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安全论文

2022-04-16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篇1：

国家经济安全视域下中国特色经济全球化实践分析

摘要：经济安全是国民经济发展处于不受根本威脅的状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中国经济安全的关键在于选择了开放性、自主性和人民性等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全球化道路。中国借鉴西方有益经验，但又不同于西方理念模式的经济全球化实践，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霸凌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实现国家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

关键词：经济安全;中国特色;经济全球化;世界市场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国家经济安全视域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中国选择的开放性、自主性和人民性等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全球化道路，有效赋予了国民经济发展始终处于不受国际资本和市场根本威胁的可持续发展状态。

一、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所赋予的开放性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在世界先进生产力的成就上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马克思指出，国际分工及世界市场发展必然会促进商品交换的扩大和贸易往来的加强，并进一步释放社会生产力。资产主义机器大工业下的生产力基础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了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分工格局，经济全球化实现了巨大的发展。当代国际分工基本延续着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下“中心—边缘”双附属式的不公平的分工体系模式：农业国附属于工业国，东方附属于西方。西方社会在开拓世界市场的几个世纪里实现了持续繁荣和跃升。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等著作中，马克思提出了落后的东方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环境下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思想。马克思认为，由于世界市场塑造了世界历史的整体性，一国的生产力发展不仅规制于整体生产力水平，同时又有可能借助世界先进科技力量实现跃升发展。在“同时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成就上，东方社会通过“将历史的一切因素属于自己”或“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可以绕过一切从头开始的过程建设新世界，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触及世界市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近代以来条约口岸体系对朝贡体系的更替，但真正通过世界市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则起始于改革开放。在全球产业结构转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大势所趋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规律，自觉把握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时代主题的脉搏和契机，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所赋予的开放性使中国的发展摆脱封闭、孤立的“单线式”发展，实现与世界经济的互动互联，通过充分吸收“同时存在”的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一切积极成果作为自身发展的起点，实现跨越式发展，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四十年来，中国已经使数十亿人口摆脱了贫困，全球经济产出中国占比近20%。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兴办经济特区到共建“一带一路”，从自由贸易试验区到国际进口博览会，经济全球化所赋予的开放性成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最显著的特征。

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所赋予的自主性使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摆脱了特殊以太支配下的资本主义强制逻辑

马克思认为，资本推动了现代世界市场的形成，离开资本这个前提根本无法理解现代世界市场。资本普照的光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和特点，世界市场的扩张性、整体性、普遍性和支配性都深植于资本的本性。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其他国家、民族和文明原本发展的独立性会在经济自由主义的冲击下全面瓦解。无论殖民贸易中的暴力掠夺，还是国际贸易体系中的霸凌主义，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按照资本的逻辑支配世界规模的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

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问题。马克思指出，“同时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只是跨越发展的外在条件，而高效地“将历史的一切因素属于自己”的国家制度才是发展的内生要素。真正的建设性成果，“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2]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以及苏联、东欧国家的转轨失败等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这些国家开放过程中在资本“普照的光”的冲击下失去了对本国经济发展的控制权和主导权。中国对外开放的成功不仅在于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先进文明的发展成果，还在于中国在融入世界市场之前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确立并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废止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和外国不合理权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将土地和工业资产等核心资源集中在国家手里，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四十年来，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中，中国融入外部世界是自主和可控的，既不照搬西方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放弃自己的优势，而是将融入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动权和对世界市场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在1978年后新自由主义喧嚣、1989年西方的封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突袭、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当前逆全球化浪潮中坚定排除西方资本的强制逻辑，始终根据历史规律和人民意愿确定对外开放的方向和路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所赋予的自主性具有特别的意义。

三、秉承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所赋予的人民性使中国经济全球化道路始终朝着正确的历史方向前进

马克思指出，随着世界市场从资本主义中心世界向边缘地区的扩张，发生对殖民地的双重作用。尽管世界市场下旧社会束缚的破碎预示着新世界的曙光，但在资本主义统治下这一过程漫长且充满悲惨色彩。从15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扩张起，发展中国家一直是资本强制下非均衡性世界经济体系的附庸，“发达国家产业链高端—发展中国家产业链低端”的国际分工加剧了对发达国家依赖，深化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垄断资本不断“优先”配置全球生产要素，构建了被称为“微笑曲线”的U型全球价值链。发达国家占据品牌、研发、销售等高附加值链环，长期收获附加值低端发展中国家“血汗”让渡而来的低消费收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面对发展中国家动力强劲的实体经济增长，经济日益“虚拟化”“空心化”的发达国家以往通过国际贸易、产业转移等手段转嫁国内矛盾的方法失灵，西方政府转而引导舆论将新自由主义主导下国际经济秩序中财富分配内外失衡的结构性矛盾导向所谓“发展中国家贸易中的不平等竞争、掠夺性贸易与投资”等。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即使经历危机，美国1%的富人人口的收入增幅仍超过200%，而同时期的中产阶级收入增幅还不及40%。英国脱欧困境、法国“黄马甲风暴”就是今天西方制度危机的写照。

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未来新社会是“以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3]。社会主义根本价值取向是以人民群众为本、不断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长期来看，社会主义制度旺盛的生命力正源于社会主义制度能比其他制度带给人民更丰富、更稳定、更长远、更美好的生活。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从邓小平“群众拥护不拥护，群众高兴不高兴，群众满意不满意”，到江泽民“群众利益无小事”，胡錦涛“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再到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社会主义要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就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彰显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实现更高效率和更高公平的有机统一，不断走向共同富裕。四十年来，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所赋予发展目标的人民性使中国的经济全球化实践始终秉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而非资本逐利作为根本目标，拒绝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下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双重性和非均衡性，打破了近代史上世界经济一直被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霸权轨道和对国家现代化的“路径依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重大贡献。

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表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推进经济全球化不断向前的根本动因。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下，经济全球化的重塑在于全球化新生力量的推动。“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4]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发展理念将逐渐映射、影响到国际行为准则和国家交往方式。放眼全球，推进互利共赢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经济全球化必然主题和人类发展共识。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9.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3.

[4]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7-01-18.

作者：徐增文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篇2：

国家经济安全与安全例外条款的运用

摘要：美国本次232调查的结果不仅仅是针对中国钢铁加征关税，本案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其挑战了WTO“安全例外条款”。美国单方面认为国家经济安全属于WTO“安全例外条款”的范畴，将国家经济安全的定性问题抛给国际社会。自进入新时代以来，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纷纷提出“综合安全观”，认可经济安全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但是美国能否运用WTO安全例外条款为其以保护经济安全为目的而采取的措施进行免责抗辩，这需要回归对WTO安全例外条款的解释。为此，本文研究梳理了美国对国家安全的理解，以及从多维度对GATT第21条进行解释，以期从国家经济安全是否属于GATT第21条“基本国家安全利益”这一角度，对232调查的合法性进行分析。

关键词：国家经济安全;安全例外;基本国家安全利益;232调查

1 问题的缘起

作为中美贸易战的一部分，美国232调查亦来势汹汹。自2017年4月19日起，美国商务部根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节，自主发起进口钢铁对国家安全影响的调查，并于2018年1月11日发布《进口钢铁国家安全影响报告》。随后不久，总统特朗普签发了总统文告，对美国进口的钢铁产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作为受害国，要求与美国磋商，并向WTO争端解决机构起诉。然而美国却主张本次232措施的依据是WTO国家安全例外条款。[1]纵观《进口钢铁国家安全影响报告》全文，笔者发现美国所谓的保护“国家安全”，实为保护“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美国单方面将“国家经济安全”纳入GATT第21条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范围之内。该做法虽并非WTO实践中的首例，但是美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成员，该行为将对GATT第21条“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范围产生重大影响。“国家安全”范围十分广泛，缺乏统一界定，极易造成滥用。如果各国仿效美国做法，将对国际贸易秩序造成严重影响。[2]因此，本文试图分析美国232措施所保护的“国家安全”（实为“国家经济安全”）是否构成WTO安全例外条款中的“国家安全”。换言之，一国以保护国家经济安全为目的而采取的管控措施是否可以适用WTO安全例外条款进行免责。

2 美国对“国家安全”的理解

美国以进口钢铁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钢铁加征关税，并提出这符合GATT第21条安全例外条款。由于国家安全的政治性及敏感性，GATT第21条一直被视为WTO中的“君子协定”。在WTO的实践中，鲜有国家运用该条款进行抗辩，然而美国却打破了这一传统，并对“国家安全”的范围作出自己的解释，其中包括“国家经济安全”。本文拟从2018年美国《进口钢铁国家安全影响报告》以及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两个文件中，深入分析美国是如何对“国家安全”进行解释的，这对于从国家层面判断“国家经济安全”是否属于“国家安全”的范畴，十分有必要。

2.1《进口钢铁国家安全影响报告》

在本次232调查中，美国商务部要考虑的几个关键因素包括：（1）预期国防要求所需的国内生产;（2）满足预期国防要求的国内产能;（3）现有和预计可用的人力资源、产品、原材料、钢铁生产设备，其他对国家安全重要的供应和服务;（4）满足国防要求的钢铁行业增长要求以及确保此类增长的要求，如投资和研发;（5）进口竞争对任何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国内产业经济利益的影响;（6）进口替代导致的技能或投资流失、大量失业和政府收入减少;（7）削弱美国经济的任何相关因素。从这几个考虑因素以及该报告的论证思路中，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1）因为钢铁是国防建设所必需的，所以必须保证钢铁的国内产能能够满足本国的国防建设之需，而现在进口钢铁导致美国国内产能下降，国内钢铁产能不足以满足本国国防建设之需，因而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1]

2）退一步讲，该考虑因素中存在兜底条款。该兜底条款意味着即使钢铁与国防无关，但是只要进口钢铁削弱了美国经济，则亦属于威胁国家安全。这是基于美国将“国家安全”进行了扩大解释而得出的结论。在《进口钢铁国家安全影响报告》中，美国商务部将“基本国家安全利益”扩大解释为“对经济和政府的最低限度运作具有至关重要作用的特定行业的一般安全和福祉”或“美国维持国内生产能力以提供必要物资来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美国商务部认为经济与国家安全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在此基础上，美国商务部提出全球钢铁产能尤其是中国钢铁产能的过剩，将导致美国的国内钢铁产业份额加剧下滑、工厂关闭以及工人失业等，这将“削弱美国国内经济”，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损害。[3]

《进口钢铁国家安全影响报告》之所以将上述几个因素作为是否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判断标准，是因为美国商务部认可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而进口钢铁会影响美国国内钢铁产业的发展，故而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显然，在该报告中，美国把“国家经济安全”纳入“国家安全”的范畴之内。

2.2《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在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总统发布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在该报告开篇，特朗普总统就首先提到了复兴美国经济，并且将经济与军事、主权相并列。他多次提到了不公平的贸易实践损害了美国经济、要重建公平互惠的贸易伙伴关系等。报告第二部分明确提出美国之所以能够维持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来保护国家，正是因为经济的发展，经济繁荣是国家的支柱。通過对经济安全的大篇幅阐述，该报告认为，经济安全与军事、政治安全是同等重要的，正如特朗普所言，“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因而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国将“国家经济安全”包括在“国家安全”内。

2.3 小结

从美国多个官方文件所表达的态度来看，很明显，“国家经济安全”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美国学者提到，“美国安全对强大经济的依赖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没有一个确保我们经济强大的战略，我国在世界上相对的经济地位以及自卫能力都将陷入危险境地”。换言之，在政治、军事和经济这三个关键领域当中，经济安全越来越发挥着基础作用，与政治安全、军事安全一同组成国家安全。[4]

当今时代，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安全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美国认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确实有正当理由。中国、俄罗斯等许多国家也都纷纷接受“综合安全”的观念，认为“经济安全”是国家“综合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成员国所强调的“综合安全”（或“国家安全”）与GATT第21条安全例外条款所免责的“国家安全”是否指同一概念，则有待对该条款作出解释。

3 GATT第21条“基本国家安全利益”的理解

GATT第21条安全例外条款对“基本国家安全利益”的范围做出了较为清晰的表述，具体涵盖了五个方面：国家安全信息、核物质、军用物品、战争及国际紧急情况以及《宪章》义务。[5]安全例外条款第1款涉及“信息”，第3款涉及“宪章义务”，故这两款规定较为客观，然而第2款却对“基本国家安全利益”的判断添加了很大的主观色彩，这也是美国能够运用该条款为本次232调查措施的合法性进行抗辩的症结所在。WTO安全例外条款中“基本国家安全利益”的范围，一直以来都非常模糊，而且界定权不确定。笔者试图从文义解释、历史解释以及善意解释的角度，并结合WTO以往的实践对其范围与界定权进行厘清，从而对“国家安全”是否包括“国家经济安全”作出判断。

3.1 历史解释

对于条文的解释，一定要考虑该条文的制定背景。安全例外条款的出台是在二战结束后。此时，冷战一直是国际关系中的主题。因此，人们一直习惯把国家安全的概念界定为国家主权安全和军事安全，并且认为国家安全的核心是军事安全，只有军事安全了，才能有效地谋求和构建其他领域的安全。[4]所以对于各国来说，军事安全非常重要，其优先于任何其他国家权利与义务。因而在起草过程中，起草者认为“应该对安全予以一定的考虑以应对商业目的”。所以安全例外条款的制定初衷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军事安全。换言之，安全例外条款中的“基本国家安全利益”仅指“军事安全”。[1]

3.2 文义解释

虽然安全例外条款在制定之初仅给予国家为保护军事安全而采取措施的豁免权，但是这未免过于狭隘，不能够适应现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社会。因而对于条文的解释，仍需要结合条文本身的含义。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所以按照“基本”一词的通常意义，其指“绝对不可缺少的或必需的”。[3]另外，通过联系上下文，专家组与上诉机构在中国稀土案中对GATT第11条第2款（a）项中“其他必需品”进行解释时，涉及到对“基本”一词的解释。在该案中，专家组与上诉机构亦根据文义解释，得出与上文一致的结论。[3]故“基本国家安全利益”是指对于国家来说绝对不可缺少的利益。

那么哪些利益是属于“基本国家安全利益”？对于该问题的界定权由谁享有？GATT第21条提出的答案是“任何缔约国为保护国家基本安全利益对有关下列事项采取其认为必需采取的任何行动”。根据“其认为”的措辞，笔者得出，界定权确实是属于各个缔约国所有;但是从“有关下列事项”的限定词来看，缔约国在行使界定权时，不得任意使用。“基本国家安全利益”的范围应限于该条款所列事项的范围之内。

美国在本次232调查中，就提出“根据GATT第21条的规定，每一WTO成员拥有对其认为保护其基本安全利益所必要的事项作出自主决定的权利。”也有学者提出“基本安全利益”在总体上是带有主观判断性的，应由国家自行解释。但是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在1947年7月4日的日内瓦谈判中，美国谈判代表提出“对于国家安全需要给予一定的自由度，同时认为这确实是一个需要平衡的难题;一方面不能约定过紧，不能限制一些纯粹出于安全考虑的国家措施;另一方面不能解释的过于宽泛，导致一国以安全为借口而实施以商业为目的的措施”。故通过对安全例外条款的文义解释以及联系历史文献，笔者认为“基本安全利益”的界定权由各个成员国所享有，但同时国家在对“基本安全利益”进行解释时，不得过宽解释，滥用该条款。

3.3 善意解释

援用安全例外条款的成员在界定什么样的“安全利益”才是“基本国家安全利益”时，应遵守善意和诚信原则。[6]正如GATT理事会主席所说的“成员解释这些条款时的诚信将是防止滥用的唯一保障”。[7]所以并不是所有的政治的或军事的目标都能满足“基本性”的要求。[6]在GATT与WTO的历史中，以安全例外条款为抗辩理由的案例很少，而且国家尽量避免将国家经济安全扩展解释为安全例外。

綜上所述，从安全例外条款的制定目的到条文本身，GATT第21条的安全例外不应包括国家经济安全例外，经济安全不属于GATT第21条中的“基本国家安全利益”。[8]

3.4 实践解释——对1975年瑞典鞋案的分析

在1975年11月，瑞典对某些鞋类进行全球进口配额，并宣称该项措施符合GATT第21条的精神。瑞典的论证逻辑是：本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中包括经济防御政策→该政策要求在重要行业确保本国最低生产能力→鞋类进口引起本国国内生产能力的急剧下降→这对瑞典的经济防御构成严重威胁→结论：鞋类进口威胁国家安全。在该案中，瑞典以GATT第21条安全例外条款进行抗辩，认为这种生产能力对于保证在战时和国际关系紧急情况下提供必需品是不可或缺的，因而进口限制是维持国内行业生产必需的，对于保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但是，在GATT理事会的讨论中，其他成员国对瑞典这一措施持怀疑态度。最终，瑞典在1977年停止实施一些产品的配额。

在该案中，即使进口鞋类对瑞典国内鞋类生产带来冲击，但是这只能算作是威胁了国家产业安全（或国家经济安全）。[8]如果是为了保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可以援用WTO的其他例外条款，如保障措施条款。[6]所以瑞典对于国内遭受的损害，可以在WTO下寻找其他救济途径，而不是以安全例外条款为借口，实为保护经济安全。安全例外条款具有谦抑性，它只允许在特定情况下，成员才可以对损害其基本安全利益的另一成员实施贸易限制或制裁。所以在该案中，瑞典的措施并不符合GATT第21条的安全例外。曾有学者提到，“如果一个国家要说，保护制鞋业是出于国家安全需要，因为它们的军队在行进中要穿鞋，或者是保护金枪鱼行业，因为军队进食鱼类，还能用什么阻止这样的国家呢？”

瑞典鞋案是公认的唯一滥用GATT第21条的案例，原因在于其将第21条错误地用于救济产业损害。通过对该案的分析，笔者得出在GATT第21条的司法实践中，“国家安全”并不包括“国家经济安全”。安全例外条款不是为了保护国内一些重要行业生产与产品获得而授予成员的免责权。[9]

目前在多边贸易的司法裁判实践中，尚没有对“安全例外”条款较为完整的司法解释。[3]虽然成员国对“基本国家安全利益”具有界定权，但是该主观条件必须受到安全例外条款所规定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例如成员为维护核物资、特定军用产品贸易和军用服务贸易等利益而采取措施。它仅仅是对成员面临实际的政治、国防、领土、境内国民安全和国际和平安全危机情况下提供的救济，不是对经济上的危机和困难提供救济。[9]故“安全例外”条款不能成为国家经济管控措施的保护壳。

4 国家安全在经济领域的延伸

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在经济领域的延伸。[8]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已在各成员国国内获得认可。随着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的渗透，世界各国成为了国际经济多米诺骨牌中的一环。国家利益的关联性不断增强，随之国家之间的军事斗争不断减少，进而转向经济合作。由此带来的国家利益的变化也导致了国家安全观念的更新，使得国家安全的内容有了明显的扩展和延伸。其中，经济安全被大大加强，地位日益突出，甚至比军事安全更引起各国关注。然而GATT第21条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范围却不能扩大解释到保护国家经济安全，该结论能否继续适用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7]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GATT第21条的制定背景限制了起草者的视野，导致“经济安全”没有包括在“国家安全例外”之中。但是当今时代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可谓不分伯仲。那么GATT第21條是否也应该随时代的发展，做出与时俱进的改革，这需要WTO所有成员国的共同努力。

5 结语

此次美国在232调查中，公然违背惯例，运用安全例外条款来为保护“国家经济安全”进行抗辩，这实为对该条款的滥用，并不符合GATT第21条的应有之义。但是美国在232调查中运用安全例外条款却并非偶然。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各国都试图突破安全例外条款在多边贸易体制内所维护的军事、政治等传统安全利益，要求赋予安全例外条款新的安全理念和内涵。[5]虽然当今大多数国家仍本着善意与诚信原则，避免使用GATT第21条安全例外条款来对本国经济安全进行保护，但是国际环境已经发生变化，经济安全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军事、政治等传统安全观不足以应对当今国家安全的保护。

虽然在目前WTO框架下，安全例外条款不能适用于保护国家经济安全。但是随着对WTO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以及国家经济安全的地位越来越高，GATT第21条安全例外条款亦应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与时俱进。也许在未来，“国家经济安全”可能被纳入“基本国家安全利益”的范畴中。[3]

参考文献

[1]谭观福.论美国232措施的WTO规则依据[J].中国物价，2018，（09）：54-57.

[2]岳树梅.中美贸易摩擦的共性与个性分析[J].人民法治，2018，（10）：25-30.

[3]彭德雷，周围欢，杨国华.国际贸易中的国家安全审视——基于美国232调查的考察[J].国际经贸探索，2018，（5）：91-104.

[4]李向京.WTO例外条款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研究[D].长沙：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5]张荣辉.WTO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困境及解决办法[D].开封：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6]陈卫东.WTO例外条款解读[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7]安佰生.WTO安全例外条款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3，（3）：125-131.

[8]孔庆江.国家经济安全与WTO例外规则的应用[J].中国社会辑刊，2018，（5）.

[9]李巍.新的安全形势下WTO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问题[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104-112.

作者：纪宁宁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篇3：

关于国家经济安全内涵界定的讨论

【摘要】文章梳理了国家经济安全研究文献中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界定，将现有文献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阐释为状态观、能力观、状态加能力观3类。在此基础上，文章讨论了现有国家经济安全观所存在的概念泛化、风险来源泛化、严重程度泛化等问题及这些问题对国家经济安全研究造成的不良后果，最后提出了修正后的中国经济安全内涵。

【关键词】经济安全内涵；状态观；能力观

1 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界定

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进行科学界定是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基础。现有文献对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已经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讨，但并未能得出一致的结论。通过对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我们大致可以将国家经济安全内涵的观点归为状态观（条件观）、能力观、状态加能力观3类。

1.1 状态观

状态观认为如果一国经济达到某种规定的状态（或条件），那么该国经济就是安全的。例如：李金华（2001）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国经济运行平稳，经济发展过程中风险很小或没有风险的一种状态。而当国家经济在无风险或风险小的状态下运行时，其对国家政治稳定、军事实力等就不构成威胁，国家就处于安全状态。宿景祥（2006）则认为经济安全是经济和政权机构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具有在内外环境不利时国家仍能捍卫和保障自身利益的能力，这里尽管提到能力但强调的仍是状态，认为状态本身就具有能力。叶卫平（2010）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指的是一个国家经济战略利益的无风险或低风险状态，主要表现为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主权不受严重损害，发生经济危机的风险可控。

1.2 能力观

能力观认为如果一国具有某些规定的能力，那么该国的经济就是安全的。例如：赵英（1994）把国家经济安全定义为国家经济竞争能力及国家经济抵御国内外各种威胁、侵袭以维护国家存在并不断发展的能力。陈首丽和马立平（2002）则强调了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经济安全能力内涵存在差异。首先，对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而言，若该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内能够抵御大的天灾人祸，对外能够保持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特别是在高新技術领域保持领先，该国就处于经济安全状态。其次，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来说，如该国能利用后发优势发展本国经济，在此过程中，不受到来自发达国家的过多干预控制；保持民族经济发展的同时，又能够融入到国际经济合理分工体系中，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在某些领域形成国际竞争优势，就认为该国经济处于安全状态。最后，对于转轨经济国家来说，如果经济发展基础稳固，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能够有效地控制经济运行，在形成新的经济秩序过程中，能够抵御和补偿非干扰，在利用后发优势的发展中，能够形成并保持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不受到来自发达国家的过多干扰抑制，那么其经济就是安全的。这里尽管多次提到状态，但从具体内容看强调的是能力，认为国家具备相应的能力是达成经济安全状态的关键。

1.3 状态加能力观

更多的文献把国家经济安全看成是经济安全状态和能力的结合。例如：马林、雷家骕（2002）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国经济在整体上主权独立、基础稳固、健康运行、稳健增长、持续发展；在国际经济生活中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自卫力和竞争力。郭秀琴（2006）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利益不受内外部因素的威胁和侵害，从而保证国家经济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和能力，而实现经济安全目标的途径是在积极对外开放时，保护、调节和控制好国内市场，确保本国经济利益。这些定义中，前半截基本是在描述什么样的经济状态是安全的，后半截则指出达成安全状态的能力。

2 现有国家经济安全观存在的问题

总的来看，国内的国家经济安全研究文献较为丰富，不少研究也取得了不错的研究成果，但在对国家经济安全内涵的界定上，现有研究普遍存在3个方面的“经济安全问题泛化”的倾向：首先，普遍将国家经济安全、经济稳定和经济发展3个概念混淆。这就把凡是影响到国家经济发展或经济稳定的因素都纳入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中，结果导致经济安全问题成为一个筐，可以随意地把经济稳定、经济发展甚至经济改革有关的问题统统往里塞，于是许多与经济发展、稳定和改革有关的宏观经济变量换个说法就变成了国家经济安全指标。其次，在对国家经济安全威胁因素来源的认识上也存在泛化倾向，把无论国内或国外对本国经济安全的影响因素都视作威胁来源。由于内外部经济安全影响因素众多，导致经济安全研究的边界被无限放大。典型的如杜旭宇（1999）把国家经济安全规定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所需的内外诸要素的安全。最后，不考虑各因素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的严重程度大小，把凡是对经济安全有影响的因素都纳入研究范围。

以上3种泛化倾向共同导致的结果首先是使国家经济安全指标泛滥，有些文献给出的指标多达上百个；其次是对指标的经济解释难以深入，指标多到一定程度，对每个指标的关注度就会随之下降，指标监测值所反映的经济内容的分析自然难以深入进行。

针对前2类的不良倾向，张幼文（1999）的安全概念中强调了外部冲击是国家经济安全威胁来源，并分狭义和广义定义经济安全，认为国家经济安全狭义上指开放经济下一国如何防止外部冲击引发本国经济动荡和财富流失，广义上则是指国家各种维护本国经济利益免受各种外部非军事政治因素冲击的战略部署。顾海兵等人（2007）在区分了经济安全、经济发展和经济稳定3个概念差异的基础上，同样认为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来自外部的冲击。顾海兵等人认为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应该是前提和目的的关系，即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经济才可能健康发展；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稳定之间则是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影响经济稳定的因素很多包括了国内和国外的因素，但对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因素的研究应侧重于外部因素。

针对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中的内涵泛化问题，顾海兵等人（2007）把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严格界定如下：“通过加强自身机制建设，使我国经济具备抵御外来风险的能力，以保证我国经济在面临外部冲击时能继续稳定运行、健康发展”。这个定义框定了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边界，把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因素严格限定为外部冲击，并且说明外部冲击是通过内部一定机制的传导才最终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的。由此，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及时识别和监测外部冲击来源，探究这些外部风险因素是通过本国内部的怎样的传导机制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的，可能的传导机制包括政治经济制度设计缺陷、经济各部门相互影响机制等。重点研究传导机制的原因是因为对于外部冲击的发生我们经常是无法加以控制的，如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等的发生既难于预测也无法阻止，而只有本国内部的传导机制才在我们的可控范围之内，解决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只能是想办法切断这些传导机制。

而针对上述的第三种泛化倾向，雷家骕（2006）、叶卫平（2010）均认为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不是一般的经济利益不受内外部因素的威胁和破坏，而是重大的和根本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的状态。叶卫平认为把一般的经济利益受损列入国家经济安全的范畴，研究就会变得漫无边际不得要领，或者因负担太重而影响其主要功能的发挥。而所谓国家重大或根本的经济利益的损失，余根钱（2004）认为一方面指的是一国国民的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经济运行的状况急剧恶化，经济发展严重受阻乃至于出现衰退等，另一方面则是指重大损失的发生具有突发性，即经济运行状况突然在短时间内迅速由好转坏。余根钱认为凡不具备以上2个特征的就是一般的经济问题。

3 修正后的中国经济安全内涵

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我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应界定如下：通过加强自身机制建设，使我国经济具备抵御外来风险的能力，以保证我国经济利益在面临外部冲击时不发生重大损失，始终处在无风险或低风险状态。我们认为，相比现有文献的各种国家经济安全内涵界定，本文的这个定义更科学、严谨和完备。首先，国家经济安全的冲击因素限定为外部因素；其次，外部的冲击因素只有可能对本国的经济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时，才把它上升到国家的层面来认识，否则就只是一般的外部经济影响因素。前2点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进行了更为严格的限定，可以大大地缩小经济安全研究的范围，使得研究焦点集中在更能反映国家经济安全本质的问题上。最后，可以通过观察我国经济是否处于低风险和无风险的状态来判断其是否安全，而达成本国经济安全的手段应该是通过完善自身机制，形成抵御外来风险的能力。在这里对状态观和能力观并重，并不偏倚地强调某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即认为经济安全与否的状态表现和达成经济安全的能力都应该属于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范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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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旭宇.关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研究综述[J].理论前沿，1999（16）：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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