域法治以区域市民社会为基础，必然要求承认社会作为区域法的来源及基础。“一带一路”跨区域制度绩效竞争的激发并增进，以及多区域间规范合理性的交流及再生产，均有赖于进一步发展跨区域单位间各类型社会规范，包括行业组织规范、民间声明、各种示范法规范，从而推动形成包容性、选择性及竞争性的区域多元规范体系。诸如在“一带一路”执法及司法协作活动中，也有赖于多种社会力量在区域规范缔结及其实施当中作用的发挥。社会多种力量在公证、取证、仲裁、文书送达等领域的跨区域法律协作，构成区域法治社会化运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带一路”日益繁密的社会联系及交往，催生跨区域性的法律需求，未来区域法治的拓展及深化，要致力于消除“一带一路”社会交往在法规上、技术上的障碍，一方面，要朝着逐步放松审查及限制的主旨，着力增进人员跨境流动自由度，削减行政及管制性壁垒，降低各地域人员往来交通、费用等方面的成本，并以人员流动性自由带动经济要素跨境自由配置，推进“一带一路”自由市场体系的形成；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放开双边社会接触及交往的政策限制，着力于激励并发展跨区域的社会联结，培育“一带一路”跨区域性的社会组织，壮大“一带一路”多领域、多旨趣、多形式、多面向的社会交往及社会结群，推进“一带一路”交叉多边、双向多层社会交往及活动。

（三）着力塑造多边复合型的区域法治空间

复合型的区域法治架构，有利于发挥区域治理各单元构成的治理潜能，充分发掘并释放各类治理资源，激发并促成治理绩效的产出。多中心的秩序就意味着众多权威与责任的领域交叠共存，这些领域从地方社群、国家政府，到非正式全球性治理安排，复合体系能够以适应地方性特定活动的方式，最有成效地提供公共服务[1]91。“一带一路”互动的进展，得益于突破了政府单一性主导的模式，通过各区域间人员及社会组织多渠道的交流协商，创造多维联系、多向发展的复合秩序。

“一带一路”区域治理处在全球化治理拓展以及区域单元治理权能复兴的时代背景中。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等多边经贸规则体系，为各区域处理相互间经贸关系划定了共同遵守的规矩。全球治理规则包括全球性经贸、商业、金融等规则，亦成为“一带一路”区域治理多层规则体系的重要来源。“一带一路”要更多地运用全球性治理的规则及制度资源，也要加强区域单位内及区域单位间的治理实践及其制度创新，发挥区域单位内微观治理主体的基础性、自主性及能动性的地位，赋予这些微观治理单元更大的自主权；要激发各类次国家机构及非政府机构的治理潜能，在“一带一路”沿线鼓励并扩大除政府外各国家次级区域、各区域城市间、各城乡社区间以及各社会组织间的治理互动，确立与其治理权能相适应的、内容相互完善、功能相互补足、绩效相互协同的区域间多主体治理规则体系。

（四）构筑开放交流型的区域法治格局

开放性为区域法治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准则，区域性制度平台的搭建，不仅确保每个区域单元内部的开放，更要致力于跨区域单元间开放空间的营造。“一带一路”区域法治要从制度上构筑由相对隔绝走向逐步开放的信用和中介平台，各种类型的协商规范旨在促进并扩大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各领域的互信，保证信息交流的对等性及通畅性。“一带一路”要运用以WTO为代表的国际性经贸交往规则，不断突破内向封闭及双向封闭，加强多向型、外向型跨区域经贸联系，切实增进货物及服务贸易开放度，还要针对“一带一路”国家间存在的开放性不均衡、对等性不平衡的问题，在经贸等领域确立放松管制的目标，引进开放透明度衡量和评估，加强对等差异性磋商及对话，并可考虑在一些领域率先确立开放进度表和路线图。诸如，在金融开放领域，“一带一路”呼唤国际及国内的、以及政策性及商业性，多元共同参与、开放性的金融体系[21]；未来的改革要逐步纠正金融开放对等性偏差，调整金融往来的管制性法令，提升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

“一带一路”国家间加深了解、增进相互认识，重要的途径就是搭建开放性平台及交流机制，通过吸引“一带一路”沿线社会各界发表意见、展现心声，达成促进交流及推动合作的目的。唯有开放交流，才能为区域性规范形成及其实施奠定交往协商的前提。而多区域差异化的规则系统，只有依托透明及公开性，才能够促成竞争性和可选择性。为此，要尽快将信息及资讯业纳入“一带一路”开放重点事项，加快双方资讯平台的全方位开放及交流，清除信息交流及对话管制方面技术障碍，取消意见传输及对话交流的管制及政策限制。围绕“一带一路”人员及经贸往来的权益保障，着力打造透明规则平台及信息机制，凝聚政府、社会组织等多机构信息服务职能，增进信息查询、接受的便捷度，更好地满足跨区域社会交往所产生的信息需求。

注释：

①相关成果见李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货币一体化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王金波：《从走廊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形成机理与功能演进》，《国际经济合作》，2017年第2期；符运豪：《“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经济研究导刊》，2017年第1期；岳焱、应益荣：《“一带一路”战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王春艳、韦晓宏、程健：《西北区域四位一体化构想——基于“一带一路”战略的研究》，《生态经济》，2016年第10期等。

②相关文章见赵洲：《单边经济制裁与“一带一路”战略下的贸易、投资保护》，《社会科学家》，2016年第1期；曾婷：《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海外投资者权益保护研究——以BOT 特许经营为视角》，《财讯》，2016年第12期等。

③相关文章见章雅荻：《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海外劳工保护》，《国际展望》，2016年第3期；花勇：《“一带一路”建设中海外劳工权益的法律保护》，《江淮论坛》，2016年第4期等。

④相关文章见何改妍：《“一带一路”边境旅游消费者权益之思考》，《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6 年第3期；陈琪：《“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新疆边境游消费者权益保护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4期等。

参考文献：

[1]〔美〕麦金尼斯.多中心治道与发展[M].毛寿龙，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2] “一带一路”旅游沿线国家将有8500万游客来华[N].科技日报，2015-04-25.

[3]〔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43.

[4]刘培林.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损失[J].中国工业经济，2005（4）.

[5]钟山.商务部部长钟山：共建“一带一路” 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N].人民日报，2017-06-06.

[6]赵敏燕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形势评估及对策[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6）.

[7]廖凡.企业走向“一带一路”中的风险应对[N].经济参考报，2016-06-22.

[8]王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线路图[N].21世纪经济报道，2015-05-28.

[9]初北平.不断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司法需求[N].人民法院报，2015-7-8.

[10]黄河、陈美芳、汪静.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政治风险及权益保护——以中线、北线B和南线为例[J].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5（1）.

[11]热衣拉·亚生努日.“一路一带”视野下跨国婚姻中妇女权益保护协作[J].智富时代，2016（10）.

[12]〔英〕罗伯特·罗茨.新的治理[M].木易编译.引自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93.

[13]〔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44.

[14]〔英〕斯图尔特.解析全球化[M].王艳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

[15]〔美〕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M].张胜军，刘小林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16]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D].2017-5-10.

[17]吳志成.“一带一路”：以国际合作推进全球治理变革[J].人民论坛，2017（4）.

[18]Simona Piattoni.The Theory of Multi-level Governance，New York： Oxford Press， 2010，P.212.

[19]冯维江.一带一路”与治理现代化[EB/OL].[2016-02-15].http：//www.71.cn/2016/0215/863868.shtml.

[20]星野昭吉.全球政治学——全球化进程中的变动、冲突、治理与和平[M].刘小林，张胜军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27-29.

[21]陈莹莹.“一带一路”建设呼唤多元开放金融体系[N].中国证券报，2017-05-12.

作者：刘旭

经济一体化与国家主权研讨论文 篇2：

“规模政治”: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政治的新现象

摘要

“规模政治”是从经济学中借鉴过来的一个新概念，它是单个国际政治行为体在对外关系中由于自身和外在的作用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理想化模式。“规模政治”与“规模经济”一样，都是通过数量的增加而使成本得到降低。全方位多边外交和合作型国际机制是使国际政治向更有利于“规模政治”方向发展的两大动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国际机制特别是其中的合作型机制使国际政治越来越向“规模政治”方向发展，并同之前以权力和冲突为特征的国际政治大不一样了，国际关系越来越讲究互利、双赢、和谐。

关键词　规模政治　国际机制　多边外交

随着各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的加强，许多存在于其它学科之中的概念、理论、方法等逐步被应用于国际关系的研究之中，从而使得国际关系的视角、理论、方法越发的多样化。“规模政治”这个概念是从经济学中借鉴过来的，在经济学中与之相对应的概念是“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是指生产或经销单一产品的单一经营单位，由于规模的扩大而减少了生产或经销的单位成本而产生的经济模式。

“规模经济”说明，生产要素的增加，即生产规模扩大对产量或收益将产生影响。把这个属于经济范畴的概念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目的，是为了描述这样一种国际政治现象，即“规模政治”，行为体在对外关系中由于自身外交方式以及国际机制的转变，能够使自身总体收益得到提高，并同时降低国际关系的交易成本与代价，使各个国际关系行为体在相互关系中和谐发展。本文认为，规模政治是指当代国际关系中正在逐渐形成的一种崭新的国际政治现象，即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受到各自外交方式和国际机制转变的影响而产生的利益最大化，或称互利、双赢，它是建设和谐世界的客观要求，也是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然结果和理想状态。

国际关系行为体要形成“规模政治”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条件，正是这两个基本条件的相互作用和共同影响，使得国际关系行为体在进行国际交往时产生了“规模政治”。

一个是主动条件，也即自身条件，这里指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外交形式。国际社会多渠道的联系，如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跨国联系等，使得国际关系中行为体的交往形式得到扩展；国家之间关系的各种议程，其中包括许多没有明确或设定等级之分的问题，使国际关系行为体交往的内容也得到扩展。这种全方位、多渠道的联系有利于行为体获得较全面的信息，使行为体自身有了比较，从而在交往中获利，形成规模政治现象。

另一个是被动条件，也即国际机制形式的转变与发展。国际机制理论起源于国际合作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伴随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产生而兴起。1975年，约翰·鲁杰(JohnGeraldRuggie)首先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引入国际机制概念，1977年，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Nye)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正式运用国际机制研究国际问题。但对国际机制这个概念最具权威的解释，是在1982年《国际组织》杂志召集的关于国际机制的研讨会上，由斯蒂芬·克莱斯纳(Stephen Krasner)在综合了不同意见后提出来的。他将国际机制定义为：在国际关系特定领域由行为体的期望汇集而成的一整套明示或暗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原则是指对事实(fact)、保证(caution)和正直(rectitude)的信仰。规范是指由权利(rights)和义务(obligations)确定的行为标准。规则是指对行动的专门规定(prescriptions)和禁止(prohibit)。决策程序是指决定和执行集体选择的通行操作(prevailing practices)。从中可以看出，原则和规范是体现机制的基本特征，规则和决策程序的变化则是机制内部的变化，不会带来机制性质的改变，而原则和规范的变化则会使机制的性质发生改变。

国际机制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们构成了一种集中的政府机构，而是因为它们能在政府间促进协议的达成，并能分散执行协议。机制的原则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了合作的可能性。它们为有序的多边协调以及合法的或不合法的国家行为创造条件，并在机制中的不同议题以及不同的机制间建立联系。”从罗伯特·基欧汉的这番话可以看出，国际机制的原则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增强合作的可能性。交易成本即交易费用，也是来自经济学的概念。科斯认为，交易费用“是获得准确市场信息所需要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为什么会存在交易费用?从深层次来看，它的存在与人的本性密切相关。交易的双方不但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还要随时提防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每一方都不知道对方是否诚实，都不敢在对方所提供的信息基础上作出决定。因此，在交易中检查、索赔、惩罚、报复的成本费用就升高了。同时，交易费用的存在还与人们的行为是不确定的有关：一个人在做出决策时，无从了解其它人同时也在做出的那些决策和计划。

国际机制正是通过这种对机会主义行为的不确定性进行一定程度的规范化，使国际关系的连续性和可预期性得到加强。因此，大家都遵循一定的国际机制，国际政治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就会有“心照不宣”的信任感，这有利于改善并提高双边关系与整个国际关系的互信度，使“规模政治”更易出现。交易费用又分为事前的交易费用和事后的交易费用。国际机制降低的主要是事前的交易费用，即签订契约、规定交易双方的权利、责任等所要花费的费用；以及部分的事后交易费用，即建立和运作管理机构而产生的成本、解决交易纠纷的费用等等。

其实，国际机制早在主权国家产生之时就已经应运而生了。中世纪在国际行为中起主要支配作用的是宗教与道德的普世精神，而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之后，欧洲则开始以国家利益至上作为根本的国际关系准则，利用相互之间的权力均衡来维持相应的国际秩序。这次和会本身也创立了一种新的国际机制——以国际会议的形式来解决国际争端。这种形式的机制使欧洲保持了140多年的均势与和平，直到拿破仑在18世纪末建立起法国的欧洲霸权体系。但在大国均势思想的影响下，欧洲的反法联盟最终击败了拿破仑。1814年至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欧洲继续以权力均衡为原则，以国家利益为目的，依靠“正统”和“补偿”思想进行欧洲协调，

“神圣同盟”和“四国同盟”便是各大国协调的典型。但后来俾斯麦的结盟外交逐渐取代了欧洲协调机制，使欧洲出现了两大军事同盟的对抗，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战之后，各国逐渐认识到国际关系必须有某些国际机制作为其冲突的缓冲，这样，以大国协调实现“集体安全”的国际联盟机制得以产生，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就是这样一种新的均势体系。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均衡原则，

“集体安全”不幸逐渐被演变成绥靖政策，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后，以大国竞争与合作为特征的雅尔塔体系，总体上就包含了“均衡”与“协调”的因素，即美苏两极均势与实施大国协调的

联合国机制相结合。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日益加深，合作取代冲突并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主流。现实中的国际社会已经为国际合作打下了客观基础，因为每个主权国家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产生了超越单个国家必须相互合作才能实现的集体利益。

“这种集体的共同利益的存在，以及为了这些共同利益而需要的制度安排，才是国际社会之所以成为国际社会的理由。”于是，一种新的国际合作机制基于以上的原因开始形成，以取代以往的冲突型的大国均衡和协调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各个行为体开始学习如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一道工作。这样，双方就会有意愿和动力去处理那些并非都具有自身利益的、更为复杂的政治问题。同时，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取得进展，可使各个行为体相信并具体证明，与对方的协议能够取得实际成果，因此能进一步感知合作中的自身利益。”

合作型国际机制是全方位、多渠道外交和国际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对“规模政治”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第一，合作型国际机制能使国际社会中信息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国际社会是一种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国际关系行为体采取自助原则行事，

“囚徒的困境”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国际关系行为体由于信息的缺乏和不对称而导致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因而有时会做出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决断，这就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国际机制中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则使国际社会成为一种有序的体系，而在这种体系内部，合作型国际机制使体系内部行为体之间相互开放，从而信息更容易被彼此了解并且使其准确程度得到提高，“囚徒的困境”得到改善。随着交往、交易次数的增加，国际关系行为体会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它们有时会为了长期利益而牺牲短期利益。这一点又反过来促进了合作，使国际关系行为体自身在相互作用中走向“规模政治”。

第二，合作型机制为国际社会化解冲突提供场所和模式。在这种机制之下，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信息可以相互交换，并且可以对对方的行为有所预期。如果不存在这种机制的话，国际危机可能就会演化成冲突，并且使冲突不断升级。这样，冲突双方所付出的成本就会提高，甚至可能相互毁灭。

全方位、多渠道的外交联系与国际机制两者需要产生互动。如果仅仅有前者，那可能只是单边的一厢情愿和短期交往，国际关系中任何微妙的变化都会使得这种外交活动破产；同样，如果仅仅是后者的话，这样的机制也只能是一种形式而已。正是这两者的相互融合，才使得合作型国际机制得以产生，从而催生“规模政治”现象。2005年9月19日，由于中国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在历经波折后终于达成里程碑式协议，朝鲜同意放弃所有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作为交换，韩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和中国表示同意向朝鲜提供石油和能源援助，美国和日本还同意与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尽管由于朝核问题的极端复杂化，人们对该协议能否顺利执行、朝鲜半岛无核化能否成功实现还存有疑虑，但是，六方会谈就朝核问题达成协议本身就是“一个共赢的结局”，或者不妨说是在朝核问题上形成了“规模政治”的结果。

二战后法德关系的演变比较全面地诠释了“规模政治”这个国际政治新现象的形成过程。1960年4月24日，西德各报报道，波恩和巴黎之间不久即将签订军事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西德军队将在法国领土上拥有基地，主要是在高涅克、伊斯特尔和蒙彼利埃附近。法国《人道报》就此发表评论指出，这是西德军国主义的祸害以及西方国家对阿登纳的支持。评论还说：“在法国建立基地，同佛朗哥的勾结，反犹运动的重新嚣张，前希特勒国防军中的将领们在波恩德国的新军队中所起的作用，等等，这一切都充分证实了我们已经说过的这样一种政策的愚蠢和罪恶性质，这种政策的目的，是要使‘生存空间’这一主张的拥护者重新得势，希望利用他们来反对苏联。”“西德军国主义不仅本身是危险的东西，而且它可能在柏林起导火线的作用。”《人道报》最后强调指出，“在举行最高级会议的前夕——最高级会议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舆论的行动——法国人应该明确表示如下的意愿：要永远避免西德军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时隔20年之后，1982年10月20日，西德《世界报》发表了题为“巴黎希望在军备问题上进行较大的合作，密特朗去波恩进行德法会谈”的文章。文章说：“当法国总统密特朗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明天在波恩进行德法首脑会晤时，法国政府的安全政策问题将占有一个不寻常的地位。因为核大国法国将首次利用首脑会晤来同德国伙伴深入地谈谈它的核战略设想。提出这一倡议的背景是法国对联邦德国局势日益不稳的担心。如在明年3月联邦议院选举时，联邦德国变得‘没法管理’，追补的军备不能兑现，甚至重新出现中立主义的计划的话，那么联盟会成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在巴黎讨论得越来越多了。外交界人士说，因此法国政府决心让德国军人和政治家知道，法国人是德国人的一位有谅解精神的朋友。人们通过关于核政策设想的秘密会谈可以使他们更多地同法国联系在一起。”同年10月23日的西德《波恩评论报》写道：德法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积极的阶段，这样一来西方世界的整个防务也极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积极阶段。

使人大惑不解的是，为什么仅仅经过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德国和法国这两个欧洲的宿敌就能够和平相处，且能够相互透露自己的军事战略呢?

众所周知，法德之间的恩怨由来已久。历史上他们曾长期互为敌手，仅从1870年普法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70年间，两国就有过3次大战，巴黎曾两度遭到德军占领。因此，法国一直把德国看作是其安全的主要威胁和称霸欧洲的劲敌，法国人对德国军国主义有着强烈的复仇主义情绪。如何削弱德国、限制其发展，进而维护法国的安全和欧洲霸主地位，是长期困扰法国的一个难题。二战结束后，对战胜国法国来说，正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好机会。战后初期主政的戴高乐的对德政策是强硬的。他力主用国际强硬手段肢解德国，永远削弱德国，同时利用德国的资源，恢复和发展法国经济，重振法国的欧洲大国地位。所以，肢解德国其实只是法国对德国传统政策的延续。随着德国被一分为二，美国要推行遏制苏联的战略，在欧洲就必须扶植西德，把西德看作是与东方直接对立的桥头堡。这虽然与法国传统的肢解、削弱德国的政策主张尖锐对立，但是二战使得法国国力大大下降，除因战争而死亡的140万人以外，整个经济遭受的损失高达48 930亿旧法郎(按1945年价格)。加入“马歇尔计划”以及《北约》之后，又使得法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都要依赖美国，根本无力与美国抗衡。因此，法国在对德问题上不得不放弃肢解德国的传统政策而与美国保持一致。

传统对德政策的失败反而促使法国进行反向思考，意识到与其防备和肢解德国不如把德国纳入到自己的盟友队伍之中，与德国建立和睦的关系。这不仅能把法国从寝食不安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而且还能打破美国主宰西欧的局面。“舒曼计划”的提出为法德和解拉开了序幕。1950年5月9日法国外长舒曼倡议，将法德全部煤钢生产置于一个超国家的高级权力机

构管理之下，建立煤钢共同市场，这一组织将向其他欧洲国家开放。这就是舒曼计划，它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它的经济意义，其政治目的“主要是推进西欧联合并以此套住西德”。1951年4月18日，法、西德、意、荷兰、比利时、卢森堡6国正式签订“煤钢联营集团条约”。这是舒曼计划的具体实施，条约规定建立6国煤钢共同市场。煤钢联营使法德之间的宿仇开始化解。1958年9月两国首脑在法德和解问题上达成政治共识，决定两国在所有领域建立合作关系。这次会晤标志着法德两个仇敌开始了历史性的和解。1963年1月22日，《法德友好合作条约》在爱丽舍官隆重签字，条约集中体现了法德全面和解与合作，使法德和解臻于完美，法德两国至此实现了历史性的和解。两国虽然在后来的合作中也出现过许多磨擦，但巴黎——波恩轴心仍然牢固，并经受住了考验。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和欧洲格局重组、德国重新统一，法德轴心仍然安然无恙。

从法德两国关系半个多世纪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出两点：一是法国通过一系列的多边和多渠道外交以及由此不断形成的国际机制来使得两国关系发生转变；二是法德之间的关系模式已经从相互敌视、相互残杀、相互戒备，国家之间以摧毁和吞并对方为目的的模式转变成互为朋友和互助的模式。具备了这两个方面，我们可以说法国在对德国的关系中形成了“规模政治”。具体的转变过程如下图：

上图中双向箭头的直线c代表的是法德两国之间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直接交流，这其中不仅包括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立体式交流，还包括两国之间的交流方式，如政府间交流以及民间交流等，这些交流都是两国之间“面对面”的、直接的交往。图中从法国出发，直线b经过其他国家行为体，再从直线a也可以到达德国。这就是法国通过多边外交扩展交往的行为体的数量，并通过这些行为体对德国施加影响的过程，这是一个间接影响的过程。其中这里的其他国际行为体不仅是指国际主要行为体——主权国家，还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等。例如战后建立的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对法国在对德国的关系中形成“规模政治”起了很大的作用。二战后，德国作为一个战败国，国际上政治地位很低，而法国作为具有核武器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政治影响力不言而喻。法国曾通过对联合国施加影响使其作出了很多影响德国的决定，如德国战后的重建问题、柏林危机的解决、西德建国的问题等等。法国途径直线c以及途径直线b到其他国际行为体再到直线a，这是法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德主动实施的“规模政治”。在直接和间接影响德国的过程中两国都要受制于一些国际机制，这些国际机制对法德关系同样产生制约。图中外围的方框表示的就是国际机制，d、e、f、g、h便是国际机制对法德关系的制约。法德两国之间最终形成的是合作型国际机制。这种合作型国际机制从欧共体的建立以及后来欧盟的诞生中都得到了体现。在欧共体以及后来的欧盟中，法国和德国被称作两台“发动机”，因为很多欧共体或欧盟的事务都要由法国和德国提出并予以解决。欧共体和欧盟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法德之间关系的改善为基础的，与此同时，欧共体和欧盟对法德关系的发展变化也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机制使得法德不能仅仅考虑自身的利益而必须认真对待两国的总体利益。

由于受到各自外交方式和国际机制转变的影响，法德两国之间的关系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两国之间以摧毁和吞并对方为目的，转变成两国之间不再使用武力解决利益冲突。这种关系的转变与亚力山大·温特所说的“从霍布斯文化向康德文化的转变”很相像。如果说衡量两国之间关系转变最好的指标是法德两国之间友好度的变化，那么，下图就是在这种关系转变中的友好度的变化。如图：

图中曲线x就是法德两国友好程度的变化。坐标a表示时间，坐标b表示友好程度的量。状态A表示霍布斯文化的时间，状态B表示洛克文化的时间，状态c表示康德文化的时间。在这里，可以将曲线x和虚线y相交的点p以上的部分看作是法国在对德国的关系中形成了“规模政治”，因为形成“规模政治”所需的主动和被动两个基本条件都已经具备了。

随着全球化条件下的复合相互依赖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国际政治越来越向“规模政治”发展。我国作为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在应对这一情况时应该使自身有所变化以适应这种现实的需要。

首先，应强化多边外交。现今的对外交往不能仅仅局限于交往的广度方面了，应同时在交往的深度方面进行扩展。当今非国家行为体和超国家行为体，包括国家集团、联盟、国际组织、跨国政党、跨国公司等，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些国际关系的行为体越来越对国家的政策、战略产生影响，要加强对这些行为体的影响并使其更好地为实现我国的国家利益服务。这方面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开始利用跨国公司在其母国的影响来影响国家关系，比如我们通过波音公司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和通过石油公司来影响俄罗斯的对华政策，便是例子。扩展外交的深度不仅能有效实现相互之间的共同利益，而且还有利于扩大外交活动的回旋余地。

其次，积极参与和维持现有的国际机制，并对其某些不合理的方面进行变革。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现今的国际机制是依照维护西方发达国际利益为目的而制定的，是维护强权与霸权的工具，它并未从根本上保障弱小国家充分实现自己的抱负，是不合理的机制。它们希望改变现有的国际机制，使其更加公平合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自然也有同样的要求。没有国际秩序的国际机制是无法得到真正的实施，这是不言而喻的。目前，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彻底改变现有国际机制的现实能力，因此，积极融入现有的国际机制并在其中对一些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面进行变革是一条最有效的途径。

最后，有条件地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目前，国家主权依然是国际关系的基石。国家主权原则是一个国家能够独立自主处理自己的对内对外事务，不受其它国家干涉的权力。法泰尔说：

“不论以什么方式进行治理而不从属于任何外国人的任何民族就是主权国家。完全自治构成国家主权的内侧，而独立则构成它的外侧”。国家主权原则目前仍然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但是，由于内在的需求和外在的压力，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迫使各个国家跨越国界，把越来越多象征国家独立的主权权利让渡给各个国际机构，以便集体使用。让渡是为了共享，没有共享的让渡就构成了侵权行为。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有条件地让渡部分国家主权是可行的，也是必须的。我国以前一直把主权视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不可分割的，这对我国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机制、实施规模政治并非总是有利的。因此，我们要培养人类整体共存的意识，认清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代国际关系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实，在必要的情况下有条件地让渡部分国家主权。

综上所述，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全方位多边外交与合作型国际机制使国际政治越来越向“规模政治”发展，国际关系也越来越讲究互利、双赢、和谐。这种国际政治新现象与以往以权力和冲突为主要特征的国际政治大不一样了，我国在面对这种状况时不能墨守成规，而要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机制的修改、制定和执行，使自身更加适应“规模政治”的发展和需要，推动和谐世界的建设，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作者：钮菊生 陶 然

经济一体化与国家主权研讨论文 篇3：

浅论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现实意义

［摘 要］ 抗日战争时期，考虑到当时统一战线的复杂情况，毛泽东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又联系社会实际将抗日与民主改革科学结合，迅速壮大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重温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对于我们当前进一步增强对台统一战线的整合功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独”促统，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腾飞不乏借鉴作用。

［关键词］ 毛泽东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策略 现实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得到了巨大丰富。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贯穿着实事求是的活的灵魂，闪耀着科学的辩证法光芒，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本文拟对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现实意义作些粗浅的探索。

一、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通过总结“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经验教训，毛泽东针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杂构成情况，适时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原则，又在正确认识阶级斗争与民族战争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辩证地将抗日和民主改革结合，挖掘出民众空前团结的巨大潜能，谱写了抗战胜利的不朽篇章。这一时期毛泽东高明的统战策略、巧妙的统战艺术主要体现在：

（一）发展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三种基本势力的抗日态度和倾向作了深入剖析，并阐述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三个环节的重要性及其关联性：

发展进步势力是发展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发展进步势力，主要是放手发动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战争，积极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它人民武装力量，广泛发展共产党组织，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扩大争取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人民中间去。进步势力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者，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依托和支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的社会基础便是统一战线中这一左翼集团的壮大，它的壮大，直接关系到对顽固派的斗争能否收到实效，并进而影响到能否争取中间势力。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提出：我们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去扩大和巩固这个集团，这一任务的完成，是改造国民党、改造军队的基本条件，是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起来的基本条件，是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的基本条件，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条件［1］。

争取中间势力是发展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环节。所谓中间势力，是指在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上持中间政治立场的人，主要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这些数量较为庞大的势力有着极易动摇的态度，国难当头，他们有抗日的要求，却又想利用进步势力和顽固派的矛盾达其政治目的，其政治向背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故对于中间势力，我们的政策是积极争取。为了争取一切可能的哪怕是暂时的同盟者加入统一战线，1940年毛泽东把可以争取的中间势力扩充为：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内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而要争取中间势力，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

孤立顽固势力是发展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条件。顽固势力，主要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亲英美派的蒋介石统治集团为代表。他们不同于降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本身和英美同日本之间的矛盾促使他们起来抗日，但他们害怕抗战的进行损害其统治地位，是不可靠的同盟军，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又企图在对日作战中削弱甚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显然，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是可能的，且留的时间越长越有利，同时必须进行一定的斗争，以防御他们的进攻，消除中间势力存在的疑虑，保护进步势力免受损失。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制定了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方针——既坚持统一战线尽量把国民党留在抗日战线内又决不作无原则的让步，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2］，毛泽东强调，国民党绝非铁板一块，“对顽固势力也要争取与分化，即使打了他们，也还要争取他们。”［3］他主张“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斗争、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4］。

（二）发展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策略——将抗日与民主改革相结合。

发展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迫切需要民主改革。旧中国外部没有独立、内部没有民主，日本列强入侵使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但阶级矛盾依然存在，长期受剥削、受压迫的民众强烈期盼自身境遇的改善。结合抗战推动民主改革，适当调整各阶层利益，赋予广大人民基本的民主自由，才能更好地调动民众的参战积极性，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要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与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

经济上改善民生，协调各阶级物质利益。党在各根据地全面实施了旨在扩大抗日经济民主的政策：在农业方面，规定地主减租减息，又提倡农民交租交息；在工业方面，改善工人待遇，又确保资本家有利可图；在财政方面，废止苛捐杂税，采取合理负担政策，并落实“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开展自力更生的“大生产运动”，切实减轻群众负担。

政治上努力推行民主政治，争取民众参政权利。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率先垂范地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努力，大力声援国统区的民主宪政运动，积极支持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建立，且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在根据地则实行“三三制”原则，建立各抗日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政权，采用民主集中制的参议会制度，并因人制宜地运用“投豆子”、“画圈”、用香“烘窟窿”等选举方法，让广大劳苦民众真实享有参政权。

文化上重视国民教育工作，团结一切抗日文化团体。中共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为发展方针，将文化教育与抗战、生产有机结合，进行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启蒙教育、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教育和增强抗战胜利信心的民族教育，发挥文化的战斗力。另外，大力开展抗日文化运动，号召党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一切文学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5］。

改革实效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性：“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的有利条件”［6］。广泛的民主改革，在一定范围内确立了符合民众利益的新的经济、政治、文化秩序，空前激发出国民的抗日爱国热情；坚持独裁拒绝进行民主改革的蒋介石集团陷入孤家寡人的被动地位；慷然领导人民抗日、积极践行民主诉求的共产党深得人心，中国共产党在抗日与民主改革的有机结合下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导力量，中国命运之新民主主义航向开始展示［7］。

二、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对当代祖国统一大业的启示

在抗战胜利60多年后的今天，重温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策略思想，对于我们做好对台统战工作，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完成很有启发：

（一）正确运用区别对待原则——组建全面的反“独”促统战线。

实现完全统一，需要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台独”坐大后，岛内各种力量的统“独”态度也逐渐泾渭分明。新时期组建全面的反“独”促统战线，可以借鉴区别对待原则，对不同的力量采取不同的统战政策，从而，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第一，依靠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台湾人民共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与大陆人民在血缘、地域、经济、文化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台湾同胞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他们是实现祖国统一的基本依靠力量之一。绝大多数台湾人民始终通过各种方式果断批判“台独”谬论及其危害，坚决反对“台独”挑衅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反“独”求统的爱国之情溢于言表。而“台独”势力往往容不得两岸人民在统一方面的“心心相印”，刻意将台湾意识往“台独意识”上误导。当前的统战工作要着重在鼓励两岸人民增进了解、融合亲情方面努力。

第二，联合台湾在野党派和工商业者等群体一道遏制“台独”离散中华民族的图谋。坚持“九二共识”的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是台湾的三大在野党，它们对已沦为“台独”主体的台湾当局有很大制约作用；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被民进党视为争取票源之重点对象的台湾工商者，尤其是在大陆投资或就业的100多万企业经营者、工程师、技术人员等，更是呼吁“三通”、反对“台独”的直接力量。在政治派系林立、社会生态复杂的台湾岛内团结和争取类似群体，有利于挤压分裂空间，扩大“台独”孤立度。如去年的连、宋、郁之行，通过数家媒体的跟踪报道，岛内民众对大陆的发展面貌与和平诚意在一定程度上有了真实的了解，蓝绿阵营的民意支持度随之此涨彼落，民进党的支持率下滑到了2000年以来的最低点。

第三，坚决打击“台独”分裂行径，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争取绿营成员的积极转变。对以“台独”思维挂帅的台湾当局灵活运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是当前对台统战的一项迫切任务。一心想成为台湾“开国国父”的陈水扁制定了“宪政改造”、“公民投票”谋求“法理台独”的时间表，前不久又肆无忌惮地终止了“国统会”和“国统纲领”，将两岸关系推向爆发冲突的危险边缘。不言而喻，只有从思想、政治甚至军事上坚持不懈地与各种“台独”行径针锋相对斗争，才能确保两岸和平走向，《反分裂国家法》就为“台独”越过“底线”挑衅时对其行使武力提供了法律依据。必要的斗争之外也不放弃任何一线团结的希望，争取有原则的团结——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决不犹豫、含糊和退让，台湾当局若能改弦更张，回归“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就有了和谈的基础。

“台独”意识主导的“泛绿”阵营也难免分化。“台独”铤而走险，以两岸关系作为实现分裂主张和牟取个人利益的政治赌注，引起岛内民众怨声载道。任何稍能念及民众疾苦的人都不难明白“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深绿营员许文龙的“变节”就是很好的例子。在打击“台独”分裂行径之时还应注意不计前嫌地争取、宽容能脱离分裂迷途的醒悟者，“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九二共识’，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政党，也不管他们过去说过什么、做过什么”［8］，都可以作为反“独”促统的团结合作对象。

（二）科学结合当前目标与长远目的——促进两岸发展以推进祖国统一与民族复兴。

促进两岸发展是扩充反“独”促统战线的有效手段。自“统‘独’议题摆中间、民生问题放两边”的民进党上台以来，整个台湾就一直在停滞和倒退中摆荡，民众痛苦指数上升，求和平、求安定、求发展成为台湾民心所向，发展也是在野党派与腐败无能的民进党争夺选票的着眼点。克服意识形态的差异，“以两岸人民的福祉为依归，以民族的长远利益为考虑”，大力促进两岸互助发展，必定能争取到更多从发展中受益的台胞支持统一，能在发展“交集”上联合中间力量抵制“台独”分裂图谋。此外，在两岸互助发展中，大陆随之雄厚起来的实力在增强自身磁吸效应之余还能有力震慑与国外某些反动势力沆瀣一气的“台独”势力。

如上所述，发展可以推进两岸统一。反过来，两岸统一也将为两岸继续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源泉，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理想效果，这将是人民的福音，民族的幸事。促进两岸发展，发挥反“独”促统的最大合力，具体可以从两岸经济、政治、文化合作三方面下功夫：

首先，拓展两岸经济合作深度，关注广大台胞福祉。经济合作是双赢发展的直接渠道。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可以使台湾避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中被边缘化，搭乘大陆发展的顺风车扭转不利局势。而合作所孕育的两岸“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密切经济联系能强化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是继血缘、历史、文化之外连接两岸人民的又一重要纽带，如利益与大陆市场息息相关的台商，就已成为维护两岸关系稳定和发展的重要群体。再如，从去年大陆新水果政策中获惠的台南农民，在“三合一”选举中开始理性地用选票远离“台独”危害。我们应顺势引导两岸经济合作往纵深方向健康发展，尽快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将台湾人民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更牢靠地捆绑在一起，用经济行为来驱动更多台胞关注和支持统一。

其次，改善两岸政治关系，维护和平与发展趋势。政治氛围融洽才能营造出良好的发展环境。然而，台湾当局公开否认“九二共识”，频频破坏两岸政治对话、协商的基本互信，酿成两岸“经济热，政治冷”的不良现象，打破两岸政治僵局便是当前保证发展之顺利航向的一大任务。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可以积极团结台湾的政治力量，保持政党交流、基层党工互访等等良好势头，共商统一与发展大计，齐心协力落实好、发展好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汇集民间力量一道破除台湾当局“积极管理、有效开放”理念下的种种人为发展障碍；甚至还可以通过在野党派牵线搭桥，促成台湾当局早日就统一问题回到谈判桌前，一言以蔽之，两岸政治往来作用至关重要。

再次，扩大两岸文化交流领域，增强台胞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责任感。文化交流与合作为两岸经济、政治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和支持。“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9］。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伟大的民族精神，是我们求同存异、共谋发展的重要基础。共同延续中华历史、夯实民族根基，必须拨开“文化台独”的迷雾，阻止陈水扁之流剥夺台湾人民的历史归依感，必须拓展两岸文化交流领域，加深两岸文化研讨层面，以进一步发挥文化的纽带作用和爱国主义的号召作用，紧密团结我们的骨肉同胞为国家统一、民族昌盛共同奋斗。

“浅浅的海峡，国之大殇，乡之深愁”。两岸合则两利，分则两害。学习和借鉴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就应当切合时代主题大力促进两岸发展，广泛团结台湾爱国民众，尽量争取人数众多的有识之士一起反“独”促统，也希望台湾当局能无愧于炎黄子孙的根脉，积极转变“台独”思维，主动顺应统一潮流，与两岸人民携手同心共创中华民族的伟大腾飞。○

注 释:

［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95.745.

［3］［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8.274.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1.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7.

［7］谢忠厚.抗日与民主改革［J］.中共党史研究，1995，（5）.

［8］胡锦涛会见亲民党大陆访问团［N］.人民日报，2005-5-13.

［9］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专题摘编）［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501.

责任编辑 钟海连

作者：欧阳奇　谭双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